從18日魏景亮的實名舉報，到19日農業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入駐，核實調查舉報問題，再到22日農業部官方發布通報調查結果。針對這一事件，官方用4天時間調查來回應社會關切，平息“躺槍”的轉基因輿論。
這在過去難以想象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黃大昉稱，應該肯定農業部這次的工作是及時的，跟以前的工作作風是不一樣的。
不過，在這4天時間里，舉報者的身份被反轉人士利用，盡管舉報者言之鑿鑿稱“自己支持轉基因技術，舉報僅針對轉基因檢測中的程序造假問題”，卻阻擋不了反轉人士試圖再次將轉基因安全管理的程序問題與轉基因的安全性混淆的努力。當然，舉報的背後也折射出轉基因無法產業化所導致的大量轉基因檢測實驗室閑置的問題。
農業部查實有轉基因中心管理不規範但非“造假”
日前，官方公布的通報公布的調查結果稱，魏所舉報的轉基因檢測中心存在違反檢測中心檔案管理和人員管理規定的行為，“有檢測過程和檢測數據等原始記錄，不存在檢測工作和檢測數據造假問題，但未將原始記錄等材料交檔案管理員歸檔。”
業內對此評價僅為“管理方面的不規範”，而非“造假”。
需要說明的是，轉基因檢測實驗室與轉基因安全性評估機構完全是兩回事。
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解釋說，轉基因檢測實驗室是進行某種農作物或者家畜是否轉基因的定性和定量測定的。給出的結論是否轉基因和含有多少特定的轉基因成分，結論不涉及安全性。
至於一個完整的轉基因作物安全評估所需的全部實驗，他解釋說，這是任何一個實驗室都不能夠全部做到，因為安全評估要進行的項目非常多，有動物食用安全性、目的基因產物毒理學實驗、環境微生物影響實驗，環境動物影響實驗(比如對環境中的魚類，爬行類，哺乳類動物的影響，有的要做10種動物)等。
姜韜提到，從操作層面上講，學術目標的不同、學術利益的差異，都是對轉基因安全性的最大保障。比如檢測機構，就學術目標而言，會以更加專業敏感甚至求疵的態度關註轉基因安全性。具體來說，如果測定結果是陰性，表明轉基因沒問題，有工作價值，但沒有學術價值。如果測定結果是陽性的話，表明轉基因安全性可能有問題，那從學術層面來講，意義將相當重大。自然不會有科學家願意放過這一機會的。而這更是轉基因安全性保障的一個重要機制。
轉基因技術意外“躺槍”
至於轉基因這次“躺槍”的原因，黃大昉認為，輿論中的反對聲音仍然是將轉基因安全管理的程序與轉基因的安全性這兩個概念給混淆了。他說，“一定要警惕偷換概念這種情況，否則會對老百姓造成更大的誤導。”之所以這次仍然會被誤導帶往轉基因的方向，是由於長期以來輿論積累的結果。最初民眾對轉基因不了解，有懷疑，這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後來被人利用，將轉基因妖魔化，無限的誇大。
對此，他說，其實我並不贊成簡單的將人群分為“挺轉”、“反轉”。那些對轉基因有看法的公眾，大部分是出於不了解，不能簡單的將這部分人群由於不了解而生出質疑就將他們視為“反轉”。對於這部分人群，需要進行反複解釋，也許他們才會慢慢明白過來。不過，也確實存在一部分反對轉基因在中國發展的勢力，他們不擇手段，包括制造謠言。
面對當前轉基因現狀，黃大昉認為，絕不是依靠一時的宣傳、領導的表態就能夠解決的，可能還需要想當長的時間。但越是這種情況，越需要站在國家戰略層面，在加強監管、改進工作、加強科普宣傳的同時，積極推動產業化。農業部的態度需要明朗，不能夠含糊、躲閃，更不能因為有反對意見就停滯不前。
專家認為成立轉基因檢測中心有必要
舉報涉及的檢測中心，掛靠在農科院畜牧所，主要開展轉基因動物和飼料的成分檢測、轉基因飼料的飼用安全評價及轉基因動物環境安全評價工作。不過，該中心卻存在長期“吃不飽”的情況，即不能滿負荷運轉進行檢測工作。
其中的原因，據《南方周末》報道，轉基因食品安全資深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雲波稱，由於目前中國還沒有任何轉基因動物產品獲批，也沒有產業化，雖然美國2015年底批準了轉基因鮭魚(三文魚)上市，但並未出口到中國。這導致包括農科院畜牧所在內的轉基因動物檢測中心並沒有真正運作起來，長期不運作，也就可能出現管理不規範的現象。
既然如此，這類“空轉”的檢測機構，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呢?
姜韜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表示，這不能用簡單一句話來說。因為轉基因檢測實驗室的設立和建設都是經過論證和審核，是跟轉基因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匹配的組成部分，其主要依據是對轉基因產業化進程的預期。正是由於近年來轉基因產業化進程大大滯後，導致了近幾年轉基因檢測實驗室過剩，日常運行無轉基因材料可以檢測。
他說，如果轉基因實現了產業化，同時立法表明要對轉基因進行標識，將會帶來日常食品的轉基因標識檢測工作量，同時按目前一部分反對人士的做法，即使政府一再表明經過安全評估允許上市的轉基因產品是安全的，全國可能出現的人為轉基因糾紛或官司，怕是40來個轉基因檢測實驗室也招架不過來。
姜韜認為，轉基因檢測實驗室的數量不僅跟以前預期的產業化速度和規模，而且跟轉基因標識立法以後的社會反應密切相關，而後者是很大的不確定因素。不過，在他看來，轉基因檢測和轉基因標識都跟安全性保障沒有關系，目前的轉基因檢測是暫時的，未來公眾一定不再在意是否轉基因。因此特意設置轉基因檢測實驗室越少越好。最經濟的辦法是不單獨設置，而是充分利用已有的實驗室和人員，全面節省社會成本。
黃大昉也對本報表示，成立檢測中心是必要的，不能出現等到轉基因產業化已經向前推進，但是檢測中心跟不上的情況。同時，也不能因為可能出現的管理不規範的情況而否定檢測中心。而且，具體分析也可以發現，比如涉及轉基因植物的檢測，如果發現哪些地方混入轉基因作物或成分，檢測中心就會立刻派人前往檢測，他們的工作也是非常緊張忙碌的。
他說，“一旦發現情況，沒有權威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