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積極推動主權債的有序重組，鼓勵巴黎俱樂部適應不斷變化的官方融資結構，這些方面成為剛剛閉幕的G20杭州峰會在金融領域四大議題之一——“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重要內容。
這一此前不常被提及的概念究竟對全球有何種價值?對中國而言又意義幾何?
警惕主權債務風險
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陳曦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主權債務重組是應對主權債務危機、保障全球金融穩定的重要手段。
“與企業發行主體不同，主權政府在面臨債務危機時無法選擇破產清算，進行主權債務重組是其擺脫債務泥潭、防止危機繼續蔓延最重要途徑。在波及全球的歐債危機中，以希臘為代表的危機國家就在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的幫助下，實施了大規模的主權債務重組，以減輕主權債務負擔、防止危機繼續惡化和蔓延。”陳曦稱。
金融危機後，“宏觀審慎”的概念得到全球的高度關註，而防範主權債務風險則是關鍵一環。
由於可以調動更多的資源並且掌握貨幣發行權，主權政府通常被認為具有較高的信用級別，但違約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據穆迪統計，1997~2009年就有18個主權國家發生過19次違約，如果考慮之後的希臘違約與阿根廷技術性違約，那麽違約數量則更多。
中信建投表示，由於債務規模較大、涉及債權人眾多、對市場信心沖擊劇烈等原因，主權債務危機與違約通常會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拉美主權債務危機、俄羅斯主權債務危機以及最近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概莫能外。
國際金融危機後，主權債務危機受到了更多關註。首先，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主權政府的償債能力也隨之急劇下滑。其次，為促進經濟複蘇，全球主要經濟體采用刺激性財政政策與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債務水平急劇上升。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2015年末全球43個主要經濟體債務占GDP比重平均為235.3%，其中發達經濟體268.2%，新興經濟體179.3%;政府部門債務水平均值為67.6%，其中發達經濟體高達107%。
G20聚焦主權債務重組
雖然主權債務重組是對債務國與債權人都較為有利的選擇，但在實踐中，債務重組的效果並不理想。
陳曦對記者表示，債務國的道德風險、債權人協作困境(通過法律訴訟獲得全額賠償的心理)是兩大難題。
在此問題上，巴黎俱樂部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辦公地點設在法國財政部的非官方組織巴黎俱樂部是一個專門處理主權債務重組的機制，為負債國和債權國提供債務安排。中國擁有巴黎俱樂部的觀察國家地位，但不像該組織的21個成員國那樣參與債務重組協商。
陳曦表示，巴黎俱樂部機制的問題在於，即便某個債務國存在濫用債務重組的現象，但出於政治等其他考慮，債權國往往會繼續提供貸款，從而加劇“賴賬”傾向，導致債務國道德風險上升。
為了抑制這一系列問題，巴黎俱樂部在債務重組過程中引入了“臨近違約原則”與“條件性原則”。前者是指債務國向巴黎俱樂部請求債務重組，必須以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其確有進行重組的必要;後者則指債務國在巴黎俱樂部進行債務重組必須以該國開始實施改革以解決其支付困難為條件。
二戰以來，主權國家主要融資方式經歷了由雙邊官方貸款向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再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向債券融資的轉變。與此相適應，巴黎俱樂部、倫敦俱樂部、債券互換等重組機制相繼出現並發展起來，逐步形成目前主權債務重組領域“三駕馬車”並行的格局。
眼下的問題在於，由於缺乏統一的重組框架，現有三大主權債務重組機制未能有效解決不同類型債權人之間的協作困境問題，也有專家建議，建立全球統一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
中國或加入巴黎俱樂部
隨著中國對外金融凈資產數額越來越大，G20改善主權債務重組的努力，從長遠來看，對中國將會利大於弊。
今年2月，法國財長薩潘邀請中國成為巴黎俱樂部的正式成員。據悉，IMF副總裁張濤此前在巴黎俱樂部60周年慶典上表示，“要不要成為正式成員，這是我們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我們目前正在尋找解決方案。”
IMF總裁拉加德在這次G20峰會上表示，隨著中國和巴西等部分新興市場成為大債權國，巴黎俱樂部應該吸收更多國家加入。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發文稱，近兩年來，中國杠桿率不斷上升，中國的債務水平和杠桿率上升的速度引發了一定的擔憂。不過中國的債務仍以內債為主，中國不需要太過擔憂外債問題。但是，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上升，中企“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的對外投資有了長足的進步。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截至2016年一季度，我國對外金融資產達到62246億美元，對外凈資產16150億美元，其中債券投資1171億美元。
CF40認為，從投資者角度來看，主權債務重組機制對我國的意義越來越重大。只要是投資，就面臨風險。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如果信用風險真的發生了，而債務無法實現重組，無論對債權國還是債務國，都是很不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