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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診療需與限抗令結合,醫生動力和能力是關鍵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621/156761.shtml

分級診療需與限抗令結合,醫生動力和能力是關鍵
村夫日記村夫日記

分級診療需與限抗令結合,醫生動力和能力是關鍵

抗生素的濫用不僅短期內使得醫療費用上升,長期可能產生的耐藥性會更大程度加重支付負擔。

文|Latitude Health

在分級診療的大背景下,基層藥品目錄正在逐步與三甲一致,很多藥品又能回到基層了。不過,隨著基層藥品使用範圍的擴大,對於處方行為的監管卻沒有跟上,這將使得很多針對三甲的嚴格監管體系面臨較大的缺口,最終達不到政策的效果。以限抗令為例,現在大醫院門診輸液都在逐步減少並向未來逐步取消過渡,但對基層醫療體系的抗生素使用管理卻依舊非常薄弱。

用藥安全的一大核心挑戰是抗生素使用。曾有媒體報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調查顯示,我國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超過46%,在使用量、銷售量列在前15位的藥品中,抗生素占了10種”。而農村的抗生素使用情況更是嚴重,有報道顯示“78.5%的農村居民在感冒時會服用抗生素類藥物,而德國一項同類研究中,服用抗生素的農村居民僅為10.5%。”

抗生素濫用短期內的體現是增加不必要的醫療支出,增加醫保和個人的負擔。但抗生素濫用長期的影響會更大,一旦產生耐藥性,意味著治療難度增加,病程可能變長,治療慢性病所需花費的費用會成倍增長。而且,長期影響不如短期那樣可以直接通過數字顯示,但卻更大程度地加重了支付負擔。

在農村地區和基層,抗生素過渡使用的原因之一是醫生收入問題。醫生無法通過服務費用來養活自己,只能通過跑量增加藥品收入,抗生素自然是利潤較高的一塊。這一點也體現在那些相對藥品收入較低的科室上,比如兒科的全身抗感染藥品使用比例在基層是最高的,接近30%。除了醫生的藥品收入,解釋基層抗生素使用比例高的另一個原因是服務能力,在醫生缺乏能力判斷具體疾病的情況下,往往會采用使用廣譜抗生素的辦法,這一點在美國也是如此。

根據蘭德公司在2015年的一項調研,美國首家上市的遠程醫療公司Teladoc的醫生在開處方的時候,使用廣譜抗生素的比例高於線下醫生。雖然遠程問診的服務對象大部分是50歲以下的中青年患者,且主要解決的是感冒等小病,但遠程問診服務過程中,抗生素使用的比例竟然還高出線下3個百分點。從這個例子可以推斷出,當醫生缺乏直面病人的深入了解和長期病史信息的時候,可能會選擇比較保險的辦法,導致廣譜抗生素使用比例增加。

因此,要想控制抗生素這一藥品大頭的支出,必須要從醫生動力和能力兩個方面入手。基層醫療過去幾年的藥占比下降最快,這主要是因為政府在基層加大基藥的使用、推行低價藥等措施。鄉鎮衛生所藥品收入占比從2009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28%,但門診均次藥費持平沒有下降,人均住院藥費反而增加了接近100元。可見藥占比下降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分母變大,除藥品之外其他費用上漲導致,本身用藥支出並沒有下降,究其原因仍然是醫生的動力。如果不能改變醫生收入的結構,將無法避免他們在診斷和開處方的時候受到經濟利益的幹擾,試圖壓低藥占比的硬指標也不能改變這種情況。長期下去,以抗生素為代表的藥品濫用將大量增加長期醫療開支。

但是,僅憑收入結構調整也是不夠的。在農村和基層市場,要想避免不合理用藥的情況,提升醫生能力,配備必要的技術手段是幫助醫生作出正確診斷的前提。從美國的遠程醫療例子可以看出,醫生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更容易因為保險而做出過度醫療的決定,這在中國基層也是類似的。假如基層醫生的能力不提高,各類診斷的支持體系未能及時建立,那麽醫生很有可能因為不確定而過度反應。因此,如果要分診能夠有效的落實下去,切實提高基層醫生的能力和收入是關鍵,否則即使進行基層的強監管也無法限制以抗生素為代表的各類藥物的濫用,無法去提升用戶對基層醫生的信任度。

綜上所述,作為藥品支出的一個重要環節,抗生素使用和醫療費用的上升息息相關,最近幾年對藥占比的管控其實並沒有壓縮藥費的金額,尤其在基層,醫生能力不夠、信息不足,檢查條件差等因素導致了過度反應,帶來抗生素的濫用。要想改變這種情況,減少藥品上的浪費,就必須從醫生的經濟動力和服務能力兩方面改變,才能起到長期控制藥品支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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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診療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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