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一到兒童節，我就會不由自主地回憶起兒時，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小學三年級前，我一直在老家跟隨我的祖父和祖母。那是一九七〇年代，當時我的父母在外地工作，他們工作繁忙，又有兩歲的妹妹，因此無暇帶上我。於是，我就從一年級讀到了三年級。
小學距離我家的房子很近，百米不到。這座小學興建於民國時代，系由海外華僑捐資而成。村子周圍方圓十多里，只有這座小學，因此鄰村的孩子都在這里上學。校舍有兩座，相對而立，每座有四間教室，還有一座教師辦公用房。中間是一座祠堂。走進祠堂大門，擺放著一臺乒乓球桌，其中有天井，有偏房，最後是兩間教室。祠堂正中前有操場，有兩個籃球場。北邊教室外有一個池塘，一條小渠流水潺潺，將清澈的水註入其中，然後又從池塘的另一個出口蜿蜒地向前方流去。池塘旁邊聳立著幾顆大柳樹，春天時，柳芽初展，一片嫩綠，映著池水，風景如畫。
那時雖然仍在文革時期，但是革命的風暴在這里似乎都偃旗息鼓了，因此教學井然有序。教我語文的是道添老師，教我算術的是美勇老師，雖然他們都是民辦教師，但是教學水平並不低。道添老師教我們拼音時，要求我們朗讀並背誦字母表和拼寫規則，由於每天都在讀，到後來大家都倒背如流了。直到今天，我用的就是拼音輸入法，使用起來得心應手，這與道添老師的用心教授分不開。道添老師在教我們寫字時，會把筆畫筆順講得一清二楚，然後又讓我們每天朗讀背誦口訣。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字要寫得好看，筆畫筆順不能寫錯。今天我的字也寫得不錯，但這一切仍然要歸功於道添老師。美勇老師教算術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讓我們大家朗讀乘法口訣，上課時大家放開喉嚨大聲讀，讓人仿佛置身於語文課中。到最後可想而知，口訣自然也是倒背如流了。
那時候，我的學習成績優異，其實我並不聰明，只是我喜歡上他們的課罷了。每天傍晚黃昏時分，我都會搬一條板凳當做書桌，再搬一條小凳子，認認真真做作業，如果沒有做完便不吃飯。這時候，我的祖母總會說，勤心讀書會做官。有一個同學叫光章的，住在同一個院子，他在上房，我在下房。光章的大姐非常關心光章的學習，每次考試以後，他的大姐總要偷偷問我考幾分。似乎我每次都要考得比光章好兩三分，而每次光章似乎都被他的大姐罵一頓。光章的父親是理發的，母親是聾啞人。但就在這個家庭，恢複高考後，光章和他的哥哥同時考上大學，他的哥哥考上了廈門大學，而光章考上了鋼鐵學院。
因為我那時學習良好，所以道添和美勇老師也特別喜歡我。記得有一次，我得了麻疹，道添老師讓我回家養病，足足有三四天。而在這幾天里，道添老師怕我功課到時跟不上，竟然連新課都不上了。至今想來，我仍然感激道添老師。美勇老師有時會跟我開玩笑，有一次在辦公室里，他問我，男人和女人有什麽區別。我的回答是，女人有長發，男人沒有。辦公室里的老師都笑了，美勇老師也笑了，我也傻傻的跟著笑。美勇老師經常在上課的時候表揚我字寫得好，答題認真，因此將我的試卷張貼在墻上讓同學們學習，這樣的舉動又不斷增強我的學習信心。
我幼年時曾經得過一場大病，我的父母起先懷疑我的學習能力，可是我的祖父幾次將我的學期成績單寄給他們後，他們終於對自己的判斷發生了動搖，從此以後不再懷疑了。其實那時根本沒有人逼我讀書，老師的教學也很寬松，學生沒有考試壓力，祖父、祖母和我的父母也不指望我書讀到那里，但是我就是喜歡讀書，每天都盼望著道添老師和美勇老師能給我上課，並且最好沒有星期天。
那時候，沒有上課的日子更值得我懷念。我會跟著小夥伴爬到山上去抓地鱉蟲。地鱉蟲，一種中藥材，長得與蟑螂差不多，但個頭比蟑螂小，全身光滑，深棕色，生活在石縫里或石頭下。我們或用鐵鉤將地鱉蟲從石縫里鉤出，或搬開石頭直接捕抓，一個上午可以抓到一小袋，然後賣給藥材商。有一次幾個人搬開一塊大石頭，里面的地鱉蟲密密麻麻，大夥歡呼雀躍，抓也抓不完。還有一次，我翻來一塊石頭，其中竟然有一條小蛇，嚇得我一溜煙跑了。
沒事的時候，還可以去扒柴。說是柴，其實就是落在地上的松針，顏色是枯黃枯黃的，放進竈里一燃即著。我會和小夥伴們往往一去就是一個上午，扒滿一籮筐背在身上回家，這時候，祖母是滿心的歡喜，一個勁地贊揚我，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勞動的無上光榮。最喜歡做的事是抓魚。抓魚不用走很遠的地方。在我的祖屋的背後，有一條小渠。這條小渠通向池塘。我們會選取一段小渠，在首尾築起一條“水壩”，將其中的水舀幹，魚蝦於是就直接暴露在我們面前，任憑我們抓捕，那種快樂無法用言辭表達。
時光荏苒，幾十年彈指之間。我們再也不可能回到少年時代了，但是我仍然無比懷念那個已經逝去了似乎是很遙遠的時代。僅此紀念六一國際兒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