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香港躊躇滿誌，打定主意要在創新創業方面有所作為。不過，創業需要的是一個完整的生態鏈。一切還是不確定。
i 黑馬 崔婧 12月30日報道
兆靜現在是一個家庭主婦，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5歲的孩子上下學。在香港有很多這樣的家庭主婦，因為香港公司的制度非常嚴格，請假都會按小時來計算。
2007年，兆靜來到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學讀博士，那時候內地來香港的人還很少，她說，自己來香港，就是奔著香港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系，法制健全，競爭公平……
在香港，政府對市場實施自由的政策，靠制度，不靠人。
在香港，金融業很發達，是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低稅政策和簡單稅制，為商業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權和創新空間，完善的法制則保證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吸引了大批外國金融機構進駐香港。
在香港，線下購物非常完善，去樓下就可以解決購物需求。
……
不過，香港以前的優勢恰恰是成了現在創新發展的絆腳石。
“社會上普遍認為香港具有很多的優勢，例如具有健全的金融市場、法律制度和發達的通信等方面，但與深圳相比，香港在創業創新方面顯得落後”，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梁伯韜告訴i黑馬，“我是香港人，本來我想說香港的好話，但是我覺得不容易。”
當然，香港也在做著改變。比如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比如舉辦了第一屆香港國際創客節。
2015年5月，兆靜開始在首屆香港國際創客節組委會做兼職工作，負責一些日常接待事務。她明顯感覺到這年香港的創業氛圍變濃厚了。在這里，出行、互聯網金融、智能硬件正在成為創業較多的方向，在這里，香港研發技術，內地做配套生產成為一種共識……
掉隊互聯網時代
香港很早就開始提供互聯網服務了，或許比1990年代初期還早。
商業樓宇和住宅幾乎都被寬帶覆蓋，公眾場合都提供免費上網服務。香港互聯網使用者數量在10年前，已經占了香港總人口1/2以上。香港人基本上第一時間就能用上歐美主流互聯網產品，搜索谷歌，電商eBay，視頻YouTube，社交Facebook，郵件Gmail，Whatsapp……
反觀內地，10年前，互聯網使用者數量才是總人口的1/13。面積過大而發展不平衡，很多用戶的一些購物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特別是三四線城市、農村的用戶），需要借助網絡來完成。
這種情況下，內地人想利用互聯網的願望非常強烈。馬雲抓住了這個機會，做了一個叫做“淘寶”電商平臺，10年之後，他成為創業英雄。
但是，在香港，對於日常消費，人們只要去樓下就可以解決需求，香港每個社區購物、飲食、健身娛樂等設施一應俱全，你完全不會感受到購物的不方便。
即便，你買一些非日常消費的商品也很方便，無論到銅鑼灣、尖沙咀還是旺角，交通便利，人們一個小時都可以到達。而且香港人力成本很貴，物流配送也比較難實現。
香港人的這種慣有的消費習慣就讓樂視吃了不少苦頭。2014年下半年，樂視把海外戰略的第一站定在了香港。
樂視亞太區執行總裁莫翠天回憶，“很多的線下的銷售渠道都很成熟，要讓它瞬間切換網上購買你的產品，其實對很多消費者是一個心理障礙。他可能會不放心，對你的產品質量、用戶體驗、售後服務會有很多置疑。”
作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香港的優勢不言而喻。但成熟的另外一個潛臺詞，是壟斷性比較強。
香港1/7的私宅物業、70%的零售市場份額、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場份額最大的電器連鎖店和香港的主要電信及移動通訊營業商之一等都是李家的。在香港土地、電信、水電、天然氣等多個領域，李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壟斷權。
這種壟斷導致香港創業還停留在李嘉誠這一代。錯過了互聯網時代，沒誕生有香港基因的互聯網創業者和公司。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如果不從創新行業去入手的話，很難站穩腳跟。
不缺錢卻又找不到錢
姚剛是湖南人，2011年來香港理工大學計算機系讀博士，他主攻的技術方向是移動網絡和基於位置服務。在讀博時代，他就表現出靠前的技術天賦，參與RGC（研資委）、TIF（創新科技署）等多個港府科研項目，取得3項國際發明專利。
2014年，他和本校同學楊黎斌、章池生一起創立了微蜂WiFi公司。他們開發的是一款商用WiFi，這款產品的魅力之處就在於，用戶免費登錄上網時，企業可以利用wifi登陸界面進行優惠宣傳、菜品介紹等，實時收集用戶數據進行二次營銷。
姚剛的項目獲得了香港理工大學大微基金10萬港幣的啟動資金。只是，10萬港幣根本趕不上微蜂的研發速度，公司需要不斷做新產品。2013年，姚剛他們開始尋找新一輪投資。
那時候，姚剛考慮過在香港尋找投資，但是結果並不理想。
香港的機構投資者大都關註二級市場，圍繞上市公司做PE、並購。更多的時候，初創期的企業尋到的都是個人天使投資人。
2013年底，姚剛選擇了內地的風投，獲得了深圳力合創投的500萬元投資。“我們覺得拿這個比拿個人投資好，某種意義上，個人投資資金少，能夠得到幫助的資源也有限。”
在創投市場，香港很落後。不像內地有著完整的創投產業生態鏈，從天使投資到後面每一輪的跟進都相對成熟，香港更看重是最後的上市。
科通芯城CEO康敬偉在2015年7月開始關註香港市場，他觀察到，香港從來不缺錢，它是中國內地最大的投資者，但是在香港的創業者卻找不到錢。
某種程度上，這和在上海創業的人沒有北京、深圳多是同一個邏輯。
它們都是以資本為主的城市，金融業發達，人們都對資本充滿渴望，大量的資金用來炒房地產、買股票，而並沒有流入到實體經濟，更流入不到創新創業的群體。
金融、地產早已是香港第三產業中重要的兩大板塊，再加上進出口貿易和旅遊，這四部分產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
只是10年前的香港並不會意識到，如今地產會成為影響它再一次崛起的因素。“蝴蝶效應”的翅膀已然張開，在某種意義上，高房價綁架了香港。
光房租這一項就讓很多創業者望而卻步。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恐怕就是在香港商業中心中環租房的創業者們，高博就是其中一個。
2007年高中畢業後，高博來到香港讀大學，畢業後做過葡萄酒投資，2014年8月，他和其他兩位合夥人把老家陜西特色的涼皮肉夾饃店開到了香港中環，取名“西香記”。
高博他們租的是一間使用面積只有20多平米的辦公室，一個月租金就要4萬多港幣。高博說，雖然中環租金貴，但是人流量和目標客戶都是創業選址的考察因素，如果不考慮客戶因素，即便是像觀塘工業區這種比較便宜的地方，一平米也得200-300港幣。
在香港創業3個月，高博他們已經有幾百萬港幣支出。“人力成本是另一項高支出”，高博對i黑馬解釋，一個人最初級工資在1.2萬或者1.3萬港幣起，還要聘請專業的人才，專業的服務器，根本扛不起。
高房租和高人工成本，成了香港創業的最高支出。可以說，香港年輕人創業機會成本很高。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到大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到1.5萬到2萬，甚至3萬的工資。
在香港長大的“煤老板”CEO王碩功回憶，他身邊的同學幾乎都進入大投行、銀行等工作，“因為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推崇的都是這些行業的佼佼者。”
人才被大企業招安，創業風險和成本又高居不下，無疑阻礙了創業者形成規模化的投入，而僅是零星的“遊兵散勇”。
創業里的“遊兵散勇”
香港本地也有願意創業的年輕人，甚至比馬雲創立淘寶的時間還早三四年。
鐘偉民，OpenRice CEO，他創辦了一家提供餐廳搜尋服務和用戶發表食評的網上平臺，據高博說，OpenRice的規則很嚴格，信譽度很高，在香港本地影響力很大。
按照正常的發展，鐘偉民或許可以成為香港創業的一個拐點人物，然而事實並沒有。
香港的市場環境，沒有壓力，沒有競爭，就變成一個很封閉的的市場。即便90%以上的人都在用，市場依舊小的可憐。
反觀內地，和OpenRice類似業務的大眾點評，在初期的時候，質量並不高，用戶可以隨便註冊，隨便寫評論。但是，如今其市值和影響力，甩了OpenRice不知道有幾條街。
香港創業只做本地市場，這被證明是不成功的嘗試。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創業團隊都只選擇香港本地市場。
2013年，斯坦福大學畢業後，龍沛智開始了自己的互聯網金融創業，取名“WeLab”。這是一個網上借貸平臺，為申請人提供2萬-30萬港元不等的貸款。
之後，龍沛智把目光鎖定在更大的國內市場，推出了針對大學生群體的網上借貸App我來貸。
在香港創業，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落腳點。龍沛智有了自己的經驗：香港市場小，一般不適合做客戶量大、利潤低的行業，反之則很合適。而且香港人口集中，品牌很容易被大家所知，企業要有複制商業模式到其他國家的能力。
對這個話題最有發言權的，恐怕是獵豹CEO傅盛了。獵豹一開始主打的就是海外市場，2014年獵豹在美國上市。
傅盛對i黑馬說，移動互聯網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人口的規模優勢，香港創業團隊思路上也要擰過來，不是只做一個香港本地公司，而要做全球公司，要不直接做中國大陸市場，要不就是國際市場，小的區域市場的很難成長起來。
林凱源(Steven Lam)一開始就知道GoGoVan不能只看重香港本地市場，他把業務還推向了臺灣、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內地是GoGoVan的最新戰場，並取名快狗速運。
回到2011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畢業後，林凱源回香港開了一家Box AD公司，通過外賣飯盒發廣告，免費給中餐館用，收的是廣告商的錢。“當時我們沒有貨車，每一天都打電話到電教中心找車，後來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痛點。”
2013年，林凱源和其余四位合夥人共同創立了GoGoVan，做了一個貨車對接服務平臺，打破了Call臺對貨車調度的壟斷模式，制定一個司機和用戶都能接受的平均價格，用戶直接在App上下單，司機根據目的地和行駛路線來搶單。
林凱源並沒想過自己的公司有一天可以融到千萬美元的B+輪融資，占據香港貨運市場60%的市場份額，他當時只是單純的看到了貨運行業的問題，並找到了解決的方向而已。
林凱源的300多個香港同學中，創業的不超過10個人，互聯網創業的只有他一人。
孤獨，不被認可。這可能是林凱源那時候最真實的感受。
這種感受同時也出現在龍沛智身上。
那時候，龍沛智身邊的朋友，只有他在做著互聯網創業。朋友們不懂他在做什麽，聽著覺得很危險，就連父母也反對他這麽做。
在龍沛智的父母慣性思維里，供職大銀行，工作穩定是孩子最好的出路。他們對香港現有的商業模式、社會規則很認同，根本不了解互聯網創業。
令人沮喪的是，香港年輕人大都也是願意留在大公司，不願意創業，在初期招聘員工的時候，龍沛智根本就找不到合適的人。
“在香港，本地人創業很少，更多的都是外地人在創業，比如老外，港漂。”龍沛智告訴i黑馬。
硬蛋香港負責人王巍有著很深的感受，她回憶，在今年7月的時候，香港創業圈還在講英語，願意來體驗硬件產品的大多數都是老外，本地人沒有興趣。即便是馬雲在香港的演講引得上萬人前去觀摩，但去聽講的幾乎都是港漂，真正的香港本地年輕人少之又少。
和內地如火如荼的創業大軍不同，香港大多數人都沒走創業這條路，創業的隊伍還是一種“遊兵散勇”的狀態，離“正規軍”還有一段距離。
想要轉變觀念不容易，只能熬。
並非一無所有
更多的時候，在香港的大學研發技術，回到中國內地做配套生產，成了大家的一種共識。
眾所周知的成功故事就是大疆無人機的汪滔。
2006年，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宿舍創立了大疆，公司選擇在深圳的民房辦公，當時辦公環境非常簡陋，但如今，這家公司估值達到100億美元。
同在一所大學深造的張雲飛，發現學校自動化實驗室都在做無人機，但他覺得用類似的技術做無人船更有新意。他選擇回到廣東珠海，做一個“水上機器人”，不需要人操控就可以在水面上獨立執行任務。
後來，汪滔和張雲飛的選擇都被證明是成功的做法。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湯曉鷗研發的DeepID人臉識別技術的準確率超過了99%，這個技術也和內地企業科大訊飛進行了合作，還在深圳舉辦了一場人臉識別發布會。
香港學校有科研優勢，內地則有很齊全的配套生產，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互補。
現在，香港投資環境在不斷變好。
之前，香港政府成立了數碼港和科學園，為創業者提供相關支持，資助包括小額資金（10萬港幣到30萬港幣不等）和辦公資源（免費辦公場所），還有低息商業貸款、孵化器項目、創業比賽等。在香港本土，有一些官方或者民間的孵化器，有些影響力的如cocoon、startuphk， 不定期也會有活動和交流，雖然還沒有明顯的項目成果。
香港創業者在數碼港很容易拿到政府支持，王巍對i黑馬說，一個桌子800港幣，一個月4000-5000港幣就可以辦公。
這樣，基本生存問題解決了。
Air Button是新成立的一家公司。它通過NFC與手機相連，給手機加個開關。創始人黃議徳說，香港做生意環境很好，創立公司很容易，稅很低，還可以連接到內地和國際市場。
幾乎和黃議徳同一時間，袁峰也開始自己的創業歷程。他的公司名叫“decasense”，他做的是一個智能硬件，能夠幫助玩高爾夫的人更精準的掌握好正確的姿勢。
……
今年，香港確實新增的了不少創業企業。
香港投資推廣署在2015年9月公布了一項創業生態調查。投資推廣署訪問了40家共享工作空間及創業培育中心和加速器的營運者，發現共有1558間初創公司在這些創業空間內運作，同比增長46%。這些初創公司共提供4535個工作空間，同比增加60%。
但是，這樣還不夠，創業這種高風險行業，政府需要更多的支持。
今年以來，香港政府為了支持年輕人創業舉辦了第一屆香港國際創客節，目的就是希望告訴大家，創業也可以很成功。而且，“難產”三年之久的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終於在今年11月成立，直接表達了香港在創新及科技方面想要急起直追的心情。
2015年，微風不過乍起。香港躊躇滿誌，打定主意要有所作為。
不過，創業需要的是一個完整的生態鏈。一個過慣了好日子的地方，抗得了苦日子嗎？一個大公司文化處處熏陶的地方，打得好創業戰嗎？在由守轉攻的過程中，香港能否保持住自己的節奏？
一切還是不確定。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崔婧，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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