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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毋須等待「延後利益回報」 林本利

2010-12-16  NM




最近立法會發表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質疑前高官梁展文退休後加入新世界為他「度身訂做」的新職,是對其在紅灣半島事件的「延後利益回報」。報告同時點名批評以俞宗怡為首的六位高官,對他們審批梁展文退休「下海」的申請時敷衍塞責,未能履行把關責任感到遺憾。

這次調查用了兩年時間,耗資1,750萬,傳召了數十位證人,結論只是對事件「感到遺憾」,沒有人要為此負上任何責任。有議員認為執法機構應該跟進調查,看看有沒有貪污舞弊、以權謀私的情況。

廉 政公署成立於1974年,至今已30多年。過去廉署成功偵破不少重大貪污案件,將貪官污吏及不法商人送入監牢,獲得普羅大眾的稱讚。但隨着時間日子的過 去,行賄和受賄的不法之徒自然懂得應變,新的貪污手法層出不窮,根本難以偵查。近年廉署一些打擊貪污罪行的調查手法,更受到市民和法庭質疑,公信力和聲譽 受到影響。

現時的高官貪污方法,很少會像《歲月神偷》一戲中,直接向市民收取金錢,或者類似前房署高官陳裘大,收受賄款後在辦公室中數銀紙。正如港大前校長黃麗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述,經過多年參與廉署的公職,他對一些貪污的高明手法實在感到驚嘆,自己亦可以成為貪污方面的「專家」。

2003 年陳裘大被裁定罪名成立時,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恰巧是梁展文,他重申政府絕不容忍任何貪污行為,並將繼續與廉署及業界合作,完善工 作程序,防止貪污及一切違法活動。梁展文對貪污條例十分熟悉,知道什麼可以做和什麼不可以做,當然不會以身試法。立法會調查報告中所述的「延後利益回 報」,根本難以找到足夠證據支持。即使執法機構介入調查,恐怕最終又會像電盈私有化種票、中信泰富炒燶澳元、恒地天匯事件一樣,很難見到調查有所進展。

 

事 實上,大財團要回報貪官,大可發揮創意,又何須承諾提供沒有約束力的退休高薪工作。九七回歸前,大量高官透過內部認購,可以優先選購地產商的優質住宅單 位,認購價可以遠低於市價。一些官員負責審批樓宇圖則和監察建屋質素,同時向地產商內部認購單位。據悉一幢豪宅的頂層複式單位,便住了幾個高官,他們都以 特殊方式向地產商認購單位。倘若高官不方便以自己名義購買,還可以選擇找代理人,或者以信託形式購買,便能夠避過別人的耳目。

貪官另一個收 受利益的方法,就是讓家人成立沒有實質業務的公司,公司最好在海外註冊並且難以追查股東身份,然後再透過公司收受貪污的利益。退休貪官亦可以選擇成立自己 的顧問公司,從事一些與退休前的職責沒有牴觸的顧問工作,透過這個途徑收取「延後利益」。有些貪官在制訂和審批政府合約時,故意在合約上留下一些不清晰的 條款和漏洞,退休後加入商界,將這些「內幕資料」出賣給有關人士。

總括而言,高官若要貪,實在毋須等待「延後利益回報」。今次梁展文事件令 到筆者感到不尋常的,反而是政府為何會容許一個官員長時間負責土地房屋政策達七年之久,而梁展文退休後竟然又有勇氣不避嫌向政府申請加入地產公司工作,而 最離譜的是多位高官,又同時失憶忘記梁展文曾經長時間負責土地房屋政策,有份參與賤賣紅灣半島。整個事件不禁令人對問責制度和公務員體系的健全性,感到極 之憂慮。

林本利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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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重拳打貪官

2009-4-23 NM




繼國美電器前主席黃光裕、公海賭 王連超、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被拉後,中央打老虎的行動在上週日升級。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以及前廣東省委副書記王華元被「雙規」,二人出事後,國內公安 及司法部上下官員坐立不安;事關這一連串行動是胡錦濤打擊「司法黑社會」的高潮,規模遠較「遠華走私案」及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貪污案」的層面更深更廣, 涉及的黑錢達三萬億人民幣,消息人士透露,將有五十七名副部長級或以上的官員被拉,當中還牽涉到在香港上市的國內地產及金融公司的老闆。

這 次由國家主席胡錦濤拍板,前主席江澤民亦首肯的打擊「司法黑社會」行動正進入高潮;九十年代已坐鎮廣東省公安廳的陳紹基及原廣東省委副書記王華元上週日被 雙規,二人出事後,廣東省的公安及司法部官員有如驚弓之鳥,不敢貿然接聽朋友或外人的電話,事關今年初由陳紹基一手提拔的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被扣查後, 不足三個月就牽連到陳紹基這省部級官員頭上,顯示中央銳意要打老虎。

所謂的司法黑社會,是指用「金錢指揮槍」,即是坐在司法部、公安部的部 分官員,利用本身職權來斂財及收黑錢,而來自各地人民控訴這批濫權官員的狀書,已由中南海收集,作為這次緝拿貪官的理據;這亦可從去年中紀委拘查的人士可 見一斑,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及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副局長相懷珠等都屬司法部官員。

黃光裕爆響口

已經被扣查五個月 的前國美電器主席黃光裕,就是司法黑社會成員之一。這位三十五歲便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富豪」,以往向傳媒聲稱八五年跟哥哥到北京做生意,翌年在 北京市宣武區的珠市口大街開電器鋪,七年後以國美品牌經營連鎖式家電,再於九十年代在北京經營地產。一朝便得以發達的傳奇,說穿了只不過是靠着內地司法部 官員甚至軍隊中的官員撐腰,生意才愈做愈大。黃光裕被審問時說出自己的後台是總參二部——即軍隊情報部的人,更聲稱「老闆」是總參二部部長楊暉。

而 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黃光裕部署收購傳媒;繼收購國內雜誌《紅色資本家》後,去年電視廣播賣盤,他亦有意與碧桂園老闆楊國強爭奪TVB,○七年中,國 美就委任有傳媒經驗的余統浩任國美的非執董,他曾於鳳凰衞視任執行副總裁,也是亞視的董事。黃光裕沾手傳媒亦觸動了中央神經,恐怕其背後集團勢力不受控 制,加強了中央瓦解黃光裕集團的決心。

專機押送公海賭王

而黃光裕的馬仔就是有公海賭王之稱的連超,其弟連棹鋒是香港上市公司海王集團(70)的主席,連超涉嫌協助黃光裕背後的集團在澳門洗黑錢;他在去年聖誕節翌日被「專機武裝」押送到北京,專案組人員還向他說:「能夠享受專機武裝押送,如此高規格的豪華待遇,你可是建國以來的第一位貴賓!」

起初連超還不以為意,未知事件的嚴重性,其弟還向外聲稱黃光裕及連超將會很快獲釋,後來在專案組人員連番審問之下,最終連超交代了所有參與司法腐敗的詳細關係網及組織人員名單。

至 今年一月中,連黃光裕及連超的「老細」,前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也相繼落網,鄭少東由一直把持廣東省公安廳的陳紹基一手提拔,九八年因偵破張子強案而名震 粵港兩地,後來鄭少東獲升任為經濟犯罪偵察局(簡稱經偵局)局長,負責打擊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的經濟犯罪活動,這個職銜也是為官者的「肥缺」,事關 有些經濟犯罪的大案件,都可以透過派錢而得以解決;鄭少東被拉後曾嘗試跳樓自殺,後來在拘留期間要求服食安眠藥入睡,但每次都保留半片藥藏在袖口,打算儲 到一定分量後,再一併服食自盡,後被揭發阻止。

鄭少東被抓後三個月,他的老頂陳紹基被雙規。消息人士透露,未來數月將有五十七名副部級以上的官員被抓。當中又以廣東省為主,而捉拿的手法是先抓官員,後抓商人。而廣州合生創展主席朱孟依亦傳出曾協助調查,而本週二的業績記者會,他未有露面。公司行政總裁陳長纓說:「朱先生一直都在集團進行正常業務管理,經常於北京、上海及廣州出差。」

由於土地的利益以及洗黑錢活動與司法部的官員關係最為密切,預料打擊司法黑社會的行動,將牽涉到在廣東省經營地產業的民企老闆,以及澳門三大洗黑錢的賭廳。公安部現正通緝一名在逃人員——王精,通緝令指,他以物流運輸公司購買列車為由,詐騙香港投資者三千萬元,牽涉必美宜集團(379)及中國鐵路貨運(8089)的主要股東。記者向必美宜集團查詢,發言人稱此事對公司無影響,而中國鐵路貨運則未有回應。中央打擊司法黑社會的行動,估計將有更多香港上市公司涉及其中。

被拉「司法黑社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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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建「白宮」 只為拚GDP

2011-8-22  TCW




如果不是插上五星旗,你會以為我 們到了美國的國會山莊。

七月十六日,商周團隊橫跨五千多公里的中國經濟失速見證之旅,第一站就是「中國的白宮」。

這裡是位於 安徽省北邊的窮鄉,阜陽市穎泉區,俗稱皖北,人口眾多、卻沒有工商業,單純依靠農業又遇到耕地不足,吃不飽穿不暖,所以當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後,這裡的人 只有一條出路;出賣廉價的勞力,到沿海當農民工與女工。

特別是阜陽市,人口高達一千萬,人多地少活不了,只好外出打工,阜陽曾是全中國第一 大勞務輸出地,專門輸出廉價的農民工,因此又被稱為中國農民工的故鄉。

從省會合肥到穎泉區要三個多小時車程,當我們抵達穎泉區中心時,一個 令我們驚嘆的建築物矗立在眼前,這不是美國的國會山莊嗎?還有廣闊的草皮與修剪得整整齊齊的植栽,唯一不同的是隨風飄蕩、醒目的五星旗。

這 是一間區公所或是鎮公所,相當於新店、三重區,或是桃園縣下轄的中壢或楊梅鎮公所。

山寨「白宮」,只是區公所 強徵校地,花一半年度預算蓋成

「白宮」占地八千四百坪,位階連阜陽市政府都不是,但這裡的區政府卻把學校預定地跟農地,一起強制徵收來蓋區 公所;而且興建「白宮」的那一年,整個穎泉全區一年預算才不過人民幣六千萬元,但區公所建築與裝修費用就花掉了三千萬元,等於全區一半的錢都拿去蓋大樓 了,最後還跟建商借錢才完成這棟建築。

在一個農民工人均不到人民幣兩千元的地方,借錢、欠債蓋豪華建築,這就是中國經濟新怪象,一窩蜂投資 地方建設創造GDP(國內生產毛額),卻留下大筆地方債。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國家審計署在各方質疑下,終於公布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性債務,竟然高達人民幣十 兆七千億元。

沒料到,這還是一個被低估的數字,因為國際信評機構穆迪投資人服務(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馬上提出警告,認為中國國家審計署可能漏報了人民幣三兆五千億元。

兩者相加相當於新台幣六十四兆元的地方債怎麼來的?讓我 們深入中國「白宮」,看中國地方政府把錢花在哪裡?這麼龐大的債務又帶來怎麼樣的經濟效應?

當我們從安徽省會前往阜陽「白宮」時,從寬大的 高速公路走進穎泉區時,一個怪異的現象出現了,前往「白宮」一定要跨過一座橋,上頭明明寫著「危橋危險」,但人車卻是照樣通行。橋壞了,沒錢修,也沒錢蓋 新的;窮到沒錢修橋,卻花年度預算的一半,仿照美國國會山莊造型蓋了區公所。

舉債搞建設,鎮長被表揚 蓋蚊子機場衝GDP,卻不修危橋

當 地人看到之後誤稱為「白宮」,於是「阜陽白宮」這個名字不脛而走;至於在這間區公所辦公的最高官,也就是台灣說的鎮長,大陸稱呼的區委書記張治安,則得到 了全中國最獨特的稱呼「白宮書記」。

氣派、考究,這座白宮,光是門前的大理石階經費,就等於當地一個農民工二十年的總所得;再把目光往周遭 看,低矮的平房、滿地的垃圾,想找間公用廁所還不容易,最後在當地農村客運的公車站裡,找到了全區唯一的一間公廁。

跟阜陽白宮前隨時有人修 剪的綠油油草皮相比,這間公廁超乎我的想像,沒水、也沒人沖洗,髒亂跟臭氣讓人無法在裡頭待超過一分鐘。這裡很窮,六十多萬的人口才擁有一間公廁以及一座 快塌了的橋,但他們卻擁有一間豪華的「白宮」。

這是中國經濟怪象,政府官員借錢投資建設,衝高當地的GDP(指地方生產總值),製造經濟高 成長的表象,然後在豪華工程背後貪污,留下大筆爛帳。

張治安當初為了蓋白宮,先把舊區政府賣掉,錢還是不夠,最後跟當地的建商借了人民幣六 百多萬元才建成。接著他任內又大舉做建設,投資生態園區、商貿園區等等的穎泉五大工程,張治安因此還被表揚,因為他讓當地經濟成長快速,成了年輕又有為的 區委書記。

這就是中國GDP,阜陽白宮就是借錢建設拉高GDP,最後留下大筆的地方債的象徵建築。

再看阜陽市,張治安當區委 書記,他的上頭長官叫王懷忠,曾當過阜陽市書記,後來還變成了安徽副省長,他能夠高升是因為他曾經喊出阜陽創造GDP一三%的目標。

王懷忠 的方法其實並不稀奇,現在中國各地官員都是這樣幹,張治安也是跟他學的,就是帶頭做更大的建設,例如投資人民幣三億多元做阜陽機場,用砸錢方式換來 GDP。

但結果就是機場變成蚊子機場,不僅建設留下的債務要還,還有每日營運成本,再加上阜陽市偏遠,空中來往的人少,航空公司飛行會賠 錢,要他們維持航線,就要補貼航空公司;阜陽有了機場也變成了阜陽市財政的夢魘,每年最少賠進人民幣四百萬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八百萬元)。

再 窮也要貪,官員變囚犯 賠上教育,還留下爛債還不了

這些建設背後更可怕的是官員欠債搞建真正的目的是想要貪污,因此拉高GDP可能不是排第 一的目標,甚至只是掩護貪污的假象。

二○○七年,「白宮書記」張治安被舉報貪污,利用「白宮」工程向建商索賄,貪污金額超過人民幣三百多萬 元,同時又涉嫌賣官收賄;只是,張治安不僅是貪污,還把舉報他貪汙的人害死在牢裡,張治安又犯了另一條罪。

最後這個「白宮書記」被關進牢 裡,一審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成了準死刑犯。至於層級更高的王懷忠,投資建設金額更大,貪污更多,連緩刑機會都沒有,就被處死刑,成了中國少數被處死的 省長級官員。

官員判死刑了,他們留下的建設能帶動阜陽的經濟嗎?在穎泉區,我們終於找到了他們的小學,破舊的平房與黃泥巴路;豪華白宮對比 破舊的小學,中國傳統思想是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但這裡的官員卻是再窮也不能窮了自己的口袋,再窮也要欠債蓋豪華辦公樓來貪污,卻不願投資當地的教育建 設。在台灣或是世界其他國家,都認為教育是脫貧的方法之一,但在安徽的北邊鄉下,我卻看到了這裡空有GDP數字,卻沒有好的教育,農民想翻身就更難了。

農 民翻不了身,穎泉能擁有恐怕就是好看無用的豪華區公所及還不了的地方債。

中國當官這條路,一任官三年、五年,建設最容易看到成績,誰願意投 資教育十年甚至二十年?二○○八年中國政府又撥了人民幣四兆元救經濟,誰不想搞大建設、爭取經費與表現?

新的「白宮」正要蓋.....敢舉 債就能翻身,鄰近窮縣也效法

從安徽北邊再往南看,一個跟阜陽一樣窮的地方,安徽安慶市的望江縣,一個一年全縣收入減掉支出,只剩下人民幣二 十萬元的窮縣,在安徽全省六十一個縣中排名第四十九位,現在卻正在花人民幣近七千萬元蓋縣政府,要舉債蓋新的「白宮」。

安慶很窮,這裡的縣 政府卻比穎泉更大氣,占地面積一百八十二畝,相當於三萬多坪,整個建築物面積一萬多坪。窮縣的政府大樓,是美國總統府的八倍半,這堪稱的中國式經濟奇蹟, 因為現在的安慶,在安徽各省市的GDP成長率排名經常擠進前三名,又證明了敢舉債,也能讓窮地方變成經濟模範生。

再看全中國,從內蒙、東 北、山東、陝西、山西、河南、四川到廣東廣西,到處都有貧困縣舉債蓋豪華政府大樓,或是砸大錢蓋蚊子館,例如在瀋陽市,一棟二十六層樓的政府大樓,裡頭只 有三十六個人辦公。

有錢的省分,杭州、濟南市的政府大樓建價都超過新台幣兩百億元,合肥政府或是深圳政府大樓建價都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

人 民幣四兆元救經濟,推動建設、創造內需,造成一個奇特的結果是中國「處處有宮殿、鄉鎮有白宮」的怪象,以及龐大的地方債。

當我們在合肥往阜 陽的高速公路上,驚嘆合肥東西南北方向各蓋一條高速公路,通往安徽全省,而且全部雙向四線道,速度上限一百二十公里,比台灣二高快了十公里,中國高速公路 不僅蓋的比台灣快與多,連速度也要比台灣快。

求快、求多、求大,讓中國經濟提速,但來回五百多公里,空蕩的高速公路最多五輛車,高速公路多 卻沒人用,中國該回頭看看,拚命往前跑,拚到高速公路、高鐵都是世界第一,卻忘了人民趕不上來,還留下龐大地方債務要全中國人民扛。

【延伸 閱讀】第1站-阜陽廉價民工故鄉大爺有錢:花錢不手軟,全區年預算6,000萬,花3,000萬蓋區公所 小民窮困:教育沒人管,該區60多萬人口只有1間公廁及破舊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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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城市房市夯 三、四線城市行情仍冷 中國炒樓熱再起 貪官趁機拋售豪宅

2013-02-25  TWM
 
 

 

隨著景氣好轉,中國房地產市場也告別長達一年的冰凍期。然而這波反彈似乎僅限於一、二線城市,開發過度、買氣不足的城市,交易仍然不活絡。同時因為當局宣示反貪腐,大城市也出現不少要求現金交易的豪宅出售案。

撰文‧周岐原

農曆春節長假裡,中國民眾除了拜年、到風景區遊玩,還有不少人從事另一種活動:看房子、買房子!

中國住宅市場經歷二○一二年大半年衰退修正之後,自第四季開始,呈現令人驚訝的強力反彈;從北京到上海,一線城市的成交量迅速擴增、房價漲幅也穩定增加;房地產的買方們,因為景氣再度好轉,終於向房價投降,不少觀望的民眾都紛紛出手買房。

成交數據反映的趨勢相當顯著,以中國最大住宅開發商萬科集團為例,去年十二月銷售金額為人民幣一四○.七億元(約新台幣六六八億元),比市場低迷的前年同期大增一.四倍;到了今年一月,銷售金額又大幅成長達一九○.七億元。業界龍頭銷售額屢創新高,透露一個事實:市場再度出現「房瘋」!

一二年初,︽今周刊︾曾製作「中國房市冰風暴」封面報導,當時我們直擊現場後指出,三亞、深圳、上海及北京市郊的住宅行情正在急凍,一年過後,市場迅速回溫,原因是什麼?

海南島房屋十二年才賣得完「市場上流動性還是很多,資金困境紓解了。」一位業界研究員直言:「『金九銀十』旺季過後,冬天行情通常比較冷,今年這個現象卻不明顯。」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個城市,一月的房價,就比去年十二月上漲逾二%。「(去年)下半年起,先是土地拍賣屢創新高,顯示開發商信心好轉,市場見到開發商勇於出價,擔心像上一波多頭『越等越漲』,因此刺激買房熱潮回來。」然而,這次中國房價儘管反彈,各地走勢卻不同調,出現明顯兩極化的情形。

正當一線城市再次湧現買房潮,多個三、四線城市房價面臨龐大壓力,連去化庫存都不容易,遑論大漲。最具代表的是以海口、三亞為主的海南島,外地人來此購房占總銷量超過八○%,但探究這些買主購屋目的,多數只為短期避寒、休閒;以旅遊導向的三亞為例,每十戶房屋僅三、四戶有人入住。

據官方統計,整個海南島的房屋供給總面積將達一.○七九億平方公尺,如果以現有的銷售速度,至少要十二年,才能將所有餘屋消化完畢,凸顯海南島房屋供給嚴重過剩。

距海南島三千公里遠的渤海灣畔,遼寧省營口市也面對房地產過度開發、買盤後繼無力的困境。當局推出的「營東新城」都市規畫區,銷售速度遠遠落後預定目標,被視為全省房地產泡沫最嚴重的城市。「就算把市區五十萬人搬來住,還會剩下一大堆空屋。」當地一位開發商透露。

這一波房市榮景,還意外出現另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求售的豪宅明顯增加。這是因為十八大後習近平全面接班,他開始在多個場合高調宣示打擊貪腐,聲言一定要「老虎、蒼蠅一起打」,對有大筆「另類收入」的政壇人士造成壓力。

豪宅賣家「神隱」只收現金習近平除了在下鄉考察時,具體交代地方幹部只能準備四菜一湯、不可有酒;䒷面下,由住宅建設部領軍的政府部門,對各城市「住宅資訊聯網」的建置,也在加快進行。這套系統一旦完成,等於串聯起各大城市的地政資訊,只要查詢姓名,個人持有多少房地產、登記地址、面積大小、購買金額等資料將無所遁形,儼然成為打擊貪官的最佳利器。

正因為「後有追兵」,各地以不同身分坐擁大量房地產的「炒房姊」、「炒房叔」,也陸續遭調查,近來在廣州、杭州、濟南等城市,出現「半夜託人賣豪宅」的奇景。

這類案件的共通點是,賣方只願意在半夜提供看屋服務,這些多數是公司法人,甚至根本不具名的賣方,從頭到尾不見人影,只有律師出面。還有一大特色是必須現金交易,倒不是他們急著將產權脫手,而是不經由銀行放款,以免資金流向曝光。

瑞士信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曾指出,中國受限於資本管制,民眾除了A股市場和房地產之外,很難再找到適合的投資標的;這個政策因素,加上人口流入城鎮的購房需求,成為房地產行情易漲難跌的主因。

只是誰也沒想到,這波房市熱潮的來源之一,竟是大批中國官員急著將房地產變現所導致。看來只要中國當局反貪腐的行動不停止,「現金價買豪宅」的案件也不會絕跡。

2013年中國房市三大現象1. 建商再次大舉買地,一、二線城市價量齊揚。

2. 三、四線城市買氣嚴重落後,市況仍未好轉。

3. 部分城市豪宅交易量大增,僅半夜可看屋,要求現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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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十次地震先兆貪官害死人

2013-04-25  NM
 
 

 

上週六的雅安七級大地震,奪去二百條人命,毀掉六萬多間房屋,並暴露了中國政府仍然漠視地震危機,忘記上次汶川地震的教訓。這二百人本來可以逃過一劫。本刊調查得知,四川在今年頭四個月已錄得不尋常的十次地震,但從無直接向大眾發放消息,而新上任的副總理汪洋在雅安地震前四天,又靜雞雞到地震局聽取匯報,背後似乎要為了習近平的新政權維穩,另有內情。事實上,中美專家早已警告雅安一帶會有大地震,然而地震局及市縣官員卻充耳不聞。雖然災民為家園及親人呼天搶地,但中港民間響起反捐錢運動,有內地網友更說:「五年前以捐款為榮,五年後以捐款為恥。」○八年汶川地震,八萬人死亡,其中北川中學把千三名孩子掩埋,剩下一個個書包散落在豆腐渣瓦礫中。那時眼眶通紅的香港人,共捐了近二百億,希望悲劇不再發生。五年過去,當年調查豆腐渣的維權人士譚作人仍被關在寃獄,中飽私囊的貪官卻舞照跳,港人善款被揭用來建成政府官員的豪華辦公室,或許也被用作掩口費,叫枉死了子女的父母收聲。偏偏梁振英為向中共獻媚,建議撥款一億為四川賑災。這一億公帑,相比中國地震局今年獲政府批出的近四十一億元預算,只是九牛一毛。中國地震局從不缺錢,單是用在公費吃喝外遊花的,去年就高達五千七百七十萬,但用於地震預測的開支,只有三千八百萬,佔總開支不足百分之一!

上週六,記者在深夜抵達四川首府成都,但要到重災區,先要開車到雅安市,本來只是四十五分鐘的車程,因為軍車救災封路,最後要步行三十五公里共五小時才能到達,然後又要再行五句鐘至靈關鎮。靈關鎮是寶興縣其中一個損毀嚴重的地方,落後的農村幾乎全部房屋都受損,樓牆崩塌只剩下支架。居住在靈關鎮磨刀村的黃樹剛夫婦,地震發生時剛好在山上施肥,得以逃過一劫,但三層高的家園在地震中倒塌粉碎,現在只能棲身於貨車車架中,靠僅餘的蔬菜和米飯充飢。望着昔日的家園今日變成一片頹垣敗瓦,兩老欲哭無淚。黃家多年來只靠每個月九百多元的下崗津貼和種菜過活,原來的房子在廿多年前建下,總算有瓦遮頭,不料一場地震令僅有的家當盡毀,前路茫茫:「蓋一個房子要二十多萬,我們是不可能蓋起來的啊,只能再看政府辦吧!」

雅安拒裝預警系統

五年了,政府絲毫未有吸取汶川地震的教訓,中國地震局仍未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預警系統,只以部分地區如福建作為試點,但位於活躍地震帶的四川,偏偏不包括在內。○八年川震後,民營的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效法日本,研發了一套地震預警技術系統,所長王暾本來在奧地利讀理論物理,川震後回國找來四川、福建、雲南省等地震分局的專家交流,希望在偵測到地震後,偷取幾秒至幾十秒時間發出警報,好讓市民逃生。

為了推廣系統,研究所在兩年前將五十五套監測儀送給甘孜州,翌年四川省自貢市政府花了二百一十萬安裝系統,後來汶川、北川縣的政府舉手參加試用。成都政府也花了七百五十萬買下系統。該系統收費,視乎覆蓋面積大小而定,但也不過是幾百萬元。

二十日那天,研究所準確測到地震,早在八時○二分,四川汶川電視台就突然中斷節目,插播防震減災局和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的緊急公告:「四川蘆山正發生有感地震,汶川將震感輕微,請做好避險準備。地震橫波還有42秒到達。」接着倒數計時。同一時間,成都的市民亦從電視畫面上的地震預告,偷得二十八秒逃生。

災難面前,市民與死神競賽爭分奪秒,只要多出三秒,傷亡可減一成四,二十秒更可讓傷亡減少六成三。雅安市民本來可有五秒逃難,但雅安市見這民營系統並非由中央強制性安裝,連幾百萬也慳番。到了八點十六分,即在地震後十四分鐘,雅安政府才透過地震官網公布地震數據。最後讓本來有機會逃生的近二百人枉死,一萬二千多人受傷。

政府歎慢板,公司設在成都的王暾無奈地對本刊說:「本來我們做主動,向雅安政府推廣系統,打算在五月時先在學校安裝系統,豈料還是趕不及了。」他肉緊說:「我們要在災難之前做好準備!」

政府無預警,不少居民卻早感不妥。記者在雅安市解放軍第三十七軍醫院找到蘆山縣清源鄉蘆溪村的郭大姐,地震發生時她在屋外,十三歲的女兒在二樓,被倒塌的天花砸中,頭、手、胸多處骨折,還未脫離危險期。「地震來得兇啊!那時娃娃還未起床,房子忽然倒下一大半,人就出不來了!村裡人挖了十多分鐘才把娃娃給拉出來呢!」兩母女憶述,早在個多月前已感覺到一兩次微震,「前個月有過搖晃呀,可是就搖幾下過去了;我們鄉裡人嘛也沒注意,怎想到突然地震就來了!」原來自汶川地震後,政府提供的防震教育一般只在城市推廣,未能覆蓋至農村,不少鄉村災民也直言當地未組織過地震演練。

另一位來自天全縣的傷者景陳平指,村中的防震措施只有海報標語,卻不見加建任何防震裝備:「娃娃在學校有過一次演習,但對農民就什麼都沒有。」

記者翻查地震局的網上地震數據記錄,自從○八年汶川發生大地震後,四川在該年及翌年有多次三至五級的餘震,至一○年起便沉靜下來,每年地震平均只有一、兩宗,強度屬三至五級。

但本刊發現,今年一月底開始,四川竟斷斷續續發生近十次地震,其中綿陽市在二月,曾有四點七級地震,蘆山、寶興縣亦在四月四日發生過三點二級地震,汶川更在三月九日及四月十九日發生過四點五級及三級地震。

如此頻繁的地震,當局沒有警惕市民。但非常湊巧地,地震發生前四天,副總理汪洋跑到地震局探班、聽匯報。平時官員出巡視察,必定有官媒鋪天蓋地跟在身後,但這次連中央電視台也沒有報導,只在地震局網站內發布。

兩天後,四川政府突然舉行了一次跨區救援演習,模擬發生四川某地發生七級以上強震,成都、樂山的救援人員出動,雅安的消防人員到場支援。網民在災後不禁大罵,懷疑當局為維穩,存心隱瞞地震先兆。

美中專家早警告

早在○八年川震後的七月,美國地質調查局地球物理研究員Thomas Parsons連同兩名專家在《自然》雜誌網站發表論文,指出受汶川地震所影響,四川盆地及龍門山斷裂帶的邊界壓力會上升。當時他們曾警告,四川內部分地區包括雅安、昆侖、成都東南方、鮮水河地震帶都是高危地區,隨時發生較大餘震。不過雅安當局即時否認,說「沒有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就算○八年川震嘅斷裂層無再震,同一地區的其他斷裂層一樣會震!」Thomas回覆本刊時反駁,餘震可以長達十年才發生,而汶川與雅安位於同一地震帶。由於上次汶川地震美國地質調查局定為七點九級,他預計餘震範圍可以多達三百公里,而上次汶川的震央與雅安的震央相距約一百多公里,因此他視這次為汶川餘震。港大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補充:「汶川與雅安同樣位於龍門山地震帶之上,地震帶長達五百多公里,無論今次是否汶川餘震,二者都有關聯。而且兩次地震的形態相似,壓力方向一致由東南向西北,且一樣因西藏高原向華南板塊擠壓而地震。」而雅安地震與汶川地震相差一級,能量相差約三十倍。強國政府一直自視已超英趕美,漠視海外專家研究,但連國內專家的警告,官員也不聞不問。去年四月,醉心研究地震預測的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員郭安寧與學生發表論文,計算大地震的周期。他們預測,○八年汶川地震會令在龍門山地震帶旁邊的鮮水河斷裂帶,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跟Thomas的研究結果吻合。「當時我們預測最大可能的地點是在道孚縣的一百公里範圍內,離現在地震的震央蘆山剛好是七十公里!」他解釋,雅安位於鮮水河與龍門山一帶的交界位置,研究發表後,沒有政府官員接觸他。「我們的傳統方法,不是靠科學儀器偵測地殼震動數據,他們(地震局)會用很挑剔的眼光來看,不會得到官方認可。」內地政府一直拒絕承認民間的地震預測,以免漏報要孭鑊,但郭安寧的父親郭增建曾經利用地震的周期性,九九年準確預測出當年台灣會有七級以上地震,同年台灣發生百年最強的九二一七級大地震。「中國經過了多年的地震觀測,地震帶早已摸索出來了,像龍門山這種地震帶肯定會發生大地震,我們建議當局把房屋加固防震,尤其是在農村試行,這樣地震的代價可以減少!」日本、土耳其及意大利等地亦有中長期的地震預測,但這些預測不是用來嚇人地震了、快走佬,而是令政府會長期根據專家所製的地震帶地圖加固房屋,令房子可以穩固矗立至少五十年。郭安寧亦只希望「未來五十至一百年的房子能做好一點。」

豆腐渣依舊

一群香港工程師於○八年的汶川地震後,創辦「無國界工程師」,協助災區重建。創會主席黎廣德表示,農村房屋要做加固工程,大約要一萬元,主要是建石屎柱、修葺屋頂。「四川地震帶是高危,地區政府有責任展開農村加固工程。」由於農民欠缺技術及金錢,他指地方政府可以委託工程公司及撥款支援,「不過鄉鎮政府好少做到咁基層,即使香港政府捐錢去,交到四川政府手上,也只做城鎮工程,不會去到太偏遠。」該會曾向香港政府申請撥款數百萬元,希望跟四川社科院合作,協助農村房屋加固及教導村民維持生計,但申請不獲批,加上內地政府對非牟利組織設下很多限制,所以該會也要改變定位。現任主席譚潔瑩表示,○九年開始轉營加強教育,是次四川地震又再引起外界討論應捐款到可信任的機構,譚坦言:「即使收到捐款想我們去幫農村房屋加固,我們也要解決重重關卡先行。」○八年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曝光,當時國務院下令汶川在災後重建條例,要求重建的建築物合格,講明要有增強建築物防震能力。結果一二年國家審計署踢爆有六十三個重建項目有問題,大部分工程偷工減料,如地震毀壞的道路未達標、學校剛重建完即鋼筋外露,甚至有裂縫。今年四月中,中央電視台更揭露綿陽市一家建材企業生產「瘦身鋼筋」,將本來十毫米的鋼筋用機器拉長至剩下八毫米,更引述消息指瘦身鋼筋已用於建設學校、安置房及流向農村市場。前總理溫家寶在○八川震後信誓旦旦說要求地震部門加強監測,防止造成新傷亡。結果五年後,雅安地震再次奪去近二百人性命。

孤村災民自救

雅安地震過了三天,無家可歸的村民都焦急了,救援的帳幕被鋪未到,儲糧也進入倒數階段。有人拿着「請求支援」的紙牌站在公路邊,但靠政府不如靠自己,災民自發互相支援,希望捱過難關。今次災情最嚴重的地區,是由震央蘆山縣至寶興縣一帶的鄉鎮。由於這處屬山脈地形,村落散落在深谷中,連直升機亦難以空投物資,只靠一條老舊狹窄的省道210貫通,一旦遇上山泥塌方即頓成孤島,隔斷居民的生命補給。記者在地震後翌日趕赴災場,當時此條省道仍未搶修好,救援人員只能帶同食水、乾糧和藥物,徒步翻越五十多公里山路,才能進入寶興縣「前門」靈關鎮,需時五個多小時。這路段曲折崎嶇,隨處可見到遭大石壓毀的貨車,甚至仍有碎石流沙不時從山上墜下,行人均須掩頭狼狽跑過。由於餘震不斷,武警遲至第三天才打通到寶興的道路,令大量運送物資的車輛堵塞在路上,嚴重影響救援及發放物資的效率。由於欠缺有效率的統籌指揮,結果率先入村的是私人企業的物資,例如:康師傅、農夫山泉的乾糧麵食。有參與救援的人員透露,由於重慶、成都等市都派員救援,而康師傅等民營企業,甚至有網吧、電訊公司等私自組織救援隊,各路人馬的車輛紛紛湧入,公路又給大石堵住了,幫助清理路面的挖泥車卡在中間,幫不上忙。

百家大鑊飯

與其望天打卦,靈關鎮鐘靈村的村民在空地上煮起「大鑊飯」,各戶將沒被地震埋掉的食糧捐出,煮成白飯、芽菜豬肉兩大鍋。全村有六十戶,他們趁沒有餘震時回到危房,搬走僅有的蔬菜,菇類,米粉及白米等,集中存放。「節省一點,大家還夠吃一段時間啦。」村民更邀請記者及救援的解放軍分享僅有的食物。該村大部分的房屋都倒塌六、七成,村民呂鳳桃說地震時一家三口在二樓睡覺,他們從露台逃走,僅一分鐘房子就倒了。大部分村民成功逃離,但一名七十九歲的王伯伯來不及,「給房子活埋壓死了,地震後所有人跑去救他,十分鐘就拉他出來,但那時候已經快不行了。」 最後他的兒子跟村民合力把父親埋葬,救援隊也還未見蹤影。直至當晚十時,呂鳳桃看到首批救援人員步行入來。但到了第三批,什麼物資也還沒到手,「水、食物、物資、帳篷都還沒有。」村民擔心有餘震,紛紛在戶外地方自製「瓦遮頭」,幾支竹、一張帆布成了一家的蝸居,有村民則將中型墨斗貨車,改成臨時住所,跟鄰居同住。

省路多年未修

210省道成為寶興縣跟外界聯繫的唯一生命線,天災堵路只能怨天,但人為失誤罪無可恕。有當地政府官員卻私下向記者透露,這條210省道是數十年前設計,車流負荷低,早在○八年汶川大地震時已多處塌方,後來蘆山、寶興、靈關的居民,於○九年提出要興建一條「雅馬高速公路」,連接雅安至阿壩州的馬爾康,打通這塊險要蜀地。「這在縣、巿、省的人大上都提案過的呀!這是寶興居民的生命線,一條小省道哪能負擔幾萬口人生存!」但領導層卻愛理不理,結果這次地震令210省道三十多處塌方,令救援、物資遲遲未能到達寶興縣。記者在靈關鎮遇上姓晏的四川民間救援人員,他說原本計劃入寶興,早上天未亮就有二十二名隊員出發,但中途有飛石,部分隊員被武警截停,只有四個繼續行程,「前面路還有危險,也太長了,現在又只有軍車才能進去。」要前往寶興,還要在崎嶇的山路走至少五小時,最終,他們也打消去寶興。該地方政府官員表示,地震初期交通調配失當,也是令主要通道一再堵塞的原因。他稱按例應由交警指揮哪些車輛可進入省道,但事發後軍區、武警、特警、消防以至各地的醫療義工隊紛紛入內,交警未能跟武警、特警協調好,堵死本來已狹窄的山路,「可能他們出發點是好的,但太多大車根本進去不了,後來才實施交通管制已經太遲。」

地震引發核危機

○八年汶川地震,各界一直擔心堰塞湖問題會帶來更大災難,今次雅安地震,當局迅速解決堰塞湖問題,但更令人擔心的,其實是四川會如日本福島一樣爆發核危機。自六十年代起,由於四川鄰近一帶被發掘出多種核原料如鈈、鈷、鈾,故早被國家重點發展為核工業重鎮。中國環境保護部雖然已於地震發生當晚,極速公布所有四川內的核設施未被破壞,輻射監測正常;但本刊卻發現,離雅安市三百三十公里,中核集團旗下的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卻在兩日後於網頁公布,公司設施於地震發生當日「震感強烈」,並已第一時間啟動「核應急預案」,目前尚在「應對工作之中」。翻查資料,這公司多年來從事製造核供熱堆及試驗堆,被稱為「核電糧倉」,替中國多個核電站,包括大亞灣核電站及秦山一、二期核電站供應燃料。本刊在週二曾致電該公司查詢,發言人承認,地震當日的確感受到強烈震感,又指目前基地運作正常,至於其他鄰近地方的核設施情況,以及為何那些公司不作公告,他則表示不會作出評論。事實上,除了這所核燃料公司,四川雅安一帶最少有七組大型核設施,而且更為接近今次的震央,其中包括設在離震央僅一百三十公里的樂山市內,同屬中核集團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設備製造廠及又名「八一四廠」的四川紅華實業有限公司,這兩間廠主力研究核軍用設備,而另一間名為樂山核聚變研究院的,則從事核研究。

全國最大核基地

另外,距震央一百四十公里、位於成都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號稱全國唯一大型綜合性核科研基地,內有六座核設施,其中一座更設有核反應堆。另一軍事要塞中核四川環保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位於離雅安四百多公里的廣元,該廠前身為著名的「八二一廠」,多年來一直生產軍用核材料,存有大量放射性廢物,是國內其中一間最大型的軍事企業。至於離雅安二百六十公里的另一軍事重鎮綿陽,則是中國核彈及氫彈的研究基地,位於該處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早於六十年代已研發出全國第一顆原子彈及氫彈。早在○八年,汶川發生大地震後第二天,該處所有核科學家全部撤離,而國務院則在地震發生後一星期內召開記者會,指稱所有相關核設施正常。雅安市一帶共有四條主要斷裂帶,其中龍門山地震帶及龍泉山地震帶正正包圍着這一區的核設施。○八年的汶川地震,中國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曾對外公布,地震掩埋了三十二枚放射源,最後僅收回其中三十枚,剩餘的兩枚只探測到具體位置,僅能在周邊劃定安全防護距離及安全警戒。換言之,地震之後,雅安隨時要面對更為恐怖的核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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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小黃跟監 從幾千份公文找一條線索 揭開廉政署讓貪官一刀斃命的祕密

2014-06-23  TWM
 
 

 

他們的工作內容不像○○七情報員香豔刺激,反而像是緊咬不放的狗仔,用最傳統枯燥的方式,等待貪官露出狐狸尾巴。一切的付出,終於透過驚天動地的合宜住宅弊案,被世人看見。

撰文‧鄭閔聲

「不好意思,我們是ICAC︵香港廉政公署︶,懷疑你們涉嫌一宗貪瀆案件!」當身穿筆挺西裝的香港廉政公署幹員,正氣凜然地走進辦公室,上一秒還氣燄囂張的高官瞬間面色如土,只能垂頭喪氣地接受調查。

類似場景,曾在無數部警匪電影出現,讓許多台灣觀眾因此認識這個鐵面無私的單位。其實,我們的法務部裡也有一個性質近似香港廉政公署,專責反貪、防貪、肅貪的「廉政署」;只不過,如果是在一個月前提起這三個字,多數人應該感到十分陌生。

五月三十日,台北地檢署認定桃園縣前副縣長葉世文疑似收受遠雄集團賄賂,護航遠雄取得八德合宜住宅標案,指揮廉政署官員發動搜索,當場查扣可疑資金;葉世文與遠雄董事長趙藤雄接受檢方偵訊後,皆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這起攸關居住正義的採購弊案爆發之後,讓人產生既憤怒又痛快的情緒;而談到鍥而不捨追查兩年,終於揭發整起官商勾結事件的廉政署官員,絕大部分民眾高度肯定之餘,也好奇這個成立近三年的機構,究竟有什麼拿手絕活,能夠「一刀斃命」地揪出政府部門裡的不肖分子。

跟監蒐證是最重要利器

「辦案的絕大多數時間都非常枯燥無聊,不是大家想像的這麼緊張刺激。」主管肅貪調查的廉政官翁國銘說,「官員收賄通常沒有規律性,需要花大量時間跟監、蒐證,或是從幾千份政府公文裡找出可疑的線索。常常好幾個月都在做白工,但還是不敢鬆懈,因為收受賄賂的關鍵證據很可能只有一次,錯過就再也無法補救。」廉政官員口中土法煉鋼的辦案方式,一點也不像電影裡的轟轟烈烈。

以八德合宜住宅弊案為例,廉政署除了詳閱所有採購文書,還得二十四小時監控相關人員行蹤與通聯紀錄;因為人手吃緊,不僅北部地區的廉政官員幾乎全員投入,還須從中南部尋求支援,就是擔心破案時機稍縱即逝。

整起合宜住宅案的「關鍵事證」,就是葉世文與台北科技大學退休教授蔡仁惠五月底在台北的一場餐敘。當天,葉世文取走了一隻由蔡仁惠攜來,疑似裝有大量現金的行李箱,卻不知道兩人會面過程早已被廉政署全程掌握;有了明確事證,檢方隨即在隔天發動搜索。

跟監蒐證是廉政署查案的最重要利器,所有第一線官員,從受訓時期就不斷練習。為了避免引起被調查對象警覺,每次發動跟監時,通常都有多組人馬同時參與行動;每一輛跟監車輛上一般配置三名廉政官,一個人專心開車、一個人錄影蒐證並負責與其他行動成員聯繫、最後一人則伺機而動,以利在突發狀況時下車步行追蹤。

動輒持續好幾個月的調查過程,如果總是使用相同車輛、熟悉的臉孔進行蒐證,勢必會讓目標對象起疑,因此,廉政署官員行動時,通常選擇私人汽車或短期出租車輛。翁國銘還曾因原本步行的目標臨時上車,而改攔計程車執行任務,「我上車以後並沒有說要去哪裡,只是一路緊盯著那輛車,一面告訴司機直走還是轉彎。」

憑藉使命感與熱情撐下去

電影裡的緊湊場景當然可能發生,只是十分罕見,廉政署平時辦案的最大困難,還是來自貪瀆案件不易舉證,「當你知道這個人有一定問題,但就是拿他沒辦法,心裡的感覺就是挫折。」進入廉政署前,就已有十多年政風經驗的許茂吉說。

在二○一一年廉政署掛牌成立以前,分佈在各政府機關的近三千名政風人員,就是公務員廉潔的第一道防線,發現任何可疑現象,都必須向中央回報,由法務部決定是否交檢方或調查局偵辦。

政風人員只負責蒐集資訊,無法參與偵查。若將肅貪形容成一場戰爭,政風就是後勤補給單位,雖不直接上戰場,卻還是能對戰局產生決定性影響。廉政署剛成立時,多數人力就是由各地政風單位轉任。

許茂吉過去任職台北看守所時,曾碰上一起管理員向受刑人家屬索賄案,當時所方握有疑似索賄的監聽譯文,但因家屬矢口否認行賄,全案始終無法移送。苦無對策下,許茂吉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找上受刑人懇談,告訴他「只要安分守己,所方一定保障你的人身安全,不必花錢買靠山。」受刑人坦承一切以後,家屬也卸下心防,心甘情願交出匯款紀錄與索賄簡訊紀錄,讓收賄者接受法律制裁。

「政風人員其實沒有什麼權力,憑的就只是一股使命感與熱情;只要肅貪同仁利用這些情資順利破案,我們就有繼續撐下去的動力。」許茂吉說。

正因為這股與貪汙官員「比氣長」的狠勁,才讓廉政署團隊寧願苦守兩年,也非得抓到合宜住宅弊案的違法事證不可。但這次傑出表現,並不足以讓廉政官員志得意滿,「我們就像是政府的風紀股長,讓公務員不敢貪汙,無案可辦才是廉政署最終的目標。」翁國銘說。

法務部廉政署

成立:2011年7月

組織編制:綜合規畫組、防貪組、肅貪組、政風業務組,以及北、中、南三個地區調查組。全署員額共250人,另管轄全國政風人員2500人。

職掌:規畫廉政政策、執行反貪、防貪及肅貪業務重要肅貪成就:高雄地院法官井天博收賄案(2012年)、八德合宜住宅弊案(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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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中美將於8月商討遣返貪官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254

貪官遣返2

路透社援引美國國務院官員稱,中美兩國將在今年8月舉行會談,商討遣返攜款潛逃美國的中國官員。

中美兩國官員上月在菲律賓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議,其中美國代表團由美國國務院負責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的官員魯納(David Luna)帶隊。

路透稱,魯納證實他參加了上述會議,並稱雙方將在8月再次舉行會談,兩國執法機構的官員及法律專家將參加會議。兩國將共享被控貪官及其涉案贓款的特定情報,還將磋商遣返的可能方式。

目前,中美沒有簽署引渡條約,導致此事成為棘手問題。這也使得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成為對中國外逃官員有吸引力的地方。

人民網此前發表題為《不引渡協議絕非外逃貪官的"免死金牌"》的文章,並列舉了中國當前在以上國家追逃貪官的主要法律依據:

中美兩國於2000年簽署了《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

中國與加拿大於1994年簽署第一個專門的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1999 年,兩國政府在加拿大渥太華又簽署“諒解備忘錄”。

中澳追逃貪官的司法合作主要是基於《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境外追訴的方式進行。

新華社,自2014年7月至12月底,為期半年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共從69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抓獲外逃經濟犯罪人員6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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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貪官的海外生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221

貪官多往哪逃? (向春/圖)

 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兒子、位列100名外逃人員紅色通緝令之中的程慕陽,“在溫哥華很活躍,有很多大的地產項目”。

“張曙光在活動上表現很低調,別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來歷。”

“因為西方國家對程序比較看重,除非再走一遍司法程序,才有可能取消掉在逃官員的移民身份。”

2015年4月22日,中紀委網站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和重要涉案人員名單。

這份名單,是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按照中國“天網行動”的統一部署,發布的紅色通緝令。紅色通緝令是由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國際通報,因通報左上角的紅色國際刑警徽而得名,通緝對象是有關國家法律部門已發出逮捕令、要求成員國引渡的在逃犯。除了紅色通緝令,還有藍色、綠色、黃色、黑色、橙色和紫色通緝令,紅色屬最高級別。

按照100名“貪官”外逃的國家來看,美國名列第一,共有40人可能逃往該國。可能逃往加拿大的人數排名第二,為26人。此外,新西蘭、澳大利亞、泰國和新加坡都是外逃人員相對集中的國家。

這些“貪官”為什麽會逃往這些國家,他們在海外的生存狀況又是如何?

“有夢趁早追”

“爸爸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在別人眼里他是成功的商人,但他一直很謙虛,從不輕言放棄……”2015年初,當面對加拿大華文媒體的訪問時,漂亮且自信的女大學生程頌蓮如是回答。

程頌蓮是加拿大聯邦青年自由黨卑詩省分部主席。作為一名年輕的華人政治領袖,程頌蓮受到矚目並不難理解。當中國發出紅色通緝令之後,她的另外一個身份更受人關註:她是原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孫女,她口中的“爸爸”則是程維高的兒子、位列100名外逃人員紅色通緝令之中的程慕陽。

據國際刑警組織官網資料,程慕陽1969年出生於江蘇常州,身高1.77米,會講普通話和英語,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離開中國前,他是北方國際廣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經理、香港佳達利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0年8月,程慕陽經香港逃亡加拿大,居住至今。目前,他以涉嫌貪汙和窩藏轉移贓物罪名,遭到國際刑警組織全球通緝。

“他在溫哥華很活躍,有很多大的地產項目。”一位曾經接觸過程慕陽的溫哥華政界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曾經去過程慕陽在溫哥華的公司,跟他交談過,“程慕陽跟加拿大政界混得很熟,也捐了不少錢。他希望自己的案子發生一些變化。”

程慕陽只是特例,多數外逃加拿大貪官都很低調,只與圈子里的人交往。有時,外逃官員會跟有錢人出沒在高檔中餐廳里,但卻極少參與華人社區活動。上述溫哥華政界人士接觸過一些中國處級和廳級幹部,他發現這些官員只讓老婆孩子跟外界接觸,自己不會拋頭露面,“頂多去賭場偶爾玩一把,其他地方一概不去”。

外逃加拿大的中國貪官主要生活在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個城市的優點明顯——華人社區集中,沒有語言障礙。加拿大《環球華報》總編輯黃運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外逃人員在溫哥華主要居住在兩個地方,一處是距離溫哥華三十多公里的衛星城,那里的房價比溫哥華最好的區稍低一點,消費水平與市區相當,“風景優美,重要的是比較隱蔽”。

另外一處貪官聚集區在西溫哥華,那里與溫哥華市區只隔一座五公里的跨海大橋。“那里都是全海景大豪宅,可直接看到太平洋。傳統上都是英國貴族住的地方,現在基本上是華人住。”黃運榮透露,“那里房子比較大,是溫哥華最貴的地區,一套大約三四百萬加幣(1加幣約合5元人民幣),有些甚至要一千萬加幣。因為只有一條路通進去,平常不會有閑雜人等過去。”

外逃到加拿大的貪官基本以花老本為主。有些資金雄厚者看準加拿大房地產市場比較紅火的時機,靠做房地產生意賺了不少錢。另有一批官員絕不出頭,只讓老婆出面打理生意。有的兒女已經成人,則可以直接靠他們贍養。

像程慕陽一樣,將自己女兒推上加拿大政治前臺的外逃涉案人員,絕對是異數。2015年最新一期華文媒體《先楓周刊》,就是以程頌蓮甜美可人的形象作為封面。這篇名為《有夢趁早追》的文章里介紹:英文名叫Linda的程頌蓮是家中長女,爸爸是江蘇人,母親是內蒙古人,“身上集合了北方的豪邁大氣和南方的輕靈溫婉”。

程頌蓮生於香港,4歲來到加拿大溫哥華。她高中畢業於溫西著名私校約克豪斯,如今是卑詩大學UBC政治科學一年級學生。程頌蓮覺得自己受父親影響很深,“他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跟我講很多新聞,培養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讓我對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在談到自己未來誌向時,程頌蓮說,“想當律師,因為希望可以利用司法制度去維護公平公正,幫助客戶爭取應有的利益。”

“只知道名字,不知道來歷”

毗鄰加拿大的美國,是中國外逃貪官人數最多的國家。貪官們多喜歡生活在華人較多的洛杉磯、紐約等地。

作為旅居洛杉磯十多年的華人,張翔(化名)經常與來自國內的官員和富人打交道。通常美國住什麽區就是什麽身份的人,華人社區公寓一般價值幾十萬美金,大多數普通華人家庭都居住於此。張翔發現,有一定“身份”的華人不願住華人社區,“主要是目標太大,容易碰到熟人,他們住在洛杉磯旁邊的馬利布,那里一個別墅要賣四五百萬美金。”

生活在馬利布其實並不方便。許多中國人為了見朋友,不得不開車一兩個小時,跑到洛杉磯的華人社區吃飯、喝茶。對於過去,這些頗有背景的華人常常諱莫如深。然而只要仔細留意他們的言談舉止,張翔明顯感覺得出,他們多數有官方背景,“看女士比較明顯,手上動輒拿十幾萬美金的名牌包。”

與加拿大的外逃貪官一樣,無論是否在國內涉及案件,在美國的官員及其家屬,都不事張揚。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的一位資深編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通常這些人都特別低調,像做地下工作。”

美國另一位華文媒體女士透露,她在本世紀初前後,曾經在洛杉磯華人社區舉行的迎新春活動上,見過原鐵道部涉案官員張曙光。“張曙光在活動上表現很低調,別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來歷。”她說,後來就很少有知名貪官曝光了。

由於對自己家庭背景非常敏感,從外在表現看,官員親屬們在美國生活時與常人無異。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劉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的班上有許多中國學生,很多都來自官員家庭,“平時跟他們來往不會談及家庭,你也不可能知道,對方的父母有沒有因為貪腐而遭查處。”

即便是真的外逃貪官,他們在美國也不做事。倒是許多官太太非常活躍,他們在美國做“空手套白狼”的生意,主要依靠國內資源,拿到訂單後在美國采購。“他們都是做涉及壟斷行業的生意,官太太也不會親自出面,只要找個美國當地的公司全權代理就行。”

張翔就認識一個官太太,她在美國籃球明星科比·布萊恩特的住宅旁邊,花五百萬美金買了一棟豪宅。平時她什麽也不做,就在她的大房子里接待國內來的各種官員,她常常炫耀地談及最近又接待了國內某個官員,“不過,最近她提得明顯少了”。

前些日子,張翔在洛杉磯參加了一位國內某二線城市市長女兒的婚禮。婚禮花費十幾萬美金,著實把美國人嚇了一跳:婚禮的攝像師、化妝師都是美國頂尖級別,車輛、婚宴場地也是當地一流,“對中國人來說婚禮花個一百萬不算什麽,但在外國人眼里已經很奢侈了。”

雖然如此風光,但是鑒於目前國內如火如荼的反腐形勢,這位市長女兒已經決定不回國了,“說不定她父親今天還在臺上講話,明天就進去了。自己萬一回去了,就全進去了。”張翔認為,判斷一個官員出事與否,主要看他家人的回國頻率,“有些人可能在觀望或者等待,一年中一兩個月在美國,多數時間在內地或香港。總體來看,真正出事的還是少。”

其實,洛杉磯並非貪官最為理想的避風港,生活不便是重要原因。一位久居紐約的華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福建廣東那邊的貪官一旦出事,基本上都往紐約跑,因為紐約有老華僑,有根基。

“紐約就是城市,跟上海和北京差不多,可以坐地鐵,不開車也行。”上述紐約華商透露,紐約生活很方便,華人多,講中文,“即便是生活成本高,房價高,但對他們來說都不算什麽。”

“只要沒有人舉報,移民局也不會去查他”

新西蘭也是中國外逃人員喜歡去的國家之一。在那里,具有“中國偉哥之父”稱號的閆永明表現最為高調。

閆永明是通化金馬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2001年11月,他因涉嫌職務犯罪而逃到新西蘭。到新西蘭後,閆永明改名為劉陽,憑借從國內帶來的雄厚資金,在新西蘭過得非常滋潤。

閆永明投資了很多房地產,在許多餐廳也有股份,並且還跟政界保持了良好關系。據一位新西蘭華文媒體記者透露:“一些政客舉辦選舉造勢活動時,經常被閆永明邀請到他在奧克蘭南區的餐廳舉辦。2005年,國際刑警組織曾經發出針對閆永明的紅色通緝令,但他依靠當地律師以及移民中介的強大遊說能力,最終讓自己安然過關。”

“他之前經常去賭場,生活也比較奢侈,比較放蕩。”旅居奧克蘭多年的華人李旭明(化名)曾經多次接觸過閆永明,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可能是得到了風聲,近一年多來,閆永明都不是非常高調。從今年3月份開始,閆永明就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了。”

中國涉案人員出逃的路徑不一而足。比如閆永明,當初他是以所謂的政治避難為名逃到新西蘭。還有相當一批人準備已久,很早就把錢轉出國,然後通過移民中介把移民身份辦下來。有人總結過貪官外逃的七步法:轉移資產→家屬先行→準備護照→瘋狂撈錢→辭職/不辭而別→藏匿住所→獲得新身份。公開報道中,多數外逃人員選擇將香港作為中轉站,從香港離境後再輾轉其他國家。像程維高之子程慕陽,就是從香港轉道去往加拿大。

“在新西蘭,如果通過了移民申請,只要沒有人舉報,移民局不會去查他。”李旭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因為西方國家對程序比較看重,除非再走一遍司法程序,才有可能取消掉在逃官員的移民身份。”

原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在2004年外逃加拿大時,為了盡可能不被發現,讓他的妻子作為主申請人移民。“高山的名字是真的,但有些經歷他沒有寫進去,這也是中國移民的常態。” 加拿大《環球華報》總編輯黃運榮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移民顧問也會教他們不該寫的不要寫,所以他們的經歷並沒有完整備案。”

“加拿大地廣人稀,如果外逃貪官行事低調,在一個小鎮上安穩地過上一輩子也未必有人會發現。”黃運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不是2006年10月高山與他人發生一場車禍,他也不會意外被曝光。

即便如此,中國公安部門又花了六年時間,才迫使高山主動回國投案自首。

最愛逃往美國和加拿大

為什麽外逃人員喜歡將美國和加拿大作為藏身地?

這主要源於國際法的規定:除非兩國簽署引渡條約,一個國家並不負有必須為他國引渡罪犯的義務。截止到2014年6月,中國跟38個國家簽署雙邊引渡條約,但主要集中在亞洲及發展中國家,美國、加拿大等官員外逃重災區均不在其列。

從2004年至今,美國僅向中國遣返過兩名貪官,分別是原中國銀行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和原黑龍江體改委主任宋士合。兩名外逃人員之所以能被成功遣返,並非因貪汙問題,而是兩人非法進入美國境內,涉嫌簽證欺詐。例如余振東就是被美國政府以簽證欺詐、洗錢、非法入境等罪名起訴。

加拿大與中國至今也沒有簽署引渡條約,“只是簽了打擊經濟罪犯的合作協議,”上述溫哥華政界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加拿大幫中國如果追回贓款,加拿大也可以拿一點,中國也可以退回一點。”

西方國家與中國的法律體系不同,很多加拿大本地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疑惑。“前段時間溫哥華有個官司,一個來自中國的騙子,在國內犯過多起民事和刑事案件,並且坐過牢。”黃運榮舉例說,“這個中國騙子在加拿大繼續行騙結果被抓,法庭竟然覺得他在中國的記錄不能作準。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法律不公正,反而應該保護他。”

“總體來看,新西蘭還是比較支持中國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雖然有不少中國外逃貪官,但這兩國和加拿大不一樣,加拿大跟得美國太緊。”新西蘭華人李旭明說,過去中國與新西蘭在追逃方面合作有兩大制約因素,一是兩國合作機構不對等,新西蘭是多黨制國家,其司法部不太好與中紀委對接;二是中國可能會對貪官判處死刑,而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沒有死刑,讓他們在遣返中國逃犯時會面對國內不小壓力。

2014年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時,提到了司法合作問題,這讓中國與大洋洲兩國在引渡外逃貪官上已不再有障礙。一位澳大利亞華人社團領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公布100人的在逃人員名單後,中方跟澳大利亞互動密切,“有消息說,近期會有中國官員赴澳大利亞探討此事。”

為了阻止更多來自中國的貪官移民,新西蘭在移民申請審查中,對“品行調查”要求愈發嚴格。“過去品行調查很容易過,有時候移民局自己看看資料,兩三周就過了。”李旭明從一名移民局高官處獲悉,“現在的品行調查交給了第三方的一個調查公司。有的品行調查要耗時長達一年,包括無犯罪證明、以前的經歷、是否曾被起訴、存不存在追逃等情況,都要一一核實。”

當得知中國外逃涉案人員有大批藏匿新西蘭時,就連一直持排華立場的新西蘭國會議員、優先黨黨魁溫斯頓·皮特爾斯也看不下去了。作為曾經的新西蘭外交部長,他在接受電視采訪時說,“要加強對移民的限制和控制,防止中國的貪腐人員都跑到新西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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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救市另類藥方:抓炒股貪官 護盤大隊爆貪腐 習近平人馬也涉案

2015-09-28  TWM

六月,中國國家隊巨資救市,股市仍直直落;八月,護盤券商的八位高層被捕,且「人一被抓,股票就止跌了」,迄今未破新低。看來,這些貪腐、搞內線交易的政經權貴,似乎才是這波中國股災的元凶。

一個月前的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新華社》在晚間發了一則新聞:「(中國)中信證券徐某等八人,涉嫌違法從事證券交易活動已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歷史將會記載,八月二十五日這一天,對於中國股市,以及習近平、李克強領導的政府,都將是個無法抹滅的轉折點!

「中信證券的徐某等八人」不是路人甲,中信證券是中國第一大券商,更是這次國家救市運動的先鋒,券商同業會議召集人,國家隊買賣下單執行人。而被帶走的 「徐某等八人」是中信證券最核心的經營幹部,徐剛是研究加股票銷售部門總經理、劉威負責資本仲介與金融市場管理委員會主任、房慶利則是證券主交易商負責 人,所有中國國內的私募基金都得買他的帳。

背景硬也沒用

證券公司高官 一夕被抓光也就是說,中國最大證券公司的三大部門負責人,一個負責股票、一個負責固定收益、一個負責主要客戶的頭頭,以及直接向他們報告的主管們,一口氣 全都被抓起來了!《新華社》的新聞稿不講他們涉案的原因,但是北京金融圈的高層主管都心知肚明,「國家隊救市,竟然爆發貪腐問題,而且馬上就遭到調查 了!」中信證券是中國最重要的證券公司,這幾年超越老牌的中金公司,不只在一般的零售經紀業務上遙遙領先,在新股承銷上睥睨群雄,對國企上市公司,甚至證 監會的影響力,都無人可比。中信證券在中國的地位,超越高盛在美國、野村在日本、元大在台灣,如果要比較,或許可以將中信證券比擬成證券市場的中國石油、 中國移動。

習近平反貪腐,整肅鐵道部、石油系統、打垮山西幫,但是像中信證券這樣一整個公司的高層、一夕之間都被抓光,還真沒發生過;而且,一般圈內人普遍的認知都是:「中信證券都是習的人馬啊!到底誰敢動他們?」抓人抓到習近平的跟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而,幾乎動搖證券市場根本的八二五大逮捕,竟然只是序幕。

三個禮拜之後的九月十五日,公安機關再度出現,將中信證券總經理程博明、經紀業務發展與管理委員會運營管理部負責人于新利、信息技術中心汪錦嶺等人帶走, 這次《新華社》透露了他們的犯行:「因涉內幕交易、洩漏內幕信息,而被公安機關要求接受調查。」在胡錦濤、江澤民的時代,中金公司是中國面向全球金融市場 的窗口,唯一可以跟高盛、摩根士丹利平起平坐的代表。中金公司穩坐十五年的龍頭地位,後來會被中信證券取代,這次涉嫌「洩露內幕訊息」的總經理程博明,應 居首功。

今年五十三歲的程博明在○一年加入中信證券,○三年中信併購了里昂證券,成為觸角全球化的跨國證券公司,程博明在○五年成為常務副總經理,實際主導公司營運,從一○年二月出任總經理至今已滿五年。

程博明是中國首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的學生,此外,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的父親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中信證券產業投資基金董事長劉樂飛的父親,是貴為七位國家 領導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劉雲山的兒子。程博明與劉樂飛、王東明在中國證監會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人脈網,在習近平接班之後,終於成為證券的龍頭,大家 也因此公認「中信證券是習近平人馬」。

公安機關同時透露了八月底被「帶走協助調查」的罪名,徐剛、房慶利等涉嫌內幕交易,而劉威則是夥同他人編造並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至此,中國證券龍 頭整個經營團隊已土崩瓦解了。(編按:中信證券股價並未因此崩盤,顯然股權以及後續的經營者已有安排)六月十五日,上證指數創下五一七六.七九點的高點之 後,開始重挫,八個交易日後竟然暴跌一千點,剩下四一九二.八七點。

六月二十六日,政府為穩定市場,「國家隊救市」全部出動,進場承接。作為券商龍頭,中信證券成為護盤的先鋒,直接執行護盤任務的四大營業部,不只匯集了所有最機密的政府政策,也掌握到國家隊買賣資訊:國家隊要買哪些股票、在哪個價位買進、如何買進等訊息。

然而,從國家隊救市的六月二十六日收盤四一九二點,到徐剛等八人遭到逮捕的八月二十五日,上海股市又跌了一千點,而且,八月二十五日收盤跌破三○○○點大關、隔日收二九二七點,至今未再跌破新低,「人抓起來,股票就止跌了!」

市場耳語不斷

「救市鈔票 幫富二代解套」國家隊救市總共耗費了一兆五千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五兆七五○○億元),但不只沒有成功拉抬市場,還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賠掉了二五%,參加 救市的各大國營企業損失慘重,在最前線執行救市的中信證券,自然成為眾矢之的,「中信證券與基金聯手作空」、「救市的鈔票,都幫富二代高價賣股、解套離場 了」,市場耳語言之鑿鑿。

不只是國企損失慘重,中國億萬憤怒的股民也急著找人祭旗。六月十二日的高點,中國深、滬、創業板的流通股票總市值高達五十五兆人民幣,到了九月十八日,剩下三十四兆;二十兆人民幣、三八%的股市財富在三個月內灰飛煙滅!大家都逼著政府一定要給個說法。

就在程博明被抓走的同一天,已經做了十年的證監會副主席莊心一被免除職位,對外稱屆齡退休。在莊心一之前,證監會還有多位官員遭到法辦,發行部三處處長劉書帆、原證監會處罰委主任歐陽健生涉嫌內幕交易和偽造公文印章被警方要求協查。

證監會發行監管部處長李志玲,更因配偶違規買賣股票而被開除。

更大的貪腐核子彈在程博明被抓走的隔天引爆!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直接在網站上刊登消息,「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

金融接班人栽了

證監會高層 貪腐重災區

五十二歲的張育軍是習李政權金融團隊的頭牌接班明星,他在證監會官網的排名第七名,年紀輕輕已經歷任過八年的深圳交易所總經理、四年的上海交易所總經理, 是中國證券圈內唯一擔任過兩個交易所總經理,而且累計長達十二年的官員。今年六月,還曾經傳聞他即將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副行長。他與程博明的私交甚 篤,官方傳媒明指他「與程博明都是劉鴻儒的門生」。

張育軍在中國的證券圈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幾乎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都跟他有私交,幾乎所有排隊上市中的企業主與國企領導,都要徵詢張育軍的意見。 中國媒體在張育軍被抓走後,用「曝光張育軍不尋常的朋友圈」的文章,來影射張育軍複雜的利害關係,也讓中國各大券商與上市公司高管,人人自危,紛紛將辦公 室內與張育軍的合照取下。

六月二十六日至今的「國家隊救市」戰爭一敗塗地,搞垮了國家證券市場的龍頭券商,抓走國家栽培三十年的金融領導接班人,在負責證券監理重任的證監會裡揪出「一干人犯」,有人形容,「公安救市」至今的暴風半徑,甚有可能動搖共產黨政權安危。

洗錢醜聞不斷

「公安救市」 恐動搖國本股市大跌的效應還在持續發酵,曾經被喻為「中國女股神」的西京投資主席劉央,被爆料說是替前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令計劃等貪官家族洗錢二○○億 元,劉央當然否認,但是,她的旗艦基金在六月二日時,淨資產近十五億港幣,到了九月十六日,已經暴跌剩下六.四億港幣,各種投資爭議即將浮出枱面。

類似劉央這種洗錢、貪腐的醜聞,將因為投資爭議而不斷爆發。

瑞士信貸首席經濟學家陶冬日前在投資論壇中說,中國的股市是「熊貓市」,完全無法預判。他送給股市投資人三句話:相信政府;但政府不是上帝;第三,守住風險門戶(自求多福)。這說法,像是公安救市至今「通通抓起來」現象下的最佳注解。

低調肖鋼 恐將下台負責

「什麼時候輪到主席?」在9月16日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遭調查後,這是中國金融圈最夯的一個問題。其所指,就是證監會主席肖鋼。

截至目前,肖鋼還沒有正式異動,但一位對岸大型券商的高層表示:「他(肖鋼)應該已被停權……, 只是換人可能延後,避免讓外界有過多聯想。」自從2013年3月就任證監會主席,肖鋼就是以低調聞名,例如前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任期間不到2年,公開 露面就達到84次之多,對比之下,任職2年半的肖鋼,雖然遇上A股千載難逢的牛市,但迄今為止,也只有露面29次而已。

作風堪稱神祕的肖鋼,十八大之後原本是接替周小川、執掌人民銀行的熱門人選,他來到證監會,其實也將證券市場管理得有聲有色。例如肖鋼上任不久,中國就發 生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錢荒,上海銀行隔夜拆借利率瘋漲至13.4%,上證指數因此單日暴跌5.3%,但在證監會與人民銀行調控政策之下,恐慌沒有蔓延。

隔年,他又與港交所密切配合,在事前將滬港通所有細節詳細推演,終於讓這個獨特的交易機制順利上路。可以這麼說,中國股市艱苦走出1849點「道光底」,直到登上5178點波段新高,肖鋼對活絡市場確實有功。

如果肖鋼下台,對中國股市的直接影響是什麼?熟悉中國上市作業的會計師分析:「至少註冊制肯定會延後。」他指出,註冊制的精神,是降低上市門檻、將法律責 任回歸推薦券商與企業本身,堪稱是中國股市一項重大改革,也是肖鋼原本宣示的工作重點。目前看來,進度勢必延至明年才能上路。

此外,A股股災也使得上路在即的「深港通」熱度急降。港交所總裁李小加日前直言:「現在還不是討論(深圳與香港股市)互聯互通的時機。」由此可見,一場失控的股災不僅牽動中國政府高層的人事布局,也反過來拖累當局念茲在茲的改革進度。

(周祈原)

撰文 / 張向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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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賄數額漲了,貪官怎麽判新量刑標準正在醞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262

2015年4月23日,湖北省鹹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依法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李春城被控受賄、濫用職權一案。 (新華社記者 黃敬文/圖)

幾十萬和上千萬的受賄案,有的同樣判了十幾年。雖然每個案件具體情節不同,數額也不是量刑的唯一標準,但實踐中存在量刑不平衡問題。

業內人士介紹,在《刑法修正案(九)》取消貪汙賄賂犯罪中關於數額的規定後,司法機關可能制定新的數額標準,“要不實踐中沒法操作”。

“十一”放假回來的一周,多起重大貪腐案件密集宣判。

2015年10月12日,原四川省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兩案宣判,兩人分別獲刑13年和16年。

判決認定李春城構成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其中受賄3979.7597萬,違規使用財政資金造成公共財產損失300萬元。蔣潔敏則構成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和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三罪。其中受賄1403.9073萬,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1476.6174萬。

10月13日,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中石油原副總經理王永春案宣判,罪名都是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罪並罰後,合並刑期都是20年。

其中郭永祥受賄4346.5075萬,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3620.0936萬元;王永春受賄4856.3011萬,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4245.514萬。

今年早些時候宣判的季建業、李達球、倪發科和廖少華等幾名部級官員,同樣涉案超千萬,最後也是判了十幾年。

相比之下,現行刑法貪汙和受賄五千元即構成犯罪、十萬元就要判處十年以上的規定,就顯得有些尷尬。南方周末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到,一些涉案幾十萬的案件,同樣判了十幾年。

11月1日即將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落差。它取消了貪汙賄賂犯罪中關於數額的剛性量刑標準,代之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三項標準,將裁量權更多交給司法機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解釋是:貪汙罪和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不再單純以具體的數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而是將犯罪的情節和數額綜合作為定罪量刑標準。

不過,多位業內人士介紹,司法機關仍會制定新的數額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量刑不平衡的問題也將持續一段時間。

北京市檢察院的一位檢察官介紹,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正在制定關於《刑法修正案(九)》的司法解釋,目前已經有了初稿,還在內部征求意見。關於貪汙賄賂案件,還是會有數額標準。“要不實踐中沒法操作”。

他同時強調,每個案件都不一樣,不能光看數額,“自首、立功、悔罪、退贓,這些情節都會影響量刑”。

北京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儲槐植也認為,制定新的數額標準是“兩高”這次司法解釋必須承擔的一項責任。

說明:這17人為十八大之後受審的犯受賄罪的省部級以上黨政官員,以審判時間為序。相關刑期為對受賄罪一項的量刑(有10人還犯有濫用職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受賄罪的量刑,既要看受賄數額,同時也要看受賄情節,因此,刑期長短與數額沒有絕對的對應關系。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當年立法時沒有想到數額會這麽大”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學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制定1997年現行刑法的時候,立法機關完全沒有想到,後來貪汙賄賂案件的數額會增長到這麽高。

“當時覺得十萬元已經比較高了,沒有考慮經濟發展會這麽快。而且涉案金額會這麽多。”

據這位同時研究國外刑事政策的刑法學專家介紹,量刑不平衡也是沒辦法的事。“國外基本都取消死刑了。對比著看,他們幾十萬的案子,很多也是十幾年;幾千萬的,有的也是十幾年,只是數量比較少,對比就沒有那麽強烈。”

根據現行刑法,對於罪行較重的貪汙賄賂犯罪,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其中有期徒刑單一刑的最高刑期為15年,數罪並罰的,總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多可處25年。

這意味著,即便是《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後,當被告人的受賄金額達到了“特別巨大”,如果不存在其他從輕、減輕情節,法官的裁量空間就只剩下十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可選的余地並不大。

考慮到近年來“減少、慎用死刑”的國際趨勢,死刑判決越來越少。涉案數額上的巨大差異,也就更難在刑期上反映出來。

而那些數額較大的巨貪,很多都在歸案後積極交待了司法機關沒有掌握的犯罪情況,構成自首。有的還檢舉揭發了更嚴重的犯罪,構成立功。包括認罪、悔改態度良好,退贓或者積極幫助追繳涉案財物的,都可以從輕、減輕量刑。

如這輪宣判的李春城、蔣潔敏等四人,都有認罪和自首情節,並退回或積極配合辦案機關追繳了全部贓款贓物。其中王永春還有立功表現。李春城更構成重大立功,因此受賄數額雖然近4000萬,13年的刑期卻是四人中最短的。

“每個案件都不一樣,不能光看數額。必須分析具體的案情,有些情節是媒體報道中看不到的,這些酌定量刑情節,有時非常重要。”前述北京市檢察官說。

可以用來印證的,是2015年8月31日二審宣判的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案。十八大後宣判的部級官員中,他是唯一沒有從輕、減輕情節的,也是唯一提起上訴的。

最後法院認定陳柏槐的受賄金額是這些人中最少的,283萬多,仍被量刑12年,加上濫用職權罪,數罪並罰共判了17年。

巨貪們並非都能得到輕判。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審理17個犯受賄罪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不包含軍隊和央企),有2人被判死緩,6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余9人的刑期在12年至20年之間。

針對一些巨貪,《刑法修正案(九)》還在無期徒刑的執行方式中增加了一種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和假釋。在儲槐植看來,這有利於在減少死刑的基礎上實現罪刑相適應。

不過哪些巨貪會被判終身監禁,仍要根據案情。“現階段我們國家的反腐還要講究一些策略。”儲槐植說。

數額有時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江蘇省一位刑庭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針對巨貪的量刑是個比較特殊的問題。普通貪汙賄賂案件的量刑,和數額上的差距沒有那麽大。“很多省都制定了具體的量刑指導標準。還有自己的案例庫,判的時候會先看下類似案件的判決情況,總的來說比較平衡。”

如2010出臺的《江蘇省各中級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判刑量刑標準指導意見》就規定,“個人貪汙、受賄10萬元的,量刑基準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0000元,增加一個月確定基準刑。”後面同時附了一句但書,“具有情節特別嚴重情形的另行規定。”

“幾百萬的那種肯定得重新考慮,如果機械地用這一條,都是頂格的15年,肯定也不合適。那個標準也只是個參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案件的變化,後來有了很大變化。按照現在我們大概掌握的標準,南京地區百萬左右的,也就是十一二年。當然還得看具體案情。”這位法官說。

另據一位最高法院刑庭法官介紹,同樣是貪腐案件,在貪汙罪和受賄罪中,數額對於量刑的影響也不一樣。

因為貪汙罪的後果主要是造成財產損失,而受賄還要“為他人謀取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有的數額很多,但對公共利益的影響不大,主要損害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有的可能數額很少,卻造成嚴重後果,這時候,數額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最典型的,是1999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跨塌案。縣委副書記林世元僅僅受賄十幾萬元,就將工程給了一個包工頭,造成40人死亡,一審時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後來考慮到存在檢舉揭發的立功表現,最終改成死緩。

貪汙罪的量刑就主要是數額標準。“1997年刑法頒布以後,十幾萬的一個都沒殺過。”上述最高法院刑庭法官說。

而近年來判決的這些特大貪腐案件中,主要涉案財產都是受賄所得,巨額貪汙案幾乎沒有。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何量刑時其它情節的影響顯得更大。

“同樣的數額,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社會危害性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現在‘兩高’司法解釋還沒出來,地方性差異的問題,也可能會有所體現。這樣的話,就會更加科學。”前述北京市檢察官說。

他同時強調,雖然11月1日以後,立法層面上取消了剛性的數額標準,關於貪汙賄賂案件的量刑也不會發生驟然突變。“肯定會有一個緩慢過渡的階段,實際上這些年來,已經發現了問題,開始慢慢過渡了,立法只是對實踐中情況變化的一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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