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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記者憑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她在國外生活多年，與批評白俄羅斯政府有關，但絕對不是被國家驅逐出境，而是一種自我流放，精神流放。她需要在遙遠的他鄉來認識自己，認識故鄉，認識祖國，甚至認識生與死。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知道”（nz_zhidao）為你揭開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神秘面紗——一位說真話的記者。

北京時間2015年10月8日19時（瑞典當地時間13時），瑞典學院宣布，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海明威等諾獎前輩一樣，她也是一位記者。

“生活、戰爭的很多細節，遠比我們作家自己去構思、編織的要真實，要生動得多。” 旅俄作家、翻譯家孫越深深記得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對自己說過的這句話。

約十年前，孫越和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莫斯科有過短暫會面，交談之中，孫越對她最深的印象是：“講真話”。以下為孫越的口述。

她是記者，不是撰寫政論的人

2004年或2005年，我在莫斯科見到了她，一個很樸實的老太太。

已經過去很多年，當時雙方的文學組織有兩個“創作季”——春季和秋季，每年都會邀請有名的蘇聯作家來見面，講文學創作。她好像是這時候來的，來的時候見的人不是很多。她來前後，蘇聯時代流亡英國的作家阿克肖洛夫和寫《白輪船》的艾特馬托夫也來過。

我跟她說，我的朋友翻譯過她的一部中篇小說（註：即《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譯者是呂寧思）。她很自豪，說她認為自己的那部小說特別好，很高興已經翻譯成中文了。我們還談到，前蘇聯作家，包括白俄羅斯作家，現在的反思和作品，中國讀者不一定看得懂。

整體上看，她是個很自信的人，願意談論人如何面對生與死，面對遠離祖國。

她最明顯的態度就是“講真話”。為什麽《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在蘇聯時代能夠引起這麽大的反響？她不認為是因為她的文筆、用詞、故事情節有多好。她說：“生活、戰爭的很多細節，遠比我們作家自己去構思、編織的要真實，要生動得多。”她覺得，把這些如實、真誠地寫出來，應該就是一個作家能做的最大的事情了，不需要加工、編織。

講這些話時，我們正談到蘇聯謊言滿天的年代。

阿列克謝耶維奇跟我們概念中具有反叛意識，批判當下的作家不太一樣。她雖然是記者出身，但不是一個時政作家，不是撰寫政論、批評的人。

她的理念是，作家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如果去批判當政者的戰略、治國之策，那就是和他站在一個起跑線、地平線上。她看到的是人類的終極問題，而我們所處的時代，經歷的生活，離不開哲學思考和宗教思考。

不過，俄羅斯2014年吞並克里米亞之後，出生在烏克蘭、母親是烏克蘭人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嚴厲地批評了普京政府，不能排除她的獲獎有政治因素。

為什麽一直“小眾”

在蘇聯時代，阿列克謝耶維奇其實可能只能算“二三線作家”。她比較年輕，作品和主旋律不合拍，蘇聯不會大規模宣傳她。解體後，她變成“少數民族”作家，俄羅斯也不屑一顧，可能就是文學圈子還知道一些她的情況。

阿列克謝耶維奇1972年畢業於白俄羅斯明斯克大學，她學新聞，蘇聯時代一直做記者。她的文風類似於我們過去說的通訊報道，比較直接講述事件和事件引發的社會反響，沒有過多的描寫和心理活動。

1983年，阿列克謝耶維奇才加入蘇聯作協，一個原因是她的作品引起比較大的爭議。比如，她的報告文學《最後的見證人》，內容是講德國人在白俄羅斯制造的大屠殺，描寫了德國人給蘇聯造成的很多災難，還談到了戰場上蘇聯紅軍的挫折和損失。而在當時，很少人大篇幅描寫這些。

《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是她的成名作，寫於1981年或1982年，直到1985年才獲發表。這部作品在寫作手法上獨具新奇，當時沒有人用這種毫無修飾的，新聞記者的形式、眼光去看戰爭。這部作品不僅寫了女人敢於參加戰爭，同時也寫了戰爭對女人的毀滅。

這里面有個更重要的哲學懸念。她認為，戰爭對女性生命的殘害，已經把人類推向了罪惡的邊緣，不能僅僅看到女人的勇敢。把女性和死亡結合起來，把人類最大的罪孽和悲哀結合起來，才能夠真正地展現世界的悲劇和戰爭的悲劇。但是，她又不能寫得過分直白，因為傳統意義上的“偉大的衛國戰爭”是要弘揚人們的勇敢精神。

上面提到的《最後的見證人》是她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寫於1985年，“見證人”見證了戰爭的殘酷。當時對戰爭的種種負面，包括國家在戰爭前期的抵抗無力，以及德國大規模入侵，都是不能寫的。她寫了這些作品，就比較引人註目。

這一年是“二戰”結束40周年，有很多一線大作家，像柴科夫斯基、邦達列夫、斯坦紐克，都在這期間寫戰爭，包括莫斯科保衛戰，庫爾斯克坦克大會戰。但沒人用紀實文學的手法寫戰爭，一線作家對戰爭的理解都是非常傳統，非常保守，非常“主旋律”的。

後來，阿列克謝耶維奇依然關註前蘇聯的另一方面，比如在1997年寫了《切爾諾貝利的祈禱文》，是對蘇聯時期發生的災難的反思。那依然是用紀實文學手法寫的。

不是“驅逐出境”，是“自我流放”

2000年後，阿列克謝耶維奇去了法國、德國等國家，很多著作譯成德語，在德國出版。她寫重大國際政治事件，意在表達深刻的哲學思考。之前談切爾諾貝利，現在談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系，都是這樣。

白俄羅斯政府對相對保守的作家比較寬容，而對有建樹，有鋒芒的作家則比較“謹慎”。在首都明斯克，住著蘇聯時代的一線作家大作家格拉寧。格拉寧90多歲了，比阿列克謝耶維奇有名得多，在白俄羅斯很有市場，上電視，報紙也宣傳。他在蘇聯時代也很有鋒芒，但僅限於蘇聯時代或蘇聯作家群體當中。

阿列克謝耶維奇跟格拉寧不一樣，她是個探索型作家。格拉寧比較滿足於蘇聯時代的成就，但阿列克謝耶維奇更追求探索人生的終極，探索生與死的問題。在蘇聯和後蘇聯的體制中，她的探索肯定會受到限制。

她在國外生活多年，與批評白俄羅斯政府有關，但絕對不是被國家驅逐出境，而是一種自我流放，精神流放。她需要在遙遠的他鄉來認識自己，認識故鄉，認識祖國，甚至認識生與死。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據我所知，諾貝爾獎文學獎委員會已經在俄語文學圈子做了七八年，甚至十年之久的篩選了。對於多年沒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作家獲獎，有幾種說法，有人認為批評普京現政府的就是好作家，但流亡時代的好多作家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還有人認為俄語文學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諾獎評委的不夠多。

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作家們在蘇聯解體之後紛紛回歸。回歸的地方，稱為“祖國”也好，“故鄉”也好，西方並不認為是寬松的環境，不認可在那種環境產生的作品。而繼續留在國外，又是很多作家都不願意做的事情。很少人願意去異國他鄉悶頭寫東西，卻沒有什麽錢可掙。

阿列克謝耶維奇選擇的自我流放，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創作方式。也是因為這種與眾不同，她的作品被大量地翻譯成德文、法文等比較流行的歐洲語種。

可以說，因為身在歐洲文化中心，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傳播。

不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中文譯本不是很多。原因有兩個：一個是1992年之後，大家對俄羅斯地區的文學已經很不了解，不太關註；另一個原因是，15個加盟共和國分家了，俄羅斯也不再宣傳現在屬於其他加盟共和國的老蘇聯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