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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上海正能量”

最近，上海在進行一場特別的紀念儀式。紀念的主體，是當年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至上海避難的一群猶太人。

今天，猶太人依然在這座城市，並與它共同找到了在這個時代攜手並進的方式。

“真是個騙子，哪能做得出噶覅面孔（這麽不要臉）的事體！”一位黃發的西方婦女，臉孔卻像是亞洲人膚質，操著一口地道的中文普通話，偶爾夾著幾句地道的上海方言：

薩拉·伊馬斯，這位擁有中國和猶太雙重血統的66歲老太太，昂著頭，提起氣，雙手舉過肩膀，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番與活動主題完全無關的演講，或者說是控訴。由於情緒激動，她的頭發有些亂。面前，有黑發黑眼的中國人，也有金發碧眼的猶太人。

這是2015年9月6日，上海福壽園內“猶太紀念園”的揭幕儀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被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有約600萬。至少有1.8萬名猶太人從各個國家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上海避難，直至二戰結束。當時的上海，是一個處於權力真空的公共租界，對所有入境者來者不拒。薩拉就是現在還生活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後裔之一。

“……如果我死了，我一定葬在這里！”活動正式開始後，她迅速改換演說主題，回到“正能量”的軌道上來。一席話終，她宣布自己要去趕另外一個場子，匆匆離去。送給人們一個飛吻。

薩拉的控訴

圍著她的人實在太多了。

挎著布袋的中國老人、舉著話筒的記者、認識她的老朋友們蜂擁而來，薩拉不得不換個寬敞的地方。

薩拉在上海是一個名人，是虹口區政協委員。童年時的她，如今就站在為紀念上海難民歷史而重建的一座老房子門口——以銅像的形式。一位銅鑄的中國女性正在為她舉著雨傘。這組銅像，叫做“風雨同舟”。

她會出席在全國各地的各種場合：給官員上課、講述猶太人的傳奇歷史、財商講座、教育沙龍、女性論壇……這些光環的基點，是“猶太難民後裔”的標簽。她的父親是一位逃到上海避難的俄羅斯猶太人，母親是一位蘇北姑娘。

她很喜歡在這些場合朗誦自己創作的一首詩《我的中國心》，還很押韻：

“我可以選擇阿爾卑斯，仰望峰巒的白雪緬懷我的生父；或者，我也能選擇耶路撒冷，跟隨朝聖地祈禱祭奠我的先祖。但是，我選擇中國，選擇黑眼睛的黃種人做我的丈夫，選擇揚子江畔東海之濱安家落戶。因為我眷戀神州大地的一草一木，因為我崇敬恩重如山的中華民族。”

“她是一個很好的表演者，演說家。”她的朋友這樣評價。

薩拉的人生其實並不平穩。一歲時父母離異，12歲時父親病亡，她嘗盡了人間冷暖。只讀到初一她就輟學，成為一名銅廠女工。成年後，她曾有過3段失敗的婚姻，留下了3個兒女。在中以建交後，她成為第一個回到以色列的猶太難民後裔時，只能靠在街頭賣中國春卷為生。

而現在，她當年賣春卷的經歷，正在通過她的自行講述，和一本叫做《特別狠心特別愛》的勵誌類書籍，被許多文摘雜誌和微信營銷號放大、傳播、發酵，題目類似這種：《中國媽媽必看！猶太媽媽的絕密財商教育》。她的身份和故事，滿足了中國社會對猶太民族的好奇，尤其是對他們的智慧和創造財富的能力。她的那本書賣了不少。

至於她控訴的“騙子”，是一位名叫趙檣的上海藝術家。他們正在為那組“風雨同舟”的版權和財務鬧糾紛，孰是孰非尚難分清。她不介意在這樣一個隆重的公共場合，用公開控訴的方式來為自己爭分。

“有風雨我們在一起，但是有好處了，開始相互……我不想擠兌她的，她擠兌我。”趙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跟薩拉合作是個教訓，但也給他上了一課。“我已經準備好了律師。”

迪文的墓碑

“猶太紀念園”的中心是一堵紀念墻，中心刻著一個鏤空的六芒星，那是猶太人的標誌。黑色的墻體上鐫刻了25位與上海有淵源的、對上海發展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猶太裔及相關人士的姓名。

在其後的草地上，立著兩塊刻著拉丁文的猶太人墓碑，他們葬在了上海。

這兩塊墓碑，也是一個有心的猶太人迪文，從歷史的故舊堆里發掘出來的。如今，他已經以此為業。他帶著一個又一個旅遊團，出入於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等場所，向他們講述那段歷史。連紀念館旁一家商店的老板都認識他：“這個導遊很厲害，猶太人的團都是他帶，一定賺翻了。”

迪文·巴爾加與這段歷史的緣分開始於14年前。那時，他還是以色列一家電視臺駐中國的記者。自2001年起，他就開始尋找上海猶太人難民的墓碑，至今已經收集了105塊。

自上海開埠起，就有猶太人陸續來到這座“冒險家的樂園”，生老病死。1949年時，上海共有4個猶太人公墓。1958年，市政府將所有外國人墓地統一遷到上海西郊的一座國際公墓里。但隨後這座公墓又被一掃而空。墓碑流落四方，有些直接被附近的農民拉去做了建築材料，或是做成了搓衣板。

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對中國關註度並不高，駐華記者的工作養家糊口不易。迪文發現，尋找猶太人墓碑的故事或許能吸引觀眾。他在網上登出這些墓碑的照片和詳細介紹，幫助全世界不少猶太家庭找到了自己祖先的遺跡。

這期間，迪文尋找墓碑的行動感動了許多人，也被許多人的無私幫助所感動，也有些人讓他啼笑皆非。一次，有個老人踩在墓碑上，不肯把它交給迪文。經過反複解釋，他才明白迪文不是為了錢，立馬改變了態度：“你給我找工作，我給你找女朋友。”

雖然當上了導遊的迪文也在靠這段歷史掙錢，但他強調：“我希望對這段歷史的紀念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而不是通過自己的想象去營造這樣的氛圍。”

在一份關於墓園的未來規劃里，福壽園將會放置更多的墓碑，成為一大片名為“歸宿”的園區。但是迪文說，他並不願意再給墓碑。這一次，他已經是“被迫”才出手幫助的。

他覺得：福壽園離市區太過偏遠，不論是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很少去那里，是毫無意義的紀念。他更希望能在市區開辟一小塊公共墓地。因此，當有關方面寫郵件向他索要墓碑時，他沒管。直到以色列總領事館出面，他才答應給了兩塊。

另一個出力幫助紀念上海猶太難民歷史的國家是德國。去年，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出資，幫助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修建了一堵名單墻，上面刻著曾避難上海的一萬三千多名猶太人的名字。

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新聞文化領事文木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二戰後，德國向以色列支付了賠款，但這並不是全部。只要通過申請，德國政府會向在世界各地的猶太幸存者提供資助金以幫他們度過晚年。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服兵役的德國人，可以選擇到各地為猶太人服務，以替代兵役。

“在接受教育期間，我們會很多次地學習悲劇是如何發生的。”文木森說，“現在，德國對以色列的生存負有義務已成為絕大多數德國人的共識。”

張平的畫展

一個瘦高個的中國男人，很熟絡地穿梭在儀式上。他叫張平，剛剛在耶路撒冷舉辦了“猶太難民在上海”的畫展。

“活了幾十年，辛苦都是為了錢。我就想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習總書記說要‘講好中國故事’，我就要用西方人最能接受的方式，講好最值得走出去的中國故事。”從小生活在虹口區的張平是個商人，他多次去過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對那段歷史粗有了解。他覺得，上海猶太難民的歷史“說盡了中國人的包容與善良”，“是對質疑中國人權的最好回應”。

於是，他成立了一個名為“鄭能亮”的工作室，雇了一群畫師。通過朋友，他認識了1995年就來到上海經商的猶太人貝彬。

第一次見到張平拿出來的那些畫作，貝彬被震住了。仰著紅蘋果似的臉蛋兒笑著下中國象棋的猶太男孩，拉黃包車的上海爺叔免費帶猶太小姑娘去上學，一群中國人隔著木柵欄向被日本人隔離的猶太人送大餅……這是在中國的一些軍迷網站上流傳多年的一個網絡段子。

張平說，油畫的創意都起源於他找到的文字素材，不少畫作來自現成的歷史舊照片。只是，他會加上一些“必要的中國元素”。

例如，在兩個猶太人站在廚房的舊景象里，他讓畫師一左一右加了兩個正在燒煮食物的上海居民。而在另一個猶太人做木工活的照片之外，則多了兩個教他們鋸木頭的中國人。

“中國市場有超過美歐總和的中產階層，這會給以色列人商人提供非常多的發展空間。”貝彬成了張平的合作者。他幫助把這些油畫帶到了耶路撒冷，成功地辦了一場畫展。

這個畫展使張平最近多了各種圈子的飯局。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他頻頻接到電話。有些陌生號碼看起來像推銷，“也不敢不接呀，怕接不到領導電話。”他滿臉苦笑。

他形容自己“傾我所有，不求回報”，但他也逐漸認識了不少在滬猶太人，開始做有關以色列在滬創業、教育的論壇，並考慮“藝術品中介生意”。

而在一些猶太人眼里，張平的畫並未博得他們的好感。迪文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覺得張平所謂的“加工創作”不是真正的歷史。

畫中很多“高於生活”的場景，讓迪文覺得荒謬：一個像極以色列前總理沙龍的人與中國家庭一起坐在桌上吃飯，慶祝春節。“那時沙龍根本沒有來過中國！”還有猶太兒童和中國兒童的合影，雙方都衣著光鮮。而真相是那個年代，老照片里的孩子大都穿得破破爛爛。

在一個猶太難民幸存者的郵件群里，一些老人也對無中生有的“藝術加工”頗不以為然。

他們說，最值得感謝的是像時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和日本駐立陶宛代理領事杉原千畝那樣，排除萬難給盡可能多的猶太難民發簽證，讓他們有機會逃離納粹魔掌的人。

從以色列回到上海，張平的油畫展尤其被上海居民們所認可。一些上海阿姨從城市的四面八方過來看畫，一見到他就嘰嘰喳喳地歡騰起來：“儂畫了太好了！這是阿拉上海人的故事啊！”她們圍著張平合影、要簽名。這段歷史，點燃了她們的城市自豪感。

目前，張平正計劃把畫展辦到美國，並籌劃一部與這段歷史相關的紀錄片，目標是：“走向好萊塢、沖擊奧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