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後，中國對新建核電項目的審批一度緩慢。而現在，隨著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這個行業正重新走入春天。

5月21日，在“第十一屆中國核能國際大會2015”論壇上，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徐玉明表示，按照規劃，到2020年以前，中國還要新建35GW，平均每年新開工5到6臺機組，新增核電投資約5000多億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會上了解到，目前國內投運和在建的核電廠已達40多個機組，安全水平和運行業績達到全球核電機組中值水平以上，有的機組已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在核電設備制造方面，設備國產化可達80%以上，主設備年貨能力達10套以上。

考慮到中國城鎮化的發展速度以及現有能源結構，上述量級顯然還不夠。

在徐玉明看來，到2030年全社會用電量可能比現在增加1倍，而我國的能源結果不合理的現象十分突出，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的66%，占電力生產的75%，非化石能源占比僅11.2%，“要實現2020年化石能源占比20%、2030年以前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目標，唯一選擇是發展包括核電在內的低碳清潔能源”。

安全運營是核電繞不開的話題，據了解，新建核電機組要符合三代核電安全標準，進一步降低堆芯融化及放射性釋放概率。以華龍一號、AP1000、CAP1400為代表的三代核電技術將成為中未來核電規模化發展的主流。

4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核準建設“華龍一號”三代核電技術示範機組，20多天後，在福建福清，這項示範工程的首臺機組——福清核電5號機組正式開工。

中核集團自1999年就開始研發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從CNP1000到CP1000，再到ACP1000，最後與中廣核的技術融合，形成了“華龍一號”。

廈門大學能源學院副院長郭奇勛表示，此前的AP1000是我國從國外引進的三代核電堆型，而“華龍一號”屬於自主品牌，通過示範實踐也可以達到三代技術，這樣國內外核電設計技術方案有可能在我國並存，並在國內同時發展。

本報記者註意到，國內建設提速的時候，核電“走出去”也在加快。

今年1月份，中國與巴基斯坦簽署了340億美元的投資協議，將建設大規模核電廠，此後，中國又與阿根廷政府簽訂了《關於在阿根廷合作建設壓水堆核電站的協議》，“華龍一號”出口拉丁美洲。

中核集團總經理錢智民測算，出口一臺“華龍一號”，大概相當於出口30萬輛汽車，全壽期估值大概在1000億人民幣左右。“華龍一號示範堆是商業示範堆，已經批量化了，國內要批四臺示範堆，國際上也簽了2臺合同、5臺框架協議、後續還要簽。”錢智民曾向媒體如是表示。

巧合的是，5月19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明確到2020年掌握一批重點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到2025年創新能力顯著增強，而在已經明確的9項戰略任務和重點中，將聚焦電力裝備等十大重點領域。在電力裝備方面，國家將推動大型高效超凈排放煤電機組產業化和示範應用，進一步提高超大容量水電機組、核電機組、重型燃氣輪機制造水平。

外界分析，《中國制造2025》的發布，核電設備制造商降受益頗多。目前，上海電氣(601727.SH)在核島領域的市場份額較高，特別是堆內構件和控制棒驅動裝置。截至2014年年底，東方電氣（600875.SH）的高效清潔能源在手訂單為810億元(含核電)，占其1267億元在手訂單的64%。

但也有人發出了善意提醒，不要對核電“走出去”盲目樂觀。

世界核能協會總監FrancoisMORIN在當天的演講中也提到，全球的核電會有非常大的增長，但發展也有很多挑戰，尤其是中國。他認為，中國走出去的熱情，有點過熱了。

據悉，中國存在巨大的核電潛在產能，阿根廷則計劃重振核工業、調整能源結構。不過，雖然核電是阿根廷的重大工程，國企也確實比民營或中小企業抗風險性強，但政治不穩定導致的政策風險以及匯率風險，還是值得警惕。

“我不想讓大家失望，但要告訴大家現實。”他說，中國的核電企業，在全球建立名聲，只是時間的問題，“現在非洲在建的核電站數量為0，我不認為現在不搶占就會失去機會，所以沒必要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