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賴政府補貼產品的投資規律--向Soros致敬。信貸和管制的週期 takeout
http://space.wolun.com.cn/2589/blog/33911.html依賴政府補貼產品的投資規律--向Soros致敬。信貸和管制的週期
繁榮是長期的、逐漸加速的，而蕭條是突發的並且往往是災難性的
依賴政府補貼產品最過典型的莫過於太陽能。
這問題思考了不少日子。有些眉目。寫下來留作紀念。也為日後投資提供參考。
寫下來會反覆斟酌商業邏輯這也是寫下記錄的一個好處。
我寫文章比較少考據。考據其實很容易有狗，但是浪費時間。沒價值。
文章的核心是內在商業邏輯而不是細枝末節。只要差不多的論據即可。
太陽能發電到今天大概也要1塊人民幣1瓦。真的很貴。
中國的太陽能應該是無錫尚德開始起家。
當時尚德幾乎倒閉，幸好德國開始太陽能補貼。然後就活尚德，不止就活還搞到了中國首富。
言歸正傳政府補貼產品和自由市場競爭的產品差別在於需求無限+價格固定VS需求不確定+價格隨時下滑。
那麼導致的產業形態差別就是當需求無限價格固定。換句話說毛利率毛利幾乎可以計算到的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產品過剩的年代。開足馬力是人人都會的事情。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於是短短幾年中國會突然成為世界最大太陽能生產國。
中國大地上遍地都是太陽能公司。
反正需求是無限的。
作為結果就是短期內，短期是指1-2年內產能會過剩。於是政府補貼這個指揮棒會發生動搖。
畢竟無限產能VS終究會有極限的補貼之間的戰爭最後一定是補貼輸掉。人性的貪婪可見一斑。
補貼端會用各種方式限制補貼總數。制定更細節的補貼條款。然後已經擴張的產能開始尋找滿足新補貼的方式。新的以場產能過剩遊戲開始醞釀。
週而復始。
這裡還需要提一點。作為太陽能公司下游的太陽能設備的週期會比補貼週期更早見頂且下滑更快。因為backlog不可靠。backlog會因為補貼取消而導致太陽能公司取消訂單。所以他是週期第一個倒下的。
這和自由市場競爭的產品是天壤之別。自由市場競爭產品都會在試探需求。試探產能，然後連續性的調整價格。調整產能。這中間的過程是平滑的是連續的。
相對於政府補貼產品的週期是斷崖式的火箭式的全然不同。
作為投資者必須清楚內在商業邏輯。同時用不同的指標觀察行業。和事件進展。
比如最近的新聞是德國會在年內四次消減太陽能補貼。
第四章信貸與管制的週期①
反身性概念和信貸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緣份，這是不足為怪的：信貸取決於預期，預期涉及偏向，於是信貸成為偏向介入歷史過程並發揮因果作用的主要渠道之一。信貸似乎與一種獨特的我們稱之為繁榮/ 蕭條的反身性模式相關聯。這種模式是非對稱的，繁榮是長期的、逐漸加速的，而蕭條是突發的並且往往是災難性的。相形之下，當信貸不是反身性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時，其模式趨向於更具有對稱性，比如，在外匯市場上美元的升勢或跌勢（在結構上）並沒有很大差別，匯率的變化似乎遵從一種波浪起伏的模式。
我相信，這種不對稱源自於貸款與抵押之間的反身性聯繫。在這種情境下我對抵押所下的定義是很寬泛的：它可以是涉及借方信用可靠性的任何東西，而不論是否
實際上進行了抵押行為。也就是說，它可以是一宗財產，也可以是可望在將來獲得的一筆收入，在這兩種情況下，它都是貸方認為有實際價值的對象。估價被假設為
一種被動關係，其中價值反映了潛在的資產，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它牽涉到一個主動的行為：一筆貸款做成了。貸款行為可能會影響到抵押品的價值：正是這種聯繫
引起了反身性的過程。
應該提醒讀者的是，我們已經將反身性分解為在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兩種聯繫：對將來事件進行評估的「規範」聯繫，如
同在股票市場或銀行業務中那樣——我們稱之為認識函數，以及預期結果影響預期對象的「任性」聯繫——我們稱之為參與函數。參與函數之所以是任性的，是因為
它的效應並非總是可以觀察到的，而當它確實運行起來之後，又很難將其影響分離出來，因此往往不為人所知。有關金融市場運作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置參與函數於不
顧。例如，在國際貸款興盛時，銀行家沒有認識到貸款國的負債率因為它們自己的貸款活動而得到改善。同樣，在集團企業興旺時，投資商也沒有意識到，每股收益
的增長取決於他們對其所作的估價。目前，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意識到抵押價值的侵蝕竟然會陷經濟於蕭條。
貸款行為通常會刺激經濟活動，它
使借方能夠擴大消費，或投資於生產性資本。確實也存在著例外的情形，如果所涉及的資產不是實物資產而是金融性資產，那麼效應也就不一定是刺激性的。同樣，
還本付息會產生一種抑制的效應，因為本來可以用於消費或創造一筆未來收入的資金被撤回了。隨著待償債務總額的累積，還本付息的份額也增加了。由於只有新的
淨增貸款起到刺激作用，新貸款的總量也必須保持上升以保證淨貸款流入，維持市場穩定。
貸款和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繫是遠非直接的（事實
上，這已經成為貨幣學派執迷於貨幣供給而忽略信貸的最好說明）。認識這一聯繫的主要困難在於信用毋需涉及實物生產或貨物及勞務的消費，它可以完全用於金融
的目的。在後一種情況下，它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就是或然性的。如果在「實物的」經濟和「金融的」經濟之間作一甄別，可能會對討論有所幫助。經濟活動發生於
「實物的」經濟；信貸的擴充和償還發生於「金融的」經濟，貸款行為和抵押價值之間的反身性相互作用可能把「實物的」和「金融的」經濟聯繫了起來，也可能只
限於「金融的」經濟。這裡我們將重點討論第一種情況。
① 寫於1985 年8 月。
強勁增長的經濟傾向於增加資產價值和增加未來收入流量，兩者都是評估信用時所依靠的指標。在信貸擴張反身性過程的早期階段，所涉及的信用金額相對不大，對抵押品估價的影響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也是為什麼這一過程在最初階段顯得很穩健的緣故。
可是，隨著負債總額的累積，信貸總額的權重日增並開始對抵押品價值產生了增值的效應。這個過程一再持續，直到總信貸的增加無法繼續刺激經濟的那一點為止。
此時，抵押價值已經變得過度地依賴於新增貸款的刺激作用，而由於新貸款未能加速增長，抵押品價值就開始下降。抵押價值的侵蝕對經濟活動產生了抑制的作用，
反過來又加強了對抵押品價值的侵蝕。到了那個階段，抵押品已經用至極限了，輕微的下跌就可能引發清償貸款的要求，這又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衰退。這就是對一個典型的繁榮蕭條循環過程的剖析。
繁榮和蕭條是不對稱的。在繁榮的開端，信貸的額度和抵押品的價值都處於極小值，而在蕭條時，它們都處於極大值，但起作用的還有另一個因素，清償貸款是要花時間的，履行越快，對抵押品價值的影響就越大。在蕭條階段，貸款和抵押品價值間的反身性相互作用被壓縮在一個很狹窄的時段內，故而後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正是累積頭寸的突然清算，導致了蕭條的運動形態迥異於在先的繁榮。
可見，繁榮/蕭條的循環是反身性過程的一個特殊變異。任何時候，只要存在著價值和估價行為之間的雙向聯繫，則繁榮隨之而生。估價行為呈現為多種形式，在
股市上，是收益；在銀行業務中，是抵押品。繁榮有可能——儘管未必——在沒有信貸擴張的情況下發生。我們在股票市場中討論過這樣的兩個例子，即REITs
和集團企業的繁榮。從理論上講，它們亦可在未將股票用作抵押品的情況下發生，儘管現實過程涉及了大量的信貸。若無信貸介入，逆轉將成為較為漸進的過程。收
縮不再是擴張的鏡像，其理由在前文中已經述及——相對於趨勢的初期，在逆轉期間，估價的反身性要素更為強烈——但（因為信貸沒有介入）同時也不會出現作為
蕭條特徵的清償壓縮。
繁榮/蕭條模式及其解釋都是十分明顯的，難以令人產生興趣。奇怪的是貸款與抵押品價值之間的反身性聯繫至今仍未
得到廣泛的承認，有關商業週期的文獻汗牛充棟，然而對反身性關係卻諱莫如深。不僅如此，教科書中廣泛討論的商業週期，在持續時間上有別於此處所討論的信貸
週期，前者是一種短期波，服從於一個範圍更大的模式。人們意識到經濟發展存在著更長的週期，通常稱其為康德拉季耶夫長波（Kandratieff
wave），但它從未得到「科學的」解釋。目前，人們都在關注我們可能正在趨近於又一次衰退，但一般都認為這次衰退同以往的歷次衰退相比並無二致，而對於
我們正處於更大循環的衰退期這一事實卻大都未予考慮。我堅持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歷次衰退都發生於信用擴張期間，目前的這場尚未定型的可能的
衰退卻可能發生在真實經濟中的借款能力收縮的時刻，這在近期的歷史上是沒有前例的。
在這一更大的循環內，我們究竟處於哪一個位置，這是難以確定的。必須承認，自1982年以來我一直為這一問題所困擾，令我迷惑不解的是繁榮分明已經洩了氣，而蕭條卻仍未發生。
蕭條可能會突然降臨，尤其是在抵押物清償價值下降引起了信貸突然壓縮之後，其危險程度令人為之色變。人們為避免這一後果作出了艱苦的努力，中央銀行體制
的演化就是一個為了防範突然的、災難性的信貸緊縮而不懈努力的歷史。既然恐慌一旦開始就難以遏制，最好的辦法還是在擴張期就採取預防措施。為此，應當將中
央銀行的職能逐漸擴充到控制貨幣供給，而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則對抵押信貸的比率給予約束。
到目前為止，當局一直成功地阻止了蕭條的發生。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暖昧的地區，信貸擴張的「常規」過程早已達到高潮，但信貸緊縮的「常規」表現卻被管制當局所抑制。我們所處的位置沒有圖標，因為政府的具體干預措施也是沒有先例的。
銀行和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受到監控，這個事實使交易活動的過程極大的複雜化了。金融史最好被解釋為其中有兩組而不是一組參與者的反身性過程：競爭者和管制者。
這樣一種體系比起股票市場要複雜得多，在那裡，管制行為多少是固定的，是劇情展開的背景；在這裡，管制者的行為本身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認識到管制者也是參與者是重要的。一種自然的傾向是把他們視為超人類，他們以某種方式從外部凌駕於經濟過程之上，只是當參與者把市場弄得一團糟時才出來收拾局面。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也是凡人，具有凡人的所有缺點。他們憑藉著不完備的理解從事管理活動，並且他們的行為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其實，在適應環境方面，他們的能力比起那些為利潤和虧損所激勵的商人們似乎還要略遜一籌，因此，管制措施通常是為了阻止上一次的災難，而不是下一次的意外。一方面，在情況迅速發生變化時，管制的缺陷尤其明顯；另一方面，缺少管制則導致市場出現更為嚴重的震盪。下面的討論涉及管制者和作為管制對象的經濟活動之間的反身性關係的辨析。這種關係伴隨著信貸擴張和收縮的過程，並與之相互作用，無怪乎其結果如此複雜繁難！
管制的週期不具備信貸週期的反對稱特點，它似乎比信貸週期的繁榮和蕭條模式更吻合於我們為外匯市場所發展的波浪模式。正像自由浮動的貨幣傾向於在過高和
過低匯價之間上下波動那樣，市場經濟也傾向於在過度管制和管制不足之間來回擺動。管制週期的長度看來是與信貸週期相關的。信貸擴張和緊縮與經濟形勢的變化
息息相關，經濟形勢的變化反過來又對管制的效果有影響。反過來，管制措施不僅對信貸擴張的速度而且對其範圍均有影響。顯然，信貸和管制之間有一種雙向聯
繫，但在研究的現階段，相互作用遵循什麼樣的模式（如果存在這樣一種模式的話），我自己也不甚了了，這也是導致我感到困惑的主要之點。
我們已經確認了一個遵循繁榮/ 蕭條模式的信貸週期，一個更像波浪起伏的管制週期，和此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當然，具體的模式還不很清楚，因為其中還會涉及到許多長期的變化，其中有些同信貸相關，有些同管制相關，另一些則同二者都相關。我們提到過，每一次危機之後中央銀行都變得更強有力，這本身就是表現於每一個獨特週期中的長期傾向。在大蕭條中，由於銀行體系和國際貿易體系的崩潰，令信貸和經濟活動的緊縮大大超出應有的幅度。可以斷言，為躲過目前這個週期中可能發生的一場類似的崩潰，管制機構將使出渾身解數。此外，在這裡我們沒有對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信息革命和交通改善展開詳細的討論。所有這一切都影響了過程的結果，產生了一系列獨特的事件，對它們的解釋要比預言容易得多。
從這個角度看，整個戰後時期是一個巨大的擴張的繁榮的一部分，這場繁榮現在已經充分發展成熟，蕭條已經呼之慾出了，然而，這次蕭條在關鍵時刻因當局的干
預而得以避免。政府行動和市場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我稱之為里根大循環的獨特結構。我們現在正處於大循環鬆懈的關鍵時刻，當局必須再發明一種解決方案
以預先防止蕭條的到來。
同一個戰後時期還經歷了從政府管制到無約束競爭的幾乎徹底的來回轉換。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贊成放鬆管制的傾向正處於上升的勢頭，然而對政府在特殊領域內進行干涉的需要正在重現端倪。銀行業算是一個，當局已經開始加強管制了。
人們可以嘗試用這種語言來書寫戰後時代的歷史。目前的信貸週期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管制週期的起源則早得多，甚至可以更遠地追溯到新政時期，儘
管就世界經濟來說，可以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誕生當作起點。隨之而來的擴張同國際貿易和投資障礙的消除密切相關，但國際資本運動產生了佈雷頓森林體系所始料
未及且至今未解決的問題。
在此，我不打算描述完整的情節，我將由我本人開始積極投入的那一點開始，而且我將沿自己投入的蹊徑展開，這
將獲得更富實驗性的特徵。我的經驗開始於1973年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後。曾經是固定的關係如今受到反身性過程的影響了，而我的興趣則從個別的公司和企業
轉向了宏觀經濟運行。我在1972年對「成長銀行」的研究構成一個轉折點，雖然當時我自己並未意識到。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宏觀經
濟趨勢的不穩定性在主觀和客觀意義上都越來越令人不安，因此我決定使自己在1981年遠離積極的投資活動。1982年的危機之後，我對國際債務問題作了一
個理論研究，結果卻得出了錯誤的印象，以為1982年的危機構成了信貸擴張的高潮。當時我覺得當局預防蕭條不力，而未能意識到他們已經作得過了頭。他們實
際上維持了信貸的擴張，儘管是在一個比以往更不完善的基礎之上。美國政府取代欠發達國家而成了「最後的借方」，商業銀行業試圖通過向其他方向猛烈擴張為自
己向欠發達國家的貸款尋找出路。這導致了1984年的一系列危機，構成了銀行和儲蓄業的真正轉折點。我們現在正消化著這次高潮的苦果。美國政府繼續以不斷
增加的規模舉債，可是，轉折點正在迫近。美元已經開始下跌，外國人的債務將以貶值的貨幣償還。也許信貸創造還有最後一個仍然開足馬力的大引擎，那就是兼併
狂潮正處於巔峰的股票市場，然而它對實際經濟並無刺激作用。在我看來，相互關聯的信貸和管制週期的理論框架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變得更為清楚了，但是我還不
能斷言闡釋過程是完整的，不過至少適當的總結也許是有幫助的。下面我將運用這裡所勾勒的理論框架來解釋1972年以來的商業歷史過程，應該敬告讀者的是，
解釋是在這一坦承為試探性的理論框架的形成之前寫成的。
附錄：寫於1986 年12 月
完成瞭解釋之後，我就全
身心投入到從1985年8月至1986年年底的歷時實驗，企圖預言信貸和管制週期的劇烈變化。我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這個週期好像在1982年停住了，要
不是金融當局進行了成功的干預，國際債務危機早就導致了銀行體系的崩潰。如此一來，崩潰固然得以避免，可它本來應該引來的真正的趨勢逆轉也就不曾發生，我
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不斷逼近深淵而後又退縮回來的體系中，險情降臨所喚起的凝聚力一俟危險消退便很快地分崩離析了，接著這種過程又以不同的形式重現自己。我
們可以在國際貸款、美國預算赤字、國際金融體系、歐佩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中觀察到這種變化，而1987
年無疑將成為保護主義把國際貿易體制推向崩潰邊緣而又不致於超越邊界徹底崩潰的一年。
低端王聯發科期待復甦：不再依賴山寨手機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05/26/227471.html
在經歷了連續衰退後，有著「山寨機之王」之稱的台灣地區芯片廠商聯發科，最近似乎開始走上復甦的道路。這家功能手機時代的芯片王者，是否能在智能手機時代打個翻身仗?
5月25日，聯發科中國大陸區總經理呂向正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承認，智能手機時代的山寨機已不太可能重現當年功能機「百花齊放」的局面。山寨之王的復甦，或已很難再依賴山寨手機。
智能手機芯片出貨猛增
在功能手機轉向智能手機的過程中，步伐慢了半拍的聯發科隨後對內部高層大換血，重用創業時的老將。
2011年，聯發科約賣出5億5000萬個芯片，其中智能手機芯片只有約1000萬個。與此同時，世界手機市場已風雲突變，由功能手機向智能手機的過渡不可避免。聯發科去年營收衰退17%，相比之下，其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展訊去年營收卻暴增95%。
在手機產業中，聯發科以其著名的「Turn Key」(交鑰匙)解決方案而崛起，即聯發科把客戶需要的手機功能都集成在自己的芯片上。手機廠商採購了聯發科的芯片，只需要加上手機外殼，安上電池板，就可以把成品生產出來了，手機入行門檻近乎被「踏平」。
但在功能手機轉向智能手機的過程中，聯發科的步伐卻慢了半拍。聯發科的智能手機方案，一直到去年下半年才開始推出，當時聯發科和聯想率先合作，推出基於聯發科平台的聯想智能手機，量產初期的芯片出貨量有限，大部分都供給了聯想，整體出貨量不大。
與此同時，在聯發科起家的2G芯片市場，展訊、晨星對聯發科發起兇猛的價格戰，這讓聯發科非常難受，是其業績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聯發科創始人蔡明介在2010年底重掌帥印，並親自上陣拜訪天宇朗通等大客戶。與此同時，聯發科對內部的高層進行大換血，重用創業時的老將。
在此之後，該公司的情況有所好轉。從3月份開始，聯發科的智能手機芯片出貨量開始猛增，包括華為、中興、聯想、OPPO在內的眾多廠商都採用了聯發科的智能手機方案。例如市面上大紅大紫的華為360特供機「閃耀」採用了聯發科的MT6575芯片方案。
在這種情況下，近期聯發科將其智能手機芯片的全年出貨目標由5000萬個上調為7500萬個。聯發科的芯片之所以今年出貨較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今年手機市場「快魚吃慢魚」的市場態勢造成。
今年上半年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特點，被業內形容為「快魚吃慢魚」，即出貨快的企業能佔到很大便宜。這是因為經歷了去年的市場培育，在運營商千元智能機的攻勢下，國內消費者對智能手機的認知度大大提升。
而市場上產業鏈也更加成熟，智能手機的應用變得非常豐富，因此國內出現了一波功能手機向智能手機過渡的換機潮。與此同時，市面上可供選擇的低端智能機相對較少，一有新機型推出，便能獲得不錯的效果。
聯發科的「Turn Key」方案，恰恰符合了國內手機廠商快速出貨的需求，使其能夠以最省力的方式開發出一款手機。
手機廠商拿到聯發科的方案，最快一兩個月就可以設計完成一款智能手機然後出貨。而一向重心在高端廠商的高通，其方案也往往還需要手機廠商在其基礎上做較大的二次開發和適配，需要3到4個月甚至半年時間才能出貨。
山寨智能機不再百花齊放
在今年聯發科智能手機芯片出貨的預估當中，沒有品牌或品牌較小的手機廠商，只佔其出貨量的20%左右。
與聯發科業績變化形影不離的是，中國的山寨手機產業在最近幾年經歷了大滑坡。
呂向正坦承，山寨手機很難在智能手機時代重現當年其在功能手機時代的「百花齊放」。在今年聯發科智能手機芯片出貨的預估當中，沒有品牌或品牌較小的手機廠商，只佔其出貨量的20%左右——山寨廠商的市場地位在智能機時代已經明顯被削弱。
「在2007年、2008年以後，山寨手機就已經不再是市場主流了。」深圳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組長潘九堂指出。這是因為山寨機的典型用戶多為第
一次購買手機的低端人群，但在2007年前後，迎來了這批人的第一波換機高潮，大部分人在換機時傾向於選擇具有品牌、更有保障的手機，近幾年山寨手機產業
一直處於衰退狀況。
而由於山寨機市場魚龍混雜，一些不法廠商開始用吸費軟件等危害消費者利益的事情牟利，中國政府由此提高手機的入場門檻。按工信部規定，所有在市面上
銷售的手機都必須送往工信部的泰爾實驗室檢測通過，但這一過程費時費力，一款手機沒有十幾萬的支出很難順利通過檢測，許多山寨手機廠商並沒有這個能力。
此外，智能手機的進入門檻依然比功能手機要高很多，即使是聯發科的「Turn Key」方案成熟，手機廠商也不再是「加塊電池，配個塑料外殼」就能出貨。做3G智能手機還需要向高通繳納專利授權費，中小手機廠商也很難拿到比較好的顯示屏、觸摸屏這樣的緊俏零件，並不是每一家山寨廠商都有能力轉型做智能手機。
從整個手機市場的情況來看，大型手機廠商的智能手機售價同樣壓的非常低。例如華為和360合作的特供機「閃耀」，被市場認為擁有很高的性價比，其售價並不比中小及山寨廠商的價格高，這進一步壓縮了山寨廠商的空間。
潘九堂指出，宇龍酷派這樣的品牌廠商近期之所以出貨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價格壓得較低——今年許多品牌廠商的策略就是快速搶佔市場，先把市場份額佔住再說。
近期深圳的山寨手機廠商大都被迫轉型做出口。對此呂向正表示，在歐美發達國家市場，國內的中小手機廠商很難打入，因此大部分廠商還是要從第三世界國家入手。
「許多較落後的國家，3G網絡還沒有建起來，因此出售給他們3G手機沒有意義，但是一些用戶有Wifi上網的需求，因此出售2G的智能手機給他們市場也不錯。」 呂向正指出，因此聯發科也供應許多2G智能手機芯片給山寨手機廠商。
「所以山寨廠商需要升級，升級成為規範、有品牌的廠商。」呂向正指出，中國手機會越來越規範，市場集中度會越來越高。
對聯發科來說，山寨廠商群體的式微恰恰是它的一大挑戰，這意味著它不得不去積極開拓聯想、華為、中興等大型品牌廠商的智能手機市場，而這一塊也恰恰是高通重點開拓的領域。
去年年底，高通也推出了自己的「Turn
Key」解決方案，並在積極推出自己的低價芯片，在低端智能機市場上，高通和聯發科必有一場惡戰。呂向正指出，聯發科的優勢在於它在「Turn
Key」方案上的經驗，在和國內中小手機廠商的長期合作當中，聯發科和他們積累了比較好的合作關係，因此聯發科的智能手機「Turn
Key」方案，比一些國際大廠的方案更加容易讓中小廠商上手。
聯發科智能手機芯片方案開始放量，一個直接的影響便是帶動智能手機的價格大幅下降。
去年國內運營商的千元智能機大戰已經使得智能手機價格第一次出現大幅下拉，今年下半年國內手機市場最大的變化將是眾多二三線、山寨手機廠商進入智能手機市場——因為運營商限於財力開始減少補貼力度，大批難以進入運營商補貼序列的手機，將依靠價格優勢出貨。
「短期內聯發科不會考慮依靠互聯網、軟件等方式賺錢。」 呂向正表示，雖然智能手機時代，依靠這些方式賺錢很誘人，但是聯發科短期內將專注於IC設計硬件領域。
聯發科財報顯示，其2012年第1季單月平均營收表現約在新台幣 66億元的水平，離2010年1月所創下的135.8億新台幣單月曆史新高紀錄，已腰斬一半多。聯發科要想重返輝煌，今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舊文歸檔：依賴政府補貼產品的投資規律--向Soros致敬。信貸和管制的週期 slamnow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4rej.html 剛和友人談到光伏特意找出這篇早前寫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光伏行業。
依賴政府補貼產品的投資規律--向Soros致敬。信貸和管制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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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9 16:01
依賴政府補貼產品的投資規律--向Soros致敬。信貸和管制的週期
繁榮是長期的、逐漸加速的，而蕭條是突發的並且往往是災難性的
依賴政府補貼產品最過典型的莫過於太陽能。
這問題思考了不少日子。有些眉目。寫下來留作紀念。也為日後投資提供參考。
寫下來會反覆斟酌商業邏輯這也是寫下記錄的一個好處。
我寫文章比較少考據。考據其實很容易有狗，但是浪費時間。沒價值。
文章的核心是內在商業邏輯而不是細枝末節。只要差不多的論據即可。
太陽能發電到今天大概也要1塊人民幣1瓦。真的很貴。
中國的太陽能應該是無錫尚德開始起家。
當時尚德幾乎倒閉，幸好德國開始太陽能補貼。然後就活尚德，不止就活還搞到了中國首富。
言歸正傳政府補貼產品和自由市場競爭的產品差別在於需求無限+價格固定VS需求不確定+價格隨時下滑。
那麼導致的產業形態差別就是當需求無限價格固定。換句話說毛利率毛利幾乎可以計算到的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產品過剩的年代。開足馬力是人人都會的事情。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於是短短幾年中國會突然成為世界最大太陽能生產國。
中國大地上遍地都是太陽能公司。
反正需求是無限的。
作為結果就是短期內，短期是指1-2年內產能會過剩。於是政府補貼這個指揮棒會發生動搖。（補貼永遠是有限的，當供應急劇增加後補貼一定會不夠用！）
畢竟無限產能VS終究會有極限的補貼之間的戰爭最後一定是補貼輸掉。人性的貪婪可見一斑。
補貼端會用各種方式限制補貼總數。制定更細節的補貼條款。然後已經擴張的產能開始尋找滿足新補貼的方式。新的以場產能過剩遊戲開始醞釀。
週而復始。
這裡還需要提一點。作為太陽能公司下游的太陽能設備的週期會比補貼週期更早見頂且下滑更快。因為backlog不可靠。backlog會因為補貼取消而導致太陽能公司取消訂單。所以他是週期第一個倒下的。
這和自由市場競爭的產品是天壤之別。自由市場競爭產品都會在試探需求。試探產能，然後連續性的調整價格。調整產能。這中間的過程是平滑的是連續的。
相對於政府補貼產品的週期是斷崖式的火箭式的全然不同。
作為投資者必須清楚內在商業邏輯。同時用不同的指標觀察行業。和事件進展。
比如最近的新聞是德國會在年內四次消減太陽能補貼。
第四章信貸與管制的週期①
反身性概念和信貸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緣份，這是不足為怪的：信貸取決於預期，預期涉及偏向，於是信貸成為偏向介入歷史過程並發揮因果作用的主要渠道之一。信貸似乎與一種獨特的我們稱之為繁榮/ 蕭條的反身性模式相關聯。這種模式是非對稱的，繁榮是長期的、逐漸加速的，而蕭條是突發的並且往往是災難性的。相形之下，當信貸不是反身性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時，其模式趨向於更具有對稱性，比如，在外匯市場上美元的升勢或跌勢（在結構上）並沒有很大差別，匯率的變化似乎遵從一種波浪起伏的模式。
我相信，這種不對稱源自於貸款與抵押之間的反身性聯繫。在這種情境下我對抵押所下的定義是很寬泛的：它可以是涉及借方信用可靠性的任何東西，而不論是否實際上進行了抵押行為。也就是說，它可以是一宗財產，也可以是可望在將來獲得的一筆收入，在這兩種情況下，它都是貸方認為有實際價值的對象。估價被假設為一種被動關係，其中價值反映了潛在的資產，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它牽涉到一個主動的行為：一筆貸款做成了。貸款行為可能會影響到抵押品的價值：正是這種聯繫引起了反身性的過程。
應該提醒讀者的是，我們已經將反身性分解為在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兩種聯繫：對將來事件進行評估的「規範」聯繫，如同在股票市場或銀行業務中那樣——我們稱之為認識函數，以及預期結果影響預期對象的「任性」聯繫——我們稱之為參與函數。參與函數之所以是任性的，是因為它的效應並非總是可以觀察到的，而當它確實運行起來之後，又很難將其影響分離出來，因此往往不為人所知。有關金融市場運作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置參與函數於不顧。例如，在國際貸款興盛時，銀行家沒有認識到貸款國的負債率因為它們自己的貸款活動而得到改善。同樣，在集團企業興旺時，投資商也沒有意識到，每股收益的增長取決於他們對其所作的估價。目前，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意識到抵押價值的侵蝕竟然會陷經濟於蕭條。
貸款行為通常會刺激經濟活動，它使借方能夠擴大消費，或投資於生產性資本。確實也存在著例外的情形，如果所涉及的資產不是實物資產而是金融性資產，那麼效應也就不一定是刺激性的。同樣，還本付息會產生一種抑制的效應，因為本來可以用於消費或創造一筆未來收入的資金被撤回了。隨著待償債務總額的累積，還本付息的份額也增加了。由於只有新的淨增貸款起到刺激作用，新貸款的總量也必須保持上升以保證淨貸款流入，維持市場穩定。
貸款和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繫是遠非直接的（事實上，這已經成為貨幣學派執迷於貨幣供給而忽略信貸的最好說明）。認識這一聯繫的主要困難在於信用毋需涉及實物生產或貨物及勞務的消費，它可以完全用於金融的目的。在後一種情況下，它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就是或然性的。如果在「實物的」經濟和「金融的」經濟之間作一甄別，可能會對討論有所幫助。經濟活動發生於「實物的」經濟；信貸的擴充和償還發生於「金融的」經濟，貸款行為和抵押價值之間的反身性相互作用可能把「實物的」和「金融的」經濟聯繫了起來，也可能只限於「金融的」經濟。這裡我們將重點討論第一種情況。
① 寫於1985 年8 月。
強勁增長的經濟傾向於增加資產價值和增加未來收入流量，兩者都是評估信用時所依靠的指標。在信貸擴張反身性過程的早期階段，所涉及的信用金額相對不大，對抵押品估價的影響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也是為什麼這一過程在最初階段顯得很穩健的緣故。可是，隨著負債總額的累積，信貸總額的權重日增並開始對抵押品價值產生了增值的效應。這個過程一再持續，直到總信貸的增加無法繼續刺激經濟的那一點為止。此時，抵押價值已經變得過度地依賴於新增貸款的刺激作用，而由於新貸款未能加速增長，抵押品價值就開始下降。抵押價值的侵蝕對經濟活動產生了抑制的作用，反過來又加強了對抵押品價值的侵蝕。到了那個階段，抵押品已經用至極限了，輕微的下跌就可能引發清償貸款的要求，這又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衰退。這就是對一個典型的繁榮蕭條循環過程的剖析。
繁榮和蕭條是不對稱的。在繁榮的開端，信貸的額度和抵押品的價值都處於極小值，而在蕭條時，它們都處於極大值，但起作用的還有另一個因素，清償貸款是要花時間的，履行越快，對抵押品價值的影響就越大。在蕭條階段，貸款和抵押品價值間的反身性相互作用被壓縮在一個很狹窄的時段內，故而後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正是累積頭寸的突然清算，導致了蕭條的運動形態迥異於在先的繁榮。
可見，繁榮/蕭條的循環是反身性過程的一個特殊變異。任何時候，只要存在著價值和估價行為之間的雙向聯繫，則繁榮隨之而生。估價行為呈現為多種形式，在股市上，是收益；在銀行業務中，是抵押品。繁榮有可能——儘管未必——在沒有信貸擴張的情況下發生。我們在股票市場中討論過這樣的兩個例子，即REITs和集團企業的繁榮。從理論上講，它們亦可在未將股票用作抵押品的情況下發生，儘管現實過程涉及了大量的信貸。若無信貸介入，逆轉將成為較為漸進的過程。收縮不再是擴張的鏡像，其理由在前文中已經述及——相對於趨勢的初期，在逆轉期間，估價的反身性要素更為強烈——但（因為信貸沒有介入）同時也不會出現作為蕭條特徵的清償壓縮。
繁榮/蕭條模式及其解釋都是十分明顯的，難以令人產生興趣。奇怪的是貸款與抵押品價值之間的反身性聯繫至今仍未得到廣泛的承認，有關商業週期的文獻汗牛充棟，然而對反身性關係卻諱莫如深。不僅如此，教科書中廣泛討論的商業週期，在持續時間上有別於此處所討論的信貸週期，前者是一種短期波，服從於一個範圍更大的模式。人們意識到經濟發展存在著更長的週期，通常稱其為康德拉季耶夫長波（Kandratieff wave），但它從未得到「科學的」解釋。目前，人們都在關注我們可能正在趨近於又一次衰退，但一般都認為這次衰退同以往的歷次衰退相比並無二致，而對於我們正處於更大循環的衰退期這一事實卻大都未予考慮。我堅持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歷次衰退都發生於信用擴張期間，目前的這場尚未定型的可能的衰退卻可能發生在真實經濟中的借款能力收縮的時刻，這在近期的歷史上是沒有前例的。
在這一更大的循環內，我們究竟處於哪一個位置，這是難以確定的。必須承認，自1982年以來我一直為這一問題所困擾，令我迷惑不解的是繁榮分明已經洩了氣，而蕭條卻仍未發生。
蕭條可能會突然降臨，尤其是在抵押物清償價值下降引起了信貸突然壓縮之後，其危險程度令人為之色變。人們為避免這一後果作出了艱苦的努力，中央銀行體制的演化就是一個為了防範突然的、災難性的信貸緊縮而不懈努力的歷史。既然恐慌一旦開始就難以遏制，最好的辦法還是在擴張期就採取預防措施。為此，應當將中央銀行的職能逐漸擴充到控制貨幣供給，而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則對抵押信貸的比率給予約束。
到目前為止，當局一直成功地阻止了蕭條的發生。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暖昧的地區，信貸擴張的「常規」過程早已達到高潮，但信貸緊縮的「常規」表現卻被管制當局所抑制。我們所處的位置沒有圖標，因為政府的具體干預措施也是沒有先例的。
銀行和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受到監控，這個事實使交易活動的過程極大的複雜化了。金融史最好被解釋為其中有兩組而不是一組參與者的反身性過程：競爭者和管制者。
這樣一種體系比起股票市場要複雜得多，在那裡，管制行為多少是固定的，是劇情展開的背景；在這裡，管制者的行為本身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認識到管制者也是參與者是重要的。一種自然的傾向是把他們視為超人類，他們以某種方式從外部凌駕於經濟過程之上，只是當參與者把市場弄得一團糟時才出來收拾局面。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也是凡人，具有凡人的所有缺點。他們憑藉著不完備的理解從事管理活動，並且他們的行為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其實，在適應環境方面，他們的能力比起那些為利潤和虧損所激勵的商人們似乎還要略遜一籌，因此，管制措施通常是為了阻止上一次的災難，而不是下一次的意外。一方面，在情況迅速發生變化時，管制的缺陷尤其明顯；另一方面，缺少管制則導致市場出現更為嚴重的震盪。下面的討論涉及管制者和作為管制對象的經濟活動之間的反身性關係的辨析。這種關係伴隨著信貸擴張和收縮的過程，並與之相互作用，無怪乎其結果如此複雜繁難！
管制的週期不具備信貸週期的反對稱特點，它似乎比信貸週期的繁榮和蕭條模式更吻合於我們為外匯市場所發展的波浪模式。正像自由浮動的貨幣傾向於在過高和過低匯價之間上下波動那樣，市場經濟也傾向於在過度管制和管制不足之間來回擺動。管制週期的長度看來是與信貸週期相關的。信貸擴張和緊縮與經濟形勢的變化息息相關，經濟形勢的變化反過來又對管制的效果有影響。反過來，管制措施不僅對信貸擴張的速度而且對其範圍均有影響。顯然，信貸和管制之間有一種雙向聯繫，但在研究的現階段，相互作用遵循什麼樣的模式（如果存在這樣一種模式的話），我自己也不甚了了，這也是導致我感到困惑的主要之點。
我們已經確認了一個遵循繁榮/ 蕭條模式的信貸週期，一個更像波浪起伏的管制週期，和此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當然，具體的模式還不很清楚，因為其中還會涉及到許多長期的變化，其中有些同信貸相關，有些同管制相關，另一些則同二者都相關。我們提到過，每一次危機之後中央銀行都變得更強有力，這本身就是表現於每一個獨特週期中的長期傾向。在大蕭條中，由於銀行體系和國際貿易體系的崩潰，令信貸和經濟活動的緊縮大大超出應有的幅度。可以斷言，為躲過目前這個週期中可能發生的一場類似的崩潰，管制機構將使出渾身解數。此外，在這裡我們沒有對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信息革命和交通改善展開詳細的討論。所有這一切都影響了過程的結果，產生了一系列獨特的事件，對它們的解釋要比預言容易得多。
從這個角度看，整個戰後時期是一個巨大的擴張的繁榮的一部分，這場繁榮現在已經充分發展成熟，蕭條已經呼之慾出了，然而，這次蕭條在關鍵時刻因當局的干預而得以避免。政府行動和市場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我稱之為里根大循環的獨特結構。我們現在正處於大循環鬆懈的關鍵時刻，當局必須再發明一種解決方案以預先防止蕭條的到來。
同一個戰後時期還經歷了從政府管制到無約束競爭的幾乎徹底的來回轉換。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贊成放鬆管制的傾向正處於上升的勢頭，然而對政府在特殊領域內進行干涉的需要正在重現端倪。銀行業算是一個，當局已經開始加強管制了。
人們可以嘗試用這種語言來書寫戰後時代的歷史。目前的信貸週期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管制週期的起源則早得多，甚至可以更遠地追溯到新政時期，儘管就世界經濟來說，可以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誕生當作起點。隨之而來的擴張同國際貿易和投資障礙的消除密切相關，但國際資本運動產生了佈雷頓森林體系所始料未及且至今未解決的問題。
在此，我不打算描述完整的情節，我將由我本人開始積極投入的那一點開始，而且我將沿自己投入的蹊徑展開，這將獲得更富實驗性的特徵。我的經驗開始於1973年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後。曾經是固定的關係如今受到反身性過程的影響了，而我的興趣則從個別的公司和企業轉向了宏觀經濟運行。我在1972年對「成長銀行」的研究構成一個轉折點，雖然當時我自己並未意識到。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宏觀經濟趨勢的不穩定性在主觀和客觀意義上都越來越令人不安，因此我決定使自己在1981年遠離積極的投資活動。1982年的危機之後，我對國際債務問題作了一個理論研究，結果卻得出了錯誤的印象，以為1982年的危機構成了信貸擴張的高潮。當時我覺得當局預防蕭條不力，而未能意識到他們已經作得過了頭。他們實際上維持了信貸的擴張，儘管是在一個比以往更不完善的基礎之上。美國政府取代欠發達國家而成了「最後的借方」，商業銀行業試圖通過向其他方向猛烈擴張為自己向欠發達國家的貸款尋找出路。這導致了1984年的一系列危機，構成了銀行和儲蓄業的真正轉折點。我們現在正消化著這次高潮的苦果。美國政府繼續以不斷增加的規模舉債，可是，轉折點正在迫近。美元已經開始下跌，外國人的債務將以貶值的貨幣償還。也許信貸創造還有最後一個仍然開足馬力的大引擎，那就是兼併狂潮正處於巔峰的股票市場，然而它對實際經濟並無刺激作用。在我看來，相互關聯的信貸和管制週期的理論框架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變得更為清楚了，但是我還不能斷言闡釋過程是完整的，不過至少適當的總結也許是有幫助的。下面我將運用這裡所勾勒的理論框架來解釋1972年以來的商業歷史過程，應該敬告讀者的是，解釋是在這一坦承為試探性的理論框架的形成之前寫成的。
附錄：寫於1986 年12 月
完成瞭解釋之後，我就全身心投入到從1985年8月至1986年年底的歷時實驗，企圖預言信貸和管制週期的劇烈變化。我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這個週期好像在1982年停住了，要不是金融當局進行了成功的干預，國際債務危機早就導致了銀行體系的崩潰。如此一來，崩潰固然得以避免，可它本來應該引來的真正的趨勢逆轉也就不曾發生，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不斷逼近深淵而後又退縮回來的體系中，險情降臨所喚起的凝聚力一俟危險消退便很快地分崩離析了，接著這種過程又以不同的形式重現自己。我們可以在國際貸款、美國預算赤字、國際金融體系、歐佩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中觀察到這種變化，而1987 年無疑將成為保護主義把國際貿易體制推向崩潰邊緣而又不致於超越邊界徹底崩潰的一年。
法國中小成本電影的成功：關鍵依賴於政府和電影人的扶持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3081.html
【導讀】在法國，小成本電影一直是主流，她由內而外透著一種成熟的優雅。這是其文化自信的表現，也是傳統底蘊的顯現。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電影人，都源源不斷地從各個方面為中小成本電影提供著支撐。
世界上恐怕再沒有哪個國家的中小成本電影和新生電影人能享受到在法國的這般待遇，在2011年法國生產的207部電影中，有76部電影的成本在200萬歐元以下，佔到了總數的36.7%。更有73部法國電影為導演的處女作，佔到了總產量的35%，其中大多數都是成本在200萬歐元以下的中小製作。
作為全世界最有文化底蘊的國家之一，法國的精英界歷來奉行一種「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的理念，即文化事業應免遭市場經濟的統治，奉行另一套藝術的邏輯和標準。在這一理念的統治下，法國政府給電影業提供了諸多政策和資金支持，電影人和明星也踐行著「藝術至上」的原則，各方共同推動著以藝術電影為主的中小成本電影發展。
「劫富濟貧」的電影資助體系
早在1959年，法國就通過了《電影資助法》，設立了電影產業發展資助基金，在法國售出的每張電影票都需繳納10.72%的基金，由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統一分配給產業的各個環節——看似是電影業的內部循環，實則是「劫富濟貧」的再分配，因為好萊塢大片佔據著法國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而電影基金的絕大部分是用來補貼法國本土電影業。例如《泰坦尼克號》在法國的觀影人次達到了2000萬人次，其繳納的電影票基金就相當於為5-6部法國中等影片提供了資助。
隨著電影發行渠道的多樣化，法國又相繼立法規定法國電視台、電影音像製品發行商和視頻點播運營商也需繳納一定比例的營業收入，用來支持電影、電視和多媒體產業的發展。2011年，CNC共收入了7.2億歐元資金，其中1.43億歐元來自票房基金，6.31億歐元來自電視基金，3196萬歐元來自音像發行和點播稅收。
這7.2億收入中，有3.1億歐元用於資助電影業。資助又分為「自動性」和「選擇性」兩組形式。「自動性」資助是指法國每個製片、發行、放映商都可以根據自己運作或放映影片的票房表現按照一定比例自動獲得基金支持。舉例來說，電影製片人每推出一部電影上映，便可獲得一部分基金，用於製作下一部電影或償還貸款。2011年，電影製片人共通過這種資助支取了5218萬歐元。
由於與票房掛鉤，「自動性」資助是有利於大製作高票房電影的。「選擇性」資助則明顯向中低成本電影傾斜，主要是為了鼓勵藝術創新，扶持新人新作，保護中小製作公司。每年，融資困難的電影製作項目可向CNC下屬委員會申請部分「收入預支」用作製片或後期製作，待影片上映，取得收入後再歸還。2011年，有50部電影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2049萬歐元資金用於製作，另有23部電影申請了204萬歐元用於後期製作，大大地降低了製片方的風險。
除了製作外，法國電影基金也為中低成本電影的發行和放映保駕護航。如發行方面，CNC設立了專門的基金用於資助「多樣化電影」的發行，而所謂「多樣化」的標準就是在票房上不太有號召力但在文化上有貢獻的中低成本作品。2011年，有240部法國電影得到了這項資助。
法國電影基金不但資助電影長片，也非常重視短片的發展，以培養新生電影人才。從劇本創作、拍攝、後期製作到發行，CNC提供了各種各樣的資助計劃供電影新人申請。2011年，共有627部短片獲得了資助，資助金額達1107萬歐元。
傳承「迷影文化」的藝術院線
除了製片和發行上的便利，中小成本電影的繁榮自然也需要市場放映的通道。而構成這一通道的，正是法國久負盛名、規模龐大的藝術院線。據法國藝術院線聯合協會的統計，截至2011年底，法國共有1077家藝術影院、2000多塊銀幕，不僅遍佈法國各大城市，在一些歷史文化悠久的鄉鎮也能找到藝術影院的蹤跡。
法國的藝術影院之所以能有如此規模，一方面是由於法國濃厚的電影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扶持。2011年，CNC便為符合資格的藝術影院提供了1384萬歐元的資金，用於內部翻修、購買數字設備等。而要獲得政府津貼，藝術影院必須放映一定比例的藝術電影。
藝術電影的片目由「藝術影片推薦評審會」推薦，該會由100名成員組成，包括影院業者、發行商、製片商、導演、電影節總監、政府代表、影評人以及文藝界知名人士等。依照規定，在人口少於3萬的城市，「藝術影院」至少35%的時間都應該用來放映推薦片目中的電影，而人口在20萬以上城市或年上座人次超過150萬的藝術影院則至少75%的時間都要播放藝術電影。
這種硬性規定杜絕了藝術影院「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為中低成本電影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放映空間。據統計，法國導演的處女作70%的票房在藝術影院實現。而2010年，法國藝術和實驗影片的票房份額達到了總票房的26.4%。
但藝術院線絕非像商業院線那般一輪一輪上映新片那麼簡單，它更大的功能是營造一種電影文化的氛圍，向電影愛好者傳承觀賞電影、學習電影的「迷影文化」。很多影院的排片會針對某個具體時間段，或者與電影時事緊密結合，對某個導演或者某個流派的電影做系統回顧放映，並邀請電影人或專家前來與觀眾交流。
與藝術院線配套的還有其它文化設施，以法國最大的藝術院線MK2在巴黎的旗艦店為例，這家緊挨法國國家圖書館新館的「影城」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通體透明，在14個放映廳之外，還設有電影專業圖書館、咖啡館、酒吧、餐廳、音像商店、展覽空間，不時舉辦與電影有關的文化活動，共同滋養著法國人民的藝術品位。
「重藝術、輕商業」的電影節
形形色色的電影節是法國支持中小成本電影的第三大支柱。每年在法國舉辦的電影節多達168個，參展電影大部分是屬於中小成本電影陣營的「藝術片」和「獨立電影」。這些電影通常難以進入影院上映，而影展通過集中放映，為這些電影提供了營銷和宣傳的通道。
這些電影節中最負盛名的當屬戛納電影節。這個創辦於1939年，每年5月舉行的電影節可謂世界藝術電影的最高殿堂。每年有數以千計的電影人聚集於此，數以百計的電影在此進行全球首映，在兩週的時間裡成為全球媒體關注的焦點。
戛納電影節對中小成本藝術電影和新銳電影人的支持是其重要特點。
2012年的戛納電影節，小成本電影《山之外》獲得了金棕櫚獎提名和最佳編劇獎，片中兩位此前沒有表演經驗的主演最終甚至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正如評委伊萬·麥克格雷戈所說的，「將戛納電影節和其它高水準電影節分開的不是獎項本身，而是因為戛納電影節是一個非常棒的平台，是小成本電影和富有才華的新人導演的最佳跳板」。
除了戛納電影節這樣的國際性平台，在法國，本土性的電影節和獎項評選也更看重中小成本的電影。例如在2011年象徵法國電影界最高榮譽的法國電影凱撒獎的評選中，《人與神》這部成本不到400萬歐元的電影，斬獲了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攝影三項桂冠。
更令人稱奇的是，中小成本電影不僅是法國電影節上的贏家，也常常是市場上的贏家。如《人與神》上映後曾連續四周佔據票房冠軍寶座。2010年的法國全年票房冠軍《小小的白色謊言》也是一部講述友情、愛情的小成本電影。而2011年的票房冠軍小成本喜劇《不可觸碰》更以1.66億美元的驚人成績打破了法國的歷史票房紀錄。
「拔刀相助」的大牌明星
或許正是在眾多電影節和藝術院線的滋養下，法國電影觀眾形成了更為「精英化」的品位。相比好萊塢大片狂轟濫炸的視聽刺激，法國觀眾似乎更看重直入人心的故事和表演。這種取向反過來也促使創作者和明星們在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
在很多國家，因為片酬原因，中小成本電影很難請到大牌明星出演，但法國「小片」中卻時常能見到大牌明星的身影。例如《小小的白色謊言》就彙集了奧斯卡影后瑪麗昂·歌迪亞、《鋼琴教師》男主角伯努瓦·馬吉梅等法國眾多本土明星。
在一些法國明星的眼中，比起賺大錢，藝術上的成就有更大的誘惑力。例如法國國寶級演員朱麗葉•比諾什曾公開表示，如果同時接到兩個邀請，一個注定成為大片，而另一個是創新的文藝片，哪怕片酬很低，自己一定會首先遵從藝術之心。當年，當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斯皮爾伯格兩大導演同時邀請她出演自己的電影時，她選擇了前者導演的《藍色》。後來，她又推掉好萊塢大製作《碟中諜》而出演文藝范的《英國病人》。
當然這種對藝術的堅持並非全無回報，不那麼受商業束縛的中小製作電影往往能使演員的演技得到更充分發揮，更易獲得電影節青睞斬獲獎項。例如，比諾什憑藉其出演的《藍色》、《英國病人》、《合法副本》三部中小製作電影成為全球第一位在奧斯卡和戛納、柏林、威尼斯四大電影節都獲得表演獎項的女演員，名垂電影史冊。
如今，已成全球巨星的比諾什仍未改初衷，反而更多了份支持中小成本電影、提拔新銳導演的責任感。2012年，她出演了不知名導演瑪高扎塔•施莫夫茲卡(Malgorzata Szumowska)的作品《她們》，影片講述了比諾什飾演的記者採訪巴黎援交女孩的遭遇和見聞。正是類似朱麗葉•比諾什這樣的有較高藝術追求的大牌明星，用自己的「拔刀相助」提升了法國中小成本電影的市場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