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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選主席”

南方周末：你2014年9月份競選成為亞洲賽艇聯合會主席，往常中國都是推舉體制內人士去的，這算是你又一次跨界麽？

王石：我這還是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此前我是中國賽艇協會副主席，賽艇也玩了9年。嚴格來講是中國賽艇協會推薦，國家體育總局認可。在國際上這一類職務基本是民間人士參與，只不過原來在中國體制當中沒有開放。所以他們給我打電話發出邀請時，我第一反應就是“改革”。

從賽艇的專業水平來講，中國在亞洲絕對是壟斷地位，都是職業選手，14個項目拿13塊金牌是穩穩當當的。中國的推薦應該是懸念不大，只不過最後這麽大比分贏，是沒想到的。

南方周末：原本以為是險勝。

王石：對，人家也有粉絲團的。競爭這個還是很有意思的，對我也是一種新的經歷。就像過去看臺灣選舉，現在自己經歷，去拉選票。

南方周末：怎麽拉呢？

王石：就是去談，發小冊子，表示我要當主席，解釋為什麽你可以，你的優勢是什麽。我覺得第一我是企業家，這個很創新；第二我本身也很喜歡賽艇運動，2005年第一次在南昌的青山湖試水，後來帶動了萬科員工，在劍橋也推動中國企業家來參與。

南方周末：你這一次參與公共事務，感覺跟以前還是有點不一樣。

王石：那是，舞臺是國際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以前做環保，其實也算在國際舞臺上。但不一樣，比如我在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美國董事會，只是一個董事會成員，你到那兒是學習，不是唱主流，更不是一個管理者。

這次就不一樣了，你完全在競爭第一把手，在考慮怎麽發展。一個會員兩萬美金會費，34個會員才多少錢。每次組織賽事，都是臨時搞一些廣告贊助，活動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政府來資助一下，完全達不到國際足聯的商業化。

南方周末：你現在大概有多少時間是放在亞賽聯上面？公司、遊學，還有公共事務，現在大概是一個怎麽樣的安排？

王石：過去三個月，差不多有1/4的時間，光國家就去了七八個。你要拜訪啊，要參加不同的賽事。人家不認識你，要一個個溝通。不過現在差不多部署好了，接下來讓團隊去做就行了。只是我這個學期的遊學就算瞎了。

在哈佛的時候，除了WWF的董事會和亞布力的輪值主席，其他的公共事務基本都沒參加。2014年節奏上有些調整，至少深圳的事情，我一個個都接受了，年初是深圳商業聯合總會會長，兩個月前又接任深圳國際促進交流基金主席，可能下面我還會接受。

“既得利益者要轉型”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將來更多把公共事務放在深圳？

王石：就放在深圳。要說中國夢，我的一個夢就是深圳夢。談到改革開放，深圳是第一個既得利益者。現在中國要轉型，城市要轉型，企業要轉型，深圳理所當然要走在前面。我們是深圳成長起來的企業，也是既得利益者，在深圳已經創業30年了，也應該要扮演好這個角色。

比如，APEC上中國把碳減排峰值定位在2030年，深圳就在探討是不是能提前到2018年，我是明確建議提前的。

南方周末：你是希望在中國的改革事務中起到自己的一份作用？

王石：當然了。不過政治改革那是政治家的事，那是人大政協的事，那是智庫的事，是知識分子的事。我們是企業家，更多還是從企業層面和社會層面。

南方周末：房地產業也在面臨轉型。你一直說萬科提前做了準備？

王石：我在哈佛時，很多教授對我都很好奇。不是好奇企業家去做訪問學者，而是奇怪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董事長，在業務蒸蒸日上的情況下可以天天在校園待著，是怎麽管理企業的？一開始他們都以為我退休了。

我的回答很簡單，我說第一中國的市場很大，第二比較粗放，什麽意思？就是比較好做。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如何在市場很大很好做的時候為轉型做準備。改革有兩種，一種叫倒逼，沒辦法必須改。第二種就是在很好的時候開始改，這時候最好改又最不好改。最好改是因為改革增加成本，在利益比較好的時候增加成本，可以承擔的。但是呢，也沒有改革的壓力。

就像住宅產業化，一開始就只有萬科做，內部的動力也不足，但堅持現在，60%的新建住宅用住宅產業化的方式建成的時候，就趕上聚變的時刻了。現在是環境壓力逼著行業不得不改，各種政策補貼也都出來了。這時候你要做必須來找萬科，因為只有萬科會做，競爭優勢就出來了。

房地產好的時候大家都好，市場不好的時候萬科就凸顯出來了。2014年我們的現金收入已經超過2000億了。萬科2015年還會有一系列的動作。

南方周末：過去30年，房地產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過，現在不太一樣，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沒有提到房地產，馮侖也感慨房地產行業在地方政府正在從正房變成小三，您有這樣的失落感嗎？

王石：房地產業現在還是很粗放的，只要真正去改正，這個市場還早著呢，因為中國再怎麽調整，城市化的進程還在進行當中。但是如果國家宏觀再刺激，讓房地產再起來，我個人覺得那是非常非常擔憂的。

“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機會了”

南方周末：2014年你又去見褚時健了，十年前第一次去見他時的動機是什麽？

王石：很簡單，就是惺惺相惜。都是企業家，又做得很好，我很佩服他。一般來講，只要是我知道的、認識的，多少和我有點關系的，出事了我都想去看。比如蘭世立，汶川地震時我們捐助的物資就是通過他們的航空運輸隊免費運過去的。

南方周末：你說他對晚年的安排和你的境界不一樣？

王石：75歲的年齡了，還能重新去做夢。大落之後，還能再起來。可能自己處於他那個年紀的話，不會想到那樣做。

南方周末：你是覺得過了60歲之後，在人生追求上有不同嗎？

王石：我沒有感到60歲是一個坎兒。我不是國家幹部，60歲就要退休了。再一個我本身對過生日也不大敏感。

南方周末：那您過生日嗎？

王石：我自己從來不安排過生日，別人偶爾弄個生日蛋糕出來，你當然笑笑。至於50歲還是60歲，我沒有這個敏感性。

不過，55歲之後，確實感到思維和記事都沒以前那麽容易了。這是理所當然的，都到這個年紀了，但基本不影響工作，因為很多工作是靠團隊。

到哈佛去學習時，完全就是一個人，這種到了那個年紀的感受更強烈了，比如單詞就記不住。非常非常痛苦，甚至是準備放棄的。沒想到硬逼下來之後，突然覺得腦筋又開動起來了，很明顯感到又回到15年前了，特別興奮。

這就是人的潛力，倒不是說記憶力回來了，單詞又能記住了，該怎麽樣還是怎麽樣，但是你的狀態又積極了，你的思維方式又變活躍了。

南方周末：這是到了哈佛多久之後？

王石：就是第一學期。這個過程非常痛苦的，挺熬的。沒想到，一年完了，說還得一年，再來一年還不夠，我知道，如果不走的話至少得4年。為什麽堅持下來？因為我知道，這是我這一生唯一的一次機會了。

南方周末：什麽機會？

王石：就是這次我再放棄，不可能再有學習的機會了。如果現在這個年齡你都堅持不下來，63、64歲就更不可能堅持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