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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指標·活法】財富蛋糕：用公共資產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在增速放緩與結構調整共存的經濟新形勢下，中國應該如何調整財富蛋糕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以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2014年大熱的皮凱蒂理論，提供了觀察的新視角。

2014年最火的財經著作無疑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通過大量的數據證明西方國家的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均，即資本回報率（r）持續地高於GDP增長率（g），以至於100年來財富越來越集中，“10%的人掌握的財富從1/3已經上升到1/2”。

皮凱蒂本人2014年11月也來到中國，在京滬等地發表了多場演講，談了一堆我們聽不大懂也不大感興趣的問題，其間提到了中國。中國令“數據控”皮凱蒂感到無語，他曾試圖把中國納入自己的研究，但苦於“非常非常難拿到數據”而作罷。

這使得他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了解止於皮毛，他所知道的事大概都是我們眼中的常識：中國最近的財富收入比相對前幾年有所上升，這和房價的走高息息相關；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大的區別是公共資本在國民總財富占的比率大約是30%-40%之間；中國最近15年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現象開始上升，“但這個印象不能拿數據來肯定”。他甚至警告主張將國企私有化的學者，公共資本占國民財富的比率接近0會很危險，比如意大利已經是負的了，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接近0，都遇到了麻煩。這說明他是多麽不了解中國，顯然中國還遠沒有到該為這個問題擔憂的地步。

當然這也不怪他，皮凱蒂中國之行的主要目的還是賣書。學術男神匆匆來一趟就飛走了，留下一群中國學者繼續爭論中國財富分配問題，吵的還是那些已經吵了若幹年的問題：貧富差距大了還是小了；稅負重了還是輕了；國企做大做強還是民營化等等。

到了2014年，人們更清楚地看到，這些老問題在新形勢下的確有了重新討論的必要。所謂新形勢是指目前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與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複雜矛盾。而皮凱蒂的理論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

倒掛之謎

2014年前三季度中國GDP約為42萬億元，同比增長7.4%。按這一增速，2014年中國GDP將超過63萬億元。中國政府的中期目標實際是雙重的：既要把GDP的蛋糕繼續做大，還要調整優化蛋糕的分法。因此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以皮凱蒂的理論來看中國經濟，會得出有意思的結論。在中國GDP這塊蛋糕中，長期以來是投資增速和政府收入增速高於居民收入增速，也高於GDP增速。皮凱蒂說，若資本回報率（r）持續地高於GDP增長率（g），收入和財富就會越來越集中到資本擁有者手中。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資本控制者是誰呢？毫無疑問是政府，政府控制著金融資本、土地、自然資源、龐大的國有資產和財政收入。

若從皮凱蒂的理論倒推，是否可以從近些年國有資產越來越膨大，政府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得出資本回報率（r）超過GDP增速（g）呢？學者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從2006年開始一直跟蹤測算資本帶來的回報，他發現中國平均資本回報率在剔除了價格因素和折舊後，大概在5%左右；而銀行貸款的平均利率大概在7%左右，從企業角度，生產者價格指數在下降，因此實際利率可能比7%還高。換句話說，企業從投資中得到的回報低於其為獲得資金所付出的成本，當然也低於同期高達兩位數的GDP增速。

為什麽在r低於g的前提下，卻發生了皮凱蒂所言的資本擁有者之間“國進民退”的財富分化呢，可能唯一的解釋是：皮凱蒂研究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富分配規律。而在政府之手介入市場後，市場是扭曲的。

事實也是如此。中國經濟過去30年走的是一條“雙軌制”之路。一方面產品市場幾乎全部放開，另一方面生產要素市場嚴重扭曲，如金融抑制、利率匯率管制，能源壟斷，土地供給壟斷，其結果是生產要素成本被人為壓低。

這種價格機制成就了以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相對疲軟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而從財富分配角度看，它相當於30年來我們一直在變相補貼企業尤其是大型壟斷國企，同時向居民、中小企業征稅。在數據上，就體現為若幹年來投資、企業和政府部門收入在GDP中占比過大且增速快，消費和居民收入占比偏小且增速慢。

皮凱蒂沒有看到這種體制性的財富分配的複雜性，反而認為中國的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公狀況要好於美國。但他也看到，雖然中國的稅收占GDP僅約20%，低於發達國家的30%-40%，但中國的國有資產占比更高，實際上兩者區別不大。

投資式微之後

但到了2014年這個時點上，中國經濟結構在悄然發生變化。2014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受制造業和房地產市場下滑的影響，進一步下滑到16.1%，這使得2014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54.4%，超過了投資的貢獻率48.5%。

實際上，即使政府還想繼續靠投資推動經濟，投資也已經難以當此重任了。

據白重恩等人測算，從1978年至今，中國各省的投資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投資率越高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越慢。其可能原因是投資太多導致的邊際效益遞減，還可能是投資結構失衡。白重恩發現，這一過程中投資在機器與設備上的投資比重在下降，而投資在房子、公路上的比重在上升。但導致生產率提高的技術存在於機器與設備而非房子和基礎設施中。

經濟長期增長的唯一源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不難得出的結論是，投資結構失衡源於投資動因是政府的經濟刺激行為，這種短期行為會傷及經濟的長期增長，以及阻礙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

在投資式微之後，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長期增長，皮凱蒂開出的藥方是，用龐大的公共資產去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好教育與養老金等問題。這一思路與北大國發院教授姚洋和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一致，他們都認為中國的國有資產應該進入二次分配，去投資人力資本，解決居民的社保、醫療、教育等需求。據秦曉提供的數據，目前同等人均收入國家在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占GDP的45%，而中國僅占到35%。

這一思路如果落地，將會產生此消彼長的蹺蹺板作用。一方面，通過劃撥社保等方式，國有資產比重會下降；另一方面，居民資產會相應上升。長期來看，由於私人部門投資比重的上升、私人部門投資效率更高，財富蛋糕也能進一步向居民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