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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辛子：iphone6搶購特功隊為何都是中國人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0924/146049.html

這兩天，“中國人”幾個字，又上了日本新聞的頭條：從9月19號iPhone6正式發售開始，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只要有蘋果專賣店的地方，就會出現“中國人”的身影。在東京，“中國人”插隊，一個人替三十個人占座，臨離開時留下滿街垃圾；在大阪，近百名“中國人”聽說iPhone6已售光之後，集體湧入店鋪內並發生摩擦，於是店家報警，大阪警方出動二十多臺警車、五十名警察……

據說這些集中在日本各地蘋果專賣店前排隊搶購iPhone6的，絕大部分是中國的黃牛，或是黃牛們雇來排隊的人。因為iPhone6在中國何時上市未定，以至一臺128GB的iPhone6，可以從正規價6千多人民幣，被爆炒到2-3萬人民幣不等。為能賺取差價，於是出現了“哪里有蘋果店，哪里就有中國人”的iPhone6搶購盛況。
 
\（iphone6上市，中國人帶椅子排隊購買。CFP供圖）
 
日本輿論一片嘩然，所有的日本人都看呆了：“中國人這是怎麽了？”許多在日華人們更是痛心疾首，在網絡呼籲“同胞們，別再丟人現眼了！還有沒有公德心？”“這種賺錢方式已經讓人很討厭了！”
 
“沒有公德心”“除了錢什麽都不要了”……這些所有的譴責，都統統指向同一軸心問題——“中國人素質太差了！”——在當下，這似乎已經成了某種社會共識。被數落素質差的中國人，也對此供認不諱，互相批評。除了自己，看看周圍的那些人的言行，個個都像破壞中國人形象的、素質差的“老鼠屎”。

 
“大眾規律端正，其公眾道德之高，恐怕在全世界都稱得上無與倫比。夜晚的街道是絕對的安全。住宿的房間可以大開，完全沒必要上鎖。公共場所極其清潔。在國慶節的公園里，男女數萬人蜂擁而出，其中還夾雜著許多小孩子，一整天的吃喝、看熱鬧、遊玩，但公園里卻連無人落下一片紙屑……”

 
有了“中國人素質差”的這個先入觀，大部分看到上面這段異常熟悉的話，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日本——這不就是在說日本嗎？到日本旅遊過後的中國人，大凡會寫點字的，哪個不是都這樣寫來著……
 
但是，很遺憾，您猜錯了！上面這段話，說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國。這段熱烈贊美中國人高素質的話，出自日本學者加藤周一之手。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著名的思想家、評論家。與作家大江健三郎、哲學家鶴見俊等一起同為保護日本和平憲法第9條的“九條會”的發起人。生前著作無數，其關於“日本文化雜種論”的個性論調，至今無人出其右。
 
關於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界的影響力，看看下面這段宮崎駿的老搭檔、“吉蔔力”社長鈴木敏夫年輕時所寫下的一段話，也許能略窺一二：

 
“這樣說或許有些奇怪，但我正是通過閱讀加藤先生的著作，而終於開始理解眼前宮崎駿所做的事。並在理解的同時，終於能夠對宮崎駿報以回饋。對於宮崎駿出於本能所幹的事，我是借用了加藤先生的智慧，才能夠對宮崎駿說：你所幹的就是這麽一回事啊。我們之間的對話才終於得以成立。”（摘譯自鈴木敏夫《吉蔔力的秘密》）
 
就是這位極具影響力的加藤周一先生，在1971年應邀訪問中國之後，在日本媒體發表了一系列介紹當時中國的文章，撰文大贊中國人“無與倫比”的高素質：
 
“在北京市區混雜的公交車內，人們之間都不會互相推擠。不僅如此，看到有外國人，還會讓座——在中國訪問的外國人，都被視作中國的‘友人’，而受到禮貌照應。這與那種欺騙外國人並搜刮其錢財、且早已成了家常便飯一般的社會，是完全不同的。”（摘譯自加藤周一《中國往返》）
 
這是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七十年代初所看到的中國。當然，除此之外，他還看到了一些別的：例如當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在逐漸“農村都市化”時，中國卻在“都市農村化”，學者和城里的年輕人，都被趕到了鄉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女人都在緊跟時尚變得更加“女性化”時，中國的女人卻在變得“中性化”或“無性化”，寬大的衣服下看不出任何女人的曲線，仿佛進入了“無性社會”；當世界其他國家的國民都在忙著賺錢享受、越來越拜金主義，並對政治失去關心時，中國則成了全民皆兵的“人民兵營”，城市看不到任何商業廣告，而農村卻四處可見政治口號……
 
加藤周一將他的這些中國觀察匯集成文，稱之為“中國的或反世界的”。當然，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用更直截了當的中文來表達的話，其實應該是“要麽中國，要麽反世界”——請不要誤會加藤周一先生，當年他寫這句話時，完全沒有任何要批判中國的意思，他是將“中國”以及中國的“反世界”，作為一種制度個性去努力理解的。作為一個希望中日友好相處的日本學者，加藤周一認為要將中國這個與日本同文同種的“外國”，作為“完全與眾不同的、獨特的外國”來理解才對，盡管作為日本人，他認為要做到真正理解中國很難，但他反對對於中國一邊倒的錯誤認識，倡議為了“國家的百年大計”，要“樹立和中國真正的友好關系”，認為“正確理解中國極為重要”。
 
加藤周一於2008年去世。若他還能多活幾年，看到中國的“海外購物兵團”或是“iPhone特攻隊”，不知道他老人家會作何感想。因為現在的這個“中國”，與他當年看到的那個“中國”，實在太不一樣了---他當年看到的那個“中國”，是一個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閉門造車的“中國”，而現在的這個“中國”，則是“堅持中國特色”的另一個“中國”。盡管，當年的那個“中國”和當下的這個“中國”完全是不一樣的，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都是“中國的或反世界的”。
 
無獨有偶。與加藤周一持完全不同看法的，是1925年出生於臺灣的日本學者松本一男。在松本一男的筆下，中國人缺乏公德心、毫無集團意識、個人主義，並且愛財如命、熱衷於使用各種手段賺錢。
 
但松本一男並沒有對中國人的這種種表現，作為“中國人素質差”的證據並提出各種批評，而是以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作背景，逐條梳理和剖析中國人為什麽會“個人主義”、為什麽會“愛財如命”：
 
“中國人崇拜個人主義。雖然他們期待偉人，但卻只指望自己。所以，在中國悠長的歷史當中，那麽多格言典故，都是關於個人修養和教訓的，很少有關於集團倫理的……中國人對個人的力量充滿信仰。在艱苦的自然環境和惡劣的政治體制下，普通的老百姓深知想要逃避嚴峻現實，最後真正能夠依賴的只有自己。為此，中國人流於個人主義，變成凡事都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
 
“普通中國人從來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戰爭、高壓政策、天災人禍、疾病……，凡此種種，中國人既不像日本人那樣有政府保護，也不像美國人那樣有高喊人權、民主主義的自由。對於中國人而言，除錢之外沒有別的可以保護自己和家庭的東西。”
 
松本一男認為中國人這種缺乏公德心的“個人主義”以及“愛財如命”，是上千年殘酷的政治環境所造就的生存策略，是一種“中國式智慧”——或許有人會認為不敢茍同，但細想其實不無道理。而且，個人以為：何止政治環境，就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看，所弘揚的道德觀也是以“私德”為主，而非現代社會所提倡的種種“公德”。
 
例如，自古以來，中國人是以“孝”來衡量一個人的道德品質的。一個不孝的人，其他方面表現得再美好再善良，都會遭到道德上的譴責。因此說“百善孝為先”。
而所謂“孝”，實質上便是一種最為典型的私有化品德，也即“私德”。 一個“孝”字，首先便區別出身份、地位、年齡階層以及上下級的關系。於是我們看到有人孝父母、有人孝領導，卻鮮有人去“孝”身邊的生活環境、一草一木——因為那些是不屬於自己的，或者是跟自己沒有利益關系的，自然不用“孝”也不用管。
 
因此，對於千年來接受“孝文化”這種私德熏陶的中國人而言，在家里，大家可能都是好父母、好兒女、好丈夫、好妻子，但走出家門，卻難免會吐痰、占座、插隊、扔垃圾，做不了好公民。只有“私德傳統”而無“公德文明”，只有“孝道教化”而無“公德教育”——這一點，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或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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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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