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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是：要懂得尊重市場，學會與市場進行信息的互換，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市場。這是首要的也是必須的。

有很多朋友問我對市場的看法，明天黃金會怎麽樣？歐元會怎麽走？我通常都回答："我不知道！"，這並不是我有意藏寶，而是真真正正地不知道。

我不預測不僅因為市場不可能預測到每一步，更因為預測只能讓交易者失掉客觀性，失掉平常心。

我遇到很多交易者都會因為預測市場，為了捍衛自己的面子而失掉靈活心態，最後遭受虧損。

這些見證時時提醒我停止預測，等待答案的出現。

我們常講的順勢交易也是建立在心中沒有主觀定式的基礎之上，一旦你有了對走勢的主觀預期，那麽無論交易計劃還是止損控制都難以保證正確執行。

第二就是充分準備，就像我們做學生時老師跟我講的，一次測驗的超常發揮，往往是我們對這門課程所做的考試準備已經非常充分了，而非能力突然提升所致。

這在交易中同樣適用，多變的市場中，如果交易者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都了然於胸，自然也就會取得驕人的業績了，我喜歡交易也是因為它給了我不斷學習的機會。

第三就是對取舍的正確認識。無論交易機會還是分析方法，對於交易而言，他們的選擇都非常重要。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當你從100個當中選擇1個的時候，就是放棄其它99個，因而我看待選擇，不選才是更多的選擇。

懂得尊重市場，能夠做好充分準備，正確看待取舍關系的人，就可以看作是一個合格的交易者。

我個人把交易看作是一種工具的運用，交易的成敗取決於對工具使用的熟練程度和工具的種類多少。

“熟練程度”就是我們說的交易技巧與能力，每個人的差異很大，甚至一個人在不同的交易時間也會不同，人們常常引用“木桶理論”，盛水的多少取決於木桶最短的一塊木板。

交易方式中的缺點就是短板，交易者唯有不斷修正短板，才能讓自己的交易離成功更近。

“工具種類”的理解：去果園里打果子，能夠收獲到什麽樣的果實要看你手里有多少根竹竿，最長的那根竹竿又有多長，我們且稱其為“竹竿理論”，和前面講的木桶理論截然相反。交易品種就相當於竹竿，而盈利就相當於果實。

資金分配主要是要把握好度，我不總是簡單遵從一種資金分配模式，有較大把握的機會，我敢於重倉出擊，而且嚴格限制持倉時間。

對於一般的交易機會，我會把杠桿比例降下來。

市場連續幾天都出現明確的突破行情，我在這些交易上都是重倉出擊，但走過一段時間以後，還是要把杠桿比例降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做出的判斷在特定條件下是準確的，但是因為"不確定性"的存在，隨著持倉時間的延長，越來越多新的因素會插入進來，幹擾我們判斷的結果。

在我的策略中，我會有意識地縮短持倉時間來規避不確定性對我的影響。

此外，我遵從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並非每一次可能的交易機會都會讓我不放手，“放棄”有時候意味著更多選擇的機會。

小時候，老人常跟我說一句話：一分利、吃飽飯，十分利、餓死人。

怎麽理解這句話呢？做生意先要有個合理的利潤預期。

在交易中，人性的貪婪會膨脹起來，大部分交易者都抱有不切實際的盈利預期。

我的經歷讓我有機會見識很多頗具財力也非常聰明的交易者。他們寄希望期貨市場能讓他們一夜暴富，可是最終都兩手空空地從這個滿是機會的市場離開了。

前一段炒得沸沸揚揚的萬科總裁王石也講過：超過30%的利潤萬科不做，因為國際上同行的平均利潤水平也如此。

萬科懂得放棄不切實際的利潤預期，通過長期經營在市場中做大做強。交易的利潤也來自長期穩健的積累。

關於利潤預期，也可以用"守株待兔"理解。很多交易者在過去2年的非常態市場獲得了超額收益，在樹下等到了一只兔子，於是期望在後面的市場里還能等到這樣低風險的容易的收益。

投資者在熊市入市反倒是好事。經歷了艱難的市場才會讓投資者對這個市場有個合理的預期。

傳統生意里常說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面對商業機會，有時候減法更重要，要懂得選擇。

交易中的誘惑很多，太多似是而非的機會，這需要交易者做個選擇，不要貪多，要選擇更有把握的，確定的交易，避免意外情況發生。

在很多機會把我對交易的理解講給大家聽，但我最終發現這起到的作用都不大。交易的技法是容易學習的，但是交易的心法就一定訓練才能把握。

舉個例子，一名箭手站在崖壁上，挽弓搭箭，百步穿楊。在這個特定時空，箭術已經是次要了，如何立於千仞之巔仍能心若止水才是重點。

箭術，師傅可以教會；但是安立絕壁的心法，惟有靠箭手自己透過日複一日地站在崖壁上慢慢領悟。交易也不例外，交易者長時間的實踐是必不可少的。

投資是很貼近我們生活的東西，應該說是一種常態，存在於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投資不需要什麽高深的理論，就像我們從賣油翁的典故中看到的那樣，成功的交易者不神秘，他們只是做得更多、更久、更熟悉所作的事情而以。希望廣大投資者能夠堅定地努力、投入、專註於此，成為投資中的賣油翁。

市場本身就是不確定的，確定的就去掙這個錢，不確定的不要理他。

不需關心市場上所有的事情。做交易無非是要幫客戶賺錢，一次一次的證明，你說的和過去的都不代表將來，越早的越不代表將來。老是說十幾二年前的成績，市場一直都在變，可能有些品種早就不存在了。

做綠豆的時候，當年我們最大的交易量當時占全國交易量的百分之幾，後來又做大豆，我最後一次做國內期貨是做橡膠。

橡膠當時在上海上市，我覺得橡膠在上海比在海南上市公平，既是工業品又是農業品，屬性很好，我們做了一年。2003年年底，發現我們的交易量又占橡膠總交易量的百分之幾，再做就不可能更大了。

如果沒有更大的品種上市，我的交易瓶頸就沒法突破，所以決定結束戰鬥，國內的商品就沒有碰了。

我做海外的交易跟做國內的商品一樣，先提高收益率，後擴大交易量。一般的品種都存在一個問題，收益率高了，再給你更多資金的時候，就不一定能持續高收益。

國內的品種，池子本身就這麽大。只有海外的外匯品種和美國的指數，這些品種的池子就非常巨大。像一瞬間下去1000手單子，一手是10萬美金，下1000手就是下了1億美金。

你拿一億美金去全世界買任何東西，商品的價格就出現偏離了，而且還會給出一個錯誤的信號。你一買它就漲，導致你認為買對了。你一買完它就不漲，等價格下的時候，虧錢要想平倉，會發現越平價格就越跌。其實這個信號是錯的。

只有外匯市場和美國的指數市場，會給人一個正確的反應。對的就對了，錯的就是錯的。市場跟你下的單沒有關系，也不會有秋後算賬。沒做之前，是對的，做完之前，本來也對，比如有一個莊盯上你了，老反方向擠，直到把你擠出來，你平倉他就賺錢。但是在外匯市場，很難會有這種假設出現，連銀行都做不到，就說明市場才公平。

最簡單的道理，全世界不管是多大的機構，都是交易人為在想的東西。

我有時候經常開玩笑說，高盛這些大的投行機構，他們也是人在幹，那個人如果只是從學校里找來，學歷很好，幹的時間不夠長。如果交易員幹到我們這個年紀，他們也許會自立門戶。他沒有幹到我們這個年紀，他們所有的操作，很容易從一個動作就看出來他想幹什麽。

非農數據出的時候，有人問我晚上怎麽判斷，我說真不需要判斷，所有人都非常恐懼非農數據，連美聯儲都判斷不出來。

我認為判斷不出來的東西，就不需要判斷，每次美聯儲出非農數據，都出乎所有的的人預料，因為從來就沒有猜對過。

結果是有一批人使勁想有可能漲，又有另外一批人使勁想往下跌，沖的時候使勁往上沖，一分鐘拉的非常多，接著一分鐘跌的非常多。

正常人的交易邏輯都是：從各種教科書里面來的，對的時候留著，錯的時候止損。

結局會是，對的時候，留住的人沒有賺錢，錯的時候，止損的人把錢虧完後沒有單了。

非農數據的時候，兩頭都是我們的單子，上的時候賣了，下來的時候買了，那一次晚上1000張單子，是平常的10倍的交易量，30%的的收益，兩天就達到50%的收益。當然這是自己的賬戶可以這麽來操作，別人的錢很難跟他解釋。

所有人都希望聽一個自己認為合理的東西，這個邏輯假設是不可能達成的結果，我怎麽可能聽得懂，如果我聽了能跟你達成共識，一定是我先知道你說的是什麽。

那麽假設我的觀點跟你是不同的，你怎麽可能讓我聽懂，讓我接納你的觀點，除非你準備騙我。

比方說我們一起去旅遊，你走了5公里，我走了2公里，我走的2公里是我看見過的風景，後面的3公里是我沒有看見的風景，現在因為你走的比我遠，我找你問問後面的風景如何。

如果你想讓我不舒服，你就講我沒有看見的3公里（多麽的不好），我就會越聽越覺得跟我前面走過的2公里所見不同，我們倆就有無數的矛盾。

如果你比較圓滑的話，你就會來我，走了多遠？我說我走了2公里，你就緊跟著我走過的2公里風景跟我講，然後我們就達成共識，你是一個好導遊，下一次我就跟你走。

要讓人聽明白你講的內容，這是一個偽命題。我們一般不去跟人家講太多，比如我問你做什麽，我就來跟你講什麽。我只要講的在你的領域里面，大概我們能夠達成共識，我們就比較容易交朋友。

金融危機出來的時候，大部分的人會說，市場有可能更差，有可能再崩盤，二次探底等諸如此類的話。

這個在分析細節上是對的，就像兩人打架，強的打過弱的，這是對的，但是一定要把弱的就此消滅掉嗎？如果不是，那整個金融市場在幹什麽？那就是讓大家過的更好點。

如果這個目的出來之後，短期誰比誰強，誰比誰弱，就顯的不重要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老太太出來說：我才不管誰比誰強，誰比誰弱，只要你們打到有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打得快不行的時候，我就拿一個棍子，所有人都挨打，讓所有的人都回家，最終讓這個戰鬥平息，恢複正常。

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很差了，已經不需要去分析，市場只需要一個答案，經濟得恢複回來。哪怕至少表面上回來，也要回來，弄一個假的繁榮也行。

比如市場的市值回來了，所有人兜里的錢一算賬，數量回來了，那就夠了。先達到這個目標再說，這個就是所謂的“量化寬松”。

今天市場的走勢走到這里，基本恢複正常了。“量化寬松”是不是要放手了？可以慢慢放，我們就是以這個邏輯來操作的日經指數。

日經指數的邏輯就是，日本人已經那樣了，核爆炸、大地震，又是中國的釣魚島跟他玩，市場要不要真的要把他消滅了？沒有，不會。

然後安倍那個家夥已經出來說：我跟全日本的老百姓都說好了，我們貶值個百分之幾十，換一個名義，讓我們股票市值增加。

要不要換，不就是換一個名義上的增長嗎？可以換，這是一個極簡單的邏輯。

如果一定要用經濟原理來分析，這個政策對不對？那麽這個政策不一定對，或者說情緒上，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不是對著幹？這個跟釣魚島其實也沒有什麽關系。

所以我就選擇進去做日經指數了，後來發現外儲也進。就一個邏輯，什麽事情到一個極端的時候，它可能要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如果抱一個主觀的心態，我很恨日本人，我就要他崩盤，結果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在這條街上，應該想這條街邏輯；在河南就想河南人的邏輯，河南人都喝酒，你如果說喝酒不好，那就沒法跟他們說話了。

如果中國人都恨日本人，出了中國後你會發現，中國、日本等其他的國家，用的貨幣都是美元。其實我們中國政府用的貨幣也是美元，出了中國不用美元的話，人民幣花不出去。

在中國國內，如果為了讓人民幣能夠國際化，要犧牲多少企業，犧牲多少所謂的邏輯不通，經濟學家都說這個邏輯是錯的，人民幣升值是錯的。但是，中國一定會達到人民幣自由兌換這個目標。

可是到了國外以後，還得老老實實的說這個世界只有一個貨幣，那就是美元，其他的貨幣都是美元的衍生品。

如果一個國家想人為的貶值增加戰鬥力，美國可能反對。如果這個國家的經濟已經很差了，這個國家領導只是想讓這個國家存在，一次性把貨幣貶值20%，然後就救了政府，老百姓也覺得我們還可以正常生活，在這種前提下，那麽這個方法是可以用的。

我們中國政府以前的貶值，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老百姓心里想好不容易賺點錢，拿到國外一花根本就不值錢。

這一次老百姓比較高興，現在人民幣升值了，一旦出國買東西就很劃算。一定有劃算的時候，也一定有不劃算的時候。

現在是想讓大家很舒服，所以人民幣一直升值。對於不舒服那批人，就不讓他們說話，開工廠做國際貿易的人，實際上人民幣升值不掙錢不舒服，但是弱勢群體就不許說話。

如果這個影響一旦傳導到老百姓身上了，工資發的不夠多，經濟不夠好，就業率不夠高，所有事情都惡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完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代價非常大。

一旦人民幣國際化完成以後，假設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政府也解決不了的時候，最後有一個辦法就是，貨幣一貶值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就是貶多少的問題。

這種解決辦法不存在好壞，只是在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辦法，什麽時候適用，節奏不好掌控。

這個時候有兩種人，一個是跑的快的，一個是跑的慢的。跑的快的就是掙錢比較快的，跑的慢的就是掙錢相對比較慢的。

某一個階段是照顧掙錢比較快的，讓人民幣貶值讓你們掙錢，等你們已經掙到很多錢了，跑的慢的說我的兜里沒有錢了，一到國外老是嫌我窮，老是感覺我是不是富了，有個辦法讓人民幣升值了，你再出去國外看看，以後不許你說你是一個窮人了。

人民幣一次性貶值歷史上早都有過。貶值這個動作是一件事，日常生活有無數的事，每一個人只關心自己的事，並不關心全國家的事，所以政府只能做點老百姓舒服的事情。但最終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解決這一攬子問題，那就是人民幣貶值。

這個辦法只用一次，用完第一天，可能過幾天老百姓就忘了。

我看電視，哈薩克斯坦這個國家的人，可能只有第一天感覺到貨幣怎麽就貶值了，後來拿出去花，昨天張三兜里有100，李四兜里有20，今天張三還是100，李四還是20，好像也沒有什麽區別。最終感覺我不比你更窮，大家都還是老樣子。

歷史上德國，還有歷史上的上海，曾經貨幣100倍的貶值，當地人不會說，我的錢貶值了，而是說東西怎麽又貴了。當然我買東西貴了，你也買的貴了，他買也貴了，咱們都是公平的，所以就沒感覺到貨幣貶值了，老百姓也不會把責任往貨幣貶值上去推。

貨幣貶值對於特別富有的人才會比較關心，因為富人花錢是全世界花，富人去到國外，見到外國人後，會試圖跟外國人去比，如果你是亞洲首富李嘉誠，你會老擔心明天我的資產，如果讓政府一下貶20%，下次我再去歐洲，那我就比那個英國那家夥，本來我比他有錢，怎麽現在我就比他窮了呢？原來是被政府一次性拿走這麽多，不行，我得先挪走。

我們做交易也就這麽點邏輯，但是我們去說這件事情是沒有意義的。兩個觀點都對，如果我是政府，我也得這麽做，沒有太多新的辦法。

那我們能做些什麽呢？我本來說小範圍的跟周邊的親戚朋友講講，你們拿點錢換點美金吧。他們說萬一換了沒有貶怎麽辦？我就跟懂的人說。懂的人又問，我同意你的觀點，但是你讓我什麽時間換？換多少比例？後面發現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原來所有東西的科學答案，先得有前提假設的。我們可以先設定一個框，在這個框里，如果你要做一個資產配置，你有百分之幾十是不用的。

如果你想著讓這部分錢保值增值，這個時間段是10年或者20年的話，那你怎麽配置你的資產？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可以學李嘉誠，把5%或者10%的資產換成美金，投資以美金定價的資產，以什麽形式來讓這部分資產去抗風險，去穿越經濟周期。

如果有這種邏輯，我們得先畫一個框，如果你去幫別人的時候也得把前提說清楚。在穿越周期的思維下，做一個十幾二十年的一個產品，這個產品從十幾二十年相對長期來講，是一個資產配置，從階段性的回避人民幣下跌的風險的情況下，可以有權力配置美元，但是時間點沒有人知道。

說不定中國政府一高興，每天宣布一下，那我們怎麽辦呢？到那一天的時候一定是你換不來美元的。那我們先去拿一個期權，也就是我們先發一個產品，產品是正式向外管局申請了QDII額度，這個額度放到這，但是今天去找外管局要額度沒有理由那絕對不行。

我們沒有資源，就得用正式的途徑，外管局就給了50億人民幣的額度，在這個範圍內就可以發產品，這個產品有能力增值那是我們另外一個本事。

當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4成換成美金，如果有需要把6成也換過去。正常的情況下6成做固定收益。

做投資的話誰來管這部分錢？既然出中國門，去跟外國人打架，要去找一個經常打架能打贏的人來管。我個人拿自己的錢在國際市場上也投資經歷了十年左右，如果說跟老外打架還算可以的，我在美國最大的基金也管理過資產。

在這個小的拳臺打架，我們打的還不錯。現在我只是把這個技能移到中國來，幫中國的一小戳人，以這種配置去到美國市場的拳臺上，只在限定的幾個品種上比賽。

比如只打泰拳，或者只打空手道，甚至於跟他說明我們只玩人民幣，我們只打太極比賽。

我們可能比日本人、美國人，更容易理解太極。那我們相對比他們打太極比較容易打贏。那這樣我就把這個框畫出來，也就是我只做六種外匯和四個指數。

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公平的市場，沒有人能夠使陰招。我們在這個市場上打比賽的時候發現，像田忌賽馬一樣，我們出的是中國的少數能打贏的人，我們已經打了二十年，外國出的是從學校招來的，外國可以招一千個、一萬個，當然他們的經驗沒有那麽好，但是他們是一個民主、公平機制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每一個基金都有好多個交易員，因為他們要分散風險。

就像中國的大廚和美國麥當勞來比做菜，中國的大廚說我只跟你比做一個菜，做這個菜我一定贏。美國的說，我不跟你比這個，我們來比做麥當勞，我們四個美國人，哪怕都是弱智，經過培訓都可以賣麥當勞。說回田忌賽馬，我們拿一等馬去跟你們最普通的馬去比，我的勝算又高了一點點。

回到我們最後的邏輯，這件事情的最終的目的是什麽？我們照顧不了所有的人，也不能說服所有的人，我們能幫到的就這麽一小圈。

就像美國的共和黨，共和黨是站在富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民主黨是站在窮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都沒錯，目的是在什麽周期下，什麽時間段，讓什麽人去努力發揮他的價值。

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要讓比較聰明的人努力發揮作用，經濟比較差的時候，要留著本錢，要讓窮人有一種感覺，我還不錯，我們窮人也當政了。

我們現在在中國經濟比較差的時候，要讓富人們留一部分資產放在一個地方配置著，等經濟好的時候富人就有錢再回來重新幹。

我們只有這個能力，做不了這個普世價值。那是民主黨幹的事情，中國是一黨執政。所以我開玩笑問親戚朋友：你們賺的錢是什麽級別。如果是窮人要吃飯，趕緊去上班。如果是富人，需要做資產配置。那ok，我把你的本保住，去配置成美金。我們來管理，不能保證你賺多少錢，但是我們能保證資產的風險度幾乎在所有基金里面是最低。

我十幾二十年都在思考這些問題，所以對交易心里還是比較有數。我本人是河南人，在鄭州90年代初就開始做交易，做綠豆交易的時候，當時開玩笑說本來想掙錢買一輛摩托車，一努力一天的錢就夠買一輛汽車。旁邊的人說，不許買摩托車，買摩托車只能自己坐，你如果買一輛汽車我們還可以跟著坐，買車前，他們都把在哪買，找誰買，多少錢都弄清楚了，收盤後，大概盈利了20萬，當時一輛桑塔拉就16.5，所以大家一起去買了一輛汽車。當時回家我老婆說，你不是說好要買摩托車嗎？記得是96年的事情了。 當時自己覺得只要有綠豆在，也不用急著賺錢。收盤後經常是和朋友吃喝玩去了，直到有一天綠豆突然關掉了，以前從來沒有想交易有那麽複雜，以前就是想如何在綠豆上去掙錢，現在關了沒有盈利的品種了。之後就開始研究大豆，大豆不在鄭州，要跑到大連去考察，還要跟搞好相關的關系，了解政策的制定。因為種種原因就搬遷到北京去了。

不管在哪里做交易，只要錢多，判斷對。你明明知道那是錯的，大部分人都是按著錯的去操作，最後錯的可以分錢，可以讓不懂的人分到懂的人口袋里，這個邏輯不符合我的價值觀，我想的邏輯是誰要是非常強，就得幫著自己去跟其他的強的人打，而不是去欺負家門口的人。

如果我既懂了，再去跟交易所的人，再去跟現貨的，還有政策制定者，一起來把市場更笨的人的口袋洗一洗，感覺挺無聊的一件事。所以我就基本結束了國內的交易。

2001年在北京做交易大的時候，互聯網不太好，為了做交易還得架一個鍋，叫衛星接收機，要接成交回報。我當時在期貨公司，要求他們把席位上的電話給我用，下單員只能給我一個人下，下完了才能給別人下，當時期貨公司一層的人很驚訝，哪里冒出一個河南人，一個人把電話把著，其他人怎麽做交易，我就顧不了那麽多，從開盤一直下到收市，Sars一來，就出不了門了。2003年底就把家搬到海南去了。

2005年有一家在美國上市的福匯公司專門做外匯交易的，當時剛進中國，能夠網上開戶，只是試一試的想法，當時運氣還不錯，到年底有11倍的收益。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我是福匯亞洲的總裁，他說福匯公司邀請了全國的400個客戶，在北京要開一個會，我們邀請了一些重要客戶過來見面交流。

到北京開會前見了面，他們總裁說：我們有一個想法，福匯公司從成立到現在，這十年來，全世界大概有十萬個客戶，最後剩下來能賺錢的大概只有5%，而這5%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賺的很多，少數人還可以，大部分人都一般，像你這樣能掙這麽多的很少見，所以想跟我談一下合作，想邀請我來做他們的首席策略師。我只是做我正常的交易，他們跟一些客戶來簽約，簽約客戶按照我下的單，他們也同步下單，虧損客戶自擔，盈利後參與分紅這樣一種合作方式。

我曾被邀請到國內一家基金公司去演講，主要是講對沖基金怎麽來賺錢的？

舉例你們去把好人和壞人都找出來，找到好人就買他的股票，找一個壞人賣空他的股票，過的時間長了，證明你判斷對了，好的繼續掙錢，壞的也的確虧錢，最終股票的價格拉開了。

2008年我們賣空了房利美、房貸美，雷曼，在蘋果的公司股票價格90多的時候買了蘋果股票，還有買進了黑莓手機的股票。交易記錄一直都還保留著，當時看空房利美和房貸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能不能破產我也不知道，而雷曼破產我當時也思考過，只要雷曼這件事情不解決，整個市場不會好。

我當時下了一個結論，如果我賣空雷曼虧錢的話，我在別的地方賺錢應該更多，表示市場已經回暖了。

誰也不知道雷曼這麽快就破產了，雷曼的破產是不能預測的，但是整個邏輯就是平常的金融邏輯。股票市場是一個自然配置的市場，就是讓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去做一個好企業，拿到更多的錢，再去發展。讓差的企業，把錢虧掉，讓差的人也把錢虧掉。

這就是自然再配置。

政府需要這樣一個場所，政府不能假設我知道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而是讓市場自己去做決定。

我們要做中間第三方，要推波助瀾，讓對的繼續發展，讓錯的虧掉。

老百姓在中國好人敢誇，壞人不敢罵，害怕；而在美國市場上好人要幫，壞的企業也要做空。

舉一個例子，我一個人在社會上，我幫你一下，你也幫我一下，我就認為你是一個好人。碰到另外一個人，我幫他，他不幫我，我認為他就是一個騙子。可是他不幫我我也沒有辦法，我就會去找下一個。對於騙子來說，他只要多騙幾個就OK了。

我不按這個邏輯，誰是好人，我幫你，你也幫我，那我下次還幫你，碰到我幫了他，他不幫我，下次我不但不跟他打交道，我要記住永遠不跟他打交道。而且我跟其他人說，你們不要跟他打交道，他是一個騙子。

如果全世界只有十個人的時候，騙子是利潤最大化的，一旦出現9個都是騙子，好人只有一個的時候，已經出現沒有人可騙了。騙子的利潤已經最低，所有人的利潤已經最低了。

好人的收益為0，騙子的收益也最低，這個時候如果出現一個精明人出來說，我改主意了，如果好人只剩一個，他幫我，我就幫他，我們倆都是正收益。騙子不幫我，我也不幫他，他們從我的身上也騙不到錢，他們本來就收益率最低的，這個時候只要有一個騙子改主意，他按我邏輯來，誰幫我，我就幫他。這不就是中國人最簡單的善惡有報嗎？最終要讓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讓騙子覺得沒有利潤不好玩，要讓他改過來，這個就是第三方對沖基金要去做這件事情。

做對沖基金的邏輯其實很容易理解，如果哪家公司是好公司，買了就跟別人說這家公司股票不錯，如果哪家公司表現很差，不僅賣空，而且要告訴別人說這家公司是騙子公司。只需要多找幾個研究員，努力去甄別誰好誰壞。

我們與其去講，怎樣做對沖基金，就像教小孩一樣，不要去教他，如果你隨便吐痰，他馬上就學會了。小孩學的速度比你想教他的力量大的多。不如你去做，做完了，他覺得好就會來跟你學。覺得不好就不跟你玩，就算了。但如果他不想學，你怎麽教都是假的，沒有用。所以我就決定以後就不再授課了。

剛好美國芝加哥交易所的一個華人場內馬甲，來深圳開第一屆期貨大會。期貨大會邀請他作主題演講，他的演講的內容和國內嘉賓的演講不同，講到CTA部分，大部分參會人員都聽不懂。

會後，經朋友介紹，我們聊的比較投機，他就邀請我去美國做交易。我說我沒去過美國，他說只要同意去，其他的事情都交給他。一個月後他找參議員簽了字，跟交易所也溝通好，把邀請函寄過來給我，邀請我當他的合夥人。

後面去美國，去過一家美國比較大的基金公司，這家公司大的滾動屏上面顯示2億美金的產品，從成立截止到現在一個季度收益2%，我就跟他們說，我一天就做出來了，他們說不可能。

我說我明天早上來你們公司做交易，你們做什麽品種，我就做什麽品種，如果一天我能把2%的收益做出來，我就晚上請大夥吃飯，如果沒有掙到，你們就當我是來訪問。

當天晚上我就去買宏基上網本，結果第二天一個小時就把2%的收益給掙到了。

美國我去過三次，每次待半年，第一次去美國，去的芝加哥，以做商品期貨為主，跟鄭州有點類似，圍著交易所一圈有幾百個交易公司，但是交易的量不是太大。第二次去的加州，第三次再去就去了紐約。

在美國做對沖基金，既要實現收益，還要入鄉隨俗在溝通習慣上，最後還要符合合規，只要有一條沒有合規，基本就全盤皆木。

合規要做好，一年下來的成本也要100多萬美金，這是凈花出去的。如果沒有做好這些準備，有可能錢賺到了，偶爾犯了一個錯誤，就打回原形。

連索羅斯的這麽大型的基金，最後也是經常因為不合規而被罰，在美國做基金，合規問題是防不勝防。我本人的英文不夠好，某些地方有漏洞，我是不知道的。

感覺合規風險無法回避，關鍵我這麽多年都是衣食無憂，另外又考慮父母和家庭，最後折中前幾年全家人搬到香港，我在香港還可以跟外界有比較多的接觸。

我現在做的幾個產品都是以純宏觀對沖為主，招商基金在08年還沒有拿到QDII的時候, 當時的國際業務總裁找我商量，還有其他基金的人都跟我聊過，要麽說批不出來額度，要麽是風控的困難，總之幾年過去了產品一直都沒有發出來。直到13年底的時候，招商基金的吳武澤先生提出了發行QDII產品的可行方案。

市場上很多產品的風控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有些股票是連續跌停，不可能止損出來，其實就是一個假風控，這個風控只是很多人拿來去遊說客戶用的，不是一個真的風控。

作為一個大公司以一個負責任的態度，按我們做事情的風格，你只有100%能做到，才能說這句話。風控要麽是確定性的，要麽就沒有風控。

海外的產品一致做法是：不可以承諾風險，不可以承諾利潤，不可以承諾保底。

一個產品不可以做交易的人設計風險，讓做監察法務部門的人把他的風控弄清楚。做交易的人騙監察法務部門的人怎麽辦？

最後就變成設計成的次貸產品的結局。

交易設計的人聰明的多，他能設計出來就可以騙到你。不如老老實實的，發行海外的產品都不可以承諾風險，不能承諾利潤和承諾保底。

舉例客戶給你100塊，你拿50塊去投資海外市場，海外公司破產可能是拿不回來錢的，國內的第一個QDII產品就是因為雷曼破產，結果錢就拿不回來了。如果投資出現這樣的情況，那麽這個風控就是一個假風控。從一開頭就在說假話。你說概率很低，概率低和沒有風險完全是兩種概念。

無風險產品和有風險產品就是兩個界定。

銀行存款是無風險的，投資是有風險的。

如果風控是20%，80%幹脆就不要拿出去，風控就控制住了，剩下來就是產品風控。

如果產品有這麽大的波動性，你就控制不了。如果有人惡意的跟你做對手方，就像葛衛東操作棉花，總有一個人要輸的。

所以我傾向於做流動性風險好的，這個產品沒有道德風險，沒有利益輸送，不可操控，品種的波動性又很低，外匯一天波動2%就很大了，我選擇的六種外匯都是主流的品種：英鎊、歐元、澳元，幾乎不太可能一天波動2%，明天降息加息都達不到，再出來一個9.11也很難達到2%的波動。

股市一天是1-2%左右的波動，5%就成了股災，如果你買了道瓊斯指數，風險控制在5%，我還是相信風險可以控制住。中國的指數可以超過5%，而你買的股票可以超過5%，如果把風險控制在20%，股票市場會有八個封死跌停的，中國市場出現的所有極端行情我們都見過。（來源：期貨資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