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寫的人——大家小凱
http://www.guuzha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extra=page%3D1自2005年始，每到7月，格隆就總有些衝動想寫點什麼，為一個叫楊小凱的大家！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但就算是寫點自言自語的東西，至少也能反映一個樸素的道理：那些毫無私利，真正為國家為民族奔走呼喊努力過的人一定會被銘記，且如醇酒，歷久彌香！
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76年前的7月7日在一個叫盧溝橋的地方發生了些什麼，那天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可能是長期隱隱作痛揮之不去的歷史傷痕。但極少有人知道10年前的7月7日一個叫楊小凱的華人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家中的溘然長逝意味著什麼。這兩件事也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極少中國人知道楊小凱是誰。但對於格隆這個在大學學了十年經濟學的人而言，華人經濟學家也許很多，但能歷經歲月風沙，反而愈加清晰高大的經濟學大家只有一個，他就是楊小凱。格隆相信未來的中國在摸索過諸多彎路後最終真正走上正道的時候，全社會都會意識到過早失去小凱意味著什麼。
很早就知道楊小凱這個名字，陸陸續續也讀過很多他的論文，但由於國內基本不出版他的書籍，因此真正第一次認真通讀他的書籍是在我剛開始讀博士的時候。在這之前格隆已經花了7年時間研讀經濟學，而這7年中有差不多4年的時間，西方經濟學被劃為準禁區，被逼著只學習味同嚼蠟的官方《政治經濟學》教材以及馬克思的《資本論》，前者的漏洞百出讓我對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學本能抗拒，後者雖堪稱巨著，但終究是一家之言，硬被逼著以必然公理視之，讓我對整個經濟學都產生了反感，直到有一天讀到了楊小凱的《經濟學原理》。
說該書能與馬歇爾、薩謬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相媲美毫不為過，該書的匿名審稿人這樣評論：「這一研究激動人心，令人屏息以視。楊是世上少有的幾個可以思考這類問題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決這類問題的人之一。這一工作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為主要理論經濟學家之一的國際名聲。」 在經濟學史上，楊小凱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建立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嶄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創立了超邊際經濟分析方法，從而能夠對經濟組織演變、制度變革和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問題提出理論解釋。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說楊小凱可能是當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並連續兩年提名小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你難以想像的是，這個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華人在30歲之前都一直被關在中國中部洞庭湖邊一個條件惡劣的監獄裡。
楊小凱被仰視絕不單是他在理論經濟學上的卓越建樹，而更多是因為他無任何私利、近乎天生的家國憂患意識與使命意識。雖命運多舛，飽受排擠打壓，但他從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到生命逝去都從未停止關注中國的命運。他具有范仲淹似的悲情：處江湖之遠仍憂其君——中國大眾之福址。中國近現代史上有諸多的社會精英對國家民族命運做過多方思考與實踐，但或是學問所限，或是閱歷不夠，或是所處環境沒有話語權，終使多數智慧雖如繁星璀璨但大都零落凋零，但楊小凱是一個意外。其以卓而不群學貫中西的遠見卓識，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練，雖九死而猶未悔的拳拳之心，高屋建瓴地將大國國是分析得系統深入條理清晰，而且其理論越來越準確而清晰地得到中國現實的持續驗證。
小凱48年出生，祖籍湖南，近現代史上這裡誕生過諸多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產生或者本有可能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後者最典型的一個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力主多黨議會憲政卻慘遭謀殺的宋教仁，以及對新中國政治經濟有著驚人預見分析卻從頭到尾被中國主流社會排擠在邊緣的楊小凱。楊小凱生於大陸上世紀中葉，六十年代其中共高幹的父親父因同情劉少奇、彭德懷被打倒。還是高中生的小凱對革命的血腥表示懷疑，寫了一篇思考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從法蘭西革命入手，張揚民主、質疑革命、廢除常備軍等一系列主張。在一片盲從和癲狂之中，這樣的觀點非常扎眼，小凱由此被判入獄並在獄中度過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同遭大難的還有他的家人：楊母受盡屈辱，懸樑自盡。楊父被關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兩個妹妹從此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幸運的是，小凱沒有死在獄中，而且那個時代的監獄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學富五車卻多因政治問題入獄。在艱苦繁重的勞動之餘，小凱拜當時關在牢裡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他們成為小凱黑暗歲月中一團團溫暖的光。獄中十年，小凱精研英語，數學，熟讀《資本論》，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並全面思考中國的現實。出獄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小凱衝破層層排擠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在武漢大學從教，受來華講學的美籍華人經濟學家鄒至莊教授的欣賞，親自上書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由是負笈美利堅讀書，由此開創個人的黃金時代，在經濟學超邊際理論方面做出了原創的重大貢獻。
楊小凱並非一個純粹的經濟學者，在他的理論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思考與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小凱的研究從不為政府背書或者歌功頌德，而是自始至終以完全獨立得近乎不受人待見的角度真正思考著中國之命運。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並早早提出了諸多現在看來仍很前衛但必然要發生的改革建議，如開放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而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關於憲政的研究則貫穿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小凱將經濟學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對後來者的詛咒」，置放在中國百年經濟史裡研究並提出「後發劣勢」理論。簡而言之，就是落後國家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憲政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製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這種沒有制度提升的模仿帶來的沾沾自喜，會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從而產生一種「壞資本主義」：其特徵是官商勾結，權貴群體壟斷政治，從而導致嚴重的貪污腐化。這種情形下經濟增長本身不會帶來社會穩定，反而會激化社會衝突。
2002年，在林毅夫與楊小凱之間暴發了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並成為當年最著名的經濟學事件——今日中國除經濟「一枝獨秀」並隨時可能嘎然而止，其它諸多方面都百廢待興，以及越來越明顯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已基本表明了誰對誰錯。
格隆今天又翻閱了楊小凱的《經濟學原理》，封面上的小凱一襲白衣，清癯但有神，微笑地注視著你：親切、寬厚、溫暖。
小凱思想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