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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崖邊上的美國「新」總統

要是知道來年福利會下降，還得繳更多的稅，不知道美國人會不會現在就想著炒掉自己的總統？

為了避免給自己的新任期留下一個糟糕的開局，奧巴馬必須抓住2012年最後兩個月，和國會的民主、共和黨人就聯邦政府開支、稅收和債務等一系列財政問題達成妥協。否則，到2013年1月1日，奧巴馬就會看到連任總統的華麗大道拐個彎就是懸崖——「財政懸崖」，約6000億美元的財政緊縮項目將會使美國經濟陷入二次衰退。

「財政懸崖」，出自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之口，描述的是削減開支和增加稅收同時出現的狀況，而且預言它會在2013年初出現。如果奧巴馬最後跳「崖」，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13年美國GDP將縮水0.5%，失業率則將重回9%。

轉向社會主義？

在共和黨人看來，奧巴馬實在是太能花錢了。任上四年，奧巴馬不但沒能兌現承諾，將布什政府遺留的財政赤字減半，反而連續四年讓它都維持在超一萬億美元的高位上。聯邦政府累計負債也從他初上台時的10.6萬億躍升至16萬億美元，而美國2011年的GDP總量才15.09萬億美元。

由於執政前兩年奧巴馬所屬的民主黨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都佔絕對多數，奧巴馬的任何政策幾乎都能獲得國會授權，共和黨人只能眼巴巴地看著總統「刷爆」國家財政。

剛一上台，奧巴馬就簽署了高達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以拯救美國破產的金融業和汽車業，即便該法案在國會共和黨人中支持率為0。隨後，覆蓋美國95%人口、預計在未來十年花掉1.3萬億美元的「奧氏醫保法案」闖關，這次連34名民主黨議員也跳出來反對。

對於相信個人和市場競爭的共和黨人來說，奧巴馬政府的超支不僅增加了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還讓政府的手伸進了私營領域。目前在浙江大學執教的美國人格里高利·摩爾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也許是我的偏見，但我確實覺得美國有滑向社會主義的危險。」

共和黨人決定反擊。2010年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動員階段，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表示其第一要務就是阻止奧巴馬連任。在這場選舉中，共和黨奪回眾議院多數席位，得到了聯邦政府預算法案的決策權。

於是，2010財年結束後，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以赤字過大（1.5萬億美元）為由拒絕通過奧巴馬政府2011財年預算。從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美國政府只能靠國會的短期應急撥款勉強維持。4月10日，奧巴馬在政府關門前的一個小時以同意砍掉包括高鐵項目在內的785億美元的支出，才總算與國會達成妥協。

但好景不長，2011年7月末，在美國國債即將觸頂法定上限之際，共和黨人再次要求總統削減開支，奧巴馬只好再次退讓，保證在未來的10年內削減917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同時成立跨黨派的國會減赤「超級委員會」，在四個月內製訂未來十年1.2萬億美元的削減開支方案，否則2013年1月1日起自動削減包括失業救濟在內的聯邦項目和國防開支。

不過，共和黨人對此並不滿意。因為在民主黨的堅持下，退伍軍人津貼以及養老、醫療保險並未納入削減範圍。「美國的財政挑戰在於不斷增加的醫療、養老保險開支。這個現象有四十年了。」奧巴馬的前經濟顧問奧斯坦·古斯比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坦承。

三個月後，「超級委員會」的兩黨代表談崩了，自動削減開支法令生效進入倒計時，他們在一個問題上又爆發了爭吵，即是否增稅。

稅務問題=「階級鬥爭」？

民主黨認為，造成赤字的主因在於稅收不足，這不是奧巴馬的錯。怪只怪前總統小布什2001年推行的全盤減稅政策。2008年後，由於美國深陷經濟危機泥潭，喜歡多收稅的民主黨只好不情願地答應，將減稅政策延期至2012年底。國會預算辦公室2011年統計，長達10年的「稅收假期」給美國增加了1.6萬億美元的負債。

民主黨認為，該是享受「假期」的富人們為國家做貢獻的時候了。而共和黨議員則認為，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給作為「工作創造者」的富人們增稅會扼殺經濟的活力。安永公司今年7月發佈報告稱，奧巴馬的增稅計劃會使美國失去70萬個工作崗位。

分裂的不僅是華盛頓。奧巴馬任內，全美國發生了兩場訴求幾乎完全相反的草根運動：以「佔領華爾街」為代表的「佔領運動」要求政府對美國人中最富有的1%增稅；而保守派則掀起「茶黨運動」主張大幅減稅，對他們來說把錢交給奧巴馬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再分配不是什麼好事兒。

顯然，奧巴馬同情前者。他不止一次指責華爾街為富不仁，還提出了向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的人增稅，即「巴菲特規則」。但參議院毫不留情地否決了這個「劫富濟貧」的法案。

今年大選，他又提出減赤平衡方案——每削減2.5美元政府開支，就從「富人」那裡增稅1美元。不過這次他所說的「富人」是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的未婚者和25萬美元以上的已婚者。這些人也是明年1月1日為「奧巴馬醫保」埋單的納稅人。奧巴馬要將這個群體的最高稅率從目前的35%提升至克林頓時期的39.6%。

曾在2008年大選中鼎力支持奧巴馬的高盛銀行今年果斷轉向了羅姆尼。投資富豪托馬斯·彼德菲自掏腰包買電視廣告並自導自演，警告大家「階級戰爭」的惡果——「富人會變窮，窮人變更窮！」

美國前總統里根的經濟顧問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則從另一個角度闡釋為何對富人增稅不可行：「我坦白地告訴你，你們（窮人）不會從富人那裡拿到一個子兒。他們可以雇律師、會計甚至議員，他們會保證自己發現並利用了一切制度漏洞。」

拉弗建議進行徹底的稅制改革，擴大稅基、降低稅率、用單一稅制取代累進稅制，取消稅務減免。這意味著窮人和富人將適用同樣的稅率，而2011年，46%的美國人口由於收入較低被免交聯邦個人所得稅。

儘管兩黨的稅改思路幾乎南轅北轍，但形勢卻要求它們必須在年底之前拿出妥協方案。否則，隨著減稅政策到期和「奧巴馬醫保案」引發的增稅政策生效，明年美國納稅人稅負水平將陡增20%，這意味著美國納稅人要從腰包裡多掏4230億美元。

時間是關鍵

眼下，美國失業率剛剛降至8%以下，依然有2300萬美國人找不到工作，15%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年收入11720美元）以下，470萬人靠救濟金生活。

如果美國「跳崖」，對於世界經濟來說同樣不是好消息。「『財政懸崖』如果造成新一輪經濟衰退，將會直接影響中國出口。同時，它還可能從美國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波及中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訪問研究員謝丹夏介紹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拉加德11月5日發佈聲明，敦促美國盡快解決「財政懸崖」的問題——「時間是關鍵。華盛頓顯著的政策不確定性必須要解決。」

對於解決「財政懸崖」的時間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認為，由於兩黨間的巨大分歧，在今年年底之前出台新的財政方案希望不大，「更可能的是把相關法案延期，等明年新議員們就任後再解決。」

在奧巴馬贏得大選後的第二天，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博納（John Boehner）就向總統拋出了橄欖枝，表示只要民主黨同意縮減社會福利支出，共和黨願意就預算協議進行協商。不過同時，博納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採訪時表示，「任何提高稅率的提案都難以在國會通過」。

奧巴馬很快通過助手放了狠話——作為總統，他將否決任何不包括對富人增稅的開支削減議案。

但共和黨人有底氣不買總統的帳，他們在本次大選中保住了眾議院多數席位。這意味著在未來兩年，共和黨還將繼續執掌美國的財政大權。

羅姆尼的經濟顧問、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提出了折中方案。他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在不提高稅率的情況下，在房產按揭稅、慈善稅等方面取消稅收減免，同樣可以達到對富人增加稅收的目的。

美國財政部預計2012年年底美國國債將再次觸及16.7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雖然上次國會及時提高上限避免了債務違約，但兩黨的纏鬥仍然殃及了政府信用。著名保守派政治顧問、民調專家弗蘭克·倫茲（Frank Luntz）「恐嚇」議員們說：「現在國會工作滿意度只有10%。卡扎菲的滿意度是14%呢，人們照樣把他殺了。」

汪小菲：我把自己推到懸崖邊上

很多人都注意到，大S最近代言了一款茶飲料—合潤麟私家茶，但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這款茶飲料的幕後老闆就是大S的老公汪小菲。婚後兩年多，汪小菲終於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件屬於他自己的事情。

這次創業，汪小菲全身投入，親自參與到產品研發、上市、推廣的每一個環節，整合各方資源，將有限的資金進行最充分的利用。為了節省成本，他把自家作為辦公室，讓老婆大S擔任代言人，新品發佈會主持人則是大S的好朋友蔡康永;合夥人是資深快消行業經理人;廣告投放則找到江南春，用有限的資金實現最大的投放效果;原材料提供商是個台灣人，本著對他事業的認同，採購成本比正常價格便宜了30%……據介紹，這家今年3月才成立的公司，目前每月銷量已達50萬瓶，基本實現盈虧平衡，而汪小菲至今只依靠自己帶領的團隊，還沒有動用俏江南的資源。

《創業家》記者問汪小菲，如果公司失敗了怎麼辦?汪小菲回答說：「我把自己推到懸崖邊上了，這款茶如果失敗了，立刻啟動下一款，我可以允許公司緩慢發展一段時間，但是有我在，就絕對不會讓公司倒掉。」

汪小菲並非第一次創業，他在26歲那年做了蘭會所。說到這段經歷，他突然興奮起來，用手比劃著說：「我記得很清楚，2008年奧運會期間，大衛·貝克漢姆就在那邊的吧檯上吃炒飯，伊恩·索普也到訪蘭會所;沙特王子訂不著位子，就跟奧運會大使急了，第二天大使就給我寫了投訴信;托尼·布萊爾就在那兒吃飯，旁邊是NBC的包場，連包了四天，每天差不多接待2000個客人。那個時候我很年輕，整個人像打了雞血一樣，每天只睡四個小時，雖然很累，但是干得特別開心。」

外界傳言，俏江南因為缺錢賣掉了蘭會所。汪小菲的回應是，「母親需要休息，而我也在蘭會所的經營中積累了一些經驗，俏江南的職業經理人們也希望我能出來主持大局，完成俏江南從餐館到餐飲連鎖企業的過渡。」他坦承，自己的名氣和關注度對於俏江南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人們看他會戴著有色眼鏡，更加挑剔。在俏江南的這兩年，汪小菲都是咬緊牙關，一接到市場部的電話就冒冷汗，連雞皮疙瘩都出來了，深怕出事兒。如今，在汪看來，俏江南基本完成了變革，也是他自己出來做事的時機了，他要把這種關注度轉化在一款產品上，產品是標準化的，不怕爭議，最怕別人不知道它。

這幾年的磨練和婚姻的洗禮，也改變了汪小菲的人生觀。他對《創業家》記者說，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是有為青年，沒有違法，沒傷害過誰，但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被貼上了「京城四少」的標籤。當這種負能量太多時，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就是這麼一個人?很長時間內，這些壞情緒只能靠他自己去消化。如今，三十而立，汪小菲終於明白了自己想要什麼，喜歡幹什麼。「我不懂IT，還是干傳統行業吧，這樣更得心應手。」於是，一款叫做「合潤麟私家茶」的茶飲料上市了。

在這次訪談中，他提到了兩個女人。一是母親張蘭，「她絲毫沒參與我這次創業，只說了一句『有空給我拉兩箱喝喝』」;二是太太徐熙媛(大S)，「感謝太太的付出，她用在娛樂圈二十多年積累的影響力，讓大家快速關注到了這款產品。」

主人公自述

我創建蘭會所是拿著家裡的錢開始的，自己充當經營的角色。當時剛好趕上2008年奧運會，高端會所成了剛需，各國政要、體育明星、娛樂明星都來這裡消費，生意很紅火。那一年我26歲，要管理6000平米的店面，每天都很忙。300多個員工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我跟他們其實不是上下級，而是一種很好的合作關係。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挺輝煌的。我當時剛從國外回來，初生牛犢不怕虎，覺得有使不完的勁兒，在國外看了很多新鮮的設計和餐飲做法，非常想把這些引進到中國來。於是，蘭會所帶有我很強的個人色彩，員工穿西裝打領帶，給他們買外國的書，提高廚師的創新能力，中餐西做，還引入試酒師，以外國的經營方式來經營等等。蘭會所引起了北京開時尚高級餐廳的風潮，而我也完成了資本的積累。

後來，母親需要休息，而我也在蘭會所的經營中積累了一些經驗，俏江南的職業經理人們也希望我能出來主持大局，完成俏江南從餐館到餐飲連鎖企業的過渡。公司的變革是一段非常痛苦的過程，我和母親也發生過激烈的爭吵，後來我們找到了新的溝通方式，找到了可信賴的高管，用一種比較柔和的方式，用兩年時間完成了變革。如今，俏江南完成了標準化，門店長得越來越像了，菜品的口味也基本上統一了，不再是一家單純的餐館。

「國八條」出來以後，別家客流量下降，我們生意反而好轉了。這說明兩點：第一，我們的品牌定位清晰，不依靠一款拳頭產品，消費不是很貴，但是銷量不錯;第二，我們的成本降低了，2009年前，我們主要精力在一線城市，從去年開始，變為向二三線城市滲透，二三線城市租金低，裝修費用低，員工成本也低，馬上把運營成本拉了下來。

今年，我已經過了三十歲。我對三十而立的理解是，每個人在三十歲的時候，都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三十歲的時候發現自己原來是這樣一個人。我以前太主觀，但現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樣了，我很幸運到30歲的時候，終於知道自己是誰，喜歡幹什麼、能幹什麼。我對電腦IT不熟，知道自己只能幹傳統行業，喜歡做大眾消費品。

兩年時間過去了，非議隨著時間消逝，我就開始思考，覺得自己的名氣、關注度對於餐飲行業或許是一把雙刃劍，但是名氣對於產品很重要，產品就怕別人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大家對我的關注轉化到一款產品上?產品不像門店，覆蓋面會更廣。我想通過一款產品，把身邊的資源調動起來，把負能量轉為正能量。

我有一段時間待在台北，發現台北的超市裡連礦泉水都買不到，都是各式各樣的茶飲料，包括零卡路里的、無糖的、功能性的，以及切油茶、分解茶等。我一開始是跟著老婆的娘家人喝，後來喝著喝著就戒不掉了。這些茶飲為什麼內地沒有呢?回來後，我對快消品做了一次調研，發現市面上各種飲料裡，茶飲料異軍突起，幾乎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大有趕超碳酸飲料之勢。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

但是，我並不想在俏江南的平台上來做這個事兒，因為需要有更專業的團隊來做。有一天，快消行業的職業經理人杜嘯來到俏江南，想推銷一款產品，我對這款產品提了一些意見，並說了我想做一款飲品的念頭。第二天，杜嘯約我細談，說覺得這個產業很有發展前景，要辭職跟我創業。我問他能給我帶來什麼樣的團隊，杜嘯在快消行業非常資深，目前團隊裡採購總監、渠道總監、營銷總監都是他帶過來的，我們一共五個人，公司的初始班子就搭齊了。神不知鬼不覺地，我就走上了柳總(柳傳志)的指引，先搭班子建團隊，再帶隊幹事兒。隨後，我和杜嘯一起湊齊了啟動資金。

我們借鑑了很多韓國和日本的產品做整合研發。原材料採購上，我走訪了多家供應商，只為尋找到最優質的原料，最後才找到了一個台灣供應商。這個供應商被我的熱情和認真感染了，給我最好的材料，還因為我是台灣女婿降了30%的價格。很多人以為我這款茶飲料要賣到6塊錢，但是我覺得不能超過4塊錢，於是供應商讓利，我讓利，加工廠也讓利。我親自跟7-11的北方區負責人談，也讓它讓利，我給它的回報是轉發7-11的微博。後來這款產品剛上架，就成為7-11飲品銷售的第二名。啟動資金有限，廣告需要投放渠道，我找到分眾傳媒的江南春，尋求他的幫助。江南春很爽快，於是我就以有限的資金在框架和分眾投了廣告，這與7-11的白領用戶相互呼應。拍廣告時，我們也親自上陣，太太就是代言人，我就是編劇和導演，腳本都是我想出來的。太太也請台灣的好朋友來幫忙，我們用這種方式，拍出來效果還不錯的廣告。

到目前為止，合潤麟沒有用過俏江南一分錢，完成了從產品研發、代工，到渠道搭建的各個步驟。如果下一步不做大範圍的廣告投放，基本上盈虧平衡了。公司現在有70個人，到年底將增加到200人。

一些PE給出了很好的估值，我正在考慮接受投資，這些投資人都是我之前積累的關係，都互相瞭解，他們帶來了很多專業的建議。很多創業者，產品賣得好，但是最後倒掉了，可能就是管理沒有做好，財務沒有做好。我也想知道，只依賴自己的資源和團隊能走多遠?就靠這1000萬元，我把自己推到懸崖邊上，到完全不能回頭的地步。創業者都一樣，就是缺資金，沒有其他資金的話，我就是需要融資了。

這次創業對我觸動很大，很多人說「你做這個事兩三個億就打水漂了」，我不去反駁，我既然選擇幹這個事，就有自己的想法，也會借鑑別人成敗的經驗。事實證明，我用這幾百萬元，做到了別人要砸進去幾億元才能幹的事。

我不讚成剛畢業就創業的做法，最好是經過摸爬滾打，有了自己的資源和朋友圈子，瞭解到自己的興趣愛好，再去創業也不遲。很多人想證明自己，一定要成為馬云這樣的創業家，但「證明自己」是一種特別傻的行為，會把自己推到危險的邊緣。我今天也沒有成功，但是作為一個創業者，知道自己是誰很重要。我覺得，不是風大了豬都能飛，飛起來的豬落地了還是豬，沒有被吹起來的樹，最後才能長成參天大樹。

轉：楊寶忠：創業板懸崖邊上的舞蹈 孫旭東

」在貪婪和恐懼面前，散戶和基金經理群體更像是羊群般的烏合之眾。我們如果知道人們正在犯錯誤，倒不妨順勢而為。更重要的是，要在羊群跌下懸崖之前，趁早脫身。

巴菲特的觀點

"分開投資和投機的那條線永遠不那麼明亮清晰，當大多數市場參與者享受凱旋時就變得更加模糊了。並沒有什麼能像大筆輕易得來的錢那樣給理性服鎮靜劑。有那種飄飄然的經歷之後，通常明智的人會捲入與舞會中灰姑娘的行為相似的行為中。他們知道在慶祝會上逗留過久--也就是，在那些相對於很可能在未來產生的現金有巨大估價的公司中繼續投機--將最終會帶來南瓜和老鼠。儘管如此，他們都討厭錯過盛大聚會的每一分鐘。因此，眼花繚亂的參與者都計劃在午夜之前的幾秒鐘離開。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正在一個鐘沒有指針的屋子裡跳舞"。

懸崖邊上的舞蹈

記得2007年上證指數衝擊6124點的過程中，聰明的基金經理們觀點出奇的一致，他們像「旅鼠」一樣異口同聲的說：股價的確太高了，但是在牛市中滿倉持股不動賺錢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會採取持股不動的投資策略。現在人們對待創業版的態度與2007年何等的相似啊？問題是上證指數6124點開始出現的暴跌，有多少基金能全身而退呢？納斯塔克2000年3月10日創造5048.62點的最高記錄後。網絡泡沫開始爆裂兩年後指數跌至1184.93點。跌幅超過80%。網絡泡沫破裂埋葬了無數瘋狂的賭徒投機客。創業板的泡沫在爆裂之前創業板懸崖邊上的舞蹈還能跳多久沒人真的知道，但是明智的投資者知道的是還是遠離這樣的舞蹈為好。

懸崖邊上的安倍經濟學

在首次上調消費稅後，日本經濟連續兩個季度陷入萎縮，安倍經濟學面臨失敗的境地。而幾乎可以確定，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會宣布推遲第二次上調消費稅的決定。

日本政府稱，安倍將在今天北京時間18:10召開新聞發布會，預計講話時間將持續20分鐘左右。

除了推遲加稅，日本政府還在考慮用第三個大規模刺激計劃來挽救苦苦掙紮的經濟，安倍還打算提前舉行議會選舉。

華爾街見聞今早提到，日本政府擬實施2-3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幫助地方經濟、小型企業及低收入人群。該計劃目前仍在起草中。計劃包括提振消費、幫助家庭應對高能源價格、支持房地產及自然災害防範等措施。

日本推遲上調消費稅甚至推出更多刺激計劃的考慮，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安倍經濟學”的觸礁。

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有三支箭——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安倍希望借此刺激經濟擺脫通縮，達到2%的通脹目標，從而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

但在三支箭全部射出之後，日本經濟依然風雨飄搖，而且第一輪消費稅上調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超過了市場預期。

從4月1日第一次上調消費稅以來，日本消費者的緊縮程度是1997年那次的兩倍。因為收入減少，居民消費出現下滑。與安倍當初的承諾截然不同的是，日本家庭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同比跌了近6%。受到日元貶值的影響，日本的物價不斷上漲，但工資卻沒跟上這個速度。GDP萎縮的程度也比1997年更嚴重。

昨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下滑1.6%，繼第二季度大幅收縮7.3%以來連續兩季度出現負增長，日本經濟已經陷入了衰退。

日本媒體人士Richard Katz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推遲上調消費稅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決定，盡管財政大臣向安倍保證消費稅上調的負面影響只是短期效應，但是，1997年同樣的決定引發了經濟衰退，這次難保不會對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現在還不是實行財政緊縮的時候。” Richard Katz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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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台戲路邊上演、42公里賽道變吃到飽餐桌 彰化小鎮辦馬拉松　當媽祖遶境

南五環邊上學夢：北京首所打工子弟中學的奇跡與困境

題記

博主甚少轉載文章，今天在FT中文網（原文鏈接我就放在原文鏈接里了）看到關於蒲公英中學的報道，讀完非常動人。

當二級狗們炒著學而思、新東方，排著長隊給小孩兒申請學校，為了千百萬的學區房努力還房貸的時候，覺得亞歷山大的人應該千千萬個。但當我們停下腳步，才會發現，我們面臨的大問題在很多孩子面前都是幸福的煩惱。

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體會，打工子弟兒女從小面臨的難關有多大。但我們理應比所有人都更能理解，金融的核心是要將資本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這也許是一只畫筆，一本教科書，一雙球鞋，一座教學樓，看似微不足道，但這至少是一個讓孩子們有機會改變人生軌跡的開端。

在文章最後的最後，我把學校提供的人民幣、港幣、美元、歐元捐款的賬戶信息貼出來了，我也已經捐出了一份心意。

希望能夠在這里，幫助蒲公英的種子一直飛下去。

（正文、圖片版權歸屬FT中文網。）

從繁華的北京西單向正南16公里，路邊風景逐漸由高樓變為低矮的舊樓和錯落的荒地，在南五環邊一條狹窄的小路旁，兩扇對開的畫滿五彩塗鴉的大門內，坐落著北京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一所公益性質打工子弟中學——蒲公英中學。

進京務工農民工的子女與蒲公英不無相似之處，隨風飄落，便生根發芽。根據教務處數據，學校創辦12年，每屆400名左右新生，他們接受的小學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入學考試及格率是個位數，卻能在三年間奇跡般蛻變，許多人以優異成績繼續升讀高中、大學，甚至海外深造。截至今年，已有12名蒲公英中學的畢業生正在美國攻讀、或已完成本科學業，其中不乏杜克大學等名校。

校長鄭洪沒有想到的是，12年前北京只有這一所公益打工子弟中學，12年後還是只有這一所。12年間，她投入日常教學與管理，甚少對外宣傳，學校知名度全靠畢業生和慕名而來的各種國籍的誌願者。學校不斷成就奇跡，也遭遇不少難題。

開端

鄭洪於哈佛大學留學歸國後，在2005年春季創辦蒲公英中學。“50後”的她，自言帶著那個年代“理想主義”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憑著對農民工子女教育難問題的些許認知，“無知無畏”地在朋友幫助下，邁出了第一步。

2005年，北京已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多由流動人口自己創辦。由於辦中學對教師要求高，且盈利空間小，這200多所學校全部是小學。鄭洪覺得孩子們的義務教育沒有完成，於是決定辦一所初中。沒有起步資金，鄭洪想到了她的幼兒園和小學時代的朋友、幾十年沒見的發小們。鄭洪另有一位在美國認識的好朋友、著名藝術家葉蕾蕾女士，她的弟弟在中國推動誌願者服務，與鄭洪素未謀面，便爽快表示“你能募到多少錢，我就再給你多少錢”。這是推動學校起步運轉的第一筆資金。

“幸運的是隨後就有一批職業女性，到了事業有成的階段，想回饋社會。她們都覺得這個學校是個很好的機會，願意參與，手里又有錢。這個女性群體變成了此後每年都會支持學校的組織。”

幸運的事情還有不少。分管教育的時任大興區副區長於魯明曾與鄭洪同一時期在哈佛進修，兩人一起去考察了一些美國的公益教育機構，對非盈利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蒲公英中學創辦，負責審批的正是他。

鄭洪回憶建校初期，“我說要做非盈利學校，大家都覺得我說錯話了。但我並不覺著難，這第一步邁得很小。”

蛻變

鄭洪和朋友租了一個舊廠房，改建成教室、宿舍，和操場。學校大門正對面是一棟矮樓，這里是教師和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以及幾個教室，其他班級則分散在周圍的平房里。宿舍極盡空間利用，每間宿舍住了16-22人。走在校園里，遇見的每個學生，都會禮貌地問“老師好”。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孩子們經歷了蛻變。鄭洪說，畢業時，這些孩子已與進校時“天壤之別”。

這些孩子學業基礎特別差，進校時基本上是小學三四年級的水平，比城里孩子落後二到三年，甚至三到四年，有的孩子最簡單小數分數加減法都不會，26個英文字母說全的，在面對的幾百個孩子里面大概只有幾個。“幾乎什麽都不會，因為小學教育質量參差不齊。”但鄭洪反複強調，這不怪孩子，都是學校的責任，是社會的責任，學校的責任，絕對不是這個家庭的責任。

“來的時候基本上可以說5%及格95%不及格，三年之後我們倒過來，90%多都及格。這種學業上翻身仗的幅度，我真的不知道哪個學校比這更大。”

除了學習成績，由於學生群體的特殊性，蒲公英尤其註重孩子們的心理健康。“他們跟著父母到這個城市，沒工作沒住處，沒錢沒學上，孩子之前的狀態就是一直被拒絕，到處找生存出路。這種心態的烙印極深。來到蒲公英之後，他看到很多人從各個方面來幫助他，重新感受到溫暖。我前幾天就收到咱們畢業生的一個短信，說她在蒲公英三年最大的體會，就是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愛。”

鄭洪覺得這很重要。辦學不是一個生意，不應僅與就業升學的指標掛鉤。一直被拒絕的孩子，在這里重新擁有了信任。在她看來，蒲公英給這些孩子搭上了橋，這個橋可以帶他們走很遠，一直到他們繼續求學、就業，是他們可以帶著走一輩子的心態。

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加起來，中國大概有一億。“在將來他們就是構建社會的主力軍，絕對不能被邊緣化。他們的未來不是被設定好的。”

身路歷程

蒲公英有一系列課程來對孩子們進行心理疏導。“很多孩子覺得家長沒工作，家里沒地方住，沒有錢，沒有學校上，好像漂著，負面情緒很多。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有一門課叫身路歷程。” 第一節課給孩子一張空的中國地圖，要求孩子標註自己的老家，然後一一標註在來到北京之前走過的地方。這個過程有時會引起一些無奈和不太讓孩子興奮愉快的回憶。第二步，讓孩子回想這一路從家鄉開始到學校的所見所聞是什麽，願意跟大家分享什麽，都表達出來畫出來。孩子們這會兒就開始越畫越興奮，因為想起了親情、美景、新鮮事兒，就擺脫了悲哀灰暗的色調。

“當時發給孩子12種顏色的彩色筆，有個孩子把筆夾在胳膊下面在教室前後來回跑，‘我有這麽多的顏色筆！我有這麽多的顏色筆！’這對城里孩子就不會有這麽大的沖擊。他們特別精心地用色彩去描繪他生活里的印象。美術和文字是自然有聯通的，不用老師去啟發。孩子們會開始想寫詩，想寫特別美好的句子，寫不下就粘一條在下面寫。”

下一堂課，全班的路線被描在一張圖上。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孩子們覺得大家經歷都一樣，不會再覺得自己擡不起頭，說不出口。班級的氛圍就變了，孩子的心境也變了。

這個辦法不是預先想出來的，而是面對實際情況的靈機一動。還有一些課程則是借鑒來的，比如“問題樹”與“生命樹”。

問題樹

蒲公英的新生中有一些在社會“混”過一兩年的孩子，打群架曾經是令老師頭疼不已的問題。鄭洪從柬埔寨的流浪兒童學校學了一招——“問題樹”，讓孩子們自己想，打架這個“惡果”是由什麽根源的問題結出的。“沒想到畫出的原因非常多樣化，很全面，心理的、客觀的、青春期特點的、社會影響的，什麽都說出來了。”後來葉蕾蕾女士又帶來了“生命樹”。“讓孩子們想，如果不是像現在這樣，如果沒有這些問題，換另外一些動機、習慣和追求，那麽能結出什麽樣的善果。”孩子們梳理出的“善根”有愛交朋友、友善、互相尊重、不說臟話等等，那結出的善果就是朋友多、家庭幸福、學業有成、不用進監獄。“學生其實知道哪些事情對，哪些不對，但就是因為逞能沖動，想獲得註意。曾經一個學生在兩棵樹在中間加了一句話，‘如果讓你選擇’。你說如果老師說這些就沒意思了是不是？”

這些都變成了蒲公英特別得意的課程。

他人

鄭洪把學校管理總結為四個C：課程(Curriculum)、培養專業教育工作者(Cultivate Professionalism)、與包括政府家長誌願者捐贈方在內的多方合作(Collaboration)、學校文化（Culture）。

蒲公英學校有個獨特的“六位一體”，學校、學生、家長、老師、捐贈方、誌願者，相互連接，是一個整體。

每年接受新生申請的時候，蒲公英的老師包括校長會和每個申請的孩子面談。面談記錄表上首先有幾道題，基本是最簡單的小學數學和英語。接下來讓每個孩子描述自己，講講興趣愛好和家庭基本情況。

“在學業成績上，比如60分是及格，孩子到了10分15分基本都要，如果一分兩分就真的算了。另外就是看他對蒲公英有多大程度的需要。有的孩子家境稍好一點，可能除了蒲公英還有其他選擇，我們考慮的時候會把他往後排。如果家里是種菜的或是工地工人，那是最窮最窮的，我們一看職業就知道家里的狀況了，這樣的就根本不考慮，什麽都不看，直接就來。”

12年來，蒲公英每年都進行家訪，每個學生的家里都走到。鄭洪說，家長背景各不相同，但大約70%都希望孩子上大學，剩下的家長即使沒有明確表態，也會說“孩子能年到哪兒就支持到哪兒”。“他們尊重教育，相信教育。”

部分由於鄭洪及朋友的國外人脈關系，早年蒲公英的誌願者和捐贈者里非常多外國面孔。但鄭洪介紹，近些年，中國公益文化逐漸成熟。這不僅體現在誌願者和捐贈者人數的增加，還體現在他們心態的變化。“一開始出於善心來捐助，好像做善事。但現在更多的是社會責任，覺得這是一個不能等待的，有社會參與和個人層面參與的一項事業。”

誌願者對蒲公英的幫助，從捐書包文具、課外輔導，逐漸演變成更深層互動的形式。學校的誌願者里有一個叫“阿爾法”的集體，由30-40歲的職業人士組成。他們包了初一一個基礎最差的班，周末從小學課程開始一點一點輔導，取名叫“大沖關”。他們帶孩子們出去看展覽，走進大自然，一起觀察討論。“這能影響孩子的心靈和一生，這叫交朋友啊。這和原來做誌願服務的層面不一樣，這體現了誌願者對這份工作和對自己責任的理解。”

困境

近年，北京市對打工子弟學校打壓嚴重，多所學校被迫關停。鄭宏介紹，2005年，北京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後來發展到300多所，容納50多萬學生。但這12年間，總體趨勢是學校越來越少，政府批準辦學的50多所學校，現在還剩四五所。“這些學校承擔了給孩子掃盲的功能，但由於不規範，畢業生達不到小學六年級應有的水平。”

政府的關停，一方面考慮是規範化打工子弟學校。但關停舊學校的同時，卻沒有相應數量的規範的新學校建起來。

鄭洪說，建校已12年的蒲公英中學，不會被與其他那些學校同等對待。政府了解蒲公英的辦學質量和非盈利性質，相反會給予支持。

然而蒲公英現在面臨另一個坎。

根據學校所在的西紅門鎮的整體規劃，學校門口的團河路將變成北京新機場的支持路，這條路拓寬後，整個學校都需要拆除，拆除基本確定會在2017年發生。現在的校舍本來就已經是以危房為主，建新校舍勢在必行。

新校舍也有進展。在一塊公益服務用地上，新樓已經封頂，現在還差最後安裝門窗、鋪設水電路等步驟，大概是四個月工作量。但由於遲遲籌不到後續所需款項兩千萬元，新校舍的建造已停工一年了。學生們可能切實面臨著，舊校舍拆除，新校舍搬不進去的困境。

“新校的設計是設計公司捐助的，又漂亮造價又低，搬過去的前景有多光明，大家都能想象得到。這本應該是一個政府、企業、個人和非營利組織協調的產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成功模式。但現在這一步，咱們過不去。”

未來

說了這麽多，被問到最頭疼的事情時，鄭洪說，還是怎麽有更強有力的一套系統的做法能夠把孩子們解脫出來。“這辦法不現成，也不能保證有效，這個摸索過程我覺得是最難的，最需要時間的，而在這過程中，會有很多時候力不從心。比如這個老師對孩子剛有了一些了解就走了，老師的流動率最多時有百分之六七十， 你怎麽能期望有一支隊伍來和這些學生用一套系統的辦法來朝夕相處，來互動，能夠開始真正影響到學生呢？這種力不從心包括很多方面的需求，一時都不能解決，你必須得等待，積累，一年年就過去了，然後孩子們長大了，這些孩子你就沒幫到。”

校長鄭洪

鄭洪覺得蒲公英的未來應該特別光明。“我原來並沒有想那麽遠，覺得做就比不做強，那就做一年是一年吧，這一晃都12年了。12年前覺得北京這麽多資源，一定會有別人再辦，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麽過了12年，還就這麽一所專門給流動兒童辦的公益初中。”

流動留守兒童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問題，鄭洪覺得，蒲公英12年案例的潛力應該被挖掘出來，社會意義應該被展示出來，更好地服務於這個群體。“把這些東西挖掘出來就是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是這個未來不是小小的蒲公英，不是幾百個學生，而是要匯集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層面上連接到社會。這個學校涉及到一億孩子的前途，是一個小的窗口，這個窗口我們一定要打開。”

希望蒲公英的種子一直飛下去。

幫助蒲公英中學：http://www.dandelionschool.org/a/17caiwuxinxi/juanzhul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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