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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主力》一位退役操盤手的告白 洞悉主力賺錢劇本 更能在台股趨吉避凶

2013-12-02  TWM
 
 

 

從小散戶、中實戶到專業操盤人歷練,縱橫股海四十二年的李宗男,不但練就一身技術分析的好本領,更熟稔主力操盤的形態。

散戶只要洞悉主力的「賺錢劇本」,不但可以大幅降低被套牢的風險,甚至跟著賺一波。

口述‧李宗男 整理‧林心怡台股雖然早已走過「四大天王」(雷伯龍、沈慶京、邱明宏、游淮銀)的「傳統主力」時期,進入外資、投信、自營商三大法人機構的「合法主力」年代,但波動的股價看板上,依然隨處可見主力的痕跡;他們可能是對公司股價有企圖心的大股東、外圍財主,或是有實力的大戶,這些操控盤面股價走勢的主力,可以帶你上天堂,更常常請你住套房。散戶投資人如何洞悉主力動向,趨吉避凶,以下是退役主力操盤手李宗男獨家親身分享的密技。

破解一:挑小型股

從明星產業下手 目標價設定整數關卡如何觀察一檔股票是否有主力介入,其實從技術面、籌碼面及成交量變化,就能洞悉主力操作手法與心態。主力在控盤前都會做好三項準備:一、挑股票,二、算籌碼,三、獲得公司派或外圍籌碼支持;然後再以「養、套、殺」等操作手法大賺一票。

主力青睞的股票大多為「小型股」,一旦搭上當紅明星產業,或出現業績亮麗、轉虧為盈的炒作題材,要拉抬股價也相對容易。此外,股本最好是低於二十億元,甚至十億元以下的公司。在籌碼方面,董監持股比率越高者,代表流通在外的股票不多,只要主力算好籌碼願意拉抬,或者獲得「公司派」支持,談好合作條件,免得被惡意倒貨或吃貨,自然很容易影響股價。

做好控盤前的準備工作後,主力就著手編排「賺錢劇本」,進入「建立持股」、「拉抬」、「洗盤」、「出貨」四階段循環,也就是俗稱「養、套、殺」的操盤手法。有的會經歷「兩個循環」,也就是吃貨、拉抬(帶量急拉)、震盪洗盤,再拉抬、再次震盪洗盤(盤頭)、再出貨。

一般來說,有主力介入的股票,目標價大多會設在「整數關卡」,短線主力可能逢尾數是五元、十元就獲利出場。有企圖心的主力目標價至少是「倍數」起跳,如知名主力介入股基因(胖達人幕後控股公司),從去年低檔大漲至今年高點,短短七個月,漲幅高達三.六倍;又如股性投機的合機,也曾受主力拉抬,自二○○三年十月底起漲,約七個月,股價就大漲二.八倍,都是經典案例。

破解二:拉抬作價

用艾略特波浪理論 操作倍數目標價在拉抬的過程中,有倍數目標價企圖的主力,還經常會以「艾略特波浪理論」來操作。

以○三年曾經有大咖主力炒作的股票合機為例,就是公司派與主力聯手作多的典型案例,由於合機董監持股向來高達三五%,股本僅二十四.○九億元,流通在外的籌碼並不算多,主力只要賦予「轉機」、「業績亮麗」等題材,是一檔不難炒作的標的。

當時合機接到台電「六輸工程」訂單,大股東打算賣二萬張股票獲利,當年股價十五元,每天成交量才幾百張,如果一次賣出,不但賣不完,還會重挫股價,無利可圖,因此公司派找來主力一起拉抬股價,才三個多月就大漲二.八倍。

從合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四年五月十八日的日線圖來看(見圖例一),近似「艾略特波浪理論」走勢,其中,股價從十五元漲到最高四十二元附近,是第一波至第五波的上漲波,而a、b、c波的下跌波,則是從高點大跌至五月十八日的最低價十八元。然而,在股價炒作的過程中,事實上從K線、成交量變化就可以看出主力低檔吃貨,高檔出貨的跡象。

破解三:震盪洗盤吃貨

甩掉搭便車散戶 股價不破十日線至於要如何觀察一檔股票有主力介入?首先,看看有什麼類股最強,再從最強的族群找出強勢股,或三大法人新買進的股票,待股價整理一段時間後,有明顯帶量突破盤局,並出現K線「連三紅」的「紅三兵」時,可初步研判該檔股票有主力追捧,此時宜觀察股價位處的相對低檔還是高檔,再投資布局。

若是出現在股價底部翻揚區的「紅三兵」,代表該檔股票開始蠢蠢欲動,尤其三根都是收漲停板或接近漲停板的話,代表主力作多心態強烈,有機會是匹「大黑馬」。即使不是接近漲停板的紅三兵,只要每根紅K線收盤價一天比一天高,仍代表股價相對強勢,若搭配MACD由負轉正,KD值交叉向上,逢拉回都是介入的買點。

例如今年八月十二日,我以股價一七○元陸續布局的生技股智擎(見圖例二),就是典型的代表;相反地,若是在漲一段時間後出現的紅三兵,尤其出現「量大不漲」,就要提防主力拉高出貨了。

當然,主力股在股價大漲一段時間後,就會開始進入「洗盤」的階段。「洗盤」的手法通常有二種:一是「震盪洗盤」,主力高出低進,上下狹幅震盪,目的是要甩掉那些搭便車的投資客,以達吃貨的目的,通常即使出現巨量長黑,股價也少跌破十日線;二是「向上震盪洗盤」,但這種手法比較少見,因為主力成本會較高。總之,一旦洗盤籌碼收足後,主力就會拉高出貨。

然而最高明的主力出貨法,是在股價高檔架構平台的「震盪出貨法」,這種方式與洗盤手法類似,散戶投資人常會誤認主力在洗盤而逢低承接,結果慘遭套牢。在K線上會反覆出現紅黑棒,甚至有製造上攻的假象,但股價不會突破前高,因此當「高檔爆量收黑」或出現陰線的「十字線」、「留長上影線」的變盤徵兆,都是主力出貨的跡象。

破解四:高檔出貨

買單虛掛誘多 常以價跌量縮收場此外,其他研判主力「高檔出貨」的跡象,還有虛掛買單、股價利多不漲反跌、股價該漲不漲並與大盤背道而馳、量價背離,以及股價漲停後次日開低盤等五招。

其中「虛掛買單」就是從「前五檔買賣價揭露」中做觀察,例如當投資人發現掛單準備買進的張數每一檔都高達一、二千張,掛單準備賣出的張數卻不過五百張,看似買方氣焰旺,但幾分鐘後買單急縮,最後股價下跌作收,代表主力在作價時,採用「虛掛買單」方式「誘多」;也就是說,主力在心態上並非真心想要拉抬股價,而是一種拉高出貨或洗盤的姿態,最後也是「價跌量縮」收場。

以我之前波段操作的F-康聯(見圖例三)為例,今年九月十三日突然爆出四千七百多張的成交量,對照原本日均量頂多四百多張來看,當天的「爆量收紅」,頗有主力介入的味道;接下來連續出現「紅三兵」、成交量持續放大,搭配股價越墊越高,加上先前股價已盤整打底大半年來看,主力作多的企圖心明顯可見。

F-康聯是股本僅七億元的醫療控股公司,具備當紅的生技題材,完全符合主力最愛股本小、有話題性的炒作條件。F-康聯在九月十日傳出第三季盈餘衝高、單季EPS上看一.五元利多後,股價持續「價漲量增」,在主力籌碼追捧下,果然於九月十三日出大量並從七十六.七元大漲至八十三元後開始整理,直到十月二十二日又出現大量、突破整理平台,我才在八十五.一元加碼。

六天後,當股價「高檔爆量收黑,留長上影線」時,我研判為主力出貨量,以股價九十八.三元賣出,六天就獲利一成五。對照後來的股價下殺,證明先行獲利了結,保持資金靈活性相對安全。雖然F-康聯操作經驗也可能是「洗盤量」,但仍寧可先出場,等趨勢明確再布局,畢竟自前波低點算起漲幅達四成五,已是相對高檔區。

挑選這類有主力追捧的股票時,最好還是挑選有業績基本面支撐的股票,否則一旦線形出現「敗象」,就要停損出場不宜戀棧,這才是投資持盈保泰的不二法門。

看穿主力速成班 看K線、觀籌碼、搭強勢股順風車

從艾略特波浪理論嗅走勢

當台股多頭時,前五波為上漲走勢,後三波(abc)為下跌走勢,,一共八個波段。在上漲行情中,第一、三、五是上升波,第二、四為回檔波,在下跌的過程中,a、c為下跌波,b波為反彈整理波。

低檔見紅三兵,有主力吃貨觀察強勢股或三大法人新買進股票,股價整理一段時間後,有明顯帶量突破盤局,並出現K線「連三紅」的「紅三兵」時,可初步研判有主力追捧,宜觀察股價位於相對低檔還是高檔,再投資布局。

主力出貨5跡象

1.虛掛買單。

2.利多不斷,股價不漲反跌。

3.該漲不漲,與大盤背道而馳。

4.量價背離。

5.股價漲停後,次日開低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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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的生意場,退役後的創業之路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11/145593.html

i黑馬:宣布退役三年以來,姚明並未就此淡出人們視線,而是頻頻在商業、公益等領域為自己貼上新的標簽。這名曾在賽場上叱咤風雲的籃球明星,在場下來了個並不怎麽華麗的轉身。
 

\“我雖然離開了賽場,但我不會離開籃球。”

三年前的7月20日下午,在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的三層會場,姚明正式宣布退役。在那場被命名為“明謝”的發布會上,姚明似乎有意向在場的400多名記者做出暗示,離開籃球場的他,將會在另外一個更大的舞臺上重新回歸:“我覺得生活就像一個向導,他會打開一扇又一扇門,今天我退役,一扇門關上,另外一扇門打開。”

過去三年來,這位曾在NBA打拼9年的籃球明星,正在兌現當初打開另一扇門的諾言,在商業、慈善等領域頻頻為自己貼上新的標簽。在投資葡萄酒、音樂、CBA俱樂部以及開辦NBA姚明學校之余,他甚至還會出現在《爸爸去哪兒》這樣的娛樂節目中。

“我現在比在NBA打球時還忙。我給自己制定的幾項任務是同時進行的,有時在日程上沒法做到平衡,只能是哪兒有工作就在哪兒處理。”盡管姚明用“忙碌”一詞來形容自己現在的生活、工作狀態,但如今再次見到姚明,他的身體已經略顯發福。

“他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三件事:一是讀書,一是球隊,一是基金會,再從這三個延伸出來就是政協委員。”“姚之隊”隊長章明基對《財經天下》周刊說,姚明是個理想主義者,退役後他想好好做一番事業,處於積極轉型階段的他,極力想扮演好各種角色。

然而,這名曾在賽場上叱咤風雲的籃球明星,在場下的轉身看上去卻並沒有那麽華麗。過去三年的經歷尤其是生意場上的起伏,或許已經讓他開始意識到,想要在籃球場以外取得成功,遠沒有把籃球扔進籃筐那麽簡單。

籃球場

實際上,整個六七月份,姚明的行程都排得滿滿的。不過對於他來說,最需要緊急處理的,還是與上海大鯊魚隊核心球員劉煒的續約風波。

作為姚明的“發小”,劉煒在過去長達11年時間里曾是國家隊的重要一員。2002年,他和姚明作為核心球員為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了隊史第一座CBA冠軍獎杯,隨後姚明去了NBA,上海隊僅靠劉煒一人支撐,成績也一落千丈,僅有一次打進季後賽。直到2009年姚明成為這支球隊的老板,很多人才再次看到希望。

不過,在姚明接手上海大鯊魚隊後,他和劉煒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原來的隊友和朋友關系,轉變為老板與員工之間的關系。

作為球隊老板的姚明,希望更多地借鑒NBA的運營法則,篤信運用理性手段而非感情用事來運營俱樂部。他先是炒了恩師李秋平,隨後在劉煒的續約問題上與對方產生分歧。盡管劉煒在2009年簽下5年合同,但兩人之間的關系已經有了裂痕。5年之後的今天,雙方在續約問題上再次發生分歧。這一次,以劉煒離開上海遠走新疆而告終。

劉煒的離去一度讓姚明背上人情冷酷的罵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眾人指責的對象。在外界看來,球場兄弟之間的珍貴情誼遠比“在商言商”這樣的冷酷戲碼更能打動人心。

“在CBA這樣一個半職業聯賽,談什麽在商言商有點過,CBA一時半會也不會變成NBA。既然那麽絕,那就請拿出成績來。”曾經在上海隊擔任球隊翻譯和錄像分析師的單正灝,把批評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姚明。

不可否認的是,劉煒續約風波只是姚明管理大鯊魚隊的一個側面剪影。在接手球隊的這段時間里,他引進了很多NBA的管理經驗,對這支母隊進行了諸多管理嘗試。“在整個俱樂部的運作過程中,姚明參與度是很高的,他更多是從機制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章明基說。

不過,借鑒美國管理經驗的姚明也走了很多彎路,畢竟,不是所有的NBA理念都適用於CBA。最明顯的例子是,上海隊之前開始聘用外籍主教練鄧華德,並在球員不能充分流動的情況下從美國大學聯賽NCAA選擇張兆旭等球員。“他們(姚之隊)之前走入一個誤區,認為NCAA的球員來打CBA沒問題。實際上,CBA的對抗強度等要遠強於NCAA。”對此,上海五星體育電視臺編輯曹鍵表示。

經歷了5個賽季的試驗後,姚明無奈地又重新開始聘用本土教練。“上海隊堅定要走國產教練的路線,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外教練不適合中國球員的籃球文化。”章明基說,國外教練經常會對球員失控。“講穿了就是,由於球員長期不流動,我們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圈子或山頭,這種複雜的關系讓外教難以想象。”

“外教可以彌補一部分,但也有問題,他們的語言、文化差異是非常大的。外教還不像外援,外援可以通過實力展現,外教必須通過語言把大家感染起來,包括把他的意圖執行起來。所以有文化與語言上的差異,外教是非常難施展他們才華的。”對此,姚明反思道。

另外,上海隊希望引進NBA式的管理模式,對球員更加寬松,讓他們在球場上打球更有創造性。但這樣嘗試後,章明基發現,一些長期習慣於被管束的球員,突然之間寬松了之後,他們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完全亂套。

“我們很多東西不能想得太超前,還是得講究中西結合,找到一種平衡點,更有耐心去推進。”章明基說。

與其他俱樂部老板不同,姚明沒有實業,所以他更希望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經營道路。不過無奈的是,除了在投入上精打細算,他暫時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商業模式。

“NBA跟CBA最大的不同是,NBA把它看成是一樁生意,任何東西要長期發展必須要靠它的商業模式,但CBA完全沒有商業模式,今年比賽結束了,明年再討論明年的,完全不是一個討論商業模式的方法。”姚明無奈地表示。

更讓姚明無法接受的是,沒有商業模式的CBA,今年還將進行擴軍,由過去的18支球隊變成19支。“在CBA可能都數不出來合格的19位專業教練的情況下,擴軍就造成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卻並不代表水平上漲。這種感覺並不是很好,甚至有些痛苦。”姚明說。

在他看來,要改變中國籃球的這種現狀,必須從孩子階段就開始抓起。在經營上海大鯊魚俱樂部的同時,姚明也想把NBA對孩子培養的理念更多地帶入國內的籃球場地。於是從今年2月開始,他又多了一重身份:NBA姚明學校校長。

細心的人可能已經發現,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姚明開始頻頻出現在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東方衛視《我們一起來》、央視《開講啦》等欄目。

其中,在《爸爸去哪兒》節目以及其他很多場合,姚明身穿的都是一件印有姚明NBA學校標誌的T恤。在諸多采訪中,姚明的這份新工作也是公關所極力希望媒體能傳達的。

最早,姚明看到籃球是一項比較受歡迎的運動,覺得開辦一所NBA學校是個不錯的機會。“我們本來是想做一個周末籃球培訓機構,在籌備的過程中,NBA聽說我們要做,恰好他們也要做,於是就強強聯手吧。”“姚之隊”中方經紀人陸浩說。

有著姚明與NBA這兩個金字招牌,會有不少家長願意將自己的孩子送過來。由於NBA姚明學校所收學員是0到16歲的孩子,而NBA教練面對的是成年專業球員,他們並不一定能教好孩子們,所以姚明希望找一些高中教練。

“很多人說,你是NBA姚明學校,教練肯定是NBA的。但NBA與CBA都是職業聯盟,教練面對的都是成年人,跟面對孩子完全不同。所以我們更希望招募高中教練,他們知道怎樣跟孩子去溝通,沒有所謂最好的,只有最合適的。”姚明表示。

比如,NBA姚明學校選定的技術總監是比爾·辛格爾頓。在中國,知道辛格爾頓的人少之又少,但他曾經在多個國家打過比賽,退役後也一直從事籃球教學工作,出任過高中籃球教練、大學教練以及職業籃球教練。

主教練助理威爾伯·艾倫同樣是一名高中教練。在他看來,“籃球偉大在哪兒?就是塑造性格,讓每個人成為不錯的人。這項運動給你機會去了解每個人的感受,他們從中是否收獲到快樂、享受,這很重要”。

“實事求是地講,籃球打得好,未必可以幫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但你如果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可以在球場上尋找到,就可以尋找到更好的生活。”姚明對《財經天下》周刊說。

有了NBA做靠山,姚明正在最大化地利用這種獨一無二的優勢。每年夏天,不少NBA球星都會來華宣傳,這些NBA姚明學校的學員有機會跟這些球星一起訓練、打球,而在已經舉辦了10年的NBA中國賽期間,這些學員也可以跟球星一起訓練和現場看球。在2月22日NBA姚明學校的開業典禮上,杜蘭特、安東尼等眾多NBA球星通過視頻發來祝福。

“實際上,NBA這些年想在中國落地也比較難,他們想籃球培訓是一個有增長機會的生意,正好姚明也想做這一塊,雙方一拍即合,這就開始了。”北京體育營銷公司“關鍵之道”創始人張慶表示。

目前,僅靠學員收費很難維持NBA姚明學校的正常經營,它的大部分收入還是依靠贊助商。以第一期為例,教練員員工3名,助理教練10人,而學生是200多個,每人收費3900元,全部學員費用才80萬元左右,連教練員的工資都不夠。

在姚明的規劃中,目前在北京的NBA學校只是試驗,一旦成功,他們會向其他城市推廣。“各個地方不同,上海、北京、二三線城市都不同,配置的教練、生活成本等也都不一樣。這里面需要去摸索,北京適應的模式,未必適應於天津。”

陸浩也透露,NBA姚明學校未來可能要改稱俱樂部,因為它是一個業余的體育教育機構。“它不是把學員固定在學校培養專業運動員的模式,我們將來希望它開在社區。就像健身房一樣,每個社區有這樣一個機構。這並不容易,但我們正在嘗試。”

公益場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大鯊魚俱樂部還是NBA姚明學校,盡管最近三年來姚明的個人色彩越來越濃重,但其背後真正的主導者依然是那個大眾耳熟能詳的名號——“姚之隊”。

作為姚明個人品牌價值和商業符號的規劃者,成立於2000年的“姚之隊”對於姚明籃球事業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過,隨著姚明的退役以及在其他領域謀取成功,“姚之隊”的角色以及姚明與團隊之間的關系都在悄然間發生著變化。

過去“姚之隊”核心成員包括章明基、陸浩、約翰·海遜格、比爾·達菲、比爾·桑德斯等,但現在由於姚明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中國,美方的約翰·海遜格與比爾·達菲參與得越來越少。此外,團隊扮演的角色也由過去姚明打球時的主動變為現在的被動。可以說,姚明已經成為現在這支“姚之隊”的新隊長。

據章明基透露,之前“姚之隊”更多的是出謀劃策,作為一個經營團隊為姚明打理很多事情。而現在,“姚之隊”則越來越轉變成一個資訊團隊了,為姚明提供一些信息,在決策過程中,姚明自己的想法也體現得越來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講,隨著姚明的成熟,‘姚之隊’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斷演變。”章明基說。

一個典型案例是,在“姚基金”的成立與運營中,姚明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姚基金”成立於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當時姚明捐贈了200萬美元,並成立姚明基金會幫助災區進行校園重建。

現在,“姚基金”隸屬於北京眾輝國際體育管理有限公司(眾輝體育),同時隸屬於這家公司旗下的還有易建聯、丁俊暉、張琳、侯逸凡等知名運動員。作為眾輝體育的股東,姚明保持著跟團隊成員至少兩周開一個電話會議的節奏。

“姚明退役以後要轉型做什麽,實際上‘姚之隊’沒有一個專門的定位,我們都是為他服務,他想做什麽,我們都配合。”陸浩對《財經天下》周刊說。

如今,陸浩名片上的職位也已經從之前的眾輝體育總經理變為了現在的“姚基金”管委會委員。這位中國唯一一個同時做過足球與籃球總經理的人,目前負責著兩個基金——黃杉基金與“姚基金”,前者投資體育行業,後者則從事公益慈善。

“做慈善嘛,人不能鉆在錢里邊。”曾有過體育、金融、貿易等行業經歷的陸浩說,“我也覺得挺驕傲,能幫‘姚基金’找到公益慈善項目,我覺得也挺有成就感的吧。”

目前,“姚基金”的項目主要包括姚明慈善籃球賽與籃球季。從2007年起,每年夏天一些NBA球星都會來中國跟中國國家男籃隊員打慈善比賽;而籃球季也已經連續舉辦了三屆,從最初覆蓋49所希望小學,到今年已經達到了170多所。

說起來,籃球季誕生有些機緣巧合。原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帶了一個從事教育的人來找陸浩談,他們拿出1000萬元來搞足球方面的公益項目。陸浩覺得這是個好項目,不過是在北京實施,而北京各方面條件都很完善,並不是公益活動最好的地方。“你要找需要幫助的地方,這才叫公益。”陸浩說。

最終,對方放棄了公益足球的想法,而此時的陸浩靈機一動:為什麽“姚基金”不做呢?

開始行動前,陸浩和他的團隊進行了多方面的調研。“我們本來的想法是在‘姚基金’捐建的十幾個希望小學里做試點,後來由於我們的寶馬、史丹利等合作夥伴也都有捐建希望小學,他們要求這些學校也要加入籃球季活動。”陸浩說。

在被問及“姚基金”與其他慈善基金的不同之處時,姚明表示:“我想大家都出於一個很好的意願,為社會做一些事情,目標不同吧,但這不是對與不對,我們更關註青少年的成長,獲取體育方面的訴求,包括生活中必備的素質。你可能關註的是籃球水平,但我們關註的是他們用怎樣的態度去完成比賽過程。”姚明對《財經天下》周刊透露,籃球季主要關註的是那些留守兒童,他們缺少比賽機會,希望通過比賽讓他們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面對競爭。

“我們查了下希望工程有17000所小學,而這也是我們的目標。”姚明說。

不過與此同時,姚明依然面臨著不小的挑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中國做慈善與在美國是截然不同的:“美國一般是社區里比較有影響力的人出來,讓大家去捐錢,不見得有媒體會報道,關鍵是做完社區里都知道了。而我們理解慈善則是一定要崇高,有巨大的社會效應。”

“這種情況下,專業性的媒體很重要。比如,公益與體育結合會產生怎樣新的話題?這就需要各方面記者去研究,而不是純粹作為話題新聞去報道它。另外,公益的行規、體育的行規也很重要。公益本來就是大家自發自願,在自己生活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去幫助更多的人,所以特別需要保障大家的積極性。”姚明說。

眼下,隨著“姚基金”籃球季的火爆,原本有公益想法的運動員或機構也希望能加入進來。比如原北京國安球員高雷雷,2006年時就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學,看到籃球季活動的影響力後,今年開始跟“姚基金”開展合作。

無疑,這種場景正是陸浩和姚明所希望看到的。

事實上,2003年“非典”開始,姚明就一直熱衷國內各種慈善活動。“盡管姚明在籃球季和慈善賽上沒有商業企圖,但這對他個人品牌卻很有益處。”張慶表示,姚明的慈善舉動對其個人曝光度以及形象經營都非常有利。“這是相輔相成的,你發揮影響力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反過來它也會讓你的平臺繼續曝光在公眾的視野之下。”

生意場

在張慶看來,姚明無疑是聰明的,甚至是有些精明,對於自己的品牌和公眾形象經營得天衣無縫。

其實,早在球員時期,姚明就以精明而著稱,他的品牌經營和慈善活動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這也讓他的成功並不限於籃球,在籃球之外取得了更多社會影響力的同時,他也不忘在商界一展拳腳。甚至很多人評價說,姚明在商業上的天賦與他的籃球天賦同樣出色。

作為商人的姚明涉及領域諸多,除了上海大鯊魚隊,還包括姚餐廳、健身房、酒店、房地產、葡萄酒、巨鯨音樂網等。當然,其中很多項目姚明並沒有真金白銀地投入,而只是借用了“姚明”的品牌而已。而股票投資合眾思壯,則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利益轉讓,當時姚明以每股1元的價格買入了37.5萬股,此後其收益一度曾達到7000多萬元。姚明真正自己掏腰包的投資是在美國、北京等地的多處實業資產,其中包括豪宅、酒店和酒莊等。

盡管有媒體報道稱,通過投資和商業運作,姚明已經賺得盆滿缽滿,但至少在賬面上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他掌控下的上海大鯊魚隊正在連年虧損,而早期重金投註的巨鯨音樂網也以失敗而告終。當初,姚明以300萬美元作為天使投資,後來谷歌入股時,他又跟投了一部分資金。“本身出發點是對音樂比較有興趣,然後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是做一個嘗試。”對於當初的投資,姚明回憶說。

作為當時的創始人,陳戈對於巨鯨音樂網的失敗頗感惋惜。他說,如果不是谷歌退出,它極有可能會取得成功,因為當時巨鯨的流量大部分都來自於谷歌搜索。

現在,陳戈開始重新創業,依然專註於音樂領域。在他現在的辦公室里,依然放著與姚明的合影。“做巨鯨的時候,姚明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的顧慮,他是一個特酷的人,在他的字典里,不會有那麽多顧慮。”陳戈說,“姚明實際上是一個特別好的老板和一個天使投資人。他從來不會跟你說那麽多廢話。”

不過,上海大鯊魚隊的虧損和投資巨鯨音樂網的失敗,並沒有阻擋住姚明擴大自己商業版圖的步伐,現在的他還手握黃杉資本與弘遠基金兩只基金,其投資項目仍處於“培育期”。

“弘遠基金是章明基在弄,我參與得不多。我的情結還是放在體育項目上,其他項目還不是很感興趣。”陸浩說,關於姚明的投資部分,他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而章明基也以“姚明私事”為由拒絕透露。

“我覺得姚明在商業上是蠻成功的。當然,他要是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商業上,成果還可以更大,但是他的內心也不是說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賺多少錢。”在張慶看來,姚明在商業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開創性的。“‘姚之隊’本身肯定想去體育產業投資,也接觸過很多制造、傳統產業,但是傳統產業沒什麽亮點,體育產業也沒有形成產業鏈,還需要等待時機。”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姚明還將會在商業上有更多的摸索和嘗試。為了取得商業和籃球之外其他領域的成功,退役後的他,甚至專門到上海交通大學攻讀計算機和金融專業。

在自傳《我的世界我的夢》中,姚明寫道:“媽媽說為了將來,我必須學習英文和電腦。人們學好英語以便進入商界,或者去美國讀書,媽媽覺得我可以將英文用於商界。”在火箭隊打球時,姚明也會將管理類書籍《從優秀到卓越》帶到更衣室,這是當時的火箭隊主帥範甘迪送給他的書,並希望他能完成這種轉變。

如今,姚明還有兩年才能畢業。除了攻讀計算機和金融,他還選修包括新聞在內的各種課程。學校離姚明家有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為了避開上班高峰期,姚明通常早晨6點就從家出門。他不會住在學校,一方面學校沒有適合他的床,另外他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處理。

“姚明真的是在認真學習。”陸浩說,姚明最近曾跟他討論馬斯洛的五種需求理論,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需求。

對於眼下互聯網圈最熱門的創新話題,姚明也有自己的見解。“創新,這個東西太難了,你如果沒有渠道的話,創出的也是別人的新,你最多賺到第一桶金,然後賣給別人,再創新。而你賣給別人的創新就打折了,因為別人無法完全理解這個東西。另外,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特別不好。”

在學習、經商和參與慈善活動之外,這兩年姚明又多了一個新身份——政協委員。為了扮演好這個角色,他經常跟行業內人士溝通以收集提案,甚至“姚之隊”也會出面協助。在今年4月的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姚明作了《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發言。而在這個發言之前,陸浩曾組織邀請了前籃管中心主任李元偉、籃球評論員徐濟成以及一些學者、律師進行座談。

“政協委員是姚明的一個新身份,他很希望有一個平臺能夠給體育的改革發展做一些貢獻。”李元偉透露,姚明會經常給他打電話,探討CBA俱樂部管理、籃球改革等話題。

“政協委員對姚明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身份。”章明基向《財經天下》周刊透露,姚明明年的政協提案已經開始在收集了。“退役這幾年來,他慢慢地變成熟了,越來越把理想和實際情況結合在一起,這使得他的很多想法都更接地氣、更有現實意義。”

盡管在章明基看來,退役轉型以來姚明一直在嘗試改變,但一個依然沒有改變的現實是,私下里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姚明的世界,即便是那些長期跟在他身邊的人,也鮮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大多數時候,姚明一直都生活在鎂光燈下,即便退役之後,他依然是關註的焦點,一舉一動都會在公眾的眼球底下被無限放大,只是很少有人能了解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上海五星體育電視臺編輯曹鍵每年都會跟姚明有幾次聚會,與會成員大都是當初赴美跟隊采訪姚明的記者,但現在他們都改行了。在這個聚會上,姚明會破天荒地聊聊他的生意以及生活狀態,或者是說些他平時根本不能說的話。

“(聚會上的姚明)就像是一個普通人,他其實挺享受這種感覺的。”曹鍵說。


本文來自《財經天下》周刊給i黑馬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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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黃金一代今何在 退役之後,他們的足球進行時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321

2016年3月24日,黎兵被任命為貴州恒豐智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為了迎接這位“老甲A”球員,俱樂部特意為黎兵制作了一件印著30號的球衣。(CFP/圖)

大多數“老甲A”依然從事與足球有關的工作。吳承瑛於2015年複出,創辦上海強普足球俱樂部;劉越一次不落地參加老甲A聯賽,並在聯賽期間走到各地的小學、中學,和孩子們踢踢球;從事青訓的名單也正逐漸變長:郝海東、範誌毅、馬明宇,或許,去年底剛出獄的江津也會加入其中。

在鄧樂軍看來,昔日的獲益給“老甲A”帶來了磨滅不了的使命感,“沒有職業足球,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人支持,也不可能有那麽多的收入。由我們這批人來做培養足球未來的事,再自然不過。”

告別足球運動員身份後的第14年,黎兵回到了家鄉貴州。2016年3月24日下午,黎兵一身黑色風衣,站在煙雨迷霧里的貴陽奧體中心球場邊,註視著正在場上訓練的年輕人。

黎兵剛被任命為貴州恒豐智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這是一支正在征戰中甲的球隊。為了迎接這位“老甲A”球員,俱樂部特意為黎兵制作了一件印著30號的球衣。“30”既是他昔日踢球時所穿的號碼,也代表著他足球職業生涯的第30年。

黎兵叱咤中國足壇的上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開啟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時期。1989年,甲A聯賽正式建立;1992年6月,紅山口會議提出足協實體化,以及建立職業俱樂部和實行俱樂部賽制;1994年,甲A聯賽全面推行職業俱樂部,采取主客場雙循環賽制;2004年,甲A聯賽升級為中超聯賽。

甲A時代的球員如今也命運迥異:原山東魯能泰山隊的宿茂臻,曾經擔任過中國國青隊主教練,從去年底他開始擔任青島中能隊主教練;原大連萬達隊的孫繼海則仍在踢球,2015年10月孫繼海還入選英格蘭足球名人堂;張恩華、劉越、郝海東等一批甲A明星球員,則時不時出現在電視上評論球賽;還有如江津、申思、祁宏等球員,則因為“打假球”而步入牢房。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締造了甲A傳奇的“黃金一代”球員已經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只是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屬於那個時代球員的底色。

“老甲A”的生存土壤

2016年初,在貴州恒豐智誠隊在新賽季前三輪僅積1分的當口,黎兵臨危受命,當上了俱樂部總經理,這一次他又被媒體稱為“救火隊員”。

他第一次有此名號還要追溯到中超2013年賽季。彼時已退役逾10年的黎兵,在歷經浙江綠城隊助理教練、成都謝菲聯隊主教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二隊主教練等職後,於2012年底以領隊身份加盟廣州富力俱樂部。

“記憶中的廣州,還停留在1995、1996年,如今的變化,翻天覆地,我還能適應嗎?”2012年12月27日淩晨,黎兵發了一條微博,感慨時間的流逝。黎兵所說的1995年正是他如日中天之時,那年他以64萬元人民幣的價碼,從遼寧隊轉會廣東宏遠隊,成為中國足壇歷史上首個標王。

然而沒有人會想到,黎兵這一次在廣州雖然一路從領隊做到了臨時主教練,但最終卻被塞爾維亞籍主教練斯托伊科維奇替代。2015年11月6日深夜,富力通過官網宣布黎兵離任,並對其表示感謝。

“黎兵走到現在,酸甜苦辣都嘗過,也稱得上‘忍辱負重’。”曾於甲A時期效力於山東泰山隊、雲南紅塔等隊的劉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劉越現在是上海灘知名足球評論員,他與黎兵一直保持著聯系,以兄弟相稱。

在劉越看來,黎兵退役後的發展,某種程度上能夠代表中國職業足球在金錢邏輯下,想要走職業俱樂部教練道路的尷尬處境。“現在國內有一個普遍的看法,不論做得多好,從老板到球迷都似乎認為‘土帥’不如‘洋帥’。”劉越說。

目前,16支中超球隊中,洋帥面孔多達13個,他們大多執掌過歐美大牌俱樂部或者國家隊。比如,恒大隊主帥斯科拉里是世界杯冠軍教練,上港主帥埃里克森執掌英格蘭隊帥鞭多年,魯能新帥梅內塞斯率領巴西隊征戰了南非世界杯。中超球隊中只有3支俱樂部聘用了本土教練:遼寧宏運的馬林、河南建業的賈秀全和河北華夏的李鐵。

像謝暉、謝峰等老甲A雖然在中超球隊中擔任中方主教練或者助理教練,但充其量只是“主教練臨時工”。一旦外籍主教練被解職,俱樂部卻還沒有找好新的外教接替,受到信任的中方教練馬上就會頂上來。當下一位洋帥落定後,這些“主教練臨時工”又會回到輔助的崗位上。

相比之下,韓國同時代的球星境遇要比中國球員好很多。“與郝海東、範誌毅同一代的韓國球星洪明甫已經來中超(註:杭州綠城)淘金,與劉越同時代的崔龍洙等都集體走上了韓國國內頂級俱樂部的執教前臺。”足球評論員婁一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日韓國內聯賽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培養年輕一代的好苗子,把他們輸送到歐洲高水平的聯賽中去,“他們對教練員的培養也是如此,聯賽是下一代高水平運動員和教練員的孵化器和生產線。”

在婁一晨看來,中超還停留在“燒錢換成績”那樣急功近利、不切實際的期盼里,“這就是中國這批想成為本土教練的‘老甲A’們的生存土壤。”

舍不下足球

回到貴州兩個月後,黎兵已經慢慢適應了新職位。不過,黎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回貴州,不僅是為做這個主教練,更是為了青少年。”黎兵現在最想做的事,是要在貴陽搭建起真正的中小學生足球聯賽平臺,以建立聯賽的方式擴大足球人口,促進青少年足球發展。

“在一個有12支隊的小學生足球聯賽中,每支球隊每年將至少進行22場比賽。”按照黎兵的設想,“如果在聯賽之外在暑期組織一些類似足協杯的賽會制比賽,那麽在青少年層面,我們球員每年進行的比賽數量就基本能接近足球強國的平均水平。”

如今除了教練工作,黎兵將其他精力都投入到聯系學校,制定賽程之中。他希望聯賽能在2016年9月開學時就準時打響,“最晚也不能晚於2017年的3月”。

黎兵並不是第一個投入青訓的“老甲A”。早先,上海一批甲A時代的球員就已經在青訓中摸索多年。

2016年2月28日,在上海黃浦江畔的東方體育大廈里,閃耀到晃眼的燈光下,張勇在獲得“2015年度上海市青少年足球最佳教練員”稱號後,他當著在場所有人的面,說出了那兩個曾成為中國足球圈內敏感詞的名字——“我要特別感謝申思和祁宏”。

申思、祁宏和張勇都是昔日上海申花隊的隊友。退役後,三人聯合另一位朋友易文兵一起,創辦了上海幸運星足球俱樂部(以下簡稱“幸運星”),投身青少年足球培養。2012年3月,祁宏、申思,以及江津和小李明因為“假球案”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被批準逮捕,4人涉案金額共計800萬元。江津、祁宏和小李明分別被判處5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申思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目前江津和小李明已經出獄,而申思和祁宏仍在上海服刑。

談及創辦“幸運星”之初,張勇很感慨,“那是中國足球迄今為止最不好的年月”。2002年,天津塘沽足協工作會議第一次確定聯賽取消升降級,全面為國足征戰世界杯讓路,職業聯賽開始進入低潮。

職業聯賽和足球發展的低迷直接影響了對青少年的培養。張勇記得,2006年左右,大多數從小學開始練球的孩子到了初中階段就無處可去,只得放棄,“上海大多數的足球學校都差不多關門打烊,政府在足球上的投入也愈發少了”。

“即便那時候中國足球糟成那樣,我們還是堅信它會變好。”張勇說,這可能是一種眼光,也可能是一份執念,“我們最後能夠成為足球職業運動員,都是由上海各區少體、市少體、青年隊、職業隊一路上來的,所以很想把我們的經驗傳下去,想培養小朋友”。

在張勇“幸運星”合作的多所學校中,位於上海閔行區的上師大康城實驗學校是俱樂部成立伊始的“基地”。2016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四點,放學後的“幸運星”小球員們集中到學校操場上。新聘請的日本籍教練正盯著場上十幾歲大的孩子看技術動作。

站在球場邊上的張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創業初期並不順利,是他們創始四人給上海各個學校校長郵寄出的一份份廣告紙,“幸運星”才找到了康城。

當時祁宏執教95/96年齡段球隊,申思與張勇分別執教一支97/98年齡段球隊。祁宏執教的這支95/96球隊,曾被恒大以千萬元相中,2014年3月最終被綠地申花收購。“從2007年球隊組建,到2010年假球案他倆出事,祁宏帶了這個隊整整四年。”張勇說。

祁宏深陷假球案之前,上海資深體育記者姬宇陽曾與他一同錄過一期節目。節目錄制結束後,祁宏開著商務車送姬宇陽回家。“路上談到家里的小朋友時,祁宏說他反而更願意和球隊在一起。”那時,姬宇陽開玩笑說:“你要像徐根寶教練一樣看著球隊里的孩子?”祁宏搖頭說:“不是看著,是陪伴。和這群孩子一起成長的感覺,真的很好。”

祁宏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假球案之後,很多人對申思、祁宏唯恐避之不及,但上海申花隊的老教練徐根寶有一次對姬宇陽說,“不談別的,他們兩人在退役之後真心在做青少年足球,單是這一點,我要說他們是好的”。

做青少年足球培訓的確不容易。直到95/96球隊被申花收購前,“幸運星”都沒有找到盈利模式。所幸還有一批支持他們的家長,即便申思、祁宏出事,也沒有一個球員因此離開“幸運星”。

讓“幸運星”得以繼續的還有一批不時來客串教練的“老甲A”們:黃震華、沈晗、吳兵、劉宏濤、羅蕭、謝暉、朱琪……這些曾在申花、中遠兩家上海球隊效力過的明星球員,在退役後都沒有離開足球,而是陸續在“幸運星”教練組重新聚首。

“對於他們來說,肯定是喜歡這份職業大於對於金錢的追求。畢竟,這點錢對於他們來說太少了。他們都踢過職業隊,賺過大錢。”“幸運星”的另一位合夥人易文兵說。姬宇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的青訓已經越來越好做了,一個球員就可以賣上幾千萬。但在2010年之前,培養球員能有什麽用呢?幾個球員才幾十萬,連成本都不夠。”

至今,“幸運星”擁有從小學一至九年級六支校級隊伍,其中97/98足球隊代表上海獲得2015年青運會冠軍;U12足球隊在日本長崎舉辦的首屆“和平杯”中日韓三國八隊足球賽上收獲亞軍。“幸運星”還向申花和上港輸送了三支後備人才隊伍,先後有十幾名隊員入選國少隊。

現在的上海,一說足球青訓,一是“足球教父”徐根寶的崇明基地,另一個便是“幸運星”。

“老甲A”的底色

一如當年中國足球職業化給一批人帶來了榮譽、機會與金錢,近些年圍繞青少年足球政策的轉變,也給很多割舍不下足球的“老甲A”們,帶來了新機會。

2014年11月,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提出要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動校園足球進入“升級版”。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了全國中小學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要在5000多所的基礎上,到“2020年內達到2萬所,2025年內達到5萬所”的目標。

在此背景下,曾經離開足球,後來轉戰高爾夫的老國安15號鄧樂軍在2013年回到了足球場。他加盟北京八喜足球俱樂部擔任總監,負責青少年足球的培訓和賽事。

2000年,盛年退役的鄧樂軍選擇去德國學習足球教練課程。回國後,他卻看不到任何中國足球的希望。心寒之余,他開始練高爾夫,並逐漸成為高爾夫職業球員。

然而他最終還是回到了足球場。“都是綠草地、白色球。但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運動,高爾夫是自己與自己的戰鬥,而足球則是一群人戰勝另一群人的過程。”鄧樂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還是更喜歡足球一些,他享受獲勝的過程,也更喜歡跟老甲A球員們在一起。

甲A時代的球員們似乎都還在懷戀著過去。2012年,經過商後來又回到足球圈的原國腳彭偉國發起了老甲A聯賽。隨後,包括範誌毅、高峰、李金羽、黎兵、謝暉、楊晨、魏群等甲A時期的足球巨星積極響應,逐漸發展形成了每年一度的常規足球賽事,至今已舉辦四屆。

“原本我們只是每年要聚在一起吃頓飯,後來就想先踢球再聊,沒想到挺轟動,影響越來越大,來參加的隊伍也越來越多。”鄧樂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這批人從小踢球,從體校到職業隊,沒有人是為了賺錢才踢球的,都是因為喜歡。我們通過競技相識,結下友誼,慢慢練著遇到了中國足球的黃金十年,才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的第一批既得利益者。”

在婁一晨看來,中超一直留有著“老甲A”們的底色,“場地、草皮,地域之爭,以及北京工體里的國罵,這些從沒有遠離足球的‘老甲A’們,將會是中國足球未來更濃重的一抹底色”。

大多數甲A黃金一代的球員如今依然從事與足球有關的工作。南方周末記者通過采訪得知,退役便成了“奶爸”的吳承瑛於2015年複出,創辦上海強普足球俱樂部,現已進駐上海兩個區縣的三十余所學校;成了“著名足球評論員”的劉越還會一次不落地參加老甲A聯賽,並在聯賽期間走到各地的小學、中學,和孩子們踢踢球。此外,“老甲A”從事青訓的名單也正逐漸變長:郝海東、範誌毅、馬明宇,或許,去年底剛出獄的江津也會加入其中。在出獄後接受的專訪中,前國門江津特別提到,自己希望能開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訓練營。

申花老隊長劉軍也在做足球培訓的事兒。他從2012年組建上海競達足球俱樂部,向學校、社區輸送足球教練,開展假期足球訓練營,在最為基礎的社會單元,力求擴大足球人口。“過去十年,我們的職業化足球走過彎路。國家花錢培養的足球人才無償進入俱樂部,而以盈利為目的的俱樂部又沒有花8-10年等待青訓成果的耐心。”劉軍之所以想做最基層的培訓工作,在於他記得1998年德國“足球皇帝”貝肯鮑爾曾在來中國時說,中國足球的出路只有兩個方向,高質量的聯賽和有序的青少年培育。

在鄧樂軍看來,昔日的獲益給“老甲A”帶來了磨滅不了的使命感,“沒有職業足球,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人支持,也不可能有那麽多的收入。由我們這批人來做培養足球未來的事,再自然不過”。

2015年,“幸運星”小球員們代表上海獲得青運會冠軍,當時坐在場上的除了張勇,還有申思與祁宏的父親。

“2017年天津全運會,我們的小朋友有很強的奪冠競爭力。”張勇摸了摸頭上的白發說,那時申思和祁宏應該都能出來了,“希望我們能整整齊齊去看這些孩子奪冠,畢竟幸運星也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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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高俅不退役,國足能稱霸世界杯?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418

近幾年來,中國財團屢屢有收購海外足球俱樂部的大動作。8月5日,中方投資人收購AC米蘭俱樂部99.93%股權的簽約在米蘭正式完成。

雖說現代足球起源於英國,但中國人依然為自己是足(蹴)球()這項古老運動的創造者而驕傲。進入21世紀以來,國足不爭氣的表現卻讓球迷們沒法驕傲,只能傲嬌。小編也是摸著被打腫的臉,千萬次地問上帝:“中國隊什麽時候才能成為世界冠軍?”——“……”

“知道”(nz_zhidao)告訴你,“弱雞”的中國足球路在何方。

隔壁家小夥伴問,中國男足呢?里約奧運會啥時候開打?——“本屆奧運會男足比賽沒有中國隊。”因為中國國奧隊在u23亞洲杯上小組墊底出局了,也就無緣2016年里約奧運會了。

“巴喬退役了,意大利足球16年沒緩過來;克魯伊夫退役了,荷蘭足球20多年沒緩過來;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足球30多年沒緩過來;高俅退役了,中國足球一千多年沒緩過來……”

每逢足球大賽,類似的段子就會在網絡上流傳。其中提到的高俅,傳說是宋代著名蹴鞠高手。他靠高超的蹴鞠技藝贏得宋徽宗賞識,最終成為北宋末年權臣。蹴鞠是足球的老祖宗,而高俅是蹴鞠界名人,但他的球技真有那麽神乎其神嗎?如果高俅再世,中國足球能稱霸世界杯嗎?

高俅在正史上的記載並不多,也沒有跡象表明他是靠蹴鞠發跡。高俅為人乖巧,擅長抄抄寫寫,不僅會一點詩詞歌賦,也有一些武功基礎,很討宋徽宗喜歡。他的揚名主要得益於《水滸傳》,我們熟悉的蹴鞠高手高俅,是《水滸傳》中的文學形象。評估高俅,或者評估北宋蹴鞠高手的足球戰鬥力,不妨先從小說入手。

高俅像(作者供圖/圖)

不能搶球的球賽

《水滸傳》中有一段關於高俅陪宋徽宗踢球的描寫:他抖擻精神,使了一個漂亮的“鴛鴦拐”,將球踢得如鰾膠粘在身上一般,讓宋徽宗驚訝不已。

關於這次踢球,書中筆墨不多,但專門提到了“鴛鴦拐”這個蹴鞠術語,說明它足夠代表高俅的球技。

“鴛鴦拐”的動作是先用左外腳背踢球,再用右外腳背踢球,如此來回反複,以不同方式組合,變化多端的一種踢法。這種踢法類似現代花式足球,在當時叫做“白打”。

“白打”根據肩、胸、背、頭、腰、腹、膝以及小腿、腳面、腳尖、腳跟等不同部位的控球動作,變化出“燕歸巢”、“斜插花”、“玉佛頂珠”、“雙肩背月”等花樣,“鴛鴦拐”便是其中之一。

“白打”不需要球門,對人的控球能力要求很高,具有很強的表演性質,一個人可以玩,多個人也可以配合。宋代有“白打”比賽,比賽者用身體不同部位去碰球,玩出高難度花樣為佳。每一個碰球部位都有相應的動作標準,比賽以動作規範程度計輸贏。

白打(作者供圖/圖)

我們會發現,這種蹴鞠更像體操表演,而不像現代足球,它不具備激烈的對抗性。而現代足球之所以迷人,激烈的對抗性是其必不可少的因素。體操與現代足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可見高俅若只會“白打”,是不能適應現代足球比賽的,更不用說稱霸世界杯。

“白打”是宋代蹴鞠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但不是蹴鞠的全部,生活在宋代的高俅,除了“白打”,還有可能擅長其他的玩法,比如有球門的玩法。分為兩隊,互攻球門的踢法,在宋代是“單球門踢法”。

顧名思義,“單球門踢法”中,整個球場只有一個球門,設在場地中央,而不在球場兩頭。兩根竹竿上掛一張網,網中留一個直徑約一尺的洞,稱作“風流眼”。比賽者必須將球踢進小小的“風流眼”才算進球。

單球門踢法(作者供圖/圖)

兩隊人馬在球門兩邊站立,只能在固定位置踢球,不能跑去對方場地。

開場抽簽決定誰先開球,先開球的一方,由球頭將球踢給其他隊員,其他隊員再按動作標準和順序傳球,最後踢回給球頭,球頭要將球一腳踢進“風流眼”才算進球。對方隊員可以接住風流眼中過來的球,繼續踢回去,雙方輪流。球撞到網上未落地,可以接起來繼續踢,落地算輸。

在這種比賽中,進球的難度大,搶球的難度小,極端情況下甚至不允許搶球。隊員的踢球動作較為固定,每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分工明確,比如“著網”就是負責守門,接住撞到網上落下來的球的人。因為不存在對方隊員跑來搶球的情況,所以這些角色通常只需把握自己的傳球線路即可,通常會由球頭完成射門,成敗只在球頭,因此比賽結果也只由球頭承擔。

C羅玩網式足球(作者供圖/圖)

這種蹴鞠激烈程度遠不如現代足球,倒跟網式足球很接近,現代足球隊常把網式足球作為隊內的娛樂和訓練,可見其具備鍛煉技藝的功能,但在宋代,那不是鍛煉,就是比賽。

“單球門踢法”雖是兩隊對抗,更多的還是看控球傳球和射門技巧。宋代不存在類似現代足球賽的蹴鞠玩法,“白打”和“單球門踢法”是宋代蹴鞠主流,技巧表演性質濃、爭奪對抗性質弱是宋代蹴鞠主要特征。

由此觀之,作為宋人的高俅,如果出現在現代足球場上,他在技巧表演和射門上或許具備優勢,問題是:他不一定搶得到球。

踢球威脅皇帝統治

不是整個古代蹴鞠都這麽“一團和氣”,蹴鞠誕生於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數人爭著將一個圓形的皮囊踢來搶去,以此為樂,天生帶有野蠻爭奪色彩。

蹴鞠到漢代一度成為軍事訓練手段,軍隊蹴鞠當然不能是“白打”那種花架子,一方若要進攻,必須先擺脫對方,這時會有推摔、躲避、奔跑等動作,可以鍛煉士兵的手腳靈敏程度、合作能力、行動速度與力量。

漢代在球場兩端設球門,球門旁邊有守門員,跟現代足球很接近。只是漢代的球門較多,一共12個。不管有多少個球門,這種在球場兩端設球門的玩法,我們可以通稱為“雙球門踢法”。

雙球門踢法(作者供圖/圖)

“雙球門踢法”在士兵退役後進一步帶入到民間,直到唐代依然火熱,只是球門精減成2個,若這種包括了爭奪因素的蹴鞠能夠保留下來,那麽它極有可能發展為現代足球。可詭異的是,它迅速消失在了宋代。

蹴鞠中的“足球”一脈在宋代被斷了根,“體操”一脈開始欣欣向榮。蹴鞠的發展來了個90°大轉彎,無可挽回的滑向另一個軌道。生活在這個時代的高俅,是“體操”派高手,不是“足球”派高手。

為什麽宋代蹴鞠更重視起控球技巧和射門,卻不重視多人搶球和對抗呢?這跟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

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是發動兵變才獲得政權,他害怕同樣的災難會發生到自己身上,於是“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將權利,重用儒生文人。統治者的這一政策,直接導致社會上文弱之風盛行,當時就連武官也開始穿寬衣大袖,不騎馬射箭,偏好吟詩作賦。

隨著儒生文人被重用,當“文治武功”只剩下了“文治”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將被其影響,“存天理,滅人欲”,儒家理學開始鉗制社會發展,譬如女子纏足,直接限制了舞蹈的發展。

“儒”與“懦”接近,其本意是柔弱。儒家歷來重視詩書禮樂的教化作用,不推崇血氣之勇,沖撞劇烈的活動不可能在社會中流行,宋代成為了一個文雅與病態共存的時代,也因此不斷被北方“野蠻”的少數民族欺淩。不僅是蹴鞠,當時社會上相撲、弓弩等激烈活動都很少,娛樂主要以不溫不火的下棋、投壺、秋千為主。

在這種重文輕武和理學大興的背景下,“雙球門踢法”被取消,爭搶沖撞的局面不複存在。伴隨激烈程度的降低,技巧性和專業性卻不斷升高,在宋代達到頂峰。

蹴鞠在各個方面都變得專業化:專業的蹴鞠書籍、專業的制球作坊、專業的團隊服裝、專業的女子拉拉隊……這種專業化的背後,同時也透露著衰敗的跡象,因為專業,就意味著拉高了門檻,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宋代出現了專業的足球俱樂部——“圓社”,“圓社”在許多地方都有分社,全國連鎖,各分社免費接待圓社成員。這種專業組織的出現,既是一種發展,也是一種限制。

《師父》劇照(電影截圖/圖)

與電影《師父》里呈現的天津武行規矩大同小異,圓社很重視師從和等級,外來藝人必須行拜師禮,通過組織考核,才能在本地表演和收徒。社內規矩森嚴,技術不外傳。

此外,圓社還明確規定:蹴鞠是表演項目。表演,即技藝展示而已。圓社十分看重技藝,蹴鞠由對抗健身變成了職業藝人表演。這種表演對技術要求很高,普通百姓無法完成成套動作,蹴鞠便失去了群眾基礎。在這種趨勢下,蹴鞠即便不消亡,也只能發展為高門檻的“蹴鞠體操”,不會成為人人都能參與的現代足球。

女子蹴鞠(作者供圖/圖)

元明清時,統治者采取民族壓迫政策或中央高度集權,甚至不允許民間習武健身,民間組織和活動受到非常大的限制。“聚眾”活動始終讓統治者感到害怕,更何況是激烈混亂的蹴鞠活動。此時的蹴鞠就連“單球門踢法”也被遺棄了,“白打”成為蹴鞠的全部,參與者以女子為主,因為纏足女人的娛樂,不會造成多大威脅。清代雖有冰上蹴鞠,也只是余波。最後,蹴鞠被由“白打”發展出來的毽子替代。

正當中國蹴鞠消亡時,英國足球卻正在興起,在這一興一衰中,出現了文明中心的轉換。

中國足球,崛起在下一個500年?

“雙球門踢法”存在於強大的漢唐,消失在病弱的宋代,它仿佛在向人們暗示著什麽。強者有強者的玩法,弱者有弱者的遊戲,野蠻有野蠻的生命力,高雅有高雅的局限性。

蹴鞠在以武力並天下的戰國中誕生,在開放的漢唐走向高峰,在重文輕武的宋代被弱化為技巧表演,在民族壓迫和中央集權中變成了“毽子”。初看非常可惜,其實也是農業社會的文化基因使然,文明的發展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農業社會早期,民族性格尚未定型,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然而在農業社會里,在安穩富足的生活面前,人們只要有一畝三分地在,就會傾向於選擇更加和平穩定、有秩序的日子。人性中冒險、開辟、對抗、競爭的一面會被抑制,善良、和平、勤勞、踏實的一面變得突出。

諸子百家浮雕(作者供圖/圖)

在這種大社會背景下,帶有農業基因,主張等級穩定的儒家在百家中勝出,其他百家被罷黜,幾乎是一種必然。統治者的嚴格把控,又造成文化偏廢,逐漸消解掉民族性格里的其他因子,加重漢人好靜、好穩的民族性格。不過與其說是因為某個統治者或某一家影響了蹴鞠,不如說是整個社會模式早已經決定了蹴鞠的命運。

漢人不善於對抗性、競技性的項目,在技巧表演性項目上卻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也許鉆研技巧、紮實功夫,是漢人智慧、才能唯一的宣泄口。在奧運會中,體操、跳水、舉重等直接對抗性不強但技藝表演性很強的項目,都是中國人的強項。蹴鞠往技巧方向靠攏只是大趨勢造成,以此觀之,如果有花式足球比賽,中國人應該是不弱的。

農業社會進入暮年,文明越被異化。當文明發展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大到無法忽視的時候,社會就急需尋找新的出路,於是產生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代化的浪潮,對中國這個古老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我們雖仍舊是黃皮膚黑眼睛,卻在文明上離那個古老國度越來越遠。

文明都是有周期的,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西方歷史學家也認為500年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周期,東西方文明就在這種周期中共同啟迪、轉換。新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已由農業國家慢慢向工業國家轉變,隨著社會的轉型,民族性格和文化或許也將發生轉變,未來或許會有一個“新中國”文明。國足的希望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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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退役了閑不住 豪擲1億美元建立風投基金

8月22日消息,據外媒報道,已退役NBA球星科比·布萊恩特(KobeBryant)即將成為一名風險投資家,他將於周一宣布建立一只規模為1億美元的風投基金,投資科技、媒體和數據公司。

本周二,科比將與資深創業者和投資者傑夫·斯蒂貝爾(Jeff Stibel)共同建立這只基金。科比和斯蒂貝爾此前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結識,兩人將他們的公司命名為科比-斯蒂貝爾公司(Bryant Stibel),總部位於洛杉磯地區。

自從2013年以來,兩人已經投資了15家公司,但是在科比退役以後,雙方才決定正式確立合作關系,並建立風投基金。

科比和斯蒂貝爾將聯合出資1億美元,在未來幾年展開投資,目前兩人還不打算尋找外部投資者。他們已經投資了體育媒體網站ThePlayers Tribune、視頻遊戲發行商Scopely、法律服務公司LegalZoom、電話推銷軟件公司RingDNA以及家用榨汁機制造商Juicero。

雙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兩人的技能能夠實現互補。斯蒂貝爾提供建立公司的經驗,科比則貢獻創意,在營銷、品牌等方面的細節設計。新公司的Logo就是由科比設計,靈感來自鋼琴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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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運動員的選擇:留在體制還是離開

歷時半個月的奧運會結束了,中國隊以金牌總數第三的名次完成了里約之行。近日,傑出運動員代表去了香港訪問,享受榮譽和鮮花。他們或者金牌加身功成名就,或者雖名次沒能突破但意誌頑強表現卓越,可無論成績如何,其中很多運動員包括羽毛球運動員林丹、女排選手魏秋月,都即將面臨退役。在中國,退役的運動員通常只有兩條路,或者繼續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擔任教練、體育官員;或者就此遠離競技舞臺,去學習、或者下海經商。

這是一道二選一的選擇題,離開或者留在,體制。

字典里,體制字面意義是指一定的規則、制度。但這兩個字在中國,指的是機關、事業單位的機構設置、隸屬關系和權利劃分等具體體系和組織制度的總稱。

生活中,選擇留在體制,或者想離開體制的,並不只是運動員。

官員離職上頭條

汪峰想上頭條難,但中國官員離職,走出體制,經常上頭條。

今年8月初,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離職,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堪稱行業八級地震。

去年9月,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辭去了市長職務,加入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因為他的廳級身份,此後的一舉一動都被廣泛關註。

在上海,原浦東新區副區長丁磊離職,加入了樂視公司,他的加盟得到了樂視網董事長兼CEO賈躍亭在微博上的熱烈歡迎。

在湖北,丹江口法院原常務副院長徐光明向法院遞交了辭職信也引起了關註。因為他的《一名法院常務副院長的辭職感言》一文在社交媒體被刷屏。他前往了北京,“身份歸零,起點歸零”,從實習律師開始自己的新職業生涯。

轟動一時的棄官從商,2014年也不少。其中最為引人註目的兩例是,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俞勝法辭去公職,加盟了阿里巴巴,出任阿里網絡銀行行長;國家質檢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出任了奇虎360高級副總裁分管市場公關工作。

這些官員在離職前,個個位高權重,他們,為什麽要離開體制?

經濟因素

從以上官員離開體制後的就業方向來看,個人收入的因素不可低估。中國的公務員工資收入偏低,不是秘密。

北京市從2003年開始實施“3581”陽光工資體系,即科、處、局、部級幹部月薪分別約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在上海,一副科級公務員曬出的收入賬單顯示,他全年總收入不超過8萬元。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年鑒報告,2012年全國公務員的年平均工資是48608元人民幣。2009年,正部級官員、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透露過,他的月收入大概只有1萬元。而據中國《工人日報》報道,前副總理吳儀曾表示,副國級別的她年薪也不過十幾萬元。

那麽從公職離開加入商海,報酬如何呢?

豐先生是北京一名資深公務員,年過四十,最近就為了高薪,辭職加入了一家世界500強公司。他的新工作是戰略經理,據他透露,公司給他的稅後薪水接近40萬。而此前,豐先生也就是科級待遇,月工資幾千。一轉眼,月收入翻了近十倍。

在拿到Offer(合同要約)後,他通過朋友找到我,問了我很多問題。問題之一是他很關心拿到的薪資在企業里到底處於什麽水平。“這個Offer是高了,還是低了,未來的成長空間怎樣?”面對高薪,他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給我這麽多錢,會不會因此往死了用人?”

他有這些疑問,我很理解。因為豐先生雖然在行業內公認能力超群,但從來沒有在企業工作過,在這個年紀做出這樣的選擇,他一定要考慮很多——比如收益和風險的比較。我很難回答他的新東家將如何對待他,因為不同的企業,文化、組織行為都不一樣,老板風格也不一樣。從豐先生的薪資來看,在行業內已經處於中等偏上水平。所以我跟他強調,現在這份薪資已經體現了他在市場上的價值,就算做了一段時間覺得不合適,再去其它地方發展也不會低於這個水平。

豐先生的同事,一名科級幹部也考慮過很多次離職去公司做,他已經工作了十五年,此前在事業單位,後來轉做公務。雖然所負責的領域經常有突發事件發生,收入又不高,但他一直沒有離開。“我現在收入不高,如果去企業,我希望的月薪是2萬,這個數字是我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覺得合適的一個薪資。”

中國的公務員工資,跟發達國家的公務員比,的確屬於低收入。

在新加坡,總理年薪高達200多萬美元,而且其他高級公務員工資也很高。比如政務部長薪水在110萬新元左右,常任秘書約60萬至70萬新元,中級官員則為10多萬新元。在美國,以國務院為例,雖然初級公務員年薪只有1.78萬美元,但最高級的15級公務員入門即可拿到9.96萬美元年薪。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的中級公務員薪資,都超過我們的部長待遇了。

實現自我

但這麽多官員走出體制,就僅僅是為了一份在他們看起來沒有鐵飯碗保障的工資嗎?

我在成都,見到了前國家重量級部委的準司級幹部景明。他儀表堂堂、思路清晰、聲音洪亮且明快。景明在數年前就已經離職,現在,他的身份是某外資企業的高級咨詢師,並身兼該公司在中國的董事。

景明回憶,在部里工作的時候,他一度負責國家外匯管理工作。雖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經過不斷的刻苦業務學習,他熟練地掌握了金融知識,並且在工作中遊刃有余。在歐元推出的那一年,他判斷歐元會大幅升值,並建議通過相關操作充實國庫。

當時因為各種原因,景明的建議沒有被完全采納,但是事後歐元的走勢證明了他的判斷正確。從那時開始,他認識到,自己的專業有多大的價值。也是從那時起,景明萌生了去意,希望找到一個職位可以實現自己的真實價值的地方。

他現在的工作,就是為企業提供咨詢,因為他的專業能力,和自身的背景,很多企業願意為了他的建議或培訓支付數每天萬美元咨詢費。景明不僅在下海後實現了財務自由,更證實了自身的實際價值。

跟景明一樣,“辭職市長”梅永紅談到為何離開官場時,也稱是要回歸價值。梅永紅對媒體說:“很多人都在解讀,我為什麽要這樣轉型。我在進行這樣的轉型,實際上是一種回歸,回到這樣一個更能體現我人生價值的軌道上來。”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一下海就立即可以直掛雲帆,乘風破浪。徐光明在他的《辭職感言》中說:“我知道,前方的路途充滿艱辛,但自己能夠追隨內心,戰勝自己,已經是人生的贏家,成功或失敗,無論什麽結果,都將是我生命下半場的精彩,我堅信:生命,只要向著夢的方向奔跑,一定無悔!”

這種對夢想的追求,和實現自我追求挑戰的勇氣,激勵著他和像他一樣的很多體制內群體,前僕後繼。

生活平衡

除了收入增加,實現了自我發展,據景明說,離開體制後,他在生活上,還有了更多的平衡。

比如在外企,很多企業都有年假制度。普通的員工15個工作日的年假,每工作多一年還可以增加一天。景明的孩子現在在國外讀書,當年因為他的公職關系,想去國外看孩子但是時間總是非常有限。“有一次,我家人都上飛機了,我的護照單位還沒給我,讓我哭笑不得。”他說。而現在,他只要能夠拿到簽證,基本上只要還有假期,可以想走就走。

原上海知名三甲醫院的文醫生,離職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家庭。她曾是心內科醫生,擔任科室主任五年。“按照醫院的工作節奏,三天值一個夜班,不夜班回家也很晚,白天還要補覺。有段時間,醫患關系又緊張,醫院怕出事讓我盯在科室里。我懷疑,這麽下去我會錯過小孩成長最重要的階段,甚至擔心他都不認我這個媽媽了。”於是,文醫生脫下了白大褂,現在在企業里做醫學咨詢。“像以前一樣,我可以參加很多國際會議,也有時間研讀醫學前沿進展,通過接觸以前的同事、專家,回答病人的疑問,我也是在幫助病人。最重要的是,現在我知道什麽時候下班回家。”她說。

轉換角色之難

近十年的“公務員報考熱”,讓公務員招考成為我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據有關資料統計,2003年報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國家公務員的大學生、研究生只有8.7萬人。到2014年則達到152萬,最終計劃只錄取1.9萬人,每個崗位都可謂百里挑一。
但從現實來看,公務員作為一種職業,雖然對於厭惡風險的人來說,比較理想,但薪資收入低等因素已經讓更多的公務員思考如何走出體制,棄官下海逐漸常態化。
但是擺在他們前面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進行身份轉換。

金小姐也曾是公務員,年富力強的她去年選擇了一家高科技企業擔任政府事務工作,負責和政府部門溝通企業的目標,通過了解國家政策、解讀政策,幫助企業改善運營。

金小姐自認和政府的溝通不存在問題,因為畢竟她自己以前就在政府部門。但是剛離開體制加入商海的她對如何在企業里和上司制定部門目標、管理跨部門的期望值、尋求企業內部資源、匯報成績乃至招聘下屬一時間沒有明確的方向。因為這個部門在企業里也是比較新的,老板的期望值又高,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在公司里一點點探索。“有時候辦公室里的同事問我的問題我一時也沒有答案,從他們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們不了解我在做什麽。”她問我在公司的工作方法時候,我建議她首先要保持和各個部門的積極溝通,這是在公司工作最基本的。

而另一位做了多年記者的朋友加盟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後,也深感企業變化和自身角色轉換速度之快。一年前他意氣風發加入公司北京總部負責廣告宣傳和傳播,一年後他又回到上海負責市場和銷售。“變化快也許是企業太新,”他說。前一陣網傳該公司資金鏈斷裂,著實讓他出了一身冷汗,“孩子剛出生還不到三歲,有點折騰不起”。

在北方某省的金牌體育大院,我結識了一名體操運動員。她退役後開始讀書,並正在適應從運動員到普通人的轉變。“很難。”她說,“打小我就沒正經上過課,在課堂上坐45分鐘覺得好累,比訓練還累。”她的未來理想是去做健身舍賓(Shaping)的教練,但自己覺得“沒有知識文化也不行”。

他們遇到的困難,代表了一部分想走出體制的人群。

李寧

這也許就是為什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的運動員在賽場上無限風光,但是走到場下開火鍋店、看大門甚至街頭賣藝的都有,卻很少有人如李寧一樣在體制內外可以同時成功。即使是作為球員風頭無二的鄧亞萍,從被任命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再到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開始創投,都步履維艱,很難說,她已經徹底走出體制。

鄧亞萍

我知道有一家500強企業,全球有幾萬員工。在里約奧運會期間,該公司“曝光了”很多具有雙重身份的員工。他們在日本工廠有技術人員是里約奧運女子曲棍球球員,在愛爾蘭機械操作人員曾是奧運會自行車選手,還有倫敦的科研工作者以前參加過擊劍比賽。他們都沒有獎牌,平時工作,業余訓練,從運動員到500強員工,在他們身上,沒有看到任何不合諧。

他們沒有走出體制之痛,也許,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體制,或者說,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是這些國家唯一的“體制”。

(作者為500強公司管理人士,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歡迎來信[email protected]與作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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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購買退役客機 花3500萬改造成國內首家飛機餐廳

9月9日消息,位於武漢光谷的飛機餐廳今日正式開業,不同於以往飛機主題餐廳,這家名為“莉莉航空”國際航線美食的餐廳由一架退役波音737客機改造而成,也是中國內地首家飛機餐廳。

波音737飛機就“降落”於德意風情街杜塞爾多夫廣場,沿著光谷步行街圓球入口一直向前,穿過熙熙攘攘的西班牙風情街和德意風情街,就能看到這架大飛機。

餐廳經營者李浪是全國開辦飛機餐廳第一人。他告訴記者,做這個餐廳的最大難度是辦理各種手續。這架退役客機購於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航空公司,雖說購買飛機是去年5月就談好了,但辦理各種報關手續花了大概6個月,同時由於是退役飛機無法飛行,飛機只能拆分運輸。被拆分成幾部分的飛機,從印度尼西亞海運而來,一起隨行的還有印度尼西亞的航空工程師。運輸途中飛機遭遇了8次拆卸,僅是拆運就花了4個多月時間。

最終李先生在這架波音737飛機上共花費了超過3500萬。如今已經改造好的餐廳,一次性可以容納70位客人。李先生計劃駕駛室體驗為300~400元/次,機艙內餐飲人均消費約200~300元/人。

談及開辦飛機餐廳初衷,李浪直言“一切都源於興趣愛好”。他表示,幾年前在瑞典看到一架由波音747改造而成的飛機旅館,於是萌生在國內開一家飛機餐廳的想法。

真飛機改造為餐廳,這在中國內地尚無先例,無論從技術角度還是業態規劃,都毫無參考案例。大到餐廳經營理念,小到飛機輪胎氣壓設置,李浪只能一邊摸索一邊學習。該飛機餐廳主打西餐,為此李朗特意從國外高薪聘請廚師,根據餐廳“航線主題”調整菜單。

為貼合飛機餐廳主題,在服務員的招聘上李浪也以空乘標準進行選拔。除要求空中乘務、高鐵乘務、酒店管理專業外,男生身高要在1.75米以上,女生也要超過1.65米,所有服務員還需通過專業空乘禮儀培訓才能上崗。

據悉這個飛機餐廳在今年2月就已經“降落”在武漢光谷,由於前期組裝、裝修,飛機一直被擋在高高的施工圍欄背後。8月26日才完成整體裝修,飛機餐廳才露出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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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後的“姚老板”:入名人堂身家超過30億 捐款近億元

2016年9月10日,美國斯普林菲爾德舉行奈-史密斯2016年籃球名人堂儀式,這場儀式過後,標誌著姚明正式成為一名籃球名人堂成員,這是籃球名人堂的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中國人的名字。

據中國網報道,有統計顯示,目前姚明的財富已經超過30億元。在NBA九年的職業生涯中,姚明通過他的努力帶來近20億元收入。退役後的幾年,姚明仍不斷收到商業廣告代言的邀請,僅僅姚明名下房產就價值1.4億元。相關資料顯示,姚明資產布局已經橫跨7大領域。

飲食業:“姚餐廳”

對於姚明商業軌跡起點的標誌,業內一般都認為是2005年姚餐廳的開業。2005年2月20日姚餐廳試營業,5月21日正式開張,位於休斯敦西城區最繁華的高檔餐飲街威斯海默街9755號。

據新華網,在2006年中首家中國姚餐廳在上海開業,其中,美式中餐廳80%的菜肴都與美國姚餐廳一樣,而價格則比美國姚餐廳至少便宜七成。

姚餐廳是姚明父母和1970年代上海男女籃球隊的隊友汪大詳、孔慶齡夫婦,以及在休斯敦擁有4家中餐館的老板符繼麟、開川菜館的喻弟聯合開辦的。不過姚明本人並沒有為這個總投資150萬美元的餐廳掏過1分錢,他僅僅授權了自己的名字,但據悉也占據了一定的股份。

姚餐廳的經營取得了一定成功。不過2013年騰訊網爆料稱,在美國休斯敦市中心的一家姚餐廳已關門謝客,但另外一家姚餐廳的生意還是格外的紅火。

房地產:房產遍布北京、上海、美國

據中國網,姚明在北京、上海擁有多處房產,其中不乏高檔小區的大戶型房產。同時據不完全統計,姚明在北京市銀泰中心有3套住房,每套均為240平方米;在上海市的北外灘有一套面積約360平方米的住房,據說在房間當中就能夠觀賞到黃浦江、陸家嘴以及外灘的兩岸江景,彰顯了自己的身價和實力。

海外房產投資方面,姚明也“不甘示弱”。在美國休斯敦溫瑟湖旁,姚明坐擁一處面積超過300平方米的別墅;在得克薩斯州獵人溪村,有一處價值約為399萬美元的豪宅。據悉,已經公開的姚明個人名下房產價值超過1.4億元。

葡萄酒:酒莊已超過1500萬美元

姚明葡萄酒的第一次亮相在2011年,當時納帕谷最優質的葡萄園價格大約是每英畝22萬美元起,與2015年的價格相距甚遠。最近幾年,由於亞洲買家(特別是中國投資者)的大力推動,納帕谷葡萄園價格不斷上漲。目前,據網易體育報道,納帕谷葡萄園的平均價格高達31萬美元每英畝,實際成交價很可能還要更高。姚明的姚家族酒莊在那擁有6個優質的葡萄園,其總面積達到48.1英畝,已達到超過1500萬美元的天價。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紀念姚明正式入選2016年奈史密斯籃球名人堂,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姚家族葡萄酒業推出2014年份納帕勛章限量版紅酒(2014 Napa Crest Red wine)。這款酒帶有特殊的全息籃球名人堂酒標,每瓶酒都有單獨編號,共1000瓶。

商業籃球:“上海大鯊魚俱樂部”

姚明在體育領域的商業路程不甚順利。2009年,姚明收購上海大鯊魚俱樂部,希望“用職業俱樂部的做法經營上海隊”。但是這個完全職業化的俱樂部在半職業化的CBA聯賽面前被狠狠挫敗。據媒體報道,接手俱樂部後多年來,姚明已虧損至少5000萬元。目前,在找不到明確商業模式的情況下,姚明開始精打細算經營俱樂部。

同時據人民網報道,由姚明牽頭組建,由18家CBA聯賽俱樂部參與成立了中職籃公司,全稱是中職聯籃球俱樂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是4500萬元。姚明任董事長。中職籃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中國籃協和盈方的同到期後,拿下商務推廣合同,從而進一步保障投資人的利益。

在線音樂:投資巨鯨音樂

據中國網稱,2005年,喜歡音樂、支持正版的姚明投資300萬美元於巨鯨音樂網,巨鯨網與世界各地的唱片公司合作,推出百萬首正版音樂的免費試聽&下載服務。 2008年8月谷歌入資巨鯨音樂網,聯手推出“谷歌音樂”,改變原服務模式推出免費正版音樂下載服務。2008年8月谷歌入資巨鯨音樂網,聯手推出“谷歌音樂”推動正版數字音樂。

據資料顯示,該公司已更名為北京巨鯨音樂網絡技術有限責任公司 ,姚明為董事,投資642萬元。在2011年,巨鯨音樂網獲總額約2000萬美元的B輪融資,領投方為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姚明此次也進行了跟投。此次融資完成後,CMC和Google將分列巨鯨音樂網第一和第二大股東。

金融業:購入弘遠基金 深層次介入金融行業

據人民網報道,在2007年年底,合眾思壯董事長郭信平將自己名下0.75%股權(37.5萬股)轉讓給姚明。後合眾思壯改制為股份公司,姚明的0.75%股權擴為67.5萬股。三年後,合眾思壯上市,發行價為32.21元。

但在姚明概念股的助推下,股價一度飆升至113.98,姚明身價隨之上漲,其持股資產一度高達8000多萬元。但隨著公司業績跳水,姚明股價下跌,也消失在前十大股東之列。

2012年,姚明從億泰國際手中,一舉購入億泰基金88%的股份(註冊資本1000萬元,並購時尚未完成募資,另12%股份為重慶渝富持有),並將該基金更名為弘遠基金,此後首次募資3至5億元。募資成功後,弘遠基金所投項目鎖定重慶銀海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從而正式殺入傳統金融領域。姚明購入弘遠基金的行為被外界解讀為深層次介入金融行業。

慈善業:姚基金已向社會捐款8000萬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28歲的姚明向汶川捐款合計1600萬元宣布成立姚基金,幫助災區進行校園重建。同年6月28日,“姚基金”中文官方網站正式上線。

2008年9月14日位於四川的第一所希望小學的奠基儀式,隨後的幾年里,四川廣元市、雲南、甘肅、青海、貴州、廣西等地的姚基金希望學校陸續建立。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自2013年推出,中國25個省市積極響應,覆蓋342所學校,322500個學生參與其中。

據悉,自2008年創立至今,姚基金確實已向社會捐款8000萬元。但這8000萬元不是現金,而是贊助商給予姚基金所有慈善募捐資產的等價估值。

然後這些只是姚明在過去取得的成績,姚明在未來還有著巨大的發展可能性,他不僅具有國際視野,也是中國最深入體驗國際一流體育聯賽商業運作的人之一,在體育產業有著天然優勢;同時“姚明”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帶有著不可估量的商業價值。與賽場上呼風喚雨的火箭隊姚明一樣,商場上的“姚老板”也正在顯示著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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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突然!7人退出國羽 其中2人不到30歲直接退役

9月20日消息,據央視體育官方微博報道,世界羽聯(BWF)通過官方公布消息,里約奧運會後,中國羽毛球部分選手相繼退役。中國羽協確認7人退出中國國家隊,其中兩人直接選擇退役。其中沖擊最大的是中國女隊,2016年尤伯杯成員幾乎都已經退出國家隊。

據世界羽聯最新消息,除了田卿、趙蕓蕾、於洋、王儀涵、王適嫻已確認退出國家隊之外;今早,中國羽協又向世界羽聯送達退役申請,22歲的唐淵渟和26歲的王睜茗也宣布退出國家隊。

世界羽聯在報道中細數幾人生涯中為中國羽毛球奪得的榮譽,並對他們的未來送上祝福。

唐淵渟今年只有22歲,與於洋搭檔參加了今年的里約奧運會女雙比賽。在銅牌爭奪戰中,唐淵渟和於洋搭檔0-2不敵韓國組合鄭景銀和申昇瓚,獲得第四名。賽後有報道稱唐淵渟與搭檔於洋之間出現間隙,不過奧運會後唐淵渟予以否認。

26歲男單選手王睜茗也在退役名單中。王睜茗是中國男單第三號人物,因為之前有林丹與諶龍兩座大山,最終無緣里約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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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軍人事務部等五個國務院新組建部門掛牌亮相

4月16日,退役軍人事務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等五個國務院新組建部門陸續掛牌亮相。

16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退役軍人事務部正式在北京掛牌。孫紹騁為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錢鋒為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方永祥兼任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

為維護軍人軍屬合法權益,加強退役軍人服務保障體系建設,建立健全集中統一、職責清晰的退役軍人管理保障體制,讓軍人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將民政部的退役軍人優撫安置職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軍官轉業安置職責,以及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有關職責整合,組建退役軍人事務部,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

16日,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統一揭牌。根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為加強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更好發揮電影在宣傳思想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中宣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和電影工作。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和電影管理職責劃入中宣部。

新組建的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也在同日揭牌,根據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其主要職責包括推進廣播電視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監管、審查廣播電視與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和質量,負責廣播電視節目的進口、收錄和管理,協調推動廣播電視領域走出去工作等。

此外,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生態環境部也於16日正式掛牌。

黃明任應急管理部黨組書記,王玉普任應急管理部部長。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整合了9個單位相關職責及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國家減災委員會、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職責。

李幹傑任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部長。新部門生態環境監管職能強化,監管領域拓展,對建設美麗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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