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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內地國企管理人李榮融宏願央企變米高佐敦 李華華

老总李荣生被抓 苏州大方借壳陷困境

教授李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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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4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下稱國資委)綜合樓三樓會議室，掌聲再一次響起。這一次，大家是在為一個人的光榮卸任而鼓掌——李榮融強忍淚水，深深鞠躬，心中無限感慨。

作為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任期七年零五個月，為2003年以來任期最長的國內部長級官員之一。特殊的職位、特殊的使命也使他有別於其他同級官員。

上 任之初，面對當時國企經營之難，甫一成立的國資委在「管好」國企，還是「賣掉」國企之中猶豫不決時，他的觀點是堅持「管好」國企。在任期間，李榮融憑藉一 串幾何級增長的數據，使新成立的國資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李榮融剛上任時，央企數量是196家，他卸任後，央企剩下123家;李榮融接手時的央企總利潤為 2400億元，到他離任時，央企實現利潤超過1萬億元;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央企進入世界500強之列的，由7家增至38家。

雖然身為曾經的「國資大管家」，但李榮融向記者袒露卸任後的心願時卻表示：「希望也能幫助民營企業，為民營企業的成長作一點貢獻。」這一心願使李榮融卸任後婉拒了不少來自大公司的重金邀請，而選擇去高校授課。

「授課的方式離實現我心願的距離最短。」李榮融說。2011年，李榮融一共在清華講了4次課，授課主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這是作為「教授」的李榮融首次接受媒體專訪，在近4個小時的採訪中，坐在記者面前的他，語氣、神態與在任時沒有兩樣。並且，儘管李榮融的身份已經從「國資掌門人」轉變為「教授」，但他未改初衷——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是實現中國強國夢想的必由之路。

實現心願的最短距離

那些聆聽李榮融授課的清華EMBA學生，有一半是來自非公企業的高級管理者，另一半則來自國有企業。對於這位教授，很多國有企業出身的學生依然習慣稱他為「榮融主任」或「李主任」，大部分來自非公企業的學生則以「李老師」、「李教授」相稱。

早 在經貿委工作的時候，李榮融就開始研究制定非公企業的相關政策。在李榮融看來，中國的民營企業面臨四個「不足」：信息不足，信用不足，遇到困難時獲得的幫 助不足，學習培訓不足。直接給EMBA學員講課，不但可以將自己對企業的理解和經驗傳授給他們，還可以通過集中討論的方式獲得共識。給企業家上過幾次課 後，李榮融感覺，當老師可能是實現他「為非公企業做點事」的心願距離最短的方式。

在外人看來，國企和民企無論在政策上還是實力上，都有天 生的「鴻溝」。前者根正苗紅，後者野蠻生長。而李榮融則多次公開表示，央企和民企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團體，「資源配置缺了中小企業能配置好嗎?要提高配置效 率，把中小企業都拿掉會好嗎?把非公經濟都拿掉會好嗎?絕不會好的。歷史已經證明，純國有是不行的」。

在清華EMBA，李榮融具體的課時 會根據教學進度進行調整，授課主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內容主要包括國有企業的變化及歷程和搞好企業的主要措施。雖然講授的更多的是國企的經驗， 但李榮融強調說：「核心就講一個題目，怎麼搞好企業。」在他看來，通過對國有企業近幾年的成就進行分析，也可以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為 了扮演好這個新角色，如今的李榮融將大部分課餘時間用於備課。「要把這個課講好，我前期工作量很大」，「有時候，我要考慮怎麼講才能夠讓學生更好地理解， 常常晚上睡不著覺。」李榮融說，「當然，還是在國資委的時候，睡不著的次數更多。」而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和副局長楚序平是他的得力「助教」，接受本刊 專訪時，除了秘書，這二人也陪同李榮融左右。

無疑，每一次上課，教授李榮融都會成為學員們關注的焦點。每一次課間休息，總有一群學生圍著 李榮融展開激烈討論。清華EMBA2004級校友、中亦安圖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楊進說：「李榮融老師的經歷使得他能夠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的課給 了我們一個觀察中國經濟運行和企業經營的不同的視角。」

鐵面與溫情

作為教授的李榮融，延續了他擔任國資委主任時期的工作風格。

他會根據學生的提問和對問題的具體理解，不斷修改講稿。在修改過程中，他會再三考慮學生更容易接受用哪種方式、從哪種角度講課。「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少講套話、空話，努力講有用的話，這樣人家才願意聽。」

以往，國資委每年召開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之前，李榮融同樣要親自去各家央企調研，歷時好幾個月收集材料。「好多材料別人看不了，只能自己看，所以我每個星期都加班。」

無論是作為國資委主任還是教授，李榮融都強調「講規矩」，因此給外界留下敢於直言、說一不二的印象。國資系統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李榮融兩個「不輕易」的工作風格——重大決策不輕易定，定了不輕易改。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當中，你應該耐心聽取各方的不同意見，這也逐步形成國資委的重要風格。」李榮融說，「定了的事不能輕易改，朝令夕改搞不好事情。應該有這個自信，因為定的過程很嚴密，方方面面的意見都聽到了，近期的、中長期的利益都考慮到了，就不應該輕易修改。」

這一工作風格使李榮融「得罪的人多了」，他認為，平息這些人內心不滿的關鍵是「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對央企進行業績考核是國資委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李榮融開創了對100多家央企進行分級考核的方式。這一方式推行之初，引發了部分央企負責人的不滿，尤其令考核成績靠後和考核降級的央企難堪。

一 些從A類降至B類的企業負責人試圖找人向李榮融說情，「榮融主任能不能把我們企業往前再推一下到A類」，「榮融同志你看看這個企業的情況，人家工作得不 錯」……李榮融說：「這時候我會反過來打電話問他們，數據有沒有錯漏?其實我知道不會有錯漏的，都核了多少遍了。如果數據沒有錯漏，我說這個你得諒解了， 你數據在哪一類就是哪一類企業。」

第一年考核，有兩家央企排到最末位的D類，這兩家央企負責人上午開完通報會後，中午飯都沒吃就回去了。其中一位央企負責人對李榮融說：「我在這裡吃不下飯，回去也吃不下飯。」

這 樣的工作作風，使得他周圍的人評價李榮融是「最不像上海男人的上海男人」。不過，李榮融表示，自己在基層時也是個老實人，「受的欺負也不少」，所以當官後 給自己定下宗旨，不讓老實人吃虧，只有競爭上崗，才能使每個人機會均等，「你只要有條件你就來競爭，競爭不上，你自己再努力」。

李榮融常跟國資委裡的年輕人說：「如果跟我三年沒長進，不是你不行，是我不行。如果你一直很留戀這個崗位，捨不得離開，就表明你還不行;如果哪一天你感覺自己離開這個崗位隨時都有飯吃，那你就行了。」

在家庭生活中，李榮融還有鮮為人知的細膩溫情。

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假期過後，彭華崗問李榮融「五一」都幹嗎去了，李榮融說：「沒幹嗎，勞動節，我把我們家玻璃全擦乾淨了。」接著他饒有興致地向彭介紹起自己擦玻璃的「學問」：怎麼能把玻璃擦乾淨，怎麼判斷是不是擦乾淨了。

李榮融還是一名烹調好手。李榮融的弟弟結婚，婚宴上的菜全是他一手燒製。李榮融在家常是夫人洗菜、自己炒菜。以前李榮融在家還經常拖地板，「現在我腰不好，拖地板什麼的只好讓夫人去做」;每次出差，李榮融從不叫夫人替他整理行李，都是親自整理、親自熨好衣服。

無論做什麼，李榮融都精益求精。不做的事情不涉及，要做的事情必須做到極致、最好。

「國企強則國強」

雖已離任，如今身為教授的李榮融，仍密切關注著央企的發展。

有一次出差，他看到機場航班因大霧晚點現象嚴重，趕緊給時任國航總經理孔棟和東航總經理劉紹勇發短信，「你們要盡快改進，可能後邊還會有類似情況，要及時和乘客早溝通，有情況早通知」。

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言談間，李榮融流露出對央企的至深情感。而針對外界從未停止的「國進民退」、「央企壟斷」的質疑，李榮融則很少回應，因為他對這些觀點「不屑一顧」。

「在壟斷問題上，我認為央企背了黑鍋。你怎麼不去罵美國呢?波音和埃克森美孚還不算壟斷嗎?」李榮融認為規模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相反，一個行業中如果沒有主導企業，僅僅依靠中小企業，是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的。

李榮融是「國企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奉者，並將國企做強做大的信仰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如此比喻國企對中國的重要性：「一個家庭如果父親下崗，那對這個家庭是災難，孩子的命運從此會發生重大轉折。」

在李榮融的帶領下，央企將履行社會責任放在重中之重，甚至不惜承擔諸多政策性虧損。儘管這與傳統的市場經濟規則相悖，但李榮融認為，幫助央企樹立責任感，是他執掌國資委最寶貴的工作結晶之一，「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就是黨和國家、人民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辜負希望」。

關於如何深化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在李榮融卸任之後，反而達到了某種難言是非的高潮。比如2011年「兩會」期間，各界掀起了一股關於央企是否應該提高分紅的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國資委保持了一貫的低調。

李榮融同意央企應提高分紅比例，不過，他強調，要做到的是可持續分紅，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關門。

「分紅跟企業自身的發展要有一個合理比例，要考慮企業擁有足夠的能力來支付未來的分紅，也就是可持續分紅的能力。所以開始的時候我不太主張提高分紅比例，原因就是還沒走到那一步，應該留點錢給企業自身發展。」

不過，李榮融認為，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當前應該逐步提高分紅比例，提高投資者信心。「現在股市下跌，怨聲更多了，股指回到10年前。股民實在太辛苦了，10年儲蓄再怎麼樣還有點回報，炒股一點回報都沒有。」

李榮融覺得現在的股民太辛苦了，為了瞭解股民心態，他甚至想卸任後也去炒股。「我想炒股並不是想賺錢，就是想瞭解股民的心態。」但為遵守相關規定，他並沒有真的去炒股。

由歷史來打分

李榮融卸任後，外界猜測他留下不少遺憾。對此，李榮融毫不猶豫地說：「沒有遺憾。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都努力去做了，我盡責了。」

2003 年上任之初，李榮融去中央黨校上課，黨校有的老師認為國有企業搞不好，應該私有化。他堅決不認同這些說法，美國的一篇關於私有企業的論文給了他反駁「國有 企業搞不好」的論據：私有企業能持續經營超過三代的不過5%，而且這5%裡頭大企業並不多，不少都是開飯館、家庭旅館的。尤其是在2008年，建立了現代 企業制度的美國雷曼兄弟公司也破產了，這讓李榮融更加堅定了「企業好壞與所有制沒有必然關係，只有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才能搞好企業」的觀點。

如果單就個人的業績評價，李榮融領導中國央企走過了發展最為迅速的7年，「國企能夠管好」已被央企劇增的利潤證明為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似乎還證明了某種經濟理論的正確，即認為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本身，就企業運行管理而言，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李榮融相信，只要十六大制定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不變，國企改革將會延續此前的思路繼續下去。「沒有這樣的體制，就決不會有國資委今天的成就」。

回顧李榮融主導國資委的七年零五個月，可以看到，歷史給了李榮融難得的改革機遇，李榮融顯然也抓住了這一機遇。不管外界對他主導的改革是讚揚，還是抨擊，「李榮融」這個名字，已鑲嵌在中國國有經濟改革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之中。

採訪結束之際，李榮融拒絕給自己打分，他說，「今天打的分，並不等於明天打的分，最終還是要由歷史來打分」。

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現代企業制度要突出政企分開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積極推進的背景下，國企改革話題不斷升溫。

“國企改革一是把牢方向，著力點是牢，不要放。二是紮實推進，不要來花哨的，紮紮實實走，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中央企業從2003年到2012年十年，年年平均增長接近20%，對路就是快，不對路沒用。”在4--5日舉行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做出上述表示。

李榮融在演講中回顧了國企改革32年的歷史。

他說，1984年10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最早有系統的安排經濟體制改革，全會做的決定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間有很大分量是對國有企業改革。決定表示，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死，使本來應該生機決然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企業的活力來源於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

“32年後看，我認為當時環節抓的很準，為什麽搞國有企業改革?解決活力問題，所以對國有企業也好，按我的眼光評價就是活力。”李榮融說。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李榮融表示，如果現代企業制度不解決，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因為這是一個企業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要有效運作。搞國有企業得記住四句話，一是產權清晰，二是權責明確，三是政企分開，四是管理科學。

李榮融說，現在看應該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八年，八年批一個項目，哪個企業項目還能賺錢。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選了一批虧損企業試點現代企業制度，不客氣的將試點後來也不了了之。

李榮融回憶，這之後國有企業競爭對手不僅僅有鄉鎮企業，外資來了，三資企業、民營企業。1998年，國企越搞越困難，三分之二虧損，1998年全國25萬戶的國有企業利潤才214億，是今天央企一個月的零頭。朱镕基總理任期內，國企改革拖得他確實不簡單，財政收入也不行。

李榮融說，(當時)改革真改，國家政府機關裁員一半，三個月到位。我們不願意讓職工下崗，要搞活企業必須下崗，否則一起死。

2002年，國企開始體制改革。對於這段歷史，李榮融表示，中央企業在體制改革後生產率的提升32%到40%(2004年到2014年)，其中來自體制貢獻30%，體制改革是有效的。關於國有產權的結構與效率的關系，2012年世界銀行對中國企業調查的數據做的計量分析，國有占的股份是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絕對控股。

最後，李榮融表示，國企改革，不要動搖，牢牢堅持方向。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上說兩個一以貫之，一個是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第二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中，講建現代企業制度要更要突出兩條，政企分開是第一條，第二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這是必要條件，這個不解決其他不用談。

甘肅省政府黨組副書記虞海燕任副省長，李榮燦辭任該職

25日據甘肅日報消息，甘肅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完成各項議程後於11月24日閉會。

會議決定任命虞海燕為甘肅省副省長，會議表決通過了甘肅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接受李榮燦辭去甘肅省副省長職務的請求的決定。

虞海燕於2011年5月出任甘肅省副省長，半年後履新蘭州市委書記職務。近日，虞海燕已任甘肅省政府黨組副書記。

李榮燦則於2013年1月任甘肅省副省長，2015年6月任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近日，李榮燦已接替虞海燕出任蘭州市委書記職務。

虞海燕簡歷：

虞海燕，男，漢族，1961年7月生，浙江義烏人，198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8月參加工作，研究生學歷，材料學專業，工學博士，高級工程師。

1978年9月，西安冶金建築學院冶金系煉鋼專業學習;

1982年8月，新疆鋼鐵公司鋼研所技術員、助理工程師;

1985年8月，酒泉鋼鐵公司煉鋼廠生產科計劃員、調度室代理調度長、連鑄車間副主任、計劃科副科長、科長;

1992年12月，酒泉鋼鐵公司煉鋼廠副廠長(副處級);

1996年1月，酒泉鋼鐵公司生產調度處副處長(其間：1996年11月至1997年10月掛職任省計劃委員會交通能源處副處長);

1997年10月，酒泉鋼鐵公司煉鋼廠副廠長(正處級);

1998年6月，酒泉鋼鐵公司煉鋼廠廠長;

1998年12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助理、生產處處長(兼);

1999年10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其間：1999年10月至2002年6月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冶金工程系冶金工程專業學習，獲工學碩士學位);

2002年11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董事、總工程師;

2004年12月，甘肅省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

2007年5月，甘肅省天水市委書記;

2007年11月，甘肅省天水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8年2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2008年11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常委;

2009年2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副書記;

2010年9月，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

2011年5月，甘肅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2003年3月至2011年7月東北大學材料所材料學專業學習，獲工學博士學位);

2011年8月，任甘肅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

2012年4月，任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

2012年10月，任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蘭州市委書記;

2013年1月，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

2016年11月，甘肅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副書記、副省長。

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十一屆省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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