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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施政報告,特首曾蔭權用了不少篇幅,談論到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社會出現分化對立的氣氛。 較早前,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在報章撰文,指出近年社會出現一股「仇商」情緒,特區政府應負上很大責任。筆者同意政府有責任,但原因卻不是政府沒有做好扶貧工作。 筆者亦認同曾特首的言論,香港人並不仇富、也不仇商。社會出現仇商情緒,主要是針對一些不公義、不公平的營商手法。然而,政府沒有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而讓少數財團及地產商巧取豪奪,予取予攜,實在亦難辭其咎。 97回歸前,末代港督彭定康委託消費者委員會向六個缺乏競爭的行業進行研究,以及提出建議加強市場競爭。這六個行業包括地產、銀行、電訊、廣播、超市及家用燃料市場。1996年,消委會完成各項研究,並且提交總結報告,建議政府制定公平競爭法。 除了上述六個行業外,一些學者及市民發覺到電力市場、貨櫃碼頭及燃油市場同樣缺乏有效競爭,壟斷的情況十分嚴重,建議政府開放市場或加強規管。 97回歸後,特區政府只願意開放由英資操控的電訊市場,以及逐步撤銷銀行業的利率協議。由外資操控的燃油市場,政府則透過更改油站競投制度,引入新經營者,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和煤氣公司。 至於由本地華資富豪操控的行業,特區政府卻沒有推出過任何政策,試圖打破市場被壟斷和操控的局面。結果地產、廣播、超市、家用燃氣、電力及貨櫃碼頭等行業,繼續由華資財團壟斷,小市民及中小企任由宰割,缺乏真正的選擇。
更令人氣憤的,就是回歸後幾次經濟大波動,小投資者及小市民損失慘重,但幾個大財團和地產商卻依然可以賺個盆滿滿。97回歸後地產泡沫爆破,樓價暴瀉,小業主損失慘重,數以十萬計的家庭成為負資產一族。但特區政府卻動用千億元入市托高藍籌股(包括眾多華資財團的的上市公司)股價,一面停止賣地和出售居屋,一面容許地產商巧立名目,大量增建樓面面積去圖利,令樓宇供應量大增,樓價跌個不停。 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小股民損失慘重,但一眾華資財團的科網公司,包括電盈、TOM.com、新意網、路訊通及長江生命,卻能夠成功上市,從股民身上取去數以百億元的資金。 2001年,政府全面撤銷利率協議,大銀行為了維持盈利,一面削減分行、調低存款息率及增加收費,一面向市民銷售大量有毒的迷你債券去圖利。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觸發全球金融海嘯,數以萬計的小市民因購買迷債而損失慘重。還有電盈私有化,中信泰富炒澳元,恒地天匯撻訂事件,政府執法部門遲遲才介入調查,調查至今仍未有進展。 從回歸前至今,曾蔭權先後出任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及特首等職位,對市場上種種不公義及不公平的營商手法應該十分清楚。過去10年,政府以提供環保設施、公共設施和公共空間為由,不經公開拍賣方式向地產商送上過千億元樓面面積。 自2001年起,筆者便不斷指出「發水樓」的問題。個別「專欄作家」為地產商辯護,指出政府給予數,地產商為股東利益又怎能不盡數?一些高舉自由市場競爭的人,更說地產商爭取政府數,也是競爭的行為! 現時800人的選委會中,相信有近一半,甚至超過一半的人,直接和間接代表大財團和地產商的利益。倘若曾特首的任期不是只餘下年多,相信他也不會突然醒覺,為「發水樓」的不義行為感到氣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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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建議興建第三條跑道,以應付未來二十年的客運和貨運的需求。興建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達到1,300多億元,但估計可以在未來二十年為香港帶來1,600多億元直接及間接經濟收益,五十年的經濟收益更超過9,000億元(以現值計算)。 無可否認,自1998年啟用後,赤鱲角機場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令香港可以維持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倘若當日港人盲目相信中方的說法,以為港英政府興建新機場,是為了花光香港的儲備而叫停有關工程,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經濟損失恐怕非常巨大。 不錯,赤鱲角新機場啟用初期,確實出現過不少混亂,令航空公司和旅客感到不滿。加上97年後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所影響,經濟低迷了好幾年,新機場的客運和貨運表現較預期遜色得多。 2003年,特區政府眼見財赤連年,每年達到600億元,有意出售資產套現,當中包括機管局私營化計劃。當時筆者隨即指出,機管局每年盈利只得5億元,以政府的股本投資360億元計算,股本回報只得1.4%,根本難以吸引投資者認購股份,未具備上市條件。 後來政府花費公帑找財務顧問研究機管局上市,所得的結論和筆者一致。當時財務顧問建議機管局舉債60億元歸還給政府,令政府的股本由360億元減至300億元,達至一個所謂「合適」的資本結構,方便日後上市。 香港經濟自2003年下半年起急速反彈,機場的客運和貨運量錄得可觀增長。估計截至今年3月的財政年度,機管局的營業額會突破100億元,稅後溢利超過 40億元。以政府300億元的股本投資計算,股本回報達到13%以上,回報算是十分不錯,這還未計政府每年收取近20億元的機場離境稅。 以現時機管局的財務狀況,肯定已具備上市條件。但現時特區政府坐擁6,000億元儲備,與2003年的財政狀況不可同日而語。另外,自港鐵(前身地鐵)於 2000年上市後,便不時出現政府角色衝突的問題。政府制定房屋和運輸政策時,到底是要保障公眾利益,抑或要兼顧港鐵小股東利益呢? 因此,筆者以為政府毋須透過將機管局上市,去為興建第三條跑道融資。政府保留機管局的股權,每年將收到的股息用作再投資。假設機管局每年派息30億元,未來20年政府的股息收入共600億元,接近興建第三條跑道所需的一半資金。 此外,機管局可以由政府擔保,發債200至300億元,將籌得資金用作興建第三條跑道。政府可以考慮調高機場離境稅,或者徵收機場建設稅用作融資;亦可以將每年接近20億元的機場離境稅,部分用作興建新跑道。 除了政府將股息注資,發債和向旅客增加使用費外,機管局亦應檢討機場的各項收費,包括飛機升降費、停泊收費和保安費等,並且引入拍賣機制,去分配較佳的升降時段,避免出現納稅人補貼航空公司賺錢的情況。 去年國泰航空的稅後溢利高達140億元,當中不少溢利是來自香港的業務。現時機管局的整體收費,普遍低於世界其他大城市的水平,甚至要依靠商鋪及寫字樓租 金補貼。機管局檢討收費,讓各間航空公司承擔部分興建新跑道的財務責任,亦藉此顯示各公司對此龐大建設計劃投下信心的一票。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c.com.hk)作者網誌: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
《建立效能政府》 過去兩年,沉寂已久的台灣社運聲勢再創高峰,民眾對政府已忍無可忍。其實,制度缺陷與選民意識不彰,才是台灣政治總是讓人失望的根源。 撰文‧郭淑媛 某位行政院前院長曾告訴《今周刊》記者,有一次他去立法院遊說立委一項政策,立委問他:「你有票嗎?」他答:「我的老闆(指總統)有六八九萬票。」立委立刻說:「那叫你老闆來!」這段對話,具體反映出台灣憲政體制的問題,行政院長沒有民意基礎,權力來源是總統,卻須向立法院負責,總統反而不受任何監督制衡,形成「總統有權無責,閣揆有責無權」的憲政困境。 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當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只剩九%,卻仍要硬推一個政策支持度不到三成的《兩岸服貿協議》所引爆。英國《經濟學人》五月初報導:「街頭示威反映著對台灣脆弱政治體制的幻滅,馬英九未來兩年會是跛鴨狀態,台灣的未來可能會在街頭決定。」為什麼會演變成街頭決定?答案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設計出問題。 同樣的爭端若發生在日本,首相可以解散國會,訴諸民意,讓新選出的國會來決定政策走向。十一月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改選,就是要將「安倍經濟學」的存廢交由選民決定。 但台灣做不到這點,以至於民眾只好上街頭施壓。如果壓力夠大,夾在黨意與民意間的立法委員頂多「不處理」問題,並不是真的決定政策的方向。像台灣今年兩起重大抗爭行動,太陽花學運以及反核大將林義雄反核四禁食行動,只是讓《服貿協議》被凍在立法院、行政院宣布核四停工。但這是否代表服貿就此不簽了,核四以後都不運轉了?大家也不清楚。 這幾年,台灣政治就是這樣空轉。例如:核四問題沒有清楚做出結論,台灣就沒有能量與魄力,去討論下一階段的能源政策。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讓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台灣勢必要面對憲政體制改革。台灣的憲政體制,無論是總統、行政院或立法院的運作機制設計,處處是地雷,彼此不斷互相拉扯牽制,隨時都會引爆爭議。 問題一,總統有權無責,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握有很大的權力,卻不必向任何權力制衡機構(如立法院)負責。造成民調支持度只有九%的總統,可以推動爭議政策。 問題二,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行政院部會首長都不是民選產生,也沒有經過立法院同意,全部沒有民意基礎,權力來源來自總統,施政重點自然不會以民意為優先考量,而是實踐總統的意旨。馬政府復徵證所稅政策爭議,即為例證。 問題三,立法權箝制行政權,立法院議事效率不彰,往往為反對而反對,使得政府無法有效運作。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因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少數,施政窒礙難行;馬英九出任總統至今,國民黨在立法院雖擁有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席次,但他的重要政策如年金改革,也是動彈不得。具有政策急迫性的重大法案,常常經年累月地拖延。國家,就這樣被卡住了。 為何會產生這三大問題?研究憲改的前立委林濁水指出,讓內閣和民意基礎銜接,是民主國家的普遍原則,內閣制國家,閣員由國會議員兼任;總統制的美國,政務官都要經過國會聽證行使同意權;法國的半總統制,閣揆上任前往往先主動要求國會信任投票,閣員主要由國會議員停止議員職權後上任;但台灣在一九九七年修憲,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少了這道銜接民意的機制。 再者,目前的憲政制度設計,也造成行政院院長有責無權,行政院院長卻必須向立法院負責,但決策權卻在總統手上,行政院院長往往成為「替死鬼」,不少卸任閣揆私下即有此感嘆。 弔詭的是,決定國家政策的行政院院會或部長級會議,擁有最高權力的總統不能主持,而由沒有真正決策權的行政院院長主持;導致在政策形成的程序中,總統的權力變成空白,往往出現政策執行的落差,使得決策品質不佳,總統反而做不了事。 再加上,行政、立法關係失衡,立委動輒議事杯葛,與功能不彰的總質詢制度,往往對行政系統形成掣肘;而朝野惡鬥、立院黨團密室協商,以及缺乏國會調查權,也讓立法院議事能力低落、立法品質粗糙,成為現在政府難以運作的原因之一。 台灣一九九七年修憲雖然賦予總統解散國會權力,但這個權力卻是被動的,必須在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當不信任案成立、倒閣成功時,總統必須撤換行政院院長或解散國會。 這項制度設計,讓行政、立法兩權相互牽制,十幾年來從未運作,因為,立委只要不提倒閣,就不會有被解散的風險。 歷任總統多以兼任黨主席方式,循政黨決策機制解決爭議,但這項作法常被批評為「違章建築」。林濁水就質疑,國會是人民選出來的,總統透過黨主席身分指揮國會,違背權力分立的憲政精神,在美國絕對行不通。 目前的憲政體制已成為國家亂源,這也是近年來群眾運動接連不斷的主因。要解決國家陷入空轉的危機,惟有朝野努力克服超高的修憲門檻,進行憲政改革,才能正本清源。 中央政府體制無論要朝內閣制或總統制,皆可透過修憲會議尋求共識,最重要的是,透過修改中央政府體制和配套的選舉制度,以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是台灣社會的當務之急。 師法他國 台灣亂源或可有解──主要國家解決重大爭端作法 國家 憲政 體制 解決爭端的機制 日本 內閣制 首相可直接解散眾議院(相當於立法院),進行眾議院改選,並於新國會產生後再重新票選新首相。 眾議院可以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投票,若通過,首相必須接受,或解散國會。 英國 內閣制 首相有權解散下議院(相當於立法院),下議院也可以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投票。 自2011年選制改革公投開始,公投具法律效力,2014年9月即舉行蘇格蘭獨立公投。 德國 內閣制 總理在信任案遭國會否決時,有權向總統提出解散聯邦議會的請求,或提請總統宣布立法緊急狀態,暫時將立法權移交參議院。但當聯邦議會提出「建設性不信任案」(註)並選出新總理時,不得要求解散國會。 法國 半總統制 總統有權直接解散國民議會,進行國會改選;也可主動交付公投。 美國 總統制 沒有解散國會機制,總統要靠遊說方式爭取國會議員支持,所以曾發生白宮發不出薪水的僵局。 註:由於德國是多黨政治,國會新的多數聯盟組成,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之後,必須以過半數的議員選出新任總理候選人才能成立,以確保不會因為倒閣造成國家空轉。 資料來源:台大政治系教授王業立 整理:郭淑媛 行動方案 朝野應努力克服超高的修憲門檻,進行憲政改革,修改中央政府體制,以及配套的選舉制度,以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是當務之急。 |
證監會主席肖鋼19日在出席“亞洲金融論壇2015”時表示,要培養“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契約精神。強調未來要進一步推動滬港兩地金融互認,完善QFII和RQFII制度,進一步加強兩地跨境業務的發展。
肖鋼當天在“亞洲金融論壇2015”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財富管理中心趨向多元化發展,加上亞洲地區儲蓄率普遍較高,但投資和理財觀念不強,以及直接融資市場欠缺深度和廣度等,這都為亞洲財富管理提供重大機遇。
他表示,在這一機遇下,亞洲財富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一個更加多元化、一體化、更具廣度和深度的亞洲金融市場體系,實現亞洲各國金融市場融合發展。此外,還要積極推進亞洲財富管理變革,培育亞洲的財富管理機構,以提高綜合競爭力,樹立亞洲財富管理的信譽和品牌。
關於加強財富管理教育和宣傳方面,肖鋼指出,要培養“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契約精神和“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信托文化,以打造亞洲財富管理的軟實力,改善亞洲財富管理的制度環境。另外,財富管理行業的快速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和共同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的基礎上,共同推動亞洲財富管理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肖鋼同時強調,未來要進一步推動兩地金融互認,完善QFII和RQFII制度,進一步加強兩地跨境業務的發展。
在上午的講話中,肖鋼表示,未來企業上市的程序將不斷簡化,目前已經取消了企業走出去境外上市的盈利要求,未來境內上市也可以不要盈利。
而在上周五,肖鋼在2015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提到,強調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是2015年資本市場改革的頭等大事,是涉及市場參與主體的一項“牽牛鼻子”的系統工程,也是證監會推進監管轉型的重要突破口。
同一日,證監會宣布對45家證券公司的融資業務檢查中發現部分違規問題共警告或處罰了十二家券商,包括暫停中信、海通、國泰君安新開融資融券賬戶三個月,責令兩家券商限期改正、增加兩家券商內部合規檢查次數並對另外五家券商采取警示措施。
該消息引發了周一券商股集體跌停,上證收盤重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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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隨後近日來,新華社連續發表述評,對“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金融安全重要講話”進行權威解讀。截至今日,新華社共發表7篇文章評論維護金融安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7篇述評中,除了第一篇《維護金融安全關系全局》帶有總括性、圍繞維護金融安全是“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展開外,其他6篇都圍繞習近平提出的6項任務展開,其中金融監管占了2篇,同時更是強調,監管必須要跟上金融發展的步伐,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防範金融風險。
而最新一篇評述中,主要是對資本市場、銀行、保險如何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做了闡述:資本市場方面,積極規範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銀行方面,大中型商業銀行要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豐富金融產品供給;保險方面,要發揮保險資金規模大、期限長、來源較為穩定的優勢,做實體經濟的穩定器和助推器。
而就在新華社連續發文的同時,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相關負責人在多個場合向違法違規主體頻頻喊話,多個部門不斷發文加強對金融重點領域、金融市場亂象的監管,監管部門間的合作明顯增強。
以下為7篇述評要點:
5月2日: 維護金融安全關系全局
評論文章指出,金融安全對國家而言關系著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對個人而言關系著老百姓的“錢袋子”。文章認為,維護金融安全,是對當前金融體系的重大改革完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當前金融市場出現的亂象,有金融機構風險意識不足、審慎合規經營理念薄弱、公司治理體系改革不到位等問題,也有金融監管存在空白、短板,標準不統一規則不完善等問題。要維護金融安全,就要從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兩方面的體制機制入手,強化內控,補齊短板,明確規矩。要以穩固的金融體系,為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穩定提供堅強的保障。
維護金融安全,根本目的是要讓金融服務好實體經濟。這些年來我國金融發展迅速,起到了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但不可否認,一批資金在金融領域里空轉,部分熱點城市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泛起,部分流動性沒有註入實體經濟。要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就要讓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初心”和本源,使得實體經濟和金融的關系如魚得水,推動中國經濟順利爬坡過坎,行穩致遠。
5月3日:不斷升級對金融業的監管
文章從習近平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的6項任務中的加強金融監管展開解讀。文章指出,作為規範、管理、監督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市場的必要手段,金融監管在金融活動產生後不久便應運而生。隨著我國居民財富的增加,金融活動在國計民生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要著力升級監管能力和水平,更好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百姓合法權益。
文章同時強調,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是防範“大而不倒”機構風險事件於未然;對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是為了織好金融安全網;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則是為了準確掌握整個金融系統的信息和數據,做到對全局、對風險心中有數,為防控風險提供一幅全景地圖。
5月4日:金融機構要切實承擔起風險管理責任
文章從習近平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的6項任務中的“深化金融改革”入手,提出“打鐵還需自身硬”,金融機構做好自身的事情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不能讓本應是風險管控責任主體的金融機構成為風險之源。
在當前整頓金融秩序的關鍵時期,金融機構應充分利用這一契機審視自身,在公司治理、經營理念、業務模式等方面進行深度變革,把穩健審慎經營的理念根植行業,正本清源、回歸主業,以簡單透明的產品和高效的服務,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金融機構必須加強自身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當前一些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還不完善,尤其是一些新興的金融機構在風險意識、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欠缺,經營行為上忽視金融業發展的規律,忽視潛在風險。完善公司治理,尤其要從源頭上入手,對股東準入、股東行為進行有效監管。
5月5日:及時處置風險點 防止風險由“點”成“面”
文章就習近平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的6項任務中的“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作了解讀。文章稱,維護金融安全首先要處置存量風險,防止風險由“點”擴散成“面”,釀成重大風險問題。這要求監管部門對現存的風險點要做到胸中有數。
同時比起後期處置,前期風險防範更為重要。不論金融機構還是監管部門都要未雨綢繆,控制增量風險。一方面,監管機構要全面排查風險,列出清單,逐一整改;另一方面,各金融機構要嚴格開展風險自查及“上對下”抽查,對於查出的問題和責任人要嚴肅處理。金融市場的風險排查往往內容上有交叉,對象上有重合,因此監管部門需做好統籌謀劃,落實責任,形成合力。
5月7日:讓金融監管為金融發展保駕護航
文章表示,金融監管在金融活動產生不久便相伴而生。金融發展通過不斷探索創新為全球經濟註入活力,金融監管則通過規範各方行為、打造健康生態致力於同一目標,為金融發展保駕護航。所以監管必須要跟上金融發展的步伐,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防範金融風險,形成綜合、系統、穿透、統籌的監管大格局。
金融監管保駕護航要制定好“遊戲規則”,避免“叢林法則”、避免“真空地帶”。金融市場結構複雜、參與者眾多,金融監管要在頂層設計完善“遊戲規則”,才能讓每個參與者在扮演好自己角色、把握好行為底線的同時,得到公正平等的市場機會。金融市場的運行規則從來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也不允許存在遊離於監管之外的“真空地帶”。
金融監管保駕護航要加強各個領域的合作互動。規範金融發展,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不僅需要金融監管部門的努力,也離不開各級地方政府、司法部門和其他部門的支持,要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在嚴監管的過程中,金融監管部門之間、金融監管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金融監管部門與司法領域的相關合作正在逐步推進,重拳治理金融亂象的效果初顯。
5月8日:上下合力共同維護好國家金融安全
該文闡述了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在維護金融安全上的職責,這也是習近平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的6項任務之一。文章表示,一個良好地方金融生態能讓地方經濟如沐春風快速發展。反之則是因噎廢食,不僅讓地方經濟失去了外部血源,更影響了地方經濟的品牌建設和市場信用,而最受傷害的還是廣大人民群眾和實體企業。
當前有一些所謂的“地方金融”仍遊走於監管邊緣。例如各類地方交易場所經營中涉及到的類期貨問題及違規發行不受監管的金融產品等。嚴監管,不僅是專業監管部門的事情,也是地方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和義務。對待非法集資、金融詐騙,以及變相高利貸等違法違規案件,更需要地方政府以積極嚴肅的態度妥善處理。 金融業本質上是以信用為基石的特殊行業。從頂層設計到地方落實,從市場監管到機構自律,只有堅持全國一盤棋的風險防控原則,才能確保金融系統沿著正確的方向發揮其應有的功能——為經濟加油,為實體助力,為百姓添富。
5月9日:引導金融活水更好地澆灌實體經濟
文章首先提出, 金融把錢用在“刀刃”上,企業才能有獲得感,實體經濟才能獲得更多源頭活水。這就需要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通過加強信貸政策指引,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先進制造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和環節的資金支持,提高資金的可獲得性,降低融資成本。
同時,要服務好實體經濟,需積極規範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目前中國總體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資本市場制度尚不完善,直接融資占比仍然偏低。要完善主板市場基礎性制度,積極發展創業板、新三板,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以合格機構投資者和場外市場為主發展債券市場,形成包括場外、場內市場的分層有序、品種齊全、功能互補、規則統一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為擴大直接融資創造更好條件。
並且金融機構要突出主業、下沈重心,發揮其固有的價格發現、風險管理、資金配置等優勢,堅決防止“脫實向虛”。其中,大中型商業銀行要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豐富金融產品供給,為實體經濟“解渴”;保險機構則應發揮保險資金規模大、期限長、來源較為穩定的優勢,做實體經濟的穩定器和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