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海南島”和“吐魯番”嗎?1990年春晚，當超生遊擊隊長黃宏攙著大腹便便的宋丹丹走上舞臺時，也把一個成見烙在了很多中國人的心上：農村人太愛生娃了，背井離鄉、傾家蕩產也要生娃!中國人口多，都是農村人愛生娃造成的!

這個成見如此之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9月份“人口大數據”系列報道刊出後，有讀者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打電話說：“我贊成你文章里老齡化的內容，但是說現在孩子太少了，我不贊成。現在農村人生好幾個的多的是!你上菜市場看看去，哪一家不是兩三個?”

果真如此嗎?我們來聽聽人口大數據怎麽說。

意外的真相

2012年，本報記者在山西翼城做調查時確實感到意外。按照政策，只要滿足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要求，這里的農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是竟然有不少人主動放棄生育二孩的機會，而且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翼城縣唐興鎮南壽城村村民馬增霞是個典型的例子。放棄生育二孩的大多數頭胎是個男孩，馬增霞生的卻是女兒。2004年馬增霞夫妻就領了獨生子女證，女兒11歲時，他們主動退了二胎指標，按當地政策，領到了5000元獎金。

“身邊朋友一個孩子的挺多的。孩子少，大人負擔輕點，對孩子也能盡力付出，能把一個培養好就行了。”馬增霞說。

也許你會說，這可能只是一個特例。來看看數據：2000～2010年十年間人口增長情況顯示，全國人口增長率5.84%，年均增長率0.57%;翼城縣人口增長率2.71%，年均增長率0.27%。

馬增霞不是翼城的特例，翼城也不是中國農村的特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江蘇、湖北的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放棄生二胎。

城鄉的生育觀和生育行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趨同現象。根據當時的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全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已經非常接近。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農村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有1.44，與城鎮人口相比，僅僅高0.46。

中國農村學校和學生數量的急劇萎縮也印證了農村的低生育率。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00～2010年這10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55萬所減少一半多到26萬所，而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00年的2.05億減少22.9%到2010年的1.58億。盡管這種減少可以部分歸因於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但農村的低生育率是根本原因之一。

談到流動人口，不得不提的是，在關於“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中，最突出的就是針對流動人口。無論是黃宏和宋丹丹塑造的超生遊擊隊形象，還是城市人眼里的“小攤小販孩子多”，說的都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問題也一直被認為是難中之難。

但真相再次讓人意外。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和發展中心學者陳衛和吳麗麗合作的《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表明，城市外來人口的生育率不僅顯著低於農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於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歲育齡婦女中，城市外來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0.94，農村本地人口為1.28，城市本地人口為1.01。

雙重擠壓

32歲的山東壽光婦女張秀已經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車司機，她賣菜。張秀有兩個女兒，大的8歲，小的3歲。丈夫偶爾流露出想要個兒子的念頭，立刻就會遭到她的數落。

“要兩個都是多的!再要一個，我想都沒想過!處處都要花錢，再生一個，他能養活我們娘幾個?再說，我能活幾輩子?可別給自己找罪受了!”張秀說。

張秀的心態在全國2億多流動人口中非常普遍。這背後是中國農村人口生育觀的巨大變化，根源則是城鎮化與生育政策的雙重擠壓。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城鎮化的進程突飛猛進，對農村人口的生育意願影響巨大。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誌剛研究發現，生育旺盛期(20~30歲)育齡婦女的城鎮化比重在2000年就達到42.34%，高出總人口5.42個百分點。這些育齡婦女進入城市後，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壓力更大，機會也更多，這都大大幹擾了婦女的生育行為，使其生育孩子的數量降低，生育年齡推遲。

由於農村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社會保障遠不健全、與城市迥異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傳統上農村整體的生育意願要高於城市。但根據歷年來多家研究機構所做的生育意願調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出現顯著下降。

轉折點出現在1990年，此後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意願分別為1.39和1.79。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雖然仍高於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於各種原因，實際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於生育意願。比如，日本、韓國的生育意願長期在2以上，但實際生育率最近10年介於1.05和1.45之間。

六普數據顯示，農業戶籍流動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72，低於農業戶籍非流動婦女的1.366。這表明，無論是外出打工的農村婦女，還是留在農村的婦女，實際生育率都已經相當低了。

相對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壓低農村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跟城市相比，部分農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可以再生一個;如果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不允許再生)已經比較寬松，但仍然與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相對較高的生育意願產生矛盾。圍繞生和不生，在全國範圍內上演了很多觸目驚心的故事。隨著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為多生育付出過高代價，生育意願也逐年走低。

生育意願錯覺

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僅從直觀上很容易高估生育率，而對農村人能生孩子的錯覺又會嚴重影響人們對生育率的認知。甚至一些人口學家也可能被這種錯覺蒙蔽，覺得調查出來的生育率與他們的直觀感受不符。

他舉例說，如果一半人生一個孩子，一半人生三個孩子，那麽所有孩子里面，獨生子女只占25%，而75%來自三孩家庭，給人感覺是人口會膨脹，但實際上生育率只有2;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有1/8的不孕不育，生育率才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這意味著每代人萎縮20%。

根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18、1.04、1.26、1.24。但主管部門卻把生育率數據調整到1.5至1.6之間，理由是存在大量瞞報現象。這背後也存在著片面高估生育率的錯覺。

正是因為“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在生育政策調整過程中，常常可以聽到很多擔憂：萬一放開生育政策，引起很大反彈怎麽辦?就算是城市人現在不願意多生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還是很強的呀。

從農村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來看，這樣的擔憂是多余的。相反，另一種擔憂卻是切實的。《第一財經日報》在調研中發現，即使放開全面二孩，對農村生育率的影響可能遠沒有有關方面預計的那麽大。

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提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農村相對於城市較高的生育率對整體生育率的貢獻會越來越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農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

另一方面，本來就相對城市寬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以及農村整體生育意願的下降使得生育政策改變的邊際收益變小。

在江蘇省北部一個鄉村，村委會主任兼計生專員老陳告訴本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指標，自己有時候甚至會偷偷鼓勵村民超生，但是基本沒有什麽用。

“想生的你不讓他生他也生了，不想生的，你勸他生也沒有用，現在就是這麽個局面。”老陳說。

郭誌剛與複旦大學人口學者王豐、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蔡泳合著的《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指出了農村人口發展面臨的困境——大量勞動年齡人口流向城市，大大緩解了城鎮的人口老齡化，但同時也導致農村人口老化嚴重，農村人口總撫養比更高，這將可能制約“三農”問題的解決。

他們建議，應努力阻止城鄉生育率繼續走低和出生人口不斷萎縮，設法將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加強人力資源儲備，以應對未來四十年的急劇人口老齡化。

還記得“海南島”和“吐魯番”嗎?1990年春晚，當超生遊擊隊長黃宏攙著大腹便便的宋丹丹走上舞臺時，也把一個成見烙在了很多中國人的心上：農村人太愛生娃了，背井離鄉、傾家蕩產也要生娃!中國人口多，都是農村人愛生娃造成的!

這個成見如此之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9月份“人口大數據”系列報道刊出後，有讀者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打電話說：“我贊成你文章里老齡化的內容，但是說現在孩子太少了，我不贊成。現在農村人生好幾個的多的是!你上菜市場看看去，哪一家不是兩三個?”

果真如此嗎?我們來聽聽人口大數據怎麽說。

意外的真相

2012年，本報記者在山西翼城做調查時確實感到意外。按照政策，只要滿足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要求，這里的農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是竟然有不少人主動放棄生育二孩的機會，而且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翼城縣唐興鎮南壽城村村民馬增霞是個典型的例子。放棄生育二孩的大多數頭胎是個男孩，馬增霞生的卻是女兒。2004年馬增霞夫妻就領了獨生子女證，女兒11歲時，他們主動退了二胎指標，按當地政策，領到了5000元獎金。

“身邊朋友一個孩子的挺多的。孩子少，大人負擔輕點，對孩子也能盡力付出，能把一個培養好就行了。”馬增霞說。

也許你會說，這可能只是一個特例。來看看數據：2000～2010年十年間人口增長情況顯示，全國人口增長率5.84%，年均增長率0.57%;翼城縣人口增長率2.71%，年均增長率0.27%。

馬增霞不是翼城的特例，翼城也不是中國農村的特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江蘇、湖北的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放棄生二胎。

城鄉的生育觀和生育行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趨同現象。根據當時的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全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已經非常接近。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農村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有1.44，與城鎮人口相比，僅僅高0.46。

中國農村學校和學生數量的急劇萎縮也印證了農村的低生育率。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00～2010年這10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55萬所減少一半多到26萬所，而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00年的2.05億減少22.9%到2010年的1.58億。盡管這種減少可以部分歸因於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但農村的低生育率是根本原因之一。

談到流動人口，不得不提的是，在關於“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中，最突出的就是針對流動人口。無論是黃宏和宋丹丹塑造的超生遊擊隊形象，還是城市人眼里的“小攤小販孩子多”，說的都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問題也一直被認為是難中之難。

但真相再次讓人意外。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和發展中心學者陳衛和吳麗麗合作的《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表明，城市外來人口的生育率不僅顯著低於農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於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歲育齡婦女中，城市外來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0.94，農村本地人口為1.28，城市本地人口為1.01。

雙重擠壓

32歲的山東壽光婦女張秀已經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車司機，她賣菜。張秀有兩個女兒，大的8歲，小的3歲。丈夫偶爾流露出想要個兒子的念頭，立刻就會遭到她的數落。

“要兩個都是多的!再要一個，我想都沒想過!處處都要花錢，再生一個，他能養活我們娘幾個?再說，我能活幾輩子?可別給自己找罪受了!”張秀說。

張秀的心態在全國2億多流動人口中非常普遍。這背後是中國農村人口生育觀的巨大變化，根源則是城鎮化與生育政策的雙重擠壓。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城鎮化的進程突飛猛進，對農村人口的生育意願影響巨大。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誌剛研究發現，生育旺盛期(20~30歲)育齡婦女的城鎮化比重在2000年就達到42.34%，高出總人口5.42個百分點。這些育齡婦女進入城市後，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壓力更大，機會也更多，這都大大幹擾了婦女的生育行為，使其生育孩子的數量降低，生育年齡推遲。

由於農村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社會保障遠不健全、與城市迥異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傳統上農村整體的生育意願要高於城市。但根據歷年來多家研究機構所做的生育意願調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出現顯著下降。

轉折點出現在1990年，此後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意願分別為1.39和1.79。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雖然仍高於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於各種原因，實際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於生育意願。比如，日本、韓國的生育意願長期在2以上，但實際生育率最近10年介於1.05和1.45之間。

六普數據顯示，農業戶籍流動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72，低於農業戶籍非流動婦女的1.366。這表明，無論是外出打工的農村婦女，還是留在農村的婦女，實際生育率都已經相當低了。

相對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壓低農村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跟城市相比，部分農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可以再生一個;如果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不允許再生)已經比較寬松，但仍然與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相對較高的生育意願產生矛盾。圍繞生和不生，在全國範圍內上演了很多觸目驚心的故事。隨著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為多生育付出過高代價，生育意願也逐年走低。

生育意願錯覺

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僅從直觀上很容易高估生育率，而對農村人能生孩子的錯覺又會嚴重影響人們對生育率的認知。甚至一些人口學家也可能被這種錯覺蒙蔽，覺得調查出來的生育率與他們的直觀感受不符。

他舉例說，如果一半人生一個孩子，一半人生三個孩子，那麽所有孩子里面，獨生子女只占25%，而75%來自三孩家庭，給人感覺是人口會膨脹，但實際上生育率只有2;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有1/8的不孕不育，生育率才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這意味著每代人萎縮20%。

根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18、1.04、1.26、1.24。但主管部門卻把生育率數據調整到1.5至1.6之間，理由是存在大量瞞報現象。這背後也存在著片面高估生育率的錯覺。

正是因為“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在生育政策調整過程中，常常可以聽到很多擔憂：萬一放開生育政策，引起很大反彈怎麽辦?就算是城市人現在不願意多生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還是很強的呀。

從農村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來看，這樣的擔憂是多余的。相反，另一種擔憂卻是切實的。《第一財經日報》在調研中發現，即使放開全面二孩，對農村生育率的影響可能遠沒有有關方面預計的那麽大。

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提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農村相對於城市較高的生育率對整體生育率的貢獻會越來越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農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

另一方面，本來就相對城市寬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以及農村整體生育意願的下降使得生育政策改變的邊際收益變小。

在江蘇省北部一個鄉村，村委會主任兼計生專員老陳告訴本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指標，自己有時候甚至會偷偷鼓勵村民超生，但是基本沒有什麽用。

“想生的你不讓他生他也生了，不想生的，你勸他生也沒有用，現在就是這麽個局面。”老陳說。

郭誌剛與複旦大學人口學者王豐、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蔡泳合著的《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指出了農村人口發展面臨的困境——大量勞動年齡人口流向城市，大大緩解了城鎮的人口老齡化，但同時也導致農村人口老化嚴重，農村人口總撫養比更高，這將可能制約“三農”問題的解決。

他們建議，應努力阻止城鄉生育率繼續走低和出生人口不斷萎縮，設法將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加強人力資源儲備，以應對未來四十年的急劇人口老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