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彥波沒能完成他的“文化大同”之夢，如今他仍在太原繼續自己的實踐

第52屆臺灣金馬獎的看點，除了《聶隱娘》這部藝術水準極高的電影大獲全勝，還有一部叫做《大同》的影片，它默默地擒獲了最佳紀錄片獎。但一如既往，很多媒體和大多數觀眾都忽略了它。這的確是一部不容漠視的作品，其內容的深刻和思考的力度，在當下中國顯得相當難得。導演周浩曾經是記者，投身紀錄片事業之後，常常能夠敏銳地道出許多社會問題，如今這部《大同》，將視角放在了中部城市，山西大同。

山西，這個曾經的煤炭資源大省，如今面臨著環保與資源匱竭的雙重問題。城市曾經在一片挖掘中飛速發展，但當資源挖盡，剩下的卻只是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土地，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只能無奈地面對轉型的陣痛。這樣的山西顯然蘊含了大量可以被影像化表達的素材，賈樟柯的山西情結自不用說，這部《大同》從大同這座城市切入，瞄準的卻不僅僅是都市發展的問題。

《大同》原來的名字叫做《中國市長》，從一個充滿了政治隱喻色彩的名字改為《大同》，更凸顯影片紀錄性價值和中立立場。影片以曾經的大同市長耿彥波為核心人物，導演周浩近距離跟拍，紀錄他為大同城市轉型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多視角觀看了一座中國城市的轉型之難。

影片有兩個矛盾，一是市長耿彥波要建設一個文化大同，認為這才是大同城市轉型的必由之路。而建設文化大同的方式，則是拆掉舊房子，蓋起“古”城墻和“古”宅院。於是，文化大同的推行，就必然直面當下中國依舊普遍存在、敏感而且又牽動民生的大問題——拆遷，影片中有大量拆舊蓋新的鏡頭，張揚了都市建設的魔咒：難道只有在漫天的灰塵里，一座擁有歷史記憶的城市才能最終翻新?

《大同》用影像勇敢地直面拆遷和抗拆的問題，拆遷過程遇到的大量的阻力，既有下級官員的推諉，更多來自百姓的抗拒。影片對於百姓的行為表現得十分克制，他們多是生活在底層的市民，其關註的核心問題就在“生存”二字之上。所以不管他們上訪也好，當“釘子戶”也罷，對市長提的要求無非是搬出去有地方住。但恰恰是這一點，政府層面卻無法完美解決，年邁老太太的兩次出現，無疑為影片中百姓的生存添加了許多悲情的意味，而一個母親對於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質問，則同樣有力地將問題拋給觀眾。市民利益還是城市發展，是保護自己的權利還是為大家而舍小家，這些中國城市發展中懸而未決的矛盾，在影片里無時不在，市長耿彥波無解，而老百姓更是無解。

這也就牽出影片另外一個矛盾，則是城市大同與體制之間的矛盾。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行政領導人，往往都難以長時間投入到城市的整體規劃和建設之中，耿彥波擔心的恰是這一點。自己對大同的宏偉設想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他便要調離此地。因此，抓緊一切時機讓自己的暢想落在實處，成了他的終極理想。影片中他的果斷、忙碌以及“手段之強硬”都成了這份理想的註解。

但可惜的是，耿彥波還是沒能完成他的“文化大同”之夢，一紙調令之下，他就不得不出走太原，體制的弊端顯而易見。影片中我們常能看到地方官員對體制的無可奈何，雖然心存不滿卻無力改變什麽，耿彥波在離開大同的車里無聲流淚，則讓觀眾看到在當下體制中個人被捆綁的無奈。

耿彥波是不是一個好市長?對於觀看了這部紀錄片的觀眾來說，或許各有想法，有人認同他的責任與付出。而有人則不理解他的規劃理念。《大同》選取了一個體制內的政府官員，試圖用客觀的鏡頭破解民間對官員的刻板看法，進一步而言，也增進了民眾對體制運行方式的理解。

耿彥波曾經是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這或許也能理解他為何如此瘋狂地熱衷於讓大同進行文化轉型，但這種缺乏規劃的情懷，卻在他離開時，給大同留下了30億美元的債務，而新任市長對大同有另外的“設想”，耿彥波的“古”城大同就此被擱置。《大同》最後的空鏡頭，瞄準的正是尚未完工的古城墻工程，荒蕪的工地，而遠處則是一批修建中的摩天高樓，兩相比對，我們或許更能理解資本邏輯之下中國城市的發展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