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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第一次完全執政，一口氣讓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跌到谷底， 當社會普遍都認為「國民黨不倒，國家不會好」，也用選票去證明時，國民黨是否還有一線生機？ 《今周刊》專訪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姚立明，點出國民黨當前必須立即啟動的改革。 國民黨想要像八年前的民進黨一樣再起，很難，因為土壤已經壞了、根也爛了，再起只有一個條件，叫「希望神學」。 二○○○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時，國民黨第一時間很驚嚇，後來決定連宋合作，覺得會贏回來，結果連宋合作還是輸掉時，全黨一陣悲哀。這時，馬英九就成為他們的希望。 如果有人告訴國民黨，二○二○年還有希望，就好像一個人爬山，跟他說轉彎就到，就還會有動力，這就叫作論述。有個好笑的說法，有人算票覺得其實這次國民黨 沒有輸很慘，因為小英這麼強，得票率才五六％，還有四四％的人沒投她，所以國民黨基本盤就是四四％，只會多不會少。姑且不論合理與否，這就叫作論述，國民 黨需要有盼望的論述，才可能整合。 三件立即要做的事： 新兩岸論述、整合泛藍、歸還黨產這次選舉，國民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連內部士兵都覺得沒希望了，還有像我這樣的人在外面論述，打國民黨打到沒有盼望。我不是在幫小英，而是認同鄉民講的，「國民黨不倒，國家不會好」。 再來，論述之外的另一個重點是「要人才」，國民黨現在的人才全都是奴才型，只懂得遵循上意。下任黨主席的要務，是吸收一些敢做、有理想的人。現在國民黨連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才都沒有，光是有意願參選黨主席的胡志強、吳敦義和洪秀柱，三個人都已六十七歲了。 你看國民黨的選舉造勢晚會，站在台上的人十六年沒變，不管怎麼看都是連戰、吳伯雄這些人。 想要重生，國民黨有好幾塊一定要刮掉的腐肉，第一塊就是重新書寫兩岸論述。要真正堅持「一中各表」，不能像馬英九重「一中」不重「各表」，只有「台灣國民黨」有機會，「中國國民黨」已經淪亡了。 國民黨必須和台灣連結上，才能贏得新一代的選民，他們不像上一代選民還可以容忍「一中各表」，要爭取支持，至少要加上土地認同，贊成台灣是獨立的個體，例如兩德模式。 第二，是藍營必須整合。宋楚瑜還有一三％的支持率，投他的人，到底是討厭國民黨比較多，還是討厭蔡英文比較多，這一點國民黨一定要釐清。只要跟宋楚瑜交朋友，他就回來了，這就是人的整合、派系的整合。 黨產是第三塊腐肉，而且主動交出和被動交出的差別很大。其實國民黨根本跑不掉，因為人家馬上要動手清算了；現在應該趕快把黨主席選出來，並且徹底覺悟：國 民黨就算掌握全部的媒體、社團、上千億元黨產、黨政軍和情報，民進黨還是有辦法坐大，習慣依賴（黨產），就無法脫困了。 所以國民黨要「看不見那看見的」，因為你看見黨產，無法不用它，就不會有機會翻轉。 老方法已經不管用了 不能讓少數保守黨員決定未來第四，要重新打造宣傳基礎。我幫柯文哲競選台北市長時，最後主動對外宣布，不接受捐款也不做廣告。不做廣告，就是最棒的廣告；不收錢，就是最棒的資產。 國民黨如果放掉有形的黨產，會贏得無形的資產。原來重組織、輕文宣的作法，不但要改，還要改成重「無形」文宣，勝於「有形」文宣。 國民黨的傳統招數一點一滴在剝落，靠黨產、靠賄選、靠地方派系、靠組織，一二年會是最後一次管用，到了新的世代，老方法用不上了。 從太陽花學運開始，很明顯網路已經開始主導政治了，如果宋楚瑜沒看清楚這一點，例如形象影片找人丟泥巴，他最後不會有一五○多萬票。 這次幫宋楚瑜選到最後的都有年輕人，雖然一開始他也有找搞傳統組織、文宣的人，但發現這些人讓他吃虧，票一直掉，後來就不用這批人了。 最後，是黨員結構必須改變。黨主席人選為什麼選來選去都這幾個人，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因為黃復興（編按：國民黨的特種黨部，以眷村、退伍老兵為主， 號稱擁有十八萬黨員，占國民黨黨員總數三十五萬的一半，動員能力強）領導黨內。只要十萬黨員中有三萬是黃復興，黃復興就能決定一切，這個黨的競爭力就結束 了；因為這群人的觀點保守、是社會的思想少數，卻對黨有重大的影響力，顯然國民黨和民意脫節。 撰文 / 口述•姚立明 整理•賴若函 | ||||
在台灣，推動文化上的轉型正義，是重要且迫切的大工程。透過政府公布過去被掩蓋的歷史真相，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也能互相傾聽與理解，台灣才有改變的可能性；在二二八事件六十九周年之際，更具意義。 這是一場跨界對談，在圓神出版發行人簡志忠主持下，外省第二代出身的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姚立明，與本省籍導演吳念真，深入探索台灣省籍衝突與階級矛盾的緣由，他們期待進行文化上的轉型正義，推倒高牆，才能走向共同的未來。全文收錄於姚立明新書《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 一道竹籬笆，隔出兩個世界姚：我花了三、四十年，才走出來吳：有差異，就會針對彼此不同批評簡志忠（以下簡稱簡）：台灣社會長期糾結在省籍衝突與階級矛盾之中，究竟要如何完成轉型正義，破除障礙，讓大家走向共同的未來？ 姚立明（以下簡稱姚）：推倒高牆很不容易，我這一路也是跌跌撞撞，花了三、四十年的歲月才走出來。 吳念真（以下簡稱吳）：就我的觀察，省籍不是問題，階級才是。有些外省朋友具有潛在優越感，不自覺流露出「我們是管理者」的心態，他們討厭李登輝、柯文哲，因為覺得你們這些台灣人憑什麼當管理者？憑什麼！這種優越感，在對岸開始有錢之後，也可以在大陸朋友身上看到，聽他們不經意地說什麼台灣文化是邊疆等等，我就覺得：「天啊！又來了！」姚：我太太從小在眷村長大，三十歲之前，並不覺得有什麼白色恐怖。我問過她，什麼時候開始感受到衝擊？她說，婚後回到我小時候住的台北士林官邸附近，看到做禮拜的雅歌堂，回想起生平第一次戴孝，就是為蔣中正死亡哀悼，她很難理解，為什麼印象裡慈祥和藹的老人既可以是基督徒，又可以那麼殘忍批示將韓若春（白色恐怖受難者）立即槍決？ 做禮拜教導的是要關懷人、愛人，可是走出教堂，回到總統府辦公室，又可以立刻簽公文，要槍斃這個、那個，這麼大的反差讓我很難釋懷。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我才能理解，這就是統治者的心態。 基督教信仰有所謂「認罪」，就是一個救贖的概念。外省族群從小認識、崇拜一個偉人，後來發現他竟然還有不同的、不好的面向，要接受這一點，彷彿同時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內心必須經歷很大的折磨，這道高牆不容易越過去。但是，不承認、不面對，就永遠得不到救贖。 吳：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是，很小就聽過二二八，七、八歲就開始矛盾糾結了。 我們那個礦場的老闆劉明（本名劉傳明），是延平中學創辦人之一，他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抓去關了十年，原本可以吃三代人的財產，也絕大多數被充公。我也聽礦工說，另一個礦長到台北去，在八堵車站被衝上火車抓人的阿兵哥帶走，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這些事情是存在的，學校教育卻從來不提，我很小就開始懷疑課本裡的東西。課本都寫小明、小華，可是台灣小孩都叫阿×、阿○嘛。書上的爸爸在家裡也一身西裝，但我們的爸爸明明一下工就七分褲、木屐，那是另一個高高在上的世界。 另一種矛盾是，村子裡敬畏的權威都是外省人，例如警察、老師。老師家有配給，在那個時代，吃麵是大事，他們家沒事就吃麵，儼然是比較高階級的。但礦工對外省人的某些生活習慣又不以為然，有時也會輕蔑地說：「那些外省仔。」因為有差異，就會針對彼此的不同去批評。 都是被統治者運用的棋子 吳：震撼！山東流亡學生被迫害姚：拆牆，從看到別人的故事開始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外省人也有他們的悲哀，是在當兵的時候，那些四、五十歲還沒辦法娶老婆的士官長，找來的新娘才十幾歲，岳父比他們還年輕，我們這些台灣士兵就認真幫忙辦婚禮。 震撼最大的，是在黨外雜誌看到山東流亡學生被迫害的「澎湖七一三事件」，我與我當時在中影上班的製片經理趙琦彬提起，發現他竟然就是當事人之一。趙琦彬說，他們當時都還是孩子，半夜聽到抓人的聲音，大家都「不敢醒」。我聽他講完細節，就很激動地說，為什麼不寫出來、不拍出來，讓大家知道呢？他回答：「念真，你想想我的職位……。」那時是民國七十幾年，還沒有解除戒嚴。 簡：階級通常是自然形成，省籍問題則是政治蓄意操弄的。 姚：以階級來講，統治階層是少數，多數外省人自己也是受害者，例如《老莫的第二個春天》、《軍中樂園》裡的士官長，他們原本心不甘情不願被抓去當兵，卻漸漸認同統治集團，不管什麼命令都會執行，幫忙壓制在台灣占絕大多數的本省人，本省人對統治者的民怨也投射在這群人身上。 竹籬笆裡的外省族群，除了米、麵配給的小福利，並沒有享受到統治者的什麼大利益，教育水準不高、生活困頓的也很多。 這群外省人也是廣義的受害者，但他們沒有理解到被統治者利用的角色定位，無法否定自己，去面對被騙了三、四十年的事實。所以，要推動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知道真相，張開眼睛看到自己與別人的故事，不能為了拆牆卻讓他們更痛，那高牆就拆不掉了。 簡：必須讓外省族群也體認到，大家都是被統治者運用的棋子。 吳：當一個族群自以為是統治階層，就會看不起更底層的人，具有優越感的外省人看不起本省人，有些本省人又看不起原住民，被輕視者也會反過來鄙夷高高在上的人。 姚：文化是一個關鍵，統治者深知這一點，一開始就刻意隔閡人民。像我太太說，她生長的眷村有十幾種語言，偏偏就沒有人講台灣話，因為政府的語言政策，就是盡量禁止講台語。這是統治者刻意不讓你們融合，一旦融合了，他的統治力就降低了。 吳：要談轉型正義，應該讓國民黨像其他政黨一樣重新開始、公平競爭，第一件事就是黨產，曾經從這塊土地不當獲得的財物都要歸還。黨產沒有了，選舉沒有可以輕鬆獲勝的財力，必須爭取民眾的支持，國民黨也會跟著轉型，黨內某些被壓抑的聲音、優秀的人才會出頭。 簡：所有黨產，除了黨員繳交的黨費外，其餘都是不當的。 轉型正義的首要是黨產 吳：放掉財力，優秀人才就會出頭姚：占用的土地建築，不能再使用姚：真正的困難在於法律是不溯及既往、保護善意第三人，所以國民黨現在拚命移轉黨產，即使你追查到了，也已經是別人的，拿不回來。但第一步至少要做到，像救國團、婦聯會占用的土地、建築，不能讓它再直接使用了。 簡：轉型正義不做，台灣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都很難解決。例如在政治控制之下，一整個世代的創作自由都化為烏有。 吳：我們從小看的小說，故事背景都是中國大陸。等到有了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王拓……，立刻引起當局注意，打壓本土作家的鄉土文學論戰就來了。 姚：幾十年來，透過電影、小說等等創作，按照統治者想法去塑造中國導向的歷史與文化，直到現在還沒有扭轉過來。所以，轉型正義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故事，不同族群背景的人，都說出自己的遭遇，現在說的還很有限。 簡：台灣社會要整個轉型，真的非常不容易。有的人不能接受中正紀念堂為什麼還在那裡？還有全國有多少條「中正」路。 吳：台灣被不同政權統治過，有位朋友形容得好，鐵蹄踏過，可能滿目瘡痍，但台灣卻遍地開花，每一批來過、踏過的人都留下一些東西，開出不同文化花朵。 傾聽凝聚共識，一同創造未來姚：停止放大自己經歷，探頭看世界吳：撥開統治者加諸我們的誤會不順眼就拆掉是沒有自信，只想到趕快破壞、摧毀它，有自信就應該留下來，成為歷史的痕跡。如果推動轉型正義，久而久之，大家對蔣中正產生不同歷史評斷，中正紀念堂可能只是去散步的地方。 姚：到時候，大家對中正路的概念就不是紀念蔣中正，而是城市最中間、最筆直的那條道路了。 吳：推動轉型正義，絕對不是清算，而是釐清過往歷史的某些東西。我們小時候被教育的是中共「竊據」大陸，蔣介石帶著幾百萬官兵來到台灣這個「反共復國基地」，但真相是他當年在大陸的統治出現許多問題，一路被打到台灣，又實施高壓統治，造成不同的文化悲劇。 簡：在和解與寬恕的基調下，台灣錯綜複雜的問題，應該被重新整理，包括省籍的、階級的、政治的，讓社會看到歷史真相，大家自然產生新的共識。 吳：這幾年，被寫出來比較多的部分，是關於台灣人在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時期的傷痛，其實外省人在那段時期，也遭受許多苦難。在口述歷史的時候，對於外省人遭受的迫害冤屈，應該再多一點重視，多理解他們的無奈。 簡：大家都是被害者，只是被統治者操弄來互相傷害。 姚：我期待的是，大家好好互動、交談，不會每講一句話就用成見，或意識形態去解釋。我不敢說透過轉型正義，就可以百分之百和解與團結，但是至少不會每逢選舉，就爭執什麼「中華民國保衛戰」。 光是要讓大家認知彼此有不同的過去就很困難，因為大家習慣將自己的經歷，化約為全面的經驗，不願意探出頭看看圍牆外面的世界。 究竟要怎麼做，才能願意彼此傾聽？我期待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間，尤其是文化人。政府應該做的是不斷提供真相，一方面透過教育讓下一代了解，一方面期待文化的潛移默化，讓現有世代漸漸凝聚共同的認識，比較容易產生共同的結論，就有機會創造共同的未來。 吳：對過去的事件，如果彼此有清晰的理解，才會發現，其實我們都一樣，只是因為歷史的某些狀況而誤解對方，沒有把事情看清楚。如果沒有這些心結，就不會再受制於統治者有意無意加諸我們身上的各種誤會；發覺我們的生命是一樣的，就會有共同的未來。無論如何，只要開始做，就是台灣一起面對未來的開始。 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 作者：姚立明 出版：圓神（2016年2月） 撰文 / 郭淑媛 | ||||
跨足政、學界的姚立明，經歷各陣營的洗禮，堪稱政壇奇葩， 藍的人討厭他，綠的人還不信任他； 但他始終對自己的信念忠誠，賣力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隨風倒、隨權走，那才是牆頭草！」姚立明坐在沙發椅上歪著腦袋想了會兒：「我老是頂著風走，所以不能說是牆頭草，我應該是『傻瓜』。」姚立明五官生得秀秀氣氣，談到眉飛色舞處，他卻習慣把整張臉繃緊，講起話來像是使了很大勁兒，「我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這句話他說過上百遍，如今再說一次，還是把話說得理直氣壯。 他，什麼陣營都待過「黨不是父母，我信仰人權、民主」姚立明經歷過太多事，在政治上，他從藍到綠，踏過光譜兩端。一九八六年，從德國學成歸國後，他進入中山大學任教，隨後就被當時總統李登輝延攬，加入「修憲資料整合小組」。「馬英九是組長，他找我當小組成員，我搞《憲法》的，所以就加入。」踏上政治路，加入新黨後，莫名其妙被推上火線，參選高雄縣立委，在新黨呼籲「一中兩國」的理念。 與新黨鬧翻、加入紅衫軍倒扁運動、幫柯文哲操盤選上台北市長，還力挺蔡英文選上總統。藍、黃、紅、橘、白、綠，姚立明什麼顏色的陣營都待過，都快湊齊一條「台灣政治版彩虹」。 國民黨「正毅兄弟」對他毫不留情，邱毅罵他「川劇變臉」，不統不獨，是「權力派」；蔡正元則諷刺他遊走於各黨，是政治投機客，西瓜偎大邊。 現正參選黨主席的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新，從新黨時期就熟識姚立明，李新坦言：「國民黨裡頭恨他、誤解他的人很多。」姚立明篤信基督教，但他也因支持多元成家，許多教友也對他頗有微詞。 雙眼圓睜，兩條短短的八字眉毛向上撐起了幾溝抬頭紋，姚立明的眉目看來驚訝至極。 但他只是人長得驚訝，被罵這回事，他早就習以為常，一點也不新鮮。「政黨又不是父母，不像是我父親姓姚，我就得姓姚！」「我的核心價值沒有變過，我信仰人權、民主，那是政治最核心的概念，是以《憲法》為指導的法治觀念，這些永遠指導我的判斷準據。」「紅衫軍時期，一群人把我當英雄，另一群人痛恨我。後來我替柯文哲助選、參與小英基金會，曾經討厭我的人變得友善，而原本稱讚我的人，又開始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各路人馬對姚立明可能都曾有過怨言，對他的不滿理由卻正好相反，「其實，我一直都是同一個我，只是每次做了重大決定，別人就用他們的牆來區隔、界定我。我反而覺得奇怪了。」「圍牆無所不在。」姚立明出身外省家庭，到了大學才認識到眷村竹籬笆外頭的世界；他深信，這些無形的牆，不是永遠難以逾越，牆裡、牆外的人們，也有機會互相理解。 他，少年輕狂混幫派整日鬥毆、惹事 因信仰改過自新「從小我就不是好學生！」他回想過去，不只「外省」、「本省」，連「優秀」與「笨」中間也有一道牆。「我國小念了七年，初二又留級一年，連畢業證書也沒領到。」國小時，他帶著死黨在仁愛路圓環旁邊的稻田嬉鬧，竟把當地居民「撿骨葬」的先人頭骨拿來當球踢。到了初中，更成立幫派「黑妖」，每天逞凶鬥狠。 「有一次，有個住在天母的孩子，竟然趁他爸媽出國，約我們一夥五個人，一塊兒去搶他自己家。」姚立明回憶，「那天我們約在公車站，我比較早到，沒想到其中一個同學告訴我，有同學在五指山軍營附近打撞球被欺負，我就跟著他去討公道！」其他三位同學照原定計畫到天母。 「隔天回學校，發現警察來抓人，才發現他們竟然欺負了同學家中的女傭。」姚立明因為替別的同學出頭，幸運逃過此劫。 「我很感謝基督教，因為上帝的憐憫，我逐漸可以念書，繼續升學。」姚立明因緣際會進了教會，擺脫那段荒唐歲月。「我媽孟母三遷，我們家從通化街搬到同安街。」同安街是當時「黑妖」敵對幫派「螢橋幫」的地盤，「我上課回來，突然前後被包抄，十個、八個人揮拳頭、拿武器往我身上打。我抱著頭，一句也不說，不還手、不討公道，他們才不再揍我。」回憶往事，姚立明嘆了口氣說：「我媽覺得，現在我沒小孩，應該是被打留下的後遺症，我現在還記得清楚，過了幾個禮拜，指甲縫還流出乾的瘀血。」從「幫派」回歸正常都這麼困難，台灣要推倒歷史、省籍的牆又談何容易。 大學開始，姚立明就逐漸建立對「民主人權」的信仰，他考上輔大法律系，當時黨外運動要角姚嘉文是他的老師。姚嘉文說，當時辦《台灣政論》雜誌，那時高普考試「按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也就是說，政府錄取公務員不是依據成績高低，而是按照省籍分配的，「我們有篇文章痛批這件事不合理，姚立明準備了很多資料，研究嚴謹。」姚嘉文笑說：「當時聽說蔣經國還破口大罵（這篇文章）。」姚立明後來到德國留學，在畢勒佛大學八年拿到博士，接觸黨外人士、甚至共產黨員，眼界更加開闊。談到「轉型正義」，姚立明至今仍以德國為例，「德國人檢討希特勒，是檢討那些藏在心中作祟的東西，會去思考：『為何我對猶太人丟石頭？』」他，從政路上多波折代表新黨參選 被其他陣營狂毆姚立明的父親姚秉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負責情治工作，是蔣經國文膽。 儘管他父親非常開明，從未要求姚立明入國民黨，但他難免對中國也曾抱有一份特殊情感。儘管他說：「會加入新黨，是因為他們反共、反獨、反貪腐、反國民黨，會退出是因為他們不民主。」然而就像姚嘉文說的，「他當時還是有分省籍的心，加入新黨他也承認是反李登輝。」但姚立明在一次又一次的經驗中，也更理解台灣族群的隔閡，「各人流著各人的眼淚。」姚立明年輕時為了脫離幫派挨揍，在政壇，這種事還是沒少過。一九九四年，他代表新黨參選台灣省副省長，在台北縣新莊演講時，被「台灣之聲」電台號召的群眾強拉出車外，遭凶器攻擊。姚立明的妻子楊芳玲目前為台北市政府法務局長，她回憶，「台大醫院打電話給我，我當時在南部，趕上最後一班飛機回台北。」病床上的姚立明，眉頭縫了幾針，眉骨被打斷，「脖子上有條不知是領帶還是繩子造成的勒痕。」楊芳玲說：「擔心是當然的，但當時，我也清楚感受到，上帝顧著他，沒上帝許可，誰也無法奪走他的性命。」姚立明沒有對這些暴力屈服，反而更固執地放棄「不說話安安穩穩過」的那種日子。 在姚立明新書《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提到與柯文哲的淵源，柯文哲看電影《KANO》，想到爺爺在白色恐怖遇到的苦難；姚立明看《軍中樂園》，想到外省人隨國民黨來台的流離顛沛。「我父親的遭遇不是他選擇的，他十六、七歲就被拉入大時代潮流；李登輝對日本的情感也不是他選擇的。」歷史與時代創造了不同的經驗和價值觀。 在新書發表會上，姚立明又一次看到《軍中樂園》，演員陳建斌在片中隔著海，高喊：「娘！俺想妳！」他當場熱淚縱橫，「我想到父親九十歲生日時，也哭了，因為他也想著娘，卻再也看不到。」他，被昔日同志批不忠妻力挺：他堅持的事，一定反芻過站在高牆上，藍╱綠、本省╱外省的創傷，在台灣土地真真切切發生。「轉型正義非常重要，蔡英文要做一個好總統，必須完成這件事。用人做比喻，小時候受過創傷，長大後就不能不去面對，否則，他的性格行為會成為黑洞，成為潛意識。」其實姚立明不是永遠那麼勇敢、灑脫，當他受蔡英文之邀，進入小英基金會時，面對一群民進黨員，基金會董事長簡志忠說，「他難免覺得格格不入，邀人參與會議也不太順利，私下吃飯時，他會感慨，終究得不到綠營信任。」不過姚立明還是堅持他認為對的事，外界批評他「不忠」，姚立明的確對什麼黨都不忠誠，那是因為他對「信念」比一般人執著：「台灣好不容易到今天，我們要繼續向前走。」「什麼叫神與我們同在？就是有沒有每日思考我們所作所為，是符合神的教導。」儘管被批評為「政治變色龍」，變與不變，姚立明自有堅持。 楊芳玲說：「他不了解的事，不會堅持，堅持的事，一定曾反芻過！」至於那些批評，或許就像一生侍奉五朝八姓、十三皇帝的「長樂老」馮道豁達一句：「知之者，罪之者，未知眾寡矣。」（指不在意他人如何說，但求問心無愧）與其說姚立明是個「政治人物」，他更像是個「公共知識分子」、像個傳教士，「使人和睦」。他不想再選公職，但他的嘴巴不會停，李新說：「國民黨應該聽聽他說話，他是站在潮流上的人。」姚立明似乎把「永遠的反對黨」，越做越實在了。 姚秉凡今年春節後，九十六歲高齡去世了，姚立明回想著父親，「我沒有經歷過至親的死亡，會有種錯覺以為人是不會死的，沒想到他在睡夢中就走了。」的確，人活著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或許心靈的高牆也不是。 撰文 / 陳亭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