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12年後，官方版重出江湖 基尼係數混戰

衡量社會收入差距的風向標——基尼係數突然重新出現，很可能是為收入分配改革「鋪路」。

在沒有官方版本的12年裡，民間版本層出不窮，但注定都充滿爭議。

久違的官方基尼係數

12年了，官方版基尼係數終於再現。

2013年1月18日下午，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就當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召開記者招待會。被問到「基尼係數」發佈計劃時，馬建堂出人意料地公佈了2003-2012年十年間的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2003年是0.479，此後波動向上，於2008年達到峰值0.491，2012年回落至0.474。

統計局基尼數據一經公佈，引來一片爭議。經濟學家許小年質疑該數據過低，「連童話都不敢這麼寫」。而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等學者則認為統計局的數據相對可信。

但更為引人關注的，是這次官方基尼係數發佈的時機——國家統計局上次公佈基尼係數還是在12年之前，因而此次公佈該數據，被普遍解讀為是在為即將啟動的收入分配改革「鋪路」。

「政府已經承諾到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若想兌現它的目標，就必須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面做出一些調整，這可能是一個契機。」李實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此外，他認為統計局也受到一定的壓力，一是社會公眾希望知道收入差距的現狀，二是一些民間研究機構發佈的基尼係數越來越高，「統計局再沉默下去，就不好交待了」。

在許多國家，政府均每年發佈基尼係數。根據公開資料，統計局曾公佈2000年中國基尼係數是0.412。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到，統計局曾在2001年第一期《中國國情國力》的期刊上，發佈過1978年至1999年間歷年的農村和城鎮居民基尼係數：1978年的農村居民基尼係數為0.2124，城市為0.16；1995年全國居民基尼係數為0.389，1999年為0.397。

但為何2001年至2012年十一年間，統計局未再公佈基尼係數呢？

名詞解釋

基尼係數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於1922年提出，用以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其值在0和1之間，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趨向平均，數據越大表示收入差距越大。按國際通行標準，基尼係數小於0.2時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達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較大，達0.6時表示差距懸殊。

1月18日的記者會上，馬建堂提到之前國家統計局尚未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住戶調查體系，因此基尼係數的計算經歷了從城鄉分開走向全國統一、城鄉可比的過程。統計局進行了近兩年的準備，對全國40萬戶居民分城鄉的、老口徑的住戶基礎資料進行了整理、計算，才得出2003年到2012年的居民基尼係數。

但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據他所知，前些年統計局也都會按老口徑統計基尼係數，之所以沒有公佈，「可能是怕數字比較敏感」。

基尼係數的高低與社會穩定指數呈反比，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警戒線」，即基尼係數超過0.4時，貧富差距將使社會不穩定。因此，當13年前中國居民基尼係數超過0.4時，統計局不再公佈，或許是出於此種考慮。

上述2001年第一期《中國國情國力》中，國家統計局在「從基尼係數看貧富差距」一文裡指出，1978至1999年21年裡，城鎮居民基尼係數增長了84%，農村居民基尼係數增長了58%，「如果這種勢頭不適當加以遏制，那麼，就可能快速地達到甚至超越警戒線，從而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劇烈的社會動盪，對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產生不利的影響」。

同時文章判斷，在衡量全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警戒線上限定為0.5，而非國際警戒線0.4，「實際工作中按0.45操作」。

上述判斷的主要依據是，各國國情千差萬別，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會價值觀念都不盡相同，也確實有一些國家基尼係數超過0.4卻並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盪，比如南非、美國、菲律賓、巴西、墨西哥等。

來自民間的「超級替補」

與官方基尼係數的長期失語相對應的，則是民間或國際組織對基尼係數和貧富差距的長期和持續的關注。

1985年第3期《經濟研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平均主義背後的收入不公平現象的文章《勞動者個人收入分配的若干變化趨勢》，作者是時任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趙人偉，因為那篇文章的巨大反響，他獲得了1986年的「孫冶方經濟學獎」。從此趙人偉開始了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

1980年代，趙人偉專門研究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雖然當時城市和農村內部的基尼係數屬於平均主義範疇，但新中國成立後的「工農業剪刀差」的工業化戰略，使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5︰1（世界銀行的數據），而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超過1.5倍。同時，二次分配的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進一步對城鄉進行了「抽瘦補肥」的逆向再分配——僅城市居民享受住房、養老、教育和醫療等補貼。

不過，1980年代城鄉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並不十分尖銳和激化，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對人口流動的限制較死，使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對比不強。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實行農村聯產承包制之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顯著提升，一度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城市中，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同期也在發生巨變。一些脫離計劃經濟體制「下海」經商的人迅速富裕起來，1990年北京亞運會召開時，相聲節目裡調侃的是「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

趙人偉概括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收入分配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1985年以前，基本是平均主義下的不公平，農村承包責任制使城鄉差距縮小；1985年-1990年代中期，平均主義和收入差距拉大兩種現象並存，體制內平均主義，體制外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代中期至今，則基本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階段。

1988年，趙人偉領銜的社科院經濟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正式成立。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了該課題組20萬美元，趙人偉和他的學生李實等人，用這筆錢進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居民收入付費入戶調查。

歷時4年，在調查了19000戶農村和城市居民後，1993年課題組發表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初期有所縮小，但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呈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的比率1985年為1.86︰1，到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反彈至2.9︰1。1988年中國農村的基尼係數達到0.325，城市為0.233，全國基尼係數為0.382。

1995年，趙人偉帶領課題組做了第二次居民收入差距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農村和城鎮的基尼係數在上升，農村的基尼係數上升到0.429，城鎮則上升到0.286，全國的基尼係數上升到0.445。這一結果與世界銀行的報告相符，世行報告估計，1995年我國城鄉收入的比率應為4.3︰1。

趙人偉退休之後，2002年李實在福特基金和瑞典國際開發署的贊助下主持完成了第三次大規模居民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到約2.44倍，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達到0.454，超過了國際警戒線。2007年，李實組織的第四次居民收入調查發現基尼係數已介於0.48-0.49之間，城鄉收入差距則接近3.3倍。

趙人偉和李實等人主持的幾次基尼係數調查結果在國際、國內都贏得了廣泛認可，並被權威學術雜誌多次引用。

與他們發佈的基尼係數相映照的，還有世界銀行、國際經合組織OECD、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眾多民間學術機構組織的口徑各異的收入差距調查。據《瞭望東方週刊》統計，近十餘年來，市場上相繼出現了不少於十種版本的中國基尼係數。這些數據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顯示中國的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不斷擴大，已經成為全球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2013年李實和同事會再進行一次基尼係數調查。他估計，自2009年起城鄉之間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可能會縮小，原因是農產品漲價，經濟刺激計劃拉高了農民工工資，以及政府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和補貼。「但這三個因素只有最後一個有可能是持續的，還不好判斷差距縮小是否是一種趨勢。」李實說。

值得一提的是，趙人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主持基尼係數調查的後期，他明顯感覺到從統計局查詢數據變得越來越難，「以前跟局長打個招呼就能查數據，後來數據保密，給錢也不行了」。

1月18日記者會上，馬建堂評價民間基尼係數調查時說，「規範的民間調查是官方統計的重要的、有益的補充」。

最霧裡看花的數據

就在統計局的官方版本公佈之前一個月，2012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與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學術調查研究機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發佈報告稱，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係數為0.61。這一數字不僅大大高於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也遠超過統計局後來公佈的0.481。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南方週末記者所能查到的世界銀行及OECD各國數據庫中，僅有2009年的南非基尼係數達到0.631超過了此數。

該數據公佈後，眾多學者表示了懷疑或質疑。比如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對媒體表示：「我國目前的基尼係數水平處於『高位運行』階段，現在肯定過了0.4，只是西南財大說的0.61有點兒太嚇人了。」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岳希明和李實隨後也撰文指出，如果在兩個機構公佈的基尼係數之間加以選擇的話，更加相信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結果，西南財大的基尼係數被高估。他們認為，在抽樣覆蓋率和樣本量上，國家統計局的住戶調查都佔有比較優勢，且其日記賬方式樣本信息也比西南財大的一次性回憶的數據收集方法更為準確。

不過，針對這些質疑，西南財經大學CHFS中心主任甘犁撰文從技術角度進行反駁。目前這場論戰還沒有結束。

由於涉及大規模的居民收入調查和專業性極強的數理統計工具，學者或機構對收入差距的調查測算結果，往往會引來無盡的爭議。

比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2010年發佈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認為，2008年，中國居民的「隱性收入」為9.3萬億元，其中「灰色收入」為5.4萬億元，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17%，且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這一組數字不僅受到國家統計局人士的公開質疑，也被包括李實、岳希明、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羅楚亮在內的多名學者質疑。

事實上，中國基尼係數和收入差距問題中最富有難度的調查，正在於對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調查，尤其是其中的非法收入部分。岳希明和李實曾在一次研討會上向統計部門建議應該解決非法收入的統計問題。一位長年從事統計工作的參會者半開玩笑地說：「統計貪官收入可不是統計局的事，那是中紀委的事。」

基尼系數降至15年來最低 但財產不平等程度卻在加深？

基尼系數降至15年來最低 但財產不平等程度卻在加深？

一財網 郭晉暉 2016-01-19 13:29:00

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近年來居民收入的上漲，且居民收入上漲幅度連年高於GDP的增速，不僅在職人員收入上漲，退休人員養老金也是連年10%的上調。

最大“挖螺賽”恐成生態災難 基尼斯被嗆不能“只認錢”

廣西北海要搞“中國規模最大的挖螺大賽”，並且要創“大世界基尼斯紀錄”的消息，這兩天成了各界熱議的話題。

5月11日，北海百事通微信公眾號發布“中國規模最大的挖螺大賽”的信息，稱該活動由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休閑度假旅遊區、北海博創廣告傳媒有限公司計劃於今年7月9日聯合舉辦，活動地點設在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旅遊區。

“撿貝殼、挖海螺、抓螃蟹、掘沙蟲”，且名額不限。挖螺大賽免費報名，挖螺賽前三名還可獲得價值千元的現金+禮品。有傳聞說，屆時，參加人員將超過萬人。

不過，這一大賽引發了環保組織的擔憂。

紅樹林保育聯盟13日通過其微信公眾號和官網發問：“千軍萬馬，人肉碾壓灘塗;人潮洶湧，萬人高舉鐵鏟;誓將海螺掏空的瘋狂場面”，會給當地生態帶來什麽?

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休閑度假旅遊區官網介紹，該旅遊區位於北海市區東南方約15公里處，與素有“天下第一灘”之稱的國家4A級景區北海銀灘一脈相連。整個景區面積約20平方公里，由紅樹林觀光帶、金灘和主園區三部份構成。區內擁有一片2000多畝的海上“森林衛士”——紅樹林，百種鳥類、昆蟲、貝類、魚、蝦、蟹等生物在此繁衍棲息，是我國罕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區。

紅樹林保育聯盟介紹，金海灣原名“大冠沙”，是中國面積最大的沙生紅樹林分布區，後被開發成生態旅遊區並於2008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由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旅遊區管理有限公司負責運營。

金海灣是底棲動物的天堂。有關科研部門針對金海灣斷面的定量研究表明，金海灣底棲動物41種(2015年)，其中軟體動物最多(24種)，其次為甲殼類(14種)。高潮區以擬蟹守螺屬種類(紅樹擬蟹守螺、珠帶擬蟹守螺)為主，林下中潮區偏淤泥質區角眼切腹蟹及扁平擬閉口蟹等小型蟹類為主，相手蟹屬種類常見。

實測數據顯示，金海灣斷面底棲動物平均棲息密度為432.89個每平米，平均生物量為115.06克每平米，這與全國的其他13片典型紅樹植物群落的定量研究相比，無論是物種數、棲息密度或生物量，都是非常高的。

金海灣也是鱟(中國鱟和圓尾鱟)的重要棲息地和產卵場。研究表明，金海灣的鱟密度達3.19個每百平米(2009年)，而同期另一個重要棲息地西背嶺的密度為1.79個每百平米。

紅樹林保育聯盟官網披露的文件顯示，今年3月23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給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旅遊區管理有限公司的《初審立項申報費付款通知書》稱，“規模最大的挖螺比賽”項目“經我部初審現已立項”，“需在3工作日內繳納申報費”，該通知書還列明了銀行轉賬帳號、開戶行、郵寄匯款地址等。

“為什麽看來看去，通知書的重點就落在付款上?”有環保人士表示，基尼斯是不是“只認錢”，對“規模最大的挖螺比賽”有可能帶來的生態破壞有沒有評估?

紅樹林保育聯盟也對此提出了四點疑問：

活動是否已向有關部門申報及獲得審批?

如此大規模的活動必須向公安部門報備，向相關的海洋或水產部門申報，獲批後才可開展。

活動是否進行過環境影響的評估?

如此大規模的活動，且不論挖螺與否，成千上萬人同時在金海灣潮間帶輪番踩踏，必然會對底棲生物帶來巨大影響，加之轟轟烈烈的全民地毯式挖掘，如何保證類似鱟等重點保護動物不被采集?地毯式挖掘活動對底棲動物群落有可能是毀滅性的，並進一步影響以底棲動物為食物的鳥類等動物，從而影響整個紅樹林生態系統。

這樣的活動是否符合生態旅遊的範疇?

金海灣是紅樹林生態旅遊區，由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旅遊區管理有限公司負責管理和運營。這類活動是否符合生態旅遊的範疇?

大世界基尼斯紀錄是否有基本的生態或道德準則?

不論是基尼斯紀錄(CFK)，還是吉尼斯紀錄(KFC)，是否都有最基本的生態或道德準則?如果類似的活動有可能對生態有較大的影響甚至毀滅性破壞，在未采取妥善措施或獲取可行性評估報告前，該紀錄有無除初審繳費外的其他審核機制?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官網公開資料顯示，大世界基尼斯總部於1992年在上海註冊成立，由從事文化、旅遊、娛樂經營的上海大世界(集團)公司全資設立，其工商登記的經營範圍為：組織創“大世界基尼斯”紀錄的競賽、收集、申報、審核、確認，作品展出及經銷，組織絕技演出;創“大世界基尼斯”紀錄資料的編輯等。

按照紀錄項目申請流程，申報者(單位)收到立項通知書，繳納申報費(個人項目：申報費600元。單位項目：申報費900元)。

之後，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對申報者(單位)提供的專家鑒定、公證、計量等資料進行複審或實地考察，對申報項目簽署終審意見並發出確認通知書。申報者(單位)繳納審證費(個人項目：一般項目4200元;單位贊助12000元。單位項目：一般項目25000元;大活動32000元;廣告效應37000元。)。之後，總部對手續齊全的項目頒發“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證書。

據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官網介紹，自1992年成立至今的24年中，大世界基尼斯總部共頒發了3400余項大世界基尼斯紀錄，涵蓋全國34個省(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螺

鱟

“規模最大的挖螺比賽”項目《初審立項申報費付款通知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