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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設施極度貧富不均 林本利

2011-5-26  NM




香港原來不單止收入和財富極度不均,就連市民的休憩用地和康體設施的分配,也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情況。

去年《南華早報》報導,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以免地價或者1,000元的地價,批出多塊珍貴地皮給私人會所興建遊樂場設施,供會員使用。政府批地的條款, 列明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可以要求私人會所開放部分設施給學校及社福機構使用。只不過多年以來,私人會所實際開放給公眾使用的時間十分有限,兼且限制多 多。

由於有立法會議員跟進事件,政府被迫要檢討這些「私人遊樂場地契」的批地條款。誰不知一年過後,政府的檢討結果,竟然是日後續契時,會建議要求私人會所對外開放時間,由現時每週9小時,改為每月40小時。

一年有12個月,52個星期。政府的建議,即是將私人會所的開放時間,由原先每年468小時(9小時×52個星期=468小時),增加至每年480小時 (40小時×12個月=480小時),每年增加了12個小時,增幅為2.6%。多出的時間,恐怕連更衣和如廁的時間也不夠,明顯是玩弄數字,沒有實質上的 改變。

眾所周知,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十分珍貴。由於土地有限,本地的休憩和康體設施嚴重不足,市民須要輪候長時間才可以申請到設施。根據政府的規劃,每名市 民的平均休憩用地是一平方米。以全港七百萬市民計算,休憩用地應該有700公頃(1公頃=10,000平方米),大約700個標準十一人足球場。實際的數 字相信低於此數字,市民可以真正享用的休憩場地極之不足。

過去個別地區的區議會曾經要求政府修改土地規劃,不要將一些空置土地用作興建住宅,改為提供休憩場地給市民使用,結果往往得不到政府有關方面的積極回應。 政府官員甚至將供全港市民使用的郊野公園、天橋底和馬路旁的空地,地產商提供的公共空間(為了換取額外樓面),都計算入休憩用地之內,試圖推卸撥地興建休 憩和康體設施的責任。

根據經濟學家的分析,私人會所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有別於其他牟利和非牟利組織。私人會所的成員,一般是有類似的背景和信念,會所的「排他性」十分高,不 輕易接受不同背景和理念的人入會。私人會所產生的價值,主要源自這種「排他性」;政府若貿然要求會所開放會籍或讓公眾人士使用設施,會大大降低會所的價 值。故此,政府檢討私人會所的地契時,著眼點不應是增加對外開放時間,應該從公平和善用稀有土地資源的角度,去修訂地契條款。不少私人會所佔據珍貴地皮, 將大片郊野公園土地變成私有。政府應向私人會所收取市值地價或者租金,每年再按照市值租金徵收差餉和地租,將稅收用作興建更多的休憩和康體設施,供公眾使 用。政府收足市值地價及租金,增加私人會所的經營成本和會費,反而令會員更有「優越感」。政府亦可以收回部分私人會所土地,重新發展後供公眾使用。現時以 超筍價批地給富豪興建俱樂部,再有限度開放給市民使用的做法,只會增加管理上的困難,令市民覺得政府偏袒富豪,加深「仇富」情緒。估計香港只有數萬人可以 有資格使用這些免地價的豪華私人會所設施,其餘七百萬人要輪候使用康文署的設施,或者付費給地產商使用私人屋苑會所設施,這又是否公平合理呢?

林本利現任教於理工大學,專門研究公用事業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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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景氣寒冬、社會貧富不均 政府充耳不聞 張忠謀苦心換無奈

2011-10-24  TWM




繼匯率事件槓上8A總裁彭淮南 後,半導體教父張忠謀再度發表對於未來景氣及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憂心。滿頭華髮的他心中似乎有很多話要說,甚至也很想為社會做些什麼,但是面對「不痛不 癢」的官僚體系,教父相當無奈!

撰文‧張瀞文

半導體教父張忠謀總是喜歡以燕子的來或去,比喻當前景氣好或壞, 十月十三日,國內財經媒體全部以頭版頭條,報導張忠謀看壞景氣到二○一三年的說法,教父說「未來一年都看不到燕子」,這是張忠謀近年來對未來景氣看法最悲 觀的一次,未來經濟情勢嚴峻情況,不言而喻。

只是半導體產業的問題?

面對教父的說法,政府部會選擇各自解讀,經建會主委劉憶 如表示,張忠謀是從高科技的角度看台灣經濟問題,沒有二次衰退疑慮;政府官員不願意正視整體經濟景氣衰退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這看在張忠謀眼裡,心中不免 焦急萬分。

因此,上周六(十月十五日)台積電運動會上,被問到景氣春燕不來,政府可以做什麼時,這位企業領袖先是強調「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還說過去每次在講大經濟時,有些人都以為是在講台積電或是在講半導體產業。

最後張忠謀無奈地說,「雖然我總是講得很明確,可總還是會 被誤會。」假如他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來問我」。

雖然,張忠謀對政府反應不以為然,但有趣的是,張忠謀罕見地對景氣發表如此悲觀的看 法,不只政府,就連外資對教父的悲觀也不以為意。

就在「未來一年都看不到燕子」見諸媒體當天,不僅不見外資大賣,還逆勢加碼台積電一萬八千 多張,隔天又大買二萬一千多張。

台積電股價在外資大力加碼下,雖有國內法人賣超壓力,不過仍連續兩天開低後拉出長下影線,透露出市場多空拉 鋸當中,多頭略微勝出的味道,而教父對於景氣看法到底準不準?其實市場早有衡量的一把尺。

翻開過往的歷史,其實半導體教父對於經濟景氣的預 測,準確度可說是相當高,不過反映在資本市場,或是台積電股價上,則不見得一定會買帳。然而,促使張忠謀近年來對於景氣預估誤差值越來越小,甚至趨近於 「完美」的動力,則是來自於二○○○年那一次預估的「凸槌」。

二○○○年前後,科技泡沫達到高峰時,當時,張忠謀在台積電運動會上曾冒出一 句「半導體天空看不到一片烏雲」,一度讓市場信心大振,不過話講完沒多久,美國網路泡沫破滅,整個景氣馬上由雲端跌落谷底。這讓凡事要求精準的張忠謀耿耿 於懷,因此,他決定建立台積電內部更具科學依據的景氣觀察機制。

果然之後的○一年四月,當時市場仍深陷網路泡沫破滅的愁雲慘霧當中,不過張 忠謀已領先市場率先喊出「看到第一隻燕子飛來」,為市場捎來好消息,這是張忠謀首度以燕子來去比喻景氣,而之後景氣確實也在低迷當中一度「曙光乍現」。

一 直到○二年七月,張忠謀再度提起燕子,不過這次燕子卻遠離了大家,當時張忠謀不僅說「春燕飛了」,還引用唐朝詩人杜甫的詩句「落花時節又逢君」,來形容他 的心情,隱喻了當下的經濟景氣,就與杜甫在這首七言絕句當中所要表達「人事已非、物換星移」的意境相同。

這一次,張忠謀無預警發表看空的說 法,震撼美國華爾街股市,不僅台積電ADR一度暴跌達二五%,英特爾、AMD、國家半導體、美光等半導體類股也全面重挫。隔天效應仍持續發酵,全球半導體 股全面籠罩在「Morris風暴」當中。

張忠謀一句話引爆的蝴蝶效應,讓全球金融市場一夕間蒸發數十億元,也因此奠定了台灣、台積電、張忠 謀在全球科技界及金融市場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教父提點新低潮將至

顯然在歷經幾次的景氣波動後,台積電內部已 逐步建立公司的景氣觀測指標B╱B值︵半導體訂單╱出貨比︶,且經過一段時間的測試,準確度愈來愈高。

張忠謀曾在法說會上說,B╱B值不是 他判斷營運走向的唯一指標,包括參考客戶的訂單預估,以及參考半導體研究機構對於未來的預測,都是他判斷景氣的重要依據。

一直到○九年初, 金融海嘯發生不久,當時全球歷經百年大海嘯信心潰散,不過張忠謀在市場一片驚魂未定當中獨排眾議,於二月下旬公開表示「半導體景氣呈現微揚L形復甦,半導 體景氣差不多現在就是谷底了。」而這個說法,也激勵整個市場的信心,讓這一波多頭走勢一直持續到現在。

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一波 走了超過一年半的景氣多頭,眼看全球因為政治、經濟問題層出不窮,而即將陷入新一波低潮當中。

接下來,除了已經不景氣很久的日本之外,包括 歐美也將陷入新一波的不景氣泥淖中。最近這幾年經濟成長動能強勁的中國,也將因為受到通膨壓力,政府設法降溫,而導致經濟發展趨緩。所以,其實張忠謀語重 心長的這一席話,僅是拆穿經濟榮景的假面,勇敢講出實話而已。

八十歲重掌台積電兵符,張忠謀曾經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形容自己的心情, 而半導體教父選擇在這時候講真話,提醒大家「燕子飛了,而且這次真的飛得很遠」,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能提前準備好糧草,才得以熬過接下來的寒冬。

教 父的苦心提點,政府高層似乎充耳不聞,尤其總統大選前,張忠謀丟出的這顆風向球,馬政府要怎麼接招?在企業界會造成什麼效應?都是值得觀察的後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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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比特幣的財富分布嚴重不均 像極了朝鮮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1943

花旗分析師Steven Englander撰文稱,在比特幣的世界中,0.1%的人擁有50%的比特幣,1%的人擁有80%的比特幣,比特幣世界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88,像極了朝鮮的財富分配情況。據韓國研究,朝鮮的基尼系數在2002年時就高達0.86。以下為Englander的分析:據估計全球共有100萬人持有比特幣。其中最富的47個人擁有30%,另外900個人擁有20%,另外的1萬人擁有25%,剩下的約100萬人擁有20%,還有5%不知去向。所以,簡單總結一下,就是0.1%的人擁有50%的比特幣,1%的人擁有80%的比特幣。萊特幣的集中程度也類似。所有的虛擬貨幣大戶都是在價位極低時很早就入場,坐等著看自己的錢不斷升值,策略非常成功。比特幣的持有結構看起來像極了朝鮮的財富分布,這讓中國和美國的財富分布看起來像是天堂一般。據估計,比特幣的基尼系數高達0.88。但是如果有大玩家同時擁有多個賬戶,那麽總的財富集中程度將會更高。全球最新的調查顯示,沒有任何國家的基尼系數高過0.85,當然,這個調查並不包含朝鮮(小編註:另據韓國發展研究院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2002年時朝鮮的基尼系數就已經高達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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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資本論》揭露貧富不均 讓兩位諾貝爾得主按讚 法國學運之子的經濟奇書為何大賣?

2014-05-19  TWM  
 

 

他是經濟學界最紅的明星,讓兩位最嗆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台乖乖聽話,用一本厚達七百頁的經濟學著作在亞馬遜賣到榜首。他不信馬克斯,卻得出和馬克斯一樣的結論……這位年輕法國經濟學家,在紅什麼?

撰文‧楊卓翰

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狄格里茲(Joseph Stiglitz),這兩位講話嗆辣,又常針鋒相對的經濟學家,坐在台上,像乖巧學生一樣,靜靜地聽。這不是他們的場子,他們只是配角。湯瑪仕.皮凱提(Thomas Piketty)正在說話。

解答貧富不均的真相

皮凱提是法國經濟學院的經濟學者,也是最近全球大賣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暫譯。中文版由衛城明年出版)的作者。這本重達一公斤、七百頁的書,四月時英文版在亞馬遜上架,一度缺貨,目前還是銷售榜首,賣得比小說還好,謂為經濟學奇書。

兩位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就是特地來為皮凱提站台。在這場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的學術論壇,小小的演講廳塞滿觀眾,主講人皮凱提,操著濃厚的法國腔英文──你幾乎聽不懂那是法文還是英文,用了四十分鐘介紹他書中的主要概念:「解答過去三百年來全世界貧富差距的真相。」而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各只有十分鐘,上台呼應皮凱提的研究。

「十年前,我想在我的書裡其中一章提到貧富不均,結果出版社把它拿掉了,認為這不重要。」克魯曼調侃,「但是皮凱提給所有不重視這個議題的出版社、學者們上了一堂課。他的書,是我們這個年代最重要的經濟著作。」這個皮凱提是誰?為什麼他的經濟書可以在全球大賣?

今年四十三歲的皮凱提,出生於法國。他的父母雖然高中都沒畢業,但都是激進的左派運動分子,一九六八年那場顛覆法國的「五月革命」裡,他的父母就是在前線與鎮暴警察對峙的反抗者之一。

這場五月革命,是法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學運,一開始只是大學生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卻演變成反對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右派勢力的全國性暴動和抗爭,最後逼得戴高樂解散國會,並間接影響戴高樂一年後的辭職下台。

皮凱提出生的一九七一年,整個法國正處於後革命的撕裂中;而父母的政治傾向,比他們的學歷影響更深。出生於左派家庭的皮凱提,看到一個令他不解的現象。

「八○年代後期,蘇聯瓦解、德國柏臨圍牆倒塌,這讓我很疑惑,」皮凱提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回憶,「如果資本主義造成社會不公和收入不均,那為什麼不允許私有資產的共產主義國家,會一個一個瓦解?」皮凱提說。

狠敲資本主義警鐘

年少的左派思想,在青少年時受到衝擊,激起皮凱提發掘問題的動機。這注定他一生研究志向:資本主義下的貧富不均,他二十二歲就拿到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和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學兩個博士學位,論文都和貧富不均有關。

這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正是皮凱提耗費十五年研究的結果。雖然有許多評論家把皮凱提比作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斯(Karl Marx,被譽為共產主義之父,《資本論(Capital)》為思想代表作),但皮凱提不這麼認為:「這本書和《資本論》沒有關係!」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很明顯我們需要資本主義,不只是因為經濟更有效率,而是如此人類才能自由。」在書中,皮凱提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分析:在過去三百年的經濟發展中,「投資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是常態,也是造成貧富不均的主因。過去三十年貧富差距的縮小,只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小反彈」。按照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不對資本利得及富人全面課上八○%的高稅率,貧富差距在未來只會擴大。

就是這個論證,讓全球近年的社會運動,包括佔領華爾街、中東茉莉花運動等核心價值,終於有了清楚的論述。「他們(社會運動者)隱約知道自己在反抗什麼,但沒人可以像皮凱提這麼清楚地拿出數據,指出那些『一%』、『一○%』如何獨吞經濟成果,造成收入不均。」克魯曼在演講時說。

再加上皮凱提的這本書深入淺出,讓一般非經濟甚至非英文讀者都能輕鬆讀,才能在全球瀰漫左派氣氛的當下,賣到缺貨。雖然皮凱提極力和馬克斯撇清關係,但結論卻和馬克斯殊途同歸,馬克斯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而皮凱提至少已狠狠地對資本主義敲響警鐘。

馬克斯的《資本論》為共產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將來會怎麼影響經濟發展?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

湯瑪仕‧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出生:1971年;法國

現職:法國社會科學高等

學院(EHESS)主任、巴黎經濟學院(PSE)教授

經歷:麻省理工學院

經濟系助理教授

學歷: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學、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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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不均:風水輪流轉?

來源: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7772?full=y

2014年08月20日 05:57 AM

貧富不均:風水輪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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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不均引起很多討論,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其主要的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權力來對市場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平衡——對頂級富人家庭課以重稅。方案之一,是對美國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金的人啟徵邊際稅率高達80%的所得稅。歷史上施行過的累進所得稅率,在歐美發達國家(直到1970年代)曾經超過90%,而美國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甚至達到過96%。然而扼殺性的高稅率效果並不如預期,遏制了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創新發明,最終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而經濟增長受阻,結果窮人的生計並不能得到實質性改善。這個嚴酷的歷史教訓,可以說是里根、撒切爾代表的保守經濟政政策之能勃興、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場無誤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動力。

上述解決方案,要求各國聯手稽徵高昂的財富累進稅,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術時代資本國際間的流動暢行無阻,任何經濟體想實施不利於資本的稅率、利率、匯率、及管制政策,無異為淵驅魚。過往三十年供應鏈的全球化整合,無不以資本為引擎,引領著產能、技術、就業、市場的綜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中國肇始於經濟特區的開放,成果非凡,關鍵也在於給資本稅率和監管鬆了綁。跨國公司讓巨額贏利趴在分支機構的賬面上而不挪回總部,原因也在鑽稅率差異的空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資產者聯合起來”可以說連門都沒有。

皮凱蒂的母國法蘭西實際情況正是如此,這里舉兩個微觀層面的例子。社會黨人二十餘年後重新執政,奧蘭特總統把富人的累積稅率提高到75%,影視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遷冊比利時,隨後入籍俄羅斯。這和他自己聲稱的“俄羅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國,因為他父親是個老社會主義活動家”沒什麼關系,只因為俄羅斯的最高稅率是13%,遠低於任何歐美發達國家。葡萄牙的地產商人拜奧蘭特為裡斯本最大的財神,他把法國的錢趕到了那裡投資置產。目前法國人成了葡萄牙海濱高級住宅的最大買家,緊隨其後的有巴西人(同樣說葡語)、中國人和英國人。中國人何苦遠到葡萄牙買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

皮凱蒂的政策建議既然無法落實,看來也就無從被證偽,但是這種弔詭的安全性被一項長程歷史的實證研究給顛覆了。美國經濟史學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譯作《子孫照樣發達》)對“皮凱蒂療法”來了個釜底抽薪。書名很有趣,是海明威的小說《太陽照樣升起》的翻版,在英語里太陽和兒子的發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辯解說這書名是編輯給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別了,施捨》)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別了,武器》,alms(施捨品)和arms(武器)的發音很相近。看了這樣的書名,不用猜測你就不難想見書的意圖:社會上成功人士的後代也將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後代同樣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調用了大量歷史舊檔和徵集了長程歷史的實證數據,揭示出跨(多)代的社會粘滯性(social persistence)是異乎尋常的高,上層人士以及下層的人要“回歸到”社會的平均水準相當艱難,常常綿恆數代、十數代而不可得,不論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文化條件和體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試圖證明或業已證明的結論,可說是“驚世駭俗”,豈止是“政治上不正確”,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一些信條也將有顛覆性的影響。

你也許對各種“學”沒有興趣,但你對於自家的兒孫能否“發達”是很難不感興趣的。在個體層面,克拉克的建議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繼續發達,或者變得發達,你最重要的事是同好的伴侶結合,給孩子一個好的生父(或生母),其餘則順其自然可也。出生後的額外補課、小竈家教均無關宏旨,甚或徒勞。

相信許多人(曾包括筆者)聽了會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拍案而起怒斥他是“種族歧視、帝國主義、唯精英論者、優生論者、天良喪盡……”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離經叛道的味道,為避免各種罪名起見,他做了許多細致詳盡的實證數據分析;提出結論時也很委婉,往往以提問的方式,比如問,“要不是基因遺傳,那麼又是什麼因素造成了歷史上可觀察到如此高度一致的現象呢?”

克拉克教授用的方法相當簡單,追蹤數百年來姓氏在社會的綜合地位的起落,特別是那些顯赫而稀少的姓氏,所占據的地位高於社會平均水準有多大程度,能持續多少代。書中集中考察了多個社會,包括英國、日本、印度、韓國、中國、美國、瑞典、智利、丹麥等國家,以及猶太人、吉普賽人等群體的長期演化,實證數據的跨度長達幾個世紀,英國的數據更長達九百餘年。克拉克發現,非但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下的英國,其社會流動率與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是同樣的遲緩,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也不比推崇社會主義平權的瑞典、丹麥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差不離。

克拉克教授把這種人類社會的高粘滯現象稱之為“社會執著度”(social persistence),計算出代際傳承率為0.75左右,並認為是一個“普世常數”(universal constant),與文化、制度安排等等無關。如此,孫輩和祖父輩的相關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輩的影響則為42.19%(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續的影響仍有可觀的7.5%。這對人們素所“樂意”相信的高流動性的信念——社會越開放流動性越高,而在理想的社會每代人都應當“重新洗牌”,每個新生兒都將“生而平等”地面對著平等機會,構成了強烈的沖擊。克拉克考察和分析的結論,是風水即便輪流轉,速率是很低緩的,遠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能夠在兩代人之內實現“風水輪流轉”,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可能需要在十代人之內實現“風水輪流轉”,即“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據他的計算,一個家庭要在一代之內從社會綜合地位的中間水平翻到社會頂層的0.5%,機會只有五億分之一,在英國這幾乎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現代英格蘭;至於要通過一代人的時間從社會的底層(0.5%)翻到社會頂層(99.5%),其概率則等於零,克拉克相信,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

究竟哪個更有道理?

克拉克指出,人們高估社會流動性的印象,部分來自誤算。他們以物質收入的代際影響替代了社會流動性。其實,競爭社會地位、獲取資源的能力是綜合性的,除了財富,還有教育(掌控信息和知識的)、職業(擁有高尚崗位)、社會聯系(抱團的緊密網絡)、健康狀況、是否長壽等,都是構成“社會成功”的元素。譬如說,蓋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準會比父輩差得遠,他們不惟不再孜孜為錢打拼,其主要的職業甚至是在散財方面(公益基金會之類),然而他們的綜合社會地位,大半由祖上遺傳得來的綜合社會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並不會很快衰減。若是根據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為他們迅速回歸到社會平均,從而得出美國比其他社會流動性更高、更“公平”的結論,那就是根據錶面現象得出的很不可靠的結論。

至於為什麼人們對社會流動性速率的印象與此大不相同,克拉克的解釋是,人們意識的重心是短期的,他們關註的焦點在代際變化,只是兩代人之間發生的變動,這時隨機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噪音”(各種運氣,包括好的運氣或壞的運氣)掩蓋了真實的訊號。噪音的影響在長期過程中會被抵消,在群體里會被折沖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時間,大約為75年。他提出的實據,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的傳統社會和之後的現代社會的比較。測算的結果表明,傳統英國的代際粘滯系數在0.80-0.85,現代英國的代際粘滯系數則在0.73-0.84左右。以此來計算,第四代英國人受其曾祖父影響的仍分別為 28.4%-40.96%(傳統)和40.96%-52.20%(現代),相關度在五分之二左右,雖說有改進,但依然很顯著。而素有“機會平等大熔爐”的美國,社會粘滯度比起英國也實在不遑多讓。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個好配偶”的建議時,克拉克請大家註意,1、配偶的“好”,不在於他(她)是否有錢或生於有錢的家庭,也不在於其面貌是否姣好,而在於其生父母的財富、教育、職崗、社會網絡、健康長壽等因素的綜合考量;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從長計議,才能確實把握他們的成功是否有堅實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

那麼,克拉克的發現和皮凱蒂的研究又有什麼關聯呢?《21世紀的資本》揭露出財富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均,且在擴大之中,這也許是個事實。皮凱蒂著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發達經濟體特有的,與中國的國情也有著相當的關聯。例如,國際間常被引用的一個數據,稱美國參眾兩院最富的前50位議員的財富加總起來不到11億美元,而中國的人大委員會里最富有的前50位代表的財富總值達到了980億美元。要是把沒露白的財富也計算在內的話,兩者的差別可能還要令人瞠目結舌。可是,如前文所述,皮凱蒂提出的在全球合作對財富徵收高的累積稅率的解決思路,很少具有可操作性。克拉克的發現則(間接地)對皮凱蒂的核心理念發難:非但以公權力為杠桿的社會再分配成效短暫甚至是徒勞的,其初衷都是疑問。克拉克認為,以發揮人類本身潛能的規律來運作,市場帶來的結果其實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為持久。

我們主要關心的,自然是中國人的社會流動現狀。《子孫照樣發達》里闢有專章,就中國近代的案例展開討論,這個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弟子Yu Hao (編者註:郝煜)的合作研究——“中國三個政體下的社會流動性——姓氏研究(1645-2012)”為基礎的。他們匯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國、以及1949年後大陸和臺灣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三種體制下中國社會的流動性都和世界各國的相仿,比一直以來認為的要低得多,盡管這十幾代期間,尤其是十九世紀末頁直到現今,我們發生過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作者沿用了姓氏的變遷的分析方法——通過比較該姓氏占總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層成功人士的占比,來說明該姓氏是處於社會的頂層及上層、中層、還是下層及底層。這里所謂“成功的社會綜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貴”,包括科舉里考中“舉人”、“進士”數量。成功獲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晉升最主要的社會階梯,民國以後,“貴”的評測改換了內涵,科舉的功名被替換成現代的上層職崗:名校的教授、學者院士,名醫生名律師,高級行政官員,以及企業的董事長,等等。

作者追蹤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於長江下遊地區)三百多年來的變遷,證實前朝的精英在現代社會上層的占比仍然超過社會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會平均水平設為1——姓氏占總人口的比例和該姓氏在上層成功人士所占比例是同等的話,那麼“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國三大姓”(張、王、李,占全國人口約22%)以及“地區三大姓”(顧、沈、錢,總數在兩千萬人以上)相比,其影響遠遠超過1,也就是說,他們的“代表比率”遠超過社會的平均值 (overrepresented)。

具體的計算,根據1820年至1905年(之後科舉被廢除)的科考數據,在鄉試(“中舉”)和會試(“中進士”)里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8.6倍(張王李三姓人口眾多,足以代表全國平均水平,故比率為1),是“地區三大姓”的4.7倍。

中國廢除帝制進入近代共和以來,差別依然巨大。從民國政府的高官名錄(1912-1949)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85倍、“地區三大姓”的2.28倍;從著名大學的教授名錄(1912)來看,“精英十三姓氏”為“全國三大姓”的3.82倍、“地區三大姓”的1.88倍;從企業的董事長名錄(2006)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51倍、“地區三大姓”的1.62倍;從中央政府的負責官員的名錄(大陸,2010)來看,“精英十三姓氏”則為“全國三大姓”的2.75倍、“地區三大姓”的1.46倍。

事實上,“地區三大姓”(主要分佈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國範圍內也是“精英姓氏集團”。它也明顯超出了“全國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國平均水平。上述的五個測評數據,顧、沈、錢三姓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我的兒子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撰寫經濟博士論文,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幫助整理了部分資料,我們父子之間對克拉克的數據、分析方法和結論詮釋也曾有過討論。中國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姓氏卻是相當集中的:中國大陸的三百個上下的姓氏覆蓋了95%左右的人口,而臺灣的三十個姓氏幾乎覆蓋了人口的全部(98%)。不比英國,姓氏多達27000個,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適合西方的社會,追索小(成功)姓氏樣本的長程變遷更容易。克拉克顯然註意到了這類差別,他在中國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調查了比如象“寧波範氏”、“海寧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變遷。結論仍舊不變,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從長計議,數百年來依然粘滯,並沒有因為社會體制、文化價值的劇烈變動而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要變也是“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的長程演變,在他的“普世常數”的社會流動性規律的範圍之內。證據之一是,1949年後大陸和臺灣分野,社會體制及其政治乾預迥異,但是翻天覆地的折騰之後,社會流動性在兩者之間,相差卻甚小(臺灣的甚至略高一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直接參閱原書。

《子孫照樣發達》一書今年三月正式出版,引起了社會關註和各界熱評。瀏覽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經濟學家的評議,很少能對書的數據模型、方法詮釋提出質疑的,盡管如此,書中提出的結論還是令人難以“下咽”。正如一位有名的哈佛教授所說,筆者亦有同感,“讓我們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規律不是事實。”

在公共政策設計之上,這涉及到了一個更根本性問題。在爭議社會分配是否平均時,人們常是把“公正”、“正義”、“公平”、“平均”攪和在一塊,難道它們是一個概念嗎?如果確有區別的話,我們又應當在哪個層面加以區分?

比如,你可以追尋自己周邊的人,同鄉、同學、同事等等,“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歷,以及他們前代的經歷。開放三十餘年以來,各方面的松綁的結果,社會資源的分配確實有了更多的差異,然而這樣的進展,難道是更偏離“公正”了嗎?

我倒是傾向於相信,怎樣使得競爭的場地更為平坦,更符合人類的生存條件(human conditions),能讓競賽博弈一輪又一輪健康擴展,廣泛激發出全社會的創新能力,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設性的貢獻,可以為社會分配及再分配提供公義的長久基地。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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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全面兩孩實施在即 各地預熱工作冷熱不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3754.html

獨家:全面兩孩實施在即 各地預熱工作冷熱不均

一財網 王羚 2015-11-18 20:07:00

《第一財經日報》從各種渠道獲知,全面兩孩政策可能將於12月底或2016年1月1日正式實施。各地已經開始預熱,迎接新政策落地。

《第一財經日報》從各種渠道獲知,全面兩孩政策可能將於12月底或2016年1月1日正式實施。各地已經開始預熱,迎接新政策落地。但是由於對人口形勢認識不同等原因,各地表現冷熱不均,有的比較積極,有的比較消極。

根據衛計委此前公布的信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完成並通過之時,就是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日。13日,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已經完成,並送審至國務院法制辦。衛計委與國務院法制辦、全國人大等相關部門,正在進行密切溝通。

從目前來看,全面兩孩實施進度相關信息已經在衛計委系統內部傳開。不少地方已經開始針對新政落實做預熱工作。

為符合再生育條件的人群提供取節育環證明是其中一項。對於節育環,各地政策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是要求育齡婦女必須帶節育環。根據相關規定,沒有計生部門出具的證明,醫院不允許給育齡婦女取環。

情況在本周發生變化。11月17日,記者獲知有些地方的計生部門已經發出通知,育齡婦女取節育環已經不再需要計生部門開具證明,育齡婦女也可以不需計生證明就取環。

但也有一些地方,準備再生育的群眾遭遇了冷臉。多位育齡女性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她們想摘掉節育環做備孕,但是計生部門拒絕給她們提供可以摘取節育環的證明。沒有這個證明,醫院拒絕給她們取環。

42歲的山東趙女士為此很苦惱。按照婦產科醫生的說法,摘掉節育環至少三個月之後,身體才能恢複到利於受孕的正常水平。而基層給她的回複是,要等到上級有文件才可以給開取環證明。至於何時政策落地,回複是也許等明年兩會後,也許要六七月份。

根據衛計委的統計,全國9000萬左右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人群中,40-49歲育齡女性占50%。對於這些已接近育齡期末端的女性來說,時間很寶貴,拖得越遲,再生育的可能性越小。

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認為,考慮到全面兩孩的目標人群年齡相對較大,計生部門應該迅速行動起來,為她們再生育開辟綠色通道。拒絕開具取環證明,說明這些計生部門還延續著過去嚴格管控生育的觀念,沒有轉到為再生育人群提供優生優育服務上來。

王培安在11月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曾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基層計生部門將會更加註重生育關懷,為群眾提供便捷、優質的婚育健康全程服務。

《第一財經日報》調查發現,類似依然習慣於管控思維,缺乏服務思維的現象在不少地方的計生部門存在。比如,根據規定,計生部門要求育齡婦女每季度(有的是每個月)檢查身體,掌握孕情。據有些縣市的讀者反映,現在查體依然在嚴格進行,而且一旦發現懷孕,就立刻催繳社會撫養費。

編輯:劉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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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全面兩孩落地在即 各地準備工作冷熱不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25799.html

記者觀察:全面兩孩落地在即 各地準備工作冷熱不均

一財網 王羚 2015-12-15 14:56:00

中國正處在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的人口新常態中。出生性別比失衡、老齡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這些都會為未來的家庭建設、養老等帶來嚴峻挑戰。

這幾天,關於全面兩孩政策的進展一個接一個,光昨天就有兩個重要消息。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另一個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八次委員長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決定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12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屆時,審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是該次會議的重要內容之一。

總的來說,對於全面兩孩政策,這兩個都是好消息。昨晚就有朋友詢問,《決定》通過是不是就算是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了?答案是否定的。

《決定》其實是中央政治局作為高層對全面兩孩政策的落實進行部署工作,等於提前做好相關工作安排。真正落地的時間,按照衛計委此前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的,應該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通過審議,也就是說,焦點在下周即將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按照修法程序,應先由有關部門先完成草案,然後報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然後全國大人審議通過。現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早已完成,並於12月2日通過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審議,馬上要進入最後一個程序。這個程序完成,全面兩孩政策就在全國統一正式實施了。

從目前的調查來看,各地在進行全面兩孩政策落地的準備工作中冷熱不均。有的省份,比如廣東有些城市,已經準許符合二孩條件的婦女取環備孕,而有的地方,依然在嚴格查環查體,並且對已經懷上二孩的公職人員施加壓力。根據讀者的反映,山東某些城市突擊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行為比較突出,不少還在懷孕的婦女就被要求先繳納社會撫養費。

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決定》里出現了這樣的字句,“要嚴格控制政策外多孩生育,維護良好生育秩序。”這句話明確了當前的生育政策,只是放開全面兩孩,對於三孩及以上家庭,仍將會采取嚴格管控的政策。根據調查,目前被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家庭中,95%以上是兩孩家庭,三孩及以上家庭不足5%。

根據衛計委公布的數據,全面兩孩目標人群中50%以上是40歲以上育齡婦女,35歲以上的占60%。而多家機構的生育意願調查表明,目前中國人整體的生育意願已經相當低,可能在1.6到1.9左右,遠遠低於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同時,不同年齡的育齡婦女呈現出生育意願隨年齡降低而遞減的趨勢,也就是說80後比70後生育意願低,而90後的生育意願又低於80後。

有人口學者認為,考慮到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願現實,以及目標人群整體年齡偏老,全面兩孩政策很有可能像單獨兩孩一樣遇冷。人口學者姚美雄呼籲,當前要抓住人口結構優化的最後窗口期,為大齡育齡婦女再生育建立綠色通道,同時在全國鼓勵生育二孩。

人口生產有其特殊的慣性和規律。中國正處在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的人口新常態中。出生性別比失衡、老齡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這些都會為未來的家庭建設、養老等帶來嚴峻挑戰。當70後生不出來、60後嬰兒潮群體進入老齡,新生代越來越不願意多生,中國可能真的會錯失人口結構優化的最後機遇。

編輯:姚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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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不均教父的15項公平建言

2015-11-02  TCW

台灣貧富差距達九十九倍,已成社會最迫切改革話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師父出馬,十五項政策建議,擲地有聲。

一聽到「不均」一詞,很多人都會用追求「機會均等」來思考問題。

機會均等這個概念很誘人,但難道這表示只要機會均等,就算結果不均也沒關係嗎?就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即便是最初在意「公 平競爭環境」的人,結果不均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要了解其中道理,我們要先檢視「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這兩個概念的差異。

機會不均基 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 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覺得結果不均不重要的人,認為擔心事後的結果毫無道理,他們相信,當人生競技場的遊戲規則達到一定程度的 公平之後,我們就不應該問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這番論點是錯的。

多數人都無法接受完全視而不見人生起點之後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個人很努力但運氣不好。假設有人落入貧窮線,在任何人道社會裡,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能獲得協助。此外很多人也認為,當社會伸出援手時,根本不需要問為何這個人會落到這步田地。

經濟學家拉維.坎伯爾(Ravi Kanbur)和亞當.瓦格斯戴夫(Adam Wagstaff)提到:「評估一個人究竟是因為環境條件還是努力條件……才落入需要接濟的地步,然後根據評估結果決定要不要出手幫忙,」這在道德上很讓人反感。因此,結果之所以重要,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忽略承受人生難熬困境的人,就算(事前性質的)機會確實均等亦然。

結果不均,

下世代不公平優勢源頭

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均等而日漸升高。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有多不平等。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 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當我們比較各國的所得分配不均時,答案就很明顯。圖一是各國經均等化調整後可支配所得為基礎(涵蓋國家包括澳洲、烏拉圭等國),以及以整體人均所得來計算(如印度和美 國)的吉尼係數。全球人民之間的不均,反映的是各國內部的不均,再加上國與國之間不均的雙重效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百年來全球不均的變化,第一段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均縮小、但國與國之間的不均卻擴大;現在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均提高,國與國間的不均反而拉近。

政府政策在影響技術變遷的性質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影響市場結果的未來走向。而這也導引出第一項扭轉貧富不均趨勢的做法建議:

政策決策者應明確考量技術變遷的走向,要從提高勞工雇用量與強調提供服務的真人面向角度來鼓勵創新。

只會把貧富不均不斷擴大歸咎於我們無能控制技術變遷是沒用的,政府其實可以影響變遷的走向。首先,這代表要達成目標,必須由政府出資支持科學研究。以美國的iPhone為例,可說明政府資金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支手機靠的是「七、八種基礎科學技術的突破,比方說衛星定位、多重觸控螢幕、液晶顯示、鋰電池以及手機網路……這些都來自聯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最終產品當然是蘋果公司的功勞,但背後靠的可是政府支持的研究。」

政府挺創新,卻忽視政策隱含分配意義

瑪麗安娜.瑪蘇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著作《企業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書中深入探討蘋果公司的故事。以觸控式螢幕來說,她指出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強生(E.A.Jopnson)是電容式觸控螢幕發明者,他在一九六○年代任職於革國政府機構皇家雷達學院(Royal Radar Establishment)時發表第一批研究……觸控螢幕最初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出現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山繆.赫靳特(Samuel Hurst)發明的電阻式觸控螢幕……則在他離開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之後隨即問世。」至於構成硬碟基礎的巨磁阻效應原理(Giant magnetoresistance),「則起於兩個分別位在德國與法國,由政府資助與支持的獨立物理學術研究計畫在近年來達成最重大的技術突破之一。」

前述說法或許暗示技術進展是一套線性過程,由政府出資贊助基礎研究,然後由民間部門負責把可贏得諾貝爾獎的研發成果轉變成產品。然而,政府以及整體社會既是轉換階段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也是重要參與者。

重點不是政府能否「選出贏家」,而是能否體認到政府在複雜流程中許多階段都有潛在影響力。在這脈絡下,當政府做任何要支持創新(不論關乎融資、授權、規範、採購或教育)的決策時,應該明確考量當中的分配意義。但現在卻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畫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二○○四年曾推出「無人駕駛汽車大挑戰」,當時美國軍方對這個專案訂下一個明確目標,那就是二○一五年前,地面部隊要有三分之一的武力來自無人駕駛車輛。但是,他們有沒有考慮在軍隊之外造成的更廣大影響(受衝擊的計程車司機以及其他人)?這些計畫,有沒有鼓勵重新安置不再被需要的人類司機?

歐洲在緊接著戰後的幾十年曾縮小貧富不均,當時失業率很低:甚至低至一%。但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中期和之後的四十年非常不同,一九七五年之後,失業率比較像兩次大戰之間那幾年,水準一直偏高。 (見圖二)顯然,我們可以推論出,要縮小貧富差距以及減少貧窮,有一條路是對付失業。畢竟,多數政治領袖都同意必須創造就業。

對抗貧窮,政府應提供最低薪資公職

政府在防止與降低失業方面應定明確目標,並透過保證提供最低薪資的公部門工作,以助達成目標。

公家聘用是許多國家活化勞動市場方案的一部分。在美國,公家聘雇歷史由來已久。

美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是新政中很重要的項目,從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三年期間曾提供資金,創造出約八百萬份工作。這些預算有一大部分都花在公共基礎建設上,包括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路與公部門建築物。在一九六○年代的「對抗貧窮之戰」也將該署列為其中一環,發展出公共就業方案,當時預估能創造出四百三十萬份工作。這套方案後來並未實施,但卻引進一些較小規模的促進就業方案,逐漸以弱勢勞工為對象,隨著雷根勝選,他「明白反對直接創造工作的做法」,因此大規模的公家聘雇方案就消失。

時至今日,幾個歐洲國家仍有至少創造出有限公部門職缺的方案(比方說提供庇護性就業)。圖三顯示歐盟統計局(Eurostat)報告,二○一○年時,這類方案在各國國內生產毛額中的占比,範圍從此利時的○.三三%(如果以英國二○一四年的國內生產毛額來算,約為五十五億英鎊)、法國的○.二%和德國的○.○五%(如以英國的數值來算,約為七億五千萬英鎊),占比極低的義大利和英國。

我撰寫本書的用意,是想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縮小貧富差距,要怎麼做?我們有很多理由去對抗貧富不均。如果能縮小經濟成果的分配不均,將有助於創造機會均等;機會均等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裡的重要特色。

本書目標在規畫前行道路,而不是找到最後終點。我不想描述最終樂土是什麼模樣,反之,本書是要為關心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指出未來的走向,我不認為貧富不均擴大無可避免:這並非單純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政府(可以各自行動,也可以結盟)、企業、產業工會及消費者組織和每一個人都可以採取某些行動,以縮小目前的貧富不均程度。

書名:扭轉貧富不均

作者: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30日

阿特金森簡介

英國經濟學家,現任英國國家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講座教授,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阿特金森的研究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窮問題;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研究師承阿特金森,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敦父」。

經濟學通常假設個人經濟財富之間的互動依賴性不存在,或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約翰.多恩是對的,這位十七世紀初英國詩人寫過一句詩:「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可以自全。」

只看總體經濟加總後的結果是不夠的,個體間的經濟差異,是首要之事。

充分就業、薪資分配,以及更傾向公平主義的資本所有權,在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策略中都是必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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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與傳統行業就業形勢冷熱不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2654.html

互聯網+與傳統行業就業形勢冷熱不均

第一財經日報 桐欣 郭晉暉 2016-02-23 06:00:00

2015年第四季度,快消、汽車/摩托車、耐用消費品等行業的用工需求首次出現負增長,分別為-7%、-9%和-12%,房地產業依然延續了負增長趨勢。

2015年第四季度,快消、汽車/摩托車、耐用消費品等行業的用工需求首次出現負增長,分別為-7%、-9%和-12%,房地產業依然延續了負增長趨勢。

中國就業研究所和智聯招聘發布《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2015年第四季度),透露了上述就業相關的數據。

2015年第四季度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供不應求的格局,但就業景氣程度不容樂觀。從地區看,中部地區2015年第四季度在線招聘職位數同比增加了14%,幅度超過全國平均增速(10%),及東部的10%和西部的8%。中部地區的增長幅度最高,這一增長得益於中部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快了對於人才數量的需求。

從智聯招聘不同城市用工需求同比數據來看,三線及三線以下城市人才需求旺盛,2015年第四季度的在線招聘職位數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以上,主要集中在基金/證券/期貨/投資,交通/運輸等行業上。新一線和一線城市的增長幅度分別為8%及7%,保持平穩且放緩的增長趨勢。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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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躺領月薪公投 給全球的一堂課 機器人搶工作、貧富不均惡化 撒錢有救?

2016-06-13  TWM

瑞士的國民月薪公投,不只是爽領八萬元的議題,而是點燃了全球對貧富不均的焦慮。 進入機器人的時代,大量傳統工作將被取代,未來貧富差距只會更大,社會該如何安定?

這個世界真的「錢太多」了嗎?美國聯準會狂印鈔票;日本發出一千兆日圓國債,買了三百多兆日圓鎖進央行保險箱;歐洲央行從六月起在市場買企業債券,直接送錢給歐洲大公司;還有中國人民銀行,在今年第一季猛灌兩兆多元人民幣,創造了房地產與大宗物資的狂飆漲勢。

然後,瑞士在六月五日舉行被稱為「躺著也發錢」的「國民月薪」公民投票,主張只要是瑞士公民,每月可享有二千五百瑞士法郎(約新台幣八萬三千元),連未成年的孩童也發給六二五瑞士法郎;也就是說,一個四口之家,父母不必工作,就可以從政府拿到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的月薪!

生猛提案!

完勝中美日英QE撒錢

瑞士這種「終極撒錢」的方案,從金融貨幣的角度來比較,生猛指數完勝中美日英的央行QE(貨幣寬鬆);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比較,慷慨手筆讓挪威、瑞典瞠目結舌;一旦實施,瑞士將成為國父孫中山一心想打造的「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大同世界,或徹底實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國度。

六月五日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法案,正是瑞士公民對於人民的憲法權利、國家的任務、以及面對工業四.○全面機器人化的新世紀,再一次全民深度的思考。

公投結果,有七六.九%的公民投了反對票,議案雖然沒有通過,但這個聽起來匪夷所思的議案,發生在以「理性討論」聞名於世的瑞士,的確值得探究。

這起「國民月薪」公投案的發動者,不是中央銀行,也不是社運團體,而是五十八歲的藝術家施密特(Enno Schmidt),以及二十八歲的歷史學者華格納(Che Wagner)。

施密特從二○○六年就啟動這個被視為激進的運動,並在一三年十月通過瑞士《公民投票法》需十萬人同意的門檻,完成十二萬六千多人連署支持。

國民月薪制度主張,國家應保障所有國民基本生存權,使國民不必為餬口而勉強工作,所有的工作與薪水才能展現「真正的附加價值」。因此,企業主雇用的員工,會是真正有意願想要上班的員工,企業的績效將大幅提升,最終創造整個社會最大的福祉。

此外,國民月薪制可以一次解決「社會福利成本過高的問題」,因為簡單、無條件,替代掉大多數的社會福利津貼,讓政府毋須再為社福相關政策,雇用大量人力、購買複雜的電腦系統。

公投否決!

政府扛不起預算暴增三倍

如此慷慨的直升機撒錢,到底需要多少錢?

根據瑞士國會議員克勞圖(Raymond Clottu)的估算,每年至少要新增二千億美元的預算,但是瑞士聯邦政府每年的預算規模,也就只有六八○億瑞士法郎(約七百億美元、二兆二千億元台幣),為了一個沒有實驗過的福利,政府預算一下子暴增三倍,恐怕瑞士很快就淪為希臘了。

但是,施密特認為,這個方案的財政負擔影響遠低於外界的憂慮,他的論述是,發放國民月薪之後,大家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所有的工作都會成為「附加價值型」的工作,實際上雇主付出的薪水會大幅降低,企業人事成本大減,企業獲利增加,政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會大幅增加;至於社會福利支出方面,國民月薪內含了既有的社會福利支出,新增的支出其實也是有限的。

瑞士聯邦政府反對這個方案,主要理由還是財政,在聯邦政府的網站上載明,「這個方案會大幅減少政府稅收,必須增稅來因應支出,而且無法取代既有的社會福利系統。」另外,瑞士政府也警告,一旦啟動直升機撒錢的模式,必然會引發通貨膨脹,所謂的「基本生活費用」會被迫不斷上調,對原本穩健的瑞士經濟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公投結果其實早已預見,過去半年的民調,「強烈支持」的瑞士公民約只有一二%上下,而「強烈反對」的選民則在五○%以上。

除了聯邦政府公開表明反對之外,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支持,一位瑞士國會議員說得很簡單:「這個議案是建立在『鎖國』的前提之下。如果通過,將導致數百萬移民湧進瑞士,立刻拖垮國家財政。」不過,施密特等提案人卻欣喜若狂,因為運動獲得高度關注,在瑞典、丹麥、英國甚至美國,已有團體啟動同樣議案;荷蘭烏特勒支市(Utrecht)一七年元月將啟動類似實驗;芬蘭政府也在研擬實驗,對八千名低收入戶直接發給國民月薪,並計畫擴及全國國民。

在社會學的教科書中,全民發薪的概念問世超過一百年了,為什麼到一六年,才在瑞士的公投運動中引爆全球注意?

今年五月,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來台演講,對於全球化造成的貧富不均問題特別關注,耗費多年心血鑽研解方。他強調:「政府有責任照顧低收入的人民,而且應該推動『基本收入津貼』(編按: Basic Income Grant,即國民月薪)。」背後意涵?

全球貧富不均的反撲

舊金山的創投公司Y Combinator 總裁歐特曼,出資啟動基本收入津貼時也說:「政府發給人民基本收入津貼,是達成『真正的機會平權』必要的工具。」網路通訊公司Netscape創辦人馬克.安德森,也公開支持這個理念。

紐約的創投大師溫格納,則設立一個鼓吹國民月薪的網站,他強調:「我們即將進入機器人的時代,大量傳統工作將被取代,未來貧富差距只會更大,社會如何安定?」溫格納不僅贊助瑞士的公投,也在底特律啟動一個千人社區的發錢實驗,給予所有居民每人每月四百美元的無條件津貼。

總部在英國的慈善團體樂施會(Oxfam)最新統計,或許可作為「國民月薪」在全球熱炒的注腳。

報告指出,全球七十三億人口中,最富有的六十二人所擁有的財富,剛巧等於三十六.五億人、相對貧窮的全球一半人口所有財富的加總;而全球的財富,有一半被掌握在最富有的一%富豪手中。

報告更強調,「經濟發展沒有帶來均等的富裕,對於我們的下一代來說,我們留下的是只有一%富豪享樂、其餘九九%陷入貧困的不均等社會。」或許,在機器人大量取代傳統勞工、大量失業中產階級陷入只能餬口的惡性循環,中央銀行狂印鈔票,又造成更大的貧富不均後,政府真的必須向極少數的超級富豪徵稅,用難以想像的直升機撒錢「國民月薪」制度來維持社會安定,這個未來,到底是無奈還是期待?現在誰也說不上來。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撰文 / 乾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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