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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赴港產子，如今進退兩難“跨境兒童”入學，路在何方

“小小赴港留學生”的一天開始得很早，往返的路途卻很漫長。年幼的跨境學童每天花上大量時間跨境上學，對其學習、身心成長，以至人身安全都帶來問題。（東方IC/圖）

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兩人中必須至少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這意味著持續的家庭經濟損失，許多家長便決定把孩子接回內地來讀書。

“如果允許‘雙非’學童輕而易舉從香港轉回內地上學，這無異於是對當初該類人群投機行為的追認鼓勵，難以避免制造錯誤的預期認知。”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跨境兒童”的家長是不是“兩面投機”，那些兒童卻是無辜的。

單親媽媽蘇陽最近有個難解的心事，再過幾個月，她的一對在香港出生的雙胞胎就要入讀小一。

她面臨兩個選擇：要麽每天讓兩個孩子和成千上萬個“跨境兒童”一起，浩浩蕩蕩湧過深圳口岸，到達僅一河之隔的香港上學，耗在路上的時間是三到四個小時；要麽就自己開車，每天把孩子從南山的家送到福田區一所學費上萬元的私立小學，半小時足矣。

她其實更中意家門口那所條件還不錯的公立學校——走路只用五分鐘。難題在於，深圳市公立中小學不接收港澳籍學生，這讓“雙非”（父母均為非香港居民）和“單非”家庭變得進退兩難。

當初，“跨境兒童”的父母利用了香港生育入籍政策，有的是為了躲避內地計生政策的超生處罰，有的則是讓子女能夠獲得香港優質教育資源，其行為帶有很強的投機性。如今，眼看孩子去香港讀書既辛苦又不劃算，家長們又想回頭享受內地公立教育資源，這麽做的正當性也引來不少質疑。

無論怎樣，眼下“跨境兒童”入學成了一個難解的局。

困境是誰造成的？

蘇陽總共有三個孩子。大女兒9歲時，她意外懷孕，原本沒打算要，但產檢時被告知腹中有兩個胎心，欣喜之下便赴港產子了。

一對雙胞胎順利產下後，緊跟著就是上學問題。三年前，蘇陽到香港幼稚園挨個叩門，只可惜每次她都只能搶到一個學位。“不可能讓雙胞胎一個在深圳上學，一個在香港上學吧？”蘇陽只好讓一雙兒女進了離家步行十分鐘的幼兒園。

眼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蘇陽不得不提前考慮他們上小學的問題。然而根據現今政策，要想讓“雙非”孩子在深圳讀一所公立學校幾無可能。在南山區小一招生網上預報名系統中，有“兒童身份證件號碼”一欄。“必須是內地身份證，香港的身份證根本輸入不了。”家住阪田的曾爸說。

為數不多的私立學校需要擠破頭才能上。比如南山中英文學校只設置了一天的報名時間和測試時間（學生面試、家長面談），提供學位80個，而報名當天和蘇陽一樣去申請學位的有600-800位港寶家長。這是遠比高考還要殘酷的競爭，10個孩子里只有1個有機會錄取。

私立學校的學費也水漲船高。一個孩子每學期平均要花6000到2.5萬元，好一些的學校像深圳南山中英文學校國際班、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則要3萬出頭，雙胞胎媽媽蘇陽的負擔是這個費用的二倍。

在“雙非”家長王鳳看來，這不光是錢的問題，諸如“私立學校管理質量參差不齊”“師資流動性大”等等現狀都讓她望而卻步。不久前，王鳳還聽說一個同事的港寶女兒才上私立小學四年級就已懷孕，更加劇了她的擔心。

事實上，“跨境兒童”如今的困境是由他們的家長一手造成的。想當初，家長們有的想多生孩子，有的正是看中了香港籍的優勢才決定赴港生子。香港中文大學博士Connie從2011年開始以跨境學童作為博士論文課題。Connie曾經接觸一個訪談對象，小A，湖南人，此前在深圳住了十幾年，卻從未到過香港。2010年第一次去香港購物時，挺著四個月大的肚子。從旺角返回的地鐵站上，小A碰到了中介。

“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若放在今日，說話如此猖狂的中介估計是攬不到生意的。但在當時，香港還處在享受亞洲四小龍時代給予的制造業福祉中，“幾萬港幣生一個香港寶寶，可以享受800萬港元的福利，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免簽”，中介這樣的說辭還是很有吸引力。

慷慨的中介甚至給小A提供了免費住處，她一整夜在那兒想，最後認為：“都住一晚上了，難道還不在這里生嗎？”

在進行完大量深度訪談後，Connie發現，“大家會覺得這些跨境生子家庭當初是在算計得很清楚後做的決定，但很多時候未必是這樣。”

赴港產子的瘋狂年代

中國內地居民赴港生子始於2001年。當年7月20日，轟動一時的“莊豐源案”由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明確“雙非父母”生下的孩子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這以後，大批內地媽媽開始赴港生子。

這背後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憂慮。1971年-2005年，香港總生育率一度從3.46跌到0.96。盡管港府一直在鼓勵生育，但效果不甚明顯，就連香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都在2011年公開表示，內地女性赴港產子有助應對老齡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香港也在大力發展醫療服務業，雄心勃勃地打造亞洲產科中心。今年41歲的港寶媽媽王鳳，至今對香港醫院的服務贊不絕口。2009年10月的一個淩晨，她在深圳家中突然宮縮，緊急“闖關”入港，從入住香港醫院到順利產下二女兒，僅僅花了半個小時。為了再要個男孩，2012年她又到香港生了第三胎。

2010年前後是赴港產子最瘋狂的年代，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甚至在全國兩會上公開說，鼓勵內地媽媽到香港生寶寶。相當部分港寶媽媽當初就是為了逃避內地計生政策的處罰。深圳溫馨社工機構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約八成赴港產子家庭是為了生二胎。

一時間，整個內地刮起一陣赴港生子旋風。躺在香港浸會醫院的產科病房里，傳入蘇陽耳朵里的口音來自內地五湖四海，江蘇、浙江、東北、四川、重慶，什麽地方都有。

那個時候，剛誕下幼子的王萍，每天在小區都能碰見幾個和自己一樣“遛港寶二胎”的鄰居。這個位於深圳阪田的小區，住戶基本都來自國內一家基礎通信龍頭企業的員工。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0年共有32653個“雙非”嬰兒出生，大約占當年全香港活產嬰兒數量的37%。

那個時候，香港的幼稚園和小學普遍面臨招生不足問題。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張晉記得，2009年，機構剛成立不久開始介入跨境學童上學領域，在當年舉辦的第一次跨境上學咨詢服務現場，香港十幾所幼兒園、小學的校長帶著一群校職工到現場“拉客”，場面極為壯觀。

一些學校為了招攬生源，專門設立“跨境學子班”，為跨境學子推遲上學時間、提前放學時間，免費提供粵語、英語課程輔導……而不願忍受跨境之苦的家庭在家鄉也有優待——他們只需繳納一定的借讀費，就能入讀深圳公立學校。

赴港生子浪潮直到2012年才結束， 那一年，香港特區政府宣布無限期停止接收非本地孕婦到港產子。然而此時“雙非”嬰兒的數量，已經從最初的709名一路狂飆到21.3萬名。

此時，“雙非”孩子的教育麻煩開始出現了。

“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處”

2012年，王鳳剛生完第三胎，二女兒馬上就要讀幼兒園了。王鳳此前從來沒計劃過一定要送孩子去香港讀書。

當她聽說孩子如果等到小學才去香港念，成績可能跟不上，王鳳想，既然深圳公立小學不讓讀，那還不如幼兒園就去香港讀的好。

於是她辭掉工作，開始了每天陪女兒璐璐過關上香港幼兒園的日子。2015年，兒子優優也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璐璐則開始上小學。由於兩個孩子學校地點在香港兩個不同區，她的一天都耗在了送娃、接娃身上：

早晨5點半，起床做早飯，6點哄孩子起床。6點15分，她先打車到深圳北地鐵站，坐九站後在福民站下車，將女兒送進地鐵口附近等待的保姆車。坐上車後，女兒璐璐和其他四十幾個港寶將從皇崗口岸過關，繼續乘保姆車到達位於離島的小學，乘車時間大約一個小時。

送走女兒之後，王鳳得趕緊帶著兒子返回地鐵，順著家里來的方向繼續坐一站，而後出站步行至到福田口岸，過關，步行至落馬洲火車站，乘坐港鐵到達粉嶺，最後步行十多分鐘到達兒子的幼稚園。此時是上午九點。兒子上的是上午班，12點準時下課。王鳳帶著兒子原路返回家中，1點半吃上午飯。隨後哄兒子午睡。下午4點，因為家中無大人，所以必須把睡得正香的兒子喊起床，和自己一起出門，順著上學時的路線到福民地鐵口接放學的女兒，再返回。

每天5點半鐘就在QQ群里“報到”的王鳳，成了圈子里家喻戶曉的跨境媽媽，但她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在2015年末的例行體檢中，她被查出身體存在癌變的隱患，醫生勸王鳳加強鍛煉多休息。可是如果不費心勞力地送孩子去香港，在深圳讀私立學校動輒上萬的學費，會讓這個只靠丈夫每月兩萬元薪水支撐的家捉襟見肘，而且，家里還有個上高一的老大，轉眼就要考大學。

那些送孩子去香港讀書的家長發現，受通勤距離和時間的制約，跨境學童事實上很難到香港的香港島、九龍的中小學校和幼兒園上學，主要是就近選擇香港毗鄰深圳的新界北區的學校，那里的教育質量相對要差，能提供的學位也十分有限。

近年來，香港一系列跟內地人有關的事件，也讓內地人不再覺得香港如從前那樣美好。王鳳算是這一類群體的代表，“如果不是要送孩子上學，現在我根本不想在香港待著”。

曾在港資企業工作八年的蘇陽，近兩年在香港街頭受到的禮遇和前幾年確有差別，“過去在香港打車，司機會說很近的你走過去就好，但現在有的的士司機會故意繞路”。

即便堅持把孩子送到香港讀書，家住深圳的父母也要做出巨大犧牲。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兩人中必須至少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這意味著持續的家庭經濟損失。

剛剛取得港籍身份的“單非”爸爸鄭先生上個月在圈子里做了一項匿名調查，在將近500個填寫問卷的“雙非”家長中，希望“返回”的占了三成以上。理由是“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處”。

這幾年，王鳳一家什麽辦法都想了。比如把孩子戶口遷到朋友家名下，“但那不就成了別人的孩子了嗎？”後來又想舉家遷回四川老家，那里的公立學校可以收港寶，但這個選擇遭到自小未離開深圳的大女兒強烈反對。

老家在山東的王萍甚至想效仿一位朋友，在老家為孩子搞一張假的出生證明，但最終因為沒人敢幫忙而作罷。

夾縫中生存的孩子

對於深圳究竟在何時開始執行公立學校拒收港寶的規定，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一位雙非孩童家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最早這麽做的是南山區教育局，那時還是2011年，南山區公辦學校的學位非常緊張。由於涉及面不夠大，這項不成文的規定默默執行後，並沒有在“雙非”家庭中引起大的波瀾。

按照雲媽的看法，是因為“當時二孩還沒有放開，大部分港寶都是超生的，所以大家不敢吱聲，只能轉而讀私立學校或者跨境上學”。

2011年，深圳個別赴港產二胎的家庭被罰巨款的消息傳出後，“過去相當活躍高調的QQ群一下就安靜了，大家都不敢說話了，生怕被查到相關超生記錄。”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張晉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2011年末懷上孩子的雲媽就被社區工作站的人盯上過。當時深圳還未正式出臺“境外生子也算超生”的計生條例（2012年底頒布條例，2013年1月1日起執行），所以雲媽告知對方“自己在香港生娃，不會給社區添麻煩”而躲過一劫。

2012年9月生下孩子後，雲媽所居住的福田區還沒有禁止港寶上公立學校，雲媽記得她的一位鄰居的港寶還在公立學校上學，“或許是福田區新樓盤不多，學位相對寬松，所以執行這項規定的時間較晚”。

到了2013年初，全深圳市公辦學校都對港澳生關閉“閘門”已經明確無誤。蘇陽帶著不能在招生報名系統錄入的疑問找到南山區公立學校時，得到的回複是：“我們是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1+5’文件精神執行工作。”

據參與港寶入學問題的孫明生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這份全名叫《深圳市關於加強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及五個配套文件的通知》（深府[2005]125號文）的“1+5”文件中，並未明確規定具有深圳戶籍及深圳居住證的香港戶籍子女禁止報名就讀公立中小學。

一些“雙非”兒童家長也不是沒有奔走呼籲過。2016年初，國家二孩政策全面放開，成為“雙非”家庭奔走的起始。曾爸和另一位家長去教育局了解情況。深圳市教育局基礎教育處的一位幹部告訴他們：“深圳市教育局也在對跨境學童上學問題進行研究討論，但因為這個問題跨部門，而且教育局只是政策的執行部門，並不能一下子就解決。”

但是，也有人對“跨境兒童”家長們的投機行為表示質疑：“不少港寶家長當初的確是打著兩邊便宜盡占的如意算盤，如果允許‘雙非’學童輕而易舉從香港轉回內地上學，這無異於是對當初該類人群投機行為的追認鼓勵，難以避免制造錯誤的預期認知：如果政策、社會規則存在漏洞，就可以給予惡意利用，反正哪怕有不利後果，也必定會有回轉空間和解困方法。”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跨境兒童”的家長是不是“兩面投機”，那些兒童卻是無辜的。

深圳市政協委員陳昳茹在對跨境學童的調研中發現，現階段的跨境學童開始出現身份認同危機，“我訪問了很多家長，他們大多是在香港生了二胎。這些港寶問父母最多的是，我為什麽不能跟姐姐一樣在深圳上學。這些孩子就像在夾縫中生存，兩邊都不認同。”

2016年深圳市兩會上，陳昳茹提交了一份“將港澳籍學童納入公辦學校教育”的議案。陳昳茹擔心，如果兩地不處理好，這群本該是融合兩地的“天使”，未來可能成為矛盾的制造體。

（文中雲媽、蘇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