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戲容易演戲難，改革不是容易的事。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講究策略，有輕重緩急，把握節奏力度。」
「這屆政府很難，很多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擊鼓傳花到他們這兒了，不改不行了。」
「中國的事兒，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緩不得。」2013年7月13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小企業投融資交易會期間，73歲的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撥冗接受了南方週末的獨家專訪。採訪開始前，他不緊不慢地放下手中那款黑色摩托羅拉老式翻蓋手機。
一個月前，李子彬寫了一封信給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反映中小企業的一堆難題。2013年7月1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經驗交流電視電話會議，馬凱在會上的一系列指示，與李子彬在信中所寫的許多內容吻合。
「並不是我的信起了多大的作用，只是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這些問題是本屆政府必須面對和改革的。」李子彬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2013年5月23日，他向主管工業、交通和金融業的副總理馬凱匯報「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兩人聊了一個多小時，馬凱讓他回去專門寫個材料。三週之後的一個週末，出差歸來的李子彬用8頁稿紙，手寫了一封近五千字的信。馬凱閱後，批示轉給央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和證監會主席肖鋼等，與正在討論的改革措施「一併研究」。
「學者的建議有時太理想化，實現不了，政治家要講究怎麼做可行。」李子彬說。
李子彬與多位現任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熟稔，比如他曾在習仲勳家裡吃過6頓年夜飯。而其任職經歷，更讓李子彬深諳在中國改革的現實路徑：他大學畢業後進入工廠車間，「從鍋爐工幹起」，一路做到國企廠長、化工部副部長；小平南巡後被調到改革開放前沿深圳主持工作6年，其間幫助舉辦高交會並使之成為深圳向高科技與創新經濟轉型的重要載體；60歲時調任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任專職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直至65歲。
退休後，在包括馬凱在內的「朋友們的鼓動」下，李子彬創建中小企業協會，目前已有會員二十多萬。這幾年，他「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但一分錢工資不拿」，自稱「專門為中小企業解決麻煩」。「不重視中小企業，社會不穩定，老百姓富不起來。」李子彬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南方週末：從2006年創建中小企業協會以來，您一直跟中小企業保持著緊密接觸。近幾年中小企業的現狀和生存環境是否有改變？
李子彬：每年我都走十幾個城市調研，我感覺有進步。經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很多企業家都懂得了必須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增強風險意識，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培育品牌，不然經不起大的衝擊。危機有好的一面，經過這一輪的洗禮，中小企業整體素質有提高。
中央各項政策也正在出台，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餘額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資本市場上發債、上市、私募股權基金等融資工具都在增長。
南方週末：融資是中小企業最大的難題之一，近年是否得到改善？您如何看待中小企業面臨的整體環境？
李子彬：還是困難。雖然融資環境、融資條件比2008年那時候改善多了，但還是滿足不了中小企業的需求。
為什麼困難？金融危機造成的國際經濟低迷還沒有過去，世界經濟復甦還有難以預料的困難。市場需求下降，各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就多，所以貿易摩擦與壁壘明顯增加，加上人民幣升值使得我們出口產業競爭力削弱。從國內來看，消費需求沒有明顯的增長，名義消費增長率約14%-15%，剔除通脹大概也就12%，多年來如此。投資拉動也變化不大，固定資產在投資裡佔22%左右，多年也如此。因此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出口、消費和投資，都沒有大的明顯的利好。
不過也沒有太大的過不去關的困難。有人說現在是經濟危機山雨欲來，那是瞎說，不可能。整個經濟形勢，只能說是不好，也不壞。
但我們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確實在積累。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規模到底多大，有人說10萬億，有說18萬億，有人說25萬億，到底多少誰都不知道，但確實在增加。影子銀行大概在22萬億。房地產泡沫還沒擠呢，現在經濟下滑又有人主張要加快發展房地產，說它關係到二十多個行業。靠房地產拉動，其實是飲鴆止渴，因為房地產空置率已經很高。但我們又不敢太擠房地產泡沫，它用的都是銀行的錢，自己的資本金30%都不到。調控力度太大，把它搞垮了破產了，銀行的錢也沒有了，我們是國有銀行，那就會引發金融危機了。
南方週末：6月17日給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的那封信，您具體提了哪些建議？
李子彬：簡單說提了四條：一、改變現有銀行業體制、機制，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在國外，企業70%的融資來自直接融資，比如發債、上市等，只有30%是通過銀行的間接融資。而在中國正好相反，70%的金融資產都掌握在銀行手中，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中小微企業只有5%是直接融資。大銀行不願意給小企業貸款，這是從風險和成本來考慮的，它沒有內在動力機制，誰當行長都一樣，國外也是大銀行按基準利率批發給小銀行，大量的社區銀行等小銀行服務小企業。中國沒辦法，沒有小的，只好讓大銀行捏著鼻子給小企業貸款。
二、大力發展中小銀行。我算了一下，全國兩千多個縣，將近四萬個村鎮、社區，平均一個縣一家中小銀行，五個村鎮社區一家中小銀行，就有1萬家中小銀行可以服務中小企業。我建議未來十年建1萬個小銀行。有沒有依據？有，美國就有8000家銀行，香港1000家銀行，我們這麼大國家沒有3萬家根本不夠。
三、鼓勵民間資本做中小金融機構。與其讓民間資本搞地下錢莊，不如讓它們成立規範的銀行，為民營企業服務，便於監管，風險也小。應該降低民營銀行門檻，同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降低風險。
四、規範和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完善直接融資。我們已經有了中小企業板、創業板，還要推出新三板，還要允許中小企業發中小企業集合債、集合票據等；也要大力發展股權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融資租賃等。銀行再怎麼發展，也不能滿足不同發展階段的公司的資金需求，有的階段也不應該由銀行滿足。比如高科技企業三四個人，剛成立沒業績，沒抵押資產，沒信用記錄，老百姓土話說「成葫蘆還是癟葫蘆都還不知道」，銀行怎麼貸款？這本來就需要股權融資、風險投資等的介入，讓企業以股權換資金。兩輪融資以後企業發展起來了，才跟銀行貸款或者上市，規律就是這樣。
我這幾條都是從現實中總結出來的，是能做得到的。
南方週末：在您看來，中小企業面臨的經濟形勢為何會形成今天這種局面，如何破局？
李子彬：這十幾年產能過剩，特別是落後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
這是體制上的問題，地方政府有責任。為官一任要保發展、保穩定，這都要錢，中國沒幾個省市財政是自己能拿錢出來搞建設的，保吃飯都有問題，都靠中央財政返還和轉移支付。地方政府沒錢，還要幹事情，還要造橋修路，就只有賣地搞房地產。沒有地方政府的推動，房價也不會這麼高的。搞土地財政錢還不夠，就搭建融資平台借錢，我們300個地級市有8000個融資平台，搞不清借了多少錢。
跟這種財政體制有關係，也跟幹部的選拔、任命、考核機制有關係。比如一個廠的落後產能過剩，關了幾十億稅收就沒了，幾萬工人失業，幾百億GDP沒有了，幾個領導敢關？還有的幹部，掙錢的本事不大，花錢的魄力很大，比如有的銀行，培訓基地不少於30個；醫院也搞成五星級的，號稱給幹部療養。所以現在要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奢靡之風。
南方週末：這一屆政府現在已經提出了包括金融改革在內的一些改革措施，您怎麼看？改革的動力來自哪裡，前景如何？
李子彬：這屆政府很難，很多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擊鼓傳花到他們這兒了，不改不行了。
產能過剩不是現在過剩，是15年來的過剩。說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收入分配製度不改革，消費怎麼拉動？金融體制也要改革，不然金融體制與實體經濟、結構調整兩張皮，跟小微企業脫節。科技教育體制不改革也不行，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國人沒有，因為人才成長環境跟人家沒法比，我孫子上小學就作業做到晚上9點，這不改行嗎？有人說中國過10年就超過美國了，我看50年能趕上人家就不錯了。我們比人家不是差一個檔次，創新能力不能比，人家3億人，我們13億人，總量趕上人家算什麼，人均還差4倍呢。中國人要清醒。
我一直跟我認識的中央領導講，改革是唯一出路，不改革好多問題解決不了。你老講加強宏觀調控，鋼產能你怎麼調控不了？一個河北省就3億噸產能，人們說全世界鋼產能中國第一、美國第二、河北第三，在眼皮底下都調控不動。
現在體制上的弊端太多，只有改革才能解決問題。這屆班子都從基層上來的，比較務實，年齡也合適，我對他們有信心。
南方週末：您怎麼看待改革的節奏與重點？
李子彬：各項改革齊頭並進也不現實，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講究策略，有個輕重緩急，節奏力度的把握，看戲容易演戲難，外國行的事兒，照搬到中國可能水土不服。
金融改革現在已經在做了，我大膽預測一下，收入分配改革今年不動明年也得動，這個改革非常複雜，但早晚得過這坎兒，躲不過去的，不能說上個十年不做這一屆還不做，再不做就有崩盤的風險。
結構調整也得一點點來，先把增量卡死，存量慢慢消化。得有步驟，中國的事兒急不得。李瑞環以前開玩笑說，中國的事兒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緩不得，有點道理。
南方週末：您在深圳當市長時期，推動了很多改革，特別是產業升級轉型，您怎麼看待今天的經濟轉型，改革路上要注意什麼？
李子彬：當年小平南巡，我們每年都研究如何真正地改革，每年一次會，所以改革不斷推進。我在深圳提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搞結構調整，是全國最早的，搞了兩年之後上海和北京才提出來。深圳清理「三亂」——向企業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1996年就搞完了，有個省「三亂」問題前年才解決；1995年我們搞一站式服務，企業註冊一天完成，最慢三天，一家挪威企業還給我們送錦旗。到現在，有的城市註冊一家企業得三個月，還要走後門。
深圳的改革有很多好東西，但我們當時搞改革其實挺困難的，不是所有人都給你鼓掌，總有形形色色的說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