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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摩根財團》四聯想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410/149558.html

金立群,亞投行籌備委員會秘書長,亞投行首任行長最有力競爭者之一。
 
《摩根財團》一書的翻譯對金立群的金融觀影響甚巨。1996年,在財政部從事對外融資管理工作的他開始組織翻譯此書。整個翻譯過程,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利用余暇,歷時二載,凡三校”。
 
該著作已成為當下金融業者繞不開的重要參考。書中系統梳理的西方金融業發展史和投行發展史,也為金立群個人在卸任亞行副行長之後,出任中國投資和資本運作巨擘——中投公司黨組書記一職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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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亞投行籌備委員會秘書長 金立群

編輯 | 齊介侖
 

我在《摩根財團》這部書上所花的時間可謂不少,前後一共用了兩年的時間,三譯三校,可以說對書中的很多細節都很熟悉。但是,有時候拿出書來信手翻閱,總會有一些新的體會和感受。這些心得,往往和我偶爾翻閱時的客觀環境有關。彼時彼刻,國內外有何動態,難免會使我產生一些聯想。

 

華爾街象征
 

 

首先想到的是華爾街的象征性。說到華爾街,就會想到華爾街23號那棟根本稱不上雄偉高大的老樓,截至1980年代末,它一直是J.P.摩根銀行的大本營。你一走進這座建於1914年的大樓,擡頭就會看到裝綴著1900顆水晶片的路易十五吊燈,光芒四射,熠熠生輝。而摩根銀行總部離開此地,純屬業務發展需要。

 

1989年夏天,J.P.摩根喬遷到華爾街60號,以便容納日益壯大的隊伍。當時就有人建議把這棟樓賣掉,以解決購置新樓超預算的問題。這不失為一個彌補資金不足的好辦法。但是,時任董事長劉易・普雷斯頓認為,華爾街23號是紀念碑,於摩根自己很重要,對其他人不見得有什麽價值。確實如此,即使是華爾街本身,華爾街23號的象征意義較其實際意義更大。

 

然而,人總不能光顧實際利益,而忽視象征意義。眼下,中國人似乎不太在意象征意義,非常講究“務實”。中國大陸不少地方尚未走出“狂拆”的階段。“拆”和“挖”大行其道。這固然可以增加國民生產總值,但頭腦一熱,就把祖上留下來的建築和家當拆得一幹二凈。老祖宗傳給我們的遺產,留在地面上的東西本來就不多,又經過“文革”掃蕩一遍,更所剩無幾。有些地方大員也許事後想想可惜,特別是看到沒有實力拆的窮鄉僻壤無意中居然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旅遊資源,天天坐收紅利,大小商鋪刷卡機忙個不停,非常眼紅,似乎突然頓悟,於是再耗費巨資複建、仿造,權且仍當作歷史文物來看待。現在,剩下不多的一些古城、古鎮、古建築,在遊人的踐踏之下,也已經不堪重負,或者被抹上了過於濃重的商業色彩,其淳樸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幾乎蕩然無存。象征意義固然重要,但是,一旦為商業利益覆蓋,就變質了。

 

華爾街的歷史不算太長,但是其象征意義很大,因為這與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史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使得不少首次到曼哈頓來的遊客懷著好奇心來這里看個究竟。但是,拿它來比作耶路撒冷、麥加或洛陽,就不甚恰當。因為這不能算是“聖地”,華爾街象征的是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不少人痛恨它,因而是絕對不能和宗教聖地相提並論的。但是,華爾街的歷史值得研究,其象征的資本主義金融更需要我們深入了解。至少在《摩根財團》成書的那個年代,大多數國人對此所知甚少。

 

由此,我又想到一個歷史事實。1974年,複出不久、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同誌受毛主席的委托,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4月10日,小平同誌作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是震驚世界的發言。他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還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第一次提出了中國政府的主張。他指出,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壟斷;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決定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方面的大事等等。小平同誌的發言,不禁使人耳目一新。這表明中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將更多地關心和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里的競爭和合作。盡管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小平同誌在那之後不久又遇到一段艱難曲折,一直要到1978年之後,他才能真正開始實施他振興中華,為中國人民謀求福祉的宏偉目標。

 

紐約證交所正對面的華爾街23號,被戲稱為“角屋”的J.P.摩根公司前總部。

 

有一個鮮為人知,但含義深刻的細節,值得提一下。在聯大開會余暇,陪同人員想知道小平同誌是否有興趣出去看看,畢竟來一次美國不容易。小平同誌不假思索,非常爽快地說:“好!去華爾街!”那天剛好是周末,狹窄的華爾街上顯得有點冷清,全無平時那一派繁忙的景象。華爾街23號摩根公司的大樓,也無任何特別之處。但是,置身於紐約曼哈頓島的最南端,仰望周邊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氣沖牛鬥,不可能不使人思考美國建國以來迅速崛起的緣由。

 

小平同誌早年留學法國,在蘇聯也生活過,並非不曉得外面的世界,但是,畢竟是事隔多年,他需要重新體會一下,更需要觀察外面的新動態。正如他後來在日本坐新幹線一樣,對高速發展的時代,他需要把一下脈搏。對當年的中國人來說,華爾街的名稱並不陌生,但是,仍然覺得這個資本主義的堡壘充滿著神秘性。華爾街幾乎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而摩根財團則是美國金融資本的象征。幾年之後,人們才會明白,小平同誌直奔華爾街時,便已經在深刻地思考中國未來的改革和開放:中國應該向西方發達國家學什麽?怎麽學?吸收什麽?揚棄什麽?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普通民眾對於現代金融還很生疏。1980年,中國終於恢複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此後,又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全面參與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決策,並大力利用這些機構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從80年代開始,外資進入中國,涉足制造業和服務行業,中國與國際金融界和企業界的交往日益加深。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國際上的跨國金融公司紛紛開進中國,開展業務;與此同時,中國的國有大銀行也不斷地開拓海外業務,在其他國家建立和擴大分支機構,形成了全方位國際競爭格局。

 

上世紀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給受困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創痛。中國猶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動。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以幫助穩定周邊國家的宏觀態勢,贏得國際社會一致贊揚。中國財政部就在此時到國際市場融資,發行“百年債”,意喻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興旺。百年債受到熱烈追捧,市場狂搶。此後財政部發行的主權債一直為投資者看好。

 

我當時主管國際融資業務。有一次發債,聘請高盛領銜主承銷團,承銷團中沒有摩根士丹利,他們心中大為不爽,問我是何緣故。我說:“我每次到高盛總部,大樓門前總有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你們知道嗎?”摩根人沈默不語。此後,我又拜訪了摩根士丹利,他們特意讓我在大樓外面看樓頂上打出的紅色的霓虹燈歡迎標語。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國的態度,給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華爾街與資本主義
 

 

我想到的第二點,是華爾街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問題。我們歷來把華爾街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或是資本主義的代表,因此,華爾街和資本主義制度等同。照此邏輯再推論,華爾街和美國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氣。這樣看問題,未免過於簡單化,這是過去極左思潮泛濫時期的思維範式。

 

讀了本書,就會明白,華爾街固然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金融業的代名詞,但是,華爾街與資本主義制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運營的一個領域,一個行業,受制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律、法規和其他監管規定。

 

讀了這本書就會知道,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麻煩一直不斷:摩根和華盛頓的歷屆政府之間始終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博弈關系,雙方鬥智鬥勇,經常搞得很緊張;在西奧多・羅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內,摩根和政府間總是磕磕碰碰,本書有非常生動具體的敘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調查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曠日持久的佩科拉聽證會把傑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產生的一個直接的動因,就是要剝奪摩根財團巨大的市場控制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護中小銀行的利益,同時防範金融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華爾街又成為眾矢之的,美國監管部門受到社會各方的口誅筆伐:人們認為,監管的失職,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的呼聲震天。美國國會和政府也迫於壓力,著手治理“大而不倒”等問題,於是有了《多德-法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等等的出臺。

 

人們對金融領域里系統性風險所造成的損失,以及該損失由納稅人負擔的結果,非常氣憤,由此爆發了2011年9月17日開始的“占領華爾街”群眾集會。示威者占據了位於曼哈頓下城的祖科蒂公園,搭起帳篷,安營紮寨。這場抗議活動搞得聲勢浩大,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現身其中。其實,抗議者的矛頭雖然直指華爾街,但是他們不滿的實質問題,卻不是華爾街所能解決的。這里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就業困難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需要聯邦政府統籌考慮解決。金融領域里的問題,折射出整個宏觀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方面的失誤、失當或失衡。

 

摩根式公司治理
 

 

 

第三個問題也許是老生常談,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個百年以上的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拼搏,決不會始終一帆風順、如履平地。什麽力量和智慧能夠使之立於不敗之地?一個成功的公司,應該有什麽樣的領航人?他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如何保持?

 

公司治理的關鍵,是人才和公司制度的關系。公司制度不能壓抑人才,人才不能淩駕於公司治理之上。這看起來是一對矛盾,其實兩者應該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是人才培養的優質環境。公司制度應能促進人的行為規範,而又不束縛人的創意精神;公司制度是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導航,而不是限制他們創新活動的桎梏。這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來非常抽象,但它毫不含糊地體現在公司抗風險能力和經營業績上。讀了本書,就會對什麽是摩根人,或者說摩根人的特點是什麽等問題,有所領悟。

 

從80年代後期開始,和摩根幾位執掌者的先後交往,使我深切體會到摩根文化中深厚的底蘊。摩根文化是幾代人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文化體現的是一脈相承的競爭意識,與時俱進的經營策略,以及糾錯和自省意識。我們誰也沒有接觸過摩根早期和中期的高級管理人員,也無緣見到上世紀中葉直至70年代的摩根精英。但是,那些不屬於摩根家族的摩根人,卻和摩根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視野、執著、毅力,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他們各自都有獨特的性格,為人處世有很大的差別。

 

讀過《摩根財團》一書的人都知道,書中敘述未到一半,摩根之舵早已易手,當家的不再是摩根家族的人了。事實上,這是摩根財團的福分,它使得摩根盡快擺脫了家族統治最終導致衰敗的命運。傑克是摩根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但他顯然已經很難適應形勢的發展。湯姆・拉蒙特以其睿智和視野,早已具備了繼承摩根事業的領袖的條件。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迫使摩根財團一分為三,將其在美國之外的業務分拆,組建成摩根建富銀行(MorganGrenfell,多年之後,幾經並購,今天已是德意誌銀行的一部分);將其在美國的證券業務分拆,組成新的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由J.P.摩根的合夥人哈羅德・斯坦利執掌。這樣,摩根財團的實際領導權就不可避免地轉入了業內精英的手中,從此,摩根管理團隊和摩根家族漸行漸遠。

 

摩根的歷史說明了現代企業的命脈是公司治理,公司高管的素質和能力是公司成敗的關鍵所在。在用人上,究竟該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道理誰都明白,實施卻很困難。80年代我在美國,看到王安電腦公司非常風光,獨占鰲頭,華人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是,由於王安先生一心要傳位於兒子,致使人才流失,公司終於銷聲匿跡。實際情況是,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工商企業,問題往往不是血緣之親,而是氣味之親,即趣味和情調之親。雖然選拔的人不見得是血緣上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不是按能力和德行來選拔人才,只是提拔和自己氣味相投的庸碌之輩,一樣會出問題。

 

1984年,第一位進入了摩根高層隊伍的猶太人——鮑里斯・貝科維奇成為摩根銀行的副董事長。也許更有意思的是丹尼斯・韋瑟斯通,他出身於倫敦工人階級的家庭,一輩子都沒有改掉英國下層民眾的口音,常調侃自己當年當簿記員時窮得連鞋子也穿不上。但他是外匯交易的天才,他的經驗居然得益於在皇家空軍短暫服役期間的工作:他的任務是在模擬飛行中監控雷達屏幕,計算飛行的耗油量,要算到飛機降落時,油箱里只剩一滴油。在金融行業里,能做到“一滴油降落”,也是避免發生危機的關鍵所在。有的企業就是靠這剩下的“一滴油”,安全降落;而沒有最後一滴油的“飛機”都摔掉了。

 

我和韋瑟斯通有過交往,但是不深。他的精明和睿智,我有所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國家領導人接見他的會議,他推薦了《摩根財團》這部書,以解答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個摩根的問題。這也是《摩根財團》中文本產生的緣由。

 

普雷斯頓獨具慧眼,韋瑟斯通是他一手提拔的。J.P.摩根這家“貴族銀行”,向來不屑於和囊中羞澀的平民打交道,只和高端客戶來往。到了80年代末,這種經營理念似乎已經走到盡頭。J.P.摩根日益受到被眾多“金融利維坦”吞沒的威脅。J.P.摩根需要變革,需要變得更有冒險性、更為激進,因為如要生存,就無法回避在有利可圖的公司融資和證券市場上的拼搏。另一方面,J.P.摩根又不能放棄其恪守穩健、誠信的傳統,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摩根”。

 

風險管理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在拓展新業務的過程中,J.P.摩根到底面臨著什麽樣的風險,如何準確無誤地測定這些風險?丹尼斯・韋瑟斯通——這個曾經幾乎是光腳的工人階級的後代,現在已經是有爵士頭銜的J.P.摩根掌門人——急於找到答案。

 

也許他又想到了在皇家空軍服役的經歷。在他的帶領下,J.P.摩根在風險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突破。1994年,J.P.摩根的管理部門推出“風險矩陣”(RiskMetrics)系統;1997年,又推出“信用矩陣”(Credit Metrics)系統。這兩套管理系統成為金融行業風險管理的濫觴。也正是利用了這兩個系統,J.P.摩根才有可能在市場競爭風雲突變的情況下,進入他人不敢涉足的領域,而且成就驕人。

 

在當時監管政策許可的條件下,J.P.摩根從一家保守的傳統商業銀行,一躍而成為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交易為一體的全能金融機構,走出神秘的堡壘,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叱咤風雲。韋瑟斯通功不可沒。

 

我最早熟悉的摩根人士,則是栽培韋瑟斯通的劉易・普雷斯頓先生。不過,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從J.P.摩根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到世界銀行集團擔任董事長兼行長了。本書中提到他推動摩根業務轉型,是“改革的動力”:“他體現了這個銀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註入了一種新的、有時是猛烈的能量。”用今天的慣用語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正能量”。作者提到,他極有個性,對愚蠢的人簡直是無法忍受,有時對屬下的態度會很強硬,甚至極為生硬。但是,他對病人、鰥夫寡婦、離異者和其他弱者都十分關心,他的屬下對他既敬佩,又畏懼。

 

我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里,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在上海的時候你還沒有出生呢!”普雷斯頓此話表現了投資銀行家的精準。他說得沒錯,我差一點就要出生了。他指的是二次大戰時,他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曾駐紮上海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回到美國時從上海帶走了一對年輕夫婦,在他家當管家,彼此相處幾十年,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在華盛頓普雷斯頓的寓所參加晚宴,結束之後,客人紛紛離去,這對夫婦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用上海話和他們寒暄。他們對我說:“幾十年了,我們對他們很滿意,他們對我們也很滿意。”這就是這位令下屬畏懼的普雷斯頓的管家,對他們夫婦的評價。這一點,未必是典型的摩根人的品性,但是,至少是可貴的人性。貴為美國著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長,對其管家和服務人員的態度,使人感動。

 

如果說普雷斯頓似乎對中國有天然的好感,那麽,他離任之後先後接任的幾位董事長,如丹尼斯・韋瑟斯通、道格拉斯・沃納、威廉・哈里森和吉米・戴蒙等,都對中國非常友好,對在華開拓業務很熱心。

 

如果認為只要是摩根的高管,就一定會對中國友好,那顯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我並不懷疑許多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對於發展中國業務的重視,也贊賞他們對華的友好。但是,當我們讀到本書中湯姆・拉蒙特對中國的態度時,可能會有點不舒服。拉蒙特在1920年到中國訪問時,還見到了孫中山先生,他對當時中國的印象很差。書中說到,“拉蒙特從來沒有對中國人產生好感,提起他們往往不乏輕蔑口吻”(見第十二章“奧德賽”)。相反,拉蒙特對日本的態度就絕然不同,結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對他們極為友善。

 

本書作者徹諾的立場比較公正。他寫道:“當時,在許多方面,摩根財團和日本一樣對中國抱有偏見,西方金融界都是這一態度。”在九一八事變(即書中所謂“柳條湖事件”)之後,日本受到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此時拉蒙特居然私下起草了為日本開脫的新聞稿。日本大藏省哪里寫得出這麽好的英文辯白,大喜過望,只是對文字略加修改,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以誤導不明真相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眾。

 

直至日本在上海狂轟濫炸的鏡頭在美國的電影院里播放,拉蒙特和摩根的另一位高管萊芬韋爾才不得不修正對日本的看法。接著,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大肆暗殺有正義感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此時,拉蒙特才感到日本並非那麽理想。他對日本的認識,對日本態度的轉變,有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幾乎是拒絕承認他所見到的醜惡的現實。

 

如果拉蒙特是J.P.摩根今天的首席執行官,他也會這樣蔑視中國嗎?恐怕不會。我猜想他也一定會常來中國,也會對中國的高速發展充滿贊譽,表示要和中國合作。可以這麽認為:外界對我們的認識和態度,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身的折射,對個人來說如此,對機構和國家來說亦是如此。一般情況下,公眾對某個人的態度,主要取決於此人的言行舉止。就一個國家來說,一國的自重、自信、自尊往往是國際社會對該國看法的基本要素,而這個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決定其他國家對其評價和態度的參數。當然,在這個世界上,歧視和偏見是不可避免的,總會有人不講道理,總會有某個國家的某任政府無端挑釁,懷有惡意。但是,只要我們自強不息,這又何妨?

 

治學之道
 

 

第四點,如何治學?

 

本書中文本出版之後,我和作者羅恩・徹諾先生在紐約有一次酣暢的談話。我們談到美國的歷史,特別是金融史,摩根銀行當時所起的歷史作用,以及當今世界面臨的種種挑戰。

 

徹諾先生完成《摩根財團》(1990)之後,還出版了《沃伯格家族》(1993),記述洛克菲勒家族的《泰坦:洛克菲勒傳》(1998)和《華盛頓一生》(2011)。他出的每一部書,都深受讀者喜愛。他涉獵之廣,治學態度之嚴謹,梳理資料之細致,堪稱有誌於撰寫傳記的年輕學者之表率。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國內讀者對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和金融方面的書籍懷有濃厚的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J.P.摩根公司的幾位負責人和我商量翻譯出版中文本《摩根財團》的事宜。本書榮獲199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國內讀者需求甚殷。多年之後,此書不斷再版,為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所喜愛。

 

也就在我當年翻譯這部書的時候,J.P.摩根早年分出的一脈,即摩根士丹利正在和我國有關方面商談,組建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這個想法得到了當時國務院領導的積極支持,於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誕生了。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摩根在中國大陸最有創意、最成功的業績。中金公司成立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獨當一面,為我國各個行業里的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和上市提供承銷服務。

 

截至2012年,由中金公司主承銷的中國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均位居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業榜單之列。中國企業也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2005年至2010年期間,有四年,中金公司承擔了當年全球最大的IPO業務,如2005年建行H股IPO、2006年工行A+H股IPO、2007年中石油A股IPO、2010年農行A+H股IPO,其中農行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IPO。1997年,中金公司作為主承銷商,出色完成了中國電信(現中國移動)香港IPO,融資42億美元,拉開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整體改制上市的帷幕。

 

自1995年創立以來,中金公司協助中國企業已共完成3281億美元的股本融資,3548億美元的債務融資,以及3534億美元的兼並收購交易,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始終保持著主力軍的地位。我也根本沒有想到,多年之後,我會到中金公司來擔任董事長、法人代表,也許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緣分”。

 

J.P.摩根現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吉米・戴蒙是我的老朋友。我請他撥冗為新版作序,他欣然允諾,為本書增色。戴蒙董事長在不尋常的時期執掌J.P.摩根,可以說是在驚濤駭浪之中,帶領摩根的管理團隊和全體員工奮鬥拼搏。他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歷史上的影子,其難度和險峻絕不亞於摩根的先驅所遇到的困難。我在此也祝願戴蒙執掌下的J.P.摩根克服困難,取得新的業績。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金立群,編輯齊介侖;文章為原創,本刊版權所有;如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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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 摩根 財團 四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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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推銷員”金立群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636

金立群被提名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圖為2014年10月24日,金立群在北京出席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字儀式。 (CFP/圖)

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

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015年7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事實上,《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前數月,金立群就已經與“亞投行”這個標簽形影不離。他先是被任命為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組長。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成立後,他又被任命為秘書長,親自搭建起亞投行框架。

亞投行,這個由中國發起創立的第一個多邊國際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未來將重點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2014年10月29日,亞投行第一次亮相時,僅有22個創始成員國,而截至2015年4月15日,它的創始成員國達到57個,包括亞洲大部分國家以及美日加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

在亞投行版圖擴大的背後,有金立群穿梭遊說於各國的身影。

金立群是誰?此前他一直不為公眾熟知。財政部有關工作人員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約訪金立群的請求,“等8月底才能塵埃落定”。到時亞投行將舉行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正式選舉候任行長。

財政部在一個簡短公告中,評價他“具有在政府部門、國際機構和私營部門豐富的領導和管理經驗”。他是外媒筆下“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官員”,是財政部工作人員眼中好讀文學書籍的領導,各國政要眼中“說話有技巧”的金融外交家。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

在未來的亞投行議程中,金立群被寄予了平衡各國利益的期待。從林毅夫到朱民,再到金立群,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仍然不成比例。

亞投行的推銷者

時間回到四個月前。2015年3月12日,英國財政部官網突然發布一則消息,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寫道:“我很高興在此宣布,英國今天決定成為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行列的首個主要西方國家。”

這對亞投行籌備組而言,無疑是一次戲劇性轉折。

就在2014年10月24日,《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在北京簽署時,意向創始成員國只有21個。之後的138天里,它的合作版圖僅擴大到了27國,除了新西蘭之外,其他全是亞洲國家,被西方國家調侃為“亞洲國家的自娛自樂”。

英國的決定打破了歐洲的沈默,18天內,17個歐洲國家宣布加入亞投行。亞投行籌備組在2015年4月15日公布,截至報名結束時,意向創始成員國猛增到57個。亞投行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生國際多邊機構。

“他(金立群)在籌建崗位上做了很多鋪墊工作,面對大量國際合作方,以客觀合理的方式,使對方對我們的倡議和發展要領有了理解和認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138天的“窗口時間”里,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與世界各國經歷了怎樣的博弈?

“他(金立群)作為組長,那幾個月去見了很多國家的人,一直在不斷遊說,”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很擅長協調各方利益,說話很有技巧。”

最初,美國曾希望歐洲各國抵制亞投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分析,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已存在多年,美國也因此一直占據國際金融秩序的頂點。但對歐洲國家而言,以重點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為目的的亞投行,機會顯而易見。

“亞投行對世界銀行、亞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對外界的疑慮,金立群這樣回答。

《日本經濟新聞》披露,2015年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英國最早按捺不住。“這里面肯定也是有英國保守黨自己的利益考量”,財政部上述官員說,他拒絕透露更多談判細節。英國媒體猜測,有可能是英國首相卡梅倫考慮到5月的大選,為了迎合英國經濟界而做出的決定。

金立群在各國穿梭遊走,促使他們早做決定。對各個國家來說,董事席位、行長和副行長人選、以及未來亞投行分行所在地,都會成為競爭的重點。“他(金立群)斡旋歐盟各成員國的功力已在北京傳為美談”,英國《金融時報》這樣評價。

例如,盧森堡2015年3月11日就悄悄遞交了申請,準備2周後對外公布。消息傳到英國政府的版本是:一個不知名的“歐洲小國”會比英國更早加入亞投行。焦慮的倫敦把本應在2015年3月17日公布的消息,提前了5天公布。

隨後,歐洲諸國唯恐落後,法國甚至直到與德國、意大利發表聯合聲明的2015年3月16日上午,才抵達北京討論加入亞投行的細節。俄羅斯加入亞投行的決定,則是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現場宣布的。

財政部的“英語文學碩士”

長於言辭、談吐有文學修養,是金立群的特點。“他能說很典雅的英文,熟知東西方文明”,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另一位財政部工作人員則回憶,金立群在給部里開講座時,“常引用詩歌”。

在與澳大利亞全國基金協會主席Steve Howard交流時,金立群將對方比作該國小說《人類之樹》中的墾荒人,向其示好。英國記者吉密歐這樣描述金立群:“他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麽迷戀法國文化;並且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他在英文翻譯方面也有心得,曾為自己導師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歌選集》擔綱過註釋和修訂,還主持翻譯過美國作家羅恩·徹諾的暢銷書《摩根全傳》。

2009年在美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問經濟學家許小年,怎麽把中文的“不折騰”翻譯成英文,讓外國人能聽懂,同在會上的金立群被請來救場。他直率地說:“不要想找出一個詞,但要努力去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例如,從‘大躍進’到‘文革’……我們國家曾經‘折騰’過多次。”

他先提出用莎翁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無事生非)來對應“折騰”,又覺得不夠好,“如果硬要翻譯,我覺得最接近的詞就是‘don't rock the boat’,或者‘no boat rocking’(不要晃船)”。

金立群出生於江蘇一個教師家庭,初中曾自學大學英語教材。他在寫給高中母校南菁高級中學130周年校慶的文章中,曾憶及自己因為太著迷於英語,甚至被英文老師“約法三章”,要求他“學英文不能影響其他學科”。

高一念完後,“文革”就來了,他在常熟農村插隊務農十年,高中英文老師廖慕禹給他寄的莎士比亞戲劇原版書,成了他“在鄉間長夜中自學時的良友”。

1978年,29歲的他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文革”後的首屆英語研究生班,師從英文大師王佐良、許國璋。那一屆只錄了12名學生。之後,他以一篇語言學論文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而就在他臨近畢業的1980年,中國恢複了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而英語人才是奇缺資源。有誌於學術道路的金立群,人生發生了改變。許國璋教授的昔日弟子請他從研究生中推薦一人調財政部後赴世界銀行工作,許老建議金立群考慮這一方向,因為“中國更需要經濟和金融人才”。他最終決定采納許老的建議。

第一個亞行副行長

“放眼看去,找不到比他(金立群)更合適的(亞投行行長候選人)人選,無論是知識結構、工作經驗還是國際舞臺上的人脈”,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肯定地說。

金立群從1980年開始,一直在與金融和投資行業打交道,他亦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批接觸國際金融事務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在財政部工作23載,官至副部,其間四次赴海外工作。

1982年底,金立群奉調回國。那是中國開始接受世界銀行貸款的第2年。在財政部外事財務司任副處長的他,主管的領域正是世界銀行貸款。他先後負責了公路、鐵路、港口、發電和輸變電、農村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準備和談判工作。

“那時,中國的基礎設施是非常老舊的。……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高壓電路,也沒有集裝箱的港口。在黃浦江下並沒有隧道,郵局比電信的速度還快,沒有辦法打電話只能通過寄信方式交流”,這段經歷讓金立群看到,當國家外匯緊缺、基礎設施破舊時,來自多邊銀行和機構的借貸有著重大的意義。

1987年,金立群作為漢弗萊獎學金獲得者(Humphrey Fellow),被送到美國波士頓大學進修一年經濟。

在這個外國文學碩士的描述中,經濟學並不難學。“需要學高等數學課程,覺得自己也沒有費太大的力氣”,他說。他還在一次采訪中回憶道:“經濟學基本的東西我都讀了,但是我沒有一頭紮到學術深海里,沒有時間去搞過分理論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問題的視角。”

其後,他先後擔任過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財政部副部長等職務。在就任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他曾參與中國金融行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並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擔任副理事。

2003年,時年54歲的他成為亞行副行長,成為這家多邊合作銀行1965年成立以來的首位中國籍副行長。根據亞行傳統,4位副行長中,一位要來自列第一大股東的日本或美國,一位來自歐洲,亞洲地區共同競爭兩個副行長,此前二十余年,中國人未能成功當選。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近日金立群與各國大使的一次聚會中,他曾談到,自己擔任亞行副行長時,遇到給柬埔寨的貸款出了問題,他曾經飛到金邊,與柬埔寨總理洪森面談。

此後六年,他又先後在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10月,在兼任了數月的亞投行籌備組組長後,金立群正式從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離職,全職準備亞投行的相關事務。

“他有非常大的 可能性會當選”

按亞投行候任行長遴選程序,意向創始成員國須在2015年7月31日前提名候選人,之後將在8月下旬舉行的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上確定候任行長人選。

“北京提出的候選人實力很強,”7月6日中方提名公布時,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態稱,“以往(多邊機構的)傳統是,如果最大的股東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候選人,通常是這個候選人勝出。”

目前,中國以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26.06%的投票權,居現階段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占比最高的國家。

外交學院教授蘇浩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亞投行行長應該具有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背景、英語語言國家的文化背景、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以及成員國的認可和接納。而在未來,亞投行涉及各個經濟體的利益分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這樣的人在亞投行成員國中並不多,”他說,“我們的人選是很有說服力的。”

截至2015年7月15日,印度、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等亞投行的主要股東,都還沒有公開提出自己的候任行長候選人。

比起無風無浪的行長位置,各個創始成員國更關註的是,本國能否在其他管理職位或董事會中謀取一席?遊戲規則又是怎樣的?

2015年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這里面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財政部長樓繼偉宣布,“半年左右的時間里,各方已就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達成重要共識,形成了高質量的協定文本。”

當月2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聯合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亞投行協定”)。有媒體披露,亞投行將執行一套不同於世界銀行和亞行的管理方式——由一個無報酬的、非常駐董事會來進行領導,治理結構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亞投行的管理架構是1個行長、10個副行長。而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董事會設12名成員,域內(即亞洲國家)9名,域外(即非亞洲國家)3名。

“所有國家都是當然理事成員,再從中推舉出行長、副行長和執行董事,”金燦榮說,“副行長是各個國家都會爭取的。”據他介紹,董事會成員人選的博弈,取決於國家地位、出資額和地區代表性。

目前,各個域外國家已經摩拳擦掌,相繼對外表態,火藥味十足。

2015年5月21日,柯慕賢對外表示,德國將在亞投行的董事會中獲得一個席位。7月1日,澳洲財長霍基(Joe Hockey)也向外透露,他得到保證澳洲將會在亞投行董事會獲得一個席位。7月初,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也對俄國媒體放出了風,稱俄羅斯不僅有一定比例的投票權,而且在銀行的管理層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的崗位。

“這麽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參與進來,各自謀取話語權、謀劃未來利益,在未來的治理中,怎麽樣協調不同意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期待:“希望在投票和人員選拔環節做到公開公正,在尊重現代治理規則的背景下,把內部利益調節好。”

國際組織中的中國人

金立群著手籌辦亞投行後,他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經歷也被人們所津津樂道。近十幾年來,在重要國際組織中尋找中國面孔,比以往要容易得多。

“剛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就是一抹黑,人才、經驗全沒有,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對國際規則熟悉了一些,人才培養也有了很大進步,”金燦榮說,“國力、政策和人才的共同推動,讓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發言權越來越大。”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除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於1995年開始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秘書長外,其他人都在2000年後才接任國際組織要職。

目前,在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工作的中國籍高官中,廣為人知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林建海、國際金融公司執行副總裁兼CEO蔡金勇、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以及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

這5位中國高官都是“50後”男性,都有留學經歷,除章晟曼留學加拿大,其他四位都留學美國。其中,朱民和蔡金勇是1978年上的大學,與金立群同屬於“文革”後恢複高考的“新三屆”大學生。

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多領域的國際組織,在擔任相關機構高管的中國人中,“50後”也占了多數,鮮有“60後”身影。值得註意的是,聯合國國際法院、外國郵政聯盟國際局、國際電信聯盟等專業性較強國際組織的高管,都來自相關專業領域,且多有英國或美國的留學經歷。而聯合國、國際展覽局等組織的高管主要是外交官。

據不完全統計,除了來自香港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來自臺灣的林毅夫之外,高管們全部來自江浙滬三省,例如林建海、章晟曼、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聯合國國際法院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院長史久鏞、國際展覽局前主席吳建民等等。

但是,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以聯合國為例,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職聯合國秘書處非翻譯類職位的中國籍專業人員是74名,遠低於聯合國開列出的恰當幅度——116到157人。而在這其中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中國籍職員是11人,低於美國48人,法國18人,日本14人,英國19人,德國17人。

為此,聯合國的微博連續兩年針對中國放出招聘啟事。由中國聯合國協會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合作司合辦的國際公務員能力建設培訓班,在今年將舉行第五期。

蘇浩分析,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是目前,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成比例。人才供給不足,是中國籍公務員人數偏低的原因。

“國際很多重要機構,我們雖是成員國,但並沒有作為國際公務員在里面獲得一些職位,我們融入國際社會還不夠,要讓更多中國人有機會去國際機構任職和發揮作用。”他說。

(南方周末記者劉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亞投 投行 推銷員 推銷 金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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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被選為亞投行候任行長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485

 

8月24日,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第六次談判代表會議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舉行。會議以共識方式推選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 (新華社記者 李鑫/圖)

財政部消息,8月24—25日,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證實,籌建亞投行第六次談判代表會議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舉行。根據各方一致同意的遴選規則和程序,通過共識選舉中方提名人選、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先生為亞投行候任行長。

候任行長將在亞投行正式成立後的首次理事會上被任命為行長。

絕佳人選

6月29日,亞投行候任行長遴選程序通過後,約一個星期,中國政府即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金立群被視為籌建亞投行的重要功臣。

公開資料顯示,金立群949年8月出生於江蘇常熟,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中投公司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等職務。

2014年10月,他正式從中金公司離職,全身心參與到籌備亞投行工作中。據《金融時報》早前報道,這位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ADB)官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用數名與他打過交道的人士的話說,金立群是一位絕佳的“與蠻夷人打交道之人”。

這些人士說,金立群是一位親英派,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麽迷戀法國的文化;為了取悅德國人,他還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曾參與世行、亞行項目的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主任張建平對《新京報》表示,在籌備過程中,金立群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從中方角度來看,拿出如此巨額資金設立國際金融機構,中方需要有人能夠掌控這麽大的機構。

“這個人選需要有多年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驗,金立群曾在世行工作,並且曾擔任亞行副行長,善於與不同國家打交道,熟悉國際金融機構運作方式。擁有國際化背景的同時,金立群還熟悉中國金融機構和財政體制。”張建平認為,基於這樣的考慮,推舉金立群為候任行長會有利於亞投行經營運作。

金立群簡歷

金立群,男,1949年8月出生於江蘇常熟,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在經濟學和財政學方面著述甚多,已出版多本專著。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中投公司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等職務,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

1968年10月參加工作。

1987年至1988年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1984年至1989年任財政部外事財務司副處長。

1989年至1994年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副司長(其間,於1988年在世界銀行任中國副執行董事)。1994年至1995年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

1995年至1998任財政部部長助理。

1998年9月至2003年,任財政部副部長。主管教育、科技、文化和對外經濟交往領域的行政經費預算。在此期間他還是中國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的副理事。

2003年8月1日出任亞行副行長。在亞行,主管南亞地區和大湄公河次區域(包括這些業務局下屬的各海外代表處)以及和私營部門業務局有關的業務。

2008年9月至2013年5月,被任命為中投公司監事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出任中金公司董事長。

2014年10月從中金公司正式離職,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

金立群 被選 選為 為亞 亞投 投行 候任 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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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為何首訪韓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84548.html

金立群為何首訪韓國?

一財網 陳曉晨 郭融 2015-09-11 17:09:00

從亞投行的機制建設方面看,韓國的獨特歷史經驗,是亞投行的重要財富。韓國曾經是重債窮國,後來成為亞洲“四小龍”,上世紀九十年代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既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又有發達國家的國際合作經驗。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侯任首任行長金立群於9月8日至9日出訪韓國,這是首任行長的首次出訪。這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關註,那麽,金立群為何會選擇韓國作為出訪第一站?

亞投行候任首任行長金立群於9月8~9日出訪韓國,受到韓國總統樸槿惠接見

從中國方面看,韓國作為我國“朋友圈”中新近的“密友”,是我國日益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韓國在包括亞投行在內的諸多國際重大問題上為我國“點贊”。中韓雙方幾乎是同時提出的“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不謀而合。特別是樸槿惠排除幹擾,出席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使兩國政治關系進一步升溫。這些為中韓兩國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深入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中韓自貿區的建立,中韓經濟和產業鏈的將實現更全面的融合。目前,中國已經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國、最大進口來源國、最大海外投資國。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後起的實力,有完整的產業鏈和雄厚的資金實力;韓國有海外投資、技術優勢、國際合作和企業管理經驗,雙方在亞洲基礎設施方面將有相當大的合作空間。

什麽叫“產業鏈的全面融合”?數據可以說明問題。韓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最多的是集成電路,第二位的是液晶顯示器,第三位的是化工產品——主要是多元羧酸、環烴、乙烯聚合物等。這幾項可以說都不是消費品,而是工業配件或原材料,可見韓國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融入程度。

從韓國方面看,韓國政府將亞投行視為重要發展戰略機會。早在亞投行籌建之初,韓國便已對亞投行示出了極大的興趣,並最終不理會美國“勸告”加入亞投行,成為創始成員國,這也是韓國首個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參與的多邊金融機構。韓方媒體也將加入亞投行視為韓國擴大其在全球金融外交領域影響力的重要契機,並希望與中國等創始成員國一道,參與規則制定,推動多邊金融組織的發展。

作為亞洲第四大經濟體,韓國也需要借亞投行的平臺在亞洲實現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亞投行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韓媒報道稱,金立群此次到訪能成為韓國在基礎設施產業領域與亞投行共同合作的重要契機。

韓國對此有迫切的需求。一方面,韓國此前連續35年金融賬戶順差,韓國對外投資總體上不斷增加,並在2014年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不過,最近三年,由於各種原因,韓國的對外投資額連續三年下降,說明韓國既有的對外投資路徑已經“擁堵”、飽和。因此,韓國希望通過亞投行帶動對外投資新增長點。另一方面,韓國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通信、交通等領域擁有大量豐富的經驗,亦希望借此機會走出去,在亞洲地區進行產業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此外,韓國對金立群的來訪還有半島政治上的期待。此前,韓國前統一部部長將加入亞投行視為解決半島問題的很好契機,認為在實現朝鮮無核化之後,中韓兩國在亞投行中的相互合作將會大有助於朝鮮的基礎設施建設。

從亞投行的機制建設方面看,韓國的獨特歷史經驗,是亞投行的重要財富。韓國曾經是重債窮國,後來成為亞洲“四小龍”,上世紀九十年代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既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又有發達國家的國際合作經驗。

作為創始成員國,韓國無疑會為未來亞投行與其他現存多邊金融機構、國際組織的合作錦上添花。尤其是韓國作為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在多邊機構機制設計、國際機構之間、政府與國際機構合作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供亞投行借鑒。正因為此,韓國媒體報道稱,此次金立群的訪問也將就韓國人員在亞投行任職一事進行討論。

綜合以上三方面,在目前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金立群首訪選擇韓國自然在情理之中。而且,此次出訪本身即是明確的宣示,未來中韓兩國在亞投行機制建設上將有更密切的合作。

(作者陳曉晨為本報特約記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作者郭融為人大重陽研究助理。)

 

編輯: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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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 為何 首訪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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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行長金墉與亞投行金立群華盛頓會面 期待聯合融資機會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701559.html

世行行長金墉與亞投行金立群華盛頓會面 期待聯合融資機會

一財網 馮迪凡 2015-10-23 14:49:00

金立群表示,目前亞投行與世行、亞行等機構的合作“非常順暢”,希望亞投行能夠促進這些機構正在推進的自身改革。

世界銀行集團行長金墉於當地時間10月22日在世界銀行集團總部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金立群會面,討論兩家機構之間的合作問題。

金墉表示:“我熱烈歡迎金行長訪問世界銀行集團,並期待著進一步加強我們現有的緊密關系,確定未來合作的具體領域,也包括聯合融資的機會。”

世行一直在為亞投行提供廣泛支援,幫助亞投行為開業做好準備。亞投行與世行具有共同的目標:提供急需的基礎設施融資,幫助各國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對人民的服務,創造就業,減少貧困。

此前,在華盛頓訪問的金立群21日在華盛頓表示,亞投行將建立符合21世紀要求的高標準治理體系。

據新華社消息,金立群21日在布魯金斯學會出席一場亞投行研討會時說,中國決心創辦亞投行,旨在同域內和域外國家一道為亞洲基礎設施提供新融資機制,這體現了中國政府負責任的態度。為實現這個目標,亞投行需要建立符合21世紀要求的高標準治理體系。

金立群指出,建立高標準治理體系是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的共同要求。亞投行的治理體系不僅要吸納現有多邊投資機構的優點,還要借鑒私營機構的成功做法。他透露,一些政策文件不久將公布。

金立群表示,亞投行將通過嚴格執行管理政策,如嚴控崗位設置,對腐敗“零容忍”等舉措確保亞投行兌現“精幹、廉潔、綠色”的核心理念。

截止到10月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已有53個國家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亞投行預計將於今年年底開始運作。

金立群說,亞投行不單純是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國家服務,而是為亞洲所有國家服務。目前亞投行專家已經在準備投資項目,預計明年二季度能夠推出。

談到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等機構的關系,金立群說,它們之間不是相互競爭關系,“亞投行成立的重要原因是現有多邊發展機構無法滿足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他表示,目前亞投行與世行、亞行等機構的合作“非常順暢”,希望亞投行能夠促進這些機構正在推進的自身改革。

金立群還說,雖然亞投行是一個新興金融機構,但它有三大優勢:一是亞投行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是現有多邊發展機構中比例最高的;二是亞投行比目前的多邊發展機構更加開放,亞投行將在全球招聘最優秀的管理人才,同時項目采購也面向全球所有國家;三是亞投行擁有中國和眾多成員國的大力支持。

編輯:仇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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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釋疑FT主筆:亞投行怎樣對腐敗“零容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0409.html

金立群釋疑FT主筆:亞投行怎樣對腐敗“零容忍”

一財網 王蕾 2015-11-11 21:13:00

“在亞投行,會設立一個監管部門,負責監管部門的這個人在中國人當行長期間,不會是中國人。而且此人一旦上任,就不會被無辜卸職。”

11月9日、10日兩天,在倫敦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上,眾多與亞歐金融合作、“一帶一路”亞歐新合作契機、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G20新議題等相關的熱門話題被各路專家熱烈討論。

會議第一天下午,一場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金立群與英國《金融時報》副總編、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之間展開的對話吸引了不少與會者和媒體的眼球,席間時而針鋒相對,時而風趣幽默,場內不時響起掌聲,甚至大笑聲。

比如,金立群說,沃爾夫的專欄他一篇不落,而沃爾夫則打趣說,那我以後言辭需要更加謹慎。在現場的《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記下了不少精彩的對話片段。

西方準則不是國際最佳準則

沃爾夫:為什麽要成立這樣一個銀行?

金立群:我們相信,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建設起到巨大作用,而且可以幫助脫貧。1980年,當中國決定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270美元。對於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的國家,這是一個多麽令人感到尷尬的事實。

正是因為改革開放,我們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學習經驗,我們決定通過借貸,大量借貸,我們沒有把錢投入到消費領域,而是投資到了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大約15年的時間里我們建設了很多道路、港口、鐵路、能源工廠等。

從1995年起,中國經濟開始騰飛。由此經驗,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基礎設施建設是脫貧致富發展經濟的關鍵。這是我們為什麽要設立這樣一個銀行的原因。我們希望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保護環境,改善民眾生活,中國領導人希望建立這樣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建立一個盡可能代表高標準和準則的銀行。

但是要說明的是,所謂的最佳準則並非西方標準的準則,而是全球各個角落的國家共同創造的一個國際準則。這個國際準則,是由過去50年全球各種發展經驗而得出的,中國是其中之一。西方世界對全球經濟做出了貢獻,請註意,我們亞洲國家同樣為之付出很多。

沃爾夫:你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如何定義?

金立群: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基本上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在說,但是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麽。在我看來,所謂的國際最佳標準,是集合了全球各國的發展經驗。硬指標包括:快速增長,成本控制,決策制定和實施發展過程的參與性,環境保護等。

沃爾夫:亞投行的工作語言是什麽?

金立群:很抱歉地說,英語是唯一工作語言。

沃爾夫:這對於一個設在總部設在北京的銀行有點尷尬嘛

金立群:不會啊。你知道現在在中國有多少人學英文嗎?有6億中國人在學習英文。我不得不遺憾地說,很快他們的英文比你都說得好。(與會者大笑) 我希望你不會感到受到了傷害。(與會者鼓掌)

如何對待腐敗問題?

沃爾夫:所有大的國際金融機構都面臨著腐敗問題,你會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金立群:這個銀行的核心價值,可以以三個詞來概括:精幹、廉潔和綠色。精幹指的是,我們不會建立一個巨大的官僚體系,會是一個精幹的員工隊伍,對腐敗行為零容忍。我將是亞投行的行長,你對此有什麽疑問嗎?

沃爾夫:對你,我沒有疑問。

金立群:不是對我,是對這個銀行。

沃爾夫:那要走著瞧。

金立群:好吧。

沃爾夫:我曾經在投資銀行工作,我知道那里的事情是怎麽樣的。

金立群:我告訴你,我曾經就職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我負責的部門從未出過一件腐敗案,因為我規定了紀律,設立了規章。在我到財政部當副部長的時候,有之前的部下來感謝我,說因為有我,他們中沒有人入獄坐監。因此,制度是關鍵。

在亞投行,會設立一個監管部門,負責監管部門的這個人在中國人當行長期間,不會是中國人。而且此人一旦上任,就不會被無辜卸職。再有就是亞投行要推廣綠色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好,而其對經濟和社會貢獻的意義,只有在堅持環保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亞投行如何做到綠色環保?

沃爾夫:能不能請你定義你所說的基礎設施主要包涵哪些內容?而你說到了綠色環保,事實上,動力改造和交通系統等,這些都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項目,你怎麽來保持綠色環保?

金立群:我希望能夠借此機會來向大家介紹我們所定義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們與參與國簽訂的協議中,明確指出,所謂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廣義的,除了基礎設施,還包括更廣泛的生產領域。

我們不希望把自己框在一個很狹隘的定義內。可以是能源,包括動力的生產、改造和傳輸。可以是交通,一般的城市道路、郊區道路、高速公路、鐵路、高速鐵路、海港、空港。城市生活方面,包括供水、廢物廢水處理、大型城市交通系統還有其他生產部門。有人問:那麽什麽是其他生產部門呢?我說其他生產部門就是其他生產部門。(與會者笑)

沃爾夫:那你是指整個經濟的概念?

金立群:你可以超越基礎設施實體本身來看這個問題,比如醫療、教育,甚至是規章制度和政策層面的改善。我們必須有足夠的雄心去做一些可能10年,20年以後才見效的事情。舉一個例子, 如果沒有海關等政策層面的和諧合作,在兩國之間建設道路或鐵路系統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希望是政策的和諧連接。當然,在最初的幾年,我們會集中在實體的基礎設施建設上。

1000億初始資金怎麽投?

沃爾夫:作為一個向基礎設施建設發放貸款的銀行,亞投行僅僅是貸款給國家主權級項目,還是推廣到私人企業和個人?

金立群:我倒是想問問你的看法?是僅僅和主權項目打交道嗎?

沃爾夫:我的回答是不僅僅。

金立群:我同意你的觀點。我想我們可以和任何機構進行合作。

沃爾夫:你說亞投行有1000億美元的初始資金,你可以放多少款?如何運作?

金立群:我們嘗試一點創新,亞投行初始的資產負債比是1比1,也就是說1美元資產對應1美元負債,最高可以達到1000億美金。但這是非常小的數字,是杯水車薪。如果你去看一下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在將來的10年里,就有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因此這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亞投行希望通過杠桿撬動我們的資本金,為更多的私有企業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而且,我們可以與世界銀行、歐洲複興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合作。

這個1比1的資產負債比只是初期,我們從歐洲投資銀行那里借鑒來經驗,隨著銀行日漸建立起較為紮實穩固的基礎,等到這個銀行具有非常健康的資本金率。當評級機構給於良好的評級結果,這個負債比可以達到1比2.5,也就是說,不需要追加資金,我們的放貸總額相當於可以達到2500億美元。到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另一個世界銀行的規模。

亞投行願意承受的風險有多大?

沃爾夫:AAA評級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金立群:當然很重要。

沃爾夫:那你對貸款人設立了怎樣重要的標準?亞投行能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多高?

金立群:我運作的是一家多邊發展機構,我的責任就是要設法得到AAA評級並維護這個評級。因此,相對來說,我會比較保守,如果我以私人企業的身份來運作這間銀行,那我不會做的。我不會介意是AA或者怎麽樣。如果你要保證獲得AAA評級,你不得不控制業務發展,但是從這些評級公司和這些政府股權人的心理上來看,還是必須謹慎行事的。

沃爾夫:請介紹一下你們的貸款,有什麽條款和條件限制。是優惠貸款還是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放貸?

金立群:如果我們能夠拿到AAA評級,我們的籌資成本和世界銀行等其他同類銀行差不多,貸款的條款和條件基本上也很相似。然而,必須註意的是,或許籌資成本差不多,但是運作成本會較低。我們覺得項目運作的效率更重要。

沃爾夫:亞投行的雇員規模會是多大?

金立群:我們銀行大樓有3萬平方米的面積,可以容納700人的專業團隊,這個容量可能對將來的4、5年來說還是不夠的。因此,感謝北京市政府對亞投行的支持,我們為亞投行設計了幾棟樓,總面積達23萬平方米,這個辦公規模亞投行發展100年也足夠了。我們不存在分散辦公。大概是5000人吧。但是我們必須擁有3000億美元的資本金。

沃爾夫:對於美國和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你怎麽看?你覺得他們很愚蠢嗎?

金立群:對不起,你要小心選擇你的用詞(全場大笑)。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愚蠢。讓我告訴你,從一開始我們就邀請美國和日本加入亞投行。我很理解,對於中國來說,去發起這樣一個銀行,肯定會有一些反對聲和疑惑。對管理方式、政策制定、標準和準則等產生懷疑,我非常理解這樣的擔心。

我們沒有過激反應,我認為應該給出更多的時間來給他們自己進行判斷,我們從來不介意(美、日沒有加入)。現在已經有57個國家加入到亞投行,如果這些國家不認可這將是一個21世紀水準的銀行,它們怎麽可能加入?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我也很理解,對於有些國家出於自身的考慮暫時不願意加入。我要說的是,加入亞投行的門依然敞開,只要接受由57個起始成員國制定的條件和規則,任何國家都可以隨時加入。我不想你認為我對人不夠善良,對於一個一次次主動邀請對方去參加舞會,但被一次次無情拒絕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是不公平的。

沃爾夫:如果有人問你,亞投行雖然是有很多成員國,但實際就是中國在運作,你會怎麽說?

金立群:25%的股權屬於非地區內國家,75%的股權屬於亞洲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當你所在的歐洲,只有25%的股權,你覺得舒服嗎?因為中國是亞投行發起國,中國就應該擁有多數股權,如果你覺得不舒服,你認為你被“劫持“了,那你最好不要加入。當你看到所有的程序,了解了所有的政策條款,肯定會讓你增強信心。你如果不相信我說的,那就走著瞧。

沃爾夫:不管我信不信,我的工作就是要抱有懷疑的態度對待事物(與會者笑)。但是我覺得你說得都很重要也很有趣。

金立群:我非常喜歡你的懷疑論,你越懷疑,你就越感到失望,這就是為什麽我喜歡你的懷疑論的道理。(與會者大笑)

沃爾夫:我不會失望,而是會很高興。

編輯: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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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 釋疑 FT 主筆 亞投 投行 怎樣 腐敗 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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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亞投行75%投票權由亞洲國家分享

3月20日,在本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最後一單元討論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行長金立群透露了亞投行的新特色:發展中國家是占多數投票權的,這在歷史上第一次有這樣的多邊開發銀行。

“亞投行的成立本身就反映了發起國的決心,要去創立新型的多邊合作銀行機構,能夠反映新世紀治理的特色,從而促進全球經濟的治理,尤其需要適應一個多極化世界的要求。”金立群稱。

發展中國家占多數投票權

金立群在發言中介紹了亞投行的新特色:非發起國占25%的投票權,剩下的75%是由亞洲國家分享,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總的來說,發展中國家是占多數投票權的,這在歷史上第一次有這樣的多邊開發銀行。”金立群指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金融秩序調整的步伐加快,國際金融秩序發生了很多值得關註的變化,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強了金融監管和宏觀政策的調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所提升。對中國來說,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個重要的體現。

但同樣,金立群強調,發達國家也沒有被邊緣化,像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也都是發起國家,此外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也都積極的參與到銀行發起和籌備的進程中。“我們5位副行長當中有3位是歐洲人,是根據他們的能力來加以任命的。而我們的高管來自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丹麥、韓國和新加坡,”金立群強調,亞投行不排斥任何國家的高管,並非只偏重由中國來任命董事會,而且董事也不在中國常駐,只是通過日常保持溝通,讓董事們了解銀行的運營情況,這樣降低了日常的運營成本。金立群還透露,亞投行去年啟動了一個項目,只用60個人就決定了一個17億美元的項目。

除此,亞投行管理層也強調自律,“亞投行有非常嚴格的管理機制。”金立群。

新全球化應利益共享

金立群在發言中也指出了全球化面臨的挑戰。“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全球各國以及國際機構都在看,世界的舞臺上他們應該在未來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基於這樣的現狀,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全球化是20世紀最重要的趨勢,那麽21世紀最重要的趨勢又是什麽?”他稱。

在他看來,二十一世紀的趨勢應該是共享的利益和更好的全球治理,“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需要進行國內的改革。

金立群認為,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國內政策的設計和執行方面是成功的。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從全球化當中獲益較多,實際上是他們把很多的利益讓渡給了這些發達國家。

目前這種經濟架構建立起來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建立的,之後其實並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在現有的經濟和金融基礎設施架構的基礎上,很多國家都獲得了極大的利益,那是因為他們在國內改革非常成功。與此同時,金立群強調,“我們也急需去改善全球的經濟治理,這會帶來各方共同的利益,確保沒有一個國家會被落下。”

金立群 亞投 投行 75% 投票權 投票 亞洲 國家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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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成立 金立群任行長廣招金融專才 港人可應徵

1 : GS(14)@2016-01-18 01:30:02

■金立群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昨在北京成立。57個創始成員國一連三日出席會議。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為首任理事會主席,前副部長金立群為首任行長。為顯慷慨,中方宣告不會沾邊首筆貸款。亞投行向海內外招攬人才,不設國籍限制,香港金融專才倘有興趣或可一試身手。


在中國經濟走下坡、人民幣貶值等不利環境下,籌備27個月的亞投行昨在北京掛牌開業,習近平出席開業儀式並致辭,稱亞投行成立「說明有志者事竟成」。亞投行由習2013年10月倡導發起,旨在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抗衡。


■習近平昨日主持亞投行成立儀式。美聯社

中國不申請首筆貸款

由57個創始國成員組成的亞投行理事會昨選舉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為主席;並通過決議任命金立群為首任行長。金曾任財政部副部長,後任亞投行籌備組秘書長。董事會還將選出副行長和董事,審議通過銀行業務、財務、人事等重要政策文件。亞投行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約7,794億港元),注資比例按各成員國GDP分配,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為三大股東,股權比例分別為30.34%、8.52%和6.66%;中國的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26.06%。由於亞投行重大事件需獲75%投票才能通過,這意味中國可「一票定生死」。為彰顯慷慨,中國表示不考慮申請首筆貸款「讓利他國」。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涵蓋五大洲,但美國和日本沒加入;香港和台灣申請被北京婉拒,稱要港台「以合適方式加人」。北京歷來忌諱港台加入國際組織,不過,亞投行放風要招攬國際人才,金立群稱:「亞投行不設國別限制,任何人士均可申請專業職位,實行合同制。」香港金融專才倘有興趣或可應徵。新華社/觀察者網



金立群小檔案

年齡:66歲出生地:江蘇常熟家庭:與夫人育有一女金刻羽,哈佛經濟系博士畢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終身教授 學歷:北京外語學院(現為外語大學)英語專業研究生畢業



簡歷:1987-1988年 波士頓大學經濟系進修1984-2003年 財政部副處長、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其間任職亞銀、世界銀行等)2003-2008年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2008-2013年 中投公司監事長2013-2014年 中金公司董事長2014-2016年 亞投行籌備組秘書長2016.1.16 亞投行首任行長



亞投行架構

理事會主席:樓繼偉(中國)↓行長:金立群(中國)↓副行長:待議(或由印度和俄羅斯出任)↓董事:待議.理事會組成:57個創始成員國.總部:北京(分部待議).註冊資本:1,000億美元.三大股東:中國30.34%、印度8.52%、俄羅斯6.66%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60117/19455422
亞投 投行 成立 金立群 行長 廣招 金融 專才 港人 應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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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金立群﹕港可助亞投行吸私人資本

1 : GS(14)@2017-11-04 15:26:16

【明報專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昨日接受本報專訪表示,相信將來能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該行的基建投資項目,香港擁有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品牌,在亞投行推動私人資本參與投資項目方面,可以給予投資者更多信心。

明報記者 陳子凌

據亞投行網站披露,目前該行已批項目有21個,涉及投資總額近35億美元(折合約273億港元),金立群透露,其中15%的資金來自私人資本,他指,亞投行樂於推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亞洲區內的基建項目,亦相信未來這個比例會提高。

之所以覺得私人資本會對亞投行的項目感興趣,金立群稱基於兩個考慮:「第一是,各國政府不會希望增加自己國家的公共債務,如果基建項目悉數要動用公共財政,可能會對這些國家構成財政壓力,有私人資本參與,對這些國家的發展而言會更有好處。」

中間人角色 為亞投行穿針引線

其次,金立群指出,私人資本是一個很大的池子,但要進入這類基建投資項目較難,需要有「中間人」,因此需要亞投行穿針引線;再者,基建項目是一項長時間投資,回報雖不高但平穩,所以私人資本看上的正是其穩定持久的回報,但另一方面,投資期長,對項目所屬國家宏觀經濟、政權等等穩定性,也是私人資本最關注最顧慮之處,「他們承受得起風險,但不接受不穩定的局面」。

慎重挑選項目 明年進入債市

因此,金立群直言,亞投行作為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能夠與成員國高層對話、在挑選項目上會慎重,因此對私人資本而言,是他們投資亞洲區內基建投資項目的最適合媒介。

另一方面,今年6月香港成為亞投行一員,金立群指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參與亞投行項目,在資金支持、設備、人才、服務及諮詢等等多個範疇上都具備優勢,這些「香港品牌」能予私人資本更大信心,「例如由香港作為項目的仲裁地區,會讓投資者感到放心」。

另外,金立群表示,亞投行正進行債券發行籌備工作,可能會在明年初進入債券市場,但最終還要視時機而動。他指,發債不僅是為了從市場融資,也是為了確立該行的定價基準。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5334&issue=20171101
行長 金立群 港可 可助 助亞 亞投 投行 行吸 私人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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