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指控富士康「錦衣衞」酷刑

2010-6-3 NM

在內地有八十萬員工的第一大台資工廠富士康，五個月內出現連環自殺，上週更出現一日一跳，累計十死三傷。

本刊在深圳、湖南和安徽找到三個死者家屬，他們紛指富士康遮瞞死因，阻礙調查。富士康員工也向本刊披露，工廠除了厲行軍事統治，負責廠內保安的組織「環安課」，行事神秘似「錦衣衞」，員工犯錯，動輒「酷刑」侍候。

記者上週在深圳搭的士，一說往富士康，司機即問：「你係心理輔導員呀？你入去都要小心啲呀，嗰度係咪有鬼呀？死咁多人……」

第一跳控訴半年

富士康出現一日一自殺後，人人談論，母公司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上週三趕到廠房，追訪的記者群中赫然有三個穿着「冤」字衣服的人走出來，跪地呼冤：「郭總（郭台銘）為我弟弟主持公道呀！」、「不該死的死了！為馬向前主持公道呀！」他們就是自殺「第一跳」死者馬向前的家人。

馬家在深圳的臨時居所很簡陋，家徒四壁，除了一張床就再沒其他家具，各人要把書堆當櫈坐。他們說，十九歲的馬向前是家中么子，生性精靈，深得父母和三位姐姐鍾愛。去年十月，初中畢業的馬向前離開家鄉河南鄢陵縣柏梁鎮，到三姐馬麗群打工的深圳富士康打工，雖然底薪只得九百人民幣，但連加班人工，一個月近二千元，算是不錯。

然而，馬向前在富士康一開始便飽受欺凌。三姐說：「他沒有培訓就被安排工作，他是新手，什麼都不懂，才第十天就弄斷了兩個鑽頭，被組長和主管大罵。」

三姐十二月再與弟弟見面時，發現他眼角燙傷、雙手亦布滿裂痕，裡面藏滿機油：「他工作要碰高溫鐵砂，本應有護眼罩和手套，不過弟告訴我，組長派到他的時候竟說派完了，什麼都不給他，分明是欺負他！」

馬向前在富士康只工作了七十三天，便調過四個工序，最後一個月被調去洗廁所和車間，最後他於一月中辭職。「一月十七日最後一次看他，他還歡喜地告訴我辭工已批准了，春節就可以回家過年。」三姐質疑：「二十三號那天（自殺當日），他還有兩個星期就可以回家，怎麼會有理由自殺！」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四時，有人發現馬向前倒臥在觀瀾區廠房宿舍樓下，成為連環自殺「第一跳」，可是廠方至七時才通知三姐。「我接到電話，說我弟上班時『暈倒』，正在醫院搶救，卻不肯講哪家醫院，只叫我到廠外等。後來有富士康的人說要帶我去醫院看他，卻用車把我帶到廠外賓館，叫我先休息；又說什麼醫院就在賓館後面，但其實那裡後面根本沒有醫院！」三姐說。

四次驗屍四個死因

三姐在賓館等到早上九時多，就被帶到警務區。「到了那裡，警察叫我辦遺物手續，這我才知道我弟死了！」三姐說：「他數小時前早已死了，富士康一直欺騙我們！」醫院第一次驗屍指弟弟死因是「猝死」，不過三姐和大姐在殯儀館發現他全身有十幾處大小相若的壓痕，似為同一器具所傷，她們覺得不可能是猝死，申請再度驗屍。

第二次驗屍時，法醫將弟弟頭髮剃去，在場觀察的家屬竟發現他後腦有長達三點五厘米的傷疤，頭頂有四個類似鑽孔的明顯傷痕，但法醫竟說「死因不明」。馬家不服，再要求解剖驗屍。第三度驗屍後，這次死因才變成「高墜死亡」，但無解釋身上傷痕，對於如何高墜亦無解釋。馬家這次委託上海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的專家覆檢，結果得出「高墜致創傷性休克死亡」。四次驗屍，竟有四個不同的死因，三姐憤言：「警察不肯立案調查，甚至一份驗屍報告都不肯給我們；說是高墜，卻連從幾樓跳都不解釋！」

當馬家翻看事發前七天的宿舍閉路電視錄影，發現有百多處地方空白，最長的達五十二分鐘，空白前拍到有人拿着一呎長水喉通上宿舍。三姐覺得幼弟之死，廠方諸多隱瞞，於是辭工，跟父母在深圳租了個蝸居暫住，一切生計由在東莞打工的大姐支持，三人半年來不斷和警方和廠方交涉，追查真相。晚上三姐在網上狂發帖，其中一月二十五日在天涯論壇發的兩個帖，十小時內就有超過二十萬人點擊。

死後半年，馬家仍不肯安葬幼弟，把屍體擱在停屍間，逼政府秉公調查，三姐說：「弟的遺體已開始發腫變黑，但未找到真相之前，我們不能將他火化，因為他的遺體就是唯一的證據。現在我們卻只能等着，我們也沒有辦法。」

第七跳：有人想殺我

連環自殺裡除了初中生，也有不少大學生，第七跳的死者盧新是湖南湘潭大學微電子專業畢業生，連總裁郭台銘也印象深刻，他說：「他本來是一個充滿前途的小伙子，還在新人才藝大賽當中獲獎，我們想重用他，他卻在勞動節前夕走向了絕路。」

記者到盧新老家湘潭縣大池村，找到他父母，發現廿四歲的盧新，八個月前加入深圳富士康，即獲選富士康○九年度「新幹班」成員，本來前途無限。

盧媽媽說：「盧新薪水只得一千八百多，我們當年供他讀大學及修屋時欠下債，盧新每月寄一千五百元回家，自己只留三百元用。他這八個月就是穿由家裡帶去深圳的衣服，平日又會給我們買新的鞋子及衣服。

「盧新說過，在深圳工作一年後就會去香港玩，因要給我買香港正牌的黃道益活絡油。我平日手痛，他擔心深圳賣的是冒牌貨，總認為要買最正統的藥油才有效。」憶起盧新的孝順，盧媽媽更哭得死去活來。

「他以自己身為湘潭人為榮，毛澤東是湖南湘潭人！他臨到深圳工作之前，說過要去幹出成就，要像其他名人鄉里一樣。沒料到，大半年時間就出事。」五月初，工友和盧的弟弟說，盧新常「覺得後面有人跟蹤」。

盧媽媽一介村婦，只懂送「法水」救子：「我們湘潭人有什麼不對勁，會找大師作法，喝法水保平安。」盧媽媽於五月五日下午七時，坐通宵火車往深圳探子。晚上十二時，盧媽媽收到兒子電話，這次他語帶恐懼，「媽我真的害怕，我感覺這裡很不安全，有人想殺我，你可以盡快來深圳見我嗎？」

盧媽媽即說：「媽已在火車上，明早就會見到我了，你現在在哪？在幹什麼？」盧新答：「我在跟單位的助理聊天，他們在陪我。」

盧媽媽以為有人陪着兒子，登時放心。清晨七時，盧媽媽終拿着法水抵達深圳，詎料兒子早在三小時前跳樓身亡。遭逢突變，盧媽媽無法接受：「兒子天生開朗，讀書成績好，身體好。畢業後他曾考公務員，差一分沒考上，他笑笑就算了，沒半點遺憾及壓力。因此，我不相信兒子因壓力而精神錯亂。」

盧新出事後，富士康雖承諾賠款四十萬元，但至今仍未付錢，廠方又提議請弟弟盧亮到深圳代兄工作，不過母親一口拒絕：「已經有一個兒子死在那裡，我不能忍受第二名兒子也在那裡受罪！」

富士康連環自殺

錦衣衞環安課

富士康種種非人生活中，最叫員工心寒是保安隊伍「環境安全管理課」，內裡分為「環境」及「安全」兩部分，「環境」處理環保問題，「安全」就防止商業洩密、盜竊等保安工作。他們行事神秘，人數眾多，單龍華園區，環安課人數便達一千人以上，不時在園區內演練，除了一般穿藍衣的保安之外，還設較高級的迷彩衣「特警」，這批人通常自行配備警棍及電單車，部分有軍人背景，日夜在園區內巡邏。

有員工說，他們下班後要通過安檢門，若過門時警報響，不論男女一律要進入保安室脫衣搜身，傳聞指有自殺者死前進入保安室，之後離奇死亡。有工友說，上司曾捲入貪污案，自己受牽連入保安室助查，結果扣留一日，不單被惡言盤問，還受毒打致遍體鱗傷。

有員工說：「班保安惡到連公安都怕他們，試過有次有班台幹（來自台灣的幹部）在廠外面醉酒鬧事，驚動到公安，班台幹立即打電話叫富士康環安課出來，最後班公安也要放人了事。」

深入廠房

連環自殺後，富士康在龍華的招聘處，並沒有出現冷清清的場面，反而人頭湧湧。

十九歲的李芳剛從河南趕來應徵，她帶備父母給予她的千元路費千里迢迢坐火車趕來。「什麼跳樓事件？跟我沒有關係，我父母在鄉下種田，我夢想就是出外闖一闖，賺多點錢。我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吃苦，目標薪金是一千五百元……」不斷默記見工台詞的李芳，就算面對記者，也情不自禁地自我推銷起來。

富士康作為全國最大的工廠，其工資水平遠高出其他工廠，一千元的底薪再加上OT，一個月賺兩千元並不是太難的事。像李芳這樣的農村青年，如果不進入富士康，幹一般的工作才一千元左右。而且廠內各種福利設施，包括泳池和飯堂等也一應俱全，過時過節還搞各種抽獎活動。對於沒有真正捱過富士康高壓管理的青年而言，仍然抱有很大期盼。

不過，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從應徵那一刻已強烈感受到。負責招聘的職員，吩咐應徵者一行行地排好隊，然後職員站在一張小小的木櫈上，拿着大聲公嘶破喉嚨地訓示：「你們從進入富士康開始，就必須遵守紀律……」職員震耳欲聾的叫聲加上大聲公不時發出的刺耳高音，站在前排的應徵者就算皺起了眉頭，也得強裝若無其事地繼續聽下去。

下馬威陸續有來，聽完訓示和第一輪面試後，應徵者被指示進入第二輪面試，並要填寫入職申請表格。應徵者被安排在水泥地上一行行排好隊，每人手拿一支筆和一張申請表，職員一聲令下後，一眾應徵者隨即半蹲在地上，大家認真地填寫表格，誰也不敢發出一聲，蹲得累了，就換另一隻腳繼續蹲着。職員站在前面冷漠地看着，每個進入富士康的員工，都要被灌輸集體化思想，抹去獨立的自我。

富士康園區，共設龍華及觀瀾兩大工廠園區，寫字樓、商鋪食肆及宿舍一應俱全，儼如小社區。外圍有堵兩米高的圍牆，像監獄一樣把富士康員工和外界隔離。圍牆邊還建有保安崗亭，一個有半間房大的特製保安鋼盔，放在保安崗亭上，殺氣騰騰地向外和工廠內宣示，不得超越這堵圍牆。

一人犯錯百人受罰

富士康員工每人按各自工作表現被標籤成不同顏色，綠色代表正常，藍色代表優秀，白色代表一般，紅色代表較差，非人性化管理，令幾乎每個員工都是感到相當痛苦。

第一跳死者馬向前的三姐馬麗群，本身也在富士康工作，她說：「我們做生產線的，有三個組織的人會監察你的表現：首先是你生產線的主管，第二是質量管控部門的人，第三是人力資源部的內部稽核。我負責的是MP3、MP4的焊接工序，每一個焊接位焊的時間都不同，相差半秒至一秒不等，我們在心裡數，監視的人也會在你背後數你的，如果一錯，他們就會扣你和你全組一百多人的積效分。積效分就是決定你年終的勤工獎金的，扣積效分就等於扣錢。做錯了什麼，主管還要你寫檢討書，當着全組一百多人大聲讀出來，不少女生都讀到哭！」

加班多也被指是富士康變「赴死坑」的另一原因，三姐說：「進公司時每個人都會要簽一份『加班同意切決書』，自願放棄勞動合同法裡每月不能加班超過三十六小時的規定，服從生產線安排。如果你不簽，他們就一個小時加班都不給你，底薪九百，扣除社保只得八百多，根本不夠生活，所以人人都簽。我弟單十二月就加了一百一十二小時班！」

工廠一名老工人惋惜地說：「這一代的年輕人，跟七十後和八十後的唔同，以前那批人清楚知道捱生捱死係搵錢養屋企，所以對工廠生活只會麻木，並唔會有太強烈感受。相反九十後那批人，成長在中國高速起飛時代，身邊盡是一夜成名或過一夜富貴的故事，例如超女及那些不斷上市富貴的企業，呢班人特別天真，以為個世界好簡單，好易發達。」他續說，這些年輕人一旦嘗試到工廠失去人性的軍事化管理，自我價值隨即被摧毀，便會陷入絕望。

「好多人發覺自己全無用處，終身只能做上螺絲的工序，而且日復一日的工作，你只擁有這個技能，一生也只能做這件事。」該名工廠老工人說，那些自信心爆棚的九十後，突然發現自己一無是處，就算跳槽也只能做同樣技能工作，而月人工還比不上富士康，面對工廠管理日夜喝罵，很多人感到一生人都不過如此，極度絕望。

我要去遙遠的地方

記者相約一班九十後員工外出談心，他們都七嘴八舌地訴苦，都是感到很辛苦，很絕望。

廿歲的阿玲埋怨，說像他們這一代的年輕工人，價值特別低。「這裡人流又多，好複雜，晚上九時後不敢出街，因為有人打劫。深圳也有騙子，試過有人被迷暈騙錢。平日工作就像機械一樣不停做，主管態度好差，做錯就罵。」

阿玲說最使她難過的是，主管一開口就說大把人還等着這份工，你不做還有其他人做，所有人聽完都感覺沒有尊嚴，但又不可能辭工不做，因為去其他工廠也是一樣遭遇，而且工資更低。

坐在旁邊的二十二歲阿強，默不出聲地聽着阿玲和阿偉訴苦，自己一口口地呷着啤酒，然後突然爆出一句：「去廁所都規定要十分鐘內完成，反正每天都一樣，我唔知仲可以捱幾耐……」

訪問過後，阿強突然把一封信塞給記者，說自己不擅表達，內心感受全部在信中。

「管理人員的勾心鬥角，高層的嚴苛，缺乏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員工關係冷漠……再見了繁華的富士康，喧嘩的富士康，我將要去遙遠的地方尋找自己的夢。」記者問他去遙遠的地方是指哪裡，他不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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