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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兩難：安倍若不如期上調消費稅 日股或崩盤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席、前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Adam Posen警告，海外投資者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愛情故事”可能已處於危險邊緣。

Posen擔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若食言，未將日本消費稅從當前的8%上調至10%，這可能導致全球投資者拋售日本股市和日元。

“如果安倍決定延後上調消費稅，那麽日本股市有崩盤的實質風險，遑論取消上調消費稅的計劃。”

今年4月份，安倍政府將消費稅從5%上調至8%打壓了日本經濟，該國經濟萎縮程度創逾五年來最大，這令安倍不得不考慮是否延後或取消將消費稅進一步上調至10%的計劃。

他在上周接受NHK采訪時明確表示，雖然通過上調消費稅滿足不斷增加的社保支出需求是有必要的，但是否應該按原定計劃時間執行取決於經濟的健康狀況。

不過日本經濟大臣甘利明暗示，日本政府年底前將按計劃執行第二輪消費稅的上調。他認為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刺激將確保上調消費稅不會影響日本經濟的複蘇。（點此見華爾街見聞網站相關文章）

Posen認為，延後上調消費稅將考驗國際投資者對安倍的耐心。之前這些投資者一直支持安倍推動日本經濟擺脫15年來的通縮，重振財政秩序的努力。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預算整固對日本財政和未來經濟至關重要。

Posen也同意黑田東彥的觀點，認為日經225指數自2013年初以來漲幅超過50%，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海外投資者對安倍經濟學的支持。據日本證交所的數據，自2012年12月至今年8月，海外投資者凈買入日本股票金額累計達到14.3萬億日元。Posen表示，

“若安倍難以勇敢面對日本的財政形勢，海外投資者亦然。伴隨而至的日元貶值可能足以令通脹損及安倍極力想推動的實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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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兩難的安倍：增稅傷經濟 不增稅傷自己

如果以史為鑒，那麽一系列令人失望的日本經濟數據將再次成為反對上調消費稅的例證。但路透分析，無論首相安倍晉三決定做什麽，“安倍經濟學”的風險都越來越高。

過去近兩年時間里，盡管安倍推出空前的貨幣寬松措施和政府支出，但日本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是蹣跚不前，在安倍決定是否要第二次上調消費稅時，日本可能已經陷入衰退。

今年4月份上調消費稅的影響可能比預期更惡劣，程度也較1997年那次增稅更甚。恰恰是在那次上調消費稅之後，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時間的通縮，也導致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下臺。

但同時，延遲上調消費稅的風險看起來更大。一些經濟學家、投資者和商界人士認為，這可能會嚇壞本已擔心日本是否有能力控制飆升債務的金融市場。

日本折扣零售巨頭堂吉訶德（Don Quijote Holdings）首席執行官Takao Yasuda表示，如果政府不硬著頭皮增加消費稅，將在某種程度上動搖市場對日本財政的信心。

“人們會把這解讀為日本經濟疲軟的證明。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我認為最好盡早把消費稅增至10%，出盡所有利空因素。”

經濟學家普遍預計，安倍將在年底前決定是否遵循之前的長遠計劃，在明年10月份將消費稅從目前的8%上調至10%。這將完成他此前計劃的，在18個月內將消費稅翻番，以控制達經濟兩倍規模的債務。

安倍在今年4月完成了兩步計劃的第一步，將消費稅從5%升至8%，並稱他將基於經濟是否足夠強健以應對另一次消費稅上調的壓力，來決定是否跨出第二步。

日本8月季調後工業產出環比在7月小幅增長0.4%後意外降1.5%，遠不及預期。此外本周三公布的第三季度短觀報告，顯示各產業經濟前景分化。（見華爾街見聞網站相關文章）

而日本二季度GDP下滑7.1%，創五年來最嚴重萎縮，收縮程度是1997年首相橋本龍太郎上調消費稅時的兩倍。

亞洲金融危機的開始也加劇了日本1997年的經濟衰退，但這不足以令安倍感到欣慰。

日本政府承諾在2021年前實現預算平衡，這在現在看來已經是件野心勃勃的事。

NLI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Koichi Haji表示，這是極為困難的決定，延後半年上調消費稅可能是一個選項。但無法保證到時經濟會改善。

“不顧疲軟的經濟如期上調消費稅會讓安倍冒著政治風險，因明年年初即將迎來大選。安倍進退兩難。”

經濟學家的主要預想是，安倍如期上調消費稅，並要求政府進行更多支出以提振增長，弱化消費稅上調的影響，日本央行可能還會進一步擴大貨幣刺激措施。

更為重要的是其對信心的潛在影響。

花旗集團日本全球市場經濟學家Naoki Iizuka表示，如果安倍擱置第二次消費稅上調，日本財政可持續性受到質疑，可能導致不可預知的事件，比如市場動蕩。

“因經常帳盈余縮窄，且貿易赤字持續，當日本為其債務融資的能力下降時，維持財政可持續性是至關重要的。”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已經呼籲安倍如期上調消費稅，他警告稱，目前市場劇烈反應的可能性較小，一旦出現就很難控制。（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聚焦：A股产业资本进退博弈

http://www.gelonghui.com/#/articleDetail/18611

导读：似乎也是有感于进场投资者的减少，为了提早获利套现离场，顶风违规减持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6月以来，就有近40家公司股东或高管违规减持。

牛市开始了调整，而产业资本的减持潮却并没有同步调整，反而愈演愈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数据显示，从2015年1月到4月，A股股东套现就已经达到2100亿元。而到了5月份，套现更是出现爆发性增长，达到1500亿元，与4月份相比暴增93%。而在2014年全年，A股股东套现仅为2200亿元。

同时，根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截至6月24日，A股共有535家上市公司遭到重要股东减持，合计套现1141.55亿元。

而上市公司股东们减持的股票接盘方——中小散户进场步伐也有所减慢。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周报数据显示，上周（6月15日至6月19日）新增投资者数量为99.19万户，环比下降29.8%。虽然仍然维持在高位，但是在6月第一周，新增投资者数量曾达到150万户。

似乎也是有感于进场投资者的减少，为了提早获利套现离场，顶风违规减持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6月以来，就有近40家公司股东或高管违规减持。

尽管减持多数为高位套现，但是在北京一位大型券商策略分析师看来很多企业控股股东套现仍是积极信号：“控股股东的减持也就是产业资本类型的减持并不一定是坏事儿，现在高位减持获利的资金也不会闲着，更多的是为企业以后的发展打基础。”

减持凶猛，银行钢铁板块减持最多

2015年到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兴业银行（601166.SH）是今年被减持金额最多的上市公司。其二股东恒生银行从2月、5月累计两次大比例减持兴业银行股份，分别套现127.26亿、168.08亿，共计295.35亿。

资 料显示，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是在2004年，前者以17亿元的大手笔一举拿下了兴业银行15.98%的股份。2010年，恒生银行又以23亿元参与兴业 银行的配股计划。从恒生银行投资兴业银行至今，恒生银行收到兴业银行所派发的现金股息共计44亿港元。加上两次减持获得的利润，恒生银行投资兴业银行11 年后，获利将超过320亿元。

除此之外，在5月26日，中央汇金公司减持建设银行（601939.SH）2.8亿股，成交均价6.81元 /股，套现19.068亿元。在5月28日，中央汇金公司减持工商银行（601398.SH）3亿股，成交均价5.43元/股，套现16.29亿元。民生 银行（600016.SH）在6月5日也遭受中国人寿（601628.SH）的大比例减持，减持2.51亿股，套现26亿元。

而也正是因为恒生银行、中央汇金公司、中国人寿的大比例减持，银行板块成为今年以来减持金额最多的行业板块。

同 样的大比例减持还发生在京东方A（000725.SZ）、重庆钢铁（601005.SH）身上。从2015年初至今，京东方A累计被减持29.13亿股， 套现约124.3亿元。自2015年4月以来重钢集团累计已减持重庆钢铁A股股票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8%，成交金额30.51亿元。

上 述策略分析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是银行股钢铁股多年未涨，牛市来了之后减持冲动较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在2014 年涨幅较大的包括计算机软件、医药板块等行业股东减持行为也较多，在2015年前期热点电气制造和有色金属行业近期减持也较明显。”

根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6月以来截至24日，535家被减持的上市公司中，计算机软件板块减持达到91家，电器制造36家，医药板块26家，有色金属15家。

减持理由五花八门，产业做大做强为主流

而各个上市公司减持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5月19日，二六三（002467.SZ）公告称，控股股东李小龙5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160万股股份，套现3158.4万元减持原因是“做慈善事业的资金需求”。

5月26日，罗莱家纺（002293.SZ）披露了其实际控制人薛伟成及其关联人罗莱控股、伟佳国际的减持计划，据测算薛伟成及其关联方套现的市值最高将达70亿元。对于本次减持的理由，罗莱家纺董秘曾表示，是由于大股东有资金安排，还有就是“最近股市太热”。

而对于黑牛食品（002387.SZ）的减持套现行为，国海证券分析师余春生还认为更有利于其发展。

6 月9日，黑牛食品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秀浩先生为支持黑牛食品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和满足个人投资发展需要，拟减持部分股份。减持时间为：2015 年6 月11日-2015年12月10日。减持比例为：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出售股份可能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

余春生分析认 为：“大股东减持主要是支持黑牛食品经营发展和个人投资发展需要。公司前期进行的增发工作虽然已接到证监会过会通知，但正式批文到位及募集资金到位需要较 长时间。大股东减持套现后或加快在资金上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上市公司抓住时机加快业务拓展。”

更博得市场眼球关注的则是乐视网（300104.SZ）控股股东贾跃亭的减持计划。5月26日乐视网公告其控股股东贾跃亭将在六个月内减持不超过8%比例乐视网股份，即1.48亿股。而在6月1日-6月3日，贾跃亭已经减持乐视网3524万股，套现24.99亿。

而就在6月22日，乐视网公告，贾跃亭与乐视网签署借款协议，将不低于25亿借给乐视网用于日常经营，借款期限不低于十年并且免利息。借款到期后，公司将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状况自主决定续借或者偿还，如续借将继续免息。

一 位上海私募基金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之前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曾发表文章质疑乐视网不可持续，资金情况不乐观。而贾跃亭就立马免息十年借 款可谓漂亮还击。其实这种个人白手做起来的企业是更想让他壮大而不是短期套利了结。而像汇金公司这样的减持则有可能更多的是政策改革信号。”（21世纪经济报道 ）

中介app的進退困局

當初赴港產子，如今進退兩難“跨境兒童”入學，路在何方

“小小赴港留學生”的一天開始得很早，往返的路途卻很漫長。年幼的跨境學童每天花上大量時間跨境上學，對其學習、身心成長，以至人身安全都帶來問題。（東方IC/圖）

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兩人中必須至少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這意味著持續的家庭經濟損失，許多家長便決定把孩子接回內地來讀書。

“如果允許‘雙非’學童輕而易舉從香港轉回內地上學，這無異於是對當初該類人群投機行為的追認鼓勵，難以避免制造錯誤的預期認知。”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跨境兒童”的家長是不是“兩面投機”，那些兒童卻是無辜的。

單親媽媽蘇陽最近有個難解的心事，再過幾個月，她的一對在香港出生的雙胞胎就要入讀小一。

她面臨兩個選擇：要麽每天讓兩個孩子和成千上萬個“跨境兒童”一起，浩浩蕩蕩湧過深圳口岸，到達僅一河之隔的香港上學，耗在路上的時間是三到四個小時；要麽就自己開車，每天把孩子從南山的家送到福田區一所學費上萬元的私立小學，半小時足矣。

她其實更中意家門口那所條件還不錯的公立學校——走路只用五分鐘。難題在於，深圳市公立中小學不接收港澳籍學生，這讓“雙非”（父母均為非香港居民）和“單非”家庭變得進退兩難。

當初，“跨境兒童”的父母利用了香港生育入籍政策，有的是為了躲避內地計生政策的超生處罰，有的則是讓子女能夠獲得香港優質教育資源，其行為帶有很強的投機性。如今，眼看孩子去香港讀書既辛苦又不劃算，家長們又想回頭享受內地公立教育資源，這麽做的正當性也引來不少質疑。

無論怎樣，眼下“跨境兒童”入學成了一個難解的局。

困境是誰造成的？

蘇陽總共有三個孩子。大女兒9歲時，她意外懷孕，原本沒打算要，但產檢時被告知腹中有兩個胎心，欣喜之下便赴港產子了。

一對雙胞胎順利產下後，緊跟著就是上學問題。三年前，蘇陽到香港幼稚園挨個叩門，只可惜每次她都只能搶到一個學位。“不可能讓雙胞胎一個在深圳上學，一個在香港上學吧？”蘇陽只好讓一雙兒女進了離家步行十分鐘的幼兒園。

眼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蘇陽不得不提前考慮他們上小學的問題。然而根據現今政策，要想讓“雙非”孩子在深圳讀一所公立學校幾無可能。在南山區小一招生網上預報名系統中，有“兒童身份證件號碼”一欄。“必須是內地身份證，香港的身份證根本輸入不了。”家住阪田的曾爸說。

為數不多的私立學校需要擠破頭才能上。比如南山中英文學校只設置了一天的報名時間和測試時間（學生面試、家長面談），提供學位80個，而報名當天和蘇陽一樣去申請學位的有600-800位港寶家長。這是遠比高考還要殘酷的競爭，10個孩子里只有1個有機會錄取。

私立學校的學費也水漲船高。一個孩子每學期平均要花6000到2.5萬元，好一些的學校像深圳南山中英文學校國際班、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則要3萬出頭，雙胞胎媽媽蘇陽的負擔是這個費用的二倍。

在“雙非”家長王鳳看來，這不光是錢的問題，諸如“私立學校管理質量參差不齊”“師資流動性大”等等現狀都讓她望而卻步。不久前，王鳳還聽說一個同事的港寶女兒才上私立小學四年級就已懷孕，更加劇了她的擔心。

事實上，“跨境兒童”如今的困境是由他們的家長一手造成的。想當初，家長們有的想多生孩子，有的正是看中了香港籍的優勢才決定赴港生子。香港中文大學博士Connie從2011年開始以跨境學童作為博士論文課題。Connie曾經接觸一個訪談對象，小A，湖南人，此前在深圳住了十幾年，卻從未到過香港。2010年第一次去香港購物時，挺著四個月大的肚子。從旺角返回的地鐵站上，小A碰到了中介。

“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若放在今日，說話如此猖狂的中介估計是攬不到生意的。但在當時，香港還處在享受亞洲四小龍時代給予的制造業福祉中，“幾萬港幣生一個香港寶寶，可以享受800萬港元的福利，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免簽”，中介這樣的說辭還是很有吸引力。

慷慨的中介甚至給小A提供了免費住處，她一整夜在那兒想，最後認為：“都住一晚上了，難道還不在這里生嗎？”

在進行完大量深度訪談後，Connie發現，“大家會覺得這些跨境生子家庭當初是在算計得很清楚後做的決定，但很多時候未必是這樣。”

赴港產子的瘋狂年代

中國內地居民赴港生子始於2001年。當年7月20日，轟動一時的“莊豐源案”由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明確“雙非父母”生下的孩子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這以後，大批內地媽媽開始赴港生子。

這背後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憂慮。1971年-2005年，香港總生育率一度從3.46跌到0.96。盡管港府一直在鼓勵生育，但效果不甚明顯，就連香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都在2011年公開表示，內地女性赴港產子有助應對老齡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香港也在大力發展醫療服務業，雄心勃勃地打造亞洲產科中心。今年41歲的港寶媽媽王鳳，至今對香港醫院的服務贊不絕口。2009年10月的一個淩晨，她在深圳家中突然宮縮，緊急“闖關”入港，從入住香港醫院到順利產下二女兒，僅僅花了半個小時。為了再要個男孩，2012年她又到香港生了第三胎。

2010年前後是赴港產子最瘋狂的年代，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甚至在全國兩會上公開說，鼓勵內地媽媽到香港生寶寶。相當部分港寶媽媽當初就是為了逃避內地計生政策的處罰。深圳溫馨社工機構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約八成赴港產子家庭是為了生二胎。

一時間，整個內地刮起一陣赴港生子旋風。躺在香港浸會醫院的產科病房里，傳入蘇陽耳朵里的口音來自內地五湖四海，江蘇、浙江、東北、四川、重慶，什麽地方都有。

那個時候，剛誕下幼子的王萍，每天在小區都能碰見幾個和自己一樣“遛港寶二胎”的鄰居。這個位於深圳阪田的小區，住戶基本都來自國內一家基礎通信龍頭企業的員工。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0年共有32653個“雙非”嬰兒出生，大約占當年全香港活產嬰兒數量的37%。

那個時候，香港的幼稚園和小學普遍面臨招生不足問題。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張晉記得，2009年，機構剛成立不久開始介入跨境學童上學領域，在當年舉辦的第一次跨境上學咨詢服務現場，香港十幾所幼兒園、小學的校長帶著一群校職工到現場“拉客”，場面極為壯觀。

一些學校為了招攬生源，專門設立“跨境學子班”，為跨境學子推遲上學時間、提前放學時間，免費提供粵語、英語課程輔導……而不願忍受跨境之苦的家庭在家鄉也有優待——他們只需繳納一定的借讀費，就能入讀深圳公立學校。

赴港生子浪潮直到2012年才結束， 那一年，香港特區政府宣布無限期停止接收非本地孕婦到港產子。然而此時“雙非”嬰兒的數量，已經從最初的709名一路狂飆到21.3萬名。

此時，“雙非”孩子的教育麻煩開始出現了。

“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處”

2012年，王鳳剛生完第三胎，二女兒馬上就要讀幼兒園了。王鳳此前從來沒計劃過一定要送孩子去香港讀書。

當她聽說孩子如果等到小學才去香港念，成績可能跟不上，王鳳想，既然深圳公立小學不讓讀，那還不如幼兒園就去香港讀的好。

於是她辭掉工作，開始了每天陪女兒璐璐過關上香港幼兒園的日子。2015年，兒子優優也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璐璐則開始上小學。由於兩個孩子學校地點在香港兩個不同區，她的一天都耗在了送娃、接娃身上：

早晨5點半，起床做早飯，6點哄孩子起床。6點15分，她先打車到深圳北地鐵站，坐九站後在福民站下車，將女兒送進地鐵口附近等待的保姆車。坐上車後，女兒璐璐和其他四十幾個港寶將從皇崗口岸過關，繼續乘保姆車到達位於離島的小學，乘車時間大約一個小時。

送走女兒之後，王鳳得趕緊帶著兒子返回地鐵，順著家里來的方向繼續坐一站，而後出站步行至到福田口岸，過關，步行至落馬洲火車站，乘坐港鐵到達粉嶺，最後步行十多分鐘到達兒子的幼稚園。此時是上午九點。兒子上的是上午班，12點準時下課。王鳳帶著兒子原路返回家中，1點半吃上午飯。隨後哄兒子午睡。下午4點，因為家中無大人，所以必須把睡得正香的兒子喊起床，和自己一起出門，順著上學時的路線到福民地鐵口接放學的女兒，再返回。

每天5點半鐘就在QQ群里“報到”的王鳳，成了圈子里家喻戶曉的跨境媽媽，但她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在2015年末的例行體檢中，她被查出身體存在癌變的隱患，醫生勸王鳳加強鍛煉多休息。可是如果不費心勞力地送孩子去香港，在深圳讀私立學校動輒上萬的學費，會讓這個只靠丈夫每月兩萬元薪水支撐的家捉襟見肘，而且，家里還有個上高一的老大，轉眼就要考大學。

那些送孩子去香港讀書的家長發現，受通勤距離和時間的制約，跨境學童事實上很難到香港的香港島、九龍的中小學校和幼兒園上學，主要是就近選擇香港毗鄰深圳的新界北區的學校，那里的教育質量相對要差，能提供的學位也十分有限。

近年來，香港一系列跟內地人有關的事件，也讓內地人不再覺得香港如從前那樣美好。王鳳算是這一類群體的代表，“如果不是要送孩子上學，現在我根本不想在香港待著”。

曾在港資企業工作八年的蘇陽，近兩年在香港街頭受到的禮遇和前幾年確有差別，“過去在香港打車，司機會說很近的你走過去就好，但現在有的的士司機會故意繞路”。

即便堅持把孩子送到香港讀書，家住深圳的父母也要做出巨大犧牲。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兩人中必須至少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這意味著持續的家庭經濟損失。

剛剛取得港籍身份的“單非”爸爸鄭先生上個月在圈子里做了一項匿名調查，在將近500個填寫問卷的“雙非”家長中，希望“返回”的占了三成以上。理由是“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處”。

這幾年，王鳳一家什麽辦法都想了。比如把孩子戶口遷到朋友家名下，“但那不就成了別人的孩子了嗎？”後來又想舉家遷回四川老家，那里的公立學校可以收港寶，但這個選擇遭到自小未離開深圳的大女兒強烈反對。

老家在山東的王萍甚至想效仿一位朋友，在老家為孩子搞一張假的出生證明，但最終因為沒人敢幫忙而作罷。

夾縫中生存的孩子

對於深圳究竟在何時開始執行公立學校拒收港寶的規定，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一位雙非孩童家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最早這麽做的是南山區教育局，那時還是2011年，南山區公辦學校的學位非常緊張。由於涉及面不夠大，這項不成文的規定默默執行後，並沒有在“雙非”家庭中引起大的波瀾。

按照雲媽的看法，是因為“當時二孩還沒有放開，大部分港寶都是超生的，所以大家不敢吱聲，只能轉而讀私立學校或者跨境上學”。

2011年，深圳個別赴港產二胎的家庭被罰巨款的消息傳出後，“過去相當活躍高調的QQ群一下就安靜了，大家都不敢說話了，生怕被查到相關超生記錄。”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張晉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2011年末懷上孩子的雲媽就被社區工作站的人盯上過。當時深圳還未正式出臺“境外生子也算超生”的計生條例（2012年底頒布條例，2013年1月1日起執行），所以雲媽告知對方“自己在香港生娃，不會給社區添麻煩”而躲過一劫。

2012年9月生下孩子後，雲媽所居住的福田區還沒有禁止港寶上公立學校，雲媽記得她的一位鄰居的港寶還在公立學校上學，“或許是福田區新樓盤不多，學位相對寬松，所以執行這項規定的時間較晚”。

到了2013年初，全深圳市公辦學校都對港澳生關閉“閘門”已經明確無誤。蘇陽帶著不能在招生報名系統錄入的疑問找到南山區公立學校時，得到的回複是：“我們是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1+5’文件精神執行工作。”

據參與港寶入學問題的孫明生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這份全名叫《深圳市關於加強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及五個配套文件的通知》（深府[2005]125號文）的“1+5”文件中，並未明確規定具有深圳戶籍及深圳居住證的香港戶籍子女禁止報名就讀公立中小學。

一些“雙非”兒童家長也不是沒有奔走呼籲過。2016年初，國家二孩政策全面放開，成為“雙非”家庭奔走的起始。曾爸和另一位家長去教育局了解情況。深圳市教育局基礎教育處的一位幹部告訴他們：“深圳市教育局也在對跨境學童上學問題進行研究討論，但因為這個問題跨部門，而且教育局只是政策的執行部門，並不能一下子就解決。”

但是，也有人對“跨境兒童”家長們的投機行為表示質疑：“不少港寶家長當初的確是打著兩邊便宜盡占的如意算盤，如果允許‘雙非’學童輕而易舉從香港轉回內地上學，這無異於是對當初該類人群投機行為的追認鼓勵，難以避免制造錯誤的預期認知：如果政策、社會規則存在漏洞，就可以給予惡意利用，反正哪怕有不利後果，也必定會有回轉空間和解困方法。”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跨境兒童”的家長是不是“兩面投機”，那些兒童卻是無辜的。

深圳市政協委員陳昳茹在對跨境學童的調研中發現，現階段的跨境學童開始出現身份認同危機，“我訪問了很多家長，他們大多是在香港生了二胎。這些港寶問父母最多的是，我為什麽不能跟姐姐一樣在深圳上學。這些孩子就像在夾縫中生存，兩邊都不認同。”

2016年深圳市兩會上，陳昳茹提交了一份“將港澳籍學童納入公辦學校教育”的議案。陳昳茹擔心，如果兩地不處理好，這群本該是融合兩地的“天使”，未來可能成為矛盾的制造體。

（文中雲媽、蘇陽為化名。）

銀行卡刷卡費率新規重切產業蛋糕 74億“利好”背後：誰在進退

中國烹飪協會副會長馮恩援在接受電視媒體采訪的時候喜形於色。他說，9月6日開始實施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費率新規(下稱“費率新規”)使餐飲行業承擔的手續費“降低了一半以上”。

馮恩援此言不假。他估算費率新規每年能給餐飲行業降低20億左右的成本。而從發改委和央行對各類商戶的手續費支出測算來看，新規每年能為他們省74億。

這74億不是從天而降。商戶“獲利”的背後，其實是銀行卡產業在“指揮棒”下的“讓利”：發卡銀行能抽取的手續費整體被降;被拋向市場化的收單機構博弈開場、硝煙漸揚。

而被扣多年“壟斷”帽子的清算方中國銀聯，非但要面對清算市場開放、線上清算被搶、國際慣例的品牌授權費暫沒指望，還要在線下被“指導定價”打去一大塊利潤。

市場中人人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張力始終存在，定價的藝術是在其中尋找平衡點。獲得“新蛋糕”一方總是美滋滋，但那背後鋪墊著被切走“蛋糕”一方的失落。

然而攪動之下亦有新活力。拋開勢必會受益於費率新規而貼補更多利潤的餐飲、百貨等行業暫不討論，即使在銀行卡產業里，競爭也在倒逼成長。

“舒適區域”的收縮，或許才是發動新利潤引擎的那一腳油門。

發卡行：棋局鋪向“大零售”

從發改委和央行答記者問的表述來看，發卡行整體面臨刷卡手續費降低。新規費率為：借記卡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35%且單筆封頂13元、信用卡不超過0.45%;發卡行曾經的收入是整體手續費里的7成，而原費率按商戶類別分檔，如：餐飲類1.25%、百貨類0.78%、超市類0.38%、批發民生類單筆封頂等。

以調降最明顯的餐飲類商戶為例，原本信用卡持卡人刷卡100元，餐廳承擔1.25元手續費，發卡行獲得其中0.875元，但新規中發卡行最高獲得0.45元。

“單從刷卡手續費這塊收入來看，對我們這些發卡量大的銀行來說是有挑戰的。”一名銀行卡部們管理層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直言。不過他進而話鋒一轉，稱自從上一次、即2013年的費率調降以來，業內大部分銀行已經接受了手續費進入“微利時代”，並調整收入結構，擴大分期和循環利息收入、取現手續費(計入中間業務收入)和利息收入等的占比。

本報從銀行業內多名卡業務相關人士處獲悉，經過近幾年的調整，多數銀行已成功將發卡+收單的手續費收入占比降至卡中心整體收入的20%以下、甚至更低。由此，即便費率新規造成一定沖擊，但整體來看並不嚴重。

至於發卡行的收入會減損多少，難以做出精準的估算。從整體來看，一名業內觀察人士向本報表示，假設參考發改委測算的74億為總量，則其中銀聯估計得消化“大幾億”，歷來手續費收入7倍於銀聯的發卡行“會吃進大盤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從本報問及的發卡行個體而言，情況懸差較大。

頗有意思的是，某發卡量位居股份制銀行前列者，其一名管理層人士告訴本報，據他們預估，費率新規對該行手續費收入的實際影響有限，甚至“憂中有喜”。原因是新規取消了在批發類商戶信用卡刷卡的手續費封頂機制(僅給部分民生類留了2年優惠費率過渡期)，同時抹平了不同種類商戶的分檔定價，由此原來侵蝕著發卡行利潤的信用卡套現和MCC套碼問題得以大幅緩解。

有必要一提的是，原本利用信用卡的授信額度靠批發類商戶POS封頂機套取免息資金的行為，不但占用了銀行卡中心以內部FTP定價花了成本從總行拆來的資金，還隱藏著較高壞賬隱患，除了個別特別需要沖規模的銀行卡中心外，一般銀行視此為一大負擔。而新規在這一點上能為銀行減負。

據稱，過去套現套碼最“猖獗”的期間，一些發卡行的信用卡批發類商戶交易占了一半，直到近兩年才打壓下去，這使得一些發卡行原本平均下來的信用卡刷卡手續費率與新政降低後的費率接近或持平，扣減一些仍有優惠的民生類商戶，合計下來也在0.4%出頭。從費率標準降低角度看，用前述“發卡量大的銀行”卡部門人士的話來說，新政影響“其實還好”，以前批發類刷卡占比高的發卡行或許還會因市場規範加強而“受益”。

某發卡量較小的銀行的人士甚至表示“歡迎這一調整”：一來，反正他們存量不大影響就不大，二來，他表示長遠來看，商戶負擔減輕、支付環境向好，將使選用銀行卡支付商戶增加，也使願用銀行卡消費的持卡人增多，刷卡消費的總盤子大了，亦即供他們借機開發的市場就大了。

而跳出手續費的小格局，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渺的一段評述與上述大行卡部門人士的視閾接近：即從銀行卡整體業務、大零售乃至銀行整體業務角度去看。

“手續費較高的時候，原來可以粗放耕作，輕松收取手續費;現在手續費不好收了，就要精耕細作，倒逼發卡行進行產品創新與服務創新。”董希渺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銀行將可以借此提供形式多樣的金融服務，如信用卡分期、代發工資、商戶融資等，對大的商戶還可以開展‘公私聯動’營銷，在刷卡手續費之外獲得更多的‘厚利型收入’，提升大零售業務乃至公司業務的效益。”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楊濤則將銀行卡費改與互聯網提速降費做了類比。他稱，互聯網流量成本的大幅下降促進了手機硬件產銷、APP應用、O2O和互聯網金融服務的活躍度，提升了產業整體創新能力、規模和質量;銀行卡費改降費也是同樣道理，商戶需求也在發生變化，需要的是一整套集成化的綜合服務，而不是單一的受理銀行卡業務，市場在倒逼銀行加速創新，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

清算組織：轉接費“割肉”後路在何方？

相比業務模式更多元、營收結構更豐富的商業銀行，作為銀行卡清算組織的銀聯受到費率新政的影響或許會更“痛”。中國銀聯總裁時文朝在2015年新年致辭中曾經透露，銀聯所從事的清算服務，是一個不到20億利潤的“微利行業”。因此不管最終銀聯要從降幅大盤子里領走到底“大幾億”，此次新政都意味著狠狠地“割肉”。

在原刷卡手續費標準中，作為轉接清算方的銀聯可以收取整體手續費里的1成，但新規將此降低為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065%且封頂6.5元，由發卡、收單機構各承擔一半。

仍以調降最明顯的餐飲類商戶為例，原本信用卡持卡人刷卡100元，餐廳承擔1.25元手續費，清算組織獲得其中0.125元，但新規中清算組織最高獲得0.065元。

和銀行卡部門的收入結構已有大幅調整不同的是，轉接清算費收入仍占了銀聯9成以上的份額。對於這一記降費重拳，銀聯、以及未來將要入局線下清算市場的機構，或都將難以避閃。

本報查詢境外主要市場定價機制發現，美國的刷卡手續費率為2%~3%，日本商戶受理信用卡的平均手續費率為2%~3%、借記卡為1.5%~2%，韓國平均水平為2.3%，德國為0.7%~2.6%，波蘭為2%~2.4%。不難發現境內的手續費水平，比“低”，已經走在了最前列。

“今後國際卡組織進入境內開展轉接清算業務，這麽低的費率會導致他們集體‘水土不服’。”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張寬海在一場內部研討會上表示。

一名不願具名的境外卡組織人士則對本報表示，在澳大利亞、美國等地都有對費率的新規，但最後裁決都考慮了銀行和卡組織的必要成本，並非“越低越好”，其中卡組織要提供網絡、主機、數據等基礎設施以及產品創新和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服務，皆有成本。他並稱，銀行卡產業必將是開放共融的，多重主體將在其中完成利益協調。

不過，除了轉接清算收入，境外卡組織還有其它收入來源。本報記者查詢巨頭之一的萬事達卡2015年財報數據發現，在其135億美元的總收入中，交易處理費(基本等同於境內俗稱的轉接清算費)僅為43億美元，而另一個大頭是品牌管理費(授權費)40億美元，此外還有跨境交易費32億美元以及其它收入19億美元。

在上述業內觀察人士看來，多家國際卡組織收入構成均包括了轉接清算費、品牌管理費、增值服務費等，且其中品牌管理費占比與轉接清算費持平或超出，這是比較健康的收入結構。卡組織的核心資產其實是品牌，這也是各大卡品牌搶食知名賽事活動冠名背後的邏輯。但對於銀聯而言，多年來的“特許經營”使其沒法真正作為一個卡組織運作，而更多只是一個轉接清算組織。面對各種準清算平臺不經授權許可即轉接銀聯品牌卡片現狀，常常“有苦難言”。

“外面還在說我們享著‘壟斷’的福，但事實上在很多方面，我們是享不到‘市場化’的福。”曾有銀聯人士如是向本報記者表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對此，市場也開始猜測，在未來線上支付統一清算平臺網聯塵埃漸定時，或許境內卡組織的品牌管理費，也會被提上議事日程。畢竟，市場已經開放，中外卡組織同場競技之時，差異化的規則取向會使監管權威受到質疑。

銀聯還可能有什麽投靠?從萬事達卡的收入結構來看，《第一財經日報》采訪其中國區總裁常青獲悉，萬事達還向各合作方提供諸如大數據、商業咨詢等增值服務，也在高科技、數字化方面加大投入和創新力度，以獲得更大服務能力和更多收入來源。

在創新業務方面，銀聯其實已開始行動，除了去年末推動的移動支付平臺“雲閃付”持續發力，其對“銀聯錢包”建成O2O綜合服務平臺的規劃也是動向之一。此外，銀聯國際近年來低調卻快速的發展，也成為中國銀聯的利潤新引擎。

收單機構：博弈在所難免

在競爭已較為充分的收單環節，新規中費率定價也被拋向市場化：由收單機構與商戶自行協商確定具體費率。在各市場主體之間，在規模與利潤之間，一場博弈在所難免。

新規伊始，各收單機構的定價策略如何?對於這一市場機密，各家機構均諱莫如深。個別願意發聲的機構，如快錢等，也只是表示暫時對費率調整還無具體應對措施，並對收單手續費劃出一個寬幅區間。

但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轉而讓這些機構猜測其同業會怎樣應對時，某第三方收單機構人士認為，業內幾家仍在“跑馬圈地”的機構很可能趁機“低價傾銷”。“他們要的就是市場占有，‘平進平出’都不是沒有可能。”

競爭是把雙刃劍。樂觀者看出了它對於客戶體驗的改善，悲觀者則恐於價格戰、及其引發行業洗牌的可能性。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在一場內部研討會上表示，在新的價格形成之後，收單機構之間有競爭，商戶便有了選擇空間，競爭和選擇的博弈結果將會使收單機構趨向於降低費率、提高服務和改善用戶體驗。

但也有第三方收單機構“玩不起”。在盈利挑戰面前，多名收單機構人士向本報表示，盈利挑戰將更為嚴峻，只能想辦法往多元化經營轉型，逐步擺脫對收單服務費的依賴。

一名對接相關機構的卡組織人士曾向本報提及他的觀察，從第三方支付的情況來看，行業中的前幾名、有沖擊資本市場野心的，對他們而言，為求行業領頭羊的“光環”，哪怕不賺錢的規模都要先扛著。因為對市場的占有本身通往“大數據”的累積和概念的制造、資本方的青睞，以及通往互聯網金融無限想象空間的可能性。

但這些機構的存在，很可能對同業而言，就是一場類似價格戰的驅逐。

事實上，在費率新規出臺前，收單行業的份額爭奪已趨於“白熱化”，連銀行業收單也在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擠壓下被邊緣化。從本報此前獲取的異地在滬持牌信用卡中心去年第三季度的內部數據來看，第三方支付公司收單的占比已達50.89%，同比快速上升了13.67個百分點，首次超過了銀行們。

不過，仍在做著收單業務的銀行們，也自有高招。

某家有著傳統信用卡業務特色的股份制銀行卡中心人士告訴本報，對於費率新規實施後的收單環節，他們打算依托品牌和服務優勢走“中高端商戶”路線，那些對於價格敏感的小商戶，將不再是他們的目標客群。

此外，多名收單銀行人士也提及，收單服務從收入而言本已微薄，但這一業務之所以仍有必要，一方面出於服務客戶時的一項業務配套，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通過收單獲取商戶的流水，從而為後續貸款產品(諸如“流水貸”等)提供貸審依據;或是獲得商戶重要數據，為銀行的大數據開發提供支撐。

進退李嘉誠

在英國倫敦泰晤士河畔，有一座不顯眼的辦公樓——和記小樓(Hutchison House)。它的名字來源於李嘉誠家族產業的老牌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小樓里雲集了至少15家李氏家族的公司，形成了李家對英國數千億英鎊產業的指揮中樞。

從這里會發出的各種投資指令，涉及地產開發、金融服務，尤其是涉及英國基礎民生領域的電訊、天然氣、鐵路運輸以及水務和水電。有人說，李嘉誠“買下了”英國。

但在英國公投脫歐之後，李家龐大的投資利益格局發生了不可預期的變化。

據BBC消息，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在11月23日向議會下議院公布了秋季財政預算報告。英國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4%，2018年增長預期從2.1%下調至1.7%。哈蒙德表示，“脫歐”公投改變了英國的經濟環境，英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增加投資，解決經濟發展中長期累積的弱點。英國勞工部則稱，政府對脫歐“準備不足”，“沒有遠見”。

英國未來走勢，嚴重考驗著李家在英屬聯邦國家投資策略的正確性，也嚴重考驗著和記小樓里決策者們的智慧。而現在，要考驗他們智慧的已經不僅僅是英國脫歐帶來的影響。

2016年11月，特朗普勝選美國總統。從特朗普競選期間的言論來看，全球都在關註其執政帶來的潛在不確定性，這種新的不確定性，對將重心轉向英國的李嘉誠來說恰恰又是一次巨大的威脅。一個龐大的帝國，一個體量巨大的商業集團，只有在看清形勢並將不確定性降到最低，轉身才會遊刃有余。問題是，接二連三的黑天鵝事件發生，這些都在李嘉誠的預料之中嗎?

與英國的情況相反，李家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產業，悉數溢價或增值，成為李家保證現金流的最重要渠道。但在此之前數年間，李嘉誠連續拋售了多個重要物業項目，並將公司註冊地外遷到了開曼群島，這被外界視為是他對中國經濟不看好的集中表現，甚至被認為是在退出中國。果真如此嗎?是李嘉誠判斷失誤?更多分析人士認為，這只是李嘉誠作為一個商人“低買高賣”的投資策略而已。那麽，李家的投資重心還會回到中國嗎?問題是，已入耄耋之年的李嘉誠，還會有幾次轉身的機會?

在李家選擇的進退策略中，人們感覺到最大的變局是：李嘉誠正在退居幕後，其長子李澤鉅已經扛起大旗。李家的商業帝國進入了“後李嘉誠時代”，或者直接說進入了“李澤鉅時代”。李澤鉅在事實上影響了李家產業的走向和布局。李嘉誠的進退變局從一定程度上而言是李澤鉅的進退選擇。毫無中國內地生活經驗的李澤鉅，又會怎樣在中外投資策略進退上做出選擇?

英國考量

在英國脫歐公投過程中和結果出來後，那座和記小樓里，李氏家族的頭腦們不知道進行了何種討論。但6年前，即2010年，李家開始布局在英國的投資之時，他們並不會預料到6年後的今天。也許他們更無法準確預料，英國脫歐在未來會對他們的家族產業造成何種影響。然而，這一事件的負面作用確確實實地擺在了那里。

一個插曲，可以看出李家在英國涉足之深。

在熱鬧的英國倫敦主要商業街攝政街東側，有一家叫做Aquavit的丹麥餐館靜悄悄地坐落於一角，等待開張。碰巧和第一財經倫敦記者站同在一座辦公樓辦公的餐館負責人，見到第一財經1℃記者這張中國臉，就興奮地脫口而出：“李嘉誠你知道嗎?就是亞洲首富李嘉誠，他也投資了我們這個餐館，不過只有一點點。”那位負責人用拇指和食指作出了一個“一點點”意思的比劃。記者詫異，李嘉誠竟然也會投這種“小錢”?這間丹麥餐館分別在紐約和東京已有分店。

有關信息顯示，李嘉誠過去幾年在英國以及其他英聯邦國家的投資在不斷加碼。即使是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的幾天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基建(1038. HK)、長和實業(0001.HK)和電能實業(0006.HK)股價暴跌，輿論大呼小叫”李嘉誠虧大了”，“一夜縮水人民幣73億元”的情景之下，他的英倫投資仍在擴大。

李嘉誠在英投資究竟有多少?很難完全統計。有媒體報道稱，他在英投資金額估算超過520億英鎊，其產業估值達數千億英鎊，是在英國最大的單一海外投資商。

長江基建、電能實業在英國電力方面的投資包括英國最大配電商之一的英國電網(UK Power Networks Holdings Limited)。這是李嘉誠英國投資布局的始發——業務包括三個地區網絡、配電服務範圍覆蓋倫敦、英格蘭南部及東部。

水力方面，長江基建投資的英國水力資源項目有兩個，一個是諾森伯蘭水力集團公司(Northumbrian Water Group Limited)，一個是南方水力服務公司(Southern Water Services Limited)。前者是英格蘭及威爾士十家受規管飲用水及汙水處理公司之一，為英格蘭東北部提供飲用水和汙水處理服務，服務地區內460萬人口;後者則為英格蘭東南部240萬人提供自來水及汙水處理服務。

在長江基建投資組合中，天然氣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北方氣網公司(NORTHERN GAS NETWORKS LIMITED)是英國八大主要配氣網絡之一，為英國670萬人提供服務。

如此巨大的堪稱“買下英國”的投資舉措，在英國公投脫歐後，瞬間變得不可預知起來。

長江基建在英國公投退歐結果公布之後，即在其官網“投資風提醒”中加入了“潛在風險”的提醒：“於2016年6月23日，英國就脫離歐洲聯盟進行之公投結果為脫離歐盟。金融市場及英鎊匯率隨即出現重大反應。本集團英國業務受相關監管制度或長期付款合約所保障，且屬生活基本所需服務(包括電力、飲用水與汙水處理、天然氣及交通運輸)，英國脫歐帶來的持續不明朗因素可能對當地經濟及英鎊造成不利影響，惟脫歐所引發之長遠影響仍有待觀察。英鎊顯著及持續貶值或會影響本集團之溢利，以及為股東維持股息持續增長之能力。”

長江基建2016年上半年財報顯示：英國業務的利潤按當地貨幣英鎊計價上升6.6%，其中四大受規管業務包括英國電網、諾森布蘭水力，北方氣網和維爾士及西部氣網均於最近完成”規管修訂“。各業務錄得理想業績。財報明確表示，在財報所含期內，英鎊匯率顯著下跌，集團以港幣計算的利潤業績表現受到影響。

1℃記者從多位投行行業投資分析研究員那里了解到，英國公投退歐對李嘉誠在英投資的影響已經有所顯現，近期應該主要集中在英鎊兌美元大幅下跌因素上。瑞銀公用事業研究部主任西蒙·保爾在采訪回複中明確指出，“按照他的研究報告，英鎊每一個百分點的下跌，意味著長江實業0.65%盈利的下降，意味著電能實業0.5%盈利的下降。”

匯豐銀行亞太公用事業部主管李伊萬(Evan Li)寫給投資人的報告中提到，如果英鎊持續下跌，從英國回香港的分紅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他還預測，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在英鎊兌美元貶值15%的情況下，營收會下降6-8%。在他7月29日的報告中還提到：長江基建2016年上半年核心利潤下降，經常利潤（recurring profit）同比下降了13%，主要是受到各國貨幣貶值影響。

截止本稿刊發，英鎊兌美元已經累計下跌了16%，公投後曾經還達到過31年來最低的1.18 。因此，李嘉誠在英投資的收益受匯率負面影響已經形成。

當1℃記者問到，“在脫歐背景下，李嘉誠英國投資戰略會不會改變?”西蒙·保爾表示，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脫歐絕對造成了不確定性，但這還要看英鎊下跌的程度究竟會如何。”

在英國公投結果出來後不久，就在人們紛紛懷疑李嘉誠在英投資失誤的當口，李家卻似乎非常不以為然地將視線繼續盯在英國的投資項目上。

10月4日，彭博社有報道稱，盡管今年初歐盟否決了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長和實業)百億英鎊收購英國電訊商o2，但是長和實業對英國無線通訊業務的興趣依然不減，會繼續尋求擴大此方面的業務。

10月21日，英國《標準晚報》有報道稱，李嘉誠又加入了10億英鎊收購英國智能計量器公司凱爾文資本(Calvin Capital)的競購行列。

據英國《金融時報》11月2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李嘉誠正準備就收購英國國家電網National Grid)天然氣管線業務的51%股權報出投標價格。市場預計，包括債務在內，這宗交易價值約110億英鎊。

英國脫歐對當前李嘉誠在英投資最直觀的影響是匯率損失，但英鎊的貶值之路又遇到了更大更複雜的問題——強勢美元正在到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近日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上表示，美元持續走強是今後12個月間金融市場最大的風險，公司和國家資產負債表、跨境資金流動都可能發生深刻變化，他說：“我覺得這個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頭等大事。”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在即，在全球化30年之後，去全球化正在慢慢興起，而美元，開始進入第三次強勢周期。

這樣的背景下，從不失手的李家，這次會不會失手?挺進英國是讓旗下龐大的資產得以風險分散，還是將頭寸暴露在風險之下?

中國算盤

反觀李嘉誠在中國內地，2015年時，他曾表示，“繼續看好中國經濟”。

但隨著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下稱“長地”，01113.HK)對占地5萬平米的上海世紀匯廣場項目的拋售，李嘉誠在內地持有的投資性物業面積只剩下了15萬平方米，僅相當於21個足球場大小。

這種做法，很難與他“繼續看好中國經濟”的說法相一致。

李嘉誠發力於內地投資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

上世紀90 年代前後，當不少外資撤出中國之時，李嘉誠選擇逆流而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在接受第一財經1℃記者采訪時表示，李嘉誠是個會看經濟形勢的政治家，“1989 年以後，在別人都跑的時候，他來了。”

1993 年，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下稱“和記黃埔”)獲準入股鹽田港，持有70%的股份，和鹽田港一起共同投入60 億元建設集裝箱碼頭。這是當年內地最大的外資引進項目。同期，李嘉誠簽下了北京一大型城建工程項目，就是後來著名的東方廣場。東方廣場由此成為李嘉誠在內地投資地產物業的標誌。據2013 年專訪李嘉誠的《南方周末》報道，這一年，李嘉誠內地項目已經占到了集團資產的四分之一。

在過去數十年間，地產業務成為李嘉誠在內地獲取財富積累的主要來源。至2015 年，李嘉誠旗下“長和系”的總市值高達1.222 萬億港元，成為香港第一大家族性財團。而在上世紀70 年代上市之初，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長江實業”)市值僅1.57 億港元。

“長和系”是李嘉誠旗下上市公司所構建的企業集團的總稱，集團核心為兩大上市旗艦——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長江系”分別包括長江實業(00001.HK)、長江基建集團(01038.HK)與長江生命科技(00775.HK);“和記系”則包括和記黃埔(00013.HK)、和記電訊(00215.HK)、和記港陸(00715.HK)和電能實業(00006.HK)。此外，長和系參股的港股公司還有TOM 集團(02383.HK)。

2015 年1 月，長江實業、和記黃埔合並後分拆為長地與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當年6 月3 日，長地在港交所掛牌上市，全數接手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的全部地產業務，總物業估值達到4201 億港元，由此成為香港地產商中的航母。

在長地估值達到4201 億港元的總物業中，香港物業組合估值約2690 億港元，占比高達64%;內地達1380 億港元，占比32.9%;海外約130 億港元，占比3.1%。

長地2015 年年報顯示，該公司2015 年的營業額為587.93億港元，同比增長82%。物業銷售利潤為155.22億港元，香港、內地及新加坡分別貢獻47.69億港元、100.93億港元和6.88億港元。

長地的銷售額還在增長。2015 年，該公司內地物業銷售額為2014年的5.13倍。2015年內地物業銷售294.05 億港元，而2014 年的數據顯示為57.31 億港元。同樣，長地2016 年中報顯示，公司上半年收入為275.6 億港元，與2015 年同期的190億港元收入相比，業績大幅上漲了45%。中報說，這是“內地房地產市場在去庫存政策支持下，銷售量及房價均有理想表現，帶動集團在內地銷售及收入”。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李家在中國內地都獲得不菲的利益，但問題是，他們不斷拋售投資物業的做法，給人一種“跑路”的感覺。

從2013 年8 月開始，李嘉誠就陸續拋售內地投資性物業套現，到了2014 年其更是加快了減持進程。2013 年8 月，李嘉誠以26 億元出售從1997年入手的廣州西城都薈廣場項目，該項目位於荔灣區黃沙大道8 號，總建築面積約8.8 萬平方米，位於地鐵1 號線及6 號線黃沙站上。

盡管西城都薈住宅部分直到2008 年樓市處於冰封時才開始出售，但出售價位卻高達1.5 萬元/平方米。到2011 年，最後一批住宅的售價已高達2.5 萬元/平方米，粗略測算，住宅部分為整個項目創收至少達20 億元。

2013 年10 月，李嘉誠家族以71.6 億元出售上海陸家嘴東方匯經中心。東方匯經中心建築面積超過11 萬平方米。東方匯經的售價是當初拿地時價格的8 倍還多。根據當時和記黃埔的公告，出售東方匯經中心50%股權將凈賺18.4 億港元。

2014年4月，李嘉誠次子李澤楷旗下的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下稱“盈科地產”，00432.HK)宣布，以72.01 億元出售北京盈科中心。根據盈科地產當時估計，出售該項目稅前盈利26.46億元。

最近出售的世紀匯廣場項目交易價格為200 億元人民幣，根據長地董事會預計，此次交易，集團將獲得未經審核得益約62.2 億港元(約人民幣54.3 億元)。

目前，長地持有的內地投資物業已經不多了。長地2015 年年報顯示，該公司持有約150 萬平方米的投資物業。其中，在香港持有約130 萬平方米，而在內地僅剩15萬平方米。

對於李嘉誠的上述動作，有人說，這是他看空中國房地產的表現，也有人說，這僅僅是他做出的短暫性選擇。劉福垣的觀點屬於後者。“他(李嘉誠)還會回來的。他現在是看哪里好就往哪里走，但這僅是短暫性的。”

“應該說，(這)是一個生意人非常理性的做法，即哪里盈利水平高，資金就會流向哪里。”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與劉福垣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向1℃記者表示，“從這個角度看，可以理解為李嘉誠在全球資產配置方面有其獨到的和前瞻的眼光。”

嚴躍進分析說，以李嘉誠投資的思路，他若認定部分物業價格高估，即會采取拋售的做法來回籠資金，進而增加對其他投資機會的把握。

有人認為，這是李嘉誠一貫的“高買低賣”的經營之道而已。但從戰略角度來看，資金安全才是李嘉誠這樣龐大體量的集團最為關註的焦點，保證充足的流動性則是焦點中的焦點。

所有的戰術都是為了滿足這樣的戰略。對於在香港只拋不買的行為，李嘉誠在2015年6月曾經說過，在香港買不到地，是因為超出集團預算，要計算“面粉價”和“面包價”，如果“面粉貴過面包”，就不會買，因為要為股東爭取利益。

但人們更想知道的卻是，李嘉誠會不會繼續拋售內地和香港的投資物業，李家的進與退發出的什麽信息?

一個積極的信號是，李家在香港中斷購地數年後，9月中旬，香港地政總署公布，九肚麗坪路住宅地以19.53億港元批出，中標財團為長實地產，此次樓面價格為每平方尺8001港元，較估值上限高出約33.4%。

然而，這樣一個信號所釋放出的信息，是微弱的，並不足以說明李家投資策略的變化。他們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進退之術待考。

接班人能量

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英國，李家所面臨和遭遇的變局，外界更習慣於貼上李嘉誠的標簽。而實際上，變局和進退策略的選擇上，李澤鉅發揮的能量絕對不小於李嘉誠。

2012 年，李澤鉅正式掌控市值逾8500 億港元的產業，賬面身家資產超過李嘉誠。正是在李澤鉅的主導下，李家投資先後大規模進入英國。

李澤鉅沒有任何中國內地生活經驗。有評價認為，他的這一特點，影響到了李家產業和投資的布局，是近些年李家鐘情海外投資，減持甚至拋售內地和香港物業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上述影響外，在1℃記者采訪到的與李澤鉅有過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外界及其內部員工看來，相比李嘉誠，李澤鉅行事刻板、謹慎，甚至有些“計到盡”(算計至極)的感覺。但在李嘉誠心中，對這個兒子的評價幾乎是完美的。

在一位長實的中層管理者看來，從很大程度上而言，李家的商業帝國已經進入李澤鉅時代。李澤鉅對整個家族產業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超越李嘉誠。

翻查李澤鉅的個人履歷，可以看出他的海外背景對於投資決策的影響。

李澤鉅小學和中學都就讀“一條龍”式的香港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之後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深造，按照父親的安排，李澤鉅選擇了土木工程專業，之後又攻讀了結構工程碩士學位。

1985 年，21 歲的李澤鉅正式加入長江集團，從基層做起，被安排在當時長江實業中環華人行的辦公室上班，跟隨父親和叔父輩們學習經營之道。

長實是長江集團的上市旗艦，李澤鉅25 歲就成為了長實的執行董事，28 歲代替父親進入匯豐董事會擔任非執行董事，29 歲成為長實副董事總經理，30 歲成為長實副主席，35 歲成為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2012 年，李嘉誠曾公開表示，李澤鉅將管理長和系全部資產，其中包括長江實業、和記黃埔、長江基建、香港電燈集團等近10 家公司，市值近萬億港元。

近兩年來，李嘉誠交棒意味更加明顯。他越來越少公開出現在業績發布會上，取而代之的，是李澤鉅。在2013 年以前，李嘉誠除了曾因割膽結石缺席2013 年中期業績發布會後，就一直沒有缺席記錄，而香港媒體每年有3 次機會可以采訪到李嘉誠，除了中期業績發布會、全年業績發布會，還有每年5 月舉行的股東大會。

眾所周知，李澤鉅持有加拿大護照。1986 年，李嘉誠打算一舉收購加拿大上市公司赫斯基石油52%的股權時，按照當時加拿大法律規定，外國人不能購買“財政狀況健全”的能源公司。所幸，李澤鉅在1983 年已經拿到加拿大國籍，成功避開這一限制，此次收購也成為了李嘉誠“一生中最偉大的投資之一”。

近年來，關於李嘉誠公司收購加拿大產業的新聞不斷，最近的一次是2016 年10月，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01038.HK)宣布透過聯營公司Park’N Fly，收購加拿大溫尼伯國際機場外的停車場，擴大其在加拿大業務版圖，總收購價為7100萬港元。交易完成後，可令相關業務在加拿大當地擴張至7 個城市，牽涉2.24萬個車位。

李澤鉅的個性和人生經歷正在替代李嘉誠影響到李家整個商業帝國。

隨著香港中環中心的出售、內地上海世紀匯項目的出售、總部公司註冊地由香港遷至開曼群島，李嘉誠在內地和香港的產業越來越少了。而海外資產像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不少已經有穩定收成。這樣的投資風格，讓很多人都看到了李澤鉅的影子。

一直以來，李嘉誠對於李澤鉅都不吝贊美。1996 年長江基建分拆上市時，李澤鉅負責整體工作。當時上市獲得了25倍超額認購的成績，李嘉誠曾表示，李澤鉅這次的表現有90 多分，如果李澤鉅不是他的孩子，更會給他100分。

1999 年，李澤鉅花2000 萬港元購買了“TOM 網”域名，僅用兩個半月，就將其運作上市並成功運營，上市首日收盤價飆升了335.4%，創下香港創業板上市首日漲幅的紀錄。

近年來，由李澤鉅掌勺的長江基建成為李嘉誠商業王國向外擴張的主力軍。從1999 年開始，長江基建與香港電燈合作，以34 億澳元投得南澳洲ETSA電網權益，是長江基建業務國際化踏出的第一步。

2003 年，李澤鉅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全球商界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在他的帶領下，長江基建也多次與香港電燈，即電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電能”，00006.HK)的前身，攜手收購海外資產，包括英國、法國、新西蘭、加拿大等地，這也為長江基建與電能去年的合並埋下伏筆。

2015 年9 月，長江基建計劃和旗下公司電能合並。電能以1 股換取長江基建1.04 股，長江基建則派發5 港元的股息。不過，最終這一合並案在股東大會上未獲通過，讓李澤鉅碰了釘子。

李澤鉅在長江基建的股東大會上稱，此次合並交易並非誌在必得，也不能“亂出價”損害長江基建股東利益，但他也沒有充分考慮電能小股東的利益和訴求。實際上，當時市場上普遍認為，電能是公用股，而且股息很高，不願意與長江基建合並。

相反，李澤鉅認為，長江基建對合並電能的出價已經十分公道，他曾在公開場合談起此次並購，稱“我提議好東西給你吃，你不吃，那我就自己吃”。有業內人士評價，由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李澤鉅的個性里，欠缺了少許圓滑，多了些許倔強。

在經歷20 年前的綁架事件後，李澤鉅的行事風格更加低調和穩重。

從李澤鉅身上，如果說能看到李嘉誠的影子的話，就是那句“高調做事，低調做人”。而李嘉誠“從不失手”的商業神話、“低買高賣”的經營策略、“面粉與面包價格”的精細打算上，李澤鉅還能否完全繼承，並理性地選擇進退之策，還需要時間來檢驗。更重要的是，李澤鉅沒有內地生活經驗的純海外背景，能否讓他有父輩的格局和視野，乃至超人般的中國式智慧，都是未知數，而這些都將是改變目前李家事業戰略重心和格局的基礎。變局也正在於此。

進退中關村：離場者的嘆息與新進者的夢想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上，總有一些巴掌大的地方扮演著讓人心潮澎湃的角色，比如30年多前改革開放中的蛇口。

多年後的北京，想要扮演這個角色的地方是中關村。百度、騰訊、新浪、新東方，這里駐紮的或是曾經駐紮的公司足以撼動中國互聯網的大半江山。盡管一些公司現在已經“北上”，但人們普遍認為，它們的腳註仍然是中關村。

生活在中關村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這里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營生之處，它演變成了一個符號，一點風吹草動很可能就牽扯著中國經濟最深遠的變革。

離場者

海澱黃莊，一個小女孩兒一蹦一跳地走向路邊的賣藝歌手，她剛從她父親的衣兜里費勁地拿出了零錢。她和父親的對話有點聽不清楚——歌聲似乎有點過於嘈雜。他的背後是一棵銀杏樹，光禿禿的樹幹剛剛送走了它最後一片樹葉，中關村的寒風似乎沒有人情味：賣藝者緊了緊自己的領口，怔怔地看著稀稀拉拉的人們，思索著當年水泄不通的熙攘人群。

冬季的歐美匯有些淒冷，旁邊就是海澱黃莊地鐵站，低著頭匆匆路過的人們很少會擡頭看一眼四周;不遠處是正在重建的中關村“東方創業谷”，從前可能是一家商業中心——那里會稍微熱鬧一些，運送著各種材料的工人們在交談著些什麽。

面對眼前的景象不禁發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感嘆，中關村賴以生存的傳統零售、商品集散的模式在持續散發著陣痛之後，最終還是走了下坡路。

“這里基本已經搬空了，你想買什麽告訴我，我幫你看看可以去哪。”第一財經記者剛進入鼎好大廈，一位熱情的工作人員便湊上來說道。環顧四周，如今的這里，已經非常蕭條，搬空了的大廳似乎都能聽到回聲，僅剩下的一家商戶百無聊賴地聊著天，戴著紅袖章的保安來回踱步，顯得格外紮眼。停運的電梯、隔離的警戒線、散落一地的廣告牌竟構成了這里僅剩不多的元素。

而在電腦買賣的興盛時期，這里滿街都是小推車、紙皮箱、面包車，染著黃頭發穿著緊身褲賣力幹活的小哥，以及隨時可能爆發的買賣糾紛。可是現在，這些物件和人已經一點點從這個車水馬龍的地方消失了。

“現在誰還攢臺式機?誰不在網上買電腦手機?”鼎好的肯德基里，齊立坐在第一財經記者對面，啃了一大口漢堡，又猛吸一口可樂，含糊地說道，頭都沒有擡。他的潛臺詞可能是，他不再被這個地方需要了。

中關村從來都不屬於某一類人，歷史的車輪也從來不會停下來等誰上車。

按照政府的規劃，中關村正在醞釀又一次的變革。這一次任務落到了每一棟大樓身上：科貿大廈將轉型互聯網教育，鼎好賣場專註技術轉移、技術交易，海龍將發展智能硬件，e世界將變身創客空間。這些大樓是創業潮的參與者，如今，它們被精心打扮，向過去告別。

“都散了。”齊立摳了摳指甲，他在這里打工時的夥伴們都各奔出路去了，偌大的北京，齊立不知道這些人後來都去了哪里幹什麽。他們原本以為，就算海龍幹不下去了，還可以去後面的鼎好。

5年前，齊立從吉林坐著一輛紅皮火車搖搖晃晃地到了天津，然後輾轉到北京，在飯店謀了個上菜的活計，可他受不了油煙味，一直想換個工作。一個同村的兄弟帶著他到了“中關村一號”，海龍電子城。

初中畢業，愛玩電腦遊戲，19歲的齊立很快在海龍的一個櫃面找到了工作，成天和電腦、遊戲打交道，齊立簡直認為自己找到了夢想中的職業。其實，那時的海龍因為受到蘇寧、國美這些家電賣場的沖擊已經在走下坡路了。

收入是按提成走的，齊立不是個勤快的人，一個月到手3000多塊錢，在一個半地下室和老鄉合租，吃街邊的盒飯，剩下的錢也知道要攢下來，“咱也來北京了，回家總得給爹媽買點好吃的。”

村里人都知道齊家的小兒子來了北京，但還是在“一個村里”打工，於是，看見齊家爸媽時就調侃，你兒子在北京那個村里找媳婦兒了嗎?

“談了個朋友，挺好看的，不過還沒半年就崩了，”說起這個，齊立不好意思起來，“可她比我有遠見啊”，他哼了一鼻子，開始刷手機相冊，試圖找出這個女孩的照片。據說，這個女孩後來換了個老板的司機當男朋友。

沒幹多久，周圍就開始傳，海龍要關門了，齊立有些擔心地問老板，老板搖搖頭說不知道。

2015年年末，海龍、e世界、鼎好、科貿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結束電子賣場時代，轉型做創業孵化器和創新空間的消息已經傳遍了中關村的每一個櫃臺，板上釘釘了。

次年5月，老板請齊立喝了頓大酒，在清華西門最好吃的烤串店，齊立一手舉著肥膩的雞翅，一手握住啤酒杯，只想著要是每天能過這樣的日子多好。後來，老板回了老家，齊立還在那個半地下室里等待著新的工作機會，偶爾來中關村轉轉。

2016年7月7日，經營了17年的海龍正式停業。“中關村一號”仍然矗立在繁華的四環旁邊，等待著它的下一撥客人。

守望者

離開還是留下，中關村里每天都會有人這樣問自己。

在鼎好電子商城A座地下二層的正中位置，老王端坐在自己的手機維修店前，玩著手機，偶爾擡擡頭打量著來往的顧客。這位來自遼寧錦州的地道東北人，穿著黑藍相間的棉襖，混搭件米白色的運動褲，走起路來跨步很小，顯得有些拘束。

這里的人都叫他老王，但他其實是個“90後”。老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是他來中關村的第十個年頭，從2007年開始，就一直在這兒幹手機維修和配件售賣。

如今的鼎好，顧客寥寥，多數專櫃已經人去樓空或是只剩下一兩名員工顧店，橫幅也已布滿灰塵。太平洋電腦城、中關村e世界和海龍停業後，鼎好和科貿仍在艱難維持著。

老王是這兒的“土著”。2007年，鼎好二期開業，他是第一批入駐的手機經銷商。

“2008年，我們每人平均每天能修40部手機，單這項業務每月的利潤能達到2萬元。”說到這兒，老王有些激動，把手機撇到一邊，“現在每天就只能修4部手機，所有的活兒加起來一個月最多就能賺1萬塊。”

鼎好在人氣旺盛時期，日客流量平均為6萬人左右，最高峰達到每日約8.5萬人。但從2014年開始，人流量就大幅減少，生意越來越難做。在老王看來，網店的沖擊是主要原因。問及有沒有試水網店時，他搖搖頭道，“沒精力了。”

雖然生意慘淡，但商鋪租金近年來也在下降。以老王所在的手機維修店面為例，近10平方米的店面今年月租約為3200元，去年則超過3700元。“從前年開始，這里的月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下降，降幅至少為5%，最高時有15%。”

不過，老王一家四口現在租住的房子月租6000元，“先湊合著過吧。”他現在並不打算離開。

以後呢?“要麽回老家繼續做老本行，要麽去北京周邊，通州、蘋果園、昌平、大興都行，就是不會在這兒了，中關村已經變了。”

“房價、地價太貴，成本太高，營收又因為電商的沖擊而不理想，你看這里的商場都全搬出去了，小商家們怎麽受得了呢。”愛奇藝某頻道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表示。有趣的是，鼎好對面的鴻城拓展大廈剛剛改名為愛奇藝創新大廈，成為了愛奇藝的總部大樓。

在老王來到鼎好的四年後，一家名為3W的咖啡館從中關村某公寓樓一層搬到了當時的海澱圖書城。30多塊錢一杯的咖啡對於老王來說不是奢侈品，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推開那扇門，盡管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個創業者。

在中關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圈子。

這家眾籌發起的咖啡館，拿到了180名互聯網投資人和高管在內的種子資金，也讓中關村里的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來夢想還可以這樣實現。

那時候，先行者車庫咖啡已經在這條小路上埋下了創業的種子。創業咖啡的興起成為中關村一道獨特的風景，無數帶著夢想的年輕人湧入這些咖啡館，花30塊錢，在這里蹭上一天。

事實上，3W在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入不敷出的。於是，三個合夥人又成立了3W傳媒，由其中的女生鮑艾樂牽頭。後來，另一位合夥人談及這段經歷時說到，最艱難的時候，是鮑艾樂的3W傳媒賺的錢養活了整個3W團隊和他們的夢想。

後來，Binggo咖啡、言幾又咖啡來了，再後來，西少爺肉夾饃來了，京東奶茶館來了……中關村書店湮沒在推土機卷起的塵埃之中，小路被改名為中關村創業大街，一躍成為全國創業大軍的樣板街——這是“後零售時代”的中關村跨出的第一步，而這一跨就是220米。

鮑艾樂經歷了這一切，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經常有人會到3W里到處看看，也有人邀請3W去外地開店。

“我們和大街簽了長期的租房合同，肯定不會離開中關村。”2013年，原班人馬成立互聯網招聘網站拉勾，深入互聯網公司的HR生意，而3W的創業服務也已經全面鋪開。

新進者

以前，中關村的shopping mall、電子零售商場只出現在這兒寫字樓里人們的茶余飯後，現在，它們不分彼此，國家有更重要的任務交給它們。

中關村和創業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中關村示範區新創辦科技型企業24607家，同比增長1.5%;示範區新增上市公司20家，首次公開募股融資額近140億元。

位於中關村地理核心位置的中關村廣場購物中心也改名成了“創業公社”，傳統零售業的雕零早已經波及至此。此後，這里進出的不再是精心打扮的姑娘們和準備飽餐一頓的食客。

碼農來了。他們正在以用不完的精力一寸寸地占領中關村，腦子里盤算的是顛覆百度和騰訊。如果不出意外，整個中關村都在急切地盼著新的BAT出現。

創業成為這個巴掌之地的代名詞，就像一臺被精心設計的智能機器，創業是芯片，所有的零件都將啟動，有條不紊地圍繞著它運轉。

購物中心的賣場消失之後，第一財經記者看到，眾多的互聯網教育創業公司聚集於此。

一家由兩位90後海歸創辦的少兒編程教育公司便是其中之一，他們是中關村的新入場者——他們將辦公室設立於此，街對面，矗立著新東方的辦公樓。

26歲的創始人李天馳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到，90年代新東方的騰飛是因為有改革開放的窗口，在人和人工智能對話的窗口打開之後，教育下一個巨大的市場機會將屬於編程教育。他曾經在柏林工大研究多模式交互。2015年，李天馳與合夥人孫悅放棄了歐洲的碩士學位來到中關村創業，主攻“有趣的”少兒編程教育，並拿到了傅盛個人的種子輪融資以及紫牛張泉靈的天使輪融資。

這個年輕人還有更大的想法：教育公平。“一個在北京、上海的10歲小朋友，他的認知年齡和在貴州同等年齡的小朋友是不一樣的，”對於李天馳來說，讓他自豪的是，“我們讓張泉靈的孩子和新疆的小朋友在這里一同學習。”

他始終覺得，只有技術才能更有效地做到這一點。現在，李天馳和同伴的夢想將要從中關村開始了。

而這也是中關村最誘人的地方，它不僅扛著經濟轉型的大旗，也埋下一些人的夢想。入駐創業公社的還有做虛擬現實應用的、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青少年創業教育基地等等，不僅如此，便利店、咖啡館、財會法律服務商都迅速聚集起來，一期店面已經一鋪難求。

2015年，作為國家級眾創空間、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在首鋼基金、中關村股權交易集團等大股東的支持下，創業公社·中關村國際創客中心正式啟動，以“辦公空間+公寓空間+企業服務+金融服務”為運營模式，打造的創業生態空間運營商，也成為了雙創的新地標。中關村國際創客中心創始人、董事長劉循序介紹，這里將是集投、培、策、運、孵於一體的生態型綜合孵化平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夢想與現實揉捏出的時代面貌之下，資本是中關村創業者難以避開的一環，“資本寒冬”是中關村轉型途中的一位挑戰者。

去年以來，資本環境急轉直下，股市震蕩，一級市場資本縮緊，投資人花錢日趨謹慎。雖然還有共享單車領域一擲幾億的投融資事件，但資本市場如同倒在它腳下的O2O一般，正在經歷著一場難得一見的資本寒冬。

中關村管委會數據顯示，2014年1~11月中關村示範區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利潤總額2107.1億元，同比增長25.2%，2015年同期利潤總額2719.3億元，同比增長29.1%;而2016年同期利潤總額2886.4億元，同比增長僅6.1%。

在言幾又，第一財經記者遇到了一位80後小吳，他在一家孵化器負責一個5人的項目團隊。“我前年來的這里，剛來的時候滿大街的創業公司發傳單，讓你掃二維碼關註，現在基本沒有了。”他認為，創新創業最離不開的就是資本，沒有良好的融資環境什麽都做不下去。

創投圈1月16日發布的《2016中國創投行業年度生態報告》顯示，去年VC投資金額約為1250億元，與2015年相比呈現下降態勢，其中在創業人數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北京成為創業人數減少最快的區域，減少了13.19%。

然而這些不必過於擔憂，資本都會有周期，市場總會回暖，不管是流水般撒錢的時代，還是融資慘淡、謹小慎微的時代，中關村都已經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海澱圖書城的招牌和中關村創業大街的地標遙相凝視著：轉型雖然艱難但至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這里的每個人、每個物件都在努力跟上歷史的洪流，中關村的日與夜註定不會安分。進退之間，真實而理性。

馬東進退之間

老道消息 2017-03-13 11:30

本文由老道消息（微信ID: laodaoxx）授權i黑馬發布。

馬季還在世時，馬東的每一期節目老人家都會看，馬季說：

“我覺得兒子主持的閃光點在節目結尾，每期都很精彩。有時候發現節目有些鬧，我就會給他打電話，兒子很能聽取我的意見。”

那時候，新聞報道都以“馬季的兒子”來稱呼他，他的主持水平，也總與父親的相聲功底聯系在一起，包括他上各種訪談，談得最多的，還是自己的父親。

09年春晚，馬東演出《新五官爭功》向父親致敬。沒想到主持人董卿在介紹馬東時，說成了“馬先生之子馬季”。董卿當時完全沒意識到說錯，知道後為此哭了三天，元宵晚會她甚至不想再主持。

還是馬東跟她說的，得自己找補回來，要不然得惦記一輩子。所以董卿還是堅持上了元宵節晚會，自己開了自己一個玩笑，這事兒算翻篇了。

後來董卿被人說是劉謙的托，說了好幾年，還能很淡然地自黑，要感謝馬東讓她先經歷了一回。

1

從央視離職前後，馬東感受到了中年危機，也許比一般人都來得晚一些，但他鬧出來的動靜卻大得多。

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控制體重上的力不從心，接著是與年輕人的代溝，05年時他至少能知道80後的孩子們在說什麽，之後的90後甚至00後，他就完全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麽了，這讓他最不能接受，他感覺自己被世界放在了馬路邊上。

他急需回到馬路的中央，回到隊伍中去。

2017年的馬東49歲了，他已經成為了中年人里最為“年輕”的一個，並自稱是一個出生於60年代的90後。

他主動地讓自己身邊圍著一堆的年輕人，並近乎恬不知恥地嘗試融入這些年輕群體中，無條件地接受著新世代的想法。

但事實上，馬東的確成長得比較晚，回溯出走體制前的馬東，身上貼著“馬季之子”的標簽。他既煩惱這個標簽，又把這個標簽做得很妥帖，那個時候，作為央視主持人的他，就像“別人家的孩子”，是孝子，也是馬季的驕傲。

馬東的前半生，就是一個想要擺脫“馬季之子”標簽，到接受這個標簽然後默默努力，直到走出體制，做出奇葩說這樣“鬧”的節目，他才真正撕掉了這個標簽的過程。

從小不被允許學習相聲的他，為了擺脫父親的影響，18歲就選擇出國留學，遠離父親，遠離文藝圈，做了十年的IT男，27歲時毅然決定回國，投身電視行業，當時馬東的折騰讓馬季很傷心，覺得兒子很不成熟，擔心他這時候轉型已經來不及了。

但馬東做得很好，先是湖南衛視，後來又進了央視，讓馬季很是驕傲，也經常請崔永元來指導馬東。後來馬東還參與了2009年和2011年央視春晚的導演工作，09年的春晚讓小沈陽和劉謙一炮而紅，馬東很高興，覺得春晚恢複了“造星”功能。

2011年，由他導演的春晚被某清華美學教授撰文批評，洋洋灑灑地痛陳了馬東的“霸道”，說他作為春晚導演，無視精英的意見，把春晚做得太粗俗，馬東為了回應此文，特地開通了博客，怒懟回去，說該教授簡直是真人版的相聲《專家指導》，打著專家的名義，以勢壓人，沒有娛樂精神。

他總共當了兩屆春晚的導演，自認這是個苦差事，要經得住熬夜，又要臉皮厚，扛得住正月里的罵聲，更可氣的是還要上網應對那些自詡精英的偽君子。

在這之後他就提出了辭職的申請，他解釋道，自己認同央視的文化，但覺得自己的性格不太合適，

“我想尋求刺激的、有新的東西、我又能接受的生活方式。”

2013年，他離開央視，想把娛樂精神做到極致。

至此，他才真正開始擺脫父親的光環，成為汙力滔滔的MM馬，拉牟頔（奇葩說總制片人）入夥米未的時候，馬東對她說：世道變了。

2

其實早在若幹年前，馬東就試圖開發過類似《奇葩說》的節目。

2005年時，馬東在《文化訪談錄》里問郭敬明：“你覺得我們今天的溝通成功嗎？因為我37歲，你22歲，我明顯感到我們有很多價值觀念是不一樣的。”

在這場節目里，馬東在未事先溝通的情況下，在節目里步步為營，頻繁逼問郭敬明對於“抄襲”的看法，使得郭敬明一度尿遁逃避追問。

當郭敬明去上廁所時，馬東跟在場的郭敬明粉絲交流，心平氣和地討論雙方的分歧。有粉絲告訴馬東，他對郭敬明的質疑是代溝造成的，現在每隔三年就有代溝了。

在節目的最後，馬東感慨道：

“我們雖然是不同年齡段的人，我們有不同的價值觀，但是有些價值底線其實我們是會相同的，或者是隨著你的年齡增長我們會是相同的……是一個健康社會走向成熟的必經過程。”

可能那個時候奇葩說這個節目的雛形就在他的頭腦里面形成了。

在馬東看來，《奇葩說》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在於時間到了，十多年前沒有自媒體，沒有視頻網站，現在這一切蓬勃發展，讓受眾思想的更進步，天性被釋放，馬東說：

“這個時代，人要有娛樂精神。娛樂精神就是奇葩精神。我們賦予這個時代的真正意義來臨了。

從文本時代到現在，我們新一代成長的這些受眾，這一代年輕人，和我們成長的環境不一樣，他們不以文字與意義作為記憶的東西，他們因畫面的美與不美，沖擊力強與不強，帶來的直接感受，作為他們的‘字跡’……我姑且把話放在這兒，時代會證明這一切。我們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那時的馬東經常提到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娛樂即本質”這句話被他們作為基本原則，如何理解娛樂，是《奇葩說》是否成功的關鍵。

《奇葩說》成為爆款以後，馬東以及他的團隊，卻是每天都處於新產品的焦慮之中，“最危險的時候是大家都認可你的時候。”下一個爆款在哪里？

奇葩說打開網綜市場，定下網綜標準後，市場迅速跟進，轉變為紅海，

“當時的策略是擴張，到哪兒撈都是魚。現在是怎麽撈都沒有魚，非要精準地捕撈才有魚，這時候就需要不斷地校正自己的航向了。”

基於現有的IP，帶著濃濃的“奇葩”和馬東色彩的米未傳媒還未到瓶頸，雖然為馬薇薇量身打造的《黑白星球》遭遇滑鐵盧，前四期由於反響不好，馬東還直接把這四期送給了贊助商，但後來的《好好說話》反響不錯，畢竟是還是基於“奇葩”們的長處——“說話”做文章，至少不會錯得很離譜。

之後的新節目，馬東也都親力親為，為節目拉流量，他自己也知道，在初期，有一個人能帶著公司往前走，是非常必要的，但到後期，他必然要面臨去馬冬化和去奇葩化的問題。

奇葩說做到第四季，最明顯的問題就是選手不夠了，彈盡糧絕，要挖出那麽多有辯論技巧又有娛樂精神的人比歌唱選秀難多了，詬病老奇葩抱團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不被老奇葩喜歡就根本選不上，到最後，連米未傳媒自己的員工都上陣了。

奇葩說是一個沒有臺本的綜藝節目，導演們要的就是沒有預設下的思想碰撞，這對臨場反應的要求極高，而幽默跟綜藝感又是一種天賦，辯論技巧可以找黃執中這樣的導師來帶領，但找不到天賦極佳的綜藝咖，以娛樂為本命的奇葩說就難以為繼。

可用之人太少，力不從心的跡象在奇葩大會就已經顯現出來，為了應對選手不足，這屆奇葩大會，海選性質減弱，演講、分享的性質增加，導演組主動把價值觀的爭辯降級為觀點的交流跟分享，就是在為後面正式比賽的時候，專業性的降低做準備。

在內憂外患之下，馬東只好又一次挑起大梁，以個人影響力推動節目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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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東剛做出奇葩說的時候，就有人下論斷，馬東進則吳宗憲，退則王偉忠。

吳宗憲是臺灣主持界的金牌一哥，王偉忠則是臺灣綜藝節目幕後的電視教父，康熙來了跟全民系列都是他的傑作，而馬東成立米未傳媒則似乎意味著，他決定成為王偉忠。

但他既不是吳宗憲，也不是王偉忠，馬東無意做主持界的金牌一哥，他最在意的還是產品和節目，但他也不是王偉忠，馬東是一個傳播者，而王偉忠則是真正的電視人。

在對娛樂的理解上，王偉忠的身段比馬東更軟，王偉忠最大的優勢是創意，而馬東最大的優勢是他的敏銳度，比起王偉忠，馬東更像一個師父，他更加圓滑，更加平易近人，王偉忠素來都被稱為“暴君”，小S都忍不住在他面前下跪，但馬東則自詡最扛造的CEO，他希望所有人都能高高興興地把錢掙了。

比如在《飯局的誘惑》里，他作為狼人殺高級玩家，就得尊重遊戲尊重節目，放下自己作為老板的那份禮讓和氣度，透支自己的人格，把節目的另一個主持人侯佩岑欺騙得心灰意冷。但在佟大為做嘉賓的那期開錄前，馬東私底下問制作人，我是不是總在遊戲里欺負佩岑，有網友投訴？制作人回答說有點，馬東說，那我知道了。

遊戲開始後，馬東抽到狼人，侯佩岑是好人，就在好人陣營快輸了的時候，馬東最終選擇狼自殺以取悅侯佩岑，侯佩岑大呼感動。

跟以擅長罵人著稱的王偉忠比起來，他還是太過君子了。

這就導致，他雖然抱著綜藝節目的本質就是娛樂，所有的節目都是為了解決“閑著沒事幹”這個問題的觀念，並且竭盡全力地擁抱年輕人，但他依然十分在意所謂的價值規範和價值底線。

在奇葩大會上，有好幾次，一些很有話題性或者娛樂性的選手被其他導師都舉牌了，但馬東沒舉，因為他心里深深知道，能說話，是他心里給這個節目設的底線，讓這個人進來，他可能會讓節目顯得很好看，但不會為價值觀的碰撞和討論增添任何力量。

包括在評價別的綜藝節目時，馬東也會表示擔憂，認為那些節目在價值觀上沒有做好。

這也是馬東最深的焦慮，作為一個優秀的傳播者，他給自己的任務不僅僅是做出好看的節目那麽簡單，否則他早就成為大陸的電視教父了，他的任務還包括，如何在娛樂至死和保持底線中平衡，如何一邊抗拒人性的窺視癖與墮落，一邊又讓人滿意，讓人得到比純粹的娛樂更高級的享受。 

這種堅持，把他和那些徹底追求收視率和話題性的節目制作人區分開來。把他和那些完全原生於移動互聯網和自媒體的妖艷賤貨區分開來。

這種堅持，也很難說不是來自於央視工作的經歷，或者來自於他父親，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馬季先生。這讓他不能真的娛樂至死。

最近高曉松因為事務繁忙離開了奇葩說，馬東只好把導師臨時更換為羅振宇和張泉靈，馬東自己也下場辯論，三個前央視的老同事湊到了一起。

到時候《挑戰主持人》、《東方時空》和《對話》三個金牌欄目的主持人一起出現的時候，我想我會有點恍惚，甚至有點想念趙忠祥。

要知道前年馬東割了眼袋，成了娛樂界的大事。馬東做完手術戴著墨鏡去上班，碰見牟頔知道他割了眼袋，罵他有病。馬東說這多大點事兒啊，你知道嗎？趙忠祥老師20年前就割眼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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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躍亭進退之間 樂視姓孫還是姓賈？

“樂視姓賈還是姓孫?”

剛剛宣布辭去樂視總經理職務的賈躍亭21日遭遇了媒體的犀利提問。

身穿黑色長袖的賈躍亭說，這個問題壓根兒不用回答——如果你們相信那個謠言，孫總就不會投樂視了，“還有說得更過分的，比如梁軍投靠融創了。當然這無所謂了，我相信對真正了解樂視的人，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賈躍亭、梁軍與樂視高管合影（左至右分別為劉淑青，劉弘，賈躍亭，梁軍，張巍，趙凱）

21日的記者會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當有記者提問，孫宏斌對樂視的多個業務都派駐了CFO（首席財務官）或財務總監，接下來的戰略執行是否更多遵循融創的理念？此時，融創中國派駐樂視網、已通過董事會提名並擁有否決權的劉淑青率先進行了回答，並稱控制權之爭完全不存在。

樂視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漫長的分季美劇，只有開頭，看不到結尾。今年1月，融創馳援資金鏈緊繃的樂視，但和好消息接踵而至的還有放棄20億美元的Vizio(高清電視機制造企業)收購計劃，易到司機資金風波，非上市業務手機、樂視體育等裁員傳聞四起……

“我們樂視天天都上頭條，只不過都是負面的。樂視一路坎坷走過來，並不擔心，但是希望樂視真實的情況被更多人了解。”賈躍亭說。

他告訴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樂視以後將會聚焦兩大體系，上市公司和汽車。非上市公司體系以後孵化成功，第一考慮是納入上市公司或者獨立上市。

對於自己的精力，賈躍亭稱身體很健康，精力首先是放在上市公司體系，非上市業務則主要放在汽車上。他同時透露，汽車業務A輪的融資很快就會正式啟動。

為什麽是梁軍

樂視網21日的公告稱，賈躍亭特申請辭去公司總經理職務，專任公司董事長一職，聘請梁軍為公司總經理;楊麗傑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財務總監職務，聘請張巍為公司財務總監。

梁軍就任樂視上市公司總經理，此前早有端倪。今年的融創中國2016年業績發布會上，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孫宏斌提到了對樂視的諸多看法，提到要讓上市體系有一個完整的封閉性，並稱融創中國要求樂視要有一個CEO，“原來沒有，現在要有人來管，是梁軍在管。”

一位接近樂視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樂視的高管中，工科背景的梁軍邏輯思維能力強，卻難得有一股“書生氣”，而且說話比較直，“敢於向賈躍亭直言不諱”。

賈躍亭與梁軍

入職樂視之前，梁軍曾在聯想工作了17年，先後擔任聯想產品鏈管理部總經理、聯想集團智能手機產品開發副總裁等職位。

梁軍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頻道《中國經營者》采訪時透露，2012年加盟樂視是他人生第一次跳槽。此前他並不認識賈躍亭，甚至都不知道樂視這家公司，但在和賈躍亭談過幾次之後，自己有兩點被打動：一是2011年時，樂視在整個內容版權的布局極為豐富，能做的事情非常多，此前在聯想內部做分析的時候，也覺得需要有內容支撐才能讓硬件產品長上翅膀飛起來;二是賈躍亭看似互聯網出身，但對硬件產品有特殊的愛好。

加入樂視後，梁軍的團隊先後做出了安卓機頂盒和樂視超級電視等智能硬件產品。他曾對記者描述自己的工作狀態：“一個季度當一年使，一個星期工作六天，每天晚上9點之前回家算早的。”

在樂視關鍵時期，梁軍所帶領的業務稱得上是樂視生態中的優質資產，盡管仍然虧損，但盈利前景可期。

賈躍亭對記者評價梁軍：“是真正樂視生態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互聯網生態型的人才之一，也是樂視網從創立到現在第一次有了真正專職的總經理。”他稱，樂視對於組織架構的調整幾年前就開始思考，真正開始決定期是去年8、9月份，但很難找到一個同時具備豐富的產品經驗和互聯網能力的人。

“隨著公司的發展，業務量越來越大。在去年下半年，公司也遭遇了一些經營管理能力不足、流動性預判能力不足等問題，我們開始思考在重要的板塊應該設立專職的CEO，尤其上市板塊是整個樂視生態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怎麽樣通過組織結構和治理結構的調整，讓更強的團隊投身於樂視網的經營管理當中，真正能夠讓我們上市公司的業務有更大、更快的發展。” 賈躍亭說，後來樂視得出結論，上市公司的負責人適合在體系內培養和選拔出來，而不是從體系外空降。

對於張巍的任命，賈躍亭表示，此前張巍是樂視非上市公司CFO(首席財務官)，對整個樂視生態、業務和財務的理解很深，也是業內為數不多的博士級的CFO，能夠配合梁軍，真正讓上市公司下一個階段的戰略目標達成。

姓賈還是姓孫

今年1月，融創馳援資金鏈緊繃的樂視，對樂視總投資高達150億元人民幣，包括以60.41億元收購樂視網(300104.SZ)8.61%股權，以79.5億元獲得增發後樂視致新33.5%股權，以10.5億元收購樂視影業15%股權。

150億元的投資，從孫宏斌初見賈躍亭，到雙方召開發布會，僅用了36天。這令業界震驚，一些人將其解讀為兩個理想主義者的賭局。但孫宏斌心態平和，他說，這就是一筆生意。

孫宏斌曾在融創中國的業績發布會上對媒體表示，實際上樂視企業戰略方向，每一點都挺對，但加起來就不對了。“因為他們手上資源不夠、管理能力不夠。”

在互聯網評論人士方興東看來，樂視的確低估了不夠專註的報複，也低估了企業成長資金激增的巨大壓力，沒有分清樂視的願景和冷酷的現實。

可以看到的是，融創投資樂視150億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推動了樂視完善治理結構，把上市體系與非上市體系進行隔離，“一定要讓上市體系有一個完整的封閉性，資金是封閉的。”孫宏斌稱。

與此同時，按照此前約定，融創還派了公司負責風控和內審的劉淑青擔任樂視董事，並在樂視網董事會中具備否決權；此外，融創任命了三位財務經理分赴樂視影業、樂視網和樂視致新。

對於非上市公司業務如易到、樂視體育、手機等業務，孫宏斌稱正在推動這些業務出售或者進行對外合作，“該賣的賣，該合作的合作，幹好一件兩件事就行了。”

可以對比的是，在今年年初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賈躍亭曾稱樂視七個子生態控制權一個都不能少。現在，賈躍亭表示，七個子生態依然缺一不可，但樂視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七個子生態的化反，“不見得作為控股股東才能實現生態型，也會考慮出讓一定的股權比例，只要是能夠真正在組織上，在創新協同和業務協同上達到我們的生態協同的要求。”

對於自己和孫宏斌的關系，賈躍亭稱他們不僅僅是二股東、投資的關系，更多的是朋友，“管理是樂視的短板，所以在公司的治理架構和公司的管理、未來戰略方向，孫提供了好的建議，非上市體系更多是建議方面的。”

樂視網已提名候選董事劉淑青則對記者強調，融創投資樂視到現在一直沒有發生變化，依然支持樂視的發展，“控制權之爭，其實完全不存在。”

“當然，也會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賈躍亭對第一財經記者稱，意見不一致時會有頂層的會議，大家都會參與進來，以及通過董事會進行重大問題的決策來統一意見。

樂視如何找未來

一系列高管任命和業務架構調整的背後，並不意味著賈躍亭將馬上與樂視上市公司完全“切割”。

賈躍亭告訴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首先，他的精力將主要分配給上市公司，因為這是樂視最重要的業務;在上市公司之外，更多的精力將放在汽車業務當中。

對於最為關註的非上市業務汽車，賈躍亭稱樂視汽車的A輪融資很快就會正式啟動了，應該不會太久，2017年內有可能完成，“當然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先把產品生產出來，讓大家體驗到什麽才是真正的互聯網汽車。”

除了汽車，目前樂視的非上市公司包括O2O銷售平臺、垂直業務(手機、體育、易到)等，大多是初創類的業務，屬於培育期、孵化期。賈躍亭透露，非上市公司幾個板塊中現在比較困難的是手機和體育，易到看似風波比較多，其實已經進入快速成長期，而且不需要太多的資金。

“我們希望易到的翻轉會成為我們觸底之後的第一個反彈。”賈躍亭說。

至於近日的樂視裁員問題，賈躍亭更願意強調是人員優化。優化主要在非上市體系，“真正讓我們現在的組織發揮出最高的效率，而不是存在大量的效率低下的人員”。他稱上市體系也做了比較低比例的人員優化，但上市體系依然會不斷地引進優秀人才，更多的是組織效率的提升。

對於未來公司的管理和發展方向，梁軍表示，將嘗試開放閉環系統，創造與競爭對手不一樣的模式，不拒絕與任何可能的合作方進行合作，“希望多給我一些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