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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突然的改變,肯定有最多的故事” 陳可辛念念不忘的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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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辛最初拍《中國合夥人》,並不是想拍一個企業或者兄弟情,而是覺得這個題材剛好可以承載這30年的變化。 (蔣彬/圖)

電影導演陳可辛說他不久前做了一個夢,夢里回到1980年代,見到那時候的同學朋友。他逐個給他們講什麽是手機、智能手機,什麽是電腦和互聯網。有一些朋友讓他在夢里不知怎樣開口,因為從“未來”回去的陳可辛知道,這個朋友已經去世,那對甜蜜的小戀人結了婚生了孩子又離了婚。

“很多事情你永遠想不到,但是到最後這些線索永遠會走在一起,這就是一種命運。”陳可辛在南方周末“中國夢”演講臺上說。

陳可辛差一點就來不了“中國夢”了,他一直在發燒,後來他的決定是:只要出入境檢疫能通過,就一定來。

因為這是南方周末創刊30年的“中國夢”特別版,也是他進入電影圈30年。

“北上”的最初,他就想拍1980年代,拍改革開放後的故事。直覺告訴他,社會大變革的時期肯定最有故事。籌備《中國合夥人》時,他向多名內地民營企業家了解當年往事,包括王石。聊出很多有意思的內容,“在《中國合夥人》那個電影里確實是放不下,”陳可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真正拍到1980年代,我覺得會比1990年代更有趣。”

阿燦、表叔、自由行

南方周末:1980年代是個很吸引人的題材,你有多具體的想法?

陳可辛:其實十幾年來一直都想拍,有點像《公民凱恩》,就是更宏大的那種。但是我覺得審批會很難過,因為那里面的很多東西,很多問題都很難講的。就算過審,可能也過得不好看。後來就想到可能拍IT行業,也許沒有那麽多禁忌,也沒有那麽多陰暗面。但是找不到好的題材,才碰上新東方。

南方周末:你對內地1980年代的興趣是怎麽來的呢?

陳可辛:一個社會突然的改變,肯定是最多故事的。每個社會突然的改變,都是有最多可拍性的。

南方周末:1983年你從美國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對內地的看法是什麽樣?

陳可辛:以前我們是不需要帶身份證出門的。1980年開始,警察隨時在街上看你的身份證。其實從1949年之後,香港的人口暴增,基本上都是內地來的。我媽媽也是華僑,也是北京的,1950年代來香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很多人遊泳過來。所以香港本來沒分什麽是內地人,什麽是香港人。

1980年代的時候,確實太多人了,然後開始管理,要拿身份證。那個時候電視劇里有些形象叫“阿燦”,“燦”是在廣東用得很多的名字,其實以前我們叫“阿燦”,指的是南方來的內地人。到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就有北方人了,有些是官二代,也開始有了“表叔”這個詞。都是內地來的,但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文化、階層,什麽都不一樣。到現在,就是“自由行”。

南方周末:你什麽時候第一次來到內地?

陳可辛:1993年,我其實已經來得很晚了,以前連深圳、廣州都沒去過。曾誌偉當時常常來,他說來看看吧,這里變化很大。我剛剛做導演,拍完第二部戲《風塵三俠》。我想看看我喜歡的故事類型,有沒有機會在內地發生。

我先飛到了哈爾濱。然後跟曾誌偉去了北京、上海。三個地方待了十來天。當時還找岸西寫了一個劇本,寫得非常好。當然現在來看,已經完全過時了。是說一個香港人去內地,要找一個老婆結婚。他是一個中產階級,就覺得愛情是浪漫的,婚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婚姻是應該看基因的。所以去北方,去找最好的基因,要結婚。結果就是有一段愛情故事。還有一段是老年人,美國華僑,回去碰到年輕時候的故事。就是這兩對,結果沒拍成。

南方周末:你拍《甜蜜蜜》,是講兩個內地人到香港去打工,他們的相遇。為什麽在那個時候寫了這兩個人物?

陳可辛:之前寫那個既然拍不成,我想就算我拍個香港片,有沒有可能跟內地拉上一點關系。因為我一向都知道最終的事業目的地,肯定是內地,華語電影肯定是內地的。我以前跟很多朋友都講過。我後來去美國,或者做泛亞洲電影,都是為了避免在不對的時候回來拍戲。

因為當時聽了很多很亂的(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方式,也聽了很多不能理解的審批的問題。也有以訛傳訛的,傳出來覺得非常荒謬。所以就覺得不想拿著那個熱情,一進來就給打垮了。應該保留熱情,在對的時間才回來。我也不拍古裝片。當時回來最早的一批,像徐克他們,拍古裝片都需要地方,需要景,需要人。這些都是我的電影不需要的,所以我沒有他們那麽急迫。

別選你明知不行的題材

南方周末:你說為了拍《中國合夥人》,還跟王石聊了很多次,都聊什麽呢?

陳可辛:給他看劇本,看他覺得有沒有不靠譜的地方。其實最後得到的並沒有直接用在那部電影。更重要的是跟他聊一些1980年代的事情。我還是不甘心,還是想早晚要拍1980年代。

我聽很多他創業時候的事,包括萬科的開始,包括很多資本市場的概念。一個兩袖清風的CEO,公司股份他都不要,哪有那麽清高的?那麽他講,在1980年代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時候,給管理階層股份,大家不敢要的,怕擔責任。要是能有一天把這些東西拉出來一個故事拍,就非常有趣。

南方周末:你在內地拍成的第一部戲是《如果·愛》,之前有過別的嘗試嗎?

陳可辛:其實更早有一部戲,審批過不了,到今天都過不了,一直等待。哈金的《等待》。劇本是蘆葦寫第一稿,張艾嘉寫第二稿。我在2000年已經做過很多的資料,還花了不少錢建了組,結果審批不過,所以沒拍。

我看了很多書,還去東北到處看,因為故事發生在東北。《等待》是從1960年代講到1980年代初。男主角的身份是軍人。

南方周末:這麽多年來,電影作為一種言論、表達,你覺得它的影響力,它的開放度,有沒有什麽變化?

陳可辛:我一向都是這樣說,你拍商業電影,其實第一個審查的就是投資方。內地有特殊的制度跟情況,我們也不能一下子把這個制度改變,我還是願意把審查機構看成一個顧問,而不是一個對手。老實講投資方也是一樣,到最後其實說了算的還是票房。投資方也是看票房,他就覺得好萊塢電影難道不也是非黑即白嗎,其實這跟主旋律是很像的。

小心還是得小心,但到現在為止,我不覺得它太過妨礙我的創作。我的電影政治的基因不多。當然除了《等待》,我還買了《大江大海1949》,卻根本連劇本都沒寫。《等待》是我完全不知道原來那個叫麻煩,到《大江大海1949》時,我是任性地買了,因為我喜歡書,也跟龍應臺聊得很好。但我沒啟動,我知道啟動也沒用。我還是跟我的同行說,別選一些你明知道不行的題材,在里面去剪,那出來不如不拍。我不拍《大江大海》,我還可以拍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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