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科學領域,顯微鏡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首先將顯微鏡運用到醫學領域的是意大利人馬爾皮基(Marcello M, 1628-1694)。他把顯微鏡用於生物物體組織結構的觀察,為組織學、胚胎學以及現代生物學和醫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荷蘭人列文虎克改進了顯微鏡,也是第一個觀察到細菌等微生物的人。他對顯微鏡的研究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制造及收集了250多個顯微鏡和400多個透鏡,最高可放大200-300倍。
顯微鏡的意義不僅在於向人類展現出了全新的“微”世界,也成為了人們攻克頑疾的好幫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名叫Robert Koch的鄉村醫生發現了引起肺結核和霍亂的病菌。在一封給卡爾·蔡司的信中,Koch寫道:“我成功的一大部分原因應歸功於您出色的顯微鏡。”憑借這一發現,他獲得了1905 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也成為了現代細菌學的奠定者。
“顯微鏡這個產品,其實是長時間為我們人類發展做出貢獻的產品。比方說我們今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的大隅先生,也是我們顯微鏡產品的用戶。除了大隅先生,其他還有很多科學研究工作者也在使用我們顯微鏡產品,為人類今後的發展在做出貢獻。” 奧林巴斯(中國)有限公司科學事業統括本部總經理清水嘉毅說。
奧林巴斯(中國)有限公司科學事業統括本部總經理清水嘉毅
奧林巴斯創立於 1919 年。1920 年在日本第一次成功地將顯微鏡商品化;在癌癥防治領域起著極其重要作用的內窺鏡的前身——胃內照相機,也是 1950 年由奧林巴斯在世界上首次開發的。迄今為止,奧林巴斯株式會社已成為日本乃至世界精密、光學技術的代表企業之一,事業領域包括醫療、映像、科學事業(生命科學及產業)領域。
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大隅良典通過使用光學顯微鏡對酵母進行觀察,發現了細胞自噬(autophagy)現象。現在,對細胞自噬的研究,已經從酵母拓展到了對哺乳類等動物細胞的研究。大隅良典現在使用的就是來自奧林巴斯的150倍TIRF專用物鏡,並在細胞自噬的分子機理、在生物體內的作用以及研究其與老年癡呆癥等神經退行性疾病的關系上繼續探索。
“奧林巴斯整個集團其實是從生命科學部顯微鏡起家的,雖然醫療部門營業額占整個公司銷售額比重非常大,但是從經營層方面來看,其實科學事業部這塊,就像奧林巴斯的DNA。”清水嘉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2016年,奧林巴斯全球銷售預測是8160億日元,其中科學事業的銷售額占1060億日元,而科學事業中約42%都來自生命科學領域。2013~2015年,奧林巴斯生命科學部的銷售額分別是3.6億元、3.9億元、4.3億元,預計2016年為4.7億元。
“奧林巴斯有特別引以為傲的光學技術,我們有很多物鏡是其他廠家所做不到的。舉一個特別的例子來說,比如要看到細胞的分子,這對顯微鏡精度要求非常高。奧林巴斯有一款超高分辨的物鏡,是全內反射的物鏡,數值孔徑NA值達到1.7。” 清水嘉毅提起來頗感自豪。
但這樣的設備離普通人的生活太遠,鎖定科研院校成為了發展關鍵。2014年4月,奧林巴斯與東京大學共建的實驗室,全稱是東京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奧林巴斯生物成像中心,簡稱TOBIC。
東京大學任命技術工程師作為該實驗室的管理責任人,奧林巴斯公司對這些技術工程師免費提供產品相關的技術培訓和支持。該實驗室投入的設備有雙光子激光共聚焦顯微鏡FVMPE-RS、激光共聚焦掃描顯微鏡FV1200、電動倒置熒光顯微鏡IX83、倒置熒光顯微鏡IX73、數碼顯微相機DP80、宏觀變倍共聚焦顯微鏡MVX-DSU、圖像分析軟件cellSens等,設備投入總額約1.5億日元。在該實驗室中,還可以進行在普通樣機室無法進行的活體標本的觀察(如小鼠、果蠅、線蟲等)。
為了進一步提高實驗室的知名度和使用率,除了東京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外,東京大學周圍的高校,如慶應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的學生也可以利用該實驗室的設備進行實驗和研究。TOBIC自成立以來,每年都會舉辦各種workshop進行培訓和分享。
同時,日本很多高校都會開展“Open Campus”(校園開放日)的活動,即在周六或周日對外開放。共建實驗室TOBIC也是東京大學開放的一部分,將有實驗室的老師向小朋友們介紹生命科學和科學研究的知識,也有機會親身體驗實驗室的儀器。
在2017年的事業計劃中,奧林巴斯的高層非常期待中國市場的成長。清水嘉毅介紹,日本在整個全球事業銷售額占16%,美洲(包括美國、加拿大、南美地區)所占的比重是32%,歐洲是25%,而中國所占的比重已經達到15%,是繼日本之後的第二大銷售市場。
提到未來,清水嘉毅表示,“我們不只是出售顯微鏡單個產品本身,而是整體的系統性產品,例如產品中包括相機。教授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需要觀察細胞的運行軌跡,而細胞的移動速度非常快,那麽這對系統配套產品的拍照速度要求非常高,而這就是現代光學技術要突破的問題。除此之外,如何將教授們需要的內容拍得清晰、漂亮,這是另一個問題。”
在提到中國市場的未來規劃和潛力時,他表示中國目前的GDP是6.7%,奧林巴斯預計明年生命科學領域將達到8%以上的市場增長率。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今天(28日)在京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引領它,用正確的促進方式,就有望實現兩個“L”型的增長軌跡。
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時,蔡昉以“兩個‘L’型軌跡——中國經濟增長近中期和遠期”為題發表了主旨演講。
蔡昉說,“首先我們不希望是經濟增長是‘V’型的,或者說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複蘇。”他說,原因是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能夠給帶來“V”字型複蘇的需求側的問題,而是供給側的問題。
他分析說,一方面是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人口紅利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他說,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負增長是從2011年開始的,2010年是峰值,2011年開始下降。
“我告訴大家,可能還會出現下一次勞動力短缺的高峰,因為按照當時的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在這一段時間內,也就是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以後,按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出勞動參與率還會提高,勞動年齡人口乘以勞動參與率等於經濟活動人口,就是等於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蔡昉說,假設勞動參與率不變的話,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經濟活動人口也就減少。“只有假設勞動參與率提高,才會出現經濟活動人口的峰值晚一點到來的情況。但是現在勞動參與率還略有下降,那就意味著我們真實勞動力的下降比我這條線顯示的要嚴重得多。”
蔡昉說,人口的趨勢不僅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工資上漲等影響經濟增長。單位勞動成本等於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工資上漲速度快於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就會下降。 而勞動力的素質、人力資本是靠新成長勞動力來改善的,不斷的新鮮血液,他們受教育程度高,如果這部分人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存量的人力資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預測人力資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資本的回報率也相應下降。這些因素都是從供給側降低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蔡昉說,中國經濟增長近中期有一個“L”型的軌跡。就“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下限和上限應該是什麽樣的的問題,蔡昉認為,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測算的,假如什麽都不發生,就是正常趨勢,平均是6.2%,當然每年是不一樣的。
“我們設想,如果從明年開始改革紅利逐漸顯示出來,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後四年平均6.5%的話,最後的結果會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條上限和下限相比,這條線接近於一個中近期的‘L’型軌跡了。”蔡昉說,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必須得靠改革。
他說,為什麽要設上限和下限呢?簡單地說,設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線,突破了潛在增長率,就意味著會出現周期性失業,這是保民生的一個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話,就意味著一定是用刺激的辦法,會導致增加的流動性進不到實體經濟,最後流向了那些和競爭力比較無關的產業,導致經濟泡沫,而這種情況當然也不想看到。
蔡昉認為,“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不希望有這個風險,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話,我們能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
至於長期的“L”型軌跡是什麽呢?蔡昉認為,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等等。
日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7年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力求“穩中求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領下,中國經濟巨輪將再次揚帆起航,踏上新的改革發展征程。
“財經戰略年會2016”主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夏傑長介紹,年會主題聚焦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改革、穩中求進”“絲綢之路城市網與全球城市競爭力”等議題,把脈中國經濟發展改革方向。
今天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還將與聯合國人居署聯合發布共同編制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攝影/章軻
“財經戰略年會2016”現場。攝影/章軻
從當年被稱為“中國的亞馬遜”,到退市,再到如今被收購,當當的軌跡似乎是一個拋物線,從平凡,到輝煌,再歸於平靜。
來源 | 俊世太保(ID:lijun_taibao)
作者 | 李俊
2017年底,有部分媒體報道稱,海航集團正在洽談收購當當網的控股權,對後者的估值可能超過10億美元,在80億~100億元人民幣之間。對此,當時李國慶發微博予以否認,稱“消息不屬實”,而如今當當網“賣身”的時刻終於還是來了——
2018年3月9日,停牌有兩月的海航系旗下天海投資發公告稱,正與當當談股權購買事宜,但具體方案仍在溝通協商中,交易完成後其控制權不會發生變更。
這一公告,引起媒體界的一片感嘆。從當年被稱為“中國的亞馬遜”,到退市,再到如今被收購,當當的軌跡似乎是一個拋物線,從平凡,到輝煌,再歸於平靜。
當當網曾於2010年赴美股上市,那一年的當當網成為了中國最大的網上書店,年銷圖書銷售額超過100億元,占有國內網上圖書零售市場份額的50%以上。但在2016年完成私有化退市時,彼時當當網的市值僅為5.36億美元。
在私有化之後,當當網創始人李國慶曾反思稱,夫妻創業苦不堪言,首先是管理上很難說服對方,造成決策和執行效率低,更大的是會對生活造成損傷。如今來看,能以10億美元的估值賣身未嘗不是當當網最好的歸宿和李國慶最好的解脫。
回顧當當網的失敗,這其中,除了最主要的當當自身的原因外,很多公司其實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當當成長的十幾年中,這些勁敵或者說創造了新的時代,或者說趕上了新的時代,總之在這七八年時間走得飛快,而當當則顯得落後了。
到底是哪些推手改變了當當的軌跡,讓我們不妨盤點一下。
推手一:數字閱讀
卓越亞馬遜和當當網當年的競爭十分激烈,改變戰局的時刻是2013年,當Kindle入華以後,亞馬遜首次樹立了數字閱讀的標桿,就是品位+互聯網+終端的閉環,到今天看來,這依然是一種有魅力是商業模式。
在Kindle入華一年後,李國慶終於還是在閱讀器領域邁出了那一步。當時的李國慶異常自信,在他看來當當網的閱讀器一定能夠獲得成功,“當當網擁有出版社資源,所以能將經典的、暢銷的書籍轉換成數字格式,吸引更多願意深度閱讀用戶購買閱讀器。”
但回頭來看,亞馬遜早已變成了有品位閱讀的象征,而當當卻依然只是一個網絡圖書銷售平臺。如果說亞馬遜是通過紙書+閱讀器來改變閱讀環境的,手機閱讀企業則是通過手機+APP來改變閱讀的,這里的企業既有當年的熊貓讀書和多看閱讀,也有現在份額最大的掌閱,以及緊隨其後的書旗和QQ閱讀。
雖然不知道有多少紙質書用戶最終改成了閱讀電子書,但伴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手機閱讀這一應用無疑也得到了爆發式增長。以2017年在A股上市的掌閱的披露為參考,這家公司2008年成立,到在國內上市時,已經有了超過一億的月活躍用戶,累積註冊用戶更高。
顯然,手機閱讀企業無疑吸引了上億的用戶來閱讀電子書,讓整體閱讀市場更大,版權機構也有了新的舞臺。在Kindle閱讀器和掌閱APP開疆破土的時候,顯然,當當的閱讀器,當當的閱讀APP,並沒有跟上,也就錯失了數字閱讀這艘大船。
推手二:網絡文學
如果合算下現在最大兩家網絡文學企業的市值,我們可以看到閱文集團合人民幣大概570億元,掌閱科技大概170億元,這兩者加起來就是740億元,可見網絡文學、數字閱讀的市場並不容小覷。
而另一方面,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網絡文學用戶達3.78億,原創作品總量達1646.7萬種,日更字數1.5億,年新增原創作品233.6萬件……不同語種翻譯傳播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網站已有上百家。可見,網絡文學的發展,不僅吸引了海量用戶,造就了大批作家,產生了經濟收益,也成為中國人文化原創力的成功範例。
對於這種於與閱讀相關,與文化相關,與市場相關的產業,身兼圖書和互聯網基因的當當網其實是可以進入的,但可能是因為上面提到的,其在數字閱讀領域沒有開展起來,所以也就沒有進入網文領域,錯失了一個好機會。
有人說,當當網銷售的出版書讀者,和網絡文學讀者,還不是很重合,因此也不便於展開。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讀者的年輕化,網絡文學也成為了大眾的、主流的閱讀內容。可以不客氣地說,少了網絡文學,圖書企業對大眾提供的閱讀服務也就是不完整的。
在2017年,一直只出售出版書的Kindle都及時調整了策略,和咪咕推出了網文版Kindle,可見網文也是大勢所趨。遺憾的是,當當始終也沒有合適的平臺來承接網文,直到現在。
推手三:電商巨頭
2010年,當時還叫做京東商城的京東進軍圖書市場。到了2017年,在易觀發布的《中國B2C市場季度監測報告2017年第3季度》數據顯示,在第3季度,中國B2C市場出版物交易規模為68.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2.4%,其中京東以市場份額36.2%,超越當當網占據的35.1%市場份額,位居中國線上圖書銷售市場份額第一。
當然,還不能以一家數據機構的統計來判斷誰是第一,但京東與當當網在圖書銷售方面的位置,應該是比較接近的。而問題在於,圖書銷售只是京東的一小部分,卻是當當網的核心業務。這里就涉及一個問題,綜合電商和單一品類電商誰更有優勢。當然,當當網並不是單一品類的電商平臺,但畢竟給消費者的印象不是短期就可以改變的。
另一方面,2012年,天貓宣布天貓書城於6月14日正式上線,開啟了天貓的線上圖書銷售之旅。到2018年初,天貓自家數據顯示,天貓已以350億(碼洋)的市場規模占據半壁江山……而且,天貓圖書還宣布,將與傳統書店共同布局新零售,打造智慧書店及24小時無人書店,閱讀+AI+新零售,給人們帶來很多想象。
比較有趣的是,天貓的報道中顯示,當當網自2012年正式入駐天貓以來,就連續多年蟬聯天貓圖書銷售額冠軍,同時在天貓“百社好書”計劃中,當當網天貓旗艦店僅大冰系列小說,就創造了百萬銷量。從這個表述看,最大的圖書銷售平臺可能是天貓,也許京東也有機會,但當當網肯定是沒有機會了。
實際上,在兩個電商巨頭的夾擊下,在618和雙11的輪番轟炸下,當當網和大多數中型電商平臺一樣,也是有心無力的。
錯過了數字閱讀的風口,也沒有趕上網絡文學的大潮,同時在電商領域碰到了京東阿里兩級爭霸的格局,當當網的想象空間確實就比較有限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也許在這個時間點考慮退出,對於創始人,對於當當網未來的發展,可能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2018年,文化消費快速崛起的趨勢已愈發明顯,當當與新資本的結合,也許會帶來新的機會。
而對於很多當當網的老用戶來說,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會忘記當年收到當當快遞,聞到一本本新書的油墨香時,那種滿足的感覺,那就是可儲藏的回憶吧。
影子銀行是理解中國過去10年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和政策制定的核心邏輯。IMF在2014年從三個維度界定了影子銀行:行為(Activity)、實體(Entity)和二者混合。其中,基於行為的界定方法比較流行,即所有從事類銀行的資金中介,但又處於監管範疇之外的金融活動。但是,不同國家影子銀行體系有著較大差異。
我國的影子銀行又被稱為“銀行的影子”,表明傳統銀行機構是影子銀行活動的中樞,這與美國影子銀行體系有較大差異。這又是由中美整個金融體系的結構決定的,我國仍是主銀行的金融市場結構,而美國的直接融資市場更加發達。這就造成了中美影子銀行體系在資金鏈條的長短、投融資渠道和複雜性等方面都有顯著差異。但隨著結構化產品和資產負債管理技術的創新越來越流行,我國影子銀行的資金鏈條越來越長,投融資渠道更加多樣化,複雜度也在提高,與美國的越來越像,給金融監管提出了挑戰。
資金從供給側到需求側的移動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四個渠道:
第一,傳統信貸渠道,即各類商業銀行通過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不屬於影子銀行範疇。但大型商業銀行在資產端與負債端都有明顯優勢,存貸款市場份額都較高,而且貸款還主要集中於大型國企和地方政府,缺少抵押物的中小企業和居民很難獲得貸款支持。
第二,影子銀行的主體,即大型商業銀行設立子公司,或與信托和廣義基金的合作模式。這些非金行金融機構的融資有兩個來源,一方面它們可以發行財富管理類產品融資,比如信托公司發行的信托產品;另一方面大型商業銀行也可以為它們“導流”。由於約束不一樣,信托和廣義基金可以將資金配置到收益和風險較高的中小企業或是資本市場。
比如,財富管理資金就大量配置到標準化的固定收益產品和其他非標產品。據中央結算公司的數據和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測算,2016年底,財富管理資金流向債市和貨幣市場占比為56.9%,相比2013年提高了18.3個百分點,投資於非標產品的比例為17.5%。而且,自2015年開始,發行人結構從大型商業銀行向股份制和城商行傾斜。截至2016年底,股份制商業銀行占比為42%,高於大型商業銀行的32%。這些財富管理產品一般是借短投長,存在明顯的期限錯配風險。由於政府對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的“擔保”力度相對較低,那麽投資者面臨的金融風險會逐步提高。正是通過第二個渠道,金融機構的監管套利行為得以實施,銀行、信托、廣義基金等金融機構通過各種通道業務和結構化產品串連在一起,資金鏈條得以拉長,形成了“太關聯而不能倒”的剛兌怪圈。
第三,委托貸款。由於非金融企業之間不能進行信貸業務,銀行就扮演著中間人角色。這也是理解企業“存款搬家”的一個思路。隨著金融監管的加強和投資不確定的增加,企業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銀行(形成M1與M2的剪刀差)。為了彌補收益差,企業一方面購買“收益權證”,另一方面就是通過銀行開展委貸業務。從規模上來講,新增委托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在2013~2014年占比較高,比如2014年1月就占到了15%。根據BIS測算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委托貸款存量為13.2萬億元,同比增幅為19.8%,占GDP的比重為17.7%,相比2011~2015年25.7%的平均增速有所放緩。委托貸款是影子銀行的核心組成部分,但其也遊離於存款保險的範疇之外,所以其風險相對於傳統存貸款而言也較高。
第四,互聯網金融,也就是所謂的P2P模式。主要參與者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騰訊旗下的理財公司以及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專業化的互聯網金融平臺。由於發展時間短以及P2P模式自身存在的痛點,規模仍較小,2016年底的存量規模為8000億元。但其增長速度較快,2016年就增加了101%,2011~2015年的平均增速更是高達320%。從2016年的“e租寶”到2017年底的“錢寶網”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對稱、征信體系缺失和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發展互聯網金融,容易滋生龐氏騙局。
我國的影子銀行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決策層采取逆周期調控的背景下產生的,但金融抑制政策和特殊的金融市場結構為其發展壯大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它的產生並非全是負面的,但隨著它的壯大和更加複雜,它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負面作用愈加凸顯,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卻越來越弱。除了金融與實體的循環,金融機構內部形成了另一個循環,且後者越來越大,這實際上是在抽實體經濟的“血”,各種違規操作只是資本的遊戲,對增加社會福利並無多少直接或間接作用。所以,打好風險防範攻堅戰,重要的是要深入影子銀行這個風暴的中心。
(邵宇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系東方證券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