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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生“裸捐”：全部海外资产用于慈善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30/yNMDAwMDIxMzYyNw.html

12月28日，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香港宣布，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将其拥有的海外资产主要包括持有的蒙牛股份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以贡献公益慈善事业。

牛根生在境外设立了慈善信托机构“Hengxin”来运作牛根生在境外的资产，该捐献已经捐出不可撤销。

这次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第二次明确宣布其所拥有的资产做慈善。2005年1月，牛根生及其家人宣布全部捐赠持有的蒙牛乳业股份做慈善公益事业，为此，作为主要发起人，牛根生成立了老牛基金会，并随后将其在国内的资产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

截至目前，牛根生实际拥有和视为拥有的蒙牛股份为2.635亿股份，市值总额54.55亿港元。牛根生此时再次要捐献所拥有的境外资产，让外界心生疑惑。

12月29日，蒙牛集团新闻发言人姚海涛告诉记者，“这个事情，我也是刚知道，牛根生捐款主要是个人行为，不需要跟公司沟通。”

不过，当日蒙牛集团董事会办公室张振华则称，老牛基金会是国内注册设立的机构，牛根生国内的资产已经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由于牛根生持有的蒙牛股票在香港上市，牛根生持有的资产捐献，需要在境外设立机构来运作这些资产做慈善。

牛根生完成资产捐献

张振华告诉记者，“Hengxin信托是在境外设立的一个公益性慈善机构，受牛根生委托全面负责运作牛根生所持有境外资产收益”。

姚海涛称，牛根生自从宣布捐出个人所持有资产做慈善后，这几年他一直在专心做慈善。

这次资产捐献后， Hengxin信托的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会及与其合作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内蒙古慈善总会等公益慈善组织。

张振华称，牛根生希望学习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将所拥有的资产用来做慈善。

在这次捐献给Hengxin信托的资产中，主要有牛根生持有的蒙牛乳业3.96%股份，根据蒙牛乳业公开资料，这部分股份总额为6878万股。

另 外，牛根生个人以及老牛基金会通过金牛、银牛等基金持有蒙牛乳业的股份。2010年4月27日，在蒙牛乳业宣布公司执行董事牛根生转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公 告中透露：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牛根生实际拥有和视为拥有本公司2.635亿股份的权益（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界定的涵义）。

截 至12月29日收盘，蒙牛乳业股价为20.70港元/股，这意味着，如果以其直接持有的3.96%股份来计算，牛根生直接捐出的资产价值为3.756亿港 元；如果以其实际拥有和视为拥有的蒙牛2.635亿股计算，此次牛根生捐出的蒙牛乳业资产市值总额为54.55亿港元。

张振华表示，2005年牛根生承诺捐出所有资产做慈善，但是当时《公司法》有规定，公司法人捐献持有的股份每年不能超过25%，因此都是每年捐赠一部分。目前，牛根生持有的蒙牛境内资产，通过逐年捐献，已经全部捐献给老牛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前身为内蒙古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成立于2004年12月28日，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捐赠并发起设立的从事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私募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登记机关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05年1月，牛根生与其家人宣布全部捐赠持有的蒙牛乳业股份，并约定在他有生之年，该等股份红利所得的51%归老牛基金会，49%归个人支配；待他天年之后，该等股份的红利100%归老牛基金会，家人只领取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据老牛基金会介绍，目前牛根生及其家人持有的蒙牛乳业股票红利，实际捐赠比例已达到63%。

另外，蒙牛乳业创业团队的十四位高管共同决定将来自外资股东奖励股份50%的售股收入亦捐赠于老牛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老牛基金会介绍，目前上述捐赠是老牛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至2010年3月10日，老牛基金会累计接收捐赠之现金（包括2009年7月股份变现所得）已达人民币11亿余元。由于，牛根生及家人所捐股份的主要部分尚未变现，仍以股份形式存在。

张振华告诉记者，老牛基金会已经联合中国红十字会等公益基金，投入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救助。

老牛基金会介绍称， 截至2009年底，老牛基金会已与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机构合作等合作开展了五十余个公益慈善项目，捐赠款项金额合计约1.3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老牛专项基金”捐赠超过4.18亿元人民币。

暂不会退出蒙牛

湛江離休幹部陳光保：裸捐“保伯” 退而不休

6月7日，陳光保回到“廣東省包產到戶第一村”潭葛村。（新華社記者 梁旭/圖）

從南海明珠廣東湛江市往雷州半島走，一路蔗田蔥蘢，蕉果飄香。過了北和鎮拐個彎，不多時，便到了遠近聞名的“保伯農場”……

保伯農場占地2800多畝，之所以有名，不是因為大，而是因為它的主人陳光保。十里八鄉的街坊相親都知道，這位85歲的老黨員、老革命，曾歷任海康縣（今雷州市）縣長、縣委書記，為黨為民奔波勞碌了大半輩子；從湛江市政協主席任上離休後，仍不肯留在城市享清福，跑到離湛江市區100多公里的雷州北和鎮仙過嶺墾田開荒，並將農場收入連同自己的工資以及兒女的“孝敬”拿出來獎教助學、扶貧濟困，十幾年如一日，甚至在下肢癱瘓後依然初衷不改，累計捐款1415萬元，人稱“輪椅上的裸捐書記”。

這位耄耋老人仍在延續著“人民公僕”的事業。這不，日近黃昏，“保伯”又讓人推他到地頭，查看甘蔗的長勢。“希望今年是個豐收年，我的目標是再捐200萬。”

隨著他往田間遠去，夕陽將他的影子拉得更加高大；而那輪紅日，像極了他那顆為黨為民無私奉獻的赤誠之心。

治南渡河推包產到戶

陳光保16歲參加革命，早在海康公社社長、縣長、縣委書記任上，就是公認的好幹部。有農民自撰的雷歌（盛行於雷州半島地區的漢族民歌）為證：“譚葛原先是醜樣，破舊茅房窮村莊，改革開放政策好，保伯著力來幫忙，人民致富全憑黨，政策英明城和鄉……”，說的是陳光保頂住壓力，支持雷州農村率先搞包產到戶的往事。

“廣東包產到戶第一村”北和鎮譚葛村老支書吳堂勝回憶說：1977年—1978年，譚葛大隊大膽嘗試包產到戶，一下讓這個“乞丐村”“逃荒村”拔了窮根。當他懷著忐忑的心情將這件事匯報給時任縣長陳光保時，得到的不是質疑，不是制止，而是旗幟鮮明的支持。

1979年11月，陳光保在全縣公社書記會議上力推包產到戶。人們不知道的是，轉年陳光保就被點名參加全省農業工作會議，有人直接拍桌子指責他“搞倒退”，可想他承受了多大的壓力。

當被問及當年怎麽敢頂那樣的“雷”時，“保伯”的回答直截了當：“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讓農民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錢花才是硬道理，為什麽不敢幹？”

南渡河是雷州人民的母親河，但也是一條災難頻發的河，治理南渡河，化害為利是雷州人民的千年夢想。每當看到南渡河兩岸一眼望不到邊的黃葉，聽到“田里光禿禿，人人住茅屋，三餐食薯粥”的雷歌時，陳光保就感到陣陣心痛。面對群眾期盼的眼神，他斬釘截鐵地承諾：“相信我，有共產黨領導，一定能根治好南渡河，讓大夥過上好日子。”

在當時的廣東省委、湛江地委的支持幫助下，海康縣自籌啟動資金、人人義務出工修建南渡河大堤。1970年破土動工，陳光保身先士卒，日夜住在工地、吃在工地，聲音沙啞了，兩眼熬紅了，兩腳浮腫了，都不離工地。經過10年苦戰，南渡河全線築起一道寬10米、長20公里的攔海大堤，被馴服的南渡河安靜地灌溉著兩岸22萬畝的東西洋良田，使之成為“金色糧倉”。

墾田開荒帶村民致富

為官不為福祿壽，為國為民來擔憂。1994年，63歲的陳光保離休了。忙活了大半輩子，家人都盼著他享享清福。

保伯哪是個能閑下來的人？為貧困村辦幾件實事，一直是他的夙願。有一回，他經過北和鎮仙過嶺時發現，幾千畝荒山閑置著，於是做了個讓人意外的決定：和50多名老幹部共同出資，租荒山開農場。他被推選為場長，和老伴張少喬將家搬到了距離雷州市區60公里、距離湛江市150公里的荒郊野外。

保伯說，“人雖然退了，但黨性沒有退，為人民服務的黨員責任沒有退”。職務有年齡界限，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沒有年齡界限。

“保伯”畢竟不是農民。剛開始好幾年，他認為不錯的經濟作物卻相繼遭遇了寒潮、臺風等自然災害的嚴重影響，種植的芒果被凍死、香蕉林被臺風攔腰折斷，投入農場的資金一再虧損。有人勸他將農場轉租出去，省心省力，旱澇保收。陳光保堅決不同意：來這里開荒種地建設農場，目的不是為自己掙錢，是為當地農民致富拓新路、作示範，如今目標還沒實現就要逃跑，哪像一個共產黨人。

陳光保重新調整生產布局，改種甘蔗、辣椒等抗自然災害能力比較強的經濟作物，終於扭虧為盈。在他的帶動下，周邊群眾也到荒郊野外開墾種地。短短幾年，就開墾了一萬多畝荒地。北和鎮委書記顏樹政介紹說，“保伯”還在周邊的六個村，出資修通了20公里路；自費打深井100多口，協調相關部門修建了5個飲水水塔，解決了村民的抗旱和飲水問題。

就在陳光保為農場經營不斷改善而高興的時候，自己卻陷入了人生低谷：2006年因腰椎增生手術失敗，致下肢癱瘓，人生只能在輪椅上度過；2007年，陪伴陳光保近半個世紀的老伴張少喬去世……接連的打擊下，陳光保沒有輕言放棄！

如今的保伯農場，甘蔗、香蕉等經濟作物茁壯成長；腳下的田埂邊，一條條筆直整齊的灌溉水渠為作物輸送著養料，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可誰能想到，這里曾是一片亂石林立、雜草叢生的荒山野嶺呢？

獎教助學興學育人才

“保伯”關心作物的長勢和農場的收成，並非在意自己或家人的收入。那些土坷垃里刨出的每一分錢，都化作春雨，灑向那些亟須幫助的貧困學子。

從2000年起，陳光保堅持資助大學生。開辦農場後，他每月的工資、農場的盈余，大多數都用來獎學助教。

在華南師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讀研二的黃仁龍，是陳光保捐資助學的受益者之一。2010年，黃仁龍家三兄弟同時考上大學，家里窮，砸鍋賣鐵也只供得起一個大學生，哭得雙眼紅腫的父親決定讓三兄弟“抓鬮”上大學。絕望之時，“保伯”送來了希望：資助1萬元現金，發動社會募捐，圓了三兄弟的大學夢。

黃家兄弟不知道的是，當年，“保伯”農場收入僅余85萬元，為了湊齊105萬元獎學金，他打電話向在暨南大學工作的小女兒陳席“化緣”，女兒連夜帶20萬元趕回農場。

那一年，陳光保為409位高考上一本線的學生發放獎助金。不知誰脫口而出，喊了聲“保伯”，隨後，“保伯！保伯！保伯！”的聲浪經久不息，成了雷州人對陳光保的親切尊稱。

獎教助學，與陳光保在職期間提倡的“治窮先治愚，興學育人才”一脈相承。據統計，十多年來陳光保累計捐出1162萬元用於獎教助學，惠及6000多名學生；此外還捐款253萬元建設道路，資助老人、殘疾人、貧困戶等。2010年，他將農場改為“重教助學基金會農場”，並表示徹底“裸捐”，不留給子女一分錢。陳光保關心教育、情系學子的善舉在當地產生了示範效應，帶動了一批企業家捐助大學生，雷州大地掀起了重教助學潮。

“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不是官，是‘人民公僕’。這幾個字看上去簡單，可內涵非常深刻。”雷州市委書記江毅坦言，要做好一個真正的人民公僕並不容易，能像“保伯”這樣純粹、徹底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更是難上加難：“保伯的精神，應該成為我們黨員領導幹部的指路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