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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老闆：創業遠比打工艱辛

緬甸大亨潘繼澤的艱辛奮鬥史

　 　 作為一名生於緬甸的少數華裔，克服困境是潘繼澤這輩子一直在做的事。在到達香港八年前，1962年的社會主義政變迫使潘繼澤離開了在仰光舒適的中產生活。受緬甸排擠抵制外國居民和企業影響，潘繼澤的一家移居至北京，但此後僅九個月中國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當時年僅12歲的潘繼澤被和自己的雙親以及四個兄弟姐妹拆散，關入一個紅衛兵工作隊，和其他1500名青少年一起送至邊遠的云南省接受「再教育」。他回憶 道：「我們花了四年時間僅憑雙手建起了一座水壩。我們住在自己用竹子搭建的茅屋裡，用樹枝搭床。我們沒有電，即使是冬天也在一條小溪中洗澡。上面僅僅發給 我們基本的主食和大米，其他的都得靠我們自己。如果你所在的生產隊條件較好，既種蔬菜又養豬，那你就有可能吃上肉。除此之外我們只能吃蔬菜乾——味道很 糟。」

　 　 現如今，潘繼澤經營著一個規模龐大的商業帝國——恆澤集團(Serge Pun & Associates)，旗下擁有32家公司，業務領域包括銀行、房地產開發、農業綜合經營、醫療服務以及汽車分銷等等。潘繼澤還經營著緬甸唯一一家國際上市公司：在新加坡上市的祐瑪戰略控股有限公司(Yoma Strategic Holdings)，當前市值約為3.8億新加坡元。他最新的一項商業冒險於上週啟動，是在仰光與緬甸新首都奈比多之間的往來航空運輸服務。

　 　 潘繼澤表示，自己集團的真實價值很難估算，因為緬甸國內企業缺乏國際參照物。恆澤集團的大部分財富是對仰光市內1600英畝土地盈利前景誘人的房地產開發 權。隨著投資者對緬甸的興趣上升以及該國採取措施改革與房產所有權有關法律，仰光市內土地的開發價值快速上升。潘繼澤表示：「不管怎樣，我希望人們不要僅 憑我的資產規模來評價我——在這種情況下，資產規模的相關度過高以至於反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或許，更重要的是他正越來越多地被樹立為緬甸的「清白先生」，在一個經歷了數十年嚴厲軍事統治、以腐敗而聞名的國家中少見的兼具成功與國際化的榜樣。在目 前的改革派政府治下，官方會定期徵詢潘繼澤對商業相關事務的意見，來緬甸訪問的外國企業高管也會向他尋求建議或者討論合作。

　 　 潘繼澤很少談論自己的個人生活，不過當他真的打開話匣子的時候，他會坦率地講述一段不同尋常的人生旅程。潘繼澤說：「我沒有受過教育，沒寫過論文，也沒有 學歷。我會說普通話、緬甸語，但不太會說英語——除了當時一起生活的遠房親戚以外，我幾乎誰也不認識。我覺得自己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成為一名銷售員。在 再教育營裡我擔任生產隊長，我覺得自己在傳播官方意識形態方面做得很好。」

　 　 後來他發現了一份招聘銷售員的職位廣告，工作內容是銷售空氣消毒劑。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他就成為了公司的明星銷售員。這份工作又帶來了一個新的機會，這次是銷售房地產。潘繼澤就此找到了自己的特長。他承認：「我很幸運，我為一位名為埃爾馬•佈施(Elmar Busch)的德國企業家工作，他很照顧我並教給了我很多東西。」

　 　 1983年潘繼澤成立了恆澤集團，專攻房地產業務。他與中國的淵源為他贏得獲利頗豐的地產項目起到了很大幫助——起初公司僅在香港開展業務，隨後業務範圍 擴大到整個周邊地區。但潘繼澤無法抑制對緬甸的思念。他說：「我一直很想念緬甸並希望能夠回去……1989年當我訪問緬甸時，我被當地對投資需求的迫切程 度所震驚；我產生了一種奇怪而強烈的意念，類似於一種道德責任感，要為這個我記憶中繁榮而美麗的國家做點什麼……當時的緬甸變得如此凋敝，如此貧困。」

　 　 潘繼澤於1991年回到仰光，並開始經營金融服務、綜合農業以及房地產業務。這個時機非常有利：當時緬甸剛剛通過了一部外國投資法案。潘繼澤於1993年獲得了一張銀行牌照並成立了祐瑪銀行(Yoma Bank)，目前該行是緬甸第二大私立銀行。潘繼澤回憶稱：「當時銀行的業務持續增長。」

　 　 但他表示，自2005年前後以來，緬甸軍政府治下任人唯親的風氣愈演愈烈，那些「拒絕同流合污」的人因此受到冷遇。他說：「那幾年是我最艱難的時期。有些勢力想要奪走我的企業，還有很多人希望除掉我。我們放低姿態繼續經營自己的業務；2008至2009年間是政府結黨營私最為嚴重的時期，如果你不參與他們的遊戲，你就將遭到排斥。這還不算最糟的……當時他們可以毀了我。」

　 　 自2010年起政治風向開始變化，緬甸宣佈將舉行大選。對於潘繼澤來說，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他如何能在遠離腐敗行賄的情況下保持公司業務持續發展。這通常會引出一番情緒激動的回應。「人們忘記了我曾被排擠六年。我從沒有為獲得任何好處行賄過一分錢……由此帶來的壓力是巨大的，但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從未接受過任何有悖於道德法律的私下交易」。

　 　 他指出：「我們獲得的項目都是需要靠實力說話的，而我們每一次都拿出了實力，用正確的方法、在正確的時間完成。」

　 　 他還從自己的好運氣和經驗見識中受益匪淺。恆澤集團對仰光市內大片地塊頗有獲利潛力的房地產開發權絕大多數是在20世紀90年代購入的。他說：「幾乎我們的所有業務——銀行、高爾夫球場以及房地產銷售——都主要依靠消費者支持，而非政府關係。」

　 　 對曾與潘繼澤有過業務往來的人的大量訪談無一顯示潘繼澤在經營中存在可疑操作。一名在仰光工作的商人表示：「潘繼澤非常強硬——如果你給他一片面包，他會把整塊面包都奪過去。但他是清白的。」

　 　 支撐潘繼澤的商業哲學的是他從自己的再教育營經歷中收穫的感悟。他說：「我 不但不後悔在中國經歷的種種艱辛，事實上我還很珍視這段經歷。因為那些年間我所經歷的和學到的為我日後所能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基礎。」在那段艱難歲月中他還 結下了一生最為重要的友誼。潘繼澤表示：「我實際上擁有許多美好記憶……有過同樣極端經歷的人之間也許沒有共同利益，但存在著一種深厚而奇特的緊密關係。」

　 　 那段經歷使他學會珍惜在其他人看來也許是理所應當的東西。潘繼澤說：「正是由於那些年裡為了生存不斷奮鬥——既是在物質上也是在政治上——我學會了如何透過表面看實質，理解人們的行為和動機……我鍛鍊出了分析政治風潮以及預判社會變化的敏銳直覺。」

　 　 潘繼澤的新加坡上市公司祐瑪戰略的股價穩健上行表明，他的行事方式得到了很多股東支持。國際投資人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表示：「潘繼澤對緬甸非常瞭解，他洞悉形勢走向……除非被排擠出局，潘繼澤有能力迎著挑戰一往直前，為他自己以及他的股東創造財富。」

　 　 如果要對潘繼澤的奮鬥史做出評判的話，不會有什麼人不看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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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政治學】“約談觸及靈魂，整改異常艱辛”

專題按：自2013年9月國家發布“大氣十條”以來，這場全國尺度上的“霾戰”已疾風驟雨行進了21個月。2015年，中國治霾攻堅戰進入中期評估期，前所未有的環保宣戰迎來了“期中考試”。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結構（詳見2014年3月13日專題報道《霧霾經濟學》），關乎每一位地方主官的烏紗帽。從控制總量轉變為改善質量，從督企到督政，從環保部門孤掌難鳴到黨政一把手直接督辦，從案牘上的口號到考核里的一票否決，治霾已成為每一個官員不得不面對的中心工作。 借此“期中考試”，我們以“治霾政治學”為題，觀察大氣汙染治理對中國的行政體系、政治生態產生的宏觀巨震和微觀沖擊。其中有“差等生”保定，在市長道歉之後出臺最嚴格的問責制度；有“優等生”海南，煩惱來自“榔煙”；也有“典型代表”臨沂，市長被約談之後，全市掀起關停潮，卻也深陷經濟下行困擾。 2015年的“期中考試”，考核的是治理成效，但對於治霾里的“政治學”，同樣也需要進行中期複盤。這樣的制度建設是通往藍天白雲的必經之路，關乎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福祉。

被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

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

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在被約談後的223天，河南省安陽市政府終於等來了環保部解除掛牌督辦的通知。2014年11月4日，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約談了安陽市市長馬林清。當天，環保部就對安陽市啟動了掛牌督辦，暫停審批新增涉及大氣汙染的建設項目環評。

“約談觸及靈魂，整改異常艱辛。”2015年7月1日，安陽市環保局給南方周末記者發回了萬字官方回複，其中包含這麽一句感慨。

掛牌督辦以來，安陽暫停受理審批118個涉氣項目，涉及總投資近百億元；有50名責任人被黨紀政紀處分，包括撤職。換來的是空氣質量的明顯改善：2015年4月，安陽的優良天數在河南18地市中位居第3名，而在2013年，則是倒數第二。

在解除安陽掛牌督辦的2015年6月15日後，環保部的約談沒有停止，6月16日和18日，華東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寧又約談了無錫和馬鞍山的市長。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大氣汙染治理成為了各地的政治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固有的行政格局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上述的約談正是其中的一起微觀案例。除了約談，類似的行政手段還有考核、一票否決等。這些舉措都力圖高效、強有力地推進治霾任務。

被約了領導重視了

被約談後，安陽成了“典型”。另外一些“難兄難弟”還來找安陽討教寫報告的經驗。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從2014年9月起，環保部發出的13個約談通知中，7個和大氣汙染相關，被約的城市包括華北地區的安陽、滄州、承德、呂梁，華東地區的臨沂、無錫、馬鞍山。

這些城市被約談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對前期督查提出的問題未及時整改，如安陽；也有空氣質量還不錯，年均濃度和南方城市接近的承德——地處北京上風上水，卻成為京津冀地區唯一一個2014年空氣汙染不降反升的地市。

“我深感問題的嚴重性，心情也很沈重，壓力很大。”接受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督查時，馬鞍山市長魏堯說。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動詞則多是反思、落實、檢討、警醒；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知恥而後勇等表決心的短語也不止一位市長使用。

2013年9月，國務院頒發了“大氣十條（即《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從中央到地方，治霾任務層層分解、加壓。2014年5月印發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大氣十條”正是參考文件之一。

約談制度並不新，但近一年來，約談的頻率和曝光度都在上升。“我們跟隨報道的次數變多了。”一位《中國環境報》記者說。

約談之後，各市都被設下了“死線”，例如馬鞍山只有15個工作日來準備相關整改方案，年底前必須完成整改。

不僅環保部，地方政府也開始約談下轄城市主政者。南方周末記者搜索發現，在貴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等9地，大多數地區的環保廳已約談地方負責人，有的還由省長親自出馬，例如甘肅。被約的城市還有令人意外的海南三亞——2014年，三亞PM10年均濃度上升比例超過15%。

約談只是這場“霾戰”中的一項行政手段。2014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針對“大氣十條”的考核辦法，明確負總責的是政府主要負責人。正在修訂的大氣汙染防治法，一大亮點也是加強責任考核。

有的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大氣汙染的分值上升，領導思路也開始改變。以前去地方調研，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很難見到市長。而今，他能切實感到市長對於大氣汙染防治的重視：“前幾年狀態是大家先做起來，空氣改善不改善再說。現在絕大部分不是蠻幹，越來越精細，迫切想找到最科學有效的辦法。”

不只是市長，華北督查中心的一位督查員發現，對於汙水和大氣汙染治理的工藝、參數，有的縣長竟可娓娓道來，說得頭頭是道。“因為環保局匯報多了，縣長就記住了。”該督查員說。

環保部門的職能在加強，地位在提升。例如河北省增設了編制，新建立了大氣處。在地方的會議上，環保局長的座位也不斷前移，被市長叫去的機會也變多。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書記市長一起視察這個正處級單位，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上手就不難。意思是說，只要一把手重視，什麽都變得不難了。”一位保定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這座城市在2014年全國74個重點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一。

給“一把手”下緊箍咒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讓地方政府重視空氣汙染，自上而下的一道緊箍咒便是考核。

根據上述考核辦法，考核的內容實施雙百分制，一是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指標為PM2.5或PM10年均濃度；二是大氣汙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展，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清潔生產、煤炭管理與油品供應等。

這是環保部對各地治霾的“年終考試”。2015年5月底，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第一年考核，實施正常。東部好一些，西部差一些。也有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2015年6月30日，環保部相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其實，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冉冉博士看來，這種行政性壓力體制下的考核並不是新藥方。“但是我的觀察是，絕大多數（省份）可以通過考核，這並不是有效的激勵機制。”冉冉認為，因為信息不對稱，地方報自己的數據，中央沒有能力全面了解完成的情況。

以前，“藍天數量”也是政績考核指標，但監測數據造假已是行業公開秘密。2014年底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美國加州大學的兩位學者對中國113座環保重點城市的分析顯示，半數城市在2001-2010年間，空氣汙染數據上存在造假嫌疑。

把空氣質量作為考核指標後，數據變得容易監督了，普通市民打開手機，隨時可以查詢空氣質量，如同環保部副部長翟青對考核辦法的解讀：“考核結果與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直觀感受更加契合。”而對考核中發現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其考核結果確定為不合格，並將依法依紀嚴肅追究責任。

PM2.5來源複雜，考核PM2.5，使得地方主動尋找減排途徑。“廣東、浙江主動治理VOCs，因為感覺到VOCs不治理，PM2.5和臭氧降下不來，這比中央要求得更多。”廣東省環保廳一位工作人員說。

對於減排任務的考核，環保部汙防司一位負責人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總結了兩種變化：從“證真”變為“證偽”——地區要做好自查，上級督查重點是找錯誤。

從只有期末考試變為“期中+期末+小測驗”——即定期核查與日常督查相結合。南方周末記者對環保部幾大督查中心的網站進行了分析，2014年以後，華北督查中心關於大氣汙染的督查消息多達47條，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幾乎“天天在路上”，一年內，光安陽就去了5趟。

督查的類型也在增多，包括綜合督查、專項督查、後督查、交流反饋會、開放式環保督政等多種形式。督查的結果則毫不掩飾。如在2015年3月督查蘇州之後，華東督查中心就直接在其網站中點出“蘇州高位燃煤總量未得到遏止，難以實現2017年全市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的控制目標”。

更強大的是暗訪。近一年來，這一手段成了環保部的利器。在新環保法頒布之後，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進駐山東臨沂，攜央視記者暗訪半個月之後才亮明身份，約訪當地市長。

在冉冉的印象中，“十一五”期間，環保就已納入約束性指標，但並沒有觀察到官員因環保指標而受到懲罰。

現在的考核辦法則要動真格了。未通過考核的，地方政府將遭受約談、環評限批和取消環保榮譽稱號等懲罰。實際上，這些環保部門的殺手鐧在對安陽的掛牌督辦中都已經使用。“一個環保事件處理這麽多人很少見，以前包括安全事故也沒有這麽多。”安陽市環保局宣傳科科長安相江說。

突破環保職能破碎化的困境

在《中國地方環境政治：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一書中，冉冉將地方環境政策執行系統的權力結構分為四部分：黨委書記、市（區、縣）長、弱勢的環保局和發改委等十個強勢部門。

為了橫向解決環境職能破碎化的問題，跨部門建立協調機制是最常見的形式。“但能夠多大程度協調，還是取決於非正式的制度：領導是否重視。特別是書記是否重視。”冉冉說。

有了上級考核的壓力，各地成立的大氣汙染防治協調機構中，都由一把手領銜。

在蘇州，2007年啟動藍天工程時，就成立了“藍天辦”，當時由分管環境的副市長負責，而今成立“大氣辦”後，已升格為市長負責。在被環保部視為治霾榜樣的太原，這種協調機制的級別則高至省級：省長任全面改善省城環境質量指導協調小組的組長。

協調機制建立後，最多的體現就是開會。各地市長、市委會議中，專門討論大氣汙染的專項會議變多。在被約談的城市更是如此，掛牌督辦後的八十多天里，安陽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召開的整改專題會議就有7次之多，平均十多天就召開一次。

在會上，從中央到地方，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發改委、工信部、環保部，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柴發合還參加了河北省省長的調度會，“張省長親自指揮，廳局辦沒有含糊，沒有討價還價”。

執法上，其他隊伍的協助，也可以彌補環保執法力量的不足。北京市從2015年3月份開始，將已持續開展一年的“大氣專項執法周”升級為“聯合執法周”，由六千多人的城管隊伍和四百多人的環保監察隊伍聯合執法。

各部門的權責明晰後，非環保部門也感到了壓力，甚至直接遭受處罰。對於安陽的這次約談，劉長根稱之為是從督企向督政的轉變，從對某一個企業的督查轉向給地方政府開方子。

“其他部門原先覺得是環保一家的事兒，這次覺得自己都挨了板子。”安相江說。曝光之後，安陽市第一次處理的30人，環保系統幹部比例高達57%，一個縣環保局局長被撤職、一個市副局長受到警告。第二次處分的20人中，環保系統幹部人員已經很少。

科學治霾

當空氣質量成為終期考核的“一票否決”硬指標時，讓地方政府心里沒底的是：完成了各項分解的減排任務，空氣質量就可以改善嗎？

大氣汙染受到氣象、地形多種因素影響。“因為厄爾尼諾現象，2015年降雨量是常年的2-3倍，各地今年應該提出申請，慶祝提前完成2017年的改善任務。”一位環境監測人員開玩笑說。

蘇州市環保局汙防科科長王誌斌發現，蘇州的PM2.5濃度雖然在下降，但臭氧濃度在升高，優良天數反而下降了，這與機動車的增加相關性很大。“我們汙染源清單和源解析工作起步較晚，大氣汙染的組成和形成機理、空氣質量的改善和減排措施的關聯性的研究還不夠，科學防治的水平確實還有待加強。”王誌斌說。

源清單和源解析都是識別汙染來源、科學治霾的方法。環保部已經下發了兩批源清單編制指南，但我國尚未從國家層面上建立完整的大氣汙染物排放清單。源解析也只有北京、天津、石家莊等9個城市編制完成。

若老天不幫忙，會不會考核通不過？環保部規劃院副總工楊金田參與制定了考核辦法，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制定過程中重點考慮了年際波動和氣象條件，還曾想借鑒國外滑動平均的算法，但政府考核不能太複雜，還是采用了現在的評價方法。“你不能卡著來，治理措施得有點富余，力爭不利氣象條件下也能完成。根據每年的情況，措施還可以有調整的機會。”

2014年，清華大學的一份報告發現：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到2017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區也存在PM2.5濃度不能降低25%的風險。得知報告的結論後，清華大學就協助河北省做加強版的行動計劃和能力建設。

行政治霾的另一個擔憂則來自經濟下行的壓力。在重汙染城市調研時，柴發合體會到主管領導微妙的心理變化。“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治理汙染、民生經費也面臨困難。”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河南等地的實地調研發現，強行政管理下，長期停產的企業面臨著資金鏈斷裂，進而瀕臨破產和就業下滑的風險。山東臨沂新上任的市長遭遇環保部約談之後，旋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環保風暴，所有被曝光和未曝光的違法企業，一律停產。這引發了兩極反響：市民為治霾點贊；企業為損失喊冤。而這亦可能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大氣汙染防治是常態，但在現在的法律中強調得還不夠。要多用社會資源、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柴發合說。

對於經濟轉型上的要求，安陽市提出的建議則和大部分城市類似：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向安陽傾斜，同時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鼓勵傳統行業整合升級。

不過，在這兩點建議之前，安陽市還列了一條建議：把安陽市納入京津冀大氣汙染重點防控區。在治汙目標、政策等方面，與京津冀重點區域相同步。

張一鳴首談創業艱辛：一個月見30多個投資人，業界並不看好頭條

i黑馬 2016-11-29 19:12

11月27日，今日頭條創始人兼CEO張一鳴受邀參加央視《對話》節目，話題從對資訊的另類顛覆，到要不要站隊的問題，再到如何面對BAT的挑戰。在談到要不要站隊的問題時，張一鳴表示，中國互聯網現在這種格局也維持了比較長的時間了，如果能夠有新生的公司或平臺起來，這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釋放。

今日頭條高級副總裁柳甄也參與了這次《對話》節目的錄制，這是她離開Uber履新今日頭條後的首次電視亮相。柳甄吐槽張一鳴不會說話，因為這位技術男太實在，不講情懷，“我現在加入公司大概三周多一點，發現公司跟一鳴當時描述的非常一致。”。

今日頭條技術總監、張一鳴的大學室友梁汝波在節目中爆料稱：張一鳴大學時就是一個“網紅”，靠修電腦，在校園BBS上認識並且追到了現在的太太。

今日頭條成立短短四年多時間，已經成長為估值超過120億美金的超級獨角獸。在節目中，張一鳴首次談到了當年創業的艱辛，稱一個月見30多個投資人，說話太多以致失聲，“在創立的前一年半，其實整個業界並不看好今日頭條。”

張一鳴在《對話》中首次公開回應了今年騰訊投資的傳聞。今年7月，有傳言稱騰訊要收購今日頭條，而張一鳴以一封內部公開信的形式直接澄清，“我創立今日頭條，不是想成為騰訊的員工。”

再次談到這個話題時，張一鳴表示，“這句話並不是說我們跟騰訊合作或者競爭有什麽問題，我更想表達的一個意思是說，我們希望能夠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有很大價值、很大意義的平臺級公司，主要是想跟員工或者跟業界表達的是，頭條還是有自己的誌向的。”

在今天的互聯網創業圈，“燒錢”似乎是每家創業公司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不管是2008年之前的阿里巴巴，還是如今燒錢最猛的O2O行業，在市場上並不乏靠錢燒出來的大市場，誰燒的錢多，誰就有可能把競爭對手擠掉。

張一鳴對於“燒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如果你的系統整個效率比對手高很多的話，其實通過單純的燒錢，它能產生的競爭力是很小的。就比方說兩輛車，它的燃油燃燒到動力的轉化如果差了幾倍的話，那麽光靠燒油的話，其實是規模越大，它虧損越大。所以不論是燒錢還是不燒錢，應該在這個效率的前提之下。”

今日頭條年初大規模地做線下廣告投放，9月份又宣稱拿出10億元投資短視頻創作者，但是張一鳴在《對話》中稱，今日頭條的造血能力極強，這些都是在不燒錢的情況下進行的投入。

截至2016年10月底，激活用戶數已達6億，日活超過6600萬。今日頭條靠人工智能的推薦算法顛覆了傳統的資訊分發模式，但也因為缺少內容基因而一度不被看好。《對話》現場請來“秦朔朋友圈發起人”秦朔等多位媒體人，一起探討新媒體的內容品質問題。

秦朔對機器組織的信息提出質疑，“如果這樣的海量信息，將來大海里很多泡沫都此起彼伏的話，我覺得那種真實的海底里的情況反而失真了，這個問題是機器至少目前不能完全解決的。”

張一鳴則認為，“整個新媒體質量平均比傳統媒體要更低”的原因在於，渠道剛剛爆發的時候，它的吞吐量一下大了很多，內容也一下子比過去多了很多，良莠沒有分層。

“今日頭條在一些基礎問題上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內部有打擊標題黨，打擊虛假，我們有專門的程序技術運營人員，就是把不論是投訴的、舉報的把它標註出來，然後訓練這個模型樣本。”張一鳴表示，“標題黨、虛假這部分已經解決非常多了，是機器和人工一起來完成。但是更高質量、更好的來源標註，還需要時間，等新媒體良莠分層之後，會好很多。”

以下為部分文字實錄：

柳甄：張一鳴不太會說話

主持人：柳甄，你為什麽說張一鳴是一個不太會說話的人？

柳甄：我跟一鳴接觸時間不長，我記得跟他有一次聊天，然後到中間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說，一鳴，你太不會說話了（笑）。

主持人：對。一鳴，你當時跟人家柳甄要談未來的這種合作，說要不要到我們這兒來等等，你是怎麽跟她聊的？

張一鳴：我說的比較實在。

主持人：你的實在指的是什麽？

張一鳴：你問她。

柳甄：一般人都會說，比如說你來了之後比較講情懷啊，但是我覺得一鳴真的是一個一五一十的人。特別是我現在加入公司大概三周多一點，我的感受就是，別人問我說你有沒有特別驚訝的事情，我說沒有，因為跟一鳴說的真的是非常的一致，感覺到整個的公司的風格也非常像他。

TMD能打破BAT的格局嗎？

主持人：張一鳴先生的樣子，讓我想到了另外一個人，馬化騰先生，也是這樣，很儒雅地坐在我的對面，戴著眼鏡，然後談起技術就會無限地熱衷，滔滔不絕。而且之前我確實看到，很多的文章當中也提到說如果要拿BAT這三個互聯網巨頭對比現在的年輕人里，可能他們覺得張一鳴還真的挺像的。

王瓊：我們當然希望一鳴有一天能夠成為像馬化騰這樣偉大的一個企業家，世界級的企業家，我覺得有這個潛力。

主持人：其實BAT已經是互聯網江湖當中固有的一個組合了，人們在今年的互聯網大會上又看到了一張照片，這個照片是新晉崛起的組合，叫TMD組合。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了今日頭條、美團、滴滴，這三家所謂的TMD組合也被大家看作是未來最有崛起和顛覆力量的獨角獸公司。

柳甄：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打破BAT的格局，這個格局本來也是一個變化的格局，將來再出現另外一個格局，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好的，BAT格局本來就應該被打破。頭條的發展不限於任何的格局、地域，而且如果你看這三家公司在一起，如果從我的商業的模式來看，我覺得頭條一開始可能立足的就是一個沒有國界的這樣一個平臺式的發展，因為沒有很多的O2O，offline的這一塊，如果沒有格局就沒有一個想象的瓶頸，所以我確實覺得頭條可以是一個非常打開思路，將來的發展也是可以打開疆域的這樣一個公司。

主持人：這個其實是一個頭條內容了，如果要真正能上頭條，從投資人的角度來說，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要上這個頭條，它的困難多嗎？

王瓊：困難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多的，每一年我和一鳴都會梳理一下說今年最大的挑戰是什麽，我們看到挑戰一年一年的在變大。過去的話，BAT根本就不可能把頭條看成是一個競爭對手，我們也從來沒有真正地站在跟他們相同的舞臺上去競爭過，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挑戰會更大。

頭條尋人讓尋人啟事成為頭條

張一鳴：我舉一個特別小的一類信息，這類信息呢，過去被印刷在報紙的夾縫之間，就是它只能印刷在報紙的夾縫之間。

主持人：上不了頭條。

張一鳴：上不了頭條。我們找一個夾縫中的一個信息，這類信息叫做尋人啟示。往往尋人啟示是說，如果有人遺失了，走丟了，那麽跟報社聯系，報社在第二天把它刊登在報紙的夾縫，為什麽不能登在頭條呢，因為頭條有很多重要的消息，頭版頭條。

主持人：對。

張一鳴：這個也不是付費的廣告，所以只能放在這個夾縫中。但你想在一個夾縫中，在第二天出版，那他這找到人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對。

張一鳴：所以我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說能不能讓這個尋人的信息第一時間地在人走失的位置，可能的分布的範圍內的用戶給他推送這條信息，那麽你就很有機會找到人了。所以我們把個性化的精準推薦用在一小類的尋人啟示上，發現效果也是特別突出。就是我到今年為止已經找到，就完全通過我們的信息找到的這個人已經超過500位了。

主持人：當越來越成熟的機器分發逐漸代替人工編輯的時候，是不是我們從前熟悉的人工編輯，這些人或者方式就會永遠地退出歷史舞臺？

張一鳴：我覺得人在創造內容上的創意是不會的，是始終需要的，但是在挑選信息上我覺得非常大的程度上會讓位於人工智能，我覺得機器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一個月見三十個投資人，說到失聲

張一鳴：在這個時代在中國，我覺得創業的難度確實比過去低了很多。我聽過劉永好先生他講說他創業的，賣鵪鶉蛋，貸不到款，貸八千塊錢，但是我不用貸款貸八千塊錢。王瓊，他代表SIG，很快地第一筆給了幾百萬美金的風險投資。所以我總體覺得已經是，在這個時代在中國已經是很幸運了。

主持人：對，時代不一樣了，我們創業的幸福感也不一樣了。回到你的創業最初，我想問問，當時所有的投資人都一致看好今日頭條這個模式嗎？

王瓊：好像沒那麽簡單。在頭條的前幾年不是這麽容易能夠讓大家都認可這個模式的。我們走過了很長的路，在我們進行第二輪投資的時候，B輪投資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一鳴在一段時間，見了很多的投資人，每次見完以後會給我發一個，跟我說，哎呀，今天發揮得不好，好像說的、問的都不能夠對上口型，他說可能是我發揮都不好。回去再想想看，怎麽才能跟他們講清楚我要做什麽。

張一鳴：我記得確實在創立的前一年半吧，其實整個業界沒有這麽看好。我記得我見有些投資人的時候，就很常見的問題就是說，四大門戶有多少人，你們有多少人。然後說他們現在有多少用戶，他們現在市值多少，有多少錢，就很多這樣的類比吧。或者說這個方向好像前幾年陸續有人探索，就個性化推薦，推薦引擎，他們都不成功呀，那現在為什麽就成功了呢？

因為過去有很多失敗的公司吧，這個方向上其實有很多失敗的公司。所以確實在，我記得在我們第二輪融資的時候不是這麽順利，那麽我印象中我應該一個月見了30多個投資人。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說話太多了，後來都失聲。

主持人：其實現在看起來你就不需要再為融資而發愁了，是吧，大把的人擠在門口，王瓊擋在前面說，你們到後面去，我們是最早看好這個項目的。而且你看短短的四年的時間，這麽海量的用戶，然後估值已經超過了120億美金這樣的一個獨角獸的形狀已經出現在了大眾的面前。

盡量不站隊，頭條想要自己長大

主持人：在這個競爭當中，無論如何BAT都是我們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都可能需要面臨一個選擇，我到底應該站在哪個隊列當中，這已經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選擇題了，今日頭條有面對過這方面的思考嗎？

張一鳴：思考就是盡量不站隊。

主持人：您說的好像盡量不站隊啊。

張一鳴：實事求是地說。

主持人：我特別欣賞一鳴的就是他很實在。如果站了隊的話，會對這個發展產生什麽影響？

張一鳴：因為巨頭之間是互相防範和進入對方的領域，如果你站隊的話，可能競爭會更激烈，這是很有可能的。我覺得主要是這一點，我們倒沒有說特別說絕對不能站隊，或者不可以站隊，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相對獨立的做大，可能更有意義。因為其實互聯網這種格局也比較長時間了，如果能夠有新生的公司起來，新興的平臺起來，我覺得這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吧。

主持人：一鳴的表態是很溫和的，但是他的做法是很直接的。大家都看到了，在今年的7月份，本來有傳言說騰訊要入股今日頭條，張一鳴先生直接說，你別來了，我還是想自己幹啊。

張一鳴：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有同事來問我，說我加入頭條不是成為騰訊的員工，也許他是不是前員工我不知道，他說我不是來成為騰訊的員工的，所以我跟他回應說，其實我創立頭條也不是來成為騰訊員工。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跟騰訊合作或者競爭有什麽問題，更想表達的一個意思是說，我們希望能夠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有很大價值的平臺級公司，所以這個表述沒有針對性。

主持人：不是別人入股了多沒意思，而是不能自己長大變得多沒意思。

張一鳴：對，主要是想跟員工或者跟業界表達就是，頭條還是有自己的誌向的。

主持人：那你不會擔心你的這種態度或者是表達，會讓BAT當中的任何一家不太爽嗎？

張一鳴：我覺得他們都很聰明的吧，不會因此就生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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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ofo們想開拓海外市場，恐怕很艱辛

調戲電商 2017-07-25 10:51

來源 | 調戲電商（ID:tiaoxiEC）

作者 | 調戲營銷

被外國人稱為新四大發明之一的共享單車，近2年在國內蓬勃發展。領頭羊摩拜和ofo，投放車輛超過1000萬輛，緊隨其後的還有20多家共享單車企業。大街小巷上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成為城市中一道獨特的的風景線。

從2017年初開始，共享單車開啟“大航海”模式，競先進軍國外市場。6月22日摩拜單車進入日本福岡市，6月30日進入英國曼徹斯特。外媒爆料摩拜正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招人。 ofo不甘落後，至今已經進駐新加坡、英國劍橋、哈薩克斯坦等海外城市和地區。

中國共享單車的“出海”動機，無非是滿足企業快速發展的迫切需要。國內白熱化的市場競爭，高額融資下投資人的期望，加上企業渴望成為國際大公司的野心，這些都讓中國共享單車企業集體把眼光投向海外。

1

出海維艱

然而，“外國的月亮並不比中國的圓”，這是所有出海的共享單車企業共同的心聲。

一組數據可以體現共享單車出海的艱辛。ofo在2016年底就開啟了全球營運戰略，可是半年過去了，卻只在新加坡、英國劍橋和哈薩克斯坦開展。據ofo小黃車聯合創始人於信稱，小黃車在新加坡投放不超過6000輛。摩拜在曼徹斯特的投放也只不過1000輛。相比之下，僅北京地區共享單車數量便接近200萬輛，其中ofo一家便投放了80萬輛小黃車。

摩拜單車創始人胡瑋煒在新華社的采訪中承認進入海外市場並非易事。對此，小藍單車體會最深。作為一家國內的共享單車企業首次進入海外市場，小藍單車在2017年1月25日宣布進入美國舊金山的幾個月後， 黯然退出舊金山市場。

為什麽國外是共享經濟的發源地，能成長出共享汽車的Uber, 共享住房的Airbnb等全球巨頭，卻沒出現共享單車國際巨頭？為什麽共享單車的海外市場不像國內市場這麽好做？

歸根結底，海外共享單車市場隱藏很多意想不到的暗礁。

2

市場不夠大

首先, 有效市場不夠大。共享單車的商業模式，要求投放地區的共享次數達到一定規模才能有效運營。因此國內的共享單車只選擇在國內人口密集的大中型城市。很多海外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總數都不如中國的一座中等城市，可想而知其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多小。

而且外國人使用自行車的頻率和依賴性相對低，中國人用共享單車作為日常通勤工具，而外國人騎自行車主要是為了鍛煉和旅遊。顯然鍛煉和旅遊的頻次無法和日常通勤的頻次相提並論。

以美國為例，這是一個汽車輪子上的國家。除了紐約市等特大城市，美國人的通勤都需要開車。而車都直接停到家里車庫和工作場所的停車場，極少存在需要自行車來解決的“最後一公里”。而在大城市里，現有的公共交通體系相對發達，再加上市政府大力推廣的定點停放共享自行車，留給國內共享單車的市場空間很有限。以紐約市為例，四通八達的地鐵和公車站點以及Citi Bike(紐約市官方定點停放的共享自行車)，可基本滿足城市的通勤需要。

海外人口密度低，使用頻率和依賴性不高，合適共享單車投放的地區並不像想象中這麽多。

3

公共管理的差異

其次，管理者對公共資源占用的嚴格限制。不容置疑，共享單車最明顯的優勢是隨走隨停。在國內，共享單車亂停亂放，占道違反交通規則的事情已經司空見慣。可是在國外，這是當地管理者和居民絕對不能容忍的。很多海外城市的交通管理者，至今仍不批準中國共享單車進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擔心對公眾資源的侵占。

即使允許共享單車進入，國外對自行車的停放和管理、運營和維護都有嚴格的規定。一旦違規就有嚴厲的懲罰。ofo與摩拜在進入新加坡後，均有遭到新加坡道路運輸管理局扣押的經歷。而臺北運輸管理局更加嚴格。7月13日，臺北市開展交通大執法，剛剛進入臺北市場不久的新加坡共享單車oBike，一天之內被拖吊了1759輛， 占其投放總車輛的五分之一以上。

舊金山市政府的做法更絕。小藍單車進入美國舊金山後，當地議員指控其擾亂城市秩序，侵占公共面積，並以此為由不允許小藍車使用公共單車停放架，只能停在租用的私人停車場地。這無疑是致命一擊，小藍車只能選擇退出。

該如何遵守外國法令，如何使用社會公共資源，是共享單車海外發展的攔路虎。

4

成本頗高

再次，成本高。海外的自行車制造、運維、支付成本，尤其是法律訴訟成本，遠高於國內。

中國是自行車生產大國，根據2017年工信部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自行車總產量為8518.3萬輛，中國自行車出口占全球貿易總量60%。國內龐大的自行車制造業提供廉價的自行車，為共享單車在國內大規模投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共享單車如果依靠出口，運費和關稅也是一項不小的成本。若選在國外制造，材料和人力將會大幅提升。據估算，一輛美國制造的自行車，成本大概是中國制造的3倍。不管是進口或者當地制造，海外的運營和維護都要依靠國外勞動力，成本相對國內都高出很多。在美國補個胎大約20美金。

國外手機支付不如國內普及，外國人大部分還是使用信用卡。這種現狀造成支付環節不僅相對繁瑣，而且費用是國內第三方支付的數倍以上。

5

潛在的法律糾紛

最大的成本是潛在的法律糾紛引起的訴訟成本。國內用戶因為剎車失靈等問題導致車輛失控不幸摔傷的案例屢見不鮮，但是索賠並訴諸法律的並不常見，因為在國內索賠不易。這個跟國內消費者對保護自己權益意識薄弱有關，也跟國內的法規對保護消費者力度不夠有關。

而國外用戶大小事動不動喜歡訴諸法律。美國的路人走在沒有及時掃雪的人行路上摔倒受傷，毫無例外會把有清掃責任的屋主告上法庭，而這樣的案件絕大部分都能勝訴並且獲得賠償。在海外這種法律環境里，相信共享單車的任何過失造成的騎車者傷害都必將給共享單車企業帶來巨額的訴訟成本。

6

押金使用

最後，大額押金的使用。國內共享單車雖然估值很高，可是靠共享單車的收費都不盈利。而押金的使用回報，卻成為共享單車企業的另一塊肥肉，用於貼補企業的開支。水清木花研究中心預計2017年共享單車用戶將達6170萬規模，按照平均200元押金計算, 總額達到123億元的押金成為國內共享單車免費自由支配的資金。

因為共享單車是個新鮮事物，海外對其押金並沒有明文規定如何處置，但是可以參考租房的租金。在美國租過房子的人都知道，大部分州法規定，房東收取的押金，不允許被擅自挪用。需要告知租戶押金存在哪家銀行什麽賬戶，並把存款的利息收益返還給租戶。如果海外政府依照租房押金的模式監管共享單車押金，無疑讓本來盈利能力較弱的中國共享單車雪上加霜。

7

後記

市場不夠大，政府嚴管，既不便宜也不便捷，成本高而利潤低，這些問題沒有找到應對策略之前，摩拜和ofo宣稱的宏偉出海計劃：兩家企業分別於2017年底進入全球200座城市，聽起來更像是給投資人畫了個華而不實的大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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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點解唔泵晒奶先返工華裔媽訴說餵母乳之艱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