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10-23 08:51 編輯 帶著鐐銬起舞:從朱镕基經濟學、里根大循環看中國產能新常態 作者:民生宏觀 核心觀點: 舊常態下的大規模刺激導致產能過剩,新常態下去產能勢在必行。但在中央對經濟和就業的底線思維之下,未來“去產能”無法畢其功於一役,只能帶著鐐銬起舞。考慮到產能擴張所依仗的房地產投資將長周期走弱,未來實現供需平衡需要比以往更長的時間。這意味著:1)傳統周期行業難有系統性行情;2)結構性牛市行情的持久戰仍會延續;3)定向寬松支持穩增長將“常態化”;4)無風險收益率有底,且易上難下。 一、中國經濟產能過剩問題嚴峻 中國正經歷著嚴重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生產能力遠大於市場需求從而造成產能大量閑置的現象。通常健康且創利的產業產能利用率應當在85%以上,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中國全部產業產能利用率不超過65%。 ![]() 當前各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並未披露,但可從官方文件中看出產能過剩行業主要集中在鋼鐵、電解鋁、水泥、煤化工等重工業。從2012年3月起,PPI至今已31個月為負。結構上看,輕工業品PPI在零值附近波動,供求基本平衡,與房地產產業鏈息息相關的重工業品PPI持續為負,重工業產能過剩更為嚴重。 ![]() ![]() 因此,產能過剩的核心源於總需求的潮退。當經濟總需求處於上升周期時,供不應求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上升和庫存下降,對未來樂觀的預期導致企業紛紛舉債追加投資和擴張產能。因此,當前的產能是根據過去總需求擴張(以地產投資擴張為主)“量身定制”,過剩產能集中於地產產業鏈,主要以重工業為主。當外需從漲潮到退潮,房地產新開工長周期下降和債務擴張的空間受限,重工業產能過剩矛盾開始凸顯。 此外,體制缺陷加劇了產能過剩。以GDP為核心的官員晉升錦標賽模式和財政分權體制改革,使得地方官員有財政收支缺口和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各級地方政府不惜犧牲土地、環境、生態等利益,以吸引一些稅收高、對地方財政增收明顯的項目。一些屬於落後淘汰產業的項目,因其能夠帶動當地經濟增長,甚至可獲得地方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造成了更嚴重的產能過剩。 ![]() 總需求退潮已成趨勢,產能過剩或成為“新常態”。首先,發達國家去杠桿路途漫漫,開啟了貿易逆差糾正式複蘇。其次,房地產的繁榮期已過,我們估算2020年前對新開工住宅需求是10.2億平米,大幅低於2013年新開工的14.6億平米。最後,考慮到全社會債務率擴張較快,非金融企業債務高企,公共部門的杠桿運用效率不強,政府也不太可能再來一波“四萬億”。 ![]() 二、去產能並非坦途 產能過剩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最大的風險點。首先,重工業產能過剩是霧霾形成的重要原因。其次,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利潤增速持續下移,潛在金融風險不斷積聚。最後,產能過剩行業占據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信貸資源,擠壓了其他有利於經濟轉型行業的生長空間,抑制了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產能過剩問題已受中央關註,但越去越多。李克強總理曾表示:“產能過剩越來越成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要堅定不移地化解產能矛盾,按照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原則抑制盲目擴張。”自2009年以來,中央部級或部級以上單位已密集發布有關去產能的文件。但實際產能不減反增:以鋼鐵行業為例,2012年底,國內鋼鐵產能約9.76億噸,比2008年增54.8%。 表1:近年來部級或部級以上產能或去產能部分文件頻發
資料來源:民生證券研究院整理 按照傳統經濟周期理論,當總需求下降,產能供過於求的局面會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和庫存上升,進而導致企業去產能。但經歷了十年的產能擴張和經濟繁榮周期之後,即使現在總需求下降,出現產能供過於求的局面,政府也很難“真正”下決心去產能。 首先,地方政府所得稅稅源來源於營業收入,而非利潤,只要工廠生產,哪怕虧損,地方政府也有利可圖。此外,產能過剩的企業可能是當地最大的工業企業,貢獻了當地巨大的GDP和稅收,另外解決了就業的壓力,各地方政府均有維系甚至擴大產能的意願。 其次,中央雖然致力於經濟結構調整,但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當經濟增速觸及底線,中央同樣也有穩增長維系產能的意願。比如,從國內外經驗看,去產能需要緊貨幣,但當貨幣收緊到對存量產能構成威脅的時候,貨幣寬松和穩增長會悄然而至。 再次,由於企業存在經濟穩增長和就業底線的預期,企業虧損構並不會導致企業主動去產能。雖然企業主動去產能是利好整個行業的,但經濟一旦企穩,總需求恢複,去產能就意味著自己失去了潛在的市場份額,最後博弈均衡的結果就是誰都不願意去產能。 最後,產能過剩行業集中於重工業,龐大的信貸規模卷入其中。以鋼鐵行業為例,2013年銀行對鋼鐵行業的信貸敞口高達三萬億元,強力去產能必然引爆系統性金融風險。穩增長的預期保證了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不會出現大幅收縮,為維系存量產能和通過信貸展期來消化壞賬創造了時間和空間,但延緩了產能去化。 三、歷史上成功去產能的經驗 根據國內外去產能的經驗,當總需求再難擴張,一般而言,若要成功地實現去產能,需經歷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收緊貨幣的源頭,容忍短期經濟下行和失業率上升。必要時刻也可采取行政手段,以實現強制性的過剩產能和僵屍企業出清。這個時候可采取一些主題性的寬財政措施以防止經濟硬著陸。 其次,產能的崩塌伴會隨著銀行不良貸款飆升,為了防止信用內生性收縮和債務通縮產生的惡性循環效應,政府應積極註資購置銀行不良貸款。這個時候會伴隨著匯率貶值、無風險利率大幅下降和失業率上升。 最後,銀行壞賬被新增資金置換,利率、匯率和大規模失業為新經濟增長點挪騰出了廣闊的空間。如果政府對科技創新和其他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行業輔之以政策紅利,新經濟就能夠快速成長,企業盈利趨勢性向上的拐點形成。在企業盈利、居民財富快速增長和預期不斷改善的過程中,靜待新一輪產能周期的擴張。 案例1:朱镕基總理的大破大立經濟學 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巡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各地以此為契機,興起了一輪全國性的投資熱潮。信貸於1992年6月開始擴張,信貸擴張引發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1992年至1994年分別為44.4%、61.8%和30.4%,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投資高峰。 1992年下半年的投資熱產生了巨量的信貸需求,股市樓市被爆炒,大量項目快速上馬導致原料緊張,產能迅猛擴張,物價飆升,CPI和PPI均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為了應對產能過剩、通脹高企和經濟過熱的壓力,政府於1993年6月下發了宏觀調控16條,主要運用經濟、行政和改革等手段著手解決混亂的經濟秩序。 行政上強制去產能和嚴控新增產能。國務院及相關部委通過強力的行政手段,控制產能過剩行業新增投資,加速淘汰落後產能。公布產能過剩行業目錄,通過嚴格項目審批、吊銷營業執照、取消生產許可證、對不執行企業追究法律責任、實習領導責任制等手段,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列入淘汰行業的企業停止貸款,迫使企業去產能。 表2:1998年至2001年部級或部級以上單位頒發限制產能或去產能部分政策法規
資料來源:民生證券研究院整理 收緊貨幣源頭,倒逼企業去產能。一方面,從源頭上保持貨幣適度從緊,朱镕基總理認為放松銀根生產積壓的產品等於“自殺”,並向銀行領導幹部“約法三章”,要求全面整頓金融秩序,嚴控信貸規模,清理違規拆借,否則將追究當事人和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嚴控新增產能,杜絕“大幹快上”和“搞重複建設”,通過打壓實體過剩的信貸需求弱化貨幣派生。 容忍經濟下行和失業率上升。去產能過程中,大量國有及城鎮集體企業破產,政府並未對其兜底,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數量從1995年的53萬銳減至1998年的11萬。企業破產造成了大量人口失業,1998年到1999年的短短一年間時間,城鎮累計就業人數減少2500萬以上。雖然失業大規模上升短期對經濟和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但卻為日後的新經濟增長點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供給。 寬財政托底去產能。1998年財政政策開始擴張,避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經濟增長“軟著陸”後出現“硬剎車”。1998-2001年間,我國共發行國債5100多億長期建設國債,財政部將所籌資金用於全國範圍內電網、高速、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 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大規模剝離銀行不良貸款。1999年至2005年,政府完成了兩次大規模的政策性債務和不良貸款的剝離,剝離了總計約為2.58萬億元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剝離社會化了去產能的成本,金融系統得以獲得了新的流動性資金,為日後的房地產、基建、汽車和出口等新經濟增長點野蠻生長提供源頭活水。 改革釋放內需紅利。1994年的匯改和人民幣匯率的一次性大幅貶值為日後的WTO紅利釋放奠定基礎;住房商品化改革取代福利分房喚醒了老百姓沈睡數十年的購房需求。從此,以房地產和出口為核心的中國經濟開始走向了新的繁榮。 總體來看,90年代的去產能措施卓有成效,為中國進入新產能擴張周期做好了鋪墊。2003年政府換屆後,地方政府投資熱情再度高漲,房地產市場極度繁榮,且在存量資本經歷了1997年-2002年去產能、去杠桿的洗禮之後,資本的邊際回報率很高,驅動企業產能和債務擴張。得益於海外居民部門加杠桿、人民幣匯率低估、人口和WTO的制度紅利,外需極度繁榮,2003-2006年年出口增長基本在30%左右。 案例2:里根大循環 1980年美國經濟遭遇石油危機重創,通貨膨脹率高達12%,失業率達6.3%,而實際GDP增長不足1.3%,個人的消費能力受到較大的侵蝕;鋼鐵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同時,受凱恩斯主義影響,70年代貨幣寬松,銀行大量放貸,擴大了對南美等國政府和國內州、市政府的信貸敞口,這些業務大多不能為銀行創造積極的利潤,而銀行也被債務人綁架,不停進行貸款展期和債務重組,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面對內憂外患的美國經濟,里根政府開出的藥方是財政寬松和貨幣緊縮的宏觀政策組合:利用大幅減稅增加供給;增加政府主題性投資擴大總需求;同時利用高利率壓制通脹和不合理的融資需求,降低市政債券的發行熱情,實現經濟轉型。 寬財政擴大總需求托底經濟。首先,里根政府開啟了大規模減稅措施,減稅前美國邊際稅率達到70%,兩年後邊際稅率降至50%,減稅會增加消費;其次,里根政府采用了“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允許公司快速攤銷資產成本,加速淘汰落後產能,刺激了產能過剩行業加快更新的步伐。最後,里根政府增加了軍費開支,特別是軍備采購開支,一方面保證對蘇聯軍事上絕對的優勢威懾,另一方面刺激了軍工和軍工相關的行業投資,帶動了科技和生產力的進步。 加息和貨幣供應收縮對抗通脹導致投資縮減,引發過剩產能行業的企業破產或重組,但里根政府容忍了大規模失業。據1982年4月23日《財富》雜誌記載:1982年美國的500家大公司的利潤下降了27%,年初至9月底,有1萬7千多家企業倒閉,失業率由1981年的7.5%,上升到了1982年的9.6%,失業人數突破了1100萬。 從微觀角度上看,利率上升導致貸款量出現分化:資金回報率高的行業會獲得更多的資金配置,資金回報率低的行業將因為承受不了高利率而拒絕貸款,最終走向去產能。從這個角度看,提高利率是逆向產業政策,幫助美國迅速從工業制造國邁入信息高科技制造國。但這樣的去產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因為去產能必然伴隨著資產賣出,若形成踩踏效應,可能會引發資產泡沫破滅,經濟陷入衰退。 在國際大寬松背景下,全球資本市場沈積了大量的套利資金。所以當沃克爾收縮貨幣供給並在兩年內把名義利率提高至12%的時候,造就了強勢美元。於是,國際資金開始湧入美國市場,這些行為本身就會推高匯率,從而更增強了投資者對美元的升值預期,形成正向的反身性,資金加速流入美國。 流入美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在1981~1982年的去產能中起到了托住資產價格的作用(等同於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購置銀行不良貸款),由於它們的介入,資產市場勉強保持了適度下跌的形勢,而那些進入了銀行存款賬戶的國際資本,則幫助美國的大銀行抵禦了國外政府與國內產業的一系列違約事件。 在整個過程中,美國經濟經歷了從滯脹到衰退,從衰退到繁榮的過程。大量全要素生產率低下且占用人力、資本的產能過剩行業在滯脹到衰退的過程中幾乎消失殆盡,州政府胡亂發債刺激經濟的沖動被抑制,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得到系統性下降,信息高科技制造業和服務業在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崛起,並成為美國經濟走出困境,開啟繁榮的中堅力量。美國在里根時期迅速完成了經濟轉型,延續了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霸權地位。 四、漸進去產能,意味著什麽?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步入了去產能的進程,但經濟緩慢下臺階,經濟和就業留有底線,未來“去產能”的方式是以漸進的形式完成。考慮到產能擴張所依仗的房地產投資將長周期走弱,未來實現供給平衡需要比以往更長的時間。這意味著: 1、傳統周期行業難有系統性行情 從中長期看,房地產新開工持續回落,與房地產產業鏈相關鋼鐵、水泥等傳統周期行業產能過剩將會持續存在,難以做到市場出清。沒有企業盈利長周期改善,市場估值很難上去,經濟穩增長帶來的傳統周期行業PPI階段性好轉的機會並不值得參與,且工業品達到供需平衡需比上輪去產能需要時間更長,傳統行業盈利遠未見底。 2、結構性牛市行情的持久戰仍會延續 穩增長守住經濟增長底線,疊加勞動力供給收縮致低端勞動力成本上漲,國民收入逐步往勞動力分配,促使服務業、消費等第三產業高增長。勞動力成本上升倒逼經濟增長由要素驅動轉向技術進步,高端裝備制造和計算機通信等行業工業增加值增長較快。經濟托底和轉型過程中的積極變化導致市場熱點精彩紛呈。 但產能過剩行業占據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信貸資源,擠壓了其他有利於經濟轉型行業的生長空間,導致新產業難以大規模形成。 3、定向寬松支持穩增長將“常態化” 維系現有產能源於中央政府加杠桿穩增長,貨幣定向寬松支持中央政府加杠桿將成為常態。中央動員穩增長的動因主要源於中央政府低杠桿率。經濟穩增長為改革創造了時間和空間,但也延緩了產能去化。 4、無風險收益率有底,且易上難下 穩增長預期保證了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不會出現大幅收縮,但任何無風險收益率趨勢性下行需對應銀行間的寬流動性,表現為“緊信貸+寬貨幣”或“寬信貸+寬貨幣”,這兩種政策組合均與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思路“上下線論”相違背。 隨著存量資本的擴張,投資的邊際產出是遞減的,也就是說用既定的增長維系現有的產能,需要的貨幣要比以前多得多。此外,中央宏觀調控政策轉為“托而不舉”,“下遊”訂單有限導致“中上遊”產能過剩的企業存貨和應收賬款周轉率不斷下降,獲取現金流的能力下降導致這些企業不得不依靠外部融資維持經營。最後,處於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大而不倒”“僵而不死”占用了過多的信用資源。產能過剩未去化,無風險收益率易上難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