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創業幫移動互聯網的老江湖
http://magazine.cyzone.cn/articles/201210/2701.html張志堅創業第二個月現金流就開始為正，創業第1年就買了房子。那是2004年，SP行業最高漲的時期，他的團隊名下註冊了多家公司，分別服務於移動、聯通和電信，每個月能做到兩三百萬的收入。幾個合夥人的目標很一致：賺夠錢，30歲退休，不做行業領頭羊，更不想上市。後來有人來收購SP殼公司，其實就是收購當時還很值錢的牌照，他們便賣給了一家大財團。
那是2008年，那年他29歲，但他沒有退休。他漸漸發現有人用蘋果手機了，然後安卓系統也出現了，整個產業鏈升級了，運營商從一手遮天的角色變成鋪設網絡的基礎服務商。他聽說有個程序員把自己開發的軟件放到蘋果App store上，然後老婆生小孩，過了3個月發現賬上多了100 萬美元。
與凱恩斯的「計劃經濟」論相比，張志堅一直更同意哈耶克的觀點：經濟不是政府干預或規劃出來的，而是讓市場來投票，是自由發展的結果。於是他給公司起名「耶客」，他希望在一個更自由和平等的市場——移動互聯網領域，玩玩新的遊戲規則。
這段故事鮮為人知，而這家公司在為凡客做手機客戶端，「在凡客背後做了14個月的女朋友」之後終於被大家知曉。3G時代來臨與智能機的極速發展帶動了新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幫與張志堅類似的、曾經從事SP行業的創業者重新上路，他們是中國最早從事手機業務的創業者，也是無線互聯網(也許用「無線」二字更合適一些)真正的老兵。
這個行業的創業者已經能夠以背景與經歷來進行分類：剛走出校門或剛離職的新創業者;原來業務在PC端，如今延伸到移動端的一批人;曾走過SP時代，擁有無線增值業務或運營商背景的一部分人。前兩者正在向硅谷看齊，他們愛看TechCrunch(美國著名科技博客)上的新聞，整天都在琢磨產品和用戶體驗;後一路人因為之前的SP經驗散落各地，多數人在圈中並不太著名，似乎不太在乎所謂「江湖地位」。但他們此時在移動互聯網各個細分產業鏈中已經完成「卡位」，絕大多數都有現金流入賬，不聲不響地早早嘗到了「手中有糧，心裡不慌」的滋味。
很難將這些人的商業邏輯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但你不得不承認，他們經過了兩個矛盾的時代：背靠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商，用戶基數眾多，每發一條短信就能掙到錢的舊時代，以及僧多粥少，需要與五花八門的同類App搶用戶，難以找到盈利方式的新時代。
「這年頭還有人做SP麼?像恐龍一樣快滅絕了吧?奶酪早就被動了，該去尋找下一塊奶酪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SP公司「空中網」創始人，樂搏資本合夥人楊寧說，「不過對於那些現在又去做移動互聯網的創業者，我得說，這是塊新的奶酪，而且是巨大的。但是沒那麼好做，這個奶酪需要搶。」
離錢近，接地氣
張宇在2002年進入SP行業，兩年後自己創辦了一家SP公司。2009年他轉型做移動電商，發現了與自己創辦的「愛購網」類似模式的另一家移動電子商務平台「買賣寶」，這家公司2006年誕生，創始人張小瑋之前也曾是SP從業者。
移動電商畢竟是個有些新的領域，張宇有時候會與另一位創業者，「耶客」創始人張志堅交流一下行業看法。他們從沒聊過各自背景，其實後者也是SP出身。耶客為各大電商網站做手機端App，而另一家做電商App起家的是以針對淘寶網商為客戶的「追信」。「追信」的兩位創始人中，一位是任職於原聯通旗下子公司「聯通國脈」呼叫中心增值業務部的申穎超，另一位是聯通上海區項目經理仲倉戟。申穎超當時的任務是，以聯通子公司的名義做SP服務;而仲倉戟當年負責與各大SP對接，即行業內部稱呼的，做業務必須搞定的那種「關鍵人物」。
四家移動電商公司，創始人都是SP出身。聽起來很巧。
還有一部分曾經的SP從業者散落在各個遊戲公司。「每個手游公司的創始團隊中都有幾個原來做SP的，」一位看過不少遊戲公司的投資人總結，「這幫人是實幹家，他們是帶領公司賺錢的。」
移動電商、手機遊戲，這些人貌似正在這兩個行業內進行佈局，也有公司在這兩個行業變現的出口位置等待，打算收門票，例如第一批拿到央行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移動支付公司「錢袋寶」，其創始人孫江濤也是同樣背景，是中國移動最早一批SP之一。
如果去找他們聊天，他們一定會提到的三個字是：離錢近。首先，這幫人並不缺錢。張志堅創辦SP公司的第二個月就開始掙錢，第一年就實現了「買車買房」的願望;孫江濤創辦的第二家公司是「神州付」，通過運營商渠道為網遊收錢，賺到的錢讓他足以成為一個投過不少案子的天使投資人;張宇則坦陳，愛購是自己的第二次創業，兩次創業的啟動金都來自他的SP歲月。
「這個產業培養了一批很有執行力的人，拿到了第一桶金，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他們在種子期都會拿自己的錢出來創業，」楊寧說，「所以我沒有投過這些背景的創業者。人家自己有錢。」
除此之外，他們都在默默地賺著錢。即使是從事過SP，之後改做山寨機應用商店(即《創業邦》2010年10月曾報告過的「山寨App Store」)的胡鑄韜所創辦的陌生人交友社區「友加」，也已經嫁接上「賣道具」這個遊戲慣用的手法，背靠「二八定律」獲得了不菲收入。
「耶客」創始人張志堅的公司位於浦東軟件園孵化器，從未搬過地方，只是不斷「兼併」旁邊的房間。他最初的業務是為那些不缺錢的大品牌做App，如美特斯邦威、馬克華菲等，有些像變相的廣告，做到第7個用戶時聽說「凡客」要做App，此後轉型電商。拼下凡客這個大單的時候，張志堅飛到北京，與凡客高層侃了一通。「我說了那麼多，不停地讓他建立印象：我們不是一個絲團隊，我們做過靠譜的事，會寫代碼、懂時尚，而且我們是賺過大錢的，這一點很重要。所以我們眼光長遠，一開口就和對方提到簽8年的合同。對方說對不起，凡客才剛剛有4年歷史，要不簽3年?我說好，我鐵了心做凡客這單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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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耶客成了不少大型電商或品牌廠商背後的移動端運營者，直到陳年在公共場合提到它時，它自己甚至一直沒有官網，當各大媒體認識到這位隱形殺手的時候，它已經一聲不響地完成了B輪融資。
「以我們的背景來看，我們追求的是做一個財務上相對穩健的公司，商業模型比較簡單或者是離錢近。什麼是離錢近?就是只要擁有顧客，就會得到財務上的回報，很多公司也能得到用戶的認可，但是讚揚並不是錢嘛!我們要的是每個用戶就像征著多少錢，公司帳上不停會有錢進來的那種生意。」張志堅說。
這批走過SP時代的創業者對移動互聯網未來的收費前景很有信心，即使此時很多人對行業的盈利前景堪憂。
孫江濤投資了不少公司，今年他與合夥人猛看移動互聯網，投資了一家在線教育公司，一家汽車領域的O2O，他把自己在移動互聯網行業的創業與投資比喻為做「指數交易」，「我並沒有買某一個單獨的股，並沒有做單獨的項目，我賭的是大行業的成功。」
胡鑄韜則對B2C收費充滿信心，「我是這樣分析的：以後從B2C這端一定能收費，因為人們的付費習慣從SP時期就養成了，只是目前Arpu(每用戶平均收入)值低一些而已;移動互聯網最大的問題是，流量有時候不等於錢，那些原來做PC端的人的思路是撈流量賣廣告，這是他們的優勢，而我們從移動端出來的人總是想著從B2C這裡賺錢，賣廣告的事，要給那些移動廣告公司去把這個行業做起來，我們自然能用流量換錢。」胡鑄韜說，「現在還是行業自消費的階段，沒有爆發性增長，PC端互聯網也有過這段時期才能變現。但是你需要熬過去。」
張志堅說目前只等三點：用戶的購物習慣的養成，功能更強大、更好玩的智能機，以及足夠的網絡帶寬，這三點只要滿足，爆發期就會來到。
「就好像你去看電影，買到電影票了，坐在最好的一排，最好的位置，拿著爆米花，有非常舒服的沙發，但是票上沒說這場電影什麼時候開始。那你就等著唄，有吃有喝的不是挺好嗎?已經佔了最好的位置，我們只是在等著移動互聯網這個市場起來。」
另類產品觀
說起混「圈子」，這些曾做過SP的移動創業者自身並不成「圈」，甚至彼此並不知曉。張志堅找到真正的客戶後，開始混跡於「零售圈」，與廠商打交道，各種移動互聯網會議基本都不出席;「追信」創始人申穎超早就成了淘寶體系內部人士，經常每週一次地往杭州跑，在前不久的阿里巴巴「網商大會」看到馬云演講讓他十分感慨;愛購網創始人張宇有些宅，去參加活動甚至是當天來回，他的據點是廣州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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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移動互聯網本身應該形成多大的圈子，」「追信」另一位創始人仲倉戟說，「移動互聯網是PC端的延伸，我們每個人的圈子，應當是與自己主營業務相對的那個領域。」
不過，「友加」的兩位創始人胡鑄韜和鄒嶺有時候要去北京會一會原來做PC端互聯網的朋友。鄒嶺是「若鄰網」的創始人，曾被譽為「湖北省神童」，後來在上海交大讀的是3年制試點班。很多人到現在也不理解他怎麼跑去做了這麼個生意，這明明就是山寨機上的「陌陌」嘛。
「他不介意啊，反正他喜歡認識女孩子。」胡鑄韜拿拍檔開玩笑。友加開始服務的就是原來SP那幫用戶，後來在定位人群上依然在做切分。「我們的用戶是山寨用戶裡面的高端人群。」
他和鄒嶺有時會請一些90後打工仔、美甲師吃飯聊天。「那些90後現在到大城市打工的心態已經不一樣了，他們的第一個訴求是感受大城市生活，然後才是掙錢。我在網上看到過一篇文章寫富士康員工跳樓，的確是那麼回事兒：新一批到富士康打工的年輕人心態變了，他們更想體驗新的生活，但富士康的管理思想沒變，工人覺得這裡是在壓榨他，沒時間玩也沒時間談戀愛，最後選擇自殺。」
有句話說，「移動互聯網在中國是低端到高端發展的路徑，從高端到低端發展的那是傳統互聯網」，胡鑄韜表示嚴重認同。這句話的另一個推崇者是張宇。2011年，很多大型電商網站都開始做客戶端產品，張宇去一些行業會議聽京東商城、噹噹等公司的移動端負責人談戰略。他並不信服。
「這些公司的移動端業務還是在為他們互聯網電子商務的用戶，也就是一二線市場的用戶提供一個平台的延伸。他們從來沒有把視線放在三四線用戶群體上。」
張宇的生意是這樣開啟的：SP行業快到末路時，他創辦了一家公司，做wap站點的聚合，相當於倒賣wap流量。後來他覺得，當初SP的用戶也會接受電子商務，就把自己的電商網站鏈接直接掛在之前推SP的渠道上，投石問路。第一個月銷售額40多萬元，興高采烈地開始放手進貨。這是一個看上去很有意思的生意：用戶在山寨手機上買得最多的竟然還是山寨手機，只是趨向於更大屏幕、觸摸屏等。張宇開始豐富貨源，調整用戶群體，除了3C之外上了大量化妝品。最初網站用戶的男女比例是9：1，現在已經被他調整到6：4。
「其實渠道還是SP那個渠道，但我們的概念變成了『服務三四線城市用戶』，這部分人是SP時代覆蓋到的。」從賺錢的規模上看，這個生意和原來沒法比——「但是我現在會看得更長遠一些，去享受它所帶來的社會價值：那麼大老遠山區的人也可以通過網上買到東西了，咱先不說是買得便宜還是貴，原來他們面臨的是買不買得到的問題，他們也沒看過電商廣告。」
張宇如今還沿用SP時代的老辦法：發短信。請那些曾在愛購消費的用戶轉發消息給朋友，裡面是愛購的wap地址加上用戶形成的網址，每增加一個用戶就送優惠券甚至直接返現。發短信是他的老本行，SP業務的「精華」就是文字遊戲，一條短信要有足夠誘惑力才能完成推廣。「還是手機短信容易傳播。」張宇說道。
他也在同廣東移動合作，給139郵箱的用戶發愛購的短信廣告。運營商希望讓用戶使用流量，上愛購也會拉動流量，張宇甚至不必向運營商支付廣告費。
現在張宇在關注兩個趨勢：用戶已經從山寨機平移到安卓機，低至600元以下的安卓機即將上場;另外，他盯上了目前業內的時髦名詞，伴隨HTML5出現的的「Web App」。「用戶用上安卓機也不習慣用App，一方面是慣性思維，還是喜歡打開瀏覽器，另一方面是App耗流量，這些用戶很少在wifi情況下上網，每個月的月初都比月末時活躍很多。Web App這種能打開應用但是不必下載的更適合他們。」
胡鑄韜的玩法是做預裝。「有些事是北京那批人搞不定的。深圳那些人見錢眼開，魚龍混雜，你光忽悠沒用，必須給錢。北京那幾家，我看做預裝一年半之內會虧得血本無歸，對方會用各種方式糊弄他們。而我們就好些，一般對自己圈子的人不敢玩這一套，你騙我，我總會找到辦法證明出來。還有一點要注意，深圳團隊有可能會和那邊的人一起賺公司的錢。我們也不怕，我們在深圳那邊安插的都是自己早期的兄弟。」
目前友加憑藉預裝可以達到每天2萬的新增裝機量。胡鑄韜覺得預裝不是捷徑，其實他很清楚，有些應用是拼裝機量的，而大部分應用是拚活躍度的，友加屬於後者。
「如果裝機量大，可以通過改運營、增強用戶體驗來調整產品，沉默的裝機量也可能被激活，但是你要是裝機量上去還是需要一些方法的。做產品還是要靠綜合素質。等哪天有口碑了，預裝和下載再互相拉動。」
胡鑄韜不怕提出一些尖銳的看法。他覺得比起陌陌來說，友加的用戶是更適合陌生人交友的。「這就有些像騰訊微博和新浪微博，在騰訊上總能看到有人說『今天這麼多人加我好開心哦!』『莫名其妙，怎麼這麼多廣東人加我咧?』這些人的確有些俗，喜歡加來加去，沒有太多社會地位，什麼都會聊，甚至說男孩12點上友加，女朋友在旁邊都不會生氣。做這種產品，不用從高端開始傳播，不需要造勢，因為這個產品和這批用戶都絕對歸屬於彼此。」
他有自己的產品觀：「原來互聯網圈子的創業者比較講究理論，學習硅谷模式，我覺得中國人產品能力遠遠比不過硅谷。硅谷一些產品看起來UI設計挺爛，但是就是有很多人用，產品本身應該有自病毒式傳播性、自運營性，人家的產品設計是埋下伏筆的，否則不會在6個月到1年內零成本帶來口碑。但是北京那邊的圈子更重視用戶體驗，比如品位、色調、體驗，通過身邊朋友做傳播，其實是品牌傳播路線，不是產品本身自己的自病毒式傳播。UI和所謂用戶體驗反而是最淺的。」
「有時候我覺得移動互聯網的人才反而應該在杭州、廣州、上海找，就是做電商、網遊、支付那幫人，就是所謂自運營性，產品的調節能力、數據敏感性特別強。」眼下胡鑄韜正希望友加往「自運營性」的方向發展。
B2B還是B2C?
孫江濤在亞傑商會的導師是馮侖，馮侖對他講過這樣的話：做生意，一定得和這些大機構保持半米的距離，兩個人可以是好朋友，可以有一些生意上的往來，但是不能有太緊密的這種利益往來，那樣的話就會失去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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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孫江濤也在為他的B2B生意困擾，實際上，錢袋寶既面向消費者也面向銀行，真正能收到費用的是為銀行提供整套的移動支付解決方案。孫江濤最初整天圍著運營商轉，然後看上了網遊這塊金礦，現在又開始與銀行打交道。他希望在行業裡找到位置，而這個生意需要平衡用戶、商家、移動運營商、銀行等多方的關係。
後來他開始秉承這樣的態度：有些合作關係做得很緊，有些做得一般就夠了，沒有必要往裡面走，在一起更容易賺到錢，但也不能到少了誰自己就不能活的地步。
有個現象很有意思：移動端各種花裡胡哨的新應用層出不窮，做過SP的人卻極少涉及，他們似乎有些保守，不喜歡做全新的B2C生意。「我們算是一個，『航班管家』的王江也是一個，」胡鑄韜說，「我想他是比較少的在SP裡面做產品的人。其他人有做B2B的吧，也就是經營關係。」
「面對電信運營商、銀行、遊戲公司談生意其實都一樣，都要和不同部門、處室談無數場。你得是一個全才，得有產品觀念，能把產品講得很清楚，還得有市場觀念，因為人家是為了賺錢。同時你又得是一個比較好的交流者，懂得察言觀色：有的話該說輕還是說重，對他的競爭對手踩一下，又不能踩得太過分，但是你不敲打他一下，他還老覺得自己挺牛的，還要適當地透露給他哪個競爭對手已經用這個，交易量已經多少了。這時他不露聲色，但是心裡可能想一下，這個產品我不用不行了。」孫江濤總結。
錢袋寶正在同銀行這個既財大氣粗又深入基層的大傢伙一起推行他的「擴展卡」，雖然卡可以迅速發放出去，但是錢袋寶的品牌在被弱化。孫江濤估計，九成用戶在使用「錢袋寶」的時候只知道這是某銀行發的，只有一成在瞭解深入後才會關注到「背後支持者」是錢袋寶。這一點與SP時代很像，「愛購」創始人張宇有同感：「跟著運營商玩，注定讓SP沒辦法去樹立自己的品牌。」
但是這種生意可以滿足他們在初期「悶聲發大財」的願望。「銀行用我們的產品用得好，一年幾千萬都從我們這兒訂貨，我們一個產品哪怕掙一兩塊錢也是非常好的收益。中國的大銀行又那麼多，『五大銀行』我們已經做了兩家。」對比孫江濤之前的經歷，當初他的公司是中國移動在幾大門戶之後第二批SP，移動幾乎是迫不及待地為他打開接口，錢掙得「很快也很暢通。」
孫江濤想了想，他還是喜歡做B2B生意。「B2B就是合作夥伴有這個需求，你要讓它接受你，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三年，最後磕下來。但是我就一直覺得B2C的東西是很不可琢磨的，真正中國也沒有幾個B2C的大師，用戶到底為什麼會花錢?有時候是很莫名其妙的。」
後來孫江濤找到了平衡點：做B2B生意，投資B2C公司，這些公司在B2C角度在資本上很有想像空間，可以講故事。「今天5000萬用戶，明天可能有1億，後天有2億，也許有天能一腳踢騰訊、一腳踩百度。」
「我們這些人不是對做B2C、做用戶體驗沒信心，而是已經有了些大局觀。」申穎超說，「在移動端做B2C的渠道太少，還是被這些大佬把住，例如、微信、大眾點評等。追信做了一年30萬的用戶，因為沒錢推。所以就去想著做一個門檻不高的苦活兒、累活兒。」他又用了一個詞來形容：卡位。
「年輕創業者往往沒有『卡位』的觀念。你得修煉成為平台，把自己塑造成甲方，這樣合作夥伴才會覺得你有價值。成為平台，首先要開放，有各種接口，第二是在產業鏈裡面能夠區隔上下游的角色，沒有它產業鏈就散了。」現在追信有2萬個用戶，它所面對的大佬是淘寶。「我們會幫淘寶店家做移動端、做營銷、做設計、利用數據，同時完善我們的收費體系，形成一個可以滾動下去的球體，有自己的一批『乘客』。」
「做過多年SP，有些技能是相通的，例如服務。我相信B2B是可以做到百年基業的，做B2B的市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可以活得很爽。IBM比SAP大，SAP比甲骨文大，都是幾百億、上千億美元的公司。我們選擇風險比較低的路。」張志堅說。
與運營商的若即若離
一位同樣出自SP時代，不願透露姓名的創業者有這樣一段故事：某運營商的應用商店剛剛啟動，需要找一些應用填充進來，他通過人脈與對方聯繫到，將產品改動得「更適合放在運營商手裡」，之後上線，重新開始了背靠運營商巨大基數的好日子。運營商在榜單上經常為他重磅助推，此後，產品本身並不產生收入，但擁有基數、擁有現金流就是擁有底氣。
「我希望能夠創造一些做增值服務的機會，也就是說，等運營商收到用戶的錢，然後再分賬。用戶下載了我的App，運營商會推送信息，短信上面又產生收費。如果乾巴巴地去做APP，什麼時候能賺到錢呢?」那位創業者理直氣壯地說。
「我推薦一本書，《天下有賊》，是寫中國電信業貪污腐敗的。那是一段黑暗的歷史。」「追信」合夥人仲倉戟說。用申穎超的話來形容，仲倉戟當時權力很大，作為上海聯通的一個項目經理，是上海本地的關鍵人物，所有短信和彩鈴都要在他那裡拿到接口。「那時候幹什麼都要錢，很多人送禮就直接擺上一包包現金，據說成都基地那個經理有幾個億現金。你能想像嗎?」
有一家當年收入幾個億的SP公司現在的辦公位置在「追信」樓下，只有20個人。申穎超的一個哥們兒告訴他，公司現在只有不到20個人，包括9個VP、8個總監，一個前台。每個月還有將近幾百萬的沉澱收入，但已經進入了「等死狀態」。
「做過SP的很多人無法再認真去做產品了。他們看破紅塵了。就像領導看你需要20個人開發，搞了一年還沒出來，什麼玩意兒，直接砍了，我那邊SP賺錢都是一下子幾百萬、幾千萬。這些人考慮的絕對不是用戶體驗，而是反過來，怎麼不去讓用戶用我的產品。」追信創始人申穎超說。
申穎超在聯通國脈的時候一直在負責孵化新產品，2005年離職。他形容自己與仲倉戟在當時的狀態，「屬於進了青樓還守身如玉那種」。不過，在他們創業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得不接一些運營商外包的活兒掙些錢，賺快錢養活「追信」。
「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我覺得新的創業者應該建立對中國整個電信行業的認識。只要是做移動互聯網，運營商這個角色，在現在或者是未來，還是無法繞開的。」申穎超說。
SP時代之後，三大運營商推出了應用商店，它們曾經的合作夥伴們往往會考慮把應用「傳上去」。張志堅一直在與上海聯通的產品創新部、移動的數據業務部門做數據分析和交叉營銷，最初接手凡客移動端的時候，他就嘗試通過飛信用戶分享優惠信息。
「不管運營商的身份、地位有什麼變化，它們都是大數據公司，它們也在轉型，希望可以有數據的交換共享。中國移動是比騰訊、比Facebook大無數倍的公司，我覺得與運營商合作的這種意識是我們的競爭力之一。」張志堅說。
創業後，上海移動的朋友會請胡鑄韜和鄒嶺吃飯，希望主動把一些資源免費拿出來共享，例如通過數據庫做些群發。胡鑄韜感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他至今仍為沃勤當年的輝煌而得意，認為那是一群有特點的草莽建立的，從無到有再到能夠叱咤風雲的商業模式。他的老闆在2003年，SP發展即將達到最高點的時候賣掉了公司，而他打算繼續在行業中打拚。為了將傳統的SP業務疊加到山寨機上，沃勤一邊攜手新浪、掌上靈通等SP，一邊連接山寨廠商，相當於把廠商、SP、用戶、運營商的關節打通，形成一條嶄新的生物鏈。騰訊想另起爐灶，做過QQ Server卻無疾而終，沃勤還開發了一套自動系統，有時候看哪個SP到達率不高立刻切換。在業界的大地震——「二次確認」發佈之前就找到了對策，將需要用戶確認的消息直接發到應用裡面直接彈出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段歲月他過得很強勢。
「說實話，我現在看北京那些年輕創業者，有些為他們擔心。他們很容易就開始創業了，其實他們不知道之前行業中的故事。有時候錢是需要經過很多道工序才能賺到的。」胡鑄韜說。
首例夫妻檔老鼠倉案告破：老江湖用近40臺電腦下單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7-16/1128495.html
兩年多來，一直未曾公開露面的原東方證券資管“掌舵人”齊蕾終於有了新消息！
中國證券報記者日前獨家獲悉，齊蕾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160余萬元。
2015年6月20日，東方證券發布公告稱，“為完善公司治理，公司董事會於近日收到王國斌先生關於申請辭去公司副總裁職務的報告、齊蕾女士關於申請辭去公司首席投資官職務的報告，上述辭職自送達董事會時生效。辭職後，上述兩人不再擔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職務”。
此後，長達兩年多時間，齊蕾的去向一直成謎，其也未在公開場合露面，直至本次與丈夫因涉“老鼠倉”案被嚴懲後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業內人士指出，近年來，監管部門不斷加大對“老鼠倉”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仍有人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隨著法律法規等相關制度的完善、證券市場誠信氛圍的形成和監管技術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老鼠”將在陽光下現形，等待他們的必定是法律的嚴厲制裁。
回顧：夫妻合謀做局
2017年4月13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庭上站著一對夫妻：齊蕾及其丈夫喬衛平。
齊蕾
齊蕾1971年出生於上海市，碩士研究生文化，原系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證券）首席投資官兼證券投資業務總部總經理，擔任自營部門負責人達10年之久，在券商自營業務領域久負盛名，被指控“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涉案金額6.36億元，非法獲利1657萬元。
喬衛平
喬衛平也是上海人，比齊蕾大七歲，原系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證券營業部督導。本案從犯，也以“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罪被起訴。
2004年9月至2015年6月，齊蕾在東方證券證券投資業務總部先後擔任副總經理、總經理、首席投資官，負責東方證券自營子賬戶的管理和股票投資決策等工作。
2009年2月至2015年4月，齊蕾利用其負責東方證券自營的11001和11002資金賬戶管理和股票投資決策的職務便利，掌握了上述賬戶股票投資決策、股票名稱、交易時點、交易價格、交易數量等未公開信息。
檢方指控稱，2009年2月至2015年6月，齊蕾夥同其丈夫喬衛平控制並操作“羅某興”、“厲某春”、“厲某平”、“汪某華”等四人證券賬戶，先於、同期於或稍晚於齊蕾管理的東方證券自營資金賬戶買賣“永新股份”、“三愛富”、“金地集團”等相同股票197只，成交金額累計達人民幣635756480.39元。
其中，單向買入趨同交易金額計392369691.27元，單向賣出趨同交易金額計65081623.27元，雙向趨同交易金額計178305163.85元，非法獲利金額累計16578363.97元。
發現：大數據 數字稽查“捕鼠”
與以往主要依靠舉報、現場檢查的監管方式不同，國泰君安資管相關人士表示，目前監管機構采取的主要以“大數據分析”為主的“數字稽查”技術正在不斷升級，案件線索發現、報送的及時性和精準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監管層引入“大數據分析”查處“老鼠倉”的成效是明顯的。
另外，該人士強調，近年來中國證監會、證券業協會、交易所等各監管部門和相關機構在查處“老鼠倉”的問題上相互配合、信息共享、齊抓共管的監管聯動機制正不斷發展和完善，這些舉措對精準發現並嚴厲查處“老鼠倉”行為也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
證監會辦案人員透露： “本案線索來自深交所異動快報，根據深交所線索，調查組在進場之前即已基本鎖定東方證券自營部門。”
公開資料顯示，監管機構的“大數據”主要是滬深兩大交易所的監測系統。這套監控系統有著“大數據”分析能力，並有實時報警等功能，主要是對盤中的異常表現進行跟蹤和判斷。
證監會辦案人員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與其他內幕交易“一錘子買賣”不同，齊蕾夫婦和其他“老鼠倉”涉案人員一般都會在長時間、頻繁交易，其留下的交易痕跡更容易被大數據監控系統分析發現。
偵破：行刑聯手終獲關鍵證據
“本案中，齊蕾長期與其丈夫喬衛平共同實施‘老鼠倉’交易，喬衛平2000年之前就已經擔任申萬宏源上海瞿溪路證券營業部負責人（後因未知原因改任閑職督導），其對證券交易方式極為熟悉，采用了多種方式規避調查。”證監會辦案人員透露道。
齊蕾夫妻二人分工明確，交易下單主要由喬衛平負責，尤其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實施之後，二人規避調查意圖更加明顯，齊蕾僅在出差期間進行過有限幾次的下單交易。
喬衛平一方面利用自己擔任營業部督導的優勢，通過熱自助以及大戶室電腦下單，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人在其朋友任總經理的券商營業部下單，妄圖擾亂監管視線，切斷賬戶與自己的聯系。
除此之外，齊蕾夫婦在證監會行政調查階段不主動配合調查，試圖推出他人頂包賬戶交易，以切斷跟齊蕾之間的聯系。
殊不知，在調查過程中，證監會調查組早已克服重重困難，鎖定並證明喬衛平使用過的電腦近40臺，其中喬衛平為規避調查還使用了多臺營業部辦公電腦下單。
“同時，我們還調取了大量的客觀資料和證據，在排除喬衛平在同一時間、地點下單的可能性之後，成功鎖定齊蕾與該賬戶的聯系，這也是2009年之後，齊蕾僅有的幾次直接下單。”證監會辦案人員進一步補充道。
2016年7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辦案人員先後到東方證券總部、大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車站路證券營業部分別將齊蕾、喬衛平帶走審查。
“齊蕾夫婦第一次被帶到公安機關審查的時候仍然存在僥幸心理，並未交代其犯罪事實。我們通過交易異常性分析和股票趨同性比對，結合其他客觀證據的查證，成功突破兩人的心理防線。”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辦案人員透露，之後，齊蕾、喬衛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並由親友代為退交全部違法所得及公訴機關建議的罰金共計33156727.94元。
該辦案人員強調，虛擬世界中的犯罪行為都是留痕的，希望其他犯罪分子不要抱有任何僥幸心理，不主動、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只會喪失從輕量刑情節，必將遭受法律嚴懲。
審判：重罰嚴懲以儆效尤
本案為典型的券商資管人員“老鼠倉”案，雖然近年來查處的“老鼠倉”案件中涉案人員經常使用親朋好友的證券賬戶，但像本案這樣夫妻雙方均為深耕證券行業多年的資深人員且家屬直接參與操作股票賬戶實為罕見。這說明涉案主體已經從原有的基金經理、基金公司投資總監、基金研究員、基金交易員蔓延到證券公司資產管理領域，且已經涉及相關高管人員。
“齊蕾夫婦均為深耕證券行業多年的資深人員，雖然知道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違法，但認為主要涉及基金管理乃至大資管行業，片面認為券商自營並不是證監會的執法重點，所以心存僥幸。”證監會辦案人員強調，作為資深人士，本案當事人年收入數百萬元，其違法動機無非是受托管理業務中因逐利導致的道德風險，僥幸心理也是誘因之一。
“老鼠倉”行為嚴重破壞了現行金融管理秩序，損害了廣大投資者的切身利益，已構成刑事犯罪。《證券投資基金法》、《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等法律和監管文件中亦明確禁止利用非公開信息進行交易。可見，立法機關和證券監管部門對打擊“老鼠倉”犯罪是下了決心的。
最終，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齊蕾、喬衛平犯罪的事實清楚，應予確認。齊蕾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160余萬元；喬衛平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497萬余元。
警示：需多措並舉防微杜漸
證監會辦案人員指出，同資管部門相比，券商對自營部門的內控管理相對薄弱，無論是設備管理、還是監控留痕，當時都尚未制定明確的規範，這主要是因為自營部門管理的是證券公司自有資金，公司考核只關註投資業績，在合規教育及內控投入等方面不夠重視。
國泰君安資管相關人士表示，雖然查處“老鼠倉”的技術手段正在不斷升級換代，但由於缺乏相關制度保障，違法成本較低，致使現有監管處罰措施對“老鼠倉”犯罪分子的震懾力度比較有限。隨著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出臺，“老鼠倉”已被正式寫入刑法並參照內幕交易罪量刑，相比起美國等海外的成熟證券市場，縱觀早些年被查處的“老鼠倉”案件，司法部門對“老鼠倉”行為的處罰相對較輕。
另外，雖然一部分“老鼠倉”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但有些“老鼠倉”案件最後以“緩刑”收場而未做“實刑”判決，其中不乏一些涉案金額巨大、市場影響較惡劣的案件。“無利不起早”，相對較輕的懲罰手段導致一部分人寧願鋌而走險，以小博大。
此外，該人士強調，在防範“老鼠倉”案件中，犯罪分子所屬機構應當承擔第一線責任，應當建立一整套防範制度與措施，例如在投資、交易等辦公區安裝攝像頭，對電話進行錄音，交易信息記錄，鼓勵員工互相監督等。案件發生後，涉事機構不能以涉案投資經理/投資主辦人“已離職”、屬於“個人行為”等托詞來回應公眾，要幫助“老鼠倉”而遭受損失的廣大投資者進行維權。
國泰君安資管相關人士表示，僅有上述法律、監管文件的原則性規定是不夠的，“老鼠倉”問題的整治還需要立法機關、監管部門、行業組織等多管齊下，發揮合力，共同優化相關法律環境。
首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與“老鼠倉”規定相配套的司法解釋。《刑法修正案（七）》雖然明確了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罪的定罪和量刑依據，但刑法第180條第四款中並未明確給出“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考慮到目前“兩高”正在起草有關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司法解釋，建議相關司法解釋中可以嘗試從成交額、獲利（或避損）數額等方面來認定何為“情節嚴重”，同時建議明確“明示或者暗示”的認定標準、違法所得的計算等問題。此外，鑒於“老鼠倉”犯罪的嚴重危害性以及近年來該類犯罪行為呈多發、高發態勢，建議適當提高“老鼠倉”犯罪的最高刑，並在量刑時從重處罰，提高違法成本，使犯罪分子望而卻步。
其次，進一步完善“老鼠倉”行為的監管機制，隨著違法手法快速流變，不斷強化甄別“老鼠倉”犯罪的技術手段，發揮交易所一線數據篩查、監管部門稽查執法以及司法部門刑事追究的合力，並將該類監管合力和手段長期化、常態化。
再次，除完善法律法規和優化監管環境外，整治“老鼠倉”還需要金融機構自身加強內控建設和合規管理，防患於未然。完善公司內部制度體系，加強員工執業行為管理，就員工、特別是投研人員的執業行為、員工證券投資、移動通訊設備與辦公電話、電子郵件、微信、QQ等網絡信息交流工具的使用以及上網行為、異常交易行為的監控和處理等內容制定相應管理制度，做到員工執業行為“有據可依”。
此外，還應強化員工合規意識，組織各類合規培訓，定期和不定期地組織法律、法規知識和金融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準則方面的培訓及合規考試，強化投研人員遵規守法的意識和保持良好的職業操守，防範道德風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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