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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銀拚上市　最怕政府打房壞了價格

江蘇企業最怕“黑”：信用評級墊底，辦證貸款沒門兒

“民無信不立”，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當失信者野蠻生長，何談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

今年6月，江蘇省宿遷遠大海藻工業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因其環保信用極差，被宿遷市環保局評定為“黑色”企業，並向社會公開。

這還沒完。依照江蘇省環保廳《關於運用信用手段加強事中事後環境監管的指導意見》等相關規定，宿遷市環保局暫停了這5家企業下一年度申報各類環保專項資金的資格，並告知企業一旦發生環境違法行為，環保部門將按自由裁量同檔次上限處罰。

隨後，當地金融機構也宣布不給這5家企業提供貸款支持。根據江蘇省今年起在全國率先建立的根據環保信用評價等級實行差別電價的政策，電力部門對這5家企業的用電每千瓦時(度)加價0.10元。

在江蘇張家港市，環保信用“黑色”企業，不僅得不到貸款支持，環境責任保險費率也會提高，相關部門不予辦理行政許可，暫停受理項目環境影響評價……

這就是失信的代價!江蘇在全國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創新措施，逐步建立完善社會信用體系，讓失信者處處碰壁。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在江蘇，信用管理不僅限於環保領域。根據《江蘇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5-2020年)》，信用管理已經擴展到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領域，“黑名單”“老賴”“失信名單”和聯合懲戒，如同一張大網讓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違法成本低”？高招破解困局

要理順市場秩序，首先就是要樹立標準，對那些不守信用者給出差評，“昭告天下”，這在環保治理領域更顯迫切。

“早在2000年，江蘇省就探索開展企業環境行為評價和信息公開。2011年，環保廳被省政府確定為首批應用信用信息和信用產品示範部門。”江蘇省環境保護廳法規處調研員龔誌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環保執法部門與排汙企業如同“貓和老鼠”，多年來，排汙企業早已有一套辦法對付環保監管。建設項目未批先建、排汙單位超標排放、暗管偷排、竄改偽造監測數據、騙取環保專項資金等行為屢禁不止。環保部門對此傷透了腦筋。

“這背後是企業的環境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整體不高。”龔誌軍對記者說，企業既是環境問題的主要制造者，同時也是汙染治理的第一責任人。實行企業環保信用管理，就是要破解“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執法困局。

龔誌軍介紹，江蘇省首先在常州市、南通市、江陰市、蘇州工業園區環保局進行試點。常州將環保信用評價結果與“綠色直通車”、排汙許可證管理掛鉤;南通在7個縣(市、區)實施差別水價以及用電限電制度;靖江市、江陰市開展“黑名單”試點;蘇州工業園區組織企業環境信息公開、編制環保信用報告、信用承諾等，健全了環境信用信息共享機制。

靖江市環保局把全市汙染物排放總量大、環境風險較高的806家企業列為環境信用評價對象，並確定企業環保信用評價結果等級，該市物價、環保、財政、水利等部門和國資集團共同實施信用管理。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在靖江市，這一具體流程為：靖江市環保局每年對企業進行環保信用評級，並向社會公布評定結果;物價局依據評定結果，制定執行差別水價的具體費用標準及執行時間，並由自來水公司在水費征收時進行征收;使用自備水源的，由水利局根據核定標準，隨水資源費一並征收。

根據靖江市的規定，“紅色”等級企業汙水處理費在原標準基礎上提高0.3元/立方米;“黑色”等級企業汙水處理費在原標準基礎上提高0.5元/立方米。連續兩年環保信用等級均為紅色的企業或初次為紅色、再次為黑色的企業，在現行汙水處理費標準上提高0.8元/立方米;兩年環保信用等級初次為黑色、再次為紅色或黑色的企業，在現行汙水處理費標準上提高1.0元/立方米。加收的汙水處理費由征收單位全部繳入同級財政專戶，實行專款專用。

信用評價的動態調整

龔誌軍告訴記者，環保部門對紅黑企業的評定，也更為客觀科學，並非“一錘定音”。

以靖江為例，根據企業環保黑名單認定標準，首先由環保部門列入擬定環保失信企業黑名單。擬定的環保失信企業黑名單在5個工作日內通知相關企業，企業收到擬定黑名單通知書後有15日的異議期。異議期內企業無異議的，擬定黑名單直接轉為確定黑名單。異議期內企業有異議的，根據相關程序進行異議審查。

確定後的黑名單由環保部門在5個工作日內通知相關企業，在10個工作日內錄入環保部門的信用系統和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統，並通過靖江環保網站及相關媒體，向全社會公開。

對黑名單企業除了聯合懲戒外，環保部門也責令其向社會公布改善環境行為的計劃或者承諾，按季度向環保部門書面報告整改情況;結合其環境失信行為的類別和具體情節，從嚴審查其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新擴改建項目的行政許可審批等申請事項，加大監察力度和監測頻次。

企業有主動改善環境行為，實施有效整改的，可向環保部門提交書面申請及相關證明材料，環保部門在環保信用系統中對該企業的信用記錄及時予以信用修複，並向社會公開。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江蘇對於企業的環保信用監管也會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實施，並非“不近人情”。

常州市規定，因環保處罰而導致銀行貸款受限的企業，經整改並通過環保審核的企業，其貸款信譽將能得到升級修複。常州某企業由於有過環保處罰記錄，企業由藍色降為黃色，銀行貸款受到了限制。按照原先半年評定一次的方法，該企業在各類環保指標達標的前提下，最快也要等一年時間才能實現顏色升級。環境信用修複機制啟動後，經環保部門核查確認企業已整改到位，該企業顏色立即得到修複升級，銀行貸款也按照標準放行。

“綠色”企業獲更多支持

對於誠實守信的“良心企業”，管理部門給出“五星好評”，並為企業經營提供多重支持。

江蘇省對企業環保信用采用五色評價，從優秀、良好、一般到較差、極差，用五色綠、藍、黃、紅、黑分別標示。根據評價結果，還實行環保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並舉的辦法。對環境信用狀況良好的企業，在同等條件下予以優先支持。

今年6月，江蘇南通市環保局公布2015年度市區357家非國控企業環境信用評級結果，確定南通富士通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34家單位為綠色企業。

南通市規定，被評為“綠色”等級的企業可享受一些鼓勵性的政策，如可優先辦理環保行政許可及辦理上市、融資等環保審核事項、優先安排符合環保科研指南的環保科研項目、推薦納入政府采購合作夥伴等。

而儀征市一家毛紡織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貸300萬元，但因為其在征信系統中環保信用評價等級顯示為“黃色”，貸款額度最終降為200萬元。

龔誌軍介紹，2013年以來，“江蘇省環保信用管理系統”每年完成汙染企業環保信用自動評價22500多家，按時並規範向省信用辦和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推送10大類共2000萬余條綜合信息，信息準確率100%，信息完整率100%。

江蘇省金湖縣城市景觀。攝影/章軻

該系統已經實現了省、市、縣(市、區)三級環保部門對企業環境信用信息的歸集、審核、評價、數據報送、修複及查詢等功能。

中國三大鋼鐵公司之一的沙鋼集團有限公司位於江蘇張家港。“企業環保信用評價對我們企業來說，壓力很大。”7月1日，沙鋼副總經理周善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沙鋼有70多個生產車間，常年流水線生產，一旦哪個環節出現環保問題，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和信用記錄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周善良告訴記者，沙鋼除了配置407臺(套)環保設施外，還投資8000萬元建設能源環保管理中心，對全公司能源、環保在線數據進行監測、控制和優化調度。“我們還對照企業環境信用體系建設的要求，對公司汙染防治、環境管理和生態保護保障能力進行全面評估、改善薄弱環節，對各類環境風險進行評估，制定了風險管控預案。”周善良說。

龔誌軍介紹，江蘇企業環境信用管理已經收到了實效。據江蘇省銀監局統計，環保信用優秀(綠色)企業信貸余額2431億元，較年初增長535億元，增幅28.2%;環保信用良好(藍色)企業信貸余額5533億元，較年初增長479億元，增幅9.5%，上述兩者合計占全部環境信用評價等級企業信貸余額比為91.7%。

在國控重點汙染源企業，環保信用評級一般(黃色)以下企業信貸情況顯示：黃色企業“壓縮退出類”信貸余額44億元，紅色企業“督促整改類”信貸余額70億元，黑色企業“壓縮退出類”信貸余額3.8億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環保信用評價還在江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著作用。今年2月，《江蘇省汙水處理費征收使用管理實施辦法》出臺。按照“多排汙，多付費”等原則進一步拉大了重汙染企業與其他企業汙水處理費的差距，並在全國率先建立了對化工、醫藥、鋼鐵、印染、造紙、電鍍等排汙企業“不同環保信用評價等級”按不同標準繳費的方式。

根據《江蘇省環保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6~2020年)》，到2020年，江蘇將逐步實現對15萬家汙染型企業的在線環保信用歸集、發布、應用和評價，以及各市縣環境信用狀況的大數據綜合分析評價情況的發布，全省實現環保系統各地區、各業務條線之間企業環保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開放共享。

江蘇同里古鎮。攝影/章軻

民資最怕地方招商“惡婆婆娶媳婦” 深改組已出招

今年以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明顯，而海外投資卻異常火爆，這種冰火兩重天現象引起市場關註。

9月26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新型城鎮化與城市治理現代化”論壇間隙，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國內外投資差異明顯，說明國內營商環境亟待提高。

王傳滿說，比如少數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存在“惡婆婆娶媳婦”現象，即利用各類優惠政策將投資者(即媳婦)引進門，隨後就暴露惡婆婆本質，如存在優惠政策不兌現或增加限制性條件、服務差，讓企業經營困難甚至最終倒閉。

這一現象將得到規範。

近期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嚴格兌現向社會及行政相對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認真履行在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活動中與投資主體依法簽訂的各類合同，不得以政府換屆、領導人員更替等理由違約毀約，確需改變政府承諾和合同約定的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

民企四大難：“不願投、不敢投、不會投和沒錢投”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告別兩位數增速，快速降至個位數。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8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2500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1%，比去年同期下滑了8.8個百分點。不過在國務院督查等有力舉措下，民間投資有企穩跡象。

王滿傳參與了國務院民間投資第三方評估工作，他將民間投資下滑歸納為民企老板“不願投、不敢投、不會投和沒錢投”。

他解釋，當前經濟形勢不好，民企老板多數選擇持幣觀望，不願投資。同樣出於項目回報、風險等考慮，民企老板不敢亂投資。部分民營老板找不到投資領域，手握現金不知道怎麽投資。有市場拓展意願的民企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沒錢投資。

“銀行願意給國企貸款，因為即使出了問題，最壞情況是壞賬，而貸給民企若出問題，上面還要查你，詢問當初怎麽決策，是不是其中有貓膩。”王滿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稱。

與民間投資下滑相反，今年海外投資異常火爆。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8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8個國家和地區的5929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7751.2億元，同比增長53.3%。

王滿傳認為這說明國內營商環境還有待提高。

他表示，現在少數地方出現的一些招商引資惡劣現象值得註意。比如投資者遇到的地方招商“JQK”現象，即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把企業“勾”(J)過去，然後企業落地後通過各種限制政策把企業圈(Q)在當地，再搬走成本高，硬著頭皮在那幹，各種管理、不規範現象把企業拖死(K )。

“我把這種現象比喻為'惡婆婆取媳婦'，惡婆婆為了兒子傳宗接代，對未進門的媳婦好話好禮送盡，一旦媳婦進門，惡婆婆的本質就出來了。”王滿傳稱。

地方招商承諾需兌現不得毀約

地方招商引資過程中出現的不履約或毀約現象早已受到高層重視。

據新華社報道，8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此次會議通過了上述《意見》，《意見》從加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完善財產征收征用制度，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健全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各項制度，營造全社會重視和支持產權保護的良好環境等十個方面提出具體改革措施。

值得註意的是，《意見》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嚴格兌現向社會及行政相對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認真履行在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活動中與投資主體依法簽訂的各類合同，不得以政府換屆、領導人員更替等理由違約毀約，確需改變政府承諾和合同約定的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

“無論是產權的有效界定，還是依照法律程序保護產權，都離不開政府作用。從改革實踐看，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對於產權保護法治化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多數專家分析，當前PPP項目落地難一大原因是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擔心在長達幾十年的合作中，地方政府不履約合同。而此次《意見》無疑給民間投資者吃下一顆定心丸。

投資者最怕的三件事里，竟然又有他

美銀美林的最新月度調查顯示，出於對未來一大波震蕩行情的擔憂，投資者開始增持現金。

美銀美林調查了管理資產共計4400億美元的171名全球基金經理，結果發現，投資者的現金持有比例從上個月的5.5%上升到了本月的5.8%。上一次達到這一高度還是6月份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爐之後，以及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

雖然當前股市處在記錄高點附近，但業內專家的擔憂情緒開始升溫。大部分投資者擔憂的都是歐洲的不穩定因素，以及美國政治與經濟格局的變動。

其中之一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贏得大選的可能性。雖然目前絕大多數民調均顯示，這位億萬富豪已經明顯落後於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但距11月8日的美國大選畢竟還有三周時間。

警惕特朗普勝選

對基金經理而言，假如特朗普勝選，應對策略將十分明確：做多波動性，做空墨西哥比索和短期債券。有51%的受訪者均認為，做多波動性是最好的賭註。

華爾街向來對特朗普勝選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主要是考慮到他的不可預測性。研究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近期的分析表明，如果希拉里一路領先，直到勝選，股市風險溢價將從3.55%降至3.45%。而如果特朗普時來運轉，入主白宮，風險溢價就將上升至3.73%(風險溢價越高，代表市場對波動的預期越大)。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畢竟，特朗普力推大幅度減稅政策，表示要加大基礎設施開支。至少在短期內，這些舉措都會使資本重新流動起來。

安盛資產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認為，一旦民主黨下臺，共和黨當政，市場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震蕩，但這一階段很快就會過去。比如，在奧巴馬執政期間，標普500指數就上行了63%。

“根據我們的估計，一旦特朗普當選，MSCI美國指數的大部分板塊都會從中受益，而若希拉里當選，從中受益的部門將格外有限.”該公司表示,“所以，假如特朗普當選總統，在最初的反應過後，市場的反響將是相對積極的。”

不過，高盛(Goldman Sachs)也警告稱，如果民主黨人大獲全勝，不但入主白宮，而且控制國會，左右政策變更，屆時，市場將受到負面沖擊。

債券市場崩潰之憂漸顯

有18%的基金經理擔憂債券市場崩潰，這是新近才出現的一種顧慮。投資者認為，債券價格顯示出泡沫跡象，即價格遠高於債券實際價值。

投資者需求增長，以及各國央行紛紛購買債券以提高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導致債券價格出現上漲，壓低債券收益率。

但與此同時，不少投資者預期，收益率曲線將會變陡，預期收益率曲線變陡的基金經理比例達到2014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這種情況通常反映出對通脹高企和增長走強的預期。

基金經理們認為，債券收益率將是未來6個月股價的最大驅動因素。

軟脫歐?硬脫歐?

基金經理們最擔心的是歐盟解體。20%的受訪者認為，這種狀況的“尾部風險”最大，意即發生機率較小，但一旦發生，便會帶來重大後果。

而在英國方面，雖然脫歐決定的經濟沖擊還未開始顯現，但市場對消費支出下降、通貨膨脹高企和商業投資減少的預期使未來幾個月和幾年的前景更加難測。

咨詢公司安永(Ernest & Young)預測，英國的通貨​​膨脹率或將在明年達到2.6%的峰值，並在2018年降至1.8%。消費者支出將受到脫歐的巨大沖擊，增速預計將從今年2.5%的急劇下滑至2017年的0.5%。2016年英國經濟增速或能達到1.9%，但2017年可能僅為0.8%。

“我們認為，公投後果將在未來6個月左右開始顯現。”安永項目團隊高級經濟顧問馬丁·貝克(Martin Beck)表示，“英鎊走軟將推高進口價格，提高通貨膨脹率，打壓消費者購買力，而隨著脫歐變成不可否認的事實，商業投資或受到不利影響，因為未來英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仍無定數。”

貝克認為，目前英國經濟的表現殊難預料。“我們不知道經濟的未來形態將如何演變，不知道會出現‘軟脫歐’還是‘硬脫歐’。每一天都會出現新的消息與傳聞，使前景變幻莫測。”貝克說。

安永預計英國會選擇“硬脫歐”。考慮到高度的不確定性，貝克建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采取觀望態度，直到英國立法者給出更加明確的政策路線。

新加坡出口一瀉千里，最怕特朗普放棄TPP

作為一個相當依賴國際貿易的經濟體，新加坡正在面臨出口嚴重萎縮、經濟風險加劇的危機。再加上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而令《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獲批的可能性驟降，“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眼下挑戰不小。

非石油類出口萎縮12%，複蘇艱難

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本周四表示，今年10月新加坡的非石油類國內出口(NODX)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遠遠低於媒體此前預測的3.5%。

回溯9月，雖然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口量下滑情況有所改善，但該國的海外出貨量仍然同比下跌了5%。10月的海外出貨量在季節性調整的基礎上繼續下跌3.7%，超過了此前下跌1%的預期。

與此同時，10月份新加坡對歐盟的出口額萎縮更加嚴重，同比萎縮了28.6%，而9月則是同比增長了9.9%。其中，醫藥品、非電動引擎和馬達，以及個人電腦的出口銷售下滑為主要原因。

中國今年10月的貿易數據顯示，全球市場的需求仍將繼續維持低迷態勢，但在新加坡對歐出口銷量嚴重萎縮的同時，該國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出口降幅其實是放緩的。

目前，中國仍然是新加坡最大的海外市場。新加坡對中國10月的出貨量同比下跌0.1%，相比9月的2.2%降幅有所改善。

在過去的2年里，由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導致出口下滑，新加坡經濟遭受沈重打擊，金融服務業最近也遭受重創，令衰退風險進一步加劇。如今，第三季度的經濟也顯示出萎縮加劇的情勢，新加坡平穩複蘇的希望變得愈加渺茫。

10月的一項民間調查曾顯示，由於新出口訂單的出現，關鍵的電子部門指數創下了近兩年以來的新高，但新加坡工廠的作業速度普遍放緩。

新加坡10月對美國的出口同比下跌3.7%，9月的降幅為7.4%;商品方面，10月揮發性藥物的海外銷量同期下降了47%，該數據在9月為增長16.2%;10月整體電子產品出口總額同比下降了6%，繼續了9月下降6.6%的萎縮態勢。

TPP若失敗將令新加坡雪上加霜

特朗普的勝選給亞洲增添了諸多不確定性。在他當選後，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宣布放棄在任期內通過TPP，表示交由下一屆總統和國會決定。而在美國大選期間，不管是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還是特朗普，其實都對TPP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態度。

作為TPP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新加坡顯然對這份自貿協議格外關註。如果失敗，將會讓新加坡的經濟複蘇雪上加霜。

根據世行的預測，TPP將給所有成員國帶來的好處包括令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到2030年增加平均1.1%。除了減免關稅外，該協議還會制定嚴格的法規以保護知識產權，並涉及國企和民企的運營領域等。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副教授伊恩(Chong Ja Ian)提出：“這是一個核心經濟利益問題，與那些擁有更大國內市場的大型經濟體相比，新加坡更需要TPP來實現經濟增長。”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此前在接受采訪時反複強調，如果TPP流產，美國就會失去在亞洲的公信力。“美國大選總會發生一些很瘋狂的事，在明年1月前如果TPP還不能確定，它就會成為犧牲品。”他這樣表示。

聯昌國際銀行(CIMB Bank)的新加坡經濟學家Song Seng Wun表示：“李顯龍的評論回應了‘新加坡在美國國內政治阻礙TPP批準上遭受到的挫折感’。從新加坡的立場來看，諸如TPP這樣的貿易協議是很重要的，因為協議能以外部貿易的方式驅動增長，而新加坡對外部貿易是很依賴的。”

(實習生王筱麗對本文亦有貢獻)

地產商最怕增建居屋（2017/6/22） 林本利

扶貧第三方評估最怕“評不準”

一些基層扶貧幹部聊起第三方評估，表示有點“怕”——不是怕“差評”，而是怕“評不準”。

有幹部抱怨，辛苦幹了一年，大學生評估員20分鐘就把我們給“判決了”，合理嗎？更有幹部質疑：農戶告訴評估員自己種了一畝連翹，評估員竟然反問連翹是啥，這樣的評估能準嗎？

持以上觀點的扶貧幹部，並不是要否定第三方評估的必要性，而是擔憂其專業性。相比於其他領域，扶貧工作的第三方評估難度更大。當評估員用標準化問卷去測量非標準化的農民生活和扶貧過程時，往往面臨測不準問題。這種測不準，並不能簡單理解為抽樣調查中的誤差，而是緣於基層扶貧工作的複雜性。這種測不準，並不能通過先進的硬件如攝影機、錄音筆、GPS定位、App軟件的廣泛應用，得以解決。

扶貧工作評估的專業性，不是靠硬件來提升，而應靠“軟件”來保障。所謂軟件，是指評估員對基層扶貧工作和民情的熟悉度。與一般的社會調查相區別，扶貧工作評估對評估員的社會閱歷、政策理解等方面都有著較高要求。這些素養，很難通過短期培訓而提高。即便是一些研究生擔任評估員，同樣面臨專業性不足的問題。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扶貧工作評估任務極其繁重。每個貧困村都要對非貧困戶、在冊貧困戶和脫貧戶按一定比例進行抽樣調查。這樣算下來，全縣樣本數、全省樣本數都極其巨大。如此繁重的任務，很難靠某個高校或科研機構的教師來獨立完成。

縱觀當前各地、各級開展的貧困退出和脫貧攻堅成效第三方評估，專業性水平可謂參差不齊。國家級評估因為能調動更多專家資源，評估專業性相對有保障，但絕大多數省級評估很難做到這一點，往往是省內高校或機構承接項目，采取教師帶隊、學生參與的方式來進行。大量學生參與進來，降低了評估工作的專業性。

綜合來看，關於當前各地開展的扶貧工作第三方評估，筆者認為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著重加強。

首先，探索多元主體參與模式。鑒於扶貧工作評估任務重、專業性要求高，在省級評估中，要盡可能避免某一所高校或單位獨立承擔。對此，可以嘗試某個部門統籌，整合多方力量，特別是吸收有經驗的基層幹部采用地區交叉的方式參與到評估工作中來，從而避免因為評估員缺乏一線扶貧工作經驗而形成誤解或誤判。表面上看，多元力量參與會削弱第三方評估的獨立性，但實際上卻有利於提高其專業性。在專業評估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機械堅持評估主體的獨立性，根本不利於對基層扶貧工作形成客觀判斷和評價。

其次，改進評估工作的測量方法和思路。一方面，要盡可能減少定量判斷，增加定性判斷。例如，貧困戶退出的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在許多貧困戶調查中，往往要花大量時間來計算農戶收入，問題極其瑣碎，有時甚至把貧困戶都繞暈了。如果在具體評估過程中適當結合定性分析，也就是說當某項收入（如務工收入）明顯超過扶貧標準時，評估員可以結合其他信息做出定性判斷。這樣將大大節省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一些定性問題，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例如，測量貧困戶滿意度，當貧困戶表示“不滿意”時，應該盡可能詢問“不滿意”的原因。只有這些原因經得起推敲時，才能提高滿意度測量的準確性。同樣應該強調的是，扶貧評估不能只註重結果，還要註重過程，不能單純以結果論英雄。貧困戶能否脫貧，不僅取決於資源投入和幹部幫扶，還與貧困戶自身的能動性有直接關系。

最後，減少低效評估，為基層幹部減負。從理論上看，為了檢驗脫貧成果、評價扶貧成效，十分有必要開展評估，但在專業性評估力量不足的現實條件下，低效評估往往弊大於利。一旦上級過度強調、依賴或迷信第三方評估的作用，就會迫使下級提前開展各種預評或預演，疲於應付。而不夠專業的第三方評估，盡管一定程度上具有督促工作、給下級施壓的效果，但往往得不償失，不僅對扶貧工作可能形成誤判，還可能挫傷基層扶貧幹部的積極性。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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