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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師爺.阿董智囊 李業廣

2003-11-20  NM




香港交易所主席李業廣當上藝術節主席,有人質疑,他懂藝術麼?六十七歲的李業廣笑着招認:「我不懂藝術,藝術由發燒友許仕仁(前強積金行政總裁)負責。我只管錢。」結果,他上場只兩個月,已籌足藝術節一年的贊助費。搵錢,是李業廣的強項。七二年幫李嘉誠的長實上市,奠定「長江一號」地位。不收錢做公職,令李業廣自豪。他本週一赴京主持港交所北京辦事處開幕,吸引國企來港上市, 履行他「股壇教父」的神聖任務。去年才卸任平機會委員的李業廣,主動提及黯然下台的王見秋說:「一受薪,便不那麼瀟灑了。」李業廣以「由三歲到八十歲都不 會得罪」的好好先生形象,行走江湖三十五年。連他自己也皺着眉笑說:「係呀,啲職員有困難都會同我講㗎。」在財金界,他是由大富豪到小經紀都俾面的大哥 大。

說四種方言,左右逢源上海出生的李業廣,三歲前有口難言,因為母親講廣東話,父親講潮汕話,奶媽講上海話,幼稚園裡講國語!直到某天, 舌頭像按鈕一樣,一切方言都通了。「朱鎔基一見我,就說上海話。」李業廣說。同大客仔李嘉誠,可以講潮汕話,和董特首就上海話對答。嘴巴僅是溝通的一半, 另一半是耳朵。「公職王」李業廣自認過去兩大挑戰之一,就是憑溝通打勝仗。「九九年,曾蔭權定下聯合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合併,並要由會員制,走向股份 化。」李業廣形容曾蔭權親臨灣仔會展,主持武林大會,誰知經紀會員群起反對。「曾蔭權面都黑晒,諗住再傾唔掂,就行Plan B,即是強行立法。曾蔭權同我講:『你一定要同我搞掂。』」當時,李業廣只有兩、三個月時間。「聯交所五百個會員、期交所一百二十個會員,我幾十人逐批 見。我發現他們一半是憂慮,一半才是問題,問題之中有很多是細微嘢,改改就可以。剩下的原則性問題,是會員擔心股票不值錢,於是我大膽建議,可以用現金同 你買番。結果,曾蔭權都好支持我這個建議。」經他兩邊奔走,到九月開會員大會時,「期交所百分百贊成晒,聯交所百分之九十八都贊成。」

令李業廣最感辛苦的是,同一時間他又要籌備積金局的成立,這是第二大挑戰。「一切由零開始,但政府只借得十來人給我。由機構有幾多人、工作範圍、薪金都要 決定。最重要十個職位,每組五、六個應徵者,連續幾個禮拜全部由我見,因為這是影響三百幾萬人的福利。」他現時藝術節的拍檔許仕仁,早在積金局成立時,已 一齊共事,許仕仁當上行政總裁。問李業廣,董特首可有找他出任問責局長?他略一遲疑說:「他不會找我,因為有人工的我不做。一受薪就冇咁瀟灑。」記者再 問:「你怎樣看董特首常常受市民批評?」李業廣呼了一口氣:「這要留待歷史來評定。」可會是溝通的問題?「所謂listening without hearing.」(聽不入耳),但李業廣不願深談。

李業廣小檔案●年齡●67歲1936:上海出生,父親李湘祿經營船隊做貨運1949:來港定居,就讀九龍華仁書院1968: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法律碩士1968-73:香港公司法 檢討委員會秘書1970:孖士打律師行律師1973:胡關李羅律師行創始人之一1988-91:聯交所理事1992-94:聯交所主席1995-96:公 益金籌款委員會主席1996-02:平機會委員1997-02:行政會議成員1998:強積金管理局主席2000:香港交易所主席2003:藝術節主席

大客不喜歡我做公職年輕時已獲得會計師牌照的他,何以再赴英讀法律呢?「我好難想像自己做會計做一世。」他說。六八年,卅二歲的李業廣從倫敦大學修畢法律回港,以政府律師身份入註冊總署,當公司法修訂委員會的秘書,結識從膠花轉戰地產的李嘉誠。「七○年第一份公司法修訂報告出爐時,我已離開政府,但我唔怕艱難,繼續免費幫佢哋,做埋七二年出嘅第二份報告。」這份「義工」,令兼具會計師資歷的李業廣,成為香港公司法專家,最擅長和李嘉誠等華資企業家「講錢」。「當年同銀行借兩三年錢,係好大件事。如果起樓收租,可以考慮上市集資。上市的資金不用還,洹俾股東又不用扣稅,發展可以好快。相反,放喺銀行的錢就要俾稅。」七二年,李業廣助長實上市,獲李嘉誠邀請進入長實董事局,綽號「長江一號」。其他華資企業家,如新地等也紛紛邀他入董事局。李業廣說:「他們搵我坐喺度,因為我會提醒他們,不要行差踏錯。」李業廣和胡寶星等七三年創立的胡關李羅律師行,三十年來一直是長實、新地的御用律師行。

早十年李業廣已懂得利用背靠大陸,開拓「水源」。「九二年做聯交所主席時,我看到在香港上市公司局面好窄,來來去去都係地產,工業股佔總市值好細。再不向外走,死路一條。由九三年至今,香港為內地企業籌集了七千五百億資金。內地公司的成交量,佔香港股市比例超過四成。」他說:「透過上市過程與市場監管,迫使國企提升管理與訊息披露水平。十年來,在港上市的二百幾間內地公司,種類很多元化。香港匯集大批專業人員,如基金管理人員、分析員,保持做國際金融中心,是互惠雙贏。」自此,李業廣贏得「股壇教父」的威名,亦令他在中港的政經界同樣吃得開。九七年,他獲委為行政會議成員,為此他一口氣辭去廿幾家上市公司董事職務,包括做了廿六年的長實董事、胡關李羅律師行高級合夥人的職位,幾乎和商界一刀兩斷。他笑着搖頭說:「大客唔鍾意我做公職,話搵唔到我。做公職要脫離商業行為,避開利益衝突。」他現在唯一受薪的公職是聯交所主席,一年董事袍金十萬元。「連這十萬元我也捐了給公益金。」李業廣說。

講 完錢,才講藝術今年「沙士」肆虐、馬會資助減少,令藝術節籌款分外艱難。「我哋唔係維港巨星匯,冇政府包底!」李業廣邊說邊笑:「五千八百萬經費支付三、 四十個節目,政府僅資助一千七百萬元,其餘四千一百萬元要自負盈虧。」他娓娓道來,像個持家的小媳婦:「其中二千五百萬靠賣票,一千六百萬靠贊助。」但政 經界人人俾面的李業廣,上場才兩個月,已經交足一千六百多萬元的「功課」。他卻把功勞留給藝術節同人:「都係節目好!」「我們會花多些時間去大陸宣傳,叫 珠江三角洲有興趣的人,自由行來港看藝術節。我們請藝團又希望同北京、上海連線。就算你是響噹噹的倫敦交響樂團,價錢可以壓低些,而我要你彈乜嘢就乜 嘢!」李業廣愈說愈興奮。

李業廣(右一)陪五個寶貝外孫,在溫哥華滑雪聖地Whistler踩單車:「幾乎踩死我呀!兩個幾鐘頭攀山越嶺。(指着最左的第五外孫)呢個小豆丁真厲害。」第六外孫僅三歲多,騎不上單車。長孫(右二)已十六歲,六個寶貝都是長女Mona所出。

後 記血腥的笑話李業廣說話圓融,幾乎沒有稜角。提及維港巨星匯有包底而藝術節冇,他不忘為巨星匯辯護:「他們時間急。」想向政府爭取取消藝術節上繳盈餘時, 他委婉地解釋:「好多贊助商有意見,話早知俾少啲錢咪仲好。」訪問中,唯一血腥的是笑話。熱愛潛水的李業廣,在水底的經歷,與股壇一樣,兇險無比,「兇猛 的大白鯊我倒見過一次,在夏威夷。記住,鯊魚嗜血。」他說時閃出頑皮的目光問:「可知道潛水時為何帶刀?」「當身體被水草纏着時,斬掉脫身囉。」記者說。 他陰陰笑說:「當鯊魚逼近,你用刀插同伴至出血,便可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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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智囊披露中國經濟增長內幕 心燈永續William

http://xueqiu.com/9273139325/23757360
(轉載)

溫**政府時期的重要智囊溫鐵軍,前段時間在一次小範圍的演講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系統分析了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危機及解決方式。特別是其對九十年代以來政府通過國債投資、以遠期過剩解決近期過剩的分析,對我們理解今天的四萬億、國退民進、城鎮化,以及經濟繼續發展二十年等觀點和現象很有幫助。

溫鐵軍: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先後任職於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著有《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什麼》、《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讀蘇南》等。

==演講正文(有刪減)==

60年代:知識青年下鄉是資本原始積累代價

在1980年之前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我們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外資投入,帶來了四次大規模的危機。

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長、經濟支出、財政盈餘都紛紛下降到零值線以下,危機爆發造成幾千萬失業,重大成本轉移給社會,這是任何體制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都必然發生的代價。於是,中國有了第一次政府動員上千萬城市青年去農村的上山下鄉運動。

當時前前後後大概有四五千萬城市知識青年去農村插隊,奉獻了青春,最好的年華為國家當勞動力,形成龐大的國有資產。這就是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代價,如果有錯誤,那也都是資本的惡。

這次危機之後,開始出現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的分歧。劉少奇、李富春、陳云等搞經濟工作的很清楚50年代留下的工業結構"過重",那就要調"農輕重比例",要調整得相對合理些,於是他們在1962年主持制訂了"三五計劃"。

但直到1963年「三五計劃」沒能出台。原因是從1960年遭遇危機開始,整個西方世界除了封鎖之外,還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武器打擊。周邊地緣關係越來越緊,戰爭壓力下中央臨時改變決策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設,搞三線,把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結果搞了2000多億的相當於負效益的投資,導致財政出現更加嚴重的赤字危機,表現為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遭遇1967年、1968年的危機爆發。

這時,各項指標又下到接近零值線,造成幾千萬人的失業。城市資本怎麼軟著陸?再次向農村轉嫁危機代價。很多城裡人都被送到農村。

70年代:引進外資導致財政赤字危機

1970年開始,中國要調整產業結構,因為以前留下的產業結構偏軍事、偏重工業,於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了"四三"方案,要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改造工業結構,這是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恩來親自制定的,歷史上叫做"四三方案"。

引進西方資本就需要恢復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就"小球帶大球"。美國1971年解除封鎖,中國開始引進"西資"。從50年代引進蘇資到70年代引進西資,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是外資。蘇資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築,美資也要求改變你的上層建築,這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沒有誰左誰右之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引進蘇聯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就得按蘇聯政府模式來構建上層建築,乃至高校都是蘇聯派教師手把手幫你編蘇式教材,就跟我們現在主張用美國英文原版教材,進步了嗎?你們可以說進步了,也可以說沒有進步,是你們的判斷,我只提問題。

70年代引進40多億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中期的那場債務危機,爆發為1974年財政赤字。這時候就有了鄧小平的所謂二次出山。鄧小平整頓就是應對危機,引資導致1974年的財政赤字過百億。從1974年開始第三次上山下鄉,大約1200萬人插隊,對應還有雙倍農村回鄉青年,這次危機又是3000萬以上的潛在失業。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到1976年以後基本就停了,因為毛澤東去世了,沒有誰能再揮揮手就把成千上萬的城裡人送到鄉下去。

可這個時候危機還沒有停,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提出"八二"方案,周恩來"四三"方案就已經夠危機,"八二"方案比"四三"方案還要更大規模成倍引進外資。1977年實施"八二"方案,1978年財政赤字突破150億,1979年連同對越戰爭的軍費開支,財政赤字突破200億,華國鋒的第二次引資導致財政赤字過200億,那時候財政總規模還不到1000億,沒法維持了。

80年代:改革就是甩包袱

這個時候,改革號角吹響了。什麼叫做改革開放?其實是大危機爆發了,而這次危機因為沒有毛澤東,所以沒法再往鄉下送人。

改革乃是危機應對的產物,當政府財政急劇下降,不能應付開支的時候,開始甩包袱。比如農村改革怎麼開始的,無外乎就是財政管不了農村了,當時的經濟工作負責人找到老同志說,乾脆放吧,也就是把它當個包袱甩了。農村改革使政府甩掉了百分之十幾的財政開支負擔,"大包干"以後財政支農支出下降到不足3%。

接著是第二道甩包袱,甩企業。過去是財政撥款給企業,全部收益財政拿走,這叫做全民所有。一道改革指令叫做"撥改貸",今後企業去銀行貸款,還本付息之後產生的收益留利交稅,靜悄悄地改變了企業屬性。

然後接著第三道甩包袱,甩地方政府的包袱,中央、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叫做分級承包,調動地方當家理財積極性。

這一系列的改革,從1979年遭遇嚴重赤字直到1982-1984年推進大規模改革,不外乎是大危機條件下財政不堪重負,不斷甩包袱的結果。所以,改革說得好聽一點叫放權讓利,說不好聽一點就叫財政甩包袱,是危機應對政策體系。

改革到1980年代後期出現的那場危機,說是1988年"價格闖關",物價指數月度攀升接近30%,全年是18.6%。因為防止擠兌提高利率加強調控,又導致了1989年出現連鎖負債和生產停滯,於是滯脹形態危機在1988-1989年爆發。1989年的其他政治性問題只是這場危機派生情況。

90年代:加快貨幣化是吸取前蘇聯教訓

90年代鄧小平的南巡無外乎就是在本來還沒有復甦的經濟上猛擊了一掌,出現1992年、1993年的高漲,但其實高漲一定程度是資本市場帶動的。因為1992年中國同時取消了所有物資的票證制工具,開始加快貨幣化,政府大量增發貨幣來貨幣化它的實體經濟,這一階段出現的高增長本身是貨幣化帶動的抬升。

同期,為了吸納貨幣,中國放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三大資本市場最能夠吸納貨幣,貨幣的增速從1992年開始陡然往上,中國進入了所謂貨幣化的時代。

應該說這也可以歸因於我們接受了前蘇聯的教訓。蘇聯的垮台並不是今天所說的意識形態,而是長期停留在實體經濟階段,蘇東體系沒有貨幣化。為什麼不貨幣化?因為就像今天金融資本的引領國家美國一樣,當年蘇聯掌控著整個蘇東體系的換貨貿易,可以通過不等價交換,佔有整個經互會(備註:由蘇聯組織建立的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1991年6月28日解散)國家的最大好處,因此她不打算貨幣化。中國1992年開始加快貨幣化,放棄所有票證。說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就這一條我看就夠格。他使中國沒有步蘇東國家的後塵。

1992年中國承認市場經濟,但其實放開的是資本經濟。也就在這個階段,1992年開始大規模增發貨幣,1993年出現三大資本市場投資過熱,1994年出現24.1%的CPI。所以我把1992年叫做貨幣元年,就是中國的人民幣終於成為貨幣了。以前人民幣不是貨幣,它是票證制度的一個輔助計量符號,連一般商品交換的中介都不是。

中國什麼時候有銀行呢?1998年推進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時間,到2001年中國才真正有了商業化、市場化的銀行。到2008年,所有國有銀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國有了所謂上市公司性質的銀行。因此,中國的金融業到1992年才真正使貨幣成為貨幣,2002年才使銀行真正成為銀行,前後10年的時間。

1993-1994年這場危機,我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第一,因為大規模引資,造成外匯赤字,高達GDP的14%。第二是財政赤字,嚴重到透支了所有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都吃光了。因此,外匯赤字、財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發在1993年,接著是1994年24%的CPI。要我看,這次危機比上世紀2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比今天的歐盟危機一點都不差。

中國怎麼度過的這次危機?這得看"鐵腕總理"朱鎔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發的時候,中國政府在加快了貨幣化和資本化的同時推動國企全面改制,促進市場競爭。

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幾個重大政策:

第一個重大改革叫做匯率改革一步並軌,其實是人民幣名義匯率一次性貶值57%。如果不進行匯率調整,出口上不去,外匯赤字就不能解決。外匯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外匯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來,中國人要爬出來只好本幣大貶值,但一次性貶值57%,前所未有。

第二大改革叫做分稅制。分稅制改革是什麼?1984年搞的是財政分級承包,那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後第二次財稅改革,中央地方分稅,把好收的肥稅中央拿走。分稅制改革使地方財政變成約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這個階段以地生財、搶佔農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為。群體性事件從此開始大規模發生,同時地方政府還向農民伸手,加重農民稅費負擔。農民身上綁上**,跟收稅幹部同歸於盡,就是這個階段產生的,代價仍然轉移給了社會。不要以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沒有代價,這個代價轉移了。中央開始有了財政調控能力,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國企改革。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減掉4500萬國企職工,那時候叫"裸體下崗",不給社保,不給失業保險,不給醫療保險,什麼都不給,被迫"買斷工齡"。所以就度過了這場危機。廣大勞動群眾承擔代價的90年代,也是我們今天很多激進改革界人士鼓腹謳歌的年代。

如果我們認真看看那個年代的改革,看看危機代價承受者是誰,就明白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去唱讚歌,因為有很大代價。我也不是只強調代價,也強調當年三大改革作為應對危機的措施,確實取得巨大成效,中國畢竟度過了危機。

中國以前是內需為主,從三大改革開始進入外需拉動的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外需拉動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對GDP佔比在40%左右,三年之後外需佔比(也就是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或進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這時中國需要加入全球化,因為經濟增長已經是外需為主了。

為什麼內需上不去?農民負擔加重,城市國企下崗,沒有可能擴大內需,龐大生產能力就一下轉向外需,這就是中國後來積極納入全球化的內部因素。據此可知,90年代中期的外匯、財稅和國企的三大改革,導致90年代後期中國加快納入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紀:解決生產過剩危機需要復興鄉土社會

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早期是勞動力過剩,到90年代後期出現了生產過剩。我們從1999年認識到中國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就是生產過剩。西方生產過剩進入戰爭,中國生產過剩難道也進入戰爭嗎?不能,那怎麼辦?

我們從意識到生產過剩以後,就從一般意義的市場經濟迅即改為國債投資拉動增長,平均每兩年出台一個國家大戰略。從朱鎔基1998年就任總理開始大規模啟動國債投資:1999年開始西部大開發,總投資量36000億,其中24000億是國債;2001年,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萬億。朱鎔基時代大約5萬多億投資。到溫**政府,2003年剛就任就提出中部崛起戰略投資2萬多億,2005年新農村建設提出至今投資5萬多億,2008年抗震救災災後重建2萬億,2009年救市投資4萬億。

因為生產過剩,中國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即國債投資。經濟學家批評說,這是用遠期過剩掩蓋當期過剩,這就是現在的實際運行狀況。

它帶來的另外一個客觀後果,也是很多人批評很厲害的一件事,國債投資給了誰?大量進入國有公司,15萬到20萬億的投資,於是國企壯大了。由於這些年國企大規模搞基本建設,架電,修路,高鐵等等,客觀上使整個地產升值。比如中國原來幾十萬億的地產,現在升值到至少100萬億,實體性資產總規模估計達到200萬億以上,而金融資產2011年是128萬億;那再上面的債務就更小了。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負債總量十幾萬億,比例不算大。

那麼,200多萬億的實體資產,100多萬億的金融資產,請問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資產是大頭,下邊的身子小,實體資產少,所以一定爆發金融過剩危機。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戰爭,只要西方別拿戰爭手段對付我們,允許我們這麼玩下去,中國的實體資產肯定會繼續擴張。比如現在提出的城鎮化,全國3000個縣級單位,一個縣如果有3個左右的中心鎮,差不多就有1萬個中心鎮需要基本建設投資,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投資領域。為什麼現在中央強調城鎮化,城鎮化並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講了,中小企業與城鎮化是在縣域經濟範疇內的兩個主要內容,縣域經濟是個藍海,要學會深耕藍海。

中國的內陸空間廣大,可投資領域非常廣闊。如果再能夠同時啟動"西向戰略",走陸權競爭而不走海權競爭的方向,未來可能還有2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林毅夫回國後也說中國還有20年的高增長,因為投資空間大。其實我們對於長期發展還是有信心的。

麻煩在於我們如何看待21世紀的發展方向,主流認為是金融化、全球化。相對來講,我的戰略思路比較另類。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為什麼2009年全球危機之下我們仍然能軟著陸?因為中國2005年實行新農村建設投資戰略,使超過95%的村實現了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網絡。這個"五通",本來是辦開發區的要求。當危機爆發,沿海出口經濟數萬家企業倒閉、2500萬打工者失業,中國遭遇危機但沒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補貼出口的13%退稅,改為補貼農民消費的13%折扣,並且告訴農民政策只執行到2010年年底,於是農民短期大量購買家電汽車造成國內消費大幅度增長,補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損失。但,如果不是事先已經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農民怎麼買汽車?如果沒有通電,怎麼買彩電?但是,在農村實現通路、通電等基本建設不可能有短期經濟效益,私人資本願意幹嗎?一般發展中國家都是按照私人資本的方式運作,這些事情也就都沒可能去做。當遇到大危機,出口企業倒閉的時候,怎麼轉內銷?

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國走出V型反彈?因為我們有廣大的內陸農村,仍然是鄉土社會,這次全球大危機轉嫁到中國的巨大代價還是由鄉土社會承載著,可這是積極意義的承載,正因為國家事先在農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設投資。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啟動大規模基本建設投資時候,幾乎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反對,歷史證明他們錯了,如果他們是按教科書說話的,那教科書也錯了。

今天很多人討論城鎮化,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的戰略選擇是錯誤的,因為城鎮基本建設構不成投入產出回報率合理的人口規模。一般情況下,至少得20萬人以上才有基本建設投入產出相對合理的條件。縣以下的城鎮好一點的3-5萬人,差一點的1-2萬人,怎麼能搞基本建設投資?但是,大城市已經過度投資、人滿為患,環境壓力過大;如果不搞城鎮化,靠什麼來消化已經嚴重過剩的製造業生產能力?

中國的城鄉結構本身有多重性,並不是一個被激進者認為嚴重不合理的結構,我們動員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努力推動鄉村建設,因為鄉土社會長期以來就是城市產業資本危機軟著陸的載體,如果過快過早地把鄉土社會破壞殆盡,再發生危機的時候將無處尋找軟著陸的條件;硬著陸砸在城市裡,以往高增長掩蓋的複雜矛盾就會轉化為惡性衝突!

但願人們能夠認清形勢,改出激進幼稚病

溫鐵軍: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

這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上世紀30年代這場大危機導致貴金屬價格上漲,中國當時是以白銀作為貨幣的國家,北方有「袁大頭」,南方有「孫大頭」,海外白銀價格上升,與中國原來簽有白銀穩定協議的四個產銀國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導致中國國內白銀大量外流發生白銀危機,導致通貨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這是我們說的外生變量。

另一方面,內生變量是什麼?當年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只能內向型發生。城市化和工業化高速發展,地主進城就轉變成在外地主,經營收益較高的工商業,就把原來的秋後收實物租改變成春前收貨幣租,貨幣化在農村開始推進,於是農民就遭到高利貸金融資本和工商業資本遠高於地租的雙重剝奪,小農大量破產,鄉土社會衰敗,要麼土匪、要麼游擊隊,農民革命就起來了。內生性變量使社會不穩,極大影響著民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

民國不得不在1935年前後開始推行紙幣制;但同年就遭遇到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在日佔區大規模抬價搶購白銀,試圖摧毀民國經濟,摧毀剛剛改革的貨幣制度,於是進一步造成中國白銀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中國不得不用殘留的一點貴金屬去海外買軍火,紙幣金融大規模通脹,從1937年開始一路通脹到1950年。所以說1949年到1950年的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的危機,而是民國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兩個變量同時作用的延續。

應對危機:土改使農民回歸傳統,割斷與城市現代經濟聯繫

新中國面臨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經濟怎麼恢復?土地改革。什麼是土地改革的實質性內涵?讓中國人口88%的農民回歸傳統。歷朝歷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個字,均田免賦。新中國同樣是均田,但沒免賦,這就是土改的歷史性差異。其現實意義在於:土改使中國近90%的人口回歸了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城市經濟割斷了聯繫,用薩米爾·阿明(備註: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提出依附理論)的理論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數人口回歸了農村,自給自足,作為政府就不用再管他們到底怎麼生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這是新中國經濟得以恢復的一個重要條件。也就是說使民國時期遺留的危機在新中國得以軟著陸的重要制度基礎,恰恰是對鄉土中國的回歸,而不是我們想像的大步走向現代經濟。

眾所周知,那時城市現代經濟一片凋敝,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幾,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業,知識分子也大規模失業。現在很多意識形態化的解讀都說因為建立了新政權,全國人民意氣風發,然後就鬥志昂揚走向新勝利。其實新中國首先要解決的還是怎麼能夠應對民國延續下來的大危機。第一個因素是農民回歸傳統的鄉土中國;第二個因素,1950年6月份朝鮮戰爭爆發,戰爭需求使得原來凋敝的工業開足馬力生產,於是城市經濟火起來,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國參戰,蘇聯把中國作為戰略盟友,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境內投入軍事工業設備,導致中國工業得到發展機會。

1950年代並非「極左」體制,只要追求工業化就會親資本

我所提出的邏輯解釋之第一個經驗起點是資本原始積累。在進入工業化的目標之下,最大的挑戰不是什麼政治制度或者領導人能力,而是資本稀缺程度趨零的條件下怎樣完成工業化必須的資本原始積累。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確立的討論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可以在市場的作用下實現優化配置,最終達成最優。但它適不適用發展中國家呢?根本不適用。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挑戰是要素絕對稀缺,資本要素絕對稀缺,稀缺程度趨零。

以中國1950年要進入工業化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一般意義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而且連國庫黃金都已經被前政府帶到台灣去。所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會追求外部資本進入,每一次成規模的外部資本進入都會轉化成國家承擔的外債,每一次大規模的外資轉換的外債都會帶動發生財政赤字危機。

由於中國在90年代中期開始加快進入全球化,而那以後所發生的危機,很明顯具有全球化代價向中國轉嫁的特點,所以我們把90年代末期以後的最近兩次危機歸類為外生性變量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把此前中國自己進入產業資本的發展過程歸納為六次內生性危機。

有一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只要在資本絕對稀缺條件下追求工業化,一定是資本導向。任何體制、意識形態、領袖領導之下的政府都會親資本。今天我們意識形態化地把上世紀50年代定義為「極左」的時候是否捫心自問:世上可有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如果不親資本,就根本沒有資本積累的可能。

當人們說1950年代是「左的錯誤」的時候,恐怕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忘了。一個親資本的,追求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基礎,難道會有「左」的上層建築?千萬不要把官僚主義說成是「左」,其實官僚主義是典型的極右。教條主義也不是「左」,而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主要是私人資本原始積累,1953年後蘇聯投資形成國家資本,已經有了龐大的生產能力,變成國家工業主導,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開始討論國家資本主義如何替代原來的私人資本,意識形態稱之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到了1956年,中國實際完成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這一點在當年不是秘密,都是公開的。比如1957年國家「一五計劃」完成報告就明確指出,「一五計劃」建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真看1950年代的實際過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後六年是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經濟增長速度都很快。

受到工業化內生的「資本增密」機制的影響,正在需要更大規模追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節骨眼上,蘇聯中輟投資了!於是,這9年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在1960年爆發了!這就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陡然跌入發展陷阱……

只有當資本過剩的情況下,親資本的政策體系才會轉向為不親資本。我們現在是什麼層次上出現資本過剩?中央層次出現資本過剩,因此中央轉向「民生新政」。地方上特別是中西部仍然面臨資本短缺,政府就仍然親資本、遠民生;東南部沿海地區出現產業資本過剩,開始轉向親環境,也部分轉向親民生,一些東南部媒體就跑到中西部去「吃黑」、「扒糞」……不同地區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並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派系,一定程度上是資本稀缺或資本過剩的背景在發生影響。

讓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1949年中國建立的國家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國際社會一直有爭論。如果給全國88%農民都分了地,那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資,毛澤東早年就說過,我們只是一個小資產的汪洋大海,說的就是當農民都成為小土地所有者的時候,中國就是小資國家。從1949年土地改革以後,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社會問題都和小資的分散性,以及小資並非「自覺階級」有直接關係。因為小資高度分散,沒有集中表達意願的可能,因此政府對付小資的經驗是在農村實行「村社制」,城市實行「單位制」,這使政府過去能夠卓有成效地對付小資。

但幾十年過去,在中國小資群體中崛起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資人群,據說有五億,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兩倍半,是歐盟國家中產階級的兩倍。但政府卻沒有「對付」中資的經驗和手段,現在所遭遇到的網絡各種各樣的不滿和千差萬別的利益表達,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城市單位解體,鄉村集體也深受破壞,政府對付高度分散的小資、中資的多樣化表達,借用制度學派理論,是交易成本過高造成社會不能形成集中的表達方式。中國現代社會亂像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

中國本來是一個小資社會,根本不是西方的棗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穩態結構,龐大的底座是佔總人口60-70%有地的鄉村小資。現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剝奪,把他逼成無產階級,用激進政策斷掉他們回去的根,讓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學者們以為這是歷史進步,可有誰想過,他原來是小資,把小資變無產,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說得清楚點,這恐怕是在城裡拍腦袋拍出來的。

你們去問問進城的打工者,有幾個是願意在生產線上長期當產業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資之夢,進城是為了幹什麼?掙點錢開小店當小老闆。

印度為什麼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只不過少說了半句話,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困國家,這一國的貧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貧困人口總和還多,民主解決貧困嗎?印度鄉村有百分之三十幾的無地農民人口,因此是棗核形社會,或者是倒金字塔,底層社會是無地的農村無產者,大量流入城市變成貧民窟的弱勢群體,城市貧民窟是城市底座,農村中的無地農民是底座,這種倒金字塔社會能穩嗎?

你們也許知道,現在中國是私人住宅擁有率世界最高的國家,高達89%,接近90%,什麼人是100%地擁有私人住宅?農民。為什麼?因為仍然還是一個小資國。各地政府的政策差別僅在於是讓小資變小資,還是讓小資變中資,變中資他高興,變小資他勉強認可,變無產他就不干。我們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剝奪農民使其無產,這就是社會矛盾衝突的根源。

中國原來是一個小資社會,現在是小資、中資人群仍然佔大部分的社會;我們中資的上頭,最上邊的大資只占人口的不到10%。但是小資不是自覺階級,誰是中國現在具有自覺性的階級?假如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我得告訴大家另外一個說法,那就是大資。客觀看,大資最懂如何維護穩定並且增加集團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體系以保證自己的集團利益。對國內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大資本自覺性的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體系,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當人們都在高唱改革的時候,請問改革對象是什麼?改革的動力是誰?誰來改誰的革?在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不搞清楚,很難讓大家跟著一塊喊口號。

另外,我11月底在海南講課,他們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觀形勢,我說你們得先搞懂中國經濟體制的ABC是什麼?有誰想過中國的真實經濟體制是什麼?是「中央政府承擔最終風險責任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惡性競爭」。地方政府早就公司化了,它在參與市場競爭,可承擔最終風險責任了嗎?沒有,風險層層上交,最終交到中央政府。我們在90年代後期開展的國家金融市場化改革,實質是中央政府埋單,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銀行壞賬一次性轉交到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備註: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這些不良資產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幹出來的,人都提拔了,因為他完全不承擔風險責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沒有風險責任的條件下一定是惡性競爭,誰比誰更「惡」誰就上去了。不過,最終風險責任中央能獨立承擔嗎?也不能。只能一手增發貨幣,一手增發國債,於是,客觀上只能向社會轉嫁,這就是中國今天的實際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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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南海財經智囊:6人「入海獻策」5次以上(名單)

http://www.xcf.cn/jrdd/201408/t20140829_632129.htm  
中南海財經智囊Top榜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裡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諮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諮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諮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范恆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儘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台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髮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髮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餘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採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諮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諮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儘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微博]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注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佈。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製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裡。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係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裡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症。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部分高層智囊
  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職務 研究領域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陳錫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三農」問題
  林毅夫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王一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農」問題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觀經濟
揭秘 中南海 中南 財經 智囊 入海 獻策 以上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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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中南海財經智囊Top榜:未來政策怎麽走?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7449

本文作者:王子約    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咨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咨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範恒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盡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臺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臺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發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發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余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幹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采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咨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盡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註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布。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制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里。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系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癥。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 部分高層智囊(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職務
研究領域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陳錫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三農”問題

林毅夫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王一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
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農”問題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觀經濟
盤點 中南海 中南 財經 智囊 Top 未來 政策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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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習近平智囊——劉鶴改革藍圖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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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9-10 17:41 編輯

【深度】習近平智囊——劉鶴改革藍圖全解析

作者:孫海琳 朱曉明(宏源證券)



2013年,習近平主席接見外賓時這樣介紹身邊一位助手: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劉鶴何許人也?


劉鶴,1952年出生。60年代就讀於北京101中學,期間結識習近平。1969-1970年在吉林插隊。1970-1973年參加了中國王牌38軍。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先後獲得獲學士、管理碩士學位。1978-198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任教。1987-1988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1992-1993年,在美國Seton Hall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畢業;1994-199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獲MPA學位。2001年開始先後擔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和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2003年起先後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2012年起擔任十八屆中央委員,2013年3月起,任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習主席喜歡講“創新”,這是劉鶴所推崇的熊彼特理論最重要觀點;“頂層設計”這個名詞最早來自信息產業,是時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劉鶴將其引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頂層設計”代表著改革已開始突破“摸著石頭過河”的舊模式……


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了11個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個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他參與了“八五”、“九五”和“十五”計劃,還參與“十二五”規劃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當然,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重要執筆人。


隨著“黨對經濟的領導”逐漸加強,我們更需關註黨口智囊團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為中財辦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鑒於其身份的敏感性,近年來劉鶴在各個場合很少表態發言,多是仔細傾聽不同的觀點,但一個人的理念或許不會輕易改變,我們整理了劉鶴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論文、演講和訪談,摘錄其思想要點,提醒投資者高度關註。


每個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講究中庸和辯證法的中國尤其如此,但為了讀者有個較清晰的認知,我們將劉鶴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劉鶴是一個改革派,自90年代以來一直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在經濟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強調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強調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關註新經濟、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但同時,劉鶴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近年來其思想越來越開放包容,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並不是這種機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諳中國國情,懂得改革需要內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視轉型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就業和社會問題,註重制度設計和安排,務實推動漸進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場派,重視企業家精神,註重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他也是堅定的改革者,認為中國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對於城市化,他認為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強調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選擇,強調推動信息化發展,註重人力資本積累,提倡通過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應對金融危機:應該樹立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準備,強調外部危機通過出口和資訊渠道對中國經濟兩大循環的沖擊。反對拉美式的民粹主義做法,重視財政紀律,註重將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註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後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對改革的認識:從90年代起就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但也認識到改革的客觀困難,認為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因此,對改革既認識到需要倒逼,同時又認識到只能務實的漸進式改革,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強調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


支持發展的方向?創新(熊彼特式創新),新經濟,信息產業,現代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服務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


有兩點需要提請讀者註意:其一,我們相信劉鶴會繼續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改革的推進發揮重要作用,但黨終究是走集體決策程序,不應過分誇大單個人的作用,並且,劉鶴的影響可能僅限於財經層面,一些涉及到政治、法制、國家治理等其它層面的制度改革如國企改革等可能已超出劉鶴的影響範圍;其二,盡管我們力求原汁原味的總結展示劉鶴的觀點,受時間精力和能力所限,我們對劉鶴的解讀可能會不夠深入、客觀和全面,我們在每節前面均註明了所參考的資料,方便讀者按圖索驥直接品讀原文。


正文:


一、應對金融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首先我們關註的是經濟遭遇危機時劉鶴的態度是什麽:


金融危機爆發後,劉鶴曾在多個場合就此表態,指出要重視外部經濟變化對國內的影響,但同時認為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於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劉鶴2008年在《中國金融》發文指出,當前中國需要高度關註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由於美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他的經濟體,包括亞洲的經濟體真正可以做到獨善其身嗎?第二個需要註意的問題就是我們該怎樣定義目前全球出現的通脹,如何認識中國通脹的問題,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全球性的通脹嗎?第三個問題,我們總是說結構調整,希望中國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但在結構轉換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新的失業的問題。我們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該怎樣安排?第四個問題,目前雖然全球金融市場面對暫時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但是終究我們將面臨一次全球流動性的大量過剩,各個國家究竟該怎樣應對。


在財經2008年年會上劉鶴表示,由於中國市場和國際的同步性在逐步提高,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對國際經濟的變化做出反應,但他也認為,從總的格局來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於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一)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傳導渠道


劉鶴在談及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講到,國際金融危機是通過股市的本能、中國經濟敏感部位的收縮傳導到整體經濟的。造成沿海經濟減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兩個,一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續性的長期結構性原因,特別是原油價格沖頂使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沿海經濟體的承受力到了極限。二是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勞動合同法實施,人民幣升值,貨幣政策收緊)碰頭減速了經濟增長步伐。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傳導的。一是國際貿易渠道,近20 年中國經濟的繁榮和衰退都是從海運港口開始的;第二個渠道是資訊渠道,然後是信心崩潰,國際虛擬經濟危機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很快席卷發達國家,並向全球擴散。出口和資訊兩個渠道擴散著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影響,使經濟長期賴以增長的兩個循環都受到很大阻礙。第一個循環是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順差到收益分配和國內就業及消費之間形成的循環,另一個循環是住房需求拉動的房地產開發產業鏈條和以地租分配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環。在兩個循環中,前者影響後者,因為住房終端需求受前者影響更大。兩個循環受阻,使經濟增長下滑、國內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失業率上升,這反過來又使高度依賴股市的中等收入者們的財富性收入受到影響,從而引起消費增長速度趨平。中國經濟兩個基本循環圈受阻的情況表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本質上是對中國過度外向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面沖擊,最嚴重的問題是失業,特別是近2000 萬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就業的農民工的失業。(資料:《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年)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1.中國:“三大政策思考”,長期判斷十分重要,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1)“三大政策思考”:


首先,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其次,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最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2)利用外部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開放貿易環境和穩定匯率。


對於金融危機的對策和態度,劉鶴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積累的破壞性能量很大,其發展態勢仍未見底,因此要做好最壞和延續時間較長的思想準備,力爭最好的結果。與此同時,認為短期亂局中的長期判斷十分重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變化;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沒有變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沒有變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化;全球化進程雖然曲折,但其深入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要充分利用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加快結構性調整和改革。維持開放的貿易環境和相對穩定的大國匯率,繼續擴大進出口,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著手制定和實施鋼鐵、汽車、紡織和裝備制造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既著眼於解決企業當前存在的困難,又致力於產業的長遠發展,通過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推進企業兼並重組,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力。擴大內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舉措,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結合起來,把克服當前困難和促進長遠發展結合起來,把拉動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對於應對危機將逐步起到關鍵性作用。


3)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2011)中,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資源可獲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環境下,中國要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努力走出一條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積累人力資本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


2012年《中國發展成功的原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中提到,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市場化進程將繼續加快。未來的改革應當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的原則進行深化。所謂價值導向,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念,堅持產權保護,堅持鼓勵競爭,堅持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所謂問題導向,就是要有針對性地和有先後順序地解決一些突出的體制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財稅、價格、金融體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必須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努力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而使經濟轉型順利推進。


2.拉美教訓:克服危機應避免民粹主義;阿根廷、智利的模式可以學習


在對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劉鶴指出,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同時,劉鶴認為阿根廷和智利經濟發展出現好轉的原因主要在於:


第一,放棄貨幣局制度,建立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變化;


第二,嚴肅財政紀律,力爭使財政經常項目的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3%的水平,政府擴大財政赤字的要求將受到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制約;


第三,進一步強化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鼓勵企業家的投資和創新。


(三)需要重視的問題


在《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中,劉鶴認為,金融危機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第一,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複市場的信心尚需時間;第二,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樣調整,國家福利制度怎樣安排,城市化進程怎樣推進,中等收入者階層怎樣擴大,產權和勞動者的權益怎樣得到保護,金融制度怎樣進行創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設計。需要註意的三個同時存在的現象:一是銀行從惜貸到超量放貸現象,擴張的信貸註入大企業和政府性大項目,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局面尚未緩解;二是財政惜稅現象。由於稅收急劇減少,支出的壓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規模占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對各方面要求減稅的壓力,財政和稅務部門出現了明顯的惜稅心態。在房地產界,普遍的呼籲是售房抵扣個人所得稅將有可能挽救房地產市場。在汽車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強烈要求,對這些財稅部門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三是消費者的“惜現”現象有一定顯現,特別是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支出明顯減少。在出現這三種行為的同時,社會各界特別是投資界還出現了“持幣待政”現象。由於諸多政策快速出臺,人們都在等待下一個政策,因此推遲了投資決策的時間。


劉鶴還提示宏觀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滯脹並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現在經濟剛出現複蘇的拐點,在全球網絡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時代,從初級產品通縮到價格飛漲可能僅在瞬間。這場金融危機存在出現一波三折的潛在風險,一旦如此,金融危機經歷的時間會比想象的還要長久,對此亦高度警覺和防範。


二、市場派:重視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重視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劉鶴是個典型的市場派的學者,在其早期的觀點中,已經表露的非常明顯,例如,1998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指出,價格機制對資源配置已經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重視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


(一)推進市場經濟改革


劉鶴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應歸功於充分汲取“文革”教訓,堅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堅持推行對外開放,正確發揮政府應有作用、堅持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


在談到網絡經濟、信息產業發展時,劉鶴提到,“真正的驅動力量是私人企業家和市場機制”。“雖然我們在改革初期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但實際上改革的成功試點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推動公平競爭,實現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


(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曾在2000年的在中國資本市場發育十周年上海會議的講演中提到,風險投資家具有識別功能、融資功能,同時能夠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劉鶴在《關於改革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中指出,“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註:科研體制改革的方向)。


劉鶴在2006年時曾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擴大,人們明顯感覺到來自資源、環境、人口、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壓力,特別是土地、淡水、石油資源的緊缺越來越成為發展的制約。在這個背景下,要求全面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通過這些創新使生產活動和資源條件更好地適應。


劉鶴認為,目前中國需要完善的是鼓勵企業家進行生產型創新,而不是尋租型創新的制度環境。國家需要通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護知識產權,這樣才能使研發的活動得到激勵。在研發初期,國家公共政策要發揮應有的作用,以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風險。


(三)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劉鶴認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互補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和商業周期的不同階段,兩者的互補形勢有很大的區別。”“至於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的事情,就不應該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標。”“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不應該把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對立起來,兩者在現代經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一,識別功能。他們能夠敏感地發現新技術的潛在價值,準確嗅覺市場機會所在,把技術信號轉化為經濟信號。


第二,融資功能。對於風險投資人來說,重要性並不在於提供資金,而在於進行風險融資。


第三,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


對於風險投資,劉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首先,風險投資無風險。因為風險投資家在投資以前,已經對市場風險、技術的實現以及股東的合作進行了充分論證,在他真正進行投資時,風險已經很小,這個領域需要知曉市場;其次,具有組織能力和專業人才的人,這些人就是風險投資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第三,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機構是誰、有多大名聲,而在於誰在做。因此,在這個領域,好的名聲是永遠找不開的鈔票,壞的信用是永遠掙不脫的枷鎖。


三、改革: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


劉鶴是個堅定務實的改革者,兼具改革派的突破思維和實用主義者的務實圓融。


關於改革問題,劉鶴曾直言“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由現實發展問題提出的,歷次改革都有非常鮮明的問題導向性質。”對中國歷年改革的認知上,相比原來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劉鶴主張統籌協調多方面改革,實行“改革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進行“漸進式改革”。


劉鶴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結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又對上層建築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和政治參與方式的變革提出迫切要求。國際社會稱之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從局部到全局、從微觀到宏觀、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徑”。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劉鶴所主筆的中國“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中國改革處於攻堅階段,不加快改革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改革內容上則突出強調了兩點:第一,改革的路徑要進行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第二,要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難題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


劉鶴認為,從經濟總需求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投資效率,減少凈出口;從社會結構轉型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資本質量,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內需驅動、創新驅動軌道。《建議》從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改革壟斷行業和發展非公經濟)、轉變政府職能(特別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深化財稅改革(特別是建立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財政體制和推進資源稅、增值稅擴大範圍,所得稅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別是發展中小金融、資本市場深化、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匯率改革)、健全市場體系、加快要素價格改革(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建立信用體制和煤、電、油、氣、水等價格改革)以及加快社會領域改革(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等)等幾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改革任務,同時提出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增加透明度、擴大公共參與和維護法治權威等)的要求。


對於中國“十二五”《建議》中提出的頂層設計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他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的幾個重點任務:


(1)圍繞擴大就業和完善創業環境所要推動的改革(民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相關)。以立法形式放寬市場準入,完善發展環境,使其與國有經濟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資渠道,加快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特別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全面改造,使之成為縣域商業貸款的主體,發揮其配置儲蓄資源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深化資本市場特別是創業板風險投資市場的改革,使小型企業的創新行為獲得金融資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場競爭環境,加強權益保護,加快信用評價機構的發展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創造有利於小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與此相對應,要清醒認識到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性,準確界定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當發揮的作用,進一步鼓勵競爭,反對壟斷,使不同規模企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獲得發展機會。


(2)圍繞城市化和人口轉移所推進的改革(基建、保障房、社會保障體系)。明確政府與市場及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分工。中央政府將更註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設,地方政府更多承擔廉租房建設和公租房建設的責任。要努力滿足轉移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產權房比重。第二,規範土地使用、住房消費信貸條件,引導形成滿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給體系。第三,開展試點,在建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征收對象和標準、稅收歸屬和使用等方面積累經驗,研究開征房地產稅,以此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並獲得擴大公共服務的稅源。第四,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引導社會預期,嚴格管理投機需求,避免資產價格大幅波動。


(3)圍繞加快服務業發展、提升制造業水平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推進的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強調了兩點:第一,堅持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第二,保護知識產權。(附錄二:《關於改革的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重點內容》,2011年)


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上,1998年其提出“三個趨勢即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客觀需求和供給潛力,無疑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源。”劉鶴認為,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三大趨勢,為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提供機會,積聚著潛能。城市化提供著高速增長的空間,市場化使填補這一空間的效率更高,而國際化則使上述兩個過程按現代標準運作。機會和潛能主要在於:第一,需求體系的結構性變動,包括基礎結構充實的巨大需求,新支柱產業特別是住宅業發展帶動的需求;專業化操作和國際化分工而引起的結構調整需求;新興產業崛起特別是金融、保險及其它市場服務業發展引起的需求及隨人均收入正常提高而產生的其它結構性需求變化;第二,供給體系的新組合,由於產權受到保護,個人財產要保值增值,億萬人將成為直接投資者。市場取向的改革,則使居民進一步提高儲蓄傾向,使投資獲得充實的供給來源;第三,新的激勵機制的形成,促成了資源要素的更有效率的配置,從而為經濟增長註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1998年)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巨大變化。2010年劉鶴在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長期的支點,應穩步推進城市化。


四、城市化: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


在關於城市化問題上,劉鶴在早期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就提及了城市化: 1993年,在《城市化、國際化與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基調的判斷》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演變將沿著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三個主流趨勢前進。”中國經濟當時要求的城市化是,從成本費用及其社會兩個分析角度出發,有計劃地塑造大中小並舉,以中小為主的城市群體網絡,引導形成專業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統,使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派生的非農業產業群,由農村逐步轉移到城市。


在後來的公開言論中也不斷提及城市化的重要性:1998年他在關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源中指出,城市化趨勢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最主要的物理特征,是解決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這是由比較利益驅動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同時他也認為,今後20年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很可能是小城市為吸納更多的人口進城而實現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整和競爭過程,10萬-20萬人口的上千個小城市會逐步形成氣候,與大中城市形成互補的城市網絡,這必然將派生出來巨額的投資需求並相應對三次產業構成發生影響。關於城市化發展出路這一觀點,今天仍然是這樣的思路。


2000年在《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中曾指出,經濟結構的第二個明顯的矛盾,是城鄉人口的比例失調和極低的城市化率。今後世界經濟的希望在於美國的高技術和中國的城市化。


一直到現在,劉鶴仍在強調城市化的重要性。“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面臨的現實課題,是穩定擴大內需、防止資產泡沫和抑制產能過剩。穩步推進城市化則可能獲得解決這三個難題的更大回旋余地。”


“(1)從需求角度,城市化的推進將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住房、基建投資;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和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需求)

(2)從供給角度看,城市化所帶來的投資需求將有利於消化過剩的產能(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到重要導向作用,基礎設施、制造業、營銷網及其他服務業的發展將獲得更加明確的生產方向。)

(3)從金融體系的資金狀況來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2009年投放的大量流動性需要有效消化。”(附錄一:《增長點與關註點》,2010年)


在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城市化趨勢仍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


而城市化應該選擇什麽樣的模式呢?劉鶴認為,從最宏觀的意義上說,中國只有兩類城市。一類是有能力創造凈需求的城市,一類是增加凈供給的城市。“十二五”時期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政策導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創造最終凈需求從而接納農業轉移勞動人口的城市。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為主和小城鎮為主的兩派之爭,雙方理由都很充分,爭執不下,在實際政策執行中導致不少困惑,後來幹脆出現了“宜大則大、宜小則小”的折中說法。劉鶴則主張綜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兩者的長處,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過大或過小的弊端。


發展城市群的政策導向和建設網絡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發展模式可能最適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網絡城市”是通過輕軌、地鐵、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訊系統,把不同區域內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鎮整合起來,在合理的運輸半徑內(如中西部地區在“十一五”規劃期間所創造的“一小時經濟圈”和OECD國家提出的網絡城市構想)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實現特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在這個模式下,大城市將更多提供市場和就業機會,而周邊處於合理運輸半徑並被納入城市網絡的中小城鎮側重提高產業專業化分工職能,並為農村轉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殺富濟貧再分配》,2012年)


五、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劉鶴認為,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我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實現小康水平並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內生性需要,也是國家產業政策和長期規劃的聚合點。劉鶴思想中關於產業結構調整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


早期研究方向為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的調整,主要集中在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這一觀點主要是其擔任國家計委領導期間形成的。


新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信息產業、知識經濟的興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重大。這一觀點主要是其工作於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期間形成的。


借鑒國際經驗調整產業結構,這一觀點主要是其工作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期間形成。


(一)國家計委期間: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


劉鶴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機構產業政策的制定中。在產業結構調整方式方面其認為“總的方向上,市場機制應在結構調整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時,要加強產業政策及其配套的投融資機制建設”。對於90年代產業機構應該調整的領域,他提到應該擴大出口,逐步放開進口,抑制投機性產業的盲目擴張,對資本密集的幾個支柱產業實行鼓勵發展的政策,繼續充實社會資本,加快基礎產業的發展。


對於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方向,其在《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一文中指出應該發展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指,利用開放貿易和投資帶來的新技術,盡可能利用國際合作的形式在關鍵幾個產業特別是設備制造業加以吸納轉換,盡早形成開發和生產實力,全面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素質。


與上述含義相呼應,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還包括這樣一些宏觀側面:初級產業占國民經濟總份額的進一步下降,制造業中支柱產業的擴張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同時應該看到,高度化現象與城市化現象存有沖突。在我國, 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被推入同一日程之內。在較高收入和成本水平上推進城市化(特別是土地成本和基礎設施費用) 需要巨額投入, 而支柱產業高度化的,初期同樣投資巨大。兩者相互競爭資源現象必將加重, 這最終會反映在國際收支的壓力和我國經濟國際化的要求上。以城市化為主要線索和依據, 在逐步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 引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國際化, 是比較正確的選擇。(《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


對於新趨勢下未來二十年產業政策的主要類型和形式應有如下幾個方面:


(1)指導性的產業政策綱領。主要內容是在準確分析和把握經濟發展、體制等環境、背景的基礎上, 勾畫需求結構、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技術、產業布局變動的長期性大趨勢: 展示主要產業的市場、技術、產業規模的發展前景; 政府對各個產業發展規模、速度的基本態度; 產業政策的基礎框架和政策方向。


(2)特定產業和領域的基本法,而產業基本法主要適用於具有這樣幾個特點的產業: 公共性較強、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屬於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以及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


(3)特定產業振興條例。主要是針對在一定時期, 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需要, 或從對外貿易以及從社會目標考慮需要對特定產業進行幹預和扶植的產業。此類產業政策的表現形式似應以國務院法規的形式公布, 其範圍要盡可能縮小, 期限也要明確。


(4)產業優先序列。這是指在一定期限內, 政府對各個產業、產品發展優先順序的一種意圖。


(5)規模經濟和技術標準。這是指政府按照各個產業的經濟技術規律, 在規模經濟顯著的產業和產品領域, 制定最低規模經濟標準, 規定企業進入的起點規模, 從而跨過小規模—競爭—兼並和合並——大規模的漫長過程, 促進規模經濟的實現, 降低成本。


(6)特定地域的產業政策。這是對特定地域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進行統籌考慮, 並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進行扶植、鼓勵以及限制的產業布局政策, 是根據綱領性產業政策中產業布局政策的原則, 把產業發展和地域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的具體政策。(《體制轉變中的中國經濟發展及其政策變化走向》、《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


這一時期主要觀點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趨勢必然是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第一、二產業比重下降,產業結構的調整應發揮市場機制。


(二)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期間:關註新產業發展


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是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步降低一、二產業的比重,而在新經濟時代,信息產業歸屬於第三產業,是知識經濟的主體,其發展將直接驅動經濟增長,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


劉鶴曾指出,“中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條道路來,即通過啟動信息服務業來拉動國內的信息產業結構調整,並不斷提高供給體系的技術水平。”


如何實現這一點?


(1)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網絡平臺上,加強信息資源的開展和公開化,使其滿足信息社會需求;

(2)擴大的信息用戶與網絡範圍相結合,推進電子商務,從而建立信息資源開發走上良性循環的商業模式;

(3)拉動國內以漢化為基礎的軟件業的發展,達到規模後形成自主的標準;

(4)以標準為啟動器,重組國內硬件產業。(《正面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2000年)


這個時期的關註點主要在信息產業上,認為信息產業是經濟增長的新出路。並且,信息產業的發展能夠繼續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也能夠為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期間:國際視野


這個時期的觀點更多的受到了西方國家的經驗影響,在2006年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其指出,拉美經濟發展的經驗之一是努力改善產業結構,克服“荷蘭病”。由於拉美國家產業構成比較單一,初級產品出口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初級產品出口的盈利取決於國際貿易條件,一旦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國內經濟會出現短暫繁榮,而貿易條件一旦惡化,經濟立即進入衰退。無論是經濟的繁榮與衰退,所能吸納和排斥的都是一部分勞動力,而大量勞動力被排斥在產業結構之外。為了克服這種產業結構單一的“荷蘭病”現象,這些國家開始重視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促進技術含量高、又具有勞動密集型性質的中小企業發展,這項政策成為拉美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另一個關鍵。


拉美國家這種經驗實際上是其早期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主張,再加之全球視野,將國際貿易也容納到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的產業調整不僅僅要關註國內三大產業的結構調整,而且要從全球市場、國際貿易的角度看待產業結構調整。


六、信息產業:經濟增長點所在


關於信息產業發展方面,其主要觀點集中在擔任國家信息工作辦公室主任期間,多次強調信息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服務業重點發展的是新經濟(信息產業)。


劉鶴認為信息產業可能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點所在,針對新經濟的環境特征,劉鶴對比美國發現,中國的情況與美國不同,在市場制度、風險投資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創新體制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差距,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和角色上與美國相比也有較大的落差。因此,這些條件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國的道路發展新經濟。


中國發展新經濟時,要註意關註幾個點:

(1)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人口規模將近達到兩億的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者。

(2)龐大的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和地理優勢正逐步地與新技術相結合,外國投資者也向這個領域不斷的流動,這使中國有可能成為亞太地區或者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制造業生產基地。

(3)人才資本技術儲備相對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雄厚,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儲備正在與國際化的慣例對接,同時,海外的留學人員也開始回流。

(4)經濟體制轉制的速度開始加快,有利於新經濟發展的體制正逐步形成。


初始條件決定著不同國家的路徑選擇,或者說路徑依賴,中國在接受和發展新經濟的過程中(此處特指互聯網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存在極不相同的初始條件,決定中國的中國發展新經濟的主要路徑或者特征:一是建立標準方面中國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二是在面向市場方面,中國新經濟發展將不再主要是出口導向,而是與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高度對接,在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調是結構調整;三是在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相結合、相互滲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間將有廣泛的合作與互動,政府的作用並不僅是計劃經濟的影響,而是長期的文化。(附錄三:《把發展新經濟與改革的目標統一起來----中國發展新經濟的路徑依賴和現實挑戰》,2001年)


實際上將其總結發現其認為推動信息化發展的動力在於:城市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國際化、產業結構加快調整。


在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提到,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將繼續,未來的改革也將加快,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過程當中,我們認為信息滲透、擴散和應用將對中國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動中國加快轉型。劉鶴表示,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技術的發展,海量數據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傳統手段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有可能通過技術壟斷尋找到新的解決方案,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信息化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認真研究的新課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講話)


七、現代服務業:分清政府和市場關系


確實需要真正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努力開拓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局面。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創新模式引領發展,激勵人才優質發展。


劉鶴在2012年3月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認為“要深刻認識加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首先,現代服務業是指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第二,社會結構,特別是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深刻的變化引起的需要。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提高,是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最主要的動力。第三是我們制造業分工深化所創造的巨大的需求。目前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已經很大,大而全的現象比較嚴重,產業集中度低,專業化分工水平沒有到位。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制造業的集中分工深化成為不可避免的一個大趨勢。


劉鶴指出,在服務業當中又提出傳統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區別。究竟怎麽認識呢?我個人的理解是,服務業如果和現代技術相結合都可以稱之為現代服務業。在現代服務業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總的來看,我們也認為服務業它的範疇屬於實體經濟的範疇。


劉鶴也指出了當前要把握的現代服務業的關鍵問題:


第一,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應該創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健全服務業發展要素保障條件,探索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金融、稅收、價格制度和統計體系;與此同時,市場應根據需求變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場規律,積極理性的參與競爭。


第二,創新模式引領發展。註重創造性的行為和盈利模式,理解和發展企業和群眾的需要,有針對性的負責任的做好群體化、個性化、階層化的服務,使得滿足需求、提供服務和創造利潤統一起來。


第三,激勵人才優質發展。劉鶴指出,要註重創造一種利益兼容的新機制,激發認得創造力,吸引優秀企業家;同時也要註重提高服務質量,增強誠信意識和精品意識,切實滿足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八、教育與人力資本:重視人力資本積累和知識經濟


無論是推動信息化產業的發展,還是推動城市化的進程,這兩個議題都離不開同一個要素:人力資本。


劉鶴在2001年的深圳“全球腦庫新經濟研討會”上提到了我國人力資本的局限性: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通過人力資本實現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國的人力資本盡管相對豐富,有一個致命的弊端就是由於傳統的教育體制,專業分割得非常厲害。工程師的知識集中在非常狹窄的科技領域,由於這種職業的偏好,使得他們更有興趣做一些體現技術水平高的工程項目,而對主流經濟存在的特點以及對主流經濟進行體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視,也不理解,這就導致了技術與市場需要兩層皮的現象。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產生一批具有親和特征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對市場理解,對技術也理解,把兩者的行為可以對接起來,而企業家必須產生於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之上,目前我們的治理結構無論從理論、政策和實踐來說,都處於初級的發展階段。因此,人力資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是新經濟發展的另外的一個重要制約。另一方面,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


從國外的經驗看,2006年《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中,其提及:貧困人口有增無減,貧困現象被不斷再生產出來是經濟發展的挑戰之一,解決方法之一是狠抓人力資本形成,切實提高公共教育的質量。而在《對歐盟區域發展政策的幾點印象》中,看中歐盟“投資於人,認為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善起決定作用,同期有23%的資金投資於教育、培訓和發揚企業家精神”。


因此,劉鶴指出,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通過人力資本實現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城市化進程中,也要註重教育資源的平等,主意農村勞動資源的人力資本的積累。


九、收入分配:非“殺富濟貧”式


對於收入分配問題,劉鶴認為,“在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極端的再分配方式‘殺富濟貧’,是十二五規劃《建議》在分配問題上重要的政策導向。提高政府用於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支出比重,既有利於增長,也有利於公平分配。”劉鶴進一步解釋,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內涵。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就業機會,也就沒有收入分配的物質條件,因此談不上發展;反過來說,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現兩極分化加速現象,將會使經濟增長失去動力,使社會大局失去穩定,因此不可能發展。怎樣處理好這對關系,使中國避免陷入中等國家收入陷阱,是《建議》需要格外審慎處理的問題。


同時,拉美國家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經驗表明,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設計都必須有經濟可持續的增長來支撐,都不能僅為短期的選舉政治目標服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殺富濟貧再分配》)。


在這,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強調就業。特別強調發展小企業和微型企業來創造就業,創造各種制度環境改善就業條件;

第二,強調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第三,強調教育。勞動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終取決於是否具備市場適應能力。(2010,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不能走民粹主義道路,《財經》)


在收入分配改善結果上他認為,在“十二五”時期實現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是可能的,沿海和內地、城市和農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縮的客觀條件。海和內地的分配差距在於沿海地區率先納入全球經濟分工體系帶來的紅利,在全球化形勢逆轉後,生產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可能逐步縮小兩者收入差別。


十、思想理論:熊彼特、Romer


在公開的場合發表觀點時,劉鶴很少提到經濟學家,但有兩位例外,那就是熊彼特和Romer,此外,劉鶴也曾咨詢過諾貝爾獎得主斯賓塞(Spence),也提到過馬克思。在談及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時,劉鶴多次提到熊彼特;在談及經濟發展的動力時,曾經多次引用Romer的關於新經濟增長理論。


金融危機後,全球需求市場相對低迷,去杠桿化的過程還在深化,消費者的支出行為更為審慎,資源環境的約束強化,傳統的商業擴張模式已經難以具有生命力。劉鶴認為現在特別需要提倡創新商業模式,而創新商業模式的關鍵是在理解消費者潛在的需求,理解生產要素和供給條件變化,理解全球經濟支撐新環境的基礎之上,通過創新新的供給方式啟動需求。劉鶴認為,從理論上來看,重視熊彼特理論和薩伊定律,對企業走出低迷的商業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目前還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巨大的國內市場潛能還沒有充分釋放,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步伐還在繼續加快,因此,只要真正重視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新的商業模式就能獲得巨大的發展動力。另外,也要重視商業界提出的“長尾”理論。過去人們比較重視20%的人的消費,當經濟周期處於不同階段的時候,將“長尾巴”80%的人的潛在需求轉變為現實需求,對於做好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總之,要符合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薄利多銷,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在2012年中國經濟年會上,劉鶴再次強調:在這個時刻,可能我們有必要再了解和學習一下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註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後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本文來自:宏源證券)


深度 習近平 智囊 劉鶴 改革 藍圖 解析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1326

讀不懂公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層智囊版解讀”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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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1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21世紀經濟報道》援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增長階段轉換出現的正常現象,符合發展規律,而且增長質量總體穩定且有所改善,不必過分擔憂通縮風險。中高速增長的探底過程有可能在一兩年之內完成。”

劉世錦認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少作為甚至不作為,調結構、轉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氣力,有更大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適應放緩了的增長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後,最近兩三年出現了放緩勢頭,劉世錦認為這是正常現象。2010年,我們的一個研究團隊做過一項研究,註意到二戰以後幾十個發展中國家進入了工業化進程,但多數沒有成功,落入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行列。

這13個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也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時,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

於是我們對中國也做了幾種不同的測算,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在2013年-2015年將會到來。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增長階段轉換期,由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在四年前,對這一觀點,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速度怎麽可能下來呢?

從實際情況看,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步回落,事實上已經進入了增長階段轉換期。到2014年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1000國際元,而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前兩年已經達到了,所以會看到東南沿海的經濟回落率先發生。這正是現在所講的“新常態”的一個表現。

《21世紀》: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13個經濟體基本是小型經濟體,他們的發展規律會適合中國嗎?

劉世錦:高速增長後的回落,從長期歷史看,主要由人類已經發明和使用的技術及其決定的供給需求等因素決定的。這種規律在大小經濟體之間沒有顯示出引人註目的差別。實際上,這13個經濟體基本都實行開放政策和出口導向戰略,它們自身雖小,但與更大範圍的國際市場融為一體,也可以分享類似中國內部各地區同樣的優勢。從國際上看,有些小國比如瑞士、盧森堡、北歐諸國等,收入水平都不低於或高於美國等大國。

《21世紀》: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當時多大比重?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多大比重?

劉世錦: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不等。

有觀點認為,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當於當時美國的21%,此後日本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目前人均收入也與當年日本與美國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國還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

這種說法初看起來似有道理,其實混淆了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差別。舉個例子,一個人跑得最快的年齡是20-40歲,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是一個20歲出頭的小夥子,而美國已經到了100歲,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此後發生了日本高速增長20年的故事。而當下的中國,雖然人均收入也相當於美國的20%左右,但此時美國已經200歲了,中國也40歲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已經過去了。

再做個比較,中國目前進入增長階段轉換,與日本上世紀70年代初增長放緩相比,按麥迪森方法計算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元)水平大體相當,是11000國際元左右。換言之,日本也是在40歲時進入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期的。用後發經濟體與美國等先行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比重,來估計後者的追趕速度,在邏輯和現實中都是有問題的。中國在40歲以後仍會追趕,但速度和方式將與此前大不相同。
 
中國經濟結構在發生積極變化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經濟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您認為,我國的經濟結構出現哪些積極變化?

劉世錦:增速放緩僅僅是一個表象,更有意義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發生具有長遠意義的結構性變化。

過去常講的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工業為主、投資為主、更多的依靠外需等,正在發生轉折性的變化。第三產業的比重在去年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消費的比重前年已經超過投資,去年有所反複,今年又超過了投資。出口在過去經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但最近兩年增速已經在下降,我們估計以後會保持5%-10%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出口甚至是負的增長。原因主要不是國際需求的變化,主要是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匯率水平上升,導致出口競爭力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

另外,在經濟轉型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最近一兩年,我們觀察到了一些積極變化。

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在提高。雖然還存在結構性就業問題,但總體上,就業壓力和2008年相比小多了,很多地方還有“招工難”的問題。

企業盈利水平趨於穩定。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一點,因為中國經濟過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經濟,當增速下滑時,企業效益一般也下滑。但最近兩三年,大家會看到企業效益也有所回落,但近兩年已經趨於穩定。今年1-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速度達到10%左右。

財政收入雖然有所波動,有些地方出現了多種困難,但總體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今年1到8月也達到8%的增長幅度。

除此之外,隨著增速回落,金融風險有所加大,有的地方和領域問題還比較突出,但並沒有突破底線,沒有出現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總體還在可控範圍內。中國抵禦風險的實力和能力在全球範圍看還是相當高的。

最後,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在穩定增長。

從這幾方面看得出,雖然中國經濟存在很多問題,但沒有出現不可收拾的大問題,這對處在轉型期的經濟來說,確實難能可貴。特別是結構轉換加快和增長質量改進,對下一步中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21世紀》:中國經濟既有增速放緩的一面,也有增長質量改善的一面。總體上您如何看呢?

劉世錦:總體上看,第一,增速放緩是正常現象,體現了經濟增長的規律。前面已經提到,在國際上,其他成功追趕性經濟體在人均收入到11000國際元時都出現了這種情況。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還沒有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速就掉下去了。中國能夠到了11000國際元時增速才回落,表明中國比較充分地發掘了人類社會所提供的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實際上是成功的標誌。

第二,這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一些地方的增速回落了,當地領導就講是他們主動調控的,言下之意想讓它上去還能上去。能上去嗎?恐怕不行了,因為潛在增長率下來了。

第三,從國際範圍看,如果今後一些年中國能保持6%-7%的增速,還是相當高的,沒幾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從中國角度講是中等速度,國際上講仍然處於高速度,所以稱其為中高速增長。

第四,雖然增長速度放緩了,但增長基數是在持續增大的。2000年對應的新增量是1000億人民幣,2013年是5000-6000億人民幣。這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麽這兩年就業形勢還不錯:2005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是80萬人,2013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是170萬人。所以中國的新增量還是很大的,市場潛力、市場前景是廣闊的,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經濟不行了。

最後,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速有所降低,仍然可以如期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GDP總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後一兩年趕上美國,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比較低,相當於美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也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

總之,盡管中國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結構調整和總體質量還是不錯的,有些方面的進展是突破性的。我們對整個形勢應該持樂觀積極的態度。
 
經濟探底還未完成

《21世紀》:那麽, 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還會繼續下滑嗎?

劉世錦: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變是一個過程,目前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中高速增長的“底”或經濟學上說的均衡點是多少,現在還沒有探明。

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一般到年中會有反彈,這時樂觀的判斷就多了一些,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又會重回高增長軌道。我們的判斷是不會的,只是由於預期改善、存貨調整引起的短期反彈,因為探底過程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一直是持續的。

什麽時候探底才算結束?這里有一個簡化的分析邏輯。中國的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高投資主要有三項:基礎設施一般占20%-25%,房地產是25%左右,制造業是30%以上,三項合起來占投資的80%-85%。三項中間,制造業投資又依賴於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以及出口。所以,中國經濟增速要落下來,主要是投資要落下來,通俗地說,也就是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這三只靴子要相繼落地,中高速增長的底也就見到了。

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都基本觸底了。接下來就是房地產能不能觸底。房地產今年已經出現了拐點,有的說是周期性的,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根據我們的研究測算,構成中國房地產70%的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萬套,這個數字在今年已經達到了,這個點達到後,房地產增速基本是持平的,持續一段時間後還要回落。所以我們明確提出,這次的拐點不是短期的拐點。房價問題很複雜,區域性差異明顯,但總體上看中國房地產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出現了。我們希望房價能夠逐步的下來,不希望下得太快,最好是時間換空間,能夠實現軟著陸。

總之,當房地產這只靴子落地後,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底”就基本探著了。所以十三五期間將是新常態形成並得以鞏固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爭取平穩較快地轉入新常態。
《21世紀》:市場上也有觀點擔心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已經低於潛在增速,有類似1998-2001年通縮的危險。您怎麽看?

劉世錦:中國近幾年增速放緩,是由潛在增長率下降引起的,屬於正常的增長階段轉換。這個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實際增長率高於或低於潛在增長率的情況,這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所要關註和應對的。

至於目前是否已經出現通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近期就業尚好,企業盈利、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等還未出大的問題,還不能得出已發生通縮的結論。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屬於結構性的中長期問題,不是簡單放松宏觀政策就能解決的。相反,如果刺激不當,還可能加劇產能過剩。

當然,近一兩個月份企業盈利降幅較大,需要引起關註。宏觀調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不能將其負面化。當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苗頭時,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確,刺激政策只是有助於恢複短期平衡,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的結構問題。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損害增長質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長軌道。
 
《21世紀》:成功跨入高收入的13個經濟體在增速回落時,回落幅度是一半左右或者更大。那麽中國未來的中高速會是多少?

劉世錦:中國由高速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後的均衡點是多少,還需要觀察。從目前看,7%-8%的增長率大概是穩不住的,還會有一個探底過程

需要強調的是,在經濟規模持續增大的背景下,增速下降會產生“數字幻覺”。現在增長一個百分點的增量,相當於本世紀初的五六倍,也就是相當於那時的好幾個百分點。即使增速降到7%或以下,每年新增量依然十分可觀,而且是持續增長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後勁依然不容低估。
 
新常態下要確立發展質量導向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為什麽現在要強調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劉世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已經講了多年,之所以落實不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當增長速度放緩後,再不重視增長質量,即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為繼。因此,新常態下必須旗幟鮮明地確立增長質量導向。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新形勢下的發展觀問題。我們講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順應發展規律,在轉入中高增長期後,切實以提高增長質量為中心,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

《21世紀》:具體而言,我們應當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劉世錦:以增長質量指標倒推速度指標。新常態下我們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解的。以往存在著“以速度論英雄”的傾向,先定速度指標,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標,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重視並切實抓好增長質量,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打不好增長質量的底子,要麽速度上不去,要麽上去了也難以維持。質量指標優先,以增長質量倒推速度,才能擺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關系,實現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性的增長。

為此,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增長質量的指標,例如,按照“就業可充分、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要求,形成若幹有利於提高增長質量、切實可行的指標。然後,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也就是說,適應提高增長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個合適的、好的速度。

適應增長質量的要求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增長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增長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在目前情況下,速度過高將會加長杠桿,增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就業增長。保持與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

《21世紀》:以增長質量為導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著力點是什麽?

劉世錦:堅持增長質量導向,今後一個時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一定程度掩蓋或推後了金融財政風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隨著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

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增長質量相適應,很大程度上是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從國際經驗看,不論是老牌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大都曾出現了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有的很多年難以恢複。

因此,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比其它時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們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平穩轉入中高增長期,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從國際上說,我們也將創造出現代經濟發展歷程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

提高增長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開放。有種觀點認為,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這種潛力的發揮。換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種觀點對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的理解並不準確。

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相當複雜,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準入,確實能夠釋放增長潛能;有些改革如反腐敗,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放寬準入“放”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固然可以帶來投資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資效率。減少浪費性消費後,把資金用於扶貧、改善民生等領域,將會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由此說來,增長質量狀況,應當成為改革開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進而打牢提高增長質量的基礎,我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爭取到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同時也是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開拓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新局面。

文章原標題: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新常態下提高增長質量需要更大作為”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王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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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羅佐給高盛當智囊 歐盟還會不會發他退休金

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巴羅佐加入美國投行高盛後,來自歐盟各方的憤怒升級:歐盟監察專員辦公室(European Ombudsman's Office)日前致信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質問其當下對於前任歐盟官員的規章制度是否還符合時宜,怒指巴羅佐所作所為,在目前歐盟的困難時期,更加動搖了歐洲公眾對歐盟的信任。

此前,一群歐盟公務員在網上發起了“停發巴羅佐歐盟退休金”的請願活動,目前有超過12萬人簽名,請願書將在9月末交給歐盟領導人,而歐委會現任主席容克此前的評價是:“巴羅佐沒有錯,但是他應謹慎選擇雇主”。

“道德上”難以接受

與容克不同,巴羅佐在2004-2010年在任期間被認為是一位“實權”主席,強勢的作風對歐盟機構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今年7月,高盛宣布聘用巴羅佐為顧問兼國際部門非執行主席。巴羅佐給的解釋是,他希望出任此職位來幫助高盛應對英國脫歐之後的後續事宜。

由於英國脫歐,英國倫敦金融城的許多歐盟業務如何展開目前仍是未知數,對於高盛而言,雇傭巴羅佐在人脈和政策解析方面能帶來明顯好處。

根據歐盟相關規定,歐盟官員在離任後有18個月的就業限制期,然而巴羅佐受雇高盛之時,他僅僅從歐委會主席上卸任20個月,頗有些迫不及待的意味。

法國總統奧朗德對此稱之為“法律上有可能正當,但道德上無法接受。”其中部分原因在於高盛在金融危機期間,在歐洲所扮演的令人尷尬的角色:高盛是參與拋售次貸債務的主要機構之一。

此外,由於此前希臘加入歐盟的時候,高盛曾幫助希臘政府隱瞞真實負債水平,這令高盛在歐洲公眾眼中聲名不佳。

“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居然跟高盛所代表的價值觀扯上了關系。”上述請願活動的請願書中寫道,“這份任命,選擇在一個糟糕時刻,發出了一個關於歐盟的災難性信號,還為恐歐者送上了一份大禮。”

每年10萬歐元養老金還發麽

歐委會日前表示,從法律上來看,巴羅佐嚴格遵守了“18個月限制期”的規定,無可指摘。

然而歐盟監察專員奧萊利在發給歐委會的公開信中則指出,目前這些規定已經變得不夠充分,考慮到巴羅佐將告訴其他高盛雇員如何在英國脫歐進程中對付歐盟,這種行為還將加劇歐盟公眾的緊張情緒,且有可能出現公眾對歐盟失去信任的風險。

奧萊利指出,在此期間要註意到的是巴羅佐對歐委會充分的了解程度以及對英國脫歐事宜的敏感度。

“這是一件公眾高度關註的議題,必須由歐委會公開並全面地處理。”奧萊利寫道,“我認為歐盟公務員開展自己的請願活動非常有意義。”

奧萊利在信中提出:“歐委會是否會給目前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爾尼(Michel Barnier)發出如何應對巴羅佐的指導意見呢?”

奧萊利所提到的,就是上文所述“停發巴羅佐歐盟退休金”請願活動。這份請願書目標是征集15萬人簽名,並將結果分別交給席容克、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以及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

目前巴羅佐的退休金每年在10萬歐元左右,而歐委會從法律層面曾解釋,找不到停發巴羅佐退休金的法律依據。請願簽名活動和來自於歐盟監察專員則有可能令歐委會考慮在未來制定更為嚴格的針對“旋轉門”的制度。

高盛則在聲明中表示,並不是由於英國脫歐的結果而雇傭了巴羅佐,而恰恰是在“當人們普遍認為留歐派會勝利的情況下開始同巴羅佐接洽的”。

巴羅佐 巴羅 高盛 智囊 歐盟 還會 不會 發他 他退 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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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眼皮底下,幕僚長和首席智囊暗爭白宮老大

位於白宮西側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是多數白宮官員和工作人員的辦公地點。過去的周末,在特朗普飛去佛羅里達私宅休息的時候,特朗普政府的成員們被召集在此舉行了一次聯誼,目的很簡單——彼此混個臉熟。

幕僚長的棘手工作

奧巴馬時代,白宮的總統行政辦公室有超過1800名雇員,特朗普最終的白宮團隊人數也將不會少於這個數字。但由於新政府組建不久,只有那數十個緊密圍繞在總統周圍的核心成員之間才有機會通過更多互動而勉強算得上認得彼此,對於其他分散在白宮各部門的1000多號人來說,更多的情況下他們根本互相不認識。

對於白宮新班子的內部溝通和協調機制來說是一個實際問題,關乎總統命令能否有效落實。而解決這個問題,是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的第一要務。

《華盛頓郵報》援引一名上周參加過特朗普白宮高層會議的政府顧問稱,總統特朗普下了一道命令:普利巴斯負責打理白宮,所有事情都要經幕僚長之手。

特朗普的命令可以理解為再次確認了普利巴斯在白宮內的行政管理權力,但也可以理解為要他完成更艱巨的任務,包括為各職能部門間劃定更清晰的界限,以及處理一些官員的明爭暗鬥,後者據說也是特朗普最煩的地方。

不過,擁有了總統賦予的權力並不意味著普利巴斯就是白宮內除了總統外真正的“老大”。

每張總統行政令的背後都有若幹白宮顧問作為核心決策者和起草者

面對特朗普在過去兩周頻發的十幾道行政令,普利巴斯明白自己需要在最短時間內打通白宮內部的溝通機制,確保命令上傳下達的過程中避免失誤。

特朗普在1月27日發布了“移民行政令”,限制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這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要求來自該多個家的難民在12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該多個國家的普通公民在9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

這是近期所有行政令中遭到最多爭議的一個,除了民間,政府內部也有大量反對聲音。900名國務院官員聯名反對該行政令,但異見卻遭到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警告“要麽走人,要麽執行”。

但是,這份限制移民的行政令除了造成一系列混亂之外,還面臨強大的司法阻力。美國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羅巴特(James Robart)3日作出裁決,在全美範圍內暫停實施特朗普頒布的限制難民等群體入境的行政令。美國司法部律師米歇爾·本內特將就此向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也發布聲明,全面暫停實施特朗普的行政令。

普利巴斯原則上並不反對白宮官員對政策持異議。副幕僚長沃爾什(Katie Walsh)透露,普利巴斯稱“要確保每個人都有時間和機會對這些政策做出評論”。

白宮內派系隱現

白宮內的聲音並不一致。

一方面,負責白宮行政架構的普利巴斯正在想方設法把新政府的日常工作送上軌道;另一方面,白宮的“實際大腦”、白宮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則正在利用目前白宮的混亂無序實施自己的變革政策。

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見班農和安全顧問弗林

“我們之中有些人比較激進,有些人則更沈著,這是構成完美合作關系的要素。我們之間沒有隔閡,和總統之間也合作無間。”班農的表態印證了其副手的話,其副手曾表示,班農正試圖主動適應普利巴斯所主持的白宮架構。

美國媒體曾報道,白宮西翼正在發生內訌,班農和另一名政策顧問米勒(Stephen Miller)站在了普利巴斯的對立面。但是這種不利於內部團結的說法不出意料地遭到白宮高層的否認:普利巴斯稱,班農、米勒、沃爾什和自己合作無間,都找出了彼此的強項所在;米勒也稱自己和普利巴斯的關系是政府里最密切的。

當然,年僅31歲的米勒實際上最密切的合作夥伴還是班農。在成為白宮顧問之前,米勒是前參議員、司法部長提名人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左膀右臂,班農在掌舵右翼媒體Breitbart News之時也曾多年力挺塞申斯。而正是班農和米勒秘密起草了上文提到的限制移民行政令,相信不久,塞申斯也將從司法陣線對移民政策加以支持。

2016年2月,剛過而立之年的米勒參加班農的訪談節目

相比班農和米勒身上在移民政策等方面顯示出的激進態度,曾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普利巴斯個性更為溫和,但實力同樣不容小覷:他和保羅·瑞恩等共和黨大佬關系密切,在和國會打交道時,普利巴斯無疑是特朗普和共和黨之間的橋梁。特朗普成功提名戈薩奇出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背後便是普利巴斯在穿針引線。

但從職能上說,班農和米勒更像是特朗普諸多政策背後的“大腦”,而普利巴斯的任務則是確保總統的命令得到實施。從流程上看,任何政策造成的後果都要由普利巴斯來收拾殘局。更重要的是,班農顯然正在白宮內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他已經召集曾經在高盛追隨過自己的副手進入白宮當他自己的幕僚。

一般來說,白宮多數情況下會出現一個強勢的幕僚長,防止其他高級顧問和總統“走太近”並通過對總統施加影響而修改政策。而從特朗普的高層智囊圈來看,無論是普利巴斯、班農、米勒,還是另外一名總統顧問康韋(Kellyanne Conway)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聲音都可以直達總統本人,尤其是在一些特朗普並不熟悉的領域。

這種情況下,白宮內已經隱約出現的派系很可能在未來更多地通過影響總統決策而爭奪白宮的實際控制權。在政策和民意的沖突之外,外界又多了一大看點。

特朗普 特朗 眼皮 底下 幕僚 長和 首席 智囊 暗爭 白宮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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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官員智囊思辨全球化:美國的調整轉型正在開始

在18日開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美雙邊貿易未來可能的摩擦升級,是最持續且廣泛討論的話題。

美國智庫彼得森的報告顯示,從1960年代至2007年,尤其是1990至2000年間,全球貿易發展增速遠高於GDP增速,表明全球化程度達到了一個高水平;然而從2007年到2009年,這一趨勢開始放緩,直到2016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的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低於GDP速度,只有1.7%。

在這個節點上,圍繞歷史上“全球化”起伏趨勢,預測未來中美這兩個最大經濟體的政策走向,全球的經濟學家、決策者和親歷者,作出了各自判斷。

面對第一財經記者的提問,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認可的觀點是,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上臺,意味著“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風潮已開始聚集,這不僅提醒我們思考此輪“全球化”的內生缺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傷害了那些“受害者”,也提出了一個疑問,關於中國是否該繼續甚至加大對外開放及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來抵禦不可避免的沖擊。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出現在了題為“拯救全球化”的分論壇。在他看來,全球化發展形勢包括兩種:一種是全球化在積極發展,另一個是全球化出現局部的放緩,甚至是逆全球化,這兩種趨勢都存在。

面向未來,他說,“不管全球化趨勢是否在逆轉,不管民粹主義、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都是敞開的,中國將堅定擴大開放,積極地參與國際經濟的合作”。

全球化遭遇“逆流”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讓整體經濟得到持續增長,但分配的不平衡也帶來了分配不公的問題,就像蝴蝶效應一般。

曾代表美方一起見證中國入世的前首席貿易代表、現為美國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高級國際合夥人查琳·巴舍夫斯基總結稱,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推動全球化和市場開放,但這個趨勢正在逆轉,因為美國深層次上還存在著對全球化的疑慮。

必和必拓的CEO麥安哲作為跨國公司的代表,則見證了全球化過程中公司的成長,也見證了中國市場的興起。從一個世紀之前必和必拓向中國出口鉛礦到現在,中國已成為其公司最大市場。他力挺全球化,認為這增進了全球經濟增長,在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同時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幫助數以億計的人們擺脫了貧困。

如何才能拯救全球化?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史蒂芬·羅奇不無擔憂地指出,面對這種快速的、新的全球化,我們並沒有去做出很大努力。因為這(全球化)非常快,而且非常寬泛,不管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等。

“即便是在美國,都依然沒有一個很好的保障網能夠很好地與貿易調整聯系起來,僅僅只能讓200萬受眾受益,而無法讓整個體系獲益。”他說。

另一個觀點是,國際貿易使得那些發達國家的低端勞動力失去了工作機會,以至於讓人忘記,其實技術的進步如自動化和機器人,也對就業造成了較大沖擊。

當然,這並不是說全球化已經失去了力量。王受文舉例說,就在上個月,WTO通過了貿易便利化的協議。而在一年半前,在內羅畢的WTO部長級會議達成一個協議,將全球的農產品出口補貼予以取消,並達成了一個信息技術的協議,即所有信息技術產品在經過7年最長的過渡期後全部取消關稅。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也觀察到一些相反的情況,比如聯合國貿發會議剛剛公布的全球2016年投資數據,雖然總量在減少,但是增長排在第一的正是號稱要搞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而增長第二的則是剛剛脫歐的英國。2016年,全球直接投資是1.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是3850億美元,英國則以1790億美元位居第二。

中國如何應對

從全球化的逆轉,具體到中美經貿這個最大的不確定議題,則包括: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甚至意欲退出WTO,並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發起懲罰性高額關稅,壓制人民幣升值,中國到底該如何應對?

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稱,雖然中美雙方有長期的關系,但在外交政策、安全方面的應對還會繼續存在矛盾。他認為,特朗普更多強調的是加大對華出口,限制一些進口。

而“重新調整”美中關系,需要包括在貿易方面跟中國進行談判,如減少監管壁壘、擴大市場準入等領域。“中國開放,需要進一步地引入競爭,來發展它的經濟,這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利、對世界有利。” 保爾森說。

與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相比,保爾森更看重投資的作用,他認為,投資的連接比貿易連接更強勁,因為投資連接是更持久的。美國需要給中資企業提供更多在美投資的機會。因為現在中國日益融入到全球供應鏈,這也給中國提供了很多對外投資的機會。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完全有機會並購美國的中小企業,從而取得市場準入。

巴舍夫斯基對美國未來政策的走向並不明確。她說特朗普最新公布的政策里要違背世貿組織協定、提升關稅、封閉邊境等,也許這些做法並不會扭轉全球貿易發展的總趨勢,但不知道這僅僅是一個小幅度的政策調整,還是預期著以後大規模的政策轉型。

她給第一財經記者開出的藥方是繼續改革開放。她在會上也做了闡述:跟入世前相比,中國的市場已經大幅度開放,也讓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從中獲益。不過現在有了新的形勢,一個問題是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對美國是否有利,86%的學者都說美國確實從中受益,但49%的公眾的答案是否定的。

王受文則稱,中國自主設立了11個自貿實驗區,對外商投資企業不再逐案審批,而是在負面清單之外的都實行備案制,這個試驗很成功,且在全國推廣了;從公平競爭環境來看,目前對於外資企業參與中國標準制定、獲得銀行貸款、資本市場上市等方面,都提供了與國內企業同等的待遇,另外還采取更大的措施來鼓勵外資企業進入中國。

中美 官員 智囊 思辨 全球化 全球 美國 調整 轉型 正在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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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首席智囊反駁:“死亡稅率”的提法並無科學依據

4月6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人民日報》發表5000字長文——《論中國特色的積極財政政策》,認為需要破除我國當前積極財政政策三個認識誤區,比如“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會導致風險失控,甚至發生財政危機”、“死亡稅率”以及“我國當前的減稅措施不是真減稅,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是隸屬於財政部的智囊機構。

“假減稅”“死亡稅率”說法片面無依據

此前有學者提出我國宏觀稅負對企業來說過高,甚至對某些企業來說意味著死亡,可以稱為“死亡稅率”。

劉尚希在上述文章中稱,最近,有學者提出“死亡稅率”,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註。與此相聯系的是,有人認為我國當前的減稅措施不是真減稅,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這種認識是片面的。

他表示,我國近年來實施了一系列減稅措施,特別是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這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的減稅。為了支持減稅降費,各級政府堅持過緊日子,逐年壓縮一般性支出。但是具體到每個企業,受投資周期、資本構成、盈利能力及其自身經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獲得感肯定有差異。

“如果我國真有所謂的‘死亡稅率’,那為何每天新增企業數達到1.5萬戶,數不勝數的企業實現了轉型升級、創新發展,我國經濟增速仍在世界名列前茅?所以,‘死亡稅率’的提法並無科學依據。”劉尚希在文中寫道。

今年我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中一大體現就是繼續實施大規模減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表示,“力爭今年減稅降費能夠達到萬億元人民幣”。

部分降費政策已經落地。比如,4月1日起,城市公用事業附加和新型墻體材料專項基金取消,41項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已取消。

劉尚希表示,給企業減稅降費,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措施。需要強調的是,減稅降費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活力,並不是為了維持“僵屍企業”。企業優勝劣汰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法則。

劉尚希

財政赤字絕非大肆擴張

我國已經連續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財政赤字逐步擴大。

2016年,我國年初預算安排全國財政赤字2.18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1.4萬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800億元。

劉尚希在文中稱,考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隱性債務等,有人認為我國目前的實際赤字率和負債率已經很高,2017年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會導致風險失控。實際上,從2017年國家預算安排來看,財政赤字率保持3%的水平不變,財政赤字規模2.38萬億元,這一規模是適度的,絕非大肆擴張。

他表示,在債務方面,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即使考慮或有負債,綜合估計我國政府負債率約為40%。這在世界上屬於較低水平,而且也在我們的承受範圍之內。

“雖然地方的債務水平較高、還債壓力不輕,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社保基金支付困難、財政壓力較大的問題,但這屬於短期和局部困難,談不上發生地方財政危機。”劉尚希稱。

另外,從資產看,地方債務形成了大量優質資產,雖然在財務上不是都能變現的資產,但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有實實在在的作用,今天的債務將換來明天的增長,加上大量可變現的國有資產資源,足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任何風險。

劉尚希表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強化風險管理。加強地方債務管理,提高債務支出績效,本來就是當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之一。

積極財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劉尚希稱,很多人談到當前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往往將其放在凱恩斯理論的分析框架下,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一個工具來看待。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

他認為,當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顯然不是凱恩斯理論分析框架中的那種政策,而是一種涉及經濟、社會乃至整個國家治理的多維度的財政政策,可稱之為“結構性的政策”。

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結構性問題。

劉尚希認為,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著力點在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調結構的功能更強大。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從關註總量性問題轉向更加關註解決結構性問題,所以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他表示,結構性問題必須用結構性辦法來解決,應通過財政收支結構的優化拓展財政政策空間。正是基於這種思路,2017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將保持3%的赤字率,在減稅降費的同時,中央和地方財政通過合理安排預算、盤活存量資金,確保重點支出強度不減。

財政部 財政 首席 智囊 反駁 死亡 稅率 提法 並無 科學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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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智囊班農涉非法收146萬

1 : GS(14)@2016-11-17 11:30:20

獲特朗普任命作首席智囊的班農(圖),本已因提倡白人至上、反猶太等立場而備受爭議,最新再被揭涉嫌非法收受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的巨額資金,為特朗普團隊騰空預算。有傳媒翻查聯邦選舉委員會資料,發現監選組織CLC上月遞交投訴,指控班農擁有的一間製片商,於選前曾收取一個支持特朗普的Super PAC的5張合共187,500美元(146萬港元)支票,相信是以曲線方式向班農非法支薪。班農當時是特朗普團隊首長,惟不獲支薪。特朗普日前委任班農出任首席智囊後,民主黨人與人權分子等紛紛批評特朗普為煽動仇恨者打開白宮大門,要求重新考慮有關任命。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表示:「班農進入白宮是一種警示,顯示特朗普一如概往延續其仇恨性與分裂性觀點。」惟共和黨人堅決拒絕批評特朗普的決定。在特朗普爆冷勝出後,共和黨上下響應呼籲開始團結,對特朗普反穆斯林等偏激言論選擇沉默,亦藉詞拒絕公開評價其內閣人選。佛州參議員魯比奧指:「總統有權選擇其施政團隊。」路透社/Daily Beast網站/英國《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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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 智囊 班農 農涉 非法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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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指司局長須招攬個人智囊倡設特別顧問代政助

1 : GS(14)@2017-03-23 06:19:10

【本報訊】曾鈺成昨以智庫香港願景召集人身份,就「檢討高官問責制及行政會議」拋出五大建議,包括取消月薪十萬元的政治助理,改設特別顧問協助司局長。曾任行會成員的他又建議日後行會非官守成員數目限制不多於五人,並取消召集人一職,所有主要官員變行會內閣成員,為政策集體負責。記者:姚國雄



香港願景昨拋出檢討高官問責制及行政會議建議書,五大建議包括將副局長聘用及培訓制度化,在聘用副局長時,藉加入入職條件、招聘考試、面試、培訓四步驟,建立有系統機制。副局長入職條件包括申請人需為首長級或以上公務員、或具有15年專業或管理經驗人士、或曾擔任取消政治助理後而推出的特別顧問一職達五年之久。


建議取消行會召集人

第二個建議是為了吸引首長級第八級的常任秘書長晉升至局長一職,讓司局長的薪酬與常任秘書長維持一定比例,令局長的薪酬對於常秘來說有吸引力,建議認為,若常秘能加入局長行列,由於他們熟悉政府運作和了解公務員的工作原則、理念,有助特首推行政策。建議又提出取消政治助理,將用於政治助理的資源,交各司局長自行調配,改以特別顧問取代政治助理,他們是特定範疇的專家,屬司局長的個人智囊。特別顧問可以由兩人分掌政策事務、媒體事務,前者負責向局長提出意見,後者則負責應對傳媒,並監察傳媒和社交媒體,向局長提供相關意見。曾鈺成又提出,主要官員須定期主持社區居民大會,親身向市民交代施政和面對公眾質詢,提高官員政治才能。最後一個建議是將行會改組為政府內閣,主要官員全是內閣成員,非官守成員則不多於五人,並取消召集人一職,主要官員以內閣成員身份提出意見,集體決策。曾鈺成指現時主要官員不需參加所有行政會議,只需出席涉事會議,不利於釐清責任,故若所有主要官員成為內閣後,均需要出席每次會議,行會上下便為政策集體負責,但若局方在政策推行、落實時出錯,局長則需負個人責任。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322/19965735
曾鈺成 司局長 司局 招攬 個人 智囊 倡設 特別 顧問 代政 政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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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改組國安會踢走首席智囊班農

1 : GS(14)@2017-04-08 19:39:38

■班農被踢出國安會,自稱是「功成身退」。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視白宮首席智囊班農(Stephen Bannon)為心腹,但他日前竟悄悄將對方踢出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外界視之為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在權鬥中一次勝利,讓商討敏感軍國大事的NSC能重回傳統格局,超然於黨派政治。



特朗普1月甫就職後就委任聲稱要「炸掉華盛頓建制」的班農進入NSC,同時免去國家情報總監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常務會議席位,引起外界譁然,批評班農「未夠班」,既沒有軍功,也沒有學術成就,明顯是政治凌駕軍事、外交和情報專業,有損美國國家利益。《紐約時報》甚至一度質疑這位極右新聞網站Breitbart的前老闆才是「總統」。


賦國安顧問「全面權力」

但班農權傾日子只維持兩個多月,特朗普周二低調改組NSC把他除名,並恢復國家情報總監、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常務會議席位,又批准中情局長、能源部長及駐聯合國大使列席與會。此舉被視為是特朗普履行委任國安顧問麥克馬斯特時的承諾,賦予他「全面權力」,麥克馬斯特反對在NSC搞政治,認為會議唯一功能是向總統提供「坦白」的意見。


傳班農恃寵與幕僚不和

有白宮官員試圖淡化事件,指特朗普當初安插班農入NSC,是監督前國安顧問弗林和肅清前朝影響力,現功成身退。班農的聲明亦指「上屆政府的(國安顧問)蘇珊賴斯操控NSC,我在NSC就是要確保去操控化完成」。近日,特朗普一再指控蘇珊賴斯任內,違法公開去年競選期間監聽外國官員時,竊聽到的特朗普團隊成員身份。白宮一直未能拿出證據,蘇珊賴斯亦否認。對於班農自稱功成身退,《紐約時報》另有說法,指班農的民粹競選策略,扶助特朗普爆冷入主白宮有功,特朗普對他好鬥的風格亦甚為賞識,遂委以重任,可是白宮消息指班農恃寵,時常跟其他幕僚發生齟齬,包括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和女婿庫什納。加上班農早前倉卒推出入境禁令遭司法挑戰「甩轆」,及後推動醫改時又堅持向共和黨黨團攤牌不妥協,釀成無可挽救敗局,就令特朗普更加不滿,對他的信任出現動搖。據悉,班農得知被踢出國安會時,曾一度威脅要辭去白宮首席智囊一職,惟他否認。美聯社/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報道》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407/19982352
特朗普 特朗 改組 國安 會踢 踢走 首席 智囊 班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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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駙馬」不和美首席智囊或調職

1 : GS(14)@2017-04-09 10:49:12

白宮再傳人事地震。上周已被擠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席智囊班農,傳因跟「駙馬」兼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極度不和,總統特朗普考慮將他調職;白宮幕僚長普里伯斯亦被指表現不濟,或被撤換。班農與庫什納不和,攻打敍利亞決定是導火線之一。英國《每日電訊報》引述消息,指班農認為攻敍不符「美國優先」主張,大力反對;而身為猶太人的庫什納,《紐約時報》指他一直傾向介入中東。《紐時》亦指班農和庫什納關係早已「瀕臨破裂」,庫什納認為班農主張的入境禁令、建圍牆和環保倒行逆施政策太分化,害岳父民望低落,班農卻堅持退讓只會自損「另類右翼」支持,據指他上周向庫什納吼叫:「沒有中間立場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是民主黨人。」班農據說還辱罵庫什納是「綠帽王」(cuck),並認為他的涉俄聯繫會拖累白宮。庫什納前天被揭申請保安查核時漏報部份與俄羅斯官員接觸,其律師稱因「行政錯誤」而起。


普里伯斯或被撤

至於被指要為撤回醫保替代法案負責的普里伯斯,特朗普據指近日頻要親信好友評價他的表現並問有甚麼替代人選,部份人提出由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取而代之。普里伯斯與班農同病相憐,近日在特朗普面前互為對方說好話,兩人與庫什納陣營據指都向傳媒放風暗戰,遭特朗普警告要收手。英國《每日電訊報》/美國《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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駙馬 和美 首席 智囊 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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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三朝智囊王滬寧獻計

1 : GS(14)@2018-02-28 07:36:57

【本報訊】中國的國家主席任期若不受「不得連任多於兩屆」的限制,勢令集權一身的習近平在下屆再掌政權。外界有傳令「習帝永續」的功臣正是習的首席智囊,有「三朝帝師」之稱的現任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一的王滬寧(圖右)。62歲的王滬寧曾經輔佐江澤民和胡錦濤,並分別為他們包裝推出「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在十九大上,將習近平地位提升到毛高度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法,據傳也來自王。王是中共政治理論家,自2002以來一直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的前學生和同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去年曾在美國之音節目中指,王不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挑的是政治之路而不是走思想之橋。王揣摩「聖意」然後尋找理論線索,或者把西方各種反動理論縫合起來加強中共的威權。王服務的是集體寡頭,試圖讓中共永遠承襲直至千秋萬代。《蘋果》記者



來源: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 ... e/20180226/20315625
傳三 三朝 智囊 王滬寧 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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