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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董事長救父 催生肝癌救命藥

2015-06-08  TCW


一個增資案,隱含一段孝子救父的故事。

五月三十日,全球規模最大的美國芝加哥癌症年會(ASCO)一場衛星研討會中,數十名醫藥界菁英聚集,正聆聽出身台灣的北極星藥廠發表最新的臨床實驗數據。

此類會議極少由台灣公司主持,而它備受全球矚目,是因為北極星的ADI-PEG 20新藥若明年獲得美國藥證,不僅是華人「國病」肝癌的救命方,就連癌細胞生成原理相似的腎臟癌等十餘種癌症都可能有解;光是肝癌的潛在商機就有三百億元。

讓北極星站上國際舞台的推手,是董事長吳伯文,然而他在二○○三年回台灣募資時,沒有創業經驗、沒當過執行長、甚至還不是藥廠高層,卻能獲得華碩董事長施崇棠、新東陽董事長麥寬成、正文電子董事長陳鴻文等人資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究竟他憑什麼打動這些人?

正文董座父親,被它治好

關鍵有二,一是人,二是產品;陳鴻文兩年多前入股北極星,就是因為產品。

兩年多前,陳鴻文的父親罹患肝癌,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開刀、化療、栓塞各種西醫療法都試過,甚至還到上海找謠傳曾治療廣達董事長林百里的名中醫,但最後癌細胞仍失控擴散,醫師告訴陳鴻文,父親頂多剩下六個月的生命,要有心理準備。

這時陳鴻文突然想起,有個朋友投資了北極星,好像是開發肝癌新藥的公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他央求北極星向當時的衛生署申請特許進口藥品(編按:指各種治療方法都已嘗試無效,特殊申請尚未取得本地許可的藥品),希望救父親一命。

判定肝癌的參考指標之一是胎兒蛋白指數,正常值在十以下,陳父施打北極星藥品前已高達一萬一千,打針之後竟然飆到二萬一千、還持續升高,陳鴻文心急如焚, 本來想停藥,沒想到第三個月急速降到八十八,之後慢慢降到五、最後降至一,連台大醫師都覺得很神奇;治療半年後再檢查,腫瘤只剩下一個小小的陰影。

今年,陳父八十一歲還很健朗,陳鴻文把這段經驗分享給正文董事會,決議集資一千多萬美元入股北極星,也成了正文唯一一宗生技投資案。

新東陽董座聽2分鐘就掏錢

北極星與新東陽麥家結緣,則是因為「人」。

麥寬成是北極星創始股東之一,也是一路相挺吳伯文的貴人。新藥開發耗時費力,從實驗室開始到吳伯文接手至今已約二十年,光是做三期臨床實驗就要數千萬美元,是小藥廠相當沉重的負擔。

十多年來,吳伯文曾十四度發不出薪水,自己與管理階層也曾長達一年半減半薪,不得已只能一回又一回向麥寬成借錢紓困。

麥寬成願意借錢給他,可是有所本的,因為他相信吳伯文是認真做事的人。吳伯文說,創業初期一次募資會,來了一群銀行董事,會開完了,就是不見原定參加的麥 寬成,「我問同事,麥董有來嗎?他說,來了,有一個人搬了椅子坐在門口,看你看了兩、三分鐘,收了椅子就走了,那個就是麥董。」

吳伯文聽完一驚,心想這麼快就走,募資案大概泡湯了。不料麥寬成不顧投資部門全體反對,執意投資一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千萬元),也帶動其他投資人紛紛 掏錢,讓北極星順利成軍。後來麥寬成告訴他,投資是看人,看你是不是做事情的人,看你是不是騙人的人。人對了,案子就成了。

「人對了」只是抽象概念,還是得從他的做事方法觀察起。

施崇棠看上它「刨根」精神

北極星的新藥並非吳伯文原創,而是從美國鳳凰公司(Phoenix)授權而來,起初他只擁有大中華區的臨床實驗與銷售權利,但他發現美國鳳凰送來實驗的藥品量少、品質不穩定,認為應該買下這家公司

麥寬成有些懷疑,問他:「真的有必要嗎?」

他告訴麥寬成,買下鳳凰的想法是「這樣才能把它的根、它的底都挖了,看看什麼地方做得不好,我們來做好。」麥寬成回問:「你有把握嗎?」吳伯文也老實說:「我不知道,可是我是做研發的人,我看到它的數據才知道怎麼回事。」

一接手,他果然把鳳凰十幾年的根都刨了,先把臨床實驗的數據全部重新對照、計算、確認,「如果不知道數據怎樣出來的,我心虛。」吳伯文說。

不僅如此,他還把原本鳳凰用來生產藥品的細胞株全更換了,要求供應商重新調製原料,從嚴制定生產管理指標,現在不僅產量倍數增加,每一批藥品品質都相同。

然而,刨根的代價是公司空轉了兩年多,還好多數股東願意相挺,才能一路走到今天,現在他說出的數據,都是經過自己確認、有所本的實驗結果,讓他在面對大藥廠授權、合作談判時更有自信。

也是這樣的做事原則,讓施崇棠聽完一場簡報,就決定投資,而他學生技的兒子施宣宇也辭去工研院的工作,到北極星美國加州辦公室,從實驗室開始一步步學習。

走過十餘年的顛簸路,北極星只剩下最重要、也是最後一哩路——取得藥證。拿到藥證,是數百億元的商機;如果失敗了,臨床實驗又得重新來過,而這就是開發新藥最迷人也最痛苦的地方。

【延伸閱讀】科技業、食品業老闆都挺他!—北極星董座吳伯文旗下公司結構

美商北極星主要業務:研發癌症新藥開發、臨床實驗與藥證申請;有非大中華區新藥銷售權主要股東:新東陽董事長麥寬成、正文電子董事長陳鴻文、溫世仁家族、北京賽富集團

台灣瑞華新藥主要業務:製造在中國成都、美國加州設製造基地;有大中華區新藥銷售權主要股東:麥寬成、陳鴻文、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足輝公司董事長連華榮

資料來源:北極星整理:王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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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醫保”公益背後的尷尬: 窮父子患重病,先救子,還是先救父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483

2013年5月10日,“大病醫保”項目工作人員走訪雲南漾濞試點項目,查看患病兒童X光片。(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供圖/圖)

上傳患病照片、就診及收費資料,到縣民政局、社保局、接診醫院及村委會等開證明材料並蓋章,前後耗時半個月,直到求助者去世,這項救助行動仍未進入審核程序。

通過民間慈善募捐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招標方式委托商業保險公司,以“民間、商業、政府”三方的合作,大病醫保探索了一種解決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

一聽到廣播里播報有多少萬大學生暑期返校的新聞,甘肅省張掖市民樂縣順化鄉村民李蔭平的心就頓時難受得喘不上氣來,這樣難熬的時刻已有兩次。2014年高考剛結束,患有紅斑狼瘡疾病的女兒李霞(化名)自第一次住院治療後,她再也沒能跟在父親身後走進家門。李蔭平說,女兒的病實在是拖得太久了,不然不會出事,早在六年前女兒(當時13歲)的病就已確診,但家里一直拿不出治病的錢。

女兒去世半個月後,李蔭平拿著她的高考錄取通知書,燒在了一抔黃土前面。盡管下了砸鍋賣鐵也要為女兒治病的決心,但李蔭平還是沒能挽留住女兒的生命。

李霞家庭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鄉村兒童患病後因多種原因造成治療不及時,往往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小病拖成大病。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於2011年2月向全國人大提交的《關於建立全國兒童醫療保險制度的議案》,據該議案中引用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貧困地區兒童的死亡率高達54%,比大城市高出約9倍,因病死亡的農村兒童中,死前有一半沒有得到過治療,或僅在醫院的門診部治療過。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12年7月18日,由多位媒體人、明星及保險精算專家等聯合發起的專為鄉村兒童定制的“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以下簡稱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在北京成立並啟動,探索和嘗試“讓少年兒童享有高質量醫療保障的可能性”。

四年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全國8個縣超過92萬人次的兒童提供了醫療保險,雖然相對中國3億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2)》)的兒童群體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但其“政府+企業+基金會”的三方合作模式,為提升我國兒童大病醫保水平提供了現實樣本。

讓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

當一個貧困農村家庭的孩子和父親同時患重病亟待治療時,通常,家庭會選擇先為父親治病,因為只有父親病情好轉才能讓孩子持續治療,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父親治病成功並能打工攢錢,而且孩子的病情不會惡化。這是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發起人鄧飛在貴州黔西縣看到的一種現象。

2011年,黔西縣正在試行“免費午餐”公益項目。從解決校園兒童營養問題行動之始,鄧飛就想把“讓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裝進“增加鄉村兒童福利”的公益“願望包”里。

當時,新醫改已啟動三年,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均對兒童大病保障進行了諸多努力,但兒童醫保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中國公益研究院在2013年發布的《中國兒童大病醫療保障與社會救助分析》指出,就整體而言,重大疾病患兒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仍未得到全面解決。該分析報告認為,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高,基本醫保對重大疾病實際報銷比例有限;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導致許多大病患兒需異地治療,而醫療保險的縣級統籌方式與這種異地治療的需求不相適應,異地就醫不僅程序複雜而且報銷比例低;政府醫療救助雖然對貧困群體進行了救助,但救助額度小,救助時間滯後。

中國公益研究院於2013年發布的另一份報告《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也從側面分析認為慈善組織進行兒童類救助項目難度之大,“大病救助專業性更強,對項目執行要求高,所需資金量大、見效慢,而其他的慈善項目投入小、見效快,因此兒童大病醫療救助項目並非慈善組織開展兒童類救助項目的首選。”

2012年7月,鄧飛、王振耀、李亞、趙普、張泉靈、李晨、馬伊琍、姜賢正、王長田、余德耀等媒體、公益人士與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共同發起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並取得合法公募資格。該基金通過社會籌集善款,引入商業保險公司或其他低成本運營機構,在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基礎上,為0-16周歲患病少年兒童提供再次補償,以減輕家庭醫療費用的負擔。此外,嘗試針對一些少年兒童發病率高、花費巨大、治療路徑清晰、自費費用占比高的比如先天性心臟病、白血病、惡性腫瘤等病種進行再次報銷。

從願望到行動,用了1年時間,這個與其他慈善項目相比有一些難度的兒童救助項目才得以啟動,並且施行全病種和異地治療無差異賠付、最高達20萬元的保險理賠報銷。鄧飛說,“一切都是源於我們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終要讓鄉村的孩子能有尊嚴、有質量地病有所醫,所以,我們連接了各方資源,也獲得後來源源不斷的支持。”

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啟動後第二個月,國家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在基本醫療保障基礎上,對大病患者的高額醫療費用給予進一步保障,地方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通過政府招標選定承辦大病保險的商業保險機構。

“國家這一政策的出臺,說明我們努力的方向沒問題,以後和地方政府合作就應該更容易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執行長劉萃說。

生病的孩子不能等

13歲的李霞患病治療期間,每天兩萬多元的治療費把父親李蔭平壓彎了腰。

無計可施的李蔭平找到侄女李琴,希望她能找政府或公益機構幫忙籌集一些救命錢。2014年7月,李霞的堂姐李琴(化名)找到了該省一家公益組織。李琴告訴南方周末,拍李霞患病證明照片,收集相關就診和收費資料,到當地縣民政局、社保局、接診醫院及村委會等開具證明材料並蓋章,前後耗時半個月,最後確定能申請的救助費還不到實際已支出醫藥費用的三分之一,差不多3萬元人民幣。直到李霞去世,這項救助行動仍未進入審核程序。

“遺憾的是孩子不能等,疾病也不會等。一個孩子生病,不僅需要醫藥費,還需要家里一到兩個勞動力陪護,照顧起居,家庭收入也會受到嚴重影響。”鄧飛發起過很多公益項目,但他關註最多的是鄉村兒童,因為“確實對鄉村兒童的困境深有感觸”。

南方周末了解到,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患兒提供了更便捷的保險賠付模式,即完成與城鎮居民社保、新農合結算系統對接的試點地區,醫療費用實時劃分,大病醫保費用實現由保險公司直接結算,家庭不用提前墊付;未完成系統對接的試點地區,公益項目協調將由患兒家庭提供的費用報銷資料改由當地社保或新農合提供,同時簡化其他身份材料的要求。此外,只要在承保年齡和條件範圍內,已患病兒童均被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內。

劉萃告訴南方周末,根據每個試點地區的特性,項目團隊會根據實際發生的精算數據,實行動態管理,彈性調整,以確保項目價值得到穩定、可持續的發揮。四年來,由於不斷研究調整細化賠付比例和模式,加設特殊病種報銷基金,各試點地區民眾的自付比例進一步降低,也就意味著鄉村家庭對抗兒童大病的風險能力開始提升。

上述《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對2012年我國74家慈善組織開展的136個兒童大病救助項目分析指出,目前我國的慈善組織開展的項目大部分是事後救助,只有非常少量(占2%)的大病救助項目是采取事前救助的方式,而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是代表項目之一,即通過兒童患病前為其提供重大疾病公益保險的方式。

截至2016年8月,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累計籌集善款5466萬余元,項目覆蓋湖北鶴峰縣、巴東縣、湖南古丈縣、雲南漾濞縣、浙江開化縣、河北懷來縣、四川漢源縣等8個縣,其中古丈縣已經完成結項工作。

四年來,該公益基金為923,038人次的0-16歲兒童免費提供醫療保障,有4865名兒童獲得賠付,其中,賠付超過1萬元的有332例。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創告訴南方周末,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的意義在於模式創新,即通過民間慈善募捐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招標方式委托商業保險公司,以“民間、商業、政府”三方的合作,探索了一種解決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

縣委書記當誌願者

2016年元旦,大病醫保公益基金項目在湖北省巴東縣試點啟動。這也是該項目運行四年來,首個由地方政府與大病醫保共同出資成立的試點項目。

“巴東縣啟動試點,說明縣政府認同大病醫保的理念、項目模型及執行能力,且願意出資與大病醫保共同運營。”劉萃說,這與同處鄂西北的湖北鶴峰試點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不無關系。

鶴峰也是“免費午餐”項目的第一個試點項目地。自“免費午餐”落地後,該縣的圖書、建築、衣物等公益方面得到各方力量支持,也形成了一定的公益項目生態圈效應。據鄧飛回憶,時任鶴峰縣縣委書記楊安文在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成立第二天申請加入公益項目團隊。面對“你能做什麽”的調侃,楊安文當時回答:“我可以帶著鶴峰縣大病醫保的資料四處演講,以身示範,還可向其他縣的縣委書記推薦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嘛。”於是,這位縣委書記就成為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第38位發起人,也是大病醫保的誌願者。

劉萃告訴南方周末,巴東縣也正是在看到隔壁的鶴峰縣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成效不錯,才主動找到了大病醫保公益團隊,要求試點落地。

四年來,大病醫保項目集合了地方政府、保險公司、保險行業專家、愛心企業、媒體、明星、誌願者等多方力量,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不同專業領域的跨界合作,並探索建立了“試點退出機制”。劉萃說,退出在當地發揮作用不大或當地政府基本醫療保險政策制度落實得力的試點縣,轉而開展更能發揮作用的試點項目,讓善款得以高效使用。

“我們很幸運,移動互聯網時代做公益,給了我們技術上的賦權和賦能。”鄧飛說,“鳳凰網、騰訊公益等幫助我們籌款;微博實現了項目信息的寬廣傳播,動員和組織起社會力量來出力出錢,迅速找到困難解決方案;微信實現異地網絡的協作,提升了我們的工作效率。我們也通過這些平臺向公眾定期反饋項目進展。”

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的挑戰

鄧飛曾在自己的《柔軟改變中國》一書中這樣寫道:“今後,我和我的夥伴將整合多個兒童公益項目——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大病醫保和暖流計劃,組建一個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並建立一個公益網絡社區,召集和組織更多兒童組織形成聯盟,更有力地引導城市良善資源回流鄉村學校……”如今,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已經組建,並致力於鄉村兒童福利的增加。

大病醫保精算報告主要擬寫人何劍鋼,也是該公益項目的一名誌願者,雖是專家,但對於這項新生的公益項目也算是摸著石頭過河。從最初的人均保費開始,他們找參考方案,反複測算,實地考察,最後給出一份商業保險公司招標評分表。這種熱情同樣延續到法務、醫療、金融、財務等有其他專業的誌願者,他們以實際行動,讓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建立起了商業保險與基本醫保的對接。

但精算師們依然面對著十分常見且並不容易解決的難題:數據質量不夠。要麽性別一欄空,要麽年齡一欄空,這些數據都只能反饋給當地經辦人員再去一一核實。何劍鋼表示,兒童大病醫保是在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醫保之上的再次報銷,其數據也都來源於前面兩者,雖然質量都在不斷提高,但是存有問題的數據依然在5%左右。問題數據最終都會交由保險公司處理,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基金對所得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的嘗試。

“如何構建醫療服務供給和支付方的合作體系,以提高效率,促進公平,已不單單是大病保險的問題,涉及醫療衛生制度的方方面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5年的《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運行經濟學分析》指出,目前,我國大病醫保讓商業保險公司來經辦,並秉承“保本微利”原則,在實踐中往往造成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經辦管理的脫節。醫保部門負責基本醫保,保險公司管理大病,前者是國有事業單位,不自負盈虧,沒有積極性主動控費,後者無法通過管控基本醫保來最大程度地優化大病保險支出,若加之無承擔超支風險,便成為了基金的過手人。

該分析建議,要讓保險方在引導醫療資源配置、控制費用、促進公平方面發揮作用,應踐行“社會醫保社會辦”的原則,或者推行基本醫保經辦機構改革,使其成為自負盈虧的民營非營利機構,或者讓商業保險機構同時經辦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

最終,讓具體經辦機構與醫療服務供給方談判來確定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引導醫療資源有效配置,才是醫保科學發展的方向。

大病 醫保 公益 背後 尷尬 父子 重病 先救 救子 還是 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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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宗同時移植姊妹雙肝合一救父

1 : GS(14)@2015-08-04 08:09:52

■鄭先生一家五口在記者會上說,希望延續每年慣例,舉家到美國探親。楊柏賢攝



【本報訊】瑪麗醫院完成全球首宗雙肝同步移植手術。一名59歲急性肝衰竭的父親急需換肝,惟兩名女兒肝臟太小不能單獨捐肝,團隊決定將二人部份肝臟同時移植,並利用創新方法預先將兩肝血管縫合,再把二合為一的新肝放入病人體內。同步雙肝移植令縫合血管時間大減八成,減低病人器官缺血時間,有助病人肝功能更快回復。一家人在手術成功後昨日見記者,父親說,體會了親情的重要。記者:嚴敏慧


接受本港首宗雙肝移植兼全球首次同步雙肝移植的男患者為59歲鄭先生,他本身是香港人,於澳門任職保安,過去健康記錄良好,但帶乙肝病毒。上月11日,他因精神不振、腹部不適及小便呈茶色,前往鏡湖醫院求診,診斷為乙肝感染及急性肝衰竭,決定轉介香港瑪麗醫院治療。




肝體積小不能獨自捐贈

鄭於上月15日轉抵瑪麗醫院,有發燒及嚴重黃疸,黃疸指數升至400以上,較正常的20超標逾19倍,即日診斷為高度危急需換肝,其肝功能持續惡化,數天內由清醒變成四級肝昏迷,需深切治療。醫院為其展開捐肝評估,惟大女詩詩因貧血不合適,23歲二女琳琳右肝體積過小,未符合病人需求,知道爸爸情況即從葡萄牙趕回港的22歲三女琪琪,同樣肝體積過小未能捐肝。瑪麗醫院肝膽胰外科及肝臟移植副顧問戴永釗解釋,供肝體積不可小於受體原肝的40%,而二女經評估後可捐的肝右葉重435克,三女肝右葉重428克,僅為鄭先生原肝體積的33%,由於「小體積供肝」可能引至小肝綜合症,甚至移植肝功能衰竭,二人都不能獨自捐肝給爸爸。結果醫生決定進行全港首次雙肝移植,兩名女兒各捐出部份肝臟。手術於上月20日進行,由三女捐出右肝,二女捐出左肝,兩肝合重720克,為病人原肝體積56%。手術同時於三間手術室同步進行,供肝手術歷時6小時,移植手術進行了12小時,動員逾40名醫護人員。肝膽胰外科及肝臟移植助理教授陳智仁表示,日本及韓國進行的分步雙肝移植,會先移植右肝之後做左肝,其間要分四次逐一將肝靜脈和門靜脈縫合。




新法縫合時間大減八成

分步雙肝移植做法累贅,手術時間長,增加器官缺血時間。瑪麗團隊利用新方法,將兩肝取出後,在手術室內進行體外組裝,將左右兩肝的肝左靜脈、肝中靜脈及肝右靜脈縫合,再縫合左門靜脈及右門靜脈,完成後才放入病人體內,然後與病人的下腔靜脈及門靜脈連接。由於在病人體內只需縫合兩組血管,需時僅55分鐘,較外國方法的縫合時間大減八成。三人術後康復情況理想,肝功能正在恢復。陳智仁指,一般右肝移植需要在體外縫合血管,現時的新方法只是將技術延伸,將左肝的血管一同縫合,但效果則較在體內進行佳,在體內縫合較大駁口,提高植移效率,「係體內每個駁口縫合要15至20分鐘」。肝臟移植外科主任陳詩正補充,雙肝靜脈縫合能互相提升血管張力,「靜脈出口大啲,血流量都會大啲」,對病人康復有好處。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803/19241646
全球 首宗 同時 移植 姊妹 雙肝 合一 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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