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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美國遊泳運動員被巴西警方帶離飛機 因懷疑其報假案

據法新社報道，美國官員於當地時間17日稱，巴西里約警方將兩名即將乘機離開里約的美國遊泳運動員帶下飛機進行詢問。這兩名運動員此前稱自己在巴西遭到搶劫。

報道稱，美國奧委會發言人帕特里證實，遊泳運動員康格(Jack Conger)和本茨(Gunnar Bentz)被巴西當局帶離飛機。

法官簽署這一命令是因為發現兩名運動員此前所錄口供與事實不符。但當警方人員當日到奧運村收取美國運動員的護照時發現，這兩名運動員已經不見了蹤影，據巴西聯邦警察方面的消息，羅切特已經回到美國。

據巴西當地媒體報道，羅切特14日報案時對警方說，他和費根以及其他幾名運動員在出租車上遭到一夥扮成警察的匪徒持槍搶劫，強迫他們交出近 400美元的現金，而費根說當時只有一名劫匪。此外在接受美國NBC電視臺采訪時，羅切特講述了被“搶劫”的經歷，他說匪徒亮出“警徽”強迫他們躺倒在 地，然後搶走他們的錢包和現金，但是留下了證件和手機。這些情況讓調查人員非常疑惑，但當調查人員問及更多細節時，費根和羅切特均表示喝了很多酒，記不清楚了。

另一個與兩人所述不符的細節是，他們報案時所說的遭到搶劫的時間存在問題。羅切特和費根說他們從聚會出來是大約淩晨4時，抵達運動員村附近時被 搶，但運動員村的監控錄像顯示他們回到住所時是早上6時56分。錄像還顯示，當時4名隊員經過了金屬檢測門，羅切特還用註冊證件敲打費根的腦袋開玩笑。法 官凱拉認為，這些錄像顯示他們抵達時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良好。也正是為此，檢察機關要求重新調查此案，並懷疑美國運動員報假案。

目前，與羅切特和費根一起的另外兩名運動員還沒有被警方要求重新錄口供，但是巴西聯邦警察已經通告美國駐里約總領館和美國奧委會，要求費根交出護照，並暗示另外兩名運動員也要接受傳訊，只是目前尚未收到回複。

美國奧委會僅在一份聲明中說，該國遊泳隊在比賽結束後已經離開奧運村，同時處出於安全原因，不能準確告知每名運動員目前所在具體地點。

羅切特是美國遊泳名將，里約奧運會中他參加兩項比賽並在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斬獲金牌。

俄軍方：對美在韓部署“薩德”的必要性表示懷疑

據中國軍網報道，10月11日下午，中俄兩軍就全球和地區反導形勢舉行聯合吹風會。

中方代表、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作戰局副局長蔡軍少將說，導彈防禦問題對大國關系、國際和平與安全、軍控與裁軍進程都有著深刻長遠的影響。美國單方面發展多層次導彈防禦計劃的非建設性行為將惡化全球安全環境，破壞全球戰略平衡與地區安全穩定，阻礙核裁軍與防擴散進程，可能引發新一輪軍備競賽。

美韓決定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與其宣稱的目的明顯不符，無助於半島核問題的解決和半島和平與穩定，將嚴重損害包括中俄在內有關國家安全利益，中方堅決反對，強烈敦促美韓改弦更張。中方始終主張，有關各方應從維護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以及增進戰略互信出發，通過政治外交手段實現普遍安全，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國際安全環境。中俄兩國元首多次就反導問題發表共同聲明，雙方在反導問題上的協調合作不斷深化。

俄方代表、俄軍總參作戰總局副總局長波茲尼希爾中將說，反導問題是推進核裁軍進程、預防太空軍備競賽、保障全球戰略安全與穩定的關鍵問題。美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並建立全球反導系統，給全球戰略穩定造成消極影響。美推進歐洲、亞太反導系統建設，目的就是遏制俄、中戰略核力量，鞏固美世界霸主地位。俄方對美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以防禦朝鮮導彈的必要性表示懷疑。

美反導系統具有強大戰略進攻性，旨在建立對全球範圍內任何潛在對手敵人的絕對優勢。俄方始終要求美作出以客觀標準為依據、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證，保證歐洲反導系統不針對俄戰略核力量，並重申此前與中方共同提出的談判締結《關於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條約》的建議。

據悉，11日下午，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屆香山論壇間隙，中俄雙方舉行反導合作聯合記者會，會上宣布：兩國將於明年舉行第二次反導聯合演習。今年5月，兩軍在俄國防部空天防禦部隊科研中心舉行“空天安全-2016”中俄首次首長司令部聯合反導計算機演習。

【人物】人工智能懷疑論者Kevin Ashton

上世紀90年代初，劍橋大學特洛伊計算機實驗室的科學家們編寫了一套程序，在咖啡壺旁邊安裝一個便攜式攝像機，鏡頭對準咖啡壺，利用計算機圖像捕捉技術，傳輸到實驗室的計算機上。這個簡單的“本地咖啡觀測”程序方便了工作人員隨時查看咖啡是否煮好，省去了上上下下的麻煩。

後來這個監測咖啡的系統又經過其他同事的更新通過實驗室網站連接到了因特網上。沒想到的是，僅僅為了窺探“咖啡煮好了沒有”，近240萬人點擊過這個名噪一時的“咖啡壺”網站。後來這個咖啡壺被命名為“特洛伊咖啡壺”，也是物聯網最早期時候的一種形態，只是當時還不存在“物聯網”的定義。

這只是故事的前序。真正的“物聯網”概念最早由英國工程師Kevin Ashton(凱文·艾什頓)於90年代中期提出，你想不到的是，啟發來源於一支唇膏。

唇膏的秘密

在提出物聯網概念之前，Ashton的成長經歷與很多人一樣，在不斷嘗試中選擇、放棄、堅持。

他出生於英國伯明翰一個單親家庭，後隨母親搬到倫敦，媽媽給他買了一個蘋果電腦二代，激起了Ashton編寫程序的欲望。但隨後他發現自己更加感興趣的是文學和寫作，在周遊北歐過程中，學習了挪威語，在易蔔生的小說里尋找快樂。

1990年， 21歲的Ashton決定要上大學了。出於對北歐文學的熱愛，且這樣冷門的學科被錄取的幾率更大，他申請了倫敦大學的斯堪的納維亞文學課程，最終被錄取了。

1995年，他和朋友一起開了一家面條快餐店（noodle bar）wagamama，並幫助它在網上建立起品牌形象。後來因為創始人Alan Yau沒有錢投入互聯網的運營， Ashton選擇了離開。現在wagamama在全球已經擁有140家門店。

受益於在大學校報當主編時結識的廣告商寶潔，Ashton最後加入了寶潔公司幫助其建立玉蘭油的產品線。好奇且不安於現狀的Ashton在那里發現了“唇膏”的秘密。

當時還是寶潔公司(P&G，Procter&Gamble)一名產品經理的Ashton觀察到貨架上的一排棕色的唇膏總是持續缺貨，又不能及時補上，沒人能告訴他為什麽。後來他發現這款型號的唇膏在倉庫有大量的存貨，但沒有一種能夠把所有的包括倉儲管理到物流再到商品上架的整個流程聯系起來的技術。

也恰恰在那個時候，英國零售商開始試驗會員卡制度，卡片里面運用了一種新的射頻技術，安裝進一片小小的射頻芯片RFID卡。一個制造商給Ashton演示了這種芯片是如何工作的，告訴他關於用戶的信息數據都存儲在這張芯片上，而且能夠無線傳輸，無需讀卡器。

在開車回去的路上，Ashton忽然受到了啟發。他想為什麽不能把這個芯片安裝到唇膏里面呢，如果無線網絡能夠獲取會員卡上的信息，那麽同樣也能獲取唇膏包裝盒上的信息，從而告訴商店貨架上還需要補上哪些商品。

Kevin Ashton(凱文·艾什頓)

經過研究Ashton發現，RFID是使電子標簽變成零售商品的絕佳信息發射器，並能夠由此變化出千百種應用與管理方式，來實現供應鏈管理的透明化和自動化。要知道，當時美國零售業者一年因為貨品管理不良遭受的損失高達700億美元，零售商們抱怨自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錢一分一秒地從貨架上流失”。

在寶潔公司和吉列公司(Gillette)的贊助下，Ashton與MIT的教授Sanjay Sarma、Sunny Siu和研究員David Brock共同創立了一個RFID研究機構——自動識別中心，他本人出任中心的執行主任。該中心成立於1999年10月1日，當天也正是條形碼問世25周年。

Ashton預測電子產品代碼(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網絡將使機器能夠感應到全球任何地方的人造物體，從而成為真正“物聯網”的開始。

如今物聯網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概念，但是和很多創新一樣，物聯網的誕生也是用來解決老問題的。重要的是，有了物聯網技術，人們可以解決原來並不相幹的一系列的問題。

Ashton對物聯網的定義很簡單：把所有物品通過射頻識別等信息傳感設備與因特網連接起來，實現智能化識別和管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ofTechnology)自動識別中心(Auto-IDCenter)提出，要在計算機因特網的基礎上，利用RFID、無線傳感器網絡(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數據通信等技術，構造一個覆蓋世界上萬事萬物的“物聯網”。

“在這個網絡中，物品或者商品能夠彼此進行‘交流’，而無需人的幹預。”Ashto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是比因特網更大，為公司創造一種使用傳感器識別世界各地商品的方法。這將徹底改變我們以往從生產廠商到顧客，甚至是通過回收產品來跟蹤產品的固有模式。事實上，我們創造了物聯網。”

中國的機會

近年來中國物聯網的飛速發展也吸引了Ashton頻繁地來到中國尋求新的機遇。不久前他在京東方全球創新夥伴大會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現在人類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利用技術讓生活變得更好，包括延長壽命、提高生活質量和治療疾病等等。城市的發展，人們的出行，交通擁堵和環境汙染等問題都應該通過技術的手段來解決。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還很新，很多人仍然很迷茫，不知道前景如何，那時候手機還沒有數據，只有通話功能，沒有無線網絡，要知道物聯網的發展是基於無線網絡的發展。”Ashton表示，“現在互聯網已經可以布局到任何地方，而且帶寬很寬，同時傳感技術和智能手機的發展也引領了物聯網技術的飛躍。”他認為，智能手機的普及和傳感器成本的下降，極大降低了物聯網技術的研發成本，並使得這些研發成果很快就可以用在其他領域。

一談到中國，Ashton就表現出非常親切的感覺，他曾在複旦大學的自動識別中心和中國教授一起研究物聯網的相關技術。Ashton還相信中國將引領本世紀物聯網技術的發展。“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們在美國談論谷歌、Facebook，但是你看一看，這些都是上個世紀的公司，未來物聯網的機會將在中國誕生。”Ashton說，“中國在五年前就提出了物聯網的概念，目前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技術相關產品出口最多的國家。比如騰訊就引領中國的社交媒體走向了世界，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本世紀內，中國的技術一定能夠主導全球。”

以中國的公交卡為例，Ashton認為中國的物聯網技術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比如上海的公交系統早在2000年時已經采用RFID接觸式公交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在智慧城市、物流、個人可穿戴設備等多個領域未來也將迎來爆發。”他說。

質疑人工智能

今年9月底在波士頓哈佛大學的一場關於物聯網的論壇上，Ashto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無人駕駛技術是物聯網實現飛躍的重要因素。無人駕駛技術的實現將最早發生在中國，中國將會引領本世紀無人駕駛技術的普及。”他預測，“中國在硬件制造等領域已經走在全球前列，無人駕駛技術也已經處於領先水平，中國已經有了自主研發的無人駕駛公交車。在汽車制造等方面都具有優勢。”

Ashton認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催生了巨大的需求。消費級的無人駕駛汽車可能在10年後能夠上路，但仍然需要取決於政策和監管何時成熟。

事實上，目前上路使用的一些汽車已經具備無人駕駛功能。無人駕駛汽車技術被定義為：具備在無人為參與的情況下，能有限度地允許加速、制動和控制其方向功能的任何車輛，都可被稱作無人駕駛汽車。而全自動無人駕駛汽車可以進一步區分為用戶操控的無人駕駛汽車和完全的無人駕駛汽車。由於監管和保險方面的問題，完全的無人駕駛汽車投入使用還需要很長一段路要走，這也是Ashton所指的的無人駕駛汽車。

在Ashton看來，無人駕駛技術將會是未來物聯網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領域。“無人駕駛技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北京，當時滿大街還都是自行車，現在已經變成了汽車，但是交通狀況並不理想，這也為無人駕駛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未來無人駕駛技術一定會率先在中國率先取得突破。”他表示。

但Ashton並不是人工智能的信奉者。他表示，他所理解的物聯網與人工智能無關。“物聯網就是傳感器的連接網絡，我不相信人工智能在500年內會對人類有什麽實際的幫助。現在可能有些軟件可以分析數據，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機器到底應該如何模擬人腦智能，這還只存在於科幻片。”

物聯網是繼工業革命和互聯網革命之後的第三次技術浪潮。物聯網夾雜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向人們席卷而來，一時托起了很大一批創業公司。但往往大潮過後，很多公司都會石沈大海。對此，Ashton表示：“在中國人人都能夠創新，這種氛圍是非常好的。而且每個國家有其創新的特點。但不管在哪里，創新性的創業者是我們最為看重的。在關註大城市的發展時，我們面臨很多挑戰，也有很多機會，所有的問題都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用一種聯系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解決問題，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

為什麽我會對俞軍的產品方法產生這兩點懷疑？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228/160569.shtml

本文系三節課（微信ID：sanjieke）授權i黑馬發布

最近兩周，我用兩篇文章（《用戶不是人，是需求的集合！》&《產品經理的天賦論和後天養成》）來和大家分享了俞軍的3條產品方法和俞軍對產品經理成長的看法。

俞軍老師後來發微信告訴我，說我對產品方法的理解從第一條到第三條的理解深度分別為：7成、5成和3成。（我想應該是10分制吧，如果是100分制……）

他認為我對產品價值的理解算是7成，對用戶樣本量的理解是5成，對懷疑精神和叠代思維的理解是3成。

這大概是和我個人的理解能力和產品經驗相關的。

自己的內力修為尚淺，洪七公的降龍十八掌使出來我也只能領悟到皮毛的感覺就是這樣吧。

但本著“輸出是最好的輸入”的原則，我也試著對俞軍的產品方法和產品經理的成長方法進行了一些反思，也發現了其中的一些悖論和認知陷阱。

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為了批駁而批駁，而是我在理解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疑惑和邏輯悖論，希望通過這種反思把我的一些想法梳理出來。

一、關於產品方法方面

產品用戶價值=(新體驗-舊體驗)-換用成本

這是俞軍產品方法的第一條：產品用戶價值。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里提到的，這個公式可以從感性的角度來模擬產品價值的正負。也就是有讀者在留言中指出的：這個公式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該不該幹！

但其核心問題也在這里，它只能模擬價值的正負，但無法穩定地評估具體的產品價值，這樣的結果是產品的用戶價值因人而定、因時而定，無法給出穩定的預期。極端地說：會陷入到用戶價值不可知的境地。

這主要是因為以下幾個問題：

1. 你無法用感性體驗來減去理性的成本

新體驗和舊體驗都是感性的體驗，因場景和心態而改變，換用成本則是一個偏理性的成本，這兩者邏輯不一致。

你無法用感性體驗來減去理性的成本。

在這里，俞軍把用戶的感性體驗和理性體驗放在了一起，但我們知道人是複雜的，至少在三個層面需要解讀：

作為經濟學意義上的人，理性、自利，就像博弈論里表現的一樣。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在邊沁的《功利主義》里面就說的很清楚，人是功利的，而國家是最大的功利體。

作為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又具有烏合之眾的大眾心理學特征，具有很強的群體特性、從眾心理，這點我在後面還會展開分析。

作為心理學意義上的人，則可能根據過往的經驗、當前的環境甚至一些莫名的情緒來做出決策。

這個公式里，其實我們沒有看到一個統一的邏輯，所以我個人認為，用戶價值到底該如何算，其實是很難操作的一件事。

2. 換用成本因人而異，甚至習慣有時候是最大的換用成本

比如以我自己參與的百度新首頁的例子來分析：百度新首頁對於用戶的價值是什麽樣的？

先看看新首頁：

老的頁面：

看起來新首頁簡潔大氣：負責UI設計的總監告訴我，百度一下的按鈕用了中國人最喜歡的“藏青藍”，是8000多位用戶反饋的最喜歡的顏色，整個視覺是經過4個月的調研修正之後出來的。

上線前經過上百萬用戶的測試，可以說完美無瑕，用戶太愛了！所以，新的頁面體驗理論上是大於老的頁面體驗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新首頁上線後的一段時間，我們從用戶反饋系統看到的數據是這樣的：每天大約3000個feedback，其中穩定的有10%的用戶，也就是200-300的反饋是負面的。

並且，他們特別不喜歡新頁面，希望我們加一個按鈕“回到老版本”

然後，他們自己去搜索“百度舊首頁”就出現了如下的內容：

大家覺得百度首頁夠炫、夠漂亮，但不習慣！

再來看一下這個公式：產品用戶價值=(新體驗-舊體驗)-換用成本

在這個案例中，新體驗是大於舊體驗的，換用成本是習慣，習慣因人而異，有些人對改變習慣的成本接近無窮大，有些人就還好。但你能得出這個產品的價值就是負的嗎？

這顯然也很片面。

因為從用戶的使用數據來看，新首頁的效率、大批量用戶調研的反饋給出了正向的答案。

其實，我一直對這樣的產品價值是模糊的，我並不知道百度新首頁做的是對還是錯。我經常在很多場合被人噴說百度新首頁好垃圾，但從大量的用戶數據來看，其實還是正向的。

當然，俞軍的公式，這里也沒有答案。

我們後面通過一些運營活動來引導用戶的喜愛程度，比如在用戶過生日的時候把百度首頁logo加上蛋糕和蠟燭，讓用戶感受到溫暖。

再過了一年，大家已經不再討論這個頁面了。

另一個例子可能更加有意思：微信的朋友圈廣告

在社交網站中看到廣告，你一定是很排斥的。

按照產品用戶價值=(新體驗-舊體驗)-換用成本來看，朋友圈看到廣告理論上感覺很不好，所以是新體驗＜舊體驗，換用成本是0（因為不需要用戶換用任何東西），所以結論是價值是負數，這個產品不可行。即使做，也是為了商業目的，會損害用戶體驗。

這可能是其他社交網站，比如陌陌、貼吧和豆瓣最怕的事情，但微信給出了一個另一個答案。

微信通過給不同用戶推送不同廣告的方式，讓不同用戶看到可口可樂、寶馬和vivo手機，從而開始討論自己的社會地位“為什麽給我推可口可樂？給他看寶馬？”

事實上，微信通過一種差異化廣告運營，勾起了人性中的比較心態，讓理論上的體驗被忽視了。

從上面兩個案例中，我自己的感受是，俞軍的產品用戶價值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並且剝離了運營在產品價值傳遞、改變上的重要性！這是我認為的大問題。

我記得快刀青衣在三次元年終聚會的演講里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2016年初，大家都說不要做APP了，做APP沒有前途的，但我們還是堅持做了。你們做沒有前途，不代表我們做也沒有前途！”

得到和蜻蜓FM、懶人聽書是非常相似的，但他們通過內容的調性和運營讓這些產品看起來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運營在產品價值上具有很強勢的正向或者逆向作用，而俞軍顯然沒有將這點考慮進去。

“是什麽”和“用戶感受到的是什麽”之間往往有很大的鴻溝。

3. 用戶即需求？

這個觀點在簡約上來說，非常具有美感，但這個觀點將陷入過度簡約的認知陷阱中。太簡單了有時候也不行，無法解釋複雜的人類。

上面提到，用戶是有經濟性、社會性和心理學特征的綜合體，所以用戶即需求在很多時候就存在問題了，比如：

如果“用戶樣本量”是一種理解需求的方法，那麽“烏合之眾”里提出的“群體意識無知、群體道德低下、群體智商被抹平”是否可以理解為需求？

讓我來回顧一下烏合之眾里提到的“群體特征”：當個體進入群體中後，個體的個性將被湮滅，個體的智商將被群體抹平、個體的道德水平也將趨於平均。同時群體的行為也表現出排斥異化、極端化、情緒化和低智商化的特點。

我認為俞軍說的“用戶不是人，是人在某種特定場景的需求表現”是很有穿透力的，但這種集中表現是否就是需求呢？或者說是否是那種自帶的成本、商業屬性的需求呢？

比如“大家都在用，我也要用，我不用就像我out了，其實我不喜歡用”。

就像很多社交網站里一時火爆的產品：比如足記、魔漫相機，朋友印象等，其實是大家都玩，我也要玩的代表，但他們真的代表了需求嗎？

這些用戶和特定場景下的需求，不能說沒有成本和商業屬性，但本質上還不能稱為需求。

所以，在這一點上，“用戶、場景、需求”的核心串聯起來的點可能還是價值本身，而且是長期可以被認可的價值。

4. 偉大的產品就一定是偉大的商品嗎？

俞軍把需求設置了成本和價格屬性。所以基於需求的產品其實就具有了商品屬性。那我的一個問題是：

是否可以說產品就是商品？是否存在偉大的產品不是商品的現象呢？

我想，產品是有價值的，而其價值被發現並且定價可能是需要社會化和商業化的。我用很多小眾的產品，甚至豆瓣這樣的產品，它其實是好產品，但未必是好商品。

如果按照產品≈商品來看，其實是完全進入到商業價值論之中了。

5. 懷疑精神：自我叠代？

這點我完全同意。但千萬不要陷入不可知和不可信的“為了懷疑而懷疑”，那不是懷疑精神，而是疑心病。

我想俞軍說的一定是懷疑作為一種反思手段而存在的思維方式，不是對任何事情都懷疑，對任何人都懷疑的“疑心病”。

理論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樹長青。

產品的價值其實是產品解決了多大範圍內的問題而定，並且可能會通過運營手段放大或者縮小。

我個人認為，產品價值具有動態性和可分離性。

就像我在我的書里提到的，用戶的微笑價值和商業價值是可以剝離的，用戶的微笑價值是第一價值，商業價值是第二價值。

而運營則是讓微笑價值和商業價值傳遞出去的手段，是產品價值最大化的方法。

二、關於產品經理天賦與成長方面

俞軍關於產品經理特性和後天培養的核心問題是天賦論和“產品時”的矛盾。

如果一個天賦上不適合產品經理特性的人，瘋狂地做上1萬個小時的產品又會如何呢？

讓一個不具有很強天賦的產品經理去觀察、使用、分析產品的結果會如何呢？

有人說：觀察是一種聚焦，也是一種創造的能量。觀察者決定觀察結果，而不是事實本身。

那如果這個觀察者是不具備產品核心要素的時候，他的一萬小時是否也起作用呢？要知道，觀察總是被汙染的，觀察總是不可信的。

俞軍認為產品經理在精不在多，是驅動力和發動機，所以核心是誰來做基礎的工作？誰來做用戶訪談、PRD撰寫、需求管理和產品的版本管理？

三節課最近做了一個年度調查（完整的調查報告將會在這兩天推出），發現這些操作性的工作，事實上占據了大部分產品經理的時間。

把產品經理作為一個造物者還是工程師？這在業界一直是有爭議的。

很多人把產品經理放的太高，看的太重，認為產品經理必須是一招致命、力挽狂瀾的牛人，否則就不是產品經理。

在這種觀點中，產品經理是不可以培養的，甚至是不可以改變的。

但我一直認為產品經理其實很像一個工程師，他負責把用戶、市場的需求，翻譯成可以實現的技術語言，並且控制整個實現過程的質量。

當然，必要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基礎以及行業認同感都是必備的。但執行力更重要！

我不贊成產品經理天賦說，也不覺得每個產品經理都需要有天賦精神，產品經理的成長不是像王陽明一樣對著一片竹子去“格物”，格了幾天也沒格出結果。

產品經理的學習是需要有效產品時的，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但核心是通過先積累認識，然後去分析還原其中的機理，最後獲得自己的創造機會。

我認為這種產品時的積累可能是有一套看起來更加科學的方式來做的，這也是三節課在嘗試做的。

三、總結

以上的一些觀點，都是在通過這篇文章和俞軍老師做探討。

作為產品的晚輩，限於才疏學淺，經驗不足，可能很多地方非但不對，甚至是誤解了俞軍老師的意思。

這里先拋磚引玉，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最後想說的是：

1. 我認為產品的價值源於解決需求的深度和廣度

產品價值可以有很多的評估手段，但核心還是解決需求面的廣度和深度。產品不一定非要是商品，但如果是有商業價值的或者當時就產生商業價值的產品，一定是最棒的！

2. 心懷價值，手持套路

產品需要有價值，也需要運營的套路傳遞出有效的價值。

三節課一直說這是一個產品和運營驅動的時代，更嚴格地說是一個運營驅動的時代。產品本身具有價值是毫無疑問的，但離開運營，很多產品的價值甚至是沒法實現的。

更加極端地說：在不同的運營手段和套路下，同一個產品會表現出完全不一樣的價值，比如得到和懶人聽書。

3. 充滿好奇

充滿好奇、增加有效產品時間真的是好的方法！

但產品經理是解決問題的一環，這一環銜接了需求和實現，銜接了老板、用戶市場和技術工程師，很重要，但不是不可以培養的。

最後，前兩篇送大家的話“願你出走半世，歸來仍舊少年”

這次換一句送給大家：

少年，願你鮮衣怒馬，丈劍天涯！

維基解密單挑CIA，卻被懷疑背後有俄羅斯撐腰

在泄露了美國中情局（CIA）使用間諜軟件攻擊智能設備的文件後，維基解密（WikiLeaks）創始人阿桑奇很快表示他將提供更多相關信息幫助科技公司修複漏洞。不過，矽谷的科技大佬們竟不以為意，而且現在更多的懷疑論者又調轉槍頭，瞄準阿桑奇和俄羅斯的關系。

在倫敦的厄瓜多爾駐英使館中，阿桑奇發布聲明稱，將專門給科技公司“提供一些技術細節，用以修補漏洞”。但是，據英國《衛報》報道，矽谷對阿桑奇的好意並不太感興趣，反而質疑阿桑奇的背後是否有俄羅斯的影子出沒。

於是，這樣一個本質上跟信息技術相關的問題，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味。

當地時間7日，維基解密公布了8761份據稱是CIA大規模應用的黑客程序。這些文件被維基解密稱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CIA機密文件泄露事件”。這些文件顯示，CIA開發了專門用於攻擊使用微軟、蘋果和安卓系統的智能設備和網絡路由器。

在事件發生後，蘋果公司表示已經解決了漏洞，而谷歌則認為該公司的安卓系統是安全的，並不存在遭攻擊的風險。

維基解密（WikiLeaks）創始人阿桑奇

維基解密是俄情報部門分支？

據媒體報道，在事後的調查中，情報部門把重點放在到底是誰導致了CIA文件泄露，是CIA的雇員，還是像斯諾登一樣的承包商，抑或是俄羅斯黑客？其中，關於俄羅斯黑客的猜想，最符合懷疑論者的口味。

對於維基解密和俄羅斯的聯系，阿桑奇在聲明中表示，維基解密運作的大本營是基於“中立的、數字化的瑞士”。

俄羅斯方面，外長拉夫羅夫再次強烈否認俄羅斯與任何黑客攻擊行為有牽連，且表示俄羅斯需要考慮CIA的黑客入侵能力，自己在進行敏感對話時絕不帶智能手機，他還開玩笑稱，除了手機外，CIA還能夠透過冰箱竊聽。

俄外長拉夫羅夫

在去年的美國大選競選階段，維基解密曾因為入侵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希拉里競選團隊主席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郵件而被指意暗中支持特朗普。而此後，據稱由俄羅斯政府撐腰的黑客組織COZY BEAR也入侵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對希拉里的選情造成不小震蕩。

這些行動都引發了不少關於維基解密針對美國而非俄羅斯的聯想，在美國情報部門眼里，維基解密因此往往被認為是俄羅斯情報機構的分支。

亨利·傑克遜學會俄羅斯中心主任福克薩爾（Andrew Foxall）認為，維基解密持親俄立場。“當阿桑奇在2006年成立維基解密時，目標是增加亞歐國家的透明度，但最後美國成為實際上的目標 。”

今年1月，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就曾確認，“高度相信俄羅斯軍方情報部門有賴於維基解密提供的材料。”

情報部門的辯護

在事後的聲明中，阿桑奇表示CIA已經失去了對網絡武器的控制，他們通過各種黑客病毒來滲入智能系統，而且這樣行為“極具毀滅性”。

但這樣的說法遭到另一方的反對。

CIA至今拒絕直接對此次泄露事件的真實性做出評論，僅表示一些“掌握了工具和信息的敵人正在制造傷害”。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也表示：“美國沒有絕對隱私這樣東西，也沒有司法力量到不了的地方。”

智庫機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文章也似乎在為CIA辯護，文章認為，除非被CIA列為目標，比如一些美國擔心的間諜，否則CIA不可能通過任何這類工具進行黑客攻擊，換句話說，CIA對普通人的信息不會感興趣。

另有分析認為，在斯諾登事件之後，現在很多科技公司采用了升級後的加密技術，所以，除非在設備加密之前或者解鎖之後侵入，否則即使CIA等情報部門也難以從中獲得想要的信息。一個最好的例子是，去年FBI甚至需要尋求蘋果公司的幫助來解鎖嫌疑人的iPhone手機。

總而言之，在特朗普新政府剛開始運轉的時期，多數變化出現時都有很多人拋出各種陰謀論。比如內閣要員和俄羅斯的關系，俄羅斯對大選的幹預，還有維基解密泄露CIA機密背後是否也藏著俄羅斯的勢力，這些疑慮多數把矛頭指向了俄羅斯，而在美方調查完成、有任何證據能坐實這些猜想之前，不能不說冷戰思維依然橫亙在美國的外交思路之中。

對接“北京時間”：有人猶豫有人懷疑，但瑞士用了飛毛腿

從北京西二環到北部郊區，瑞士聯邦主席多麗絲・洛伊特哈德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旅在和時間賽跑。

13日，在釣魚臺國賓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之後，這位留著金棕色短發的主席又攜手丈夫出現在了慕田峪長城，一襲簡潔的中國水墨絲綢連衣裙搭配上燦爛的微笑，似乎都在表達同一個信號：中國，你很重要。

衣如其人。這位女主席第一天的著裝也經過了精心選擇。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長城上的裙子是從中國買了絲綢，然後找自家家族企業加工制作的;而在會見商業代表的晚宴上，她也精心挑選了中國設計師定制的刺繡西服。

精心準備的並不僅僅是服裝，還包括一個帶著明確推介目標、包括6名重要官員的7人濃縮訪問團。

晚宴上，洛伊特哈德專門告知第一財經記者：很多國家沒有高水平的基礎設施，或者完全沒有基礎設施，“我們覺得，從亞洲到歐洲，對於區域貿易和全球貿易，‘一帶一路’倡議會促進並產生新的就業機會”。

“這也是為何我們非常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她說。

這個全球最富有的中立國度，在過去30多年一直親近中國並取得豐厚收益，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他們再次搶灘戰略先機。

有備而來的主席團7人行

到達中國第一天，瑞士聯邦國際金融事務國務秘書約克·加瑟爾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明確表示，瑞士可以在“一帶一路”方面做很多，不僅具備如何選擇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的知識，還可以為如何正確投資做準備，並為這些大型基礎設施進行風險管理。

在兩天的峰會議程結束後，記者獲悉，瑞士政府和私營部門意欲在“一帶一路”不同階段特別參與的事項包括：項目融資、發展和建立創新型基礎設施、對新建基礎設施的保險和再保險。

在一個小型新聞發布會上，洛伊特哈德具體解釋說，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缺少資金，瑞士會提供基礎設施融資;跨境建設涉及多國標準，成本巨大，應該在這些方面做好政策協調，還要保證項目的可持續性、對環境友好。

她尤其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了以下要點：透明、與國際規則接軌，以及防止項目腐敗。

而陪同參與的瑞士外交部政治處亞太地區國務秘書助理喬納斯·馬塔斯則向第一財經透露，除了出席的28位國家領導人共同認可的聯合公報，瑞士只簽署了一份投融資方面的文件。“畢竟我們只是一個7人的小團隊，主要關註點還是在項目融資方面。”

他簡要地判斷說，這是非常務實的計劃，中國也直接在很多國家註資了合作項目，“我確信，這些項目會起飛”。

洛伊特哈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瑞士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通過亞投行內部，瑞士會支持這些項目實現，但這些項目目前都在計劃階段，當項目進入融資階段瑞士會跟進。“現在來探討具體的項目還太早，因為這些項目都必須由中國及其他創始成員國一起籌劃，然後我們會跟進，看世界銀行、亞投行或是其它商業銀行能否安排項目融資。這也是世行等多邊機構的通行流程。如果有什麽問題，我們也可以參與進行指導。”她說。

處於歐洲大陸腹地的瑞士，以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聞名於世，極度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一直對各國商業采取並支持高度開放政策。

與多個國家到論壇前一天匆忙趕至北京金融街亞投行“拜碼頭”不同，早在4月中旬，瑞士財政部長於利·毛雷爾等就已先期帶隊來華走訪多地，並拜訪了財政部、銀監會、央行和亞投行等機構。

彼時，中國化工集團公司430億美元收購先正達之舉獲得中美歐三地反壟斷機構放行。

“如果能夠更好地開發中國市場，這家公司將獲得全新的增長潛力。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對這項收購表示支持，也對這家企業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毛雷爾告訴記者。

“我們收獲了中國的信任”

2007年，一些西方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時，瑞士成為歐洲率先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之一，2013年，瑞士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貿協定的歐洲大陸國家，當年兩國貿易額增長迅猛，達到近600億美元，同比增長126%。2015年，瑞士再次申請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創始成員國。

在此次論壇召開前最後時刻，美國宣布派代表參加“一帶一路”論壇，引起輿論關註。洛伊特哈德在到會第一天，就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我會聽他們(美國)說什麽。” 但是兩天後，她回複記者說，美國代表既沒有出現在晚宴、午宴，也沒有出現在論壇上，“所以我沒有見到他們”。

事實上，馬塔斯作為“更合適的人選”，見到了與之級別對等的美國代表。

瑞美兩方談了阿富汗問題，以及共同關註的朝鮮半島問題等。

“(面對機遇)有人會猶豫，有人會懷疑，有人卻認可。如果你可以首先加入，就可以影響進程。我們也收獲了中國的極大信任。”馬塔斯說。

“我相信中國和中國‘一帶一路’論壇將會在歐洲範圍內引起討論，因為既有前來參會的東南歐國家，也有沒來的，它們需要內部商議這些。”

“我們非常相信中國希望讓所有國家都來，這個倡議、論壇都是開放的。” 他說。

對他而言，更緊要的事情是，拿著這份務實的計劃回到瑞士後，與中國駐瑞士大使探討後續進展並召開座談會，告知中瑞企業概念並介紹商機。

春江水暖商先知

不論政界如何判斷，敏銳的商界人士早已有了自己的表態。

馬塔斯評論說：“美國會支持這個倡議。因為你要知道，商界的人才不管政府怎麽想，如果他們看到了商機，他們一定會來。我們的參與，也是為我們的企業打開大門。”

瑞士私人銀行隆奧(Lombard Odier)董事局主席奧柏安不僅參與了前期走訪中國央行等機構的活動，也獲邀全程參加了“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投入基礎設施的資金都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會產生真正的效益。回到瑞士後，他會努力說服自己的客戶參與到“一帶一路”項目的融資中來。

“進入一個項目越早，風險越大，但是回報也越大。”這位銀行家總結道。

而在“一帶一路”論壇召開前夕，在洛伊特哈德見證下，中糧集團總裁兼中糧國際董事長於旭波就與瑞士日內瓦州輪值州長兼該州經濟與安全部長莫迪特(Pierre Maudet)在北京簽署了一項諒解備忘錄。

根據備忘錄協議，日內瓦州政府會協助把公司全球總部遷往日內瓦的中糧國際在瑞士拓展業務，並提供友好的商業環境。4月24日，中糧國際宣布將該公司總部遷至瑞士日內瓦，並在當地設立全球業務和貿易總部。

於旭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個項目整合了已收購的鹿特丹公司和日內瓦公司，以及幾年來共計500億瑞郎的營業額。

中糧國際此次將全球總部遷往日內瓦，主要的考量是要為2014年收購的尼德拉和來寶農業，打造一個一體化的總部管理平臺及全球總部。此前，中糧國際在鹿特丹和日內瓦之間考慮了半年，出於區位優勢、人才、未來全球競爭格局的整體考慮，最終在3月底決定將總部設在日內瓦。

上海瑞士中心主席莫西·尼古拉斯也敏銳地嗅到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商機，他正著手一個中瑞低碳項目。

15日晚，在使館VIP區，他對記者表示，對該倡議非常樂觀，也會與瑞士駐華大使本人確定涉及倡議的具體項目。“節能領域肯定包含在其中，因為這正是主席在政府中的責任之一。”他說，“我認為，這會為瑞士在華企業創造機會與中國企業合作，增添更多的瑞士元素。”

不論如何，商界的逐鹿已經開始。結束會議行程，出現在大家面前的洛伊特哈德，已換上瑞士本土設計師品牌Akris的飄逸連衣裙，配上設計摩登的耳環，坐下來看了一場融合了中瑞兩國品牌、面料和中國原創設計師的時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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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814/164595.shtml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紮達士林

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814/164595.shtml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紮達士林

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過去7天值得懷疑的配股交易事項

這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雖然，港交所、證監會都很努力營造一個公平環境予投資者，但是這些小型股票集資或進行一些影響股東的交易時，只是多描述集資方式選擇或是進行交易原因，但仍不能解釋之前短短數個月間現金突然「消失」的原因或進行交易之合理性，以下交易，希望讀者了解香港以上上市企業仍然是非常兇險。

(1) 中國油氣控股(702)

該公司前星期五突然斬倉，股價暴跌近90%，但上星期股價暴漲，但只是回復至暴跌價格前的一半。1月28日，公司宣佈配售33.8億股予張永東，佔擴大前股本20%及擴大後股本16.67%，用盡一般授權，配售價則較上日收市價折讓19.7%，接近配股可容許最大折讓，完全是在規則之下，踐踏小股東之應份。至於張永東這人，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已遭處分(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12/201512/t20151201_287439.htm)，上市科更決定「其不確信張先生具備適宜擔任上市發行人董事的個性、經驗及品格，並證明其具備足夠的才幹勝任該職務，且張先生應停止擔任本公司董事。」(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6/1220/LTN20161220020_C.pdf)，他曾更擔任幾間一直有劣等往績之上市公司。筆者認為這公是在背後高沽低補之嫌疑，希望證監會可以調查其資金來源，以使小股東權益得以保障。

(2)西王特鋼(1266)

根據2017年6月30日報表，這公司資產值達43.39億人民幣，即大約52億港幣，以公司21.09億股計算，每股資產值2.46元，況且公司已發出盈喜，稱2017年全年盈利為2016年3.32億增長超過150%，即達8.3億人民幣以上，如此即計算，下半年盈利達5.2億人民幣以上，即資產值增加至48.5億人民幣，即港幣58億，約合每股2.76元，但公司在1月26日公佈，以1.59元配售1.51億股，以約3倍市盈率及0.6倍市帳率發行新股，根本是攤薄了原有小股東之權利。筆者相信，該股份是有帳目問題，建議證監會進行調查。

(3)中國農林低碳(1069)

該公司在1月25日宣佈，較收市或資產值分別折讓30%及35%，即每股5.2仙，進行2供3，包銷商為大股東及金利豐，這次交易較根據港交所諮詢文件攤薄比率，即折讓乘以擴大股東之比例計算約為18%，再加上之前折讓15%，發行15%新股的折讓，比例已接近建議攤薄界線25%。另外，他們也可能只是用了一招老招，就是由裝作獨立關連人士以低價認購新股，再在本次供股投贊成票，進一步攤薄股東，希望港交所檢視集資需要，證監會去調查上一次配股的配售人士和大股東是否有關。另外，該公司購入資產或許有高估情況出現，建議證監會調查。

(4) 隆泰基和能源(1281)

該公司在1月25日，以較收市價折讓約40%進行2供1，大股東包銷，這次交易可能對攤薄小股東權益，來滿足大股東把股權集中的目的，希望監管當局多加注視條件。

(5)中國新經濟投資(80)

該基金為Webb「謎網」股成員，持有不少該集團之股票，有非常差的前科。在1月23日宣佈以0.5元，8供1，之後每供1股就送3股紅股，實際為2供1，每股12.5仙，供股包銷商為中天證券。該公司配售價雖然和市價沒有折讓，但實際較每股資產值29仙，呈約72%折讓，公司亦持有逾5億之證券，相對負債金額仍少，集資金額亦顯然不夠償債。且在供股後，如大股東們不認購供股新股，中天證券可能為集團最大股東，控股權顯然轉移，且對小股東呈現重大攤薄，希望港交所及證監會檢視供股之合理性。

(6)航標控股(1190)

該股之前已被斬倉，股價急跌，之後配售新股及出售控股權失敗，又賤價發行新股購入其他可疑之業務。至1月23日，宣佈1供2，每股8.5仙。供股價較市價折讓25%，如以上公式計算攤薄比率15%，似乎合乎規則。但是，希望證監會及港交所注意以下事項:

(1) 該公司資產值約為6.84億人民幣，以現時股份12.77億股計算，每股54仙人民幣(65仙)，較供股價折讓達65%，如此計算攤薄比率達40%，遠遠高於指引的25%，或建議更低的水平。

(2) 前大股東在此次供股竟然在大折讓時不供股，如其不供股，供股包銷售顯然會成為大股東，顯然不合符常理，或是一項控股權轉移安排，這安排顯然令小股東受累。

(3) 公司現金顯然在過去一年大幅度大降，由2016年約5億人民幣降至2017年約1億，但上半年虧損只有5,800萬，或者有人利用這個機會轉移公司部分財產，或是進行了一些令人可疑的行為，使現金大幅下降，為製造一個集資原因。

(4) 以公司手上存貨及應收帳款，完全可以清償債務，顯然財務顧問忽略了這些理由，為攤薄股東做準備。

希望證監會調查該公司帳目及禁止該公司這次嚴重攤薄之供股進行一些努力。

(7) 高雅光學(907)

該公司早前已由金利豐進行配股，其後證明他們已經把集資所得轉作收購前述進行配股之公司，如先施錶行(444)、永恆策略(764)、金利豐(1031)、樂遊控股(1089)、星凱控股(1166)、日成控股(3708)、康健國際(3886)、仁德資源(8125)等，合共8,000萬。1月23日，公司宣佈購入星皓文化60%，作價3.3億，以9,500萬現金及9,400萬股支付，實際整體估價5.5億，雖說公司保證盈利5,500萬，但實際盈利只有840萬，更有負債淨額6,250萬，完全看不出是作價有合理性，或是可能有把股東權益損害嫌疑，希望證監會調查其盈利達成之合理性。

以上上市公司，筆者將會一一錄入筆者所寫的「不具價值投資股票名單」上，希望監管機構及投資者小心提防這些公司的所作所為對小股東完全不具保障。

證監會尋求法院就懷疑內幕交易的後果頒令作出補救

1 : GS(14)@2010-12-25 13:04:37

http://www.sfc.hk/sfcPressRelease/TC/sfcOpenDocServlet?docno=10PR152

證監會尋求法院就懷疑內幕交易的後果頒令作出補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高等法院對楊碧鳳（女）、李國華（男）（兩位均是事務律師）及李國華的兩位姊姊李少英及李少芬展開民事法律程序，指上述人士涉嫌進行新竹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銀行）股份及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亞洲衛星）股份的內幕交易（註1及2）。

證監會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對該四名涉嫌進行內幕交易的被告作出命令，並頒令處理有關交易對曾經與該四名被告進行交易的人士所帶來的後果。具體來說，證監會尋求法院作出命令，使該四名被告所進行的懷疑內幕交易的交易對手，回復至涉嫌內幕交易發生前的狀況。

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展開有關法律程序，並於2010年12月20日及2010年12月21日將原訴傳票送達該四名被告。

證監會申請法院作出以下命令：
1.  宣布有關交易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相關條文、宣布該四名被告曾以不同方式牽涉入該等違規活動，及宣布有關交易已無效或可使無效；
2.  限制該四名被告處置他們因進行內幕交易而獲取的利潤或可追查得益；
3.  委任管理人接管該四名被告藉內幕交易獲取的利潤或可追查得益，及以適當方式分派這些利潤或得益；及
4.  要求該四名被告：[ul]i.   交出或交代內幕交易所帶來的利潤或可追查得益，及向法院指示的人士支付該利潤或得益；及／或
ii.  使有關內幕交易的交易對手回復至他們在內幕交易發生前的狀況；及／或
iii.  向法院認為適當的人士支付賠償。[/ul]
證監會指在新竹銀行股份的交易中：[ul][li]楊碧鳳任職的律師事務所的一家公司客戶有意收購新竹銀行股份，她被借調至該公司以律師身分處理收購建議事宜，期間取得有關該收購計劃的資料（註3）；[/li][li]該資料屬非公開、機密及有重大影響的股價敏感資料；及[/li][li]楊碧鳳其後在有關收購建議公布前買入新竹銀行的股份，並向男友李國華及他兩位姊姊洩露消息，促使他們買入新竹銀行的股份；[/li][/ul]在亞洲衞星股份的交易中：
[ul][li]李國華任職的律師事務所就亞洲衞星股份的私有化計劃提供法律意見，他因而取得該私有化計劃的資料；[/li][li]該資料屬非公開、機密及有重大影響的股價敏感資料；及[/li][li]李國華其後在該私有化計劃公布前，向女友楊碧鳳及他兩位姊姊洩露消息，促使她們買入亞洲衞星的股份（註4）。[/li][/ul]
證監會指四名被告從上述兩宗交易獲利合共290萬元，並以不同身分干犯以下罪行： [ul][li]從事具欺詐或欺騙性質的計劃以進行新竹銀行股份的交易，及利用機密資料買入新竹銀行股份，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00條；及[/li][li]進行亞洲衞星股份的內幕交易，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91條。[/li][/ul]
完

備註：1.  在關鍵時間，楊碧鳳及李國華在兩家不同律師事務所任職事務律師。
2.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06年9月已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在2007年2月已在香港上市。
3.  2006年9月29日，渣打銀行公布以每股新台幣24.5元對新竹銀行股份提出收購建議，較新竹銀行股份當時最後收市價高出約40%。
4.  2007年2月14日，亞洲衛星股份私有化的建議正式公布，收購價為18.3元，較亞洲衛星股份當時最後收市價高出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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