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來,職工持股會就一直是上海綠地集團的大股東,並逐漸演變成絕對控股。
上海綠地集團(最初名為上海市綠地總公司,後多次更名,以下統稱綠地集團)成立於1992年,以上海建委和農委下屬單位提供的2000萬元註冊資金起步,並由兩委分管。
時年36歲,在上海市農委住宅辦擔任副主任的張玉良,被任命為綠地總經理。在當時,這不算是一個肥缺,同時被任命的董事長就沒去上任,使得張玉良成為公司唯一的「話事人」。
彼時,上海人均公共綠地水平在國內落後,最初政府設立綠地集團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房地產開發建設等經營活動獲利,來為上海公共綠化建設籌資——這是當時分管城建的上海副市長倪天增的構想。這也是一直以來張玉良對綠地集團「做政府所想,為市場所需」這個自我定位的起由,綠地的名稱即來自於此。
從浦東一間借來的臨時辦公室起步,隨後幾年,在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其自身努力下,綠地集團獲得了許多上海舊城改造和動遷房建設的參與機會,公司也在這個過程中壯大。在那個階段,上海正大力開發破舊的城市中心區域,城市範圍不斷外延,產生了大量動遷安置和改造的建設需求。
至1995年底,公司總資產已達11.95億,其中淨資產1.62億。當年利潤上億。其為城市綠化建設的融資效用也有顯現,至1996年6月,綠地集團累計建成公共綠地1700畝,佔上海同期公共綠地建成面積的1/7。
1997年是綠地集團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作為上海60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之一,這年綠地改製為股份制公司,職工持股會成為了公司佔比18.88%的股東。
職工持股的概念改革開放後就屢被提出,1992年企業股份制改革啟動後,很多國企都設立了職工持股會,上海也出台了試點政策,綠地集團借此成為了這波潮流中的一家。
綠地集團20年慶推出的公司史《勢在人為》一書中,對此描述道,「1994年公司法頒佈以來,國企改革的新空氣日益讓張玉良興奮,他顯然已強烈意識到,必須為綠地找到一種長久的活力」。書中張玉良解釋,「我們覺得只在工資收入上做點文章還不行,那時候中央提出勞動和資本的結合,改制符合大氣候;內部環境講,既然員工們這麼奮鬥,這麼拚命,就應該把他們的利益更多地與企業的存亡捆綁在一起……」
設立持股會後,綠地集團還設立了一套內部股權交易機制,每年有四次交易,股權按照「集合競價」的原則在內部流通,這個體系運轉至今。
改制完成後,上海建委下屬國企上海中星(集團)公司、上海農委下屬國企上海農業投資總公司和上海聯農股份有限公司(天宸股份前身)、上海市農口住宅建設辦公室四個單位,與職工持股會共同持有綠地股權。
新設立職工持股會的綠地集團,還趕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時任總理朱鎔基主導的房改,使得市場上開始出現商品房的需求,並在此後這些年不斷膨脹,現在市面上規模較大的房地產企業,大多在這個時期得到快速成長和積累,綠地集團也是其中之一。
1997-2003年間,通過在增資擴股中定向給職工持股會「贈送紅股」、「配股」和股權轉讓等方式,職工持股會不斷提升在綠地集團中的持股比例。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幾方股東雖然參與分紅,但大多數情況下,並沒獲得與股權對等的「紅股」贈送,公司「配股」時,往往選擇的是放棄或只認購極少量配股。
至2003年5月,職工持股會在綠地集團的股權比例已經達到58.77%,實現了對公司的絕對控股。這時的綠地集團,已達到總資產60億元、淨資產超過10億元的規模。
職工持股會對綠地集團增持,恰好發生在中國國企改革進程中,MBO(管理層收購)最為活躍的階段。同期,中國很多國企在改制中被管理層低價收購,引發了郎咸平等人對「國資流失」的批評,在由此激發的強烈社會反對聲中,2004年國企MBO被中央叫停。
包括張玉良在內的綠地集團高管,從未對外剖析過當時職工持股會逐年迅速增持的意圖。
從綠地集團工商註冊資料中可以看到,這個過程中,公司董事會曾出台方案或紀要,要求「提高經營者在職工持股會中的持股比例」、「經營者群體持大股」。不過,綠地集團並未對外公開過其職工持股會內部股權具體構成,只有張玉良曾公開表示過,他在綠地集團持股比例為2%左右。
2003年增持至58.77%之後,職工持股會沒再繼續提升公司股份比例,只是隨著公司增資擴股與其他股東同步獲贈「紅股」,其出資額,從2003年的2.18億元逐步增至2008年的5.37億元。
按照股東會決議,和過去一樣,大多數時候綠地集團是按總股本金的10%分紅,這意味著職工持股會每年獲得的分紅金額,從兩千多萬元逐漸增至五千多萬元。
這個時期雖偶有調控,但地產市場總體蓬勃,綠地集團已不是一個地區性房企,開足馬力在多個城市大手筆拿地開發,並且涉足能源、金融等其他領域,企業規模和利潤水平飛速提升。至2008年末,綠地集團總資產390億元、當年淨利潤超過22億元。
1997年改制以來,綠地集團絕大多數的增資擴股都是通過利潤分配中贈送紅股的方式進行,職工持股會只有少數幾次需要真金白銀地出資獲取股權,迄今其累計實際出資金額約為1.78億元(不包括2009年被抵扣掉的補繳金額)。
上市成功後,職工持股會合計持有約34億股綠地集團的股份,按照這次「借殼」金豐投資交易的公司估值計算,這部分股權價值近190億元,而按照金豐投資目前9元左右的股價估算的市值則高於300億元。
職工持股會對綠地集團的持股架構、增資擴股後,綠地集團的股權結構圖、「借殼」完成後yiji新綠地的股權結構圖。 (李伯根/圖)
綠地的急速成長,意味著職工持股會的股權含金量劇增,而超過50%的持股比例,雖未被公眾知曉,但仍使其在國資系統和更高層面面臨爭議。
2009年之後,上海市國資委陸續通過多種方式,加強對綠地集團的控制。
2009年12月,綠地集團召開股東會,決定按照上海國資委、農委和建交委的「處理意見」,做出股權調整。
這次股權調整的操作方式很有意思:一方面,按照兩份農委「建議」文件,對2003年前沒獲贈紅股的國資股東進行了補贈,對沒有參加的股份配送進行了補配,同時職工持股會「補繳」配股資金近兩億元;同時股東會又按照另外兩份農委「建議」文件,以綠地集團淨資產的3%對經營團隊獎勵,獎金1.4745億元,並向職工持股會補發分紅5000萬左右——正好與需要補繳的配股金額相抵。
不過,由於公司總股本已較1998年擴大了近五倍,這種「糾正」並不足以讓綠地集團的股權比例回覆到1998年的水平:職工持股會比例下降到46%,國資重新實現了對綠地集團的絕對控股。
2010年11月,持有綠地集團21.09%股份的上海農口住宅建設辦公室,也就是張玉良「下海」前擔任副主任的機關單位,把股權劃轉給了上海國資委全資持有的上海城投總公司。持股29.94%的中星集團,也把其中20.10%劃給了其母公司,也是上海國資委全資持有的上海地產集團。
與此同時,綠地集團的黨組織關係,也從農委劃轉到了上海國資委黨委。
隨後,綠地集團的董事會結構也進行了調整:過去十個董事席位,職工持股會佔據六席,被修改為總計十二個董事席位,職工持股會仍維持六席:過去只設立一個副董事長,由股東中星集團推派,被修改為設立三個副董事長,分別由三個國有股東公司推派。
2012年,國家審計署、上海審計局和上海國資委對綠地集團的股權變更事宜,再次進行了審計和調查,並提出了「整改意見」,上海市審計局和國資委形成了調查報告和整改方案,並向上海市政府報批,但相關各方並未向外界披露過這一情況。
根據報告內容,綠地集團被查出多處問題,三年前的「糾正」不足也被指責:
其一是1997年改制時,職工持股會3020萬元的認購金中,有580萬元是公司以「結餘工資」為職工持股會入股,雖然當時獲主管機關審批,但審計並不認可,要求享受了「結餘工資」並仍在綠地集團擔任中高層工作的13人,清退歷年分紅,並轉為國有股。
此外,這次改制時,綠地集團旗下一家與上海某軍方機構等合資成立的公司,沒有被納入評估範圍。綠地集團改制時其淨資產近億元。報告要求根據這家公司的資產和利潤分配情況,向綠地集團幾個國有股東,增加股份。
而上文提及的2009年那次「股權梳理」,補配的股權沒有參與多個年度的送股、分紅,報告要求按照「同股同權」的原則,向幾個國有股東補發分紅和送股。這次梳理中,對2003年一次配股的糾正「補配」,幾大國有股東享受到的配股比例1︰0.3,低於職工持股會1︰0.51的實際配股比例,報告要求重新補配差額。
根據以上要求整改之後,綠地集團職工持股會的持股比例,進一步壓縮到了36.43%。據此,董事會席位再做調整:總計十三個席位,職工持股會只佔五席,其他股東分享六席,另新設兩席獨立董事。
職工持股會這一持股比例,在2013年12月引入五家PE後,被降至29.09%。在這一連串的股權比例壓縮過程中,職工持股會作為綠地集團最大股東的地位,並未被動搖。
外力介入帶來的股權騰挪,並沒有影響綠地集團在市場上高歌猛進的勢頭。2012年綠地集團躋入《財富》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行列,《勢在人為》一書中描述,「(創辦)20年後,綠地集團實現了資產近萬倍的增長,國有資產增值超千倍,年複合增長率超過40%。」
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綠地集團已有總資產超過3000億元、淨資產470億元,三個季度淨利潤超過80億元。
業務規模擴大的同時,公司股本也在不斷增加,以此為依據的股東分紅金額也越來越高,2010-2013年,綠地集團分別是按照股本金的20%、15%、20%和25%分紅,職工持股會四個年度的分紅約為1.86億元、2.10億元、4.30億元和7.53億元。
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勢在人為》中稱,職工持股會設立之初,有點出乎張玉良預料,員工和幹部都不願意買,一則擔心風險,二則當時普遍收入低,籌錢困難,張玉良只好「壓任務」讓幹部帶頭入股。
書中稱,綠地集團職工持股會變遷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是沒人願買,幹部帶頭;然後是設置上限,員工自願;後來是,只有骨幹才能買,限制持股範圍。而離開綠地的人,必須在一年內賣出股份。
在金豐投資公告中,稱持股會目前共有成員982人,他們簽署聲明稱,這些股份並不存在紛爭,也沒有代持、信託持股等情形。根據上海國資委下屬雜誌《上海國資》2011年8月的報導,當時職工持股會的人數是600多人。
如果一切順利,「借殼」金豐投資交易完成後,由職工持股會演變而生的有限合夥公司上海格林蘭,將持有上市公司28.83%的股份,依然是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
接下來,年近六十的張玉良和他一直引為驕傲的「格林蘭」團隊,將帶領這個新晉中國最大房地產企業,繼續衝擊2015年進入世界兩百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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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的下午,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踏進由警察看守、必須解開三道鐵柵門大鎖,才能進入的彰化少年輔育院。這一天,他是回到「母校」演講。 五十年前,他曾是唸到沒學校念的不良少年,最後被送進彰化進德中學接受感化教育。如今,這裡已改製為隸屬法務部矯正署的少年輔育院。 走上講台,面對台下一張張桀驁不馴的年輕臉孔,尹衍樑開始分享輕狂往事,當中有學生提問:「從感化院出來後, 要用何種心態面對社會?」尹衍樑回答:「轉變這件事操之在我,要忍住別人異樣的眼光,相信自己、堅持下去,慢慢別人的觀感會改變。」原來大學時,尹衍樑曾與一位師大女學生交往,但一個月後女友竟不告而別,分手理由是「我爸爸說你是流氓,要我跟你保持距離。」二十多歲的尹衍樑忍住失落,反而對女生一鞠躬,說:「謝謝你告訴我,但我絕對不是流氓。數十年後,妳父親會後悔,女兒沒有嫁給這樣的人。」數十年過去,尹衍樑就用這種正面態度迎戰外界異樣眼光。最後,尹衍樑也許下承諾,每年春天都會再回「母校」,以自身經歷勉勵學弟妹。 (鄧 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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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當年被合作夥伴佔用資金88.07億元,至今只有原中鋼貨運公司總經理蔣寒松確認受賄40萬元和違規挪用資金560萬元,獲刑九年◎ 財新記者 張伯玲 文zhangboling.blog.caixin.com 原中鋼貨運公司總經理蔣寒松受賄案的宣判,打開了一件幾已塵封的中鋼往事。 早在四年前,財新記者已經曝光了中國中鋼集團公司(下稱中鋼集團)在與山西中宇等民營鋼企合作時財務管理失控,導致內部出現超過40億元的資金黑洞(詳見《新世紀》週刊2010年第32期「中鋼被套40億」 ) 。第二年,中鋼集團總裁黃天文被免職,後安全退休。分管中鋼爐料的中國中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股份)副總經理李毅和分管中鋼鋼鐵的中鋼股份副總經理蔣宏也相繼被免。 李毅、蔣宏和蔣寒松一樣,都是中鋼黃天文時期的風雲人物。當年,他們備受黃天文器重,曾力圖通過壟斷鋼鐵行業的上下游來實現中鋼大擴張戰略,結果卻在短短幾年間將中鋼拖入巨虧,時至今日,中鋼集團仍在消化盲目擴張 時期留下的債務黑洞。 6月18日,原中鋼集團中鋼貨運公司總經理蔣寒松等來了終審判決。 判決書顯示,蔣寒松身涉兩宗罪,一是收受了下屬單位中鋼貨運天津公司以資助購買高爾夫球卡為名給予的賄賂 款40萬元;同時,濫用職權違規借貨給 合作單位無法歸還後,又安排下屬公司簽訂虛假合同來窟窿,給集團造成560 余萬元的經濟損失。蔣寒松最終獲刑有期徒刑九年。 此案金額不大,但其中暴露出的問題與中鋼在山西中宇鋼鐵有限公司(下稱山西中宇)和河北縱橫鋼鐵集團公司(下稱河北縱橫)上發生的故事如出一轍,足以讓人管中窺豹,得以知悉中鋼集團內部財務管理、流程管理上的混亂,以及決策的無序。 實際上,中鋼集團為混亂管理所付的代價絕不止「560餘萬元」 。根據此前國家審計署的審計,2007-2009年度,中鋼集團被合作夥伴佔用資金88.07億元。這個黑洞至少仍未補上,據財新記者瞭解,僅僅河北縱橫對中鋼的佔款就有近16億元還沒有歸還。 誰應為當年這些資金的違規佔用負責?其中又有多少如同蔣案一樣隱藏著職務腐敗?中鋼往事的背後仍有無數待解之謎。 從違規借貨到填窟窿 2012年8月1日, 「經中鋼集團紀委通知,蔣寒松主動到檢察機關接受調查」 ,供述了受賄40萬元的犯罪事實。半個月後,他被正式逮捕。隨後檢察機關又發現了蔣寒松違規越權造成560餘萬元的經濟損失。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2014 年2月一審判決後,蔣寒松提出上訴。 2014年6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事情緣起於一批化工原料精對苯二甲酸(下稱 PTA) 。2008年6月,中鋼集團旗下的中鋼貿易公司將這批 PTA 交給中鋼貨運浙江公司保存並監管,中鋼貨運浙江公司把貨放到了租賃的紹興縱橫聚酯有限公司(下稱紹興縱橫)倉庫內。 2008年10月,應北京縱橫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縱橫投資)葛某的請託,蔣寒松在沒有收到放貨指令的情況下,越權違規指令中鋼貨運浙江公司將,2921.6噸 PTA 出借給紹興縱橫使用。因經營不善,紹興縱橫未能按時全部歸還。 「縱橫投資和紹興縱橫是一家,兩家公司在2008年都破產了,無法還上這筆錢。 」一位接近中鋼的權威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 為了防止違規借貨一事敗露、避免受到責任追究,2008年12月,蔣寒松再次越權違規指令中鋼貨運天津公司出資500萬元,幫助中鋼貨運浙江公司彌補虧空。隨後,中鋼貨運天津公司向天津開發區盛泰貿易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幣500萬元,匯入中鋼貨運浙江公司指定的賬戶。 為了償還借款,2009年7月至2010 年10月,中鋼貨運天津公司先後與6家公司簽訂了五份虛假的蓬蓋布買賣合同、12份虛假的倉儲代理協議和1份虛假的運輸合同,以支付貨款、代理包幹費、運輸費等形式,還了540萬元。 判決書稱,中鋼貨運最終損失的500餘萬元資金,都是因為蔣寒松違規 越權指令操作導致,蔣應對此承擔刑事責任。 蔣寒松出生於1955年。加入中鋼集團前,他和中鋼集團原董事長黃天文一起就職於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下稱五礦集團) 。2003年黃天文從五礦集團去職,前往中鋼集團任總經理兼黨委書記。蔣寒松不久也離開五礦集團,來到中鋼集團。 按照中鋼集團的用人原則,年滿50 歲的人一般不會再提拔。蔣寒松是個例外。2007年,已過50歲的蔣寒松從中鋼貿易公司被破格調任中鋼貨運公司任總經理,成為黃天文手下干將之一。 幫助蔣寒松填窟窿的中鋼貨運天津公司,同時也是蔣寒松私人的錢袋子。 2009年10月,中鋼貨運天津公司的時任總經理劉某,以資助買高爾夫球卡為名送給蔣寒松40萬元,蔣寒松委託他人將錢換成了歐元和美元,用於出國考察時消費。 中鋼集團的貨運業務當年就曾遭受質疑。中鋼貨運將大部分貨運業務交給在境外註冊的兩家小貨運公司。2007 年以前是與鵬榮國際有限公司(Glory Prans)合作;之後因中鋼部分管理層反對,換成註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貨運公司海達船務有限公司(Sea Win Shipping) 。 工商資料顯示,鵬榮國際有限公司註冊資金2萬港元,自然人施偉東出資9999港元,佔比49.99%,李天翔出資1 萬港元,佔比50%,周豔萍出資1港元。 反對者質疑中鋼貨運為何要與這麼小的公司合作,甚至有人直指這兩家公司有中鋼公司高層撐腰。 據中鋼內部人士透露,國家審計署調查發現,2008-2010年間,兩家貨運公司從中鋼的業務往來中獲得盈利近2億元,但未明確是否違規。 「雷鋒式」 擴張 蔣寒松在縱橫投資和中鋼貨運天津公司之間的一系列操作,與中鋼集團及其下屬公司在山西中宇和河北縱橫發生的故事一脈相承。只是後者造成的損失遠不止500餘萬元。中鋼因此至今沒有完全恢復元氣。 中鋼集團在「以規模論英雄」的央企行列裡排不上號,其從事的鋼鐵貿易又屬競爭性行業,沒有壟斷資源可以利用。為了做大做強,黃天文上任後,將中鋼集團定位為為鋼鐵工業和鋼鐵生產企業提供全方位綜合配套、系統集成服務,即由中鋼集團包下鋼企的上游供貨和下游銷售。 但寶鋼這樣的國有大鋼廠對這種包原料包銷的所謂「中鋼模式」 不感興趣。 中鋼集團只能選擇扶持新建鋼廠,同時大量與上游的原料供應商結盟,試圖壟 斷鋼鐵原料的供應,進而成為價格制定者。這兩個戰場都需要中鋼集團迅速上量,中鋼集團於是不惜通過預付貨款的形式,墊資幫助合作鋼廠上高爐擴大規模。但要命的是,中鋼集團與這些鋼廠並無股權關係,甚至沒有太大的管控權和話語權。 這種發展思路確實幫助中鋼集團很快實現擴張,其總資產從2007年的600 億元迅速擴張到2010年的1000億元,營業收入也從1200多億元猛增至1800多億元。 中鋼集團與山西中宇的合作就是這樣啟動的。自2007年開始,山西中宇通過收取預付貨款,大量佔用中鋼集團資金,後因管理不善無法交付產品。至2008年,中鋼集團出現財務黑洞,山西中宇對其欠款達20多億元;至2010年下半年,山西中宇對中鋼集團的欠款已增至近40億元。 一家鐵合金生產商當時曾被中鋼集團的宏圖吸引,加入其上游聯盟,後黯然離場。該企業負責人描述當年的亂象時說: 「中鋼希望把上游的原料供應商和下游的鋼鐵廠都變成單純的生產單位,由它來組織供貨和銷售,這對中鋼的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這些廠商跟中鋼沒有股權關係,只希望通過中鋼來拿貨或銷貨,而中鋼總部對下屬公司的控制又不得力,最後就變成了比誰更亂來的遊戲。老老實實按中鋼指令做事的企業賺不到錢,那些走通了中鋼下屬公司門路的企業卻可以從中鋼撈到好處,能多拿單子,提前回款;或者鋼企能大量佔用貨款和擠壓上游原料廠商。 」他說。 野心勃勃的中鋼集團無力控制合作夥伴,也很難有效約束下屬公司的行為,這給渾水摸魚者留下了巨大操作空間。與蔣寒松所涉紹興縱橫不同的是,山西中宇並沒有破產,2011年在中鋼集團安排下,轉給了名不見經傳的山西立恆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西立恆) ,對中鋼的近40億元欠債也在打折後由山西立恆承擔。山西立恆接手時給中鋼還一部分,剩餘的分期付清。據中鋼一位高管稱,2013年山西中宇的欠款已 「基本收回」 ,但河北縱橫對中鋼的佔款還有很多未還。 中鋼與河北縱橫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滄州縱橫項目。中鋼的會議紀要中多次提到 「縱橫模式」 ,其構想是:中鋼以「交鑰匙」的方式(即包建廠房高爐等設備)建設完滄州縱橫後,滄州縱橫日常所需的原輔料、設備、配件供應、產品銷售將繼續由中鋼旗下各專業公司承擔,比如鐵礦石由中鋼貿易公司供應,焦炭由爐料公司負責,鋼材銷售由鋼鐵公司負責,中鋼國際貨運將參與原料、產品的物流配送,中鋼設備公司則提供部分備品備件的管理服務。 2007年至2010年間,中鋼為河北縱橫累計墊資、預付款項超過100億元。 隨著山西中宇問題的曝光,開始要求河北縱橫加緊還款,截至2010年底,佔款減至70億元。 「截至2013年底,河北縱橫佔款還有15.86億元。 」上述中鋼集團高管稱。 這些巨大的財務黑洞卻無人被追究刑責。 「最多只是免職。 」一位原中鋼內部人士說。 2013年1月,國資委宣佈免去中鋼股份副總經理李毅和蔣宏的職務,並對中鋼股份副總經理劉安棟、王文軍、邵殿祥進行了誡勉談話。中鋼股份是中鋼集團當年為上市而成立的公司,裝入了集團的主要核心資產。這些人都是黃天文班底的核心成員。 「黃天文雖然被免職了,現在的薪水待遇還保留。 」據前述中鋼內部人士透露。 中鋼自救 從2011年黃天文免職後,中鋼一直在休養生息,通過壓縮業務規模減虧。同時,業內隔一段時間就會傳出中鋼要被重組的消息。接任者賈寶軍保持低調。 根據中鋼股份財報,從2010年到2012年 公 司 連 續 虧 損,2012年 虧 損 14.68億元。當年中鋼股份還將中鋼爐料股權劃轉至集團,使資產減值損失下降至5.57億元。 2013年國資委完成中鋼人事調整後,中鋼情況有所好轉。2013年公司實現利潤總額為7.43億元,其中投資收益12.80億元,其主營業務仍在虧損,虧損額為7.22億元。 「中鋼實現扭虧為盈,主要還是因為縮減業務。 」一位長期跟蹤中鋼集團的分析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舉例說,2013年中鋼縮減了盈利較小的貿易規模,進出口商品的收入為43.74億元,毛利潤7.17億元。 此前中鋼集團曾引以為豪的鐵礦石進口業務也在減少規模。海關數據顯示,2013年中鋼的鐵礦石進口量為1194 萬噸,較2012年減少742萬噸。 「在黃天文時代就是做大,進口要做第一,哪怕面臨高庫存風險。現在中鋼加強了對庫存和資金的管理和控制。 」前述中鋼集團高管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 此外,中鋼集團也在積極處置虧損 資產。2013年中鋼集團將中鋼爐料和中鋼集團濱海實業有限公司股權劃給中國誠通控股集團。 「對民營企業佔用資金問題,現在我們也在要求民營合作企業提供土地、生產設施等資產抵押擔保,並對其物流和現金流進行控制,這對降低資金佔款的回收風險有一定作用。 」前述中鋼集團高管稱。 目前,中鋼股份的收入從高峰時(2011年)的1800多億元降至1300多億元,與黃天文啟動大擴張前的1200多億元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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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如東一家民營養老院,兩位老人結伴走回房間。 (新華社記者 陳益宸/圖)
再有兩年,桑盛富就年滿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東縣潮墩村的村支書和民兵營長,從此加入了計劃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這是一項“光榮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記憶中,1980年代的如東只有兩個拿得出手的成績:一是棉花產值高,一是計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東縣成了國務院命名的全國10家“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之一。
這里曾經做到在3年時間里把全縣人口自然增長率從近20‰降到5‰多一點,也曾經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個新生兒中只有1個是多胎。當地官方保守統計,三十多年來,全縣少生近50萬人。
但現在,正如桑盛富所說,包括他自己在內,“作了貢獻的人吃虧了”。
1979年,桑盛富的兒子出生,他領到一張獨生子女證。
那是一個“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時代。按照規定,夫妻二人年齡總和達到50歲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是,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有時也有彈性,至少一方是獨子),過幾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齡人很少能夠享受到這個“福利”,因為他們很少是獨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須在夫妻二人中選擇一人結紮,即使有疾病不能結紮,女方也要上環避孕,並且要繳納500元的保證金,五六年後沒有超生就可以領回保證金。桑盛富說:“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絕大多數人都能拿回這500塊錢,桑盛富說,“我們比較聽話”。
為了保證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如東縣創造性地發明了“兩種生產”的提法,意即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一起抓,“書記掛帥,全黨動手,全民動員”,落實“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這讓誰能生、什麽時候生變成一項非同尋常的事。
1986年,國務院授予如東縣“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稱號,全國僅有10家。通往如東縣城的S223公路東側,“全國計生紅旗單位”的大型宣傳牌矗立了好多年。
“鬥膽”超生的人不是沒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東教師進修學校做了幾十年校醫,兼顧全校的計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個女兒後,老婆又懷了孕,做了一段時間“超生遊擊隊”,生了個男孩,最後被罰款6000元。他的親戚還是村支書,但也沒轍,超生就得罰款,在那個“萬元戶”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筆巨款,村支書和婦女主任好說歹說做工作,他的表弟東拼西湊交了3000元罰款。作為紀念,這家人給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記憶中,一旦出現超生對象,他們的工作就是圍追堵截。孕婦千方百計躲起來,村里的計生幹部千方百計找到她。
1992年後,桑盛富調到掘港鎮擔任計生辦副主任。
此時,人口的跨地域流動已經十分頻繁,有很多外地婦女嫁到如東縣,桑盛富說這些人“一是不到法定婚齡,二是沒有任何婚育證明和手續”,給計劃生育工作帶來很大挑戰。為了保護“計生紅旗縣”的榮譽,桑盛富說,計生幹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變成了“臉皮厚”、“為了計生,豁得出”、“不達目的不罷休”。
長沙鎮港城村婦女主任陳美華說,她在農村搞計生已經28年,針對本村流動人口特別多的特殊情況,她常和同事們起早貪黑、逐隊逐戶地上門登記造冊,查驗婚育證明。吃閉門羹的次數不少,白跑一趟的情況也很多,但她“總是微笑著面對每一次的挫折”。
季方珍曾在一份自述材料中說,全村育齡婦女無論是誰做節育手術還是采取補救措施,都由她用自行車送去接回。一些婦女住在醫院檢查治療,她就成了“編外護士”,端茶送飯、餵藥洗刷,甚至端尿接便。
而在桑盛富記憶里,更費神的,在於完成引產任務。為了讓這些手續不全的外來孕婦順利引產,計生幹部幾人一班,陪護在病房里,“我是男的,但是我做工作,也要陪他們睡到一個房間。”桑盛富回憶時候用手比劃著,那麽大一間病房,孕婦和家屬睡一側,計生幹部搭小床睡角落另一側,“最多的時候住一個星期,那個時候肯定辛苦,不分時間不分早晚”。
桑盛富說,陪護期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手術就好做”。
引產成功,超生危機解除,在那個“一票否決”的大環境下,集體的榮譽保住了,當事人還可以額外獲得補助,“經濟上不讓你吃虧”,桑盛富說這樣能更好化解對立情緒。
1996年4月23日,全國計劃生育自願選擇節育措施試點工作研討會在如東召開。桑盛富記得,意外懷孕率也成了一項考核指標,如此一來,“功夫就在平時”。
校醫施德俊日常需要在全校師生中宣傳、建檔、走訪、調查、服務。在計劃經濟年代,單位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全部依靠,單位也成為推進計生工作的重要一環,而學校這樣的事業單位,更被視為金飯碗,全校四十多位教師,一般不敢因超生而丟了工作。
施德俊手上有本賬,哪些人領了獨生子女證,哪些人需要及時去上環,哪些人則因為身體條件而不能結紮,需要定期發放避孕藥具,當事人需要定期填清單簽字,而那些從各個學校來此短期進修的老師,則由各自學校的計生人員管理。
“事業單位的計生工作抓得都很好,很緊。”施德俊說,比如教育系統,縣教育局有一個計生領導小組,每月開一次例會,各學校都有計生專員參加,施德俊是其中之一。會上,各人需要上報所在學校每月新增育齡婦女,“年滿18歲到50歲的婦女,進了多少,超齡多少,一月刷新一次統計表。”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是縣教育局的人事科長,施德俊說:“你想想看,人事科長,誰敢不聽話?”
桑盛富這樣的專職計生幹部,更需要定期在縣鎮轄區內派發避孕藥具,此外還要定期做身體檢查,“我們帶著小B超機,一年兩次,春天和秋天,去檢查那些上環的婦女。”憑著這些小B超機,桑盛富們能夠發現誰偷偷把上好的環拿掉了,也能夠發現誰的環位不正、下移,沒有效果。上環率成為各村考核的指標,桑盛富說,“100個孕齡婦女,正常的夫妻兩個在家的,上環率要達到70%或者75%。”
桑盛富的兒子今年36歲,育有一子也已11歲,作為爺爺的桑盛富有時不禁會感嘆,家里有兩個小孩可能會更好一點,“一是孤單,到時候像我們年齡大了,他們負擔重了,不是經濟負擔重,就是勞累負擔也重,年齡大了生病照顧困難。”
有時,他會給兒子做工作:“再生一個吧。”
但兒子不肯。夫妻倆都是工薪階層,月薪一兩千,生活壓力太大。
不是桑盛富兒子一家有這樣的想法。如東如今的育齡夫婦八九成是獨生子女,都符合生二胎政策。桑盛富說:“我現在主要負責我們全鎮的二孩審批,今年申請二孩全鎮300對,我們全鎮總人口農村和城鎮大概20萬人口。”以前在如東,女方是農村戶口的,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今年4月份開始,增加了女方是城鎮戶口的也可以再生一個孩子,“但你不限制了,他們還不想生了。”
桑盛富由此想給有關方面建議:“生二胎的,生了小孩可以獎勵5000,或者把費用報70%或60%。幼兒園要納入義務教育,在沒有納入義務教育之前,第二胎上幼兒園的費用報銷。這些解決了,也能緩解一些人的壓力,二孩申請的人才會多起來。”
相比較而言,施德俊倒不感到遺憾,盡管如今他看到,他的表弟已經嘗到了兩個孩子的甜頭——他的大女兒留在如東,開了個護膚品店;超生的“三千”,已是北京某部隊高級軍官,每個月都寄錢回來。
桑盛富說,如東的計劃生育起步比較早,財政負擔也比較重,一方面獨生子女獎勵的財政開支大,另一方面退休老人的一次性獎勵負擔大。
“當年實行計劃生育不太好的那些地方,負擔壓力就沒有這麽多。”桑盛富說,國家應該給如東財政支持,“國家不是沒有錢。做了貢獻的人不能再吃虧”。
本文轉載自一財網,作者張流常,授權華爾街見聞發布。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佳兆業”,01638.HK)的一系列風波就此告一段落了嗎?沒有人可以打保票。
根據知情人的舉報和工商資料顯示,佳兆業當年在四川的發展背後,和周永康之子周濱的商業夥伴吳兵有著密切的聯系。
掘金爛尾樓
歲末年初,佳兆業陷入債務和人事動蕩。去年12月10日晚,佳兆業突然發布公告稱,該公司創始人郭英成因健康原因辭任董事會主席及該公司授權代表等一系列職務。
2015年1月1日,佳兆業公告稱,未能償還匯豐銀行4億港元的融資貸款,雖然時隔幾天後匯豐銀行豁免了佳兆業提前還款的責任,但佳兆業早已陷入了一波又一波的債務風波。其間,該公司在深圳等地的多個項目被“鎖定”,一度有20多家金融機構“討債”。
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1月30日從佳兆業內部人士處獲悉,融創中國(01918.HK)將全面接手郭氏家族在佳兆業的約49%股權。2月2日,佳兆業公告稱,金誌剛已辭任公司行政總裁職務,但會留任公司執行董事。這是佳兆業確認融創中國接盤之後,首個辭任的佳兆業高管。
2005年至2010年間,既是郭英成和佳兆業發展的黃金期、機遇期,也是郭英成本人遭遇司法風險最大的時期之一。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佳兆業“爛尾樓專業戶”的綽號傳遍江湖。近日,《第一財經日報》曾獨家披露,因為廣州中誠廣場收購案,佳兆業前董事長郭英成曾向 廣東省高級法院執行局原局長楊賢才行賄100萬港元。楊賢才因受賄罪身陷囹圄之後,郭英成卻置身事外,未受到任何追究,反而成為當年“中國最大爛尾樓”收 購案的獲益者。
轉戰四川
2010年,佳兆業時任總裁黃傳奇對媒體表示:“佳兆業確實做過一些爛尾樓項目,做得很漂亮。但現在我們不做了,爛尾樓搞一個三四年,一幫人陷在里面,而且天天打官司,這不符合佳兆業上市後的定位。”
黃傳奇同時解讀了佳兆業此後的戰略調整,“拿地”的重點將放在地級城市以下,其中就包括四川。實際上,佳兆業在四川布局已久。
四川佳兆業置業有限公司(下稱“四川佳兆業”)於2007年5月在成都錦江區成立,主營範圍便是房地產開發經營,註冊資本1000萬元。佳兆業旗下的佳兆業集團(深圳)有限公司為四川佳兆業唯一的法人股東,投資1000萬元。
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查詢工商資料發現,四川佳兆業如今還是四川另外一家公司——四川天姿置業有限公司(下稱“四川天姿”)的大股東。
四川天姿成立於2006年9月,目前這家公司的法人股東有兩個,除四川佳兆業之外,便是外商投資企業香港安信亞太有限公司(下稱“安信亞太”)。安 信亞太的實繳出資額為600萬元,占比30%;四川佳兆業分別在2006年9月和2008年4月出資400萬元和1000萬元,占比70%。
四川天姿一度是成都乃至整個四川房地產業的佼佼者。
在四川媒體刊登的“2009年四川房地產綜合實力排行榜”中,四川天姿位居第13名。排在它前面的有和記黃埔地產(成都)有限公司、四川雅居樂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花樣年實業發展(成都)有限公司等企業。
神秘商人
據報道,四川天姿的前身起自神秘四川商人吳兵。有媒體報道,天姿置業曾和四川佳兆業合作開發項目。據多家媒體報道,吳兵和周永康之子周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此前從權威渠道獲知,周濱已於2013年12月1日被有關專案組帶走。另有媒體報道稱,吳兵在此之前已經失聯。
公開報道現實,2001年,吳兵的公司開始進軍四川房地產行業,成立中旭投資有限公司。彼時,周永康正是四川省委書記。多個消息源表明,周濱也正是在這一階段開始進入四川,並與漢龍集團董事長劉漢等人相熟。有跡象表明,周濱與吳兵或許正是在這時期相熟。
在此之後,與劉漢相仿,吳兵的事業發展也如日中天。吳兵不僅在四川成立了多家公司,其觸角也伸向了北京,範圍是石油系統。工商資料顯示,北京中旭陽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控制人便是周濱及其家人,與吳兵所控制的“中旭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有了這幾層若即若離的聯系,佳兆業的一些業務發展也不斷引發外界聯想。
2005年,佳兆業開始介入中誠廣場收購案,隨後成為最後贏家;2008年,楊賢才事發,在隨後的判決書中,指明郭英成行賄楊賢才100萬港元;2009年,佳兆業在港交所成功上市,郭英成未受楊賢才受賄案影響。
在楊賢才的判決書中顯示,另有一家企業及其法定代表人曾向楊賢才行賄600萬港元,最終該企業因單位行賄罪被判處1000萬元;法定代表人因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郭英成雖然行賄數額為100萬港元(在2008年,楊賢才獲知中紀委正在查辦中誠廣場收購案中存在的問題,委托郭英成親屬將上述款項退還),但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與600萬元一樣均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卻因何沒有毫發無損呢?
眾多疑問,隨著官方和司法機構更多案情的披露,將逐一浮出水面。
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強調,周永康大搞權錢、權色交易,嚴重損害黨和人民的事業,也帶壞了一批幹部。不僅要深刻反思周永康案的沈痛教訓,而且要徹底肅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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