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建國之後,到1956年,經濟真的搞得不錯;剛才有同學提到論十大關係,裡面還是有不少幹貨的,不過那個主要是對經濟情況和裡面的問題的總結,還沒有達到對經濟總體分析的哲學高度。
看當年美國的建國,也可以看到,打江山建立國家的人,和運作國家的人,是不一樣的,美國當年的幸運,是因為出了個天才,叫做漢密爾頓,而華盛頓這個軍頭,當然權威還在,基本上就是全部按照漢密爾頓的意見治理國家。
中國剛建國當時的情況,其實就是大部分都是打江山的,懂得管理的人才及其缺乏,當然陳云,是一個有經濟哲學思維的人,他的鳥籠經濟理論是非常有見地的,但是具體操作的人,還是缺乏。
比較有能力管理國家的,估計首推是高崗,其次就是鄧小平、饒漱石、習仲勳。
但是之前的情況,就是公私合營的形式,基本上,就是國家的經濟活力,是靠私人企業家們來推動的,但是為瞭解決無序競爭,是靠中央,或者各大區的有限的計划來補充的,當時的情況,就是工商業企業裡面,有私人老闆的大頭,有工人們的股份,有政府的部分股份,這個在今天,就叫做混合型經濟體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的東東,其實就是要回到那個時代的樣子。
我寫「毛澤東時代經濟」,就是寫到了,薄一波這個稅務局長,因為私人工商業的稅收上不來了(有的被搞跨了,有的背國企馬甲逃稅了),就要收國企的稅。
結果就被地方諸侯,告狀到了毛主席那裡,而這個變化,其實當時是沒有通報毛主席和上面的政治局常委,是周恩來的政務院一手經營的,這個事件導致了地方的逼宮,要把老周給幹掉,當時各部想搞蘇聯的部長聯席會議形式,取消政務院,其實這裡就是後來出現的中央地方博弈的白熱化的開端。
在1956年之前,因為外敵壓境,內患未除,所以新政權還沒有能力自己獨攬大權,實施自己的新經濟政策,政府系統,仍然任命了大批的舊政府的公務員在中低級,高級官員,還有不少打醬油的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同學,自然在經濟上,依賴資本家的力量也比較厲害。
這個時候,黨內對經濟路線的發展還是有相當分歧的。
比如國家主席劉同學,就娶了大資本家的女兒,聯姻了哈,結果他扮演的角色,就相當於民國政府的宋子文的角色,就是為工商界資本家代言;還有就是榮毅仁同學,在上海金融戰上幫了陳云和陳毅一把,也在新政府裡面有很大發言權。
這個時候,因為分歧大了,最後妥協的結果,反而是比較優化的。
但是可以說,當時全黨的同學,都是被馬克思同學給忽悠糊塗了。
應該是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得太快,違背了當年要多少多少年才可以完成的原定計劃,這裡,主要是一幫決策人的主要錯誤,就是用了政治運動的方法,來搞經濟,所謂抓革命,促生產。
其實,這個是中國傳統儒家的弊病之一,就是認為只要搞好了道德,修身養性,無所不利,但是問題在於這種想法,忽略了普通人民物質的慾望。
因為大部分人,是要過好日子,更多的錢,更多的享受,才會努力去促生產的。
當然,你有鄧稼先,你有焦裕祿,你有王進喜,這些是模範,是人類道德的典範,你可以要求大家去學習,但是不要指望大家可以趕得上。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不學習,趕不上模範,就要批鬥你,來個靈魂深處鬧革命,就不像話了。
最後就是抓革命之後,大家就利用革命的口號,把毛主席當大殺器祭出來,中央各部門鬥爭,中央和地方鬥爭,地方各勢力鬥爭,群眾內部,也趁機上綱上線,打擊報復,結果兩個人搶女朋友,搶輸了,結果也抬著毛主席神像,到你們家踢門了。
所以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是要不得的。
看到大家爭論對歷史的評價,也是看到這種泛政治化,泛道德化,在吵架的雙方身上都存在。
大同社會,按照孔子的看法,是永遠不會出現的,對人類道德水平的要求太高,所以只有小康社會,是現實中可以達到的。
因為社會的很多科技進步,不是某發明家特別有道德和愛心,很可能是該同學特別貪財,想發財。道德學家,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人性被道德化了,就沒有人性了。
你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都是道德完人,當然沒有部分道德高尚的人,整個人類可能就沉淪了,就是所謂度的問題,或者說,就是人類生活的悖論。
你說,大家都有老婆了,看到美女也一樣起淫念,流口水。這個就是人性,有很多的人性,是沒法用道德給抹殺的,你玩成歐洲的中世紀,現在的穆斯林,中國過去的文革,都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東東,也是違背人性的東東。
龍永圖(左)、魏建國(右) (李微敖/圖)
TPP沒有中國參加並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是中國自己選擇暫時不參加的。如果RCEP還沒有結束,中國馬上跳槽去參加TPP談判的話,就顯得很不厚道。
中國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現在美國已經制定出新的全球規則,強加於中國。中國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的一個小國了,TPP的規則,如果中國不接受,歐盟不接受,那就不能成為全球規則。
TPP達成以後,對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會形成一些壓力。比如在保護治外法權、環保,勞工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等問題上。這些問題恰恰是和中國現在的改革並行不悖的。
2015年10月5日,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智利、文萊等12個國家,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部長會議,就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達成基本協議。
11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TPP文本全文,全文超過兩千頁,包括貨物貿易、紡織品和服裝、原產地規則、金融服務、投資、電信、電子商務、政府采購、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知識產權、勞工、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敗等30個章節以及相關附錄,號稱是“史上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如果以2013年年底數據計算,這12個國家的GDP總和約為2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近40%,貨物貿易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
美國等國家為什麽要搞TPP協議?它與WTO(世貿組織協議)有什麽區別?對於中國而言,TPP是挑戰,還是機遇?坊間戲謔的說法之一,TPP是“排斥中國”的“踢屁屁”,但究竟實情如何?
帶著這些問題,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做客貴州衛視《論道》欄目,就此采訪了前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加入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和原商務部副部長、現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
南方周末:兩位都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關註TPP的?
龍永圖:從2001年,WTO多哈回合談判開始,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體制應該說遇到了一些挫折。“多哈回合”長期達不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各種關於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就開始了,這包括區域的貿易協定,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等,TPP就是其中一個。
前幾年,美國參加TPP的首席談判代表,突然到我辦公室來。因為他曾經在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中,和我是談判對手,所以我們算是好朋友、老朋友了。我就問他,現在外界傳說TPP搞出來是針對中國的。他說,請你相信我作為美國TPP首席談判代表,很鄭重地向你講沒有這回事,TPP不可能排斥中國,排斥中國對TPP的談判也沒有什麽好處。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TPP保持了一些特別的關註。
魏建國:2005年,我在商務部時(2003年-2008年任商務部副部長),中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進行談判,我們就發現新西蘭當時正在考慮一個比我們中國跟新西蘭更高的貿易標準,一個FTA(自由貿易協定),那時我們就知道有一個TPP。
但使我吃驚並引起我高度重視的,是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墨西哥坎昆的APEC會議上,突然提出美國要馬上參與建立TPP。我們經常發現,美國不按常規出牌,你想啊,他是在APEC的坎昆會議上談TPP的,在20國集團開會時他不說,WTO會議時他不說,偏偏選擇APEC會議上說。這就使得我們提高了警覺性——因為參加APEC會議的,大部分都是太平洋地區國家。
南方周末:為什麽美國在2009年突然插進來?
魏建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美國國內出現兩個顯著的趨向:一派是支持中國加入WTO的,這大部分是跨國公司、銀行家、金融家,包括一些服務貿易商,原因是中國市場大;一派是反對的,這是一些學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員,理由是中國這麽大的塊頭進來對美國不利。
中國加入WTO以後,我們最大的收獲就是,不僅中國徹底打開了大門,而且成了世界的工廠。中國在全球四百多種工業品和消費品的生產和出口上,有222種占第一位;像談判時涉及的紡織品的配額問題,紡織品和多種纖維協定,這原本是壓在中國身上的主動配額問題,變成了我們的主動需求,中國的紡織品行業,也取得了井噴式的發展。美國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說邀請中國加入WTO進來後,結果中國搶占了先機,成了得益國,中國贏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在考慮,WTO的“多哈回合談判”采取什麽策略。曾擔任WTO兩屆幹事長職務的帕斯卡爾·拉米認為在他的任期內,沒有能夠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成功,是因為美國沒有政治意願,美國在拖。
為什麽美國在拖?因為美國在尋找一個更高的、更加國際化的遊戲規則,來把中國排除在外。於是,美國瞄準了那個微小型的TPP,即起初只有新加坡、新西蘭等4個國家的TPP,要慢慢把它搞成今天這樣12個國家的TPP。
龍永圖:我插一句,當時美國認為中國加入WTO,中國成為了最大的贏家,實際上現在我們應該澄清的是:這還是一個雙贏。因為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從中國加入WTO當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中國的市場放開了,中國很多價廉物美的產品,比如我們的紡織品,鞋、襪和很多的玩具,家電產品,都能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出口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使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公眾,特別是他們的低收入群體,能夠享受到價廉物美的日用消費品。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加入WTO,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次重大的“扶貧行為”。
另外,由於中國商品的價廉物美,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擺脫了困擾他們多年的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來,這些國家的通脹都非常低。這些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忽略的地方。他們只看到了中國加入WTO給中國帶來的好處,這是不全面的。
南方周末:TPP到底是不是針對中國的,兩位似乎有些矛盾。龍先生講,美方代表當面跟您說,TPP不是針對中國的。魏先生則說,TPP就是針對中國的。
龍永圖:我覺得魏部長也沒有說TPP是排斥中國、針對中國的。因為,首先TPP沒有中國參加並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根據WTO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定,任何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應該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開放,所以TPP的成員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據,不允許中國參加。
事實上是中國自己選擇暫時不參加的。為什麽?有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中國正在和東盟十國,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韓國、日本,共16個國家搞一個區域貿易協定,我們叫RCEP,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議”。中國的力量主要集中在RCEP的談判上,如果在這種情況下,RCEP還沒有結束,中國馬上跳槽去參加TPP談判的話,我覺得,中國就顯得很不厚道。特別是在RCEP的談判中,中國起著非常主導的推動作用。
第二,TPP在保護知識產權、環保、勞工標準,以及企業市場化發展方面,確實走得很快,快的步伐雖然和中國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但走得確實比中國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認為,與其現在花很大的精力來與美國和其他國家談這些新領域的重大規則問題,還不如中國自身采取主動改革的措施,使得中國的環保標準、勞工標準等,能逐漸適應TPP的發展方向。這方面,我們采取的是“多做少說”。
從美國方面來講,也許他們雖然不能排斥中國,但心里不願意中國參加,因為中國參加的話,可能會對談判造成很大的麻煩。TPP的整個談判本來就很困難,中國參加,會具有更大的複雜性。種種情況也說明,TPP不是在排斥中國,中國選擇不參加TPP的談判也是暫時的。
此外,我們不能講,中國可以搞RCEP,美國就不能搞TPP,這兩個都是區域貿易協定,我們不能采取“雙重標準”。
當然,美國搞TPP,從政治上來說服務於它在亞洲這個平臺的戰略,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確實有針對中國的意思。但美國人幹什麽事情,從來不是把針對誰當成第一位,從來是把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搞TPP或者說亞洲再平衡的戰略,首先是為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利益,因為現在全球經濟的重心已經轉到亞太地區,所以它的整個經濟戰略的重心,也要轉到這一地區。
所以,美國利用TPP這樣一個現成的舞臺,就像是資本市場上的“借殼上市”,一下把這個小的上市公司的殼變成大的上市公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說這個殼本來就是美國的,美國把它搞出來專門針對中國,我覺得這也不符合實際。
魏建國:美國的智庫對美國今後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兩種分析,一種分析就是美國要想作為全球霸主,必須有三個條件:第一,美國的GDP必須要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3%以上,當然今年它已經是1.5%,現在是1.3%,說不定今年還掉下來1.1%;第二,它認為導致全球傳統大國爭論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蕩然無存。因此提出,美國目前一定要在搶占遊戲規則和國際體系的主導地位方面邁上新的一步。
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美國不要再想著去改造對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包括用武力去改造。而是要真正轉向使用新的國際規則,制定全球新的遊戲規則,作為領導全球的關鍵所在。那麽國際規則就像龍部長講的,一定要把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今後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在亞太,說白了就在中國。這個TPP剛好符合它走向亞太的戰略,奧巴馬也因此在2011年提出,在他的任內能夠加速TPP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這兩個協議的進程。
龍永圖:實際上,TPP是美國企圖制定新的全球規則的第一步,因為TPP所有的規則,只對這12個成員國有效,構不成全球規則。如果要使它成為全球規則,必須讓中國、歐盟這樣的大國貿易集團,能夠同意和接受這個規則。
所以,我覺得中國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美國已經制定出新的全球規則,現在就要強加於中國。中國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的一個小國了,你制定什麽規則,我們就無條件地接受。中國參加WTO談判時,基本算是“手無寸鐵”,都和美國回旋了那麽多年,最後才接受了這樣一個全球規則。而且也不能說,當年WTO的一些規則就是美國制定的規則,而是經過很多年的磨合,好幾年的全球談判才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中國現在被排斥在全球新的貿易規則之外,這個毫無根據。TPP的規則,如果中國不接受,歐盟不接受,那就不能成為全球規則。這點,大家還是可以放心的。
南方周末:雖然TPP現在達成初步協議,但還需要各國國內的批準程序,我們看到了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就明確反對TPP,有沒有可能美國國會會否決這個協議?
龍永圖:我想肯定會有一些爭論,比如在美國,就像當年通過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進程一樣,非常複雜非常曲折,但這是一個美國國內政治運作的過程,希拉里現在反對TPP,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姿態,是她整個競選戰略中的一部分,我並不認為她會真正地反對TPP。對美國有利的事情,美國國會都通過的,所以我倒不懷疑TPP會在美國通過,我想最快在奧巴馬任內,就能完成國會的整個程序。在其他國家通過,更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南方周末:很多人關心,TPP到底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比如因為加入WTO而受益的紡織品出口,是否會因為TPP而減少,會萎縮?
魏建國:我認為有影響,但影響不是很大。因為TPP只限定在12個國家里,範圍有限。如果中國的紡織品等產品出口受限,那麽我們可以從其他途徑,向其他國家出口。
對於TPP,我認為中國還是應該抱著樂見其成的態度。我個人認為中國對全球的貿易規則應該采取四個“改”:第一改革它,包括WTO、FTA,包括現在的IMF、世界銀行等,我們首先改革它,改革的目的是改善它,改進它,而不是徹底的顛覆它、改變它。因為中國應該說是這些國際規則體系的創立者、貢獻者、參與者,也是受益者。
龍永圖:美國一些專家認為,TPP可以產生大量的貿易轉移效應,有的還說,每年要因此減少中國一千億美元左右的出口。這一千億美元,是完全按照TPP的條款直接算出來的,我覺得這誇大其詞了。
因為關稅降低也好,還是原產地規則的改變也好,只不過是一個產品的整個競爭能力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在紡織品等其他不少產品上,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優勢,比如我們有更好的物流體系,更好的零部件生產體系,更好的原材料的配套體系等,這些都是決定一個產品的競爭能力的因素,還包括供貨時間,也非常關鍵。價格不是唯一因素,關稅也不是。有時候,關稅的因素還可以忽略不計。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不太值得憂慮。
TPP達成以後,對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會形成一些壓力。比如在保護治外法權、環保,勞工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等問題上,這些問題恰恰是和中國現在的改革並行不悖的。由於TPP的建立,實際上給我們一面鏡子,就是說國際上在這些領域里面有哪些新的要求,我們的改革要怎樣去適應這些新的國際標準和要求。我們對這些新規則,到底采取一種歡迎的態度,還是抵制的態度,這對我們來講,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像中央講的,對TPP采取一種開放的態度,我覺得對中國一些重大領域的改革,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南方周末:我們看到,陸續有不少其他國家和地區表示將申請加入TPP,那麽中國有沒有必要,在未來三五年,也考慮申請加入呢?
龍永圖:現在還談不上參加TPP的問題,現階段,中國還是要加快和16個國家的RCEP談判,使這個談判能夠盡早結束、生效,這樣的話,就可以使RCEP和TPP成為亞洲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區域貿易協定。
這兩個區域貿易協定重疊的國家很多,大概有8個國家,通過這兩邊參加的8個國家的牽線搭橋,也許這兩個區域之間的貿易協定,可以在某一天能夠進行一定的銜接,形成一個完整的亞洲太平洋區域貿易協定。這應該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當然也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努力。
魏建國:我認為,首先我們要看一看,TPP能不能最後達成協議。我想,不管現在各國對TPP怎麽看,作為美國來講,既然前期動員了那麽多資源,花了那麽多功夫,肯定會最終實現。不管TPP跟原來的想法,是不是改變了,程度和質量是不是降低了。不管在奧巴馬任期之內能不能達成,但美國肯定會把TPP,包括TTIP作為一個大的戰略來實現。
第二,中國的態度。不是說我見到你有一個新的遊戲規則,就一定要來加入。中國改革走到現在,最大的特點就是“接地氣”,就是始終瞄準著中國的國情。
中國的國情跟越南、文萊這些發展中國家不一樣,我們比它更發達;我們又跟日本、美國、新西蘭、新加坡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面,作為中國來講,既要把進一步的改革,作為一個最好的紅利來釋放;同時也要照顧到中國的穩步前進發展的需要。
我認為我們對TPP不要太忌憚。我們所有的改革,不是因為外界來壓迫我們,而是出於我們自身的需求。比如知識產權保護,是因為我們的國情,需要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們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我們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們中國做好了,自然會成為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優秀的國家。
南方周末: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不考慮年齡、職務的因素,如果未來中國政府任命您為中國加入TPP的首席談判代表,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難和挑戰有哪些?
魏建國:如果中國政府要加入TPP,而且要選擇我作為首席談判代表,我的一個擔心,就是如何對美國制定的這個遊戲規則中,暗藏的玄機進行一一化解。我認為就是要“見招拆招”,並且利用中國現有大的戰略,包括“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使TPP從一個“利益共同體”,努力打造成“命運共同體”,最後成為全球“責任共同體”。
龍永圖:根據我當年參加WTO談判的經驗,任何一個國際協議的談判首先要在中國國內形成共識。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我們先是一步一步在國內給大家講清楚,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後,這才使得中國在談判的最後時刻,達成了協議。
現在,中國國內對TPP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質疑,包括今天互聯網對輿論的影響,與十幾年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怎樣能統一全國上下,乃至部門和利益集團之間的認識,形成共識,看到中國如果接受TPP那一套基本原則體系,對我們是有利的,是最重要的。
龍永圖(左)、魏建國(右) (李微敖/圖)
TPP沒有中國參加並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是中國自己選擇暫時不參加的。如果RCEP還沒有結束,中國馬上跳槽去參加TPP談判的話,就顯得很不厚道。
中國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現在美國已經制定出新的全球規則,強加於中國。中國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的一個小國了,TPP的規則,如果中國不接受,歐盟不接受,那就不能成為全球規則。
TPP達成以後,對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會形成一些壓力。比如在保護治外法權、環保,勞工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等問題上。這些問題恰恰是和中國現在的改革並行不悖的。
2015年10月5日,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智利、文萊等12個國家,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部長會議,就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達成基本協議。
11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TPP文本全文,全文超過兩千頁,包括貨物貿易、紡織品和服裝、原產地規則、金融服務、投資、電信、電子商務、政府采購、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知識產權、勞工、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敗等30個章節以及相關附錄,號稱是“史上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如果以2013年年底數據計算,這12個國家的GDP總和約為2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近40%,貨物貿易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
美國等國家為什麽要搞TPP協議?它與WTO(世貿組織協議)有什麽區別?對於中國而言,TPP是挑戰,還是機遇?坊間戲謔的說法之一,TPP是“排斥中國”的“踢屁屁”,但究竟實情如何?
帶著這些問題,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做客貴州衛視《論道》欄目,就此采訪了前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加入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和原商務部副部長、現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
南方周末:兩位都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關註TPP的?
龍永圖:從2001年,WTO多哈回合談判開始,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體制應該說遇到了一些挫折。“多哈回合”長期達不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各種關於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就開始了,這包括區域的貿易協定,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等,TPP就是其中一個。
前幾年,美國參加TPP的首席談判代表,突然到我辦公室來。因為他曾經在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中,和我是談判對手,所以我們算是好朋友、老朋友了。我就問他,現在外界傳說TPP搞出來是針對中國的。他說,請你相信我作為美國TPP首席談判代表,很鄭重地向你講沒有這回事,TPP不可能排斥中國,排斥中國對TPP的談判也沒有什麽好處。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TPP保持了一些特別的關註。
魏建國:2005年,我在商務部時(2003年-2008年任商務部副部長),中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進行談判,我們就發現新西蘭當時正在考慮一個比我們中國跟新西蘭更高的貿易標準,一個FTA(自由貿易協定),那時我們就知道有一個TPP。
但使我吃驚並引起我高度重視的,是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墨西哥坎昆的APEC會議上,突然提出美國要馬上參與建立TPP。我們經常發現,美國不按常規出牌,你想啊,他是在APEC的坎昆會議上談TPP的,在20國集團開會時他不說,WTO會議時他不說,偏偏選擇APEC會議上說。這就使得我們提高了警覺性——因為參加APEC會議的,大部分都是太平洋地區國家。
南方周末:為什麽美國在2009年突然插進來?
魏建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美國國內出現兩個顯著的趨向:一派是支持中國加入WTO的,這大部分是跨國公司、銀行家、金融家,包括一些服務貿易商,原因是中國市場大;一派是反對的,這是一些學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員,理由是中國這麽大的塊頭進來對美國不利。
中國加入WTO以後,我們最大的收獲就是,不僅中國徹底打開了大門,而且成了世界的工廠。中國在全球四百多種工業品和消費品的生產和出口上,有222種占第一位;像談判時涉及的紡織品的配額問題,紡織品和多種纖維協定,這原本是壓在中國身上的主動配額問題,變成了我們的主動需求,中國的紡織品行業,也取得了井噴式的發展。美國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說邀請中國加入WTO進來後,結果中國搶占了先機,成了得益國,中國贏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在考慮,WTO的“多哈回合談判”采取什麽策略。曾擔任WTO兩屆幹事長職務的帕斯卡爾·拉米認為在他的任期內,沒有能夠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成功,是因為美國沒有政治意願,美國在拖。
為什麽美國在拖?因為美國在尋找一個更高的、更加國際化的遊戲規則,來把中國排除在外。於是,美國瞄準了那個微小型的TPP,即起初只有新加坡、新西蘭等4個國家的TPP,要慢慢把它搞成今天這樣12個國家的TPP。
龍永圖:我插一句,當時美國認為中國加入WTO,中國成為了最大的贏家,實際上現在我們應該澄清的是:這還是一個雙贏。因為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從中國加入WTO當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中國的市場放開了,中國很多價廉物美的產品,比如我們的紡織品,鞋、襪和很多的玩具,家電產品,都能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出口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使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公眾,特別是他們的低收入群體,能夠享受到價廉物美的日用消費品。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加入WTO,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次重大的“扶貧行為”。
另外,由於中國商品的價廉物美,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擺脫了困擾他們多年的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來,這些國家的通脹都非常低。這些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忽略的地方。他們只看到了中國加入WTO給中國帶來的好處,這是不全面的。
南方周末:TPP到底是不是針對中國的,兩位似乎有些矛盾。龍先生講,美方代表當面跟您說,TPP不是針對中國的。魏先生則說,TPP就是針對中國的。
龍永圖:我覺得魏部長也沒有說TPP是排斥中國、針對中國的。因為,首先TPP沒有中國參加並不是美國不讓中國參加,根據WTO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定,任何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應該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開放,所以TPP的成員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據,不允許中國參加。
事實上是中國自己選擇暫時不參加的。為什麽?有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中國正在和東盟十國,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韓國、日本,共16個國家搞一個區域貿易協定,我們叫RCEP,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議”。中國的力量主要集中在RCEP的談判上,如果在這種情況下,RCEP還沒有結束,中國馬上跳槽去參加TPP談判的話,我覺得,中國就顯得很不厚道。特別是在RCEP的談判中,中國起著非常主導的推動作用。
第二,TPP在保護知識產權、環保、勞工標準,以及企業市場化發展方面,確實走得很快,快的步伐雖然和中國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但走得確實比中國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認為,與其現在花很大的精力來與美國和其他國家談這些新領域的重大規則問題,還不如中國自身采取主動改革的措施,使得中國的環保標準、勞工標準等,能逐漸適應TPP的發展方向。這方面,我們采取的是“多做少說”。
從美國方面來講,也許他們雖然不能排斥中國,但心里不願意中國參加,因為中國參加的話,可能會對談判造成很大的麻煩。TPP的整個談判本來就很困難,中國參加,會具有更大的複雜性。種種情況也說明,TPP不是在排斥中國,中國選擇不參加TPP的談判也是暫時的。
此外,我們不能講,中國可以搞RCEP,美國就不能搞TPP,這兩個都是區域貿易協定,我們不能采取“雙重標準”。
當然,美國搞TPP,從政治上來說服務於它在亞洲這個平臺的戰略,這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確實有針對中國的意思。但美國人幹什麽事情,從來不是把針對誰當成第一位,從來是把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搞TPP或者說亞洲再平衡的戰略,首先是為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利益,因為現在全球經濟的重心已經轉到亞太地區,所以它的整個經濟戰略的重心,也要轉到這一地區。
所以,美國利用TPP這樣一個現成的舞臺,就像是資本市場上的“借殼上市”,一下把這個小的上市公司的殼變成大的上市公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說這個殼本來就是美國的,美國把它搞出來專門針對中國,我覺得這也不符合實際。
魏建國:美國的智庫對美國今後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兩種分析,一種分析就是美國要想作為全球霸主,必須有三個條件:第一,美國的GDP必須要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3%以上,當然今年它已經是1.5%,現在是1.3%,說不定今年還掉下來1.1%;第二,它認為導致全球傳統大國爭論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蕩然無存。因此提出,美國目前一定要在搶占遊戲規則和國際體系的主導地位方面邁上新的一步。
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美國不要再想著去改造對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包括用武力去改造。而是要真正轉向使用新的國際規則,制定全球新的遊戲規則,作為領導全球的關鍵所在。那麽國際規則就像龍部長講的,一定要把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今後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在亞太,說白了就在中國。這個TPP剛好符合它走向亞太的戰略,奧巴馬也因此在2011年提出,在他的任內能夠加速TPP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這兩個協議的進程。
龍永圖:實際上,TPP是美國企圖制定新的全球規則的第一步,因為TPP所有的規則,只對這12個成員國有效,構不成全球規則。如果要使它成為全球規則,必須讓中國、歐盟這樣的大國貿易集團,能夠同意和接受這個規則。
所以,我覺得中國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美國已經制定出新的全球規則,現在就要強加於中國。中國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的一個小國了,你制定什麽規則,我們就無條件地接受。中國參加WTO談判時,基本算是“手無寸鐵”,都和美國回旋了那麽多年,最後才接受了這樣一個全球規則。而且也不能說,當年WTO的一些規則就是美國制定的規則,而是經過很多年的磨合,好幾年的全球談判才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中國現在被排斥在全球新的貿易規則之外,這個毫無根據。TPP的規則,如果中國不接受,歐盟不接受,那就不能成為全球規則。這點,大家還是可以放心的。
南方周末:雖然TPP現在達成初步協議,但還需要各國國內的批準程序,我們看到了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就明確反對TPP,有沒有可能美國國會會否決這個協議?
龍永圖:我想肯定會有一些爭論,比如在美國,就像當年通過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進程一樣,非常複雜非常曲折,但這是一個美國國內政治運作的過程,希拉里現在反對TPP,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姿態,是她整個競選戰略中的一部分,我並不認為她會真正地反對TPP。對美國有利的事情,美國國會都通過的,所以我倒不懷疑TPP會在美國通過,我想最快在奧巴馬任內,就能完成國會的整個程序。在其他國家通過,更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南方周末:很多人關心,TPP到底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比如因為加入WTO而受益的紡織品出口,是否會因為TPP而減少,會萎縮?
魏建國:我認為有影響,但影響不是很大。因為TPP只限定在12個國家里,範圍有限。如果中國的紡織品等產品出口受限,那麽我們可以從其他途徑,向其他國家出口。
對於TPP,我認為中國還是應該抱著樂見其成的態度。我個人認為中國對全球的貿易規則應該采取四個“改”:第一改革它,包括WTO、FTA,包括現在的IMF、世界銀行等,我們首先改革它,改革的目的是改善它,改進它,而不是徹底的顛覆它、改變它。因為中國應該說是這些國際規則體系的創立者、貢獻者、參與者,也是受益者。
龍永圖:美國一些專家認為,TPP可以產生大量的貿易轉移效應,有的還說,每年要因此減少中國一千億美元左右的出口。這一千億美元,是完全按照TPP的條款直接算出來的,我覺得這誇大其詞了。
因為關稅降低也好,還是原產地規則的改變也好,只不過是一個產品的整個競爭能力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在紡織品等其他不少產品上,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優勢,比如我們有更好的物流體系,更好的零部件生產體系,更好的原材料的配套體系等,這些都是決定一個產品的競爭能力的因素,還包括供貨時間,也非常關鍵。價格不是唯一因素,關稅也不是。有時候,關稅的因素還可以忽略不計。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不太值得憂慮。
TPP達成以後,對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會形成一些壓力。比如在保護治外法權、環保,勞工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等問題上,這些問題恰恰是和中國現在的改革並行不悖的。由於TPP的建立,實際上給我們一面鏡子,就是說國際上在這些領域里面有哪些新的要求,我們的改革要怎樣去適應這些新的國際標準和要求。我們對這些新規則,到底采取一種歡迎的態度,還是抵制的態度,這對我們來講,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像中央講的,對TPP采取一種開放的態度,我覺得對中國一些重大領域的改革,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南方周末:我們看到,陸續有不少其他國家和地區表示將申請加入TPP,那麽中國有沒有必要,在未來三五年,也考慮申請加入呢?
龍永圖:現在還談不上參加TPP的問題,現階段,中國還是要加快和16個國家的RCEP談判,使這個談判能夠盡早結束、生效,這樣的話,就可以使RCEP和TPP成為亞洲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區域貿易協定。
這兩個區域貿易協定重疊的國家很多,大概有8個國家,通過這兩邊參加的8個國家的牽線搭橋,也許這兩個區域之間的貿易協定,可以在某一天能夠進行一定的銜接,形成一個完整的亞洲太平洋區域貿易協定。這應該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當然也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努力。
魏建國:我認為,首先我們要看一看,TPP能不能最後達成協議。我想,不管現在各國對TPP怎麽看,作為美國來講,既然前期動員了那麽多資源,花了那麽多功夫,肯定會最終實現。不管TPP跟原來的想法,是不是改變了,程度和質量是不是降低了。不管在奧巴馬任期之內能不能達成,但美國肯定會把TPP,包括TTIP作為一個大的戰略來實現。
第二,中國的態度。不是說我見到你有一個新的遊戲規則,就一定要來加入。中國改革走到現在,最大的特點就是“接地氣”,就是始終瞄準著中國的國情。
中國的國情跟越南、文萊這些發展中國家不一樣,我們比它更發達;我們又跟日本、美國、新西蘭、新加坡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面,作為中國來講,既要把進一步的改革,作為一個最好的紅利來釋放;同時也要照顧到中國的穩步前進發展的需要。
我認為我們對TPP不要太忌憚。我們所有的改革,不是因為外界來壓迫我們,而是出於我們自身的需求。比如知識產權保護,是因為我們的國情,需要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們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我們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們中國做好了,自然會成為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優秀的國家。
南方周末: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不考慮年齡、職務的因素,如果未來中國政府任命您為中國加入TPP的首席談判代表,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難和挑戰有哪些?
魏建國:如果中國政府要加入TPP,而且要選擇我作為首席談判代表,我的一個擔心,就是如何對美國制定的這個遊戲規則中,暗藏的玄機進行一一化解。我認為就是要“見招拆招”,並且利用中國現有大的戰略,包括“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使TPP從一個“利益共同體”,努力打造成“命運共同體”,最後成為全球“責任共同體”。
龍永圖:根據我當年參加WTO談判的經驗,任何一個國際協議的談判首先要在中國國內形成共識。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我們先是一步一步在國內給大家講清楚,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後,這才使得中國在談判的最後時刻,達成了協議。
現在,中國國內對TPP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質疑,包括今天互聯網對輿論的影響,與十幾年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怎樣能統一全國上下,乃至部門和利益集團之間的認識,形成共識,看到中國如果接受TPP那一套基本原則體系,對我們是有利的,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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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英國金融實力!”6月25日,中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舉行期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作出如此表述,並表達了他對英國和倫敦金融地位的樂觀;他也稱,倫敦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依然可以很好的運作,人民幣未來也可望成為全球第二大貨幣,英國脫歐後將會和中國更好地合作。
英國公投脫歐結果出爐後,不少市場人士質疑,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受到動搖,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的地位是否穩固,對此魏建國稱:“倫敦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我們選對了!”以前不少市場人士認為英國金融主要覆蓋在歐洲,而根據其自身在非洲工作了20年的經歷,英國的金融已經完全到了非洲,英國的金融也到了拉美、中國香港,“有的人講中國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選錯了,我覺得是選對了。”
魏建國稱,英國會發揮它金融更大的優點,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稍有後悔,或者減少和英國的合作,那就是中國最大的失誤,英國會繼續把人民幣離岸中心做強做好,不要低估英國在國際金融上的穩定,更不要低估英國在這方面的人才,這是中英雙方共同走向金融合作,走向人民幣國際化的很好的合作夥伴。
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以後會越來越多,包括以後在“一帶一路”,包括對外援助、對外經貿互助等,這一點來看未來人民幣也會走強。雖然近期英鎊波動較大,但不會對人民幣造成嚴重影響,相反,人民幣會更受歡迎;人民幣很可能未來成為全球第二大貨幣。
魏建國表示,英國脫歐投票結果,歐盟自己沒想到,英國本身沒想到,可能大部分國家的政府首腦和跨國企業都沒想到。之前大家都以為是英國和歐盟的力量博弈,認為歐盟作為一個歐洲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的聯合體,一個強大的穩定的歐洲對我們來說是件好事。但是2009年次貸危機顯示了歐洲的軟肋,顯示了歐洲的內在問題,本來可以內部調整得到解決,但歐洲人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太重,是歐洲本身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重大失誤。
魏建國稱,歐共體有關鍵兩大問題沒解決。第一是全球化形勢下,貧富差距加大、矛盾突出,沒有妥善解決;二是經濟要發展,創新是源泉,但歐洲創新日落西山,近年來失業增加,創新力不足。且歐共體錯過了解決的機遇,並增加了兩大新問題:難民問題和反恐問題。這些問題日益突出,且是歐洲的固態問題,英國已經多次表示想要脫離歐洲,謀求發展。英國最終脫歐後將會和中國更好地合作,英國已經認識到亞太再平衡的重要性,願意與中國結合,謀求共同的發展。
7月8日下午,在貴州貴陽舉行的生態文明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新發展理念下的“一帶一路”戰略》分論壇上,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提出,當前的“一帶一路”必須加速。但如何加速?需要用綠色的理念促使中國企業參與的一切國外項目都成為人類的利益共同體,再到命運共同體,最後到責任共同體。
在論壇的演講中,魏建國首先用幾個故事來折射綠色理念在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
他說,改革開放初期,一家中國組織的一行人到美國考察,在華盛頓的車上,其中一人把吃剩的香蕉皮偷偷從車里扔了出去,其他人都沒有看到,但當地的司機從後車鏡里看到了。於是就停下車,默默把香蕉皮撿了起來,沒有說一句話。
還有一個故事是他在非洲工作20年的經歷。有一次在肯尼亞的路途中,幾個中國人在一片綠色草坪上看到了一只大旱龜,於是就把這只旱龜搬到了車的後備箱里想帶回家。看到這一幕的非洲司機卻堅持不肯開車。最後他們明白過來後,把旱龜重新放回了草坪上,這位非洲司機才露出笑臉,過來和他們一一熱情握手表示感謝。
魏建國表示,對於中國人綠色和環保理念的改變和進步,他深有體會。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和“一帶一路”一定要破除幾個片面或錯誤的觀點。
第一,“一帶一路”是中國的第三次改革開放,和前兩次的改革開放是不同的。
“第一次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同誌1978年的三中全會,通過設立特區打開了窗戶;第二次改革開放是打開了大門,讓我們成為了世界工廠。”他說,前兩次是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到中國來,但這第三次是中國的產業、資本和管理“走出去”。
另外,以前是中國的一部分地區“走出去”,這次通過“一帶一路”是國內所有的省市和企業都可以“走出去”。
第二,“一帶一路”和“走出去”不是把過剩的、淘汰的、汙染的產能輸出去,而是把中國最好的產品和技術輸出去。
“比如這次希臘的比港,希望打造的就是清潔無汙染的港口。另外我們在柬埔寨搞了個紙廠,雖然造紙業在國內的產能是過剩的,但該廠在當地排汙的能力遠遠高於國際水平。”魏建國說,“我們在貴陽開這樣的生態文明論壇就是要告訴大家,中國‘走出去’的一定是最好的。比如智能電網、高鐵和物聯網。”
另外,企業更好“走出去”的關鍵有三個:第一是“共商、共建、共享”,這絕對不是資源掠奪,更不是新殖民主義;第二,一定要讓沿線國家享受到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第三,作為中國企業,要樹立牢固的以生態環境為代表的“綠色+”概念。
“衡量一個事物的好壞和影響力很簡單,只要問一個問題,世界是不是因它的存在而改變?”魏建國引用這句話作為結語表示,如果中國的“一帶一路”可以是綠色的,那麽世界一定會因此發生更美好的改變。
8月22日,據菲律賓商報消息,聯合國近日批評菲律賓“禁毒戰爭”致上百人橫死,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昨天反擊回應,稱聯合國這個組織“沒用”,他考慮要退出,然後邀請中國和其他國家成立新的國際組織。
據悉,美國也參與了針對菲律賓“禁毒戰爭”的調查。不過,杜特爾特並未因華盛頓介入便手軟,諷刺聯合國連自家事務都沒搞定,“竟然還有功夫擔憂罪犯屍骨成山。”
他稱:“我不是想羞辱你們,但也許我們必須決定是否脫離聯合國。何必聽這個傻瓜的話?”
聯合國譴責菲律賓濫殺毒販 菲總統威脅退出聯合國
據悉,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18日發表聲明稱,今年5月10日杜特爾特當選菲律賓總統,對國內毒品犯罪打響全面戰役,截止8月11日這三個月以來,菲國內共有850人被處決;其中,過去六個星期內就有650人被殺害。聯合國強調,對這樣的“非法處決”和“殺戮行徑”表示譴責。
聯合國特別指出,與販毒相關的違法行動應交由相關法庭進行審判,而不能任由持槍人員在大街上向人群胡亂掃射;禁毒行動必須在全面遵守國家和國際法律、尊重人權的情況下展開。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曾抨擊杜特爾特默許法外處決的作法。
對於這樣的指責,杜特爾特否認政府需要為此負責,並表示傷亡人員並非警方造成。他說:“我會向世界證明,你們所謂的專家都是蠢貨。”他呼籲聯合國不要只計算因菲律賓掃毒而死的人數,也算算那些因毒品而死的無辜生命。
杜特爾特還公開叫板:“聯合國你要是說我一句壞話,我就能給你頂回去十句。我告訴你,你毫無用處。如果你真有能耐履行你的責任,你早就應該停止一切戰爭和殺伐了。”
在被問到是否想過說這些話的後果時,杜特爾特回應稱:“後果?我一點也不在乎。”
杜特爾特接著表示,聯合國應該按照規矩辦事,派個特別報告員來跟他對話,“你不能隨便站出來,就發表個反對某國的狗屁報告。”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針對杜特爾特的言論,菲總統通訊部長安達納也被問到是否認真或只是他即興言的言論。安達納表示,他必須先確認。他說:“我將必須查問一下總統。明天,我們有一個內閣會議,我將會問問總統。”
另外,安達納還指責了聯合國,稱其幹涉菲律賓內政。他表示政府的反毒戰爭是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的手段,也要求聯合國勿將西方價值強加在菲律賓。
前菲駐聯合國代表:退出聯合國將遭全球孤立
在總統杜特爾特威脅退出聯合國之後,菲律賓駐聯合國的前高級外交官描哈昨天警告稱,如果菲律賓退出聯合國,菲律賓會走上全球孤立的風險。
曾是菲律賓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的描哈說,退出聯合國將很困難,必然會遭遇嚴峻的影響。描哈表示:“我們將會失去很多的好處,除了被國際社會孤立之外。”
菲律賓是於1945年10月24日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最初簽署國之一。它也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成員國。
描哈說,他自己認為聯合國的批評是“很不公平”,杜特地總統甚至不應該就此發表意見。描哈說:“特別報告員的意見是太過多管閑事及具有傾向性,國家元首甚至不必回應。讓他的下屬去回應。”
描哈說,雖然退出聯合國是成員國的主權行為,但菲律賓將失去許多作為成員國的好處,尤其在有需要的時候。他表示,“在有需要的時候,聯合國是一個方便的工具箱。我們是成員國,我們尊重聯合國的制度的。”
據中國經濟網報道,中央批準,侯建國同誌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免去李克同誌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常委職務,另有任用。
侯建國於1978年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習,200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8年9月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於2015年1月調任科技部副部長。
新華社此前報道稱,中科大新創校友基金會評價侯建國為“1987年以來最好的中科大校長”。
據悉,侯建國擔任中科大校長以來,中科大辦學經費從2008年的12.9億元增長到30億元;2011年以來引進海外“青年千人計劃”傑出人才數量連續四年居全國高校第一;湧現出“最年輕院士”潘建偉、謝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陳仙輝等頂尖科技人才;學校已連續10年有重大科研成果入選由兩院院士評選出的年度“中國十大科技進展”。
侯建國簡歷
侯建國,男,漢族,1959年10月生於福建,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9年生於福建,1978—1989年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習,獲凝聚態物理專業博士學位。
1988年至1995年,先後在前蘇聯科學院結晶學研究所電鏡實驗室、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美國加州大學Berkeley分校、美國Oregon州立大學化學系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1995年起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先後任中國科學院結構分析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化科學中心主任。
2000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
2001年9月起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總會會長。
200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04年8月起兼任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籌)常務副主任。
2004年11月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2005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
2008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2015年1月任科技部副部長。
2016年10月任廣西黨委副書記。
每經記者 魏瓊 每經編輯 隋丕寧
12月5日,龍湖地產發布公告稱,顏建國因個人其他發展而呈請自2016年12月5日起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投資委員會委員。
顏建國離職消息在龍湖公告之前便有傳言,據網易房產等多家媒體報道,顏建國離職後將回歸中海,接替郝建民的職務成為新掌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第一時間聯系龍湖地產相關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一切以公告為準,至於顏建國離職後去往何處,暫時不清楚。
龍湖北京公司表示, 顏建國因個人原因決定離開龍湖,公司尊重他的選擇,並感謝他為龍湖運營體系建設做出的積極貢獻,祝福他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過去5年,龍湖持續推進組織的深度機構化,已經培養了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職業經理人團隊,並實現了運營管理的體系化、制度化升級,個別高管的變動不會影響公司的日常運營,也不會影響管理團隊的整體穩定。
中海地產相關負責人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暫時沒有確認的消息顯示顏建國將接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職務,關於中海的相關人事公告將於本周發布消息。
據了解,顏建國從中海到龍湖僅2年時間,2014年6月26日起加入龍湖,分管物業與運營部分,並於2015年1月1日起獲委任為公司執行董事。
11月15日夜間,中海突發公告,52歲的郝建民辭任公司執行董事,60歲的肖肖接任,一紙公告宣告了郝建民時代的終結,但業內一致認為肖肖只是暫代,很快將有新的掌門人到來。
郝建民離職20日,中海的新任接班人浮出水面,中海是否即將迎來“顏建國時代”尚未公告,但中海的改朝換代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