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中國經濟放緩、東歐表現不穩以及拉美地區經濟差強人意,曾經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新興經濟體正處於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谷。
這為全球經濟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當前油價處於四年低位,歐元區發動機德國經濟萎縮。
根據研究公司凱投宏觀整理的19個大型新興經濟體的數據顯示,8月這些地區的工業產出和第二季度消費者支出雙雙跌至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8月出口增長也大幅下滑。
英國《金融時報》提到,這些趨勢正在強化人們的一種感覺,即較慢的增長正成為全球一些最具活力經濟體的長期特征。“這是新的常態,”凱投宏觀首席新興市場經濟學家Neil Shearing對其表示。“就本十年剩余時間而言,只能這樣了。這是能夠達到的最佳狀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首席經濟學家Olivier Blanchard上周公開表示,中期來看,新興經濟體的前景出現了相當重大的變化。
該機構的總裁拉加德認為,巴西和俄羅斯等國家出現了明顯的經濟放緩,美聯儲結束QE將引發新興經濟體的震蕩。
稍早前,IMF下調了世界經濟增速預期,受歐元區、俄羅斯以及巴西經濟增長疲軟預期的影響,其對2015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測下調了0.2個百分點至3.8%。亞洲新興國家今明兩年的GDP增長預期則分別降至6.5%和6.6%。
下周,中國將公布第三季度的GDP數據,高盛在其預測報告中預計,
三季度GDP增速將從二季度的7.5%降至約7.1%。隱含的環比增幅為7.8%,略高於二季度。環比增速的提高主要得益於6 月份經濟顯著加速增長,為三季度帶來了較高的起步水平。
根據Now-Casting公司的模型,巴西今年的GDP增長或滑向0.3%,遠低於2013年的2.5%。(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為期四天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今日在北京召開。
華爾街見聞網站昨日介紹過,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早在7月就已確定,即“依法治國”。盡管會議討論的是法制,看上去與經濟無關,但這背後的現實意義不容忽視。
中信證券固定收益研究部主管、首席分析師鄧海清認為,四中全會將為未來的改革方式定調,並在法制軌道上推進改革。會議或有一些表述將可引導市場對明年經濟增長進行方向性判斷。例如是否將繼續下臺階,或何為新常態下的增長。
那麽何為“新常態”?民生證券宏觀團隊在9月底發布的報告中指出,下調增速目標、放棄“7.5%”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只是具體定“7.x”還是“7-7.5”仍存在分歧,但以區間形式確立目標的可能性更大,也符合李總理反複強調的區間管理和目標彈性。
民生認為,全面降息降準幾無可能,定向調控依然可期。不管是市場還是政府內部,對是否應該全面降準降息都存在分歧。目前來看,支持定向調控的仍然是主流,這也和李克強總理最近一次在達沃斯的講話基調吻合。政府層面已經對過去大規模刺激的後遺癥有了清醒認識,意識到不可能通過“強刺激”政策對沖掉潛在增速的下滑,即便短期有效,長期也會加劇風險。全面降準降息的“強刺激”信號意義太強,而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不見得有效(銀行可以提高上浮比例),“性價比”太低,不如定向調控來得實惠。預計5000 億SLF 不是尾聲,四季度仍會有定向調控措施出臺。但值得註意的是,近期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支持全面降準降息的聲音的確在增加,主要原因在於實體層面對融資成本高的抱怨較多,地方上的非法集資問題有擡頭之勢,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關註。
明年增速目標不再保7.5%基本已形成共識,但具體是“7%”還是“7-7.5%”尚無定論,目前來看,後者可能性較大。9 月29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提出“嚴把改革方案質量關,嚴把改革督察關,確保改革改有所進、改有所成”。這是重申“新常態”以來又一個加快改革的信號,而且相關部門可能會成立改革督查組,督促相關改革落實。這意味著未來決策函數中“促改革”將占據越來越大的權重,而“穩增長”的權重將有所下降。11 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將直接決定明年的改革能否切實推進。從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來看,下調增速目標、放棄“7.5%”已經基本形成共識,但具體定為“7”“7.2”“7.3”還是“7-7.5”仍存在分歧,目前來看,可能性較大的是定一個區間目標“7-7.5%”,這也符合李總理反複強調的區間管理和目標彈性。
地產政策“適度”松動或已箭在弦上,不是為了穩增長,是為了保障“合理”的住房需求。從政府角度來看,不會繼續把房地產“工具化”,所以必須保持政策定力,遏制“投機”需求,類似2009 年那樣的全面刺激(7 折優惠+天量信貸)不會再現。但大部分人也認為,房地產仍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不應把房地產“妖魔化”。當前地產政策有“過緊”之嫌,主要表現在限制了“合理”的住房需求(首套房和改善型住房需求),下一步可能把這部分限制放寬,比如認房不認貸、減少交易環節稅費等。
對於十八屆四中全會,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帶領的宏觀團隊指出了五大看點:
1、會議程序不變,時間略有推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9 月中下旬召開,這次四中全會在10 月份召開。當然這無傷大雅,不必過度解讀。按照以往慣例,由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做報告,總結一年來全面工作,梳理下一年工作思路。經濟、反腐、改革、軍事、外交、黨建都會被提及。市場關心的一些問題,料在此間可以找到答案。
2、主題依法治國,改革重在落實。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中央首次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 年的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 ,如今過去已10 余載,政法體系仍然存在眾多詬病。新一屆中央上任伊始,首先廢止了勞動教養制度,可謂是打響重啟“依法治國”第一槍。7 月29 日,中央在宣布對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的同時,決定10 月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顯示出中央對政法工作的關註、對“依法治國”的緊迫。四中全會有望繪制“法治中國”路線圖,將依法治國具體化、路徑化,使之真正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
關於四中全會的主題,習近平總書記9 月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 周年和全國政協成立65 周年的兩篇講話實際上已經做出了框架性的論斷。本次會議料不會再專門討論改革,但總書記所做報告中應會強調按照三中全會部署落實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每一屆中央委員會通常召開七次全體會議,這基本形成了慣例,即“一中全會”到“七中全會”。一、二中全會聚焦“人事”安排,“一中全會”討論選舉黨的領導,“二中全會”討論推薦國家機構的領導,“三中全會”一般以經濟改革為主題,提出重大改革命題和改革舉措,“四中全會”研究黨建工作等。去年的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不僅是經濟改革決定,還包含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見,本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就是對三中全會關於政治領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緊扣三中全會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3、政改料有推動,民主或許可期。
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依法治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即要“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央把“依法治國”作為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將繼續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因為這躲不開、也繞不過,這“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9 月5 日,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 周年的講話中提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本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有望成為當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據統計,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 周年和全國政協成立65 周年的兩篇講話中共提到“民主”122 次,其中人大會43 次,政協會79 次。習近平使用“八個能否”來評價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區別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和國外的政治文明,既展現了制度的自信,也表達了發展中國式民主的決心。中國式民主的一大特色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里既存在統一,也存在權力分立和相互制約,如何在“依法治國”中真正體現出“中國式民主”將是四中全會研究的重要內容。
4、司法改革切入,紀檢監察重構。習近平多次強調改革必須具有法治思維,必須在法治的框架內進行。司法改革既是依法改革的切入點,更是依法治國的保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已召開四次,其中兩次涉及司法改革,第三次會議更是通過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框架意見,使司法體制改革成為了三中全會15 個改革領域中率先“破題”的改革內容之一。但是,中國地區間的發展差異很大,具體情況各不相同,司法改革所面臨的困難重重。如何處理好公檢法之間的配合,使之既能相互配合又能相互監督;如何處理好打擊犯罪和保護權利之間的關系,使“重慶現象”不再發生;如何處理維穩和法治的之間的“矛盾”,使維穩能夠真正建立在法治之上,這些涉及政治體制建設的內容都急需中央的頂層設計。四中全會以司法改革為切入點討論依法治國,將有助於黨內統一認識,正視改革的艱巨性和困難性,完善政治體制建設,擺脫法律困境,消除改革障礙。一些地區已經在開始試點職業法官體制,法院系統工作人員分類管理,省級垂直管理體制。目前的反腐工作正在不斷的打破“慣例”和“禁區”,自十八大以來,已經查處50余名省部級以上官員,包括政治局前常委、軍委前副主席、政協副主席等,十八大前5年查處的省部級以上官員共32 人,平均每兩個月查處一人,十八大後平均每個月查處兩人以上,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反腐工作已經成為本屆中央的一張靚麗“名片”,人們開始對反腐“重拾信心”。從長期看,反腐更需要一種長期、穩定的約束機制。2013 年初,剛剛上任的王岐山就指出,反腐要“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本輪的反腐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性質上,中央都盡力避免“運動式反腐”,傾向采用“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才是反腐治本的根本出路,不依法限權、依法問責、依法治貪,前期成果很難獲得制度保障,“運動式反腐”只能帶來舊病複發,甚至報複性反彈。紀檢監察系統在十八大後地位凸顯,權力擴大,類垂直管理體制正在形成。
5、追認人事調整,觀察重要崗位。
根據黨章規定,開除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的黨籍,必須由本人所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作出處理決定,待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從前幾屆看,審議中紀委對落馬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的審查報告也是四中全會的固定議題。所以,6 月30 日被宣布“雙開”的中央委員蔣潔敏、李東生、中央候補委員王永春,4 月29 日被宣布“雙開”的中央候補委員李春城,將在四中全會予以追認、確認。正式開除違法違紀中央委員後,中央一般會從候補委員中遞補新的委員,以保證中央委員的名額數量。按照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排名,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有望按次序成為中央委員。此外,一些重要部門的人事調整或許能從此次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調整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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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10-23 08:51 編輯 帶著鐐銬起舞:從朱镕基經濟學、里根大循環看中國產能新常態 作者:民生宏觀 核心觀點: 舊常態下的大規模刺激導致產能過剩,新常態下去產能勢在必行。但在中央對經濟和就業的底線思維之下,未來“去產能”無法畢其功於一役,只能帶著鐐銬起舞。考慮到產能擴張所依仗的房地產投資將長周期走弱,未來實現供需平衡需要比以往更長的時間。這意味著:1)傳統周期行業難有系統性行情;2)結構性牛市行情的持久戰仍會延續;3)定向寬松支持穩增長將“常態化”;4)無風險收益率有底,且易上難下。 一、中國經濟產能過剩問題嚴峻 中國正經歷著嚴重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生產能力遠大於市場需求從而造成產能大量閑置的現象。通常健康且創利的產業產能利用率應當在85%以上,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中國全部產業產能利用率不超過65%。 當前各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並未披露,但可從官方文件中看出產能過剩行業主要集中在鋼鐵、電解鋁、水泥、煤化工等重工業。從2012年3月起,PPI至今已31個月為負。結構上看,輕工業品PPI在零值附近波動,供求基本平衡,與房地產產業鏈息息相關的重工業品PPI持續為負,重工業產能過剩更為嚴重。 因此,產能過剩的核心源於總需求的潮退。當經濟總需求處於上升周期時,供不應求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上升和庫存下降,對未來樂觀的預期導致企業紛紛舉債追加投資和擴張產能。因此,當前的產能是根據過去總需求擴張(以地產投資擴張為主)“量身定制”,過剩產能集中於地產產業鏈,主要以重工業為主。當外需從漲潮到退潮,房地產新開工長周期下降和債務擴張的空間受限,重工業產能過剩矛盾開始凸顯。 此外,體制缺陷加劇了產能過剩。以GDP為核心的官員晉升錦標賽模式和財政分權體制改革,使得地方官員有財政收支缺口和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各級地方政府不惜犧牲土地、環境、生態等利益,以吸引一些稅收高、對地方財政增收明顯的項目。一些屬於落後淘汰產業的項目,因其能夠帶動當地經濟增長,甚至可獲得地方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造成了更嚴重的產能過剩。 總需求退潮已成趨勢,產能過剩或成為“新常態”。首先,發達國家去杠桿路途漫漫,開啟了貿易逆差糾正式複蘇。其次,房地產的繁榮期已過,我們估算2020年前對新開工住宅需求是10.2億平米,大幅低於2013年新開工的14.6億平米。最後,考慮到全社會債務率擴張較快,非金融企業債務高企,公共部門的杠桿運用效率不強,政府也不太可能再來一波“四萬億”。 二、去產能並非坦途 產能過剩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最大的風險點。首先,重工業產能過剩是霧霾形成的重要原因。其次,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利潤增速持續下移,潛在金融風險不斷積聚。最後,產能過剩行業占據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信貸資源,擠壓了其他有利於經濟轉型行業的生長空間,抑制了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產能過剩問題已受中央關註,但越去越多。李克強總理曾表示:“產能過剩越來越成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要堅定不移地化解產能矛盾,按照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原則抑制盲目擴張。”自2009年以來,中央部級或部級以上單位已密集發布有關去產能的文件。但實際產能不減反增:以鋼鐵行業為例,2012年底,國內鋼鐵產能約9.76億噸,比2008年增54.8%。 表1:近年來部級或部級以上產能或去產能部分文件頻發
資料來源:民生證券研究院整理 按照傳統經濟周期理論,當總需求下降,產能供過於求的局面會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和庫存上升,進而導致企業去產能。但經歷了十年的產能擴張和經濟繁榮周期之後,即使現在總需求下降,出現產能供過於求的局面,政府也很難“真正”下決心去產能。 首先,地方政府所得稅稅源來源於營業收入,而非利潤,只要工廠生產,哪怕虧損,地方政府也有利可圖。此外,產能過剩的企業可能是當地最大的工業企業,貢獻了當地巨大的GDP和稅收,另外解決了就業的壓力,各地方政府均有維系甚至擴大產能的意願。 其次,中央雖然致力於經濟結構調整,但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當經濟增速觸及底線,中央同樣也有穩增長維系產能的意願。比如,從國內外經驗看,去產能需要緊貨幣,但當貨幣收緊到對存量產能構成威脅的時候,貨幣寬松和穩增長會悄然而至。 再次,由於企業存在經濟穩增長和就業底線的預期,企業虧損構並不會導致企業主動去產能。雖然企業主動去產能是利好整個行業的,但經濟一旦企穩,總需求恢複,去產能就意味著自己失去了潛在的市場份額,最後博弈均衡的結果就是誰都不願意去產能。 最後,產能過剩行業集中於重工業,龐大的信貸規模卷入其中。以鋼鐵行業為例,2013年銀行對鋼鐵行業的信貸敞口高達三萬億元,強力去產能必然引爆系統性金融風險。穩增長的預期保證了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不會出現大幅收縮,為維系存量產能和通過信貸展期來消化壞賬創造了時間和空間,但延緩了產能去化。 三、歷史上成功去產能的經驗 根據國內外去產能的經驗,當總需求再難擴張,一般而言,若要成功地實現去產能,需經歷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收緊貨幣的源頭,容忍短期經濟下行和失業率上升。必要時刻也可采取行政手段,以實現強制性的過剩產能和僵屍企業出清。這個時候可采取一些主題性的寬財政措施以防止經濟硬著陸。 其次,產能的崩塌伴會隨著銀行不良貸款飆升,為了防止信用內生性收縮和債務通縮產生的惡性循環效應,政府應積極註資購置銀行不良貸款。這個時候會伴隨著匯率貶值、無風險利率大幅下降和失業率上升。 最後,銀行壞賬被新增資金置換,利率、匯率和大規模失業為新經濟增長點挪騰出了廣闊的空間。如果政府對科技創新和其他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行業輔之以政策紅利,新經濟就能夠快速成長,企業盈利趨勢性向上的拐點形成。在企業盈利、居民財富快速增長和預期不斷改善的過程中,靜待新一輪產能周期的擴張。 案例1:朱镕基總理的大破大立經濟學 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巡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各地以此為契機,興起了一輪全國性的投資熱潮。信貸於1992年6月開始擴張,信貸擴張引發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1992年至1994年分別為44.4%、61.8%和30.4%,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投資高峰。 1992年下半年的投資熱產生了巨量的信貸需求,股市樓市被爆炒,大量項目快速上馬導致原料緊張,產能迅猛擴張,物價飆升,CPI和PPI均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為了應對產能過剩、通脹高企和經濟過熱的壓力,政府於1993年6月下發了宏觀調控16條,主要運用經濟、行政和改革等手段著手解決混亂的經濟秩序。 行政上強制去產能和嚴控新增產能。國務院及相關部委通過強力的行政手段,控制產能過剩行業新增投資,加速淘汰落後產能。公布產能過剩行業目錄,通過嚴格項目審批、吊銷營業執照、取消生產許可證、對不執行企業追究法律責任、實習領導責任制等手段,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列入淘汰行業的企業停止貸款,迫使企業去產能。 表2:1998年至2001年部級或部級以上單位頒發限制產能或去產能部分政策法規
資料來源:民生證券研究院整理 收緊貨幣源頭,倒逼企業去產能。一方面,從源頭上保持貨幣適度從緊,朱镕基總理認為放松銀根生產積壓的產品等於“自殺”,並向銀行領導幹部“約法三章”,要求全面整頓金融秩序,嚴控信貸規模,清理違規拆借,否則將追究當事人和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嚴控新增產能,杜絕“大幹快上”和“搞重複建設”,通過打壓實體過剩的信貸需求弱化貨幣派生。 容忍經濟下行和失業率上升。去產能過程中,大量國有及城鎮集體企業破產,政府並未對其兜底,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數量從1995年的53萬銳減至1998年的11萬。企業破產造成了大量人口失業,1998年到1999年的短短一年間時間,城鎮累計就業人數減少2500萬以上。雖然失業大規模上升短期對經濟和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但卻為日後的新經濟增長點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供給。 寬財政托底去產能。1998年財政政策開始擴張,避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經濟增長“軟著陸”後出現“硬剎車”。1998-2001年間,我國共發行國債5100多億長期建設國債,財政部將所籌資金用於全國範圍內電網、高速、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 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大規模剝離銀行不良貸款。1999年至2005年,政府完成了兩次大規模的政策性債務和不良貸款的剝離,剝離了總計約為2.58萬億元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剝離社會化了去產能的成本,金融系統得以獲得了新的流動性資金,為日後的房地產、基建、汽車和出口等新經濟增長點野蠻生長提供源頭活水。 改革釋放內需紅利。1994年的匯改和人民幣匯率的一次性大幅貶值為日後的WTO紅利釋放奠定基礎;住房商品化改革取代福利分房喚醒了老百姓沈睡數十年的購房需求。從此,以房地產和出口為核心的中國經濟開始走向了新的繁榮。 總體來看,90年代的去產能措施卓有成效,為中國進入新產能擴張周期做好了鋪墊。2003年政府換屆後,地方政府投資熱情再度高漲,房地產市場極度繁榮,且在存量資本經歷了1997年-2002年去產能、去杠桿的洗禮之後,資本的邊際回報率很高,驅動企業產能和債務擴張。得益於海外居民部門加杠桿、人民幣匯率低估、人口和WTO的制度紅利,外需極度繁榮,2003-2006年年出口增長基本在30%左右。 案例2:里根大循環 1980年美國經濟遭遇石油危機重創,通貨膨脹率高達12%,失業率達6.3%,而實際GDP增長不足1.3%,個人的消費能力受到較大的侵蝕;鋼鐵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同時,受凱恩斯主義影響,70年代貨幣寬松,銀行大量放貸,擴大了對南美等國政府和國內州、市政府的信貸敞口,這些業務大多不能為銀行創造積極的利潤,而銀行也被債務人綁架,不停進行貸款展期和債務重組,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面對內憂外患的美國經濟,里根政府開出的藥方是財政寬松和貨幣緊縮的宏觀政策組合:利用大幅減稅增加供給;增加政府主題性投資擴大總需求;同時利用高利率壓制通脹和不合理的融資需求,降低市政債券的發行熱情,實現經濟轉型。 寬財政擴大總需求托底經濟。首先,里根政府開啟了大規模減稅措施,減稅前美國邊際稅率達到70%,兩年後邊際稅率降至50%,減稅會增加消費;其次,里根政府采用了“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允許公司快速攤銷資產成本,加速淘汰落後產能,刺激了產能過剩行業加快更新的步伐。最後,里根政府增加了軍費開支,特別是軍備采購開支,一方面保證對蘇聯軍事上絕對的優勢威懾,另一方面刺激了軍工和軍工相關的行業投資,帶動了科技和生產力的進步。 加息和貨幣供應收縮對抗通脹導致投資縮減,引發過剩產能行業的企業破產或重組,但里根政府容忍了大規模失業。據1982年4月23日《財富》雜誌記載:1982年美國的500家大公司的利潤下降了27%,年初至9月底,有1萬7千多家企業倒閉,失業率由1981年的7.5%,上升到了1982年的9.6%,失業人數突破了1100萬。 從微觀角度上看,利率上升導致貸款量出現分化:資金回報率高的行業會獲得更多的資金配置,資金回報率低的行業將因為承受不了高利率而拒絕貸款,最終走向去產能。從這個角度看,提高利率是逆向產業政策,幫助美國迅速從工業制造國邁入信息高科技制造國。但這樣的去產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因為去產能必然伴隨著資產賣出,若形成踩踏效應,可能會引發資產泡沫破滅,經濟陷入衰退。 在國際大寬松背景下,全球資本市場沈積了大量的套利資金。所以當沃克爾收縮貨幣供給並在兩年內把名義利率提高至12%的時候,造就了強勢美元。於是,國際資金開始湧入美國市場,這些行為本身就會推高匯率,從而更增強了投資者對美元的升值預期,形成正向的反身性,資金加速流入美國。 流入美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在1981~1982年的去產能中起到了托住資產價格的作用(等同於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購置銀行不良貸款),由於它們的介入,資產市場勉強保持了適度下跌的形勢,而那些進入了銀行存款賬戶的國際資本,則幫助美國的大銀行抵禦了國外政府與國內產業的一系列違約事件。 在整個過程中,美國經濟經歷了從滯脹到衰退,從衰退到繁榮的過程。大量全要素生產率低下且占用人力、資本的產能過剩行業在滯脹到衰退的過程中幾乎消失殆盡,州政府胡亂發債刺激經濟的沖動被抑制,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得到系統性下降,信息高科技制造業和服務業在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崛起,並成為美國經濟走出困境,開啟繁榮的中堅力量。美國在里根時期迅速完成了經濟轉型,延續了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霸權地位。 四、漸進去產能,意味著什麽?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步入了去產能的進程,但經濟緩慢下臺階,經濟和就業留有底線,未來“去產能”的方式是以漸進的形式完成。考慮到產能擴張所依仗的房地產投資將長周期走弱,未來實現供給平衡需要比以往更長的時間。這意味著: 1、傳統周期行業難有系統性行情 從中長期看,房地產新開工持續回落,與房地產產業鏈相關鋼鐵、水泥等傳統周期行業產能過剩將會持續存在,難以做到市場出清。沒有企業盈利長周期改善,市場估值很難上去,經濟穩增長帶來的傳統周期行業PPI階段性好轉的機會並不值得參與,且工業品達到供需平衡需比上輪去產能需要時間更長,傳統行業盈利遠未見底。 2、結構性牛市行情的持久戰仍會延續 穩增長守住經濟增長底線,疊加勞動力供給收縮致低端勞動力成本上漲,國民收入逐步往勞動力分配,促使服務業、消費等第三產業高增長。勞動力成本上升倒逼經濟增長由要素驅動轉向技術進步,高端裝備制造和計算機通信等行業工業增加值增長較快。經濟托底和轉型過程中的積極變化導致市場熱點精彩紛呈。 但產能過剩行業占據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信貸資源,擠壓了其他有利於經濟轉型行業的生長空間,導致新產業難以大規模形成。 3、定向寬松支持穩增長將“常態化” 維系現有產能源於中央政府加杠桿穩增長,貨幣定向寬松支持中央政府加杠桿將成為常態。中央動員穩增長的動因主要源於中央政府低杠桿率。經濟穩增長為改革創造了時間和空間,但也延緩了產能去化。 4、無風險收益率有底,且易上難下 穩增長預期保證了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不會出現大幅收縮,但任何無風險收益率趨勢性下行需對應銀行間的寬流動性,表現為“緊信貸+寬貨幣”或“寬信貸+寬貨幣”,這兩種政策組合均與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思路“上下線論”相違背。 隨著存量資本的擴張,投資的邊際產出是遞減的,也就是說用既定的增長維系現有的產能,需要的貨幣要比以前多得多。此外,中央宏觀調控政策轉為“托而不舉”,“下遊”訂單有限導致“中上遊”產能過剩的企業存貨和應收賬款周轉率不斷下降,獲取現金流的能力下降導致這些企業不得不依靠外部融資維持經營。最後,處於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大而不倒”“僵而不死”占用了過多的信用資源。產能過剩未去化,無風險收益率易上難下。 |
眾多跨國公司在華銷售下滑的同時,中國官方零售數據卻表現還不錯。問題出在哪里?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聯合利華(Unilever)、雀巢(NESTLE)、高露潔(Colgate-Palmolive)等消費品大廠第3季在中國的營收全都下滑,聯合利華中國銷售更銳減20%;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卻顯示,今年1~9月零售銷售增長12%,僅略低於去年同期的13%。有分析師認為,官方數據隱匿了消費大幅減緩的事實。
根據產業團體中國商業聯合會,今年至9月止,中國100大零售業者的銷售只增加0.1%,增幅遠遠不及去年同期的10.1%。
北京研究業者龍州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中國研究部主管Andrew Batson說:“事實很明顯,家庭消費在今年上半年表現很穩健,但第3季增長步調放緩。我們認為這反映了今年早些時候企業利潤增長放緩的滯後影響:隨著企業利潤增長減慢,它們在為員工加薪方面變得不那麽慷慨。”
聯合利華等外國品牌在中國銷售下滑,部份是出於零售商出清庫存等周期性因素,同時也顯現中國本土制造商正逐日蠶食外國廠商手中的大餅,不過整體而言,潛在趨勢仍是消費正在減緩。
去年中國的家庭消費只成長11%,已低於2008~2013年的平均值15%。但消費市場研究業者KANTAR WORLDPANEL預測,包括化妝品、軟性飲料與玩具在內的消費品,未來3年在中國的銷售增長將將降至5.5%。
盡管中國政府正寄望加重內需消費在經濟成長中扮演的角色,以取代逐漸熄火的投資。然而投資減緩─特別是房地產市場走軟─連帶拖累了消費需求降溫。去年消費只占中國經濟產值比重不到一半,其中家庭消費總計占36%,其余消費是政府支出。
有關中國整體家庭消費的可靠數據不容易獲得。分析師們表示,官方的零售銷售數據是不完美的消費指標,因為這些數據包括一部分政府采購,可能也計入某些批發交易。
KANTAR WORLDPANEL中國區總經理虞堅說:“這是中國消費市場的新常態。未來(家庭)消費不會再出現兩位數的成長,成長步調將只有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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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跨國公司在華銷售下滑的同時,中國官方零售數據卻表現還不錯。問題出在哪里?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聯合利華(Unilever)、雀巢(NESTLE)、高露潔(Colgate-Palmolive)等消費品大廠第3季在中國的營收全都下滑,聯合利華中國銷售更銳減20%;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卻顯示,今年1~9月零售銷售增長12%,僅略低於去年同期的13%。有分析師認為,官方數據隱匿了消費大幅減緩的事實。
根據產業團體中國商業聯合會,今年至9月止,中國100大零售業者的銷售只增加0.1%,增幅遠遠不及去年同期的10.1%。
北京研究業者龍州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中國研究部主管Andrew Batson說:“事實很明顯,家庭消費在今年上半年表現很穩健,但第3季增長步調放緩。我們認為這反映了今年早些時候企業利潤增長放緩的滯後影響:隨著企業利潤增長減慢,它們在為員工加薪方面變得不那麽慷慨。”
聯合利華等外國品牌在中國銷售下滑,部份是出於零售商出清庫存等周期性因素,同時也顯現中國本土制造商正逐日蠶食外國廠商手中的大餅,不過整體而言,潛在趨勢仍是消費正在減緩。
去年中國的家庭消費只成長11%,已低於2008~2013年的平均值15%。但消費市場研究業者KANTAR WORLDPANEL預測,包括化妝品、軟性飲料與玩具在內的消費品,未來3年在中國的銷售增長將將降至5.5%。
盡管中國政府正寄望加重內需消費在經濟成長中扮演的角色,以取代逐漸熄火的投資。然而投資減緩─特別是房地產市場走軟─連帶拖累了消費需求降溫。去年消費只占中國經濟產值比重不到一半,其中家庭消費總計占36%,其余消費是政府支出。
有關中國整體家庭消費的可靠數據不容易獲得。分析師們表示,官方的零售銷售數據是不完美的消費指標,因為這些數據包括一部分政府采購,可能也計入某些批發交易。
KANTAR WORLDPANEL中國區總經理虞堅說:“這是中國消費市場的新常態。未來(家庭)消費不會再出現兩位數的成長,成長步調將只有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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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日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在演講中他定義了中國經濟新常態:
- 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 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
- 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認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包括:
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風險確實有,但沒有那麽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我們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
第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5%,超過了投資。服務業增加值占比46.7%,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分別為12.3%和11.1%,明顯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6%。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質量更好、結構更優。
第四,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簡言之,就是要放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用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比如我們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三個季度全國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去年增長了60%以上。
他在講話中描述了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目的是“解放社會生產力、解放社會活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 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激發市場活力就是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我們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多從管理者轉向服務者,為企業服務、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 創新拓寬道路。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麽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創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我們致力於發揮創新驅動的原動力作用,更多支持創新型企業,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盡快形成新增長點和驅動力。
- 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國致力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包括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擴大內陸沿邊開放;致力於建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亞太經濟格局,推動在今年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制定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積極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
- 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一切改革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人民,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中國實行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推動人民收入持續提高。今年前3個季度,中國城鎮新增就業1082萬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1%,城鎮和農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6.9%和9.7%。中國正在建設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提及“亞太的未來正處在關鍵的路口”,他認為亞太不應“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而思維模式還停留在過去”,習呼籲“把區域經濟一體化提升到新高度,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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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報道,托克(Trafigura)高管表示,在青島港口融資醜聞震動市場之後,中國金屬行業面臨信貸緊縮的局面,且這樣的局面可能會持續,並引發行業整合。
全球最大的獨立大宗商品貿易商之一,托克公司金屬和礦產品部門負責人Simon Collins表示,6月青島港融資醜聞爆發後,礦廠、煉廠和金屬加工廠獲得信貸愈發困難。
Collin在接受路透專訪時表示,“該行業內許多人發現融資困難,這是新的常態,且會帶來進一步的整合。五大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信貸評估過程一直很嚴格,這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企業再次獲得信貸額度的時間延長,或者信貸額度被縮減了。”
澳新銀行資深商品策略師馬克在11月中旬也曾表示,中國的信貸環境將長期緊縮,因此下調了2015年鐵礦石價格預估從101美元/噸至78美元/噸。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上周公布的10月信貸數據,新增人民幣貸款出現驟降,社會融資規模大幅低於預期,M2增速放緩至12.6%,創7個月新低。
今年6月初,青島港被曝出發生大宗商品融資詐騙案件,案件的主角是以德正資源及其子公司德誠礦業為核心企業的“德正系”。因涉嫌利用同一批金屬庫存重複騙取融資貸款而遭到調查,多家銀行牽涉其中。媒體曝出外資行在青島港騙貸案中的敞口高達5億美元,而中資行的風險可能更大。德誠礦業的涉案金額在45億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貸款來自中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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