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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报警找证人“员工猝死”或有新突破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00129/20100129042130900.html


每经记者  卢肖红  发自广州

        马向前事件或现突破性进展。1月28日，富士康向  《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公司已向警方报警，寻找《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提及的重要目击证人“飘梦mm”，以帮助了解事件真相。

        26日，网友“飘梦mm”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当时就在马向前死亡现场。该网友称当日救护车抢救的地方盖了一些纸箱壳，上面撑着一把伞，她因为胆子小不敢上前观看，而一名男同事告诉她，在纸箱拉开的一瞬间看到有人在给死者洗澡。

        27日晚，富士康再次举行记者会，称集团已发动员工提供线索，并决定对能够证明马姓员工非猝死提供有效线索者给予50万元奖励，但至今没有接到一条举报信息。

        马向前姐姐马慧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已向警方提出三条件解剖尸体，警方表示，家属从外省请法医进行解剖的条件基本可满足，而家属用两台摄像机全程录像、权威媒体记者在现场全程陪同等条件与公安局无关，要看法医是否同意。

        同时，马慧已向警方提交申请，要求出具马向前第一次和第二次验尸报告。马慧表示，“我们问第一次验尸的法医是谁，哪里的法医，他们都说不知道。”

        据马慧透露，她拿到的120出诊记录显示“到达时已经死亡”，顾姓出诊医生诊断为“猝死”。马慧认为，既然到达时都死亡了，出诊医生凭什么判断是猝死？她表示目前尚未找到出诊医生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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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缺口達5萬 富士康奇招攬人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00224/20100224043930834.html


每經記者  盧肖紅  發自廣州、深圳

不管是“勞動力‘蓄水池’快見底了”，還是“人口紅利即将告罄”，在專家對民工荒問題根源進行深層次探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盡管随着經濟形勢企穩 向好，珠三角、長三角衆多企業的用工數持續回升，但另一方面，許多求職者求職無門，找不到一個适合自己工作崗位的現象也比比皆是。

        招工難，找好工作也難！作爲一張全國性的主流财經媒體，《每日經濟新聞》關注到這一重大民生問題，從今日起特别推出  “關注民工荒·每 經鵲橋牽手企業-民工”公益活動，旨在借助報紙、網絡的平台，建立一個溝通的渠道，将各勞務輸出地與企業聯系起來，以切實緩解民工荒這一矛盾，爲企業和求 職者排憂解難。

        爲更有效地解決用工供求關系，增加企業與工人的匹配率，即日起歡迎急需用工的大型企業與《每日經濟新聞》取得聯系，請撥打本報熱線電話4008890008，或登錄網站www.nbd.com.cn，我們将記錄下您的需求，協助發布用工信息。

        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珠三角農民工多、崗位少；2010年，經曆了金融危機之後的企業訂單激增，農民工卻又少了。工人、訂單，似乎成了勞動力密集型傳統制造業最大的困擾。

        據《每日經濟新聞》了解，節前僅打算招工2萬~3萬人的珠三角最大工廠富士康科技集團，節後用工缺口已攀升至5萬人。面對招工難，珠三角衆多企業各出奇招應對，甚至不惜血本提供高額勞工介紹費，但這些舉措目前仍難收到實效。

        據了解，富士康采取内部員工推薦獎勵制度，即員工推薦老鄉有獎勵，包括報銷到深圳的全部路費以及另外發獎金200元。若富士康招工5萬，單是這些費用就将數以千萬元計。

富士康用工缺口增至5萬

        大年初三，當大部分家庭還沉浸在過年的節日氣氛中時，珠三角最大的用工大戶富士康科技集團就已經開始了現場招募。根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月23日了解到的數據，由于許多員工返鄉過完春節後不再回來，導致節後的富士康用工缺口攀升至5萬人。

        作爲一個年營業額接近5000億元的巨無霸代工企業，富士康全球員工約60萬人，其中深圳富士康員工就高達33萬人，招工高峰時園區每天招聘的新員工多達3000人。

        記者從富士康深圳龍華招募點了解到，眼下每天現場都有數千人排隊等候富士康現場普工招募，據透露，截至目前招募已逾萬人。

        在春節前，富士康集團曾向本報記者表示，随着全球經濟的好轉，集團的訂單表現良好，爲此計劃進行大規模的招工。當時富士康集團表示公司拟招2萬~3萬名員工。

        然而僅過了一個月，春節過後富士康的用工缺口竟已高達5萬。是訂單激增還是員工的返工率低導致缺口的凸顯呢？針對用工缺口激增一事，富士康集團工作人員表示領導不在無法回複，記者致電相關負責人，其手機也處于無人接聽狀态。

        此外，記者從某人才服務中心獲悉，比亞迪公司旗下僅一家工廠就通過該中心招聘2000名普工，估計集團衆多工廠的普工招聘數量将超過萬 人。23日，比亞迪公關一部經理徐安向《每日經濟新聞》表示，2010年伊始，比亞迪員工返工率較高，企業生産經營穩定，沒有出現用工荒而導致生産停滞的 現象。2010年比亞迪計劃招聘8000名左右的應屆生，緩解産能擴張帶來的對人才的需求。

        針對普工的招聘，徐安表示，比亞迪計劃2010年汽車銷售目标在2009年基礎上實現翻番，這就要求公司産能的快速跟進，特别是人力資源 的需求增加。比亞迪會通過選擇多種方式招聘，改進生産工藝等方法來緩解“用工荒”難題。不過，徐并未透露普工招聘的具體數目。

企業訂單員工返崗冷熱難調

        去年此時搶訂單，今年此時壓訂單。工人和訂單似乎成了困擾勞動力密集型傳統制造業最大的兩個因素。

        “我們的訂單已經接到5月份了，不過工人的缺口卻達到了6000人。”東莞厚街鎮最大的鞋廠——東莞綠洲鞋業有限公司總務部經理蔣建忠向《每日經濟新聞》表示，目前公司訂單源源不斷，但工人返工很不理想。

        據介紹，綠洲在厚街建有兩個工廠，共3000多員工，因爲訂單的增多，綠洲今年還要再建一廠增開新線。“現在訂單來了還是先接，人員部分我們只能加大力度通過各種渠道去招人，同時希望政府可以幫忙一起解決。”蔣建忠表示。

        據蔣建忠透露，在金融風暴之後，許多已倒閉企業的訂單轉移到有實力的大型工廠來，該公司的訂單數量比2008年初最高峰時已增加了15%左右。“現在是訂單好得不得了，但是怎麽都招不到人。”

        由于訂單爆滿，綠洲的年假也從去年的25天縮短至今年的5天。與去年相比，綠洲鞋廠工人的平均工資從1400元提高到1800元。不過，據媒體報道，同是鞋廠，成都金花鎮一家鞋廠工人的月薪已在2000元左右，東莞的鞋廠薪酬上并無優勢。

        “我們打電話給工人，他們都說買票很緊張，内地天氣确實不大好，恐怕要等元宵過後才能回廠上班。”除綠洲外，多家企業向記者表示，員工會否返工還不确定，都寄望于元宵後出現返工大潮。

        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主任張寶穎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稱，廣州加工制造業用工最爲緊張，多集中在電器制造業、機械加工 業、服裝制鞋業等。這些行業的用工需求占了廣州用工總量的45%左右。此外還有服務業，主要集中在物流配送業、會展商貿等。曾有世界工廠之稱的東莞，也正 處于制造業的“結構性缺工”當中。

企業招工奇招致成本增加

        招工難也讓企業不得不爲此各出奇招。有的企業打出新人獎，稱新入職人員滿7天，公司給予100元生活補貼，勞工介紹費也大大提高。據廣州志通人力資源服務中心經理張立貴向記者表示，有的東莞企業給出的勞工介紹費甚至高達500元一人。

        據了解，綠洲鞋業也提供了150元的勞工介紹費。“只要你帶一個人過來，我們就獎勵150元介紹費。”若按公司招6000人計算，招工成本也将達到近百萬元。

        而代工大王富士康給出的費用則更高，據了解，富士康采取内部員工推薦獎勵制度，即員工推薦老鄉有獎勵，包括報銷到深圳的路費及獎金200元。若富士康招工5萬，加上路費和介紹員工的獎金，預計将達到數千萬元。

        此外，深圳光明新區甚至有企業在廠房上高挂巨幅标語，給出介紹一個熟練工獎勵500元的承諾，旁邊的企業見勢不好立刻開出獎勵600元，雖然看似轟動，但效果如何還很難說，倒是企業的招工成本大幅上升。

        不過另一個用工大戶比亞迪方面則表示，公司目前生産經營相對穩定，尚沒有采取上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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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跳楼门”风暴眼


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3/4MMDAwMDE3MjQ4MA.html

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站成三条长队，一条警戒线将更多的求职者拦在了外面；照快相的老板正吆喝着“20元取相”……4月9日，深圳龙华富士康科技园南门的“普工”招聘点，热闹依旧。
“农历新年后，就一直是这样的景象。”招聘点附近的一条马路上，一位算卦的老先生说。这里，他和十几位同行正若有所思地为一些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占卜着未来，生意同样火爆。
然而，此时富士康这家全球最大的IT代工企业却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员工“自杀门”危机中，从1月23日一名19岁员工马向前突然死亡开始，到4月7日集中出现的三起员工意外死亡事件，在短短三个月中富士康出现了多次员工意外事件，已确定4人死亡。
频繁的“自杀”与蜂拥的求职者
对于2006年曾陷入“血汗工厂”指责风波的富士康来说，最近频繁出现的员工意外事件，让其再次陷入了被动。
4月9日，记者来到拥有30万员工的富士康龙华基地，与同处深圳的华为、中兴等规范的工业园相比，富士康位于宝安龙华镇的工厂并没有崭新的现代化大楼和气派的大门，看起来与遍布珠三角的出口型企业没有多大差别。令人震撼的是其规模，整个龙华镇几乎就是一座“富士康城”，大大小小的出租房和餐饮都在为其30万员工服务，分散的工厂周边贴满了为求职者提供内部招聘通道的“黑广告”以及每月350元起的房屋出租广告。
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似乎没有影响到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求职者的热情。
在龙华富士康南门的招聘点，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孩李爽（化名）刚刚下火车就赶了过来，手中还拉着重重的拉杆箱。她告诉记者，“听同乡的姐妹介绍，富士康是深圳最大的企业，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
对于最近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她表示自己在来的路上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但是这应该是个别现象，对于没有收入的我来说，找到工作是第一位的”。
据在招聘点附近照相馆的老板介绍，富士康普工招聘点的火爆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在珠三角工厂普遍面临用工荒的情况下，富士康却有源源不断涌来的80后、90后新员工前来应聘。
在富士康科技园的南门外，间隔休息的几位富士康员工正在垃圾筒旁边抽着烟，谈论着最近发生的几起跳楼事件。其中一位来自湖南的员工小刘告诉记者，“几十万人的一家工厂，一年有几个跳楼的，没什么不正常。”
“员工内心都有一种不平衡”
尽管表面看来一些富士康员工对于连续发生的跳楼事件已经有些习以为常，然而他们对于富士康的管理确实有话要说。
“出现这么多的员工自杀，多少与富士康内部的管理模式有关。”一位自称被学校“卖”到富士康的员工张伟（化名）告诉记者，“我所在的车间有300多人，其中又分为主任、科长、班长、组长四个层级，这样普通工厂的声音很难传递到上面，老板的决策和对员工的体恤也无法传递下来，而且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让普通员工感觉失去了晋升的空间。”

据记者采访的一些富士康员工反映，目前其每月的工资都提到了2000元以上，而且在上下午都有半个小时的休息调整时间，而且加班完全采取自愿的方式，但是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依然面临无处申诉的问题。
工伤也是让部分富士康员工承受较大精神压力的因素。据张伟透露，他所在的为服务器机箱进行冲压的车间，“一不留神就可能断手，2009年就发生了多次工伤事故”。
一些员工还告诉本报记者，“富士康对于员工的心理辅导一直也不够，在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后也没有组织专门的心理辅导，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续自杀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另外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打工者孙杰（化名）则告诉记者，“富士康的员工其实在内心都有一种不平衡，那就是我们生产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产品，但是却拿着差不多最低的待遇。”
谁的责任？
对此，4月9日，富士康媒体办主任刘坤回应本报记者说，“其实中国都是这样的，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拿着最低的代工费用，这种关系是传递的。”
他还表示，“现在关于富士康员工问题的争议，更多是第三方从外部做出的臆断，其实富士康的员工和企业当事双方并没有这么多的矛盾。”此前，刘坤已对媒体承认，“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按照富士康内部人士的介绍，目前80后、90后的员工已经取代了老一辈员工的主体位置，但是如同其他企业遇到的情况一样，之前的老一辈员工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很好地工作，而新生代员工的生活条件虽然变好了，却出现很多管理上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4月9日当天，深圳沙井一家名为“万丰旭丰厂”的企业的一位18岁的湖南籍女员工选择了跳楼自杀，而当天南山区白石洲一位求职未果的22岁男子也选择了跳楼轻生。
一位来自湖南的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本来毛利率就偏低的富士康为了应对员工待遇提高的成本压力，其管理上投入势必将有所减少，这可能是富士康员工意外事件不断发生的内因之一。
对于富士康的员工“自杀事件”，著有《郭台铭与富士康》的财经作家徐明天认为，“显然这已经不再单纯是富士康的问题，在深圳的年轻打工者中，甚至大学生群体中，如果再不加以疏导和控制，其危害将非常大。”
央视著名评论员王志安则告诉记者，失范型自杀的广泛出现容易传染，因此企业进行员工心理干预非常必要。王志安表示，在层出不穷的员工自杀事件背后，既有企业自身管理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平衡给员工心理的冲击，其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富士康内部也意识到了员工心理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精力去处理，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告诉记者，富士康目前的普工大多数是80后、90后，这部分群体自我意识很强，多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很少与身边的同事沟通，这也导致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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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卫生质疑富士康“封杀”福记食品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422/391755.shtml


　　每经记者 严翠 发自深圳
福记食品（01175，HK）接盘者还未明朗之际，近期又遭遇了富士康（02038，HK）的“封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4月21日）从富士康了解到，富士康已经全面停止由福记食品供应的面点，并有可能永久停止与福记食品的供应合作。两家公司的“分手”缘起近日有媒体报道，福记食品使用“生蛆鸡蛋”做蛋糕并供应给富士康。
据报道，东莞塘厦蛟乙塘银湖工业区一位蛋糕师傅在福记食品工作一年多，主要负责做蛋糕和面包等，据他反映，工厂使用不合格原料做成的食品供应给深圳富士 康，福记食品为富士康提供的送餐服务达3万多名员工。“鸡蛋都长蛆了，都说高温消毒就没事，洗洗就好了，谁有那么多时间去洗啊。”该蛋糕师傅表示，工厂使 用不合格原料的事情工厂上下人人皆知，他刚来工厂时，也和厂长和主管反映过，但领导让其不要管。这段电视新闻被压制成视频后，在网上被迅速传播。
不过，蛋糕师傅的话遭到福记食品方面的断然否认。福记食品发布调查说明称，公司已成立专案调查组着手详查“生蛆鸡蛋做早点”事件，并会在彻底查清事件真相过程中及时对外界发布。
除此之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福记食品已经就此事向辖区派出所报警。
在福记食品公布的调查中，此前向媒体举报的蛋糕师傅——福记食品员工彭家华承认，自己伪造了现场并向电视台报假料，目的是“想报复教训一下公司”，因为他与公司主管有矛盾以及听说自己将要失业，但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
尽管福记食品以及员工已经单方面作出回应，否认公司使用生蛆鸡蛋做蛋糕，但是公众仍怀疑其调查结果。“员工曝料了又反悔，等于用手打自己巴掌，令人生疑。”食品界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作为此次事件的另外一方——富士康，目前也并不完全相信福记食品的回应。“我们已经停止由福记食品提供的所有面点，具体是否恢复其供应商还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确定，目前仅凭福记食品单方面的调查与说法，我们无法做出决定。”4月21日，富士康媒体负责人刘坤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富士康 声明称，目前集团已封存了所有由福记食品提供的成品，相关部门、集团工会等正在调查，一旦调查结果与事实相符，富士康将永久停止与这家食品供应商的供应合 同，并追究其相应责任。同时，富士康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对集团所有食品供应商的监管力度，全面清查所有供应商的食材供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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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富士康没能阻止第九跳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5/350339.html

5月14日，当大多数人还没有从耸人听闻的“八连跳”中缓过神来，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还是发生了 残酷的“第九跳”。和之前稍有不同的是，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他杀嫌疑，确 认死者属自杀身亡。
在“第九跳”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就在“第九跳”发生地宿舍的楼下，正在举办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 OK海选，很多20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幢楼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楼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多工人坐在旁边休息，喝饮料，还有一些工人在旁边观看露天的一些节目，跟往常的任何一个周末 一样，喧嚣而平静。

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 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对面是另外一座庞大的宿舍楼，楼下有小卖部，还有水果超市，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 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据了解，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这和其他跳楼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1月份跳楼身亡的马向前的一个舍友表示，宿舍的人很少交流，因为两班倒，大家很少见面，他来了7个月，从来没和舍 友出去玩过。如果是白班的话，他一般晚上8点钟下班，8点半左右回到寝室，冲完凉，不超过11点钟就睡觉。

不仅如此，“第九跳”死者生前所住的四楼多间宿舍工人表示，并不清楚此事。从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是自残后跳楼身亡。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 一年。

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对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记者注意到，有一个游戏，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这个游戏遭遇到一些尴尬，迟迟都凑 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 分人答不出来。

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节目改编于富士康员工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女工和一个男工谈恋爱，怀孕，然后被男工抛弃，随后发现男工有了新女友，这个女 工无望后准备选择死亡，在最后关头被救了下来。记者注意到，在女工几乎陷入绝望在台上歇斯底里哭泣的时候，不少新入职的员工也随之开始抽泣，这是唯一一个 从第一场演到现在，每场都有人哭的节目。富士康目前为止跳楼的几个女工中，或多或少有感情纠纷。

尽管富士康对此做出很大努力，但并未能阻止“第九跳”的发生，记者了解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娱乐设施：游泳池、健身房、运动场、咖啡厅、网吧。不仅如 此，富士康集团还在绝大部分厂区、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装有IPTV电视，除了有集团电视台，还有杂志社和社团组织。

但这一切没能有效阻止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从4月份开始，富士康就通报所有员工：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 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媒体表示，坠楼事件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王同信也说，坠楼事件所涉员工均为“80后”、“90 后”，大多入职时间不长，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适应社会缺少经验。

与此同时，在深圳龙华镇东环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团南门口，尽管将近30摄氏度的高温，求职者还排着长队在报名，在年后招工高峰期的时候，求职工人热情 高涨，从凌晨就开始排队，每天人数超过2000人，不得不拉起警戒绳来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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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一个封闭的自足体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5/350340.html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富士康都到了必须自我反思的地步。那么多年轻生命接连消失，已在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公众心理 层面投下沉重阴影。
但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并没将亡羊补牢的措施推进更多。目前其标准说法是，公司管理出现了漏洞，少数员工产生精神危机，并宣称公司已制止了20起自 杀举动。

笔者相信，这一沉重的心理阴影，可能将成为富士康以及它所代表的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并波及中国制造业。

当员工成为一段指令符号

员工接连自杀，富士康无法回避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质缺憾。那就是，在这个庞大如中小城市的企业以及它的员工，有着涂尔干《自杀论》中描述的孤立特征。 涂尔干如此说，个体社会关系越是孤立、疏离，人就越容易自杀。

富士康表面不像是封闭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它便挂牌香港成了公众公司。而它借代工模式，也与全球众多IT品牌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恰恰是代工模式促成了富士康的封闭性。它最早做黑白电视机按钮，如今已成高度垂直一体的企业恐龙。垂直一体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一条龙代工服务，效 率更高。而追求效率的动力，最后将一切资源都捆绑在商业流程中，在庞大的生产车间，员工只是封闭、孤立自足体中的一个微型元器件，一段指令符号。

或者说，员工必须成为机器，即便在车间之外。2007年3月，笔者参加了富士康昆山分公司举行的一场活动。现场整体方阵、各色旗帜、淹没一切的教徒 一般的“我爱你，郭爸爸”的口号，将一种个人崇拜情绪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那一刹那笔者注意到，不少员工的脸上，并没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他们的动作 僵化、口号生硬。富士康将他们塑造成了缺乏情感但却高度服从的指令符号。

几年前，笔者老家的一个女孩就曾在富士康的代工对手中工作几年，每次去看她，很少能真切感受到被流水线捆绑的员工们的自由心声。为了生存，他们需要 忍受沉重、苛刻的加班制度，更多时候牺牲着个人尊严，甚至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代工工厂的员工生存状态很多时候被描述成：上班、下班、睡觉，然后接着上班、下班、睡觉。

笔者眼前闪过第七个跳楼自杀的卢新。这个湘潭大学的学生，加入富士康前，阳光开朗，唱歌很有功底，曾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大赛，颇受好评。在 富士康入职新人才艺大赛中还获得二等奖。但他的朋友说，加入富士康后，几乎难见他有笑容，常常精神恍惚。

在公开披露的几名自杀员工信息中，几乎无一例外提到，死前一段时间，他们焦虑，精神恍惚，处于崩溃边缘。

富士康这种文化氛围，也许并非是直接导致员工自杀的原因，但它肯定是促使他们心里焦虑、心灵孤立的触媒之一。

追逐低成本而居

富士康方面坦承，公司管理确实出现漏洞，不过，这两天，它开始将原因归于员工的精神危机，似乎意欲将原因全部归于社会层面。

但外部社会原因不是一个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富士康认为的精神危机，从它的发展模式里，或可以管窥一二。

笔者认为，富士康虽名列全球代工业第一，但文化及商业模式上至今仍然带有非常原始、粗放的特征，在企业面，它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在富士康母公司鸿海企业传记《虎与狐》中，郭台铭被称为“代工业的成吉思汗”。笔者认为，这称号不但说出鸿海商业模式特点，更是直指其备受争议的企 业文化特质。

鸿海的制造业布局早已覆盖“金砖四国”，并在北美、澳大利亚、东欧拥有多处生产基地，且目前正借收购快速扩张。从空间来看，这个商业帝国远比元帝国 更有气势。后者只是“一元三汗国”，跨越两个大洲，而郭台铭已是四大洲。

这个商业帝国与元帝国的发展模式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是追求规模化效应。元帝国是一个马上王朝，它的骑兵，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导弹，纵横天下，短短几年，掠遍了亚欧繁华；而鸿海集团30年来给人的最大 观感即是，借助垂直整合策略，不断地将商业模式复制到全球各地。截至目前，仅在大陆，富士康便有近60万名员工、土地几万亩、十多座工厂。以致郭台铭被称 为大陆“富士康市市长”，不是没有理由。

二是低成本策略。元帝国的缔造者属于马上民族，它的绝对兵力并不多，历史上的征服战争中，它们很少携带大量辎重，而习惯于就地征集筹措，长途奔袭， 一举征服。此外，它也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驻军占领。

鸿海帝国的低成本策略不比元帝国差。它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既是追逐客户，也是逐成本而居。比如，5年来，它在太原、山东、河北、湖北、重庆等地快速 设厂，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及土地资源，动辄拿地几千亩。这是外部的布局成本驱动，而在内部成本控制上，郭台铭已到苛刻地步。

但这种逐成本、客户而居的生产，对于征服过的区域来说，难有泽被后世的产业价值。举例来说，封闭的富士康为深圳贡献了近20%的GDP，假如未来全 部迁移走，能为这座城市留下什么？血汗工厂的指责、自杀工厂吗？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贡献，远低于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之影响，郭台铭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建立在牺牲 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透支着一个区域经济振兴的深层土壤。

这一点，同样经历过代工模式的明基董事长李焜耀感觉非常难受。他说，过去30年，为了代工产业繁荣，很多人付出“家庭、健康的代价”，为台湾社会带 来不良示范的价值观。他认为，台湾目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全球化时代，速度筹码越来越低，而且，过去多年，台湾很多筹码都是押在“大陆4000万员 工”身上，这都需要检讨。

事实上，富士康的运营几年来早有转型动作。但是，这一转型将持续很长时期，其间必将在各个方面产生阵痛。在利润面前，富士康员工精神文化的部分、人 性的部分，缺乏真正的土壤，那些普通员工缺少心灵的寄托。

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中说，当一个社区、经济体步入繁盛期后，构成整体文明的各种要素 的关系、边际回报会呈现递减趋势，尤其是族群心理、文化精神上上，将呈现内耗、递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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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惠普关注富士康“九连跳”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5/350773.html

富士康员工“九连跳”事件已重创其企业形象，这比过去多年这家公司持续遭遇“血汗工厂”的质疑更影响客户关系。
苹果公司是富士康举足轻重的合作伙伴之一。昨天，苹果公司中国区发言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苹果对供应商合作伙伴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会持续关 注一些合作伙伴的行为，但拒绝评价富士康员工的悲剧。

这一表态显然非常审慎。早在2006年，富士康遭遇“血汗工厂”质疑时，苹果就曾派人深入该公司调研，通过检查不同生产线上7个月的换班记录，苹果 发现，富士康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出35%，四分之一的员工极有可能连续工作6天以上，属于加班强度“过度”，当时便要求富士康改正。

2009年7月，负责苹果iPhone第四代N90产品导入的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因遗失一台样机，遭遇内部调查，最终跳楼自杀，而背后原因正是富士 康担心产品信息秘密泄露，丢掉苹果的订单。

富士康另一重要合作伙伴惠普昨天旗帜鲜明地对本报表达了看法。该公司中国区发言人沈激转述亚太区发言人的话说，惠普是供应商管理与社会环境方面公认 的领导者，发起参与制订了社会环境守则，对于供应商的选择，一直有着严格标准。

记者查阅了《电子行业行为准则》，2004年6月该准则诞生时，其发起方确实包括惠普，且名列发起公司名单第一位。而其他公司分别为IBM、戴尔、 Celestica、伟创力、Jabil、Sanmina SCI和Solectron。

“我们要求供应商必须保证它们的员工能感受到安全、尊严。”谈到富士康员工悲剧，沈激强调说，惠普将针对此事“积极调查供应商的行为”。

富士康与惠普早已建立起深度合作，已从简单的代工关系，上升到资本关系以及布局协同。3年前，富士康收购了惠普澳大利亚的工厂，而目前正追随惠普， 在重庆建设面积庞大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厂。

对于“九连跳”事件，富士康的对手——苏州一家台湾地区代工企业的工厂总经理表示，按照富士康员工数量，没有曝光的悲剧可能还有，目前的“九连跳” 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而这跟富士康多年来的管理、思维模式有关。

同时，规模较小的富士康对手则虎视眈眈向富士康发出挑战，似乎借此渲染夺单氛围。和硕联合上海南汇厂一位内部主管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该厂早在 成立之初，便引进了上海专业的咨询机构，专门针对员工进行定期心理辅导，对于与工作有关的方面，则设有一个专门申诉管道。

“不能只关注硬件，软性的、人性的部分更重要。”上述主管说。而广达等代工企业方面的回答也几乎如出一辙。

这是否会影响到富士康的订单动向？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富士康虽然一直遭受质疑，但从代工实力上看，仍然是全球第一，除非品牌厂家策略有变，一般不太 可能为此转单。

但是，随着巨头惠普公开发布“积极调查”信息，富士康可能也不会轻松。而对于品牌厂家来说，富士康的形象受损，即便拥有代工能力，今后可能也很容易 给合作伙伴讨价还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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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产业工人有“代际差异” 富士康企业文化须“更新换代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7/2NMDAwMDE3OTM2NQ.html
富士康的“十一连跳”终于让鸿海老板郭台铭做出回应。5月26日，郭台铭在深圳召开记者发布会。郭台铭表示，自杀事件集中，可能因为公司很大的缘 故，就自杀人数和公司员工人数相比而言，目前的自杀率的比例还是比较合理。他否认了员工跳楼原因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不强迫员工加 班，同时，他说自己不赞成“富士康与员工达成跳楼免责协议”，但富士康要加强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建立爱心网——在宿舍楼建天网、地网和隐性防护网，施工量 为150万平米。我们认同郭台铭对跳楼事件感到痛惜的态度以及一些补救和预防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郭并没有完全理解员工“跳楼”的病因， 他甚至认为，之前给的抚恤金太高有鼓励自杀的嫌疑，他没有对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文化做任何反思。郭曾公开宣称，他的偶像是成吉思汗，富士康实 施的是所谓“铁腕统治”，企业内部等级森严，上级对下级动辄斥骂。不过，在富士康初入内地建厂的时候，这种极其严苛的管理，很可能是必要的，原因是初入城 市的农民工对流水线生产的不适应。这些在农村长大的产业工人，是在较低的人口密度和高度分散的农业劳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很难一下子适应步调统一、高度组 织化的流水线生产。对富士康的管理者来说，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一条流水线上，所有的工序都必须以近乎相同的效率和质量进行生产，如果不能步调统一，那 么动作最慢、质量最差的人将成为整个团队的短板。在熟练工人不足，甚至根本没有的情况下，企业就只能用最严苛的管理制度，把一个进城农民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培养成合格的产业工人。类似上厕所不得超过5分钟之类的规定，只要有一个人蹲在厕所里偷懒，流水线上的其他人都只好停下来等待。那么，在其 他制造业大国，例如日本和德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严苛规定呢？因为他们的产业工人已经非常成熟，具备高度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完全能够靠职业团体内部的 自我约束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进入第二代，其成长背景与其父辈已有根本差异。富士康现在的工人以80后为主。他们通常在城市长 大，甚至就在城市出生，相反，农村才是陌生的。与父辈不同，他们更见多识广，也更具个性，对于家长式的整齐划一的管理方式、对厂区军事化的生活、对没有社 会化接触的碎片化生活也更抵触，容易产生绝望情绪。富士康仍然用老一套来进行管理，矛盾冲突就难以避免。经过30年积累，中国的产业工人队 伍已今非昔比。这从中国产品的质量提升上很容易看出来。质量是需经验、技能和专注力的，而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来培养。今天的工人还需要用毫 无人情味的军事化方式管理吗？我认为至少可以打个问号。富士康虽然待遇良好，但员工流失率仍然不低，以致必须不断的招用新人。这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 使企业内部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合作与信任关系，不仅企业不信任员工，员工之间也很难相互信任。员工总是处于与陌生人合作的窘境，而管理者也总是在管理陌生的 员工。这样的环境，当然会使员工总是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在各式中国企业中，长期加班已成惯例，白领蓝领皆如此。表面看来，加班都属自愿而 非强迫，但随便问询周遭，又无不对加班怨声载道。这看起来矛盾，而根源就在上述的企业文化。当员工成为劳动机器，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提供加班激励，员工为了 博取升职甚至仅仅为了保住工作，就不得不竞争加班。有远见的企业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尝试让员工自我管理，而不是处心积虑地培养心腹来控制员 工。在管理效率、工作氛围和员工创造力方面，前者都拥有巨大的优势。而后者，由于过于僵硬缺乏弹性，一旦崩塌即无可挽回。劳动者已经更新换代，管理文化也 该更新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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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當頭：富士康危機管理 利世民

2010-05-27  AD






 

世民用了近兩年 多的iPhone，終於決定不再工作。這是一個尷尬時刻，因再過多一個月，新的iPhone 4G便要面世。更抵死是，早兩天，朋友在facebook上貼了Walmart由星期二起，將iPhone 3GS售價下調至97美元的新聞報道，世民留言說風凉話：「iPhone壞了，買一部新的更化算。」怎料48小時不到，報應就來了。

iPhone 罷工，惟有在facebook上廣告友好，未來一段日子，把世民視作不在香港好了，不要打電話，也不要期待我像過去幾年般，見電郵即覆。又有朋友「贈興」 留言，說我的iPhone是感應了富士康的「11跳」。這Gag實在不好，因為說不定，我就要為此再多買一部。

富士康接二連三到第十一，每 次有事，Twitter上均被人大推特推。說實在，頭一、兩宗可能是偶然。畢竟，富士康單是一個龍華廠已有25萬工人，整個深圳更有40萬員工，那可是一 個北美中型城市的規模。可是再發生多幾宗自殺案，陰謀論也越傳越厲害。事實上，在第七、八宗自殺案發生後，Twitter上的人基本上已認定富士康是地獄 式血汗工廠。

真相是甚麼？世民也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富士康的做法不夠完全。從新聞報道得知，富士康已要求員工「自願」簽署承諾，不會 傷害自己和他人。天啊！如果這樣的表面工夫會有效，天下間為甚麼會有警察和社工？

重點是找出系統問題

教授危機管理的時候，世 民例必要學生記緊兩件事：第一，先照顧所有人的人命安全；第二，盡可能以最短時間，收集最多資訊。死者有沒有共同點？生活習慣？家庭背景？財務狀況？富士 康管理今次危機的負責人都掌握了這些資訊嗎？

危機管理不是公關，也不是法律上的防備工作。危機管理，重點是找出系統問題，然後堵塞漏洞。如 果我是富士康管理層，現在第一件事是請偵探和商業人類學家，到廠房和宿舍明查暗訪。說不定，問題跟工作壓力完全無關。可是從現在的表面證據看，富士康的管 理層似乎只不過是主觀地希望，下一宗自殺案在別家企業的工廠發生。

利世民

http://hkliberty.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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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富士康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48376&time=2010-05-30&cl=115&page=all
 
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像父辈那样轻易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直接受冲击的是富士康，被撼动的是整个中国代工业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赵何娟 兰方 郭惟地 王嘉鹏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2010年5月25日，清晨6点半，19岁的湖南人李海，翻过华南培训中心五层走廊的栏杆，纵身一跃。

这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5月26日，郭台铭首次对公众表示道歉，也首次向大陆媒体开放了深圳园区采访。然而，就在当天晚上11点20分左右，又一名男性员工贺某选择跳 楼。他加入富士康亦未满一年。

1月23日，19岁员工马向前“生前高坠死亡”，是深圳富士康今年发生的第一起员工坠楼事件，但并未给企业和外界敲响警钟。随后的数月，类似的 自杀如魔咒般继续笼罩着总共拥有42万员工的富士康深圳园区。

连续发生七起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按照故里风俗，请来三名五台山高僧，准备在公司布置法事，祈福求安。次日，即5月11日晚，又一名富士康女员工 因为感情问题跳楼身亡。七天后，21岁的一名男员工从工厂宿舍跳下身亡。

至5月27日上午再次发生的一起割脉自杀事件，今年共有13位年轻的打工者走上绝路。10死，3伤。

他们的离去，让家人伤心欲绝，更将富士康推向舆论风暴的顶端。

举国震惊。地方工会组织，警方、地方政府的各种调查组陆续介入。5月27日，中央部委的调查组亦紧急奔赴深圳。焦灼的氛围弥漫在园区内外。

高大的围墙和铁丝藩篱内，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旧秩序井然，高速运转。一些打工仔物伤其类，打算离开；另一些年轻人仍在川 流不息地涌来，争相进入这个“从不拖欠工资、保障良好的”最大代工厂的“围城”。

直到今天，代工制造企业仍是以深圳、东莞为龙头的珠三角的经济支柱，也是在此求职谋生的底层工人最主要的去处。地处深圳宝安的富士康龙华、观澜 园区，是富士康在大陆20余个生产基地中最重要的一处，为它带来少有匹敌的质量管理、垂直整合及成本优势。

一位无线通讯业务部的一线员工，面对3平方公里的园区对本刊记者感叹，这里与外界，犹如孤城内外。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 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然而，震撼人心的连续死亡事件，已经激荡了城内城外。变革势在必行。

新生代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理想和现实存在巨大落差

与许多代工厂一样，富士康是许多打工者从不发达的乡镇农村通往大城市的驿站。

每天凌晨，不过四五点钟，长长的人龙就已经排在了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点。即使在2010年春节后，全国“民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富士康招募人 数最多的一天仍可达8600多人。

普工招募处附近的湘菜馆老板说，有些生于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年轻人，隔夜就到这里排队，睡在地上，就怕第二天排不上号。

另一些同样年轻的身影，则不断地从园区走出，流向城市的另一处。按富士康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的说法，企业基层工人的流失率每月 高达5%。

在2010年2月28日出版的富士康内刊《鸿桥》中，一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章便提到，“新生代民工崛起改写劳资博弈局面”。文章说，这些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区别。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更愿意融入城市。

“新生代民工要求有更多自由，虽然他们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有大型超市、 网吧、KTV的企业更吸引他们。和前辈相比，更多新生代民工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消费，而不是把寄回家。”

对于青春，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会去公司的网吧上网，但是网吧每次都爆满；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更愿意看书，以“提升”自己。富士康一 名在职只有高中文凭的女工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龙应台和海子，最喜欢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们也向往着财富上的成功。很多男工会选择在中饭或晚饭后的短暂休息时间，买彩票、买马；很多女工则盘算着将来用在富士康打工积累的资本金做点 小生意。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沿海大量外向型的加工企业，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线岗位，难以为工人提供优质的工资。

在这里，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所有其他人，这一称谓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抹去种种人为的等级层次，使自己跟所有人变得平 等。

“屌毛”们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各自背负着一定的家庭经济责任，或是要在家乡盖上新房，或为了让弟弟妹妹有钱读书。他们习惯了漂泊，大多仍保 持着“农村户口”身份。他们读了中专、大专乃至大学，毕业走出校园后，却依然像父辈那样，走进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中国廉价的加工产业链上的一环。

19岁的云南工人小杨，抱着赚钱补贴家用的愿望来到富士康。4月刚刚入职，底薪只有900元，不加班便难以完成工作任务。富士康自杀事件发生 后，他说准备辞职了，“下个月就走，回家乡继续读书。”他看不到实现理想的通道。

“产业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劳动力升级的速度。”一位劳动经济学家向本刊记者指出。传统的生产模式，遭遇了新工人们的反弹。

流水线上的青春

所有的产量标准，由内部的IE部门制定。生产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分解开来，制定时间标准，然后确定每一个员工应该在一天内完成多少工作 量，允许5%的浮动

在地理上，富士康在深圳的园区分为两处。一是位于深圳宝安龙华镇油松第十工业区的龙华园区，占地3平方公里，拥有30万员工；在其西边，则是观 澜镇观光路以北的富士康鸿观科技园区，有10多万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

每天早晨七点，晚上九点，“两班倒”的员工接班前后，10万余着装整齐的工人，在富士康园区里浩浩荡荡穿梭，却安静肃穆。他们大多在十八九岁的 豆蔻年华，鲜有欢笑和嬉闹，沉默地应付着生产线上的单一工序、难以避免的加班和复杂的制度与纪律。即使回到宿舍，大家也鲜有交流。

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的位置和行为，已经在这个“完备”的社会中被设计好了。所有的产量标准，由内部的IE（Industrial Engineering，工业工程简称IE）部门制定。他们把生产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分解开来，制定时间标准，然后确定每一个员工应该在一天内完 成多少工作量，允许5%的浮动。

最基层的普工，超过全部员工的85%。每天千万次重复一个动作的普工，占据这一个个1平米见方的工位，连成日夜不断的生产线，以代替价格昂贵的 机器手。

这种泰勒制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工厂运用普遍。它是被称作管理学之父的美国工程师泰勒，在20世纪初发明的一套建立在细致分工基础 上、以劳动方法标准化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在实际运用中，IE的模型往往以一条全是优秀工人的生产线为标准制定。而工人素质实际上参差不齐，尤其刚刚进厂、工作尚未熟练的新工人，要想实 际上达到IE规定的水平，加班几乎不可避免。

常年拥有大量的订单，并往往“来者不拒”的富士康，生产线更是绝无停顿。加班加点极为常见。这对于绝大多数抱着“赚钱”目的的普工来说，不完全 算坏事。刚入厂的普工基本工资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大多数人都要靠超时加班费维持稳定收入。每月加班超过120小时的普工，月收入可以超过 2000元。

在富士康，员工具有超长加班的充分条件。每天吃饭和休息时间被严格规定，早班从7点30分开始，12点至13点吃饭，过时不候，你不会有更多的 吃饭闲聊时间；换洗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送到规定地点，由洗衣公司统一处理；园区里提供医疗设施、运动设施、休闲娱乐的电视和网络，以及图书馆，使你不需 要到外面耗费可以用来干活的时间。

已经离开富士康的女工青桐（化名）告诉本刊记者，离职前，她每天在厂房的时间超过16个小时，时间被安排得很满，十几个小时是全负荷运转。即使 休息，也根本没心情去玩。回到宿舍，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睡觉。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上完夜班后又被叫去开会培训，一连25个小时没有休息。“用两个词形容富士康的工作，那就是紧张、压抑。”

“工人的神经随时处在高度紧绷的状态。”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这种现象评论说，在这样的管理机制下，企业的生产效率自然很高，也无违规违法之处，“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与当前以人为 本的理念相去甚远。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必然意味着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最小化。在泰勒制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机器的附属，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 成员，更谈不上是这个组织的主人。”

郭军介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现在，仍然采取泰勒制的企业不多了，转而采取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但在中国，这显然不是富士康的专有。在珠三角大大小小的代工厂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富士康的条件甚至优越得多。比如按时发工资，提供必要的 社会保障，生活设施显然也优于一般小企业。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就无法解释如此频密的自杀事件会在一家尚算优秀的泰勒制工厂中发生。因为随着生命跌落的，不止是疲累的灵魂，还有黯淡的自 由、尊严和希望。

宿舍劳动体制

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

生产模式与劳工状况的矛盾，在一个由企业自行管理的42万人的“国度”中，被放大和激化。这一切，已经超乎了概念设计者郭台铭的想象。

事实上，郭在十多年前携着台湾的经营经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已不可能完全复制带有社会使命感的台湾代工文化。

台湾经研院副院长龚明鑫在其2008年发表的《台湾经济的奇迹与挑战》一文中写道，“台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厂房并不大，工 人们的关系是紧密如一家人的。加上台湾小，即使到加工出口区上班，周末还是能够回家，甚至像我的母亲，也是天天通勤的，并不像大陆的状况。”

也因此，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腾飞依赖的不是大型的外来企业。工人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为台湾打拼的使命感。

今天的富士康，完全不是这样的境况。在这个外来企业驻扎的超大园区，42万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彼此疏离。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言语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

或许，这不应全归罪于富士康。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 看来，“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这些有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工厂也未向 其支付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

卢晖临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产生了宿舍劳动制度。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最自然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真正 的再生产要在多年后回到农村去才能进行。” 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生活的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 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当然，在很多方面，富士康也对宿舍劳动制度做了一些“改进”。

5月26日，进入龙华园区的本刊记者来到 “JQ”（即“街区”）宿舍区，只见两栋14层的银红相间的新楼与三栋旧楼，合围成一个半圆状，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和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楼间距宽敞，颇有一 般公寓小区的态势。

这里居住着4998名员工，两栋新宿舍楼的最下面三层是商铺，标有J9的宿舍楼下设有图书馆，并且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的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 机房，供员工消遣。园区里有银行，有医院，社区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指出，宿舍劳动制度的本质，是完全由资本来提供生活空间，“而资本不可能满足一个完整 的人的所有诉求”。因为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生产方式运行的。

追求最高效率的工业设计，使工作占据了工人最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细分的工种和倒班制度，让工人们无暇交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 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说，在住宿困难的大城市，企业能够提供宿舍，并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怎样为这种住宿体制建立好的沟通网络。

富士康也不算无所作为，园区内新设有员工关爱中心，还有3000多个“相亲相爱组”，每50人形成一个关爱网络的计划。此外，企业将培训 1000名心理辅导师，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不过，一位在代工厂担任义工的网友撰文指出，“心理辅导师这种角色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更不用说台湾来 的或学院派的心理辅导师。”

这位网友说，由企业建立关爱中心，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没有员工能够毫无顾虑地在企业的关爱中心里埋怨、投诉”。潘毅强调，独立的关爱中心， 才有可能真正赢得工友的信任。

然而，在严格的企业管理下，外界的组织难以走进工厂大门。“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很难开展活动。”对于处于严格军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尤其如此。

被挤压的个人空间

在培训室，贴着富士康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科学，只有执行的纪律”

在富士康，除了超强度加班和快节奏工作，让员工感深恶痛绝的，是无处不在的约束。

代工的保密要求，是富士康“门禁管理”异常严格的理由之一。

在这里，工厂所有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进出厂区的所有物料、物品、文档等均被要求依据流程提出申请，并主动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 督。从工厂大门到各厂区，每一处都设有门禁。电脑、笔记本电脑、光碟、磁碟、移动式存储设备、多媒体拍摄设备、可拍照手机、智能手机等，都是被列出的要受 到严控的设备。

和严格的门禁相应的，是如军队般的铁的纪律。对纪律的强调，在进入园区的第一天就让“屌毛”们印象深刻。

多位富士康员工给本刊记者讲述说，入职体检是让他们难忘的第一幕。上千人在烈日下，由教官大声呵斥。大家同时在教官的指令下，抬手抬脚，下蹲起 立，左转右转，不允许掉队，不允许慢节拍。

入职之后，有两到三天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基本以企业文化、价值观为主。 “纪律、责任心、执行力是富士康企业文化的核心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富士康的培训和征文主题。

培训室里贴着富士康语录，其中一句是“走出实验室，就没有科学，只有执行的纪律”。这句话也被公司各级管理者运用到极致。

一位员工告诉本刊记者，MIBG EMD制造部的一位管理干部常对他们说，只有将责任心与纪律性化为一种自觉，才能编织一张执行力的巨网，将最细小的管理问题也网罗于其中，并最终予以解 决。

维系强大纪律文化的，是严苛而复杂的等级制度。在富士康，仅对大陆籍员工，就分管理职位、薪资资位、岗位职系三条线管理，以多重标准定岗定编， 考核员工。

最简单的是岗位职系，意即“工种”，分为“全叙”和“不全叙”；“全叙”又分为员级和师级，员级分为员一、员二、员三，师级又分为师一到师十 四。每个级别薪资都不同，这套体系师自台湾军队的等级划分方法。

至于管理职位，也从组长、课长、专理，到经理、协理，再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等，一个事业群的级别高达12层。

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富士康常见的体罚方式，是罚站。上至协理，也可能在最高领导的怒火中象小学生一样在会议室站足数小时。

一位已经离职的工厂女工称，基层主管是员工们接触最多的领导。他们经常教训员工，有时候一教训就是半个小时，“谁受得了？”

层级森严下，员工关系微妙。贴在富士康厕所的员工意见卡，写满了工人泄愤的恶语，而工人在私下也对每天恶语相向的主管怒骂不已。

一位车间男工人说，“他们白衣的看了我们蓝衣的都掉头就走。”他解释说，办公室和技术人员男性工服为白色，生产线男工人制服为蓝黑色。

在另一个层面上，园区混淆了生产与生活功能，使得本应局限在工作中的纪律文化被强推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一举一动亦在纪律规范之内。

5月26日，富士康在压力下对媒体开放厂区。本刊记者在富士康的一处厂房参观，看到楼梯的每一个拐角处都有很明显的黄色标识，将楼梯分成了左右 两个相等部分。左边画着下行的箭头，右边是上行箭头，用以指定员工上、下楼区域，维持走路秩序。

在食堂，员工吃饭不许浪费，会被强制吃掉剩余部分，否则一次记小过，两次记大过，三次除名；私人物品带进宿舍后，则必须要有宿管办开的放行单， 才能往外拿。这种工作纪律的无限扩张，在富士康环安课保安私自“执法”中登峰造极。

在富士康的管制体系中，基本职责为维护秩序的环安课，被指直属于郭台铭。高墙之内，纪律之所，环安课尤显得权力强大。

2009年8月，深圳园区负责清点iPhone样机的员工孙丹勇，因被指要为一部样机的丢失负责后，跳楼自杀。

孙丹勇的同学在其死后，公布了他最后与同学的网上对话。孙丹勇有些语无伦次地称：“我只是有嫌疑而已，亲爱的环安课顾钦明课长，你们有什么理由 和资格扣留我在你那，对我动手?”事后得知，孙在内部调查时遭到了环安课课长类似“刑讯逼供”的处罚。

几乎在同时，富士康北京厂区ELXL6制造部门两名员工在刷门禁卡时与保安发生争执，被20余名保安群殴。视频后来被曝光，引发巨大争议。

保安丑闻，令深圳园区今年以来的12起员工跳楼事件蒙上疑云。其中不乏死因可疑者，如来自安徽的21岁梁姓员工，从高楼坠下时身有四处刀伤。5 月26日，在富士康工厂向媒体的开放当天，今年1月第一位跳楼自杀的员工马向前的家属突然出现，跪地陈情喊冤。他的双亲及姐姐称，至今警方未公布死因，家 属也未获赔偿。

无论结果如何，过度扩大的工作纪律，正在侵占比父辈更多想法、也更为敏感和脆弱的新生代农民工本已不多的个人空间。

3月17日上午，富士康龙华园区女工宿舍一名田姓女工从宿舍楼跳下，跌在地面摔伤，她被抢救后说道：“活着太累了。”

困局谋变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证实，正在研究员工加薪问题，幅度可达两成。尽管公司强调这与自杀事件无关，却不失为缓解当下危机之举

汹涌的社会舆论下，富士康仍显平静。在敞开园区大门的当天，生产线上工人默默地继续劳作。

从台湾赶来的郭台铭力求让外界相信，他正在以最大的努力完善富士康构建的小社会，让其更为完备。这包括检讨部分基层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并在政府 的支持下，提供内部更为审慎的保安体系，提供内部更为有效的心理干预。

但效果恐怕是南辕北辙。已经离开富士康的青桐直言：“富士康为员工建立的那么多设施，还不如领导的一句‘大家辛苦了’更有用。”

更严密管制的宿舍劳动制度，与急盼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相悖。即便再完备的设施，亦难在同质性的工厂园区，复制多彩的城市生活，让工人 获得公民的尊严感。

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也说，将考虑减少对自杀者的补偿，以免这些绝望的年轻人将人生最后的价值押注在40万元的抚恤金上，变相鼓励自 杀。而可以补充的措施，则是让生者能更为体面地劳动和生活。

5月27日，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证实，正在研究员工加薪问题，幅度可达两成。尽管公司强调这与自杀事件无关，却不失为缓解当下危机之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不应将进城谋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简单地推进企业的小社会。应为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相应的政策保障，给他们创造能够 长期驻留的空间。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翟玉娟说：“富士康有42万员工，龙华片区就有27万。这个地区的外来务工者，46%都是富士康的员工。但这个区域的地方 政府，有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文化、生活、娱乐方面的公共服务？这些为地区发展、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员工，可不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

在富士康之外，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更为积极的抗争方式。5月27日，在深圳数百里外的佛山南海，200多名本田零部件工厂员工继续为争取提 高薪酬而罢工。

企业、政府、社会、员工，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或将迎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围城”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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