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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814/164595.shtml

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一席 一席

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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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1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0 (1)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2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3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4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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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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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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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達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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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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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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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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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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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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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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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岡仁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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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甚至 電影 產生 懷疑 時候 仁波 反過來 給了 了我 我一 一種 可能性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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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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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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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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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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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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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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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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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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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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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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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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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達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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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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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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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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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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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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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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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岡仁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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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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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甚至 電影 產生 懷疑 時候 仁波 反過來 給了 了我 我一 一種 可能性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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