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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談“作文”:現在的孩子,腦子里動詞太少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457

作為一名專業小說家,張大春擔心在作文教育的熏染下,積習漸久,“日後華文世界不會有好的作家出現”。(理想國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高分作文的路數,多半就是“頌”。孩子在啟蒙階段,到他日後一輩子都不寫文章的那一刻,他所有寫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

我擔心的倒不是出版業要垮掉,而是我們的好奇心跟滿足之間迅速的取得——也就是說,他對這個有興趣,馬上一刷屏,答案就來了。

大約從2007年出版《認得幾個字》開始,臺灣文壇的領軍人物、著名作家張大春就在自己小說創作的本業之外,花了特別多的心力關註整個社會的語文教育。

起初是為了教自己的一雙小兒女張容、張宜識字,但原本理應駕輕就熟的工作,卻讓張大春發覺自己未必真正知曉和懂得這些字詞背後的故事和所含藏的豐富文化,慨嘆“窮盡人之一生,恐怕未必有機會完完整整地將聽過、說過、讀過、寫過幾千萬次的某個字認識透徹”。

於是,他特意挑選了近百個漢字,在適切的疏解之外,更兼及深廣的歷史文化背景,希望讓孩子們有更閎遠的視野,從小涵養出對漢字更為深刻纖敏的感覺。

現在,十年之後,當年的小兒女也已長大,認字不再是他們的困惑,取而代之的卻是同樣困擾大陸和港臺中小學生的問題——寫作文。而比起當年陪伴孩子從頭學認字時的欣快,作文教育中的種種問題,卻讓身為小說家的張大春大為光火:讓教師、學生、家長都倍覺頭痛的作文完全是“附和題目”思維下的產物,根本無法讓學生我手寫我口,更談不上引導學生透過寫作能力的訓練來實現自主人生的追求。

在張大春看來,作文是作文,文章是文章,前者不過是升學擇業的敲門磚,大多用後即棄,而“寫文章,是一輩子的能力”,練習寫文章,根底上是“培養一種隨身攜帶的能力”。甚且,作為一名專業小說家,張大春更擔心在這樣的作文教育的熏染下,積習漸久,“日後華文世界不會有好的作家出現”。因此,他這回以38篇專文、45篇例文來為莘莘學子講述文章與說話之道。

2017年初,張大春攜新書《文章自在》來到北京,與北京的中學生、一線語文教師以及青年作家共同探討“作文這件事”。

(以下為張大春口述)

海峽兩岸最統一的事情之一,是寫作文

應試里能夠具備最大的甄別彈性的,可能就是作文。一個人多拿10分,多拿5分,至少在臺灣來講是相當具有影響性的。

學生們大概從8歲開始寫作文,18歲以後進入高等學府,可能就不寫作文了,而且可能一輩子都不寫作文了。但這十年之間的寫作胃口卻被弄壞了。怎麽弄壞的?就是你來了題目,我就開始揣摩,第一要揣摩出題的考官,他希望我寫什麽,怎麽樣才能迎合他的意思;第二是揣摩批改的考官,他們怎麽想,他們會認為我怎麽寫能拿高分。

所以海峽兩岸最統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歲到18歲之間讓一個孩子習慣於揣摩他人心意,並且發揮變成自己的思想,這一點,有時候想起來有點毛骨悚然。

臺灣在各級的所謂的升學考試中,大概采取的就是這個思維,孩子要去想什麽是合宜的想法,什麽是取分的想法,什麽是能夠拿到功名的想法,什麽是大人們主流的意見。有的時候不免會有一些才華高越的小朋友們,他有特殊的修辭技巧,豐富的語料,還有一些組織章法清晰的路數,所以能夠出類拔萃。我還看了一些,特別是大陸出現的滿分的,或者是頂級分的作文,那文章我也寫不出來。

可是看起來他的路數,多半就是“頌”,我稱之為風雅頌的頌。就是高質量的作文多半來自頌體,孩子在啟蒙的階段,到他日後一輩子都不寫文章的那一刻,他所有寫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

我認為這樣的文化教養,在根本上出了極大的問題,可能我們在整個過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峽兩岸的中小學,一直沒有判斷或者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率地培養孩子自己產生知見,而且能夠訓練思維或者辯證的習慣,那是不是就可以讓命題作文這件事情稍微往後退一步,也就是讓命題作文退場,讓應試作文離開真正所謂的文章的世界。

很重要的是平常的說話

我從我的孩子進了幼兒園到小學二年級以前,因為我對古文字有興趣,所以我經常想辦法把個別字形象化、生動化的編成故事,然後告訴他們。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級,他們開始寫作文,寫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兩招,第一招我說你每篇作文拿給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評論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錯字。他們兩個到了三四年級的時候,哥哥張容想開了,說不對了,四年級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實上這也是我小的時候,我的父親看我的作文、日記、周記,我都讓他看,為什麽讓他看?他說他只看錯字,他也始終確守他的承諾,從來沒有對我的思想或者意見有任何看法,就說哪里有錯字。所以我信守這個傳給我兒子。

我們家孩子跟父母對話的時間是非常長的,每天在飯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處的時間,是不斷講話的,這個訓練從他們上幼稚園開始,一直到他們不太願意跟我們講話為止。

他們從來沒有在任何求學階段,被選為寫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數大概在比較好的程度。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發覺,有一個雜誌向我的女兒邀稿,向她邀稿之後她也不想寫,她母親就逼著她說人家向你邀稿,寫五篇書評,我看五篇書評嚇一跳,我以為是專業書評家寫的,結果是她媽開車載她的時候,在路上她用手機打的,打了五篇書評。真正的缺點顯現了,每一段統統都是逗號加一個句號,標點符號沒人教,她在學校也不好好學。但是表達意見之清晰,舉證之明朗,而且在議論分析條理上沒有瑕疵,我嚇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畢竟他們離寫文章的人差得太遠,可是我相信他們之所以能夠那麽清晰,那麽條理分明的表達,很重要的是基於平常的說話,跟他溝通的時間要長,面向要廣,而且無所不談。

最常用的動詞是“買”

教作文的時候,一方面教孩子繁華先不要落盡,要盡可能地繁華。另外一方面要教他減法。

我記得以前在大學教現代散文課,朱自清、徐誌摩、郁達夫這些,我認為這些文章都還出現著某種在白話文運動初期階段對於使用白話文無比興奮而形成的一些沒意義的、空泛的堆疊,有趣的是減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課上做一些嘗試。

比如說可不可以寫一篇文章,只有名詞、動詞、介詞和虛詞,沒有形容詞,這些東西我在教的時候還沒有體會到真有這樣的文章,我後來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寫任何事情,我都樂,他那種幹凈就是沒有不必要的形容詞,也沒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說他平鋪直敘,你正好會因為他的那個減法,因為簡潔幹凈,會記住他特別生動的某些語言。

我記得他在《樹王》里有那麽兩句話,聽起來俗得不得了,可是傳神了,我經常想起來。“我不過是個屁眼兒大的官”,“你還在我屁眼里”,非常鮮活。契訶夫的那個《小公務員之死》非常清楚的一個意象,那兩句話抵得過契訶夫一個短篇。

在臺灣有一個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輩,短篇小說作家黃春明,我認為他是臺灣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說家。他七十多歲的時候跟我說,大春啊,你不覺得文學小說這些,會寫的人越來越少,讀的人越來越少嗎?當然這種感慨很尋常,可是我沒想到他後面說,你知道原因是什麽嗎?他說我認為現在的孩子,腦子里面的動詞太少,最常使用的動詞就是“買”。

我們的求知欲,是不是個道德命題?

今天在臺灣比較流行的社區網站叫臉書,它主要帶來的是大量的圖片。我倒不願意說現在的孩子都是圖像思維,但是大量的圖片和影像帶來的是什麽呢?是他的美學刺激已經飽和了。有的時候他只是追隨一時的直覺,而不是長久的累積,這個一時的直覺是會隨時變化的,因為是短期記憶,不是長期記憶。

如果你要找到一個無論是在裝幀還是美學上能夠幫助孩子更快,或者更長久地進入到閱讀世界的圖書,非常困難。因為它的口味已經追隨著時代大潮圖像變化改變得更快了。

這種局勢,明顯地告訴我們人的求知方式,甚至人對客觀知識或現實好奇的方式改變了,所以大家都不看別的書,只看臉書。

刷屏取代了大部分滿足好奇,或者滿足求知的方式。這些事情正在逐步地從形式的變化變成一個本質的變化,也就是說,我擔心的倒不是原來的出版業要垮掉,而是我們的好奇心。好奇跟滿足之間迅速的取得——也就是說他對這個有興趣,馬上一刷屏,答案就來了。

我們永遠會擁有巨大海量的短記憶,而我們長期的記憶會消失。長期從事短記憶,一定跟後來的好奇,或者說滿足求知的這個活動是有巨大牽連的。

甚至我們過去常常講,某一些意念是斷裂的,某一些思維是斷裂的。過早地去推斷那就是哲學消失了,那就是文學死亡了,或者那就是作者不在了,可能有一點誇張,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不警惕,也就是說現在的警覺恐怕是為了下一步的警覺。我認為遲早有一天,大家打一針,數學就不用學了,但是那時候,人的感性恐怕也都會沒有。

我記得達爾文在死之前非常痛苦地說,我已經多年,就是好幾年沒讀詩了,好幾年沒有專註地聽一首美好的音樂了。他說這不但是我自信的欠缺,也是我道德的墮落,他的這番懺悔之言其實並沒有真的墮落,他只是太專心地在做演化學的研究,而且進入到更多細節知識的追尋,他似乎沒有時間,因為他忘了。而對於詩、對於音樂零散的美的耽溺,他認為是跟他的道德有關。

我聽到這個話非常震撼,到底我們的好奇心、求知欲望是不是很窄的一個道德命題。我常常覺得寧可相信它是,那個時候我們會比較不那麽淪落。

張大 春談 作文 現在 孩子 腦子 動詞 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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