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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成為全球複蘇主動力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總是壓著相同的韻腳。2018年不只是金融危機後的第十年，更是全球不同宏觀周期出現拐點、產生共鳴的年份。金融市場波動加劇、貿易戰形態演進、地緣風險分布重構、供給端政策漸次發力，共同確認了趨勢性變盤的形成。

從30年量級的大國博弈周期來看，隨著雙方實力更為對等、相互依存性日益顯現，中美博弈將進入全面競爭而非對抗的新時期，短期貿易戰將以“戰”始，以“和”終。從15年量級的經濟增長周期來看，全球經濟真實的普遍複蘇得到確認，多元化漲潮已經來臨，新興市場將重新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從10年量級的利率周期來看，產出缺口的消失令壓抑已久的通脹出現反彈，“真加息”已經開始並將繼續提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日益成為全球增長內生動力的來源。

競爭不等於對抗

縱觀全球化的時代演進，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似乎是歷史的鐵律，而遏制與反遏制也令“修昔底德陷阱”始終成為問題。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大國博弈來看，美國一直是被挑戰者，而其主要競爭者卻隨著彼此間的力量對比不斷發生變化。

我們的測算表明，不論以購買力平價還是市場匯率計算，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GDP/GNP（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排名前兩位國家間的體量差距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均越來越小。以購買力平價來度量，該差異已從接近20%至幾近消失，而以美元計價也已從25%降至10%以內（見圖1）。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大國博弈的主體是美國與蘇聯。由於在經濟體量上的差異相對較大，兩國之間的博弈主要表現為軍事力量的對抗，並帶動其他各國形成對立陣營。在此情形下，冷戰是最具代表性的博弈形態，而主權國家的安全則是主要的博弈內容。

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日本的崛起，大國博弈的主角變為美國和日本。由於經貿結構存在替代性，經濟體量的日益接近成為觸發博弈的導火索。當然，由於兩者在軍事實力上不可同日而語，加上相互依存性，令兩國難以走向全面抗衡。

本世紀以來，大國博弈主角逐漸變為G2（美國和中國）。隨著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中美經濟差距急劇縮減，甚至發生逆轉，中美之間“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凸顯，這是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基礎，也是兩敗俱傷的失控局面難以出現的主要原因。

我們認為，從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化進程看，盡管以美元計價的經濟實力差距在以往的周期中都出現過短期反轉，但隨著挑戰者絕對體量的不斷擴大，其與守成者之間的博弈實力更為對等，而彼此之間相互依存性的增加也令博弈形態趨於柔性化。基於此，中美博弈會進入全面競爭而非對抗的新時代，短期的貿易戰將以“戰”始，以“和”終。

全球經濟出現真實的普遍複蘇

1976年至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大致經歷了兩輪完整的周期。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在危機十年之際，全球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拐點終於出現並得到確證，全球正式步入真實普遍的複蘇之春。

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數據顯示，2018年、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值均為3.9%，這一穩定的增速，從相對變動來看，較2017年10月預測值提升了0.2個百分點，提升幅度為近十年來所罕見；從絕對水平來看，不僅大幅超出危機十年（2008~2017年）的年均增速3.4%，亦高於1980~2017年的歷史年均增速3.5%。

隨著真實的普遍複蘇，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更趨分散、驅動因子更趨豐富、區域增長更趨均衡，也將引領新一輪全球化浪潮。根據IMF的預測，2018年全球貿易增速仍將高於經濟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增速還有望繼續上升。從數據來看，新興市場相對於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剪刀差”已經出現反彈，而歷史經驗表明，該“剪刀差”與全球經濟增長的趨勢大致有3年的滯後關系（圖2）。

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作為更加依賴於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經濟區域，新興市場的強勁增長通常出現在全球性的經濟複蘇之後。展望未來，隨著全球經濟複蘇態勢的確立，多元化漲潮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性力量，新興市場將憑借較強的經濟活力重新成為全球經濟複蘇的主要推動力。

“真加息”周期開始提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G10[由一群共同參與一般借款協定（GAB）的國家所組成的團體]經濟體的CPI在8年多的通脹周期內均值超過2%，而其3月期利率在大多數時間內都高於通脹率，均值達3.1%。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主要央行通過超常規、超寬松的貨幣政策穩定了金融市場，避免了金融系統整體崩潰對實體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

2009年底，G10經濟體的3月期利率從2008年逾4%的高點急劇降至0.56%的階段性低位，在寬松政策的短期刺激下，CPI也逆轉了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態勢。隨後，盡管CPI出現了短暫攀升，甚至一度接近3%，但歐債危機接踵而至，通脹的二次下墜令全球貨幣政策不得不加長時間、加大力度，G10的3月期利率一直徘徊在1%以下。2008年至2017年的九年時間里，寬松貨幣帶來的通脹推力被總需求不足引致的內生通縮壓力所抵消，產出缺口最終帶來了通脹中樞的下降，“假通脹”一再重現，而“真加息”始終未到。

隨著產出缺口逐漸縮小甚至消失，全球性的貨幣寬松帶來越來越小的增長效應和越來越大的通脹效應，而美國稅改的財政刺激等因素也進一步強化了通脹預期。隨著全球經濟終於迎來真實的普遍複蘇，目前G10經濟體的CPI已接近歐債危機以來的高位。與之相對應，2017年四季度以來，G10的3月期利率也加速上行，目前已超過1%，創下九年以來的新高（圖3）。

我們認為，為了重歸穩健、可持續的經濟內生增長道路，全球性的加息周期還將繼續提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取代需求端刺激，成為複蘇的主動力。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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