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成功「非」父幹 餅店月賺30萬

溫州成功挫敗一起恐怖襲擊警方抓捕側記

撒滿地面的玻璃碎片、殘破瓷磚，裂開的天花板、倒臥的浴室塑料門、豁著口子的墻縫……

溫州鹿城區水心街道清明橋小區13幢10號，僅僅一天時間，這間剛剛經歷了一場警匪戰的出租屋，就成了溫州最熱門的參觀景點。

隔著鐵將軍把門的鐵柵門，絡繹不絕的探訪者，依然竭力地把目光掃過現場，努力在想象中還原著這場震動溫州的未遂暴恐案。

在昆明火車站暴恐案後，2015年7月24日淩晨5點被警方破獲的這起未遂暴恐案已經驚動了全國。

7月20日，人們才剛看過中央電視臺發布的一段未遂的暴恐案采訪視頻。鏡頭前，一名叫艾克拜爾的嫌犯，承認自己在敘利亞接受東伊運恐怖組織暴恐襲擊訓練後返回中國境內，來到石家莊打聽尋找爆炸裝置材料，準備炸毀石家莊市的一個商場。

恐怖襲擊和溫州擦肩而過。浙江省溫州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很快就發布的通報，雖然沒有披露更多證據，但通報明確將這次未遂的陰謀定義為暴恐行為。

通報稱：“溫州公安根據浙江省公安廳線索通報，發現一暴恐犯罪團夥在溫活動。省市縣三級公安高度重視，立即成立聯合專案組。經偵察，於7月24日淩晨實施統一抓捕，成功抓獲2名暴恐分子（均為男性），查獲爆炸物5枚及刀具等兇器。”對於更多的信息，當地警方以仍在調查為由拒絕透露。

“淩晨是人最疲勞也是最放松的時候，這最有利於抓捕。”當地警方內部人員對南方周末分析說。而負責執行抓捕的，則是身著黑色警服、經驗豐富的當地特警。

隨著一聲巨響，小區的居民紛紛醒來，躲在各自的住處，見證了整個過程。

“剛開始還以為是煤氣罐爆炸。”居民們說。但很快，他們就發現了家門口一步一崗的黑衣特警。“荷槍實彈，頭戴鋼盔”。嫌犯住處對面的一位居民說，警察們勸阻他們不要出門，並繼續行動。

“槍聲一直不斷，最起碼開了二十多槍”。多位居民通過聽力分辨後說。但由於被困在家中，也懼怕流彈，他們並未親眼見到抓捕的現場過程。

不過，安徽籍的住戶李丹或許倒希望有這樣的遺憾。直到晚上6點受訪時，她依然對這場劫難心有余悸。

當時，她正和丈夫和一歲多的女兒睡在二樓，還在夢鄉之中。被巨響震醒後，發現危險近在咫尺，她迅速翻身起床，“我趕緊喊我老公，叫他抱女兒趕緊逃”。

不過，下樓已經來不及了。在一陣零碎的槍聲後，李丹聽到了急促的腳步聲。“我們趕緊抱著女兒跑上三樓陽臺”。她事後回憶說。

此時已經跑出一樓房門、處在警察保護中的李丹父母，高聲指揮自己的女兒，“我媽讓我們趕緊把陽臺的樓梯門頂緊”。

不過，由於一樓的通道已被占領，慌不擇路的嫌犯，也選擇從樓上潛逃。急促的腳步聲踩得樓梯咯噔作響。李丹夫妻一陣慌亂，最終通過街坊間互聯的陽臺，抱著女兒，爬到了鄰居家的陽臺，才擺脫了危險。

警方加強了進攻。在嫌犯住處對面的一位街坊通過窗門向對面望去，已發現此時現場早已狼藉一片。玻璃都被震成碎片，灑滿窗臺和地面。嫌犯房間里，則到處冒煙。“也不知道是警察扔的催淚彈、煙霧彈，還是他們引爆的炸彈。”

劈劈啪啪的槍聲，在此時格外響亮，一度吸引了小區旁邊路過的人。清明橋小區外的人民路，正是溫州市區西去的主幹道。好奇的司機一度堵住了馬路，紛紛停車觀看，交警不得不出面進行疏導。

人們此時看到，人民路的馬路兩邊已經停滿了警車，從名剎妙果寺的橋頭一直停到第二個路口，大概有十幾輛之多，“最起碼警力有上百人”。

“槍聲一直延續到四十多分鐘”。與爆恐分子一墻之隔的一位租戶周閆麗說。

不過，整個過程看起來有驚無險。警方內部人員告訴南方周末，布控從嫌犯進入溫州就已開始。“我們一直掌握他們的行蹤，7月23日下午，他們決定租住在清明橋小區的房子後，我們就開始了行動。”

準備早在淩晨0點就已開始。隨後，警方再度查看了現場，完成了最後的準備。

嫌犯們租住的是一幢兩層樓的老房子。作為溫州市中心鹿城區的老小區，這些傳統老房子多被切割成數套，出租給喜愛交通便利的外來人員。作為出租房，10號的一樓正好被一堵水泥墻和一扇小木門分成兩半。前半部分，住著一對安徽籍的夫妻和他們的女兒女婿和外孫女。而後半部分，則是嫌犯們所居。

行動前，警方封鎖了現場，並占領了通道和制高點等有利位置，布設了狙擊手，最終完成了任務。

此前有消息稱，有兩名嫌犯最終被擊斃。不過，當地警方否認此點，但拒絕透露更多消息。

唯一受傷的，是沒來及逃出房間的小狗“拉弓”，在它的身上，主人李丹最後發現了兩塊彈片，慶幸的是，所傷均非致命部位。

（文中李丹 為化名）

文聯主席怒砸網站背後耒陽網絡“三國殺”

“文聯主席怒砸網站電腦”事件漸漸過去，湖南耒陽的三個論壇仍然持續著既爭鬥又團結的“三國殺”。

在新媒體席卷全球的今天，它們在本地延續著穩固的輿論江山，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公共作用。

在這里，它們團結又撕裂，誰也無法消滅對方，誰也無法將它們一舉消滅。

2015年7月15日起，因“文聯主席怒砸網站事件”超乎意料的火爆，耒陽社區不得不關閉了4天。

它掛出一張靜態網頁昭告天下：網站是因訪問量暴增而崩潰，並不是被取締了。

熊艾春，這位53歲的耒陽市文聯主席，十多天前將幾篇詩作發在了耒陽社區這個全市最大的網絡論壇上，不料遭遇網友嘲笑。他激動地沖進網站辦公室，砸了電腦，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上了許多網站的頭條。

無數網民由此開始了解耒陽方言——熊艾春想寫“砸”字，當地方言中的“燦”字讀作“砸”，他一開始寫了個“燦”，又勾掉，問網站工作人員：砸字咋寫？

這一幕迅速讓他紅了。無數網站和論壇上，他的詩作水平、他的官場生涯乃至他有精神問題的疑問被全國網民挖出、解析、嘲笑，只是他沒有能力去逐一上門砸場子了。他的手機一直關機，他的人再未出現在公眾視野。據說，是在長沙治病。或許，看不到這種赤裸裸的網絡暴力，會讓他清靜些。

在熊艾春“消失”的這段時間，他上門挑戰的直接對象——耒陽社區網站站長，網名“迷俠”的谷任峰也“跑路”了。因為擔心事情鬧得太大，他躲到了深圳。

他想不出來，被文聯主席上門砸電腦會觸犯哪一條法律法規。但他沒法不擔心。2014年9月底，一篇舉報耒陽多位官員“車震”的帖子出現在耒陽社區，並廣泛傳播。其中一官員隨即向警方報案，指責發帖人對其誹謗。

雖非直接責任方，谷任峰還是受到了牽連。“他們到公司調取了所有的客戶資料，想查我有沒有敲詐勒索的事實。”盡管最後未查出違法證據，他還是被拘留審查了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三次災害與三個論壇

一開始，谷任峰對此事並不十分在意。若非引發了全國關註，“砸電腦”這種風波，在他接手論壇的十多年來，根本算不上什麽大風浪。

甚至他也上門砸過別人的場子。2011年10月8日，他帶著一幫人怒氣沖沖地找到一家小診所，起因是一篇名叫《國慶評論：耒陽人民不是豬》的帖子。

帖子中把他稱為“網絡‘四大惡人’中的迷老大”。這篇帖子，發在耒陽另一個網絡論壇“耒陽城市論壇”上，那家小診所女主人的丈夫——站長徐望仁拒絕刪除這篇帖子。這起沖突究竟誰勝誰負，在谷任峰與徐望仁口中，有截然相反的版本。徐望仁稱自己第二天沖到谷任峰辦公室“單刀赴會”，出了口惡氣，而谷任峰則稱，自己“一句話就把他（徐望仁）從辦公室嚇跑了”。

無論如何，谷任峰吃了虧。這不是他的地盤，他不能隨心所欲地刪帖。“熊艾春事件”之後，當地人王伍林在耒陽社區上發了則幫熊艾春說話的帖子，順帶質疑了耒陽社區有“炒作”之嫌。可帖子發出沒五六分鐘，就被刪了。

他轉頭去另外一個論壇“耒陽在線”發帖，耒陽城市論壇也迅速轉帖。半夜11點，他接到了谷任峰的電話：“你寫耒陽社區，就是寫我迷俠。”王伍林自然不願得罪名頭響當當的迷俠。

“另外兩家論壇還不想讓我刪呢！”王伍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帶著會意的一笑。

這是耒陽特殊的網絡生態——它只是湖南省衡陽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卻擁有耒陽社區、耒陽在線、耒陽城市論壇三個網絡論壇，如同魏蜀吳三國一般，時而爭鬥，時而聯合。引爆“熊艾春事件”的是耒陽社區下屬的子論壇“紙都在線”。它因耒陽是東漢宦官蔡倫這位造紙術發明人的故鄉而得名。

耒陽社區是“三國誌”中的老大，它創建於2001年6月。彼時，網絡作為新興事物，在耒陽這個縣城並沒有快速普及。耒陽社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只是一個供網民“風花雪月”的地方，在低迷的流量、虧損以及黑客攻擊中跌跌撞撞。

轉機出現在2005年，谷任峰從打工的深圳回來，接手論壇之後。他對內設立管理員和版主，並通過組織線下活動，舉辦征文比賽、募捐，對外擴張影響力。

真正成就它的，是三次災害。2006年7月，耒陽發生洪災，耒陽社區及時開設抗洪救災專版，舉辦“風雨同舟”義演募捐活動，不僅在本地打響了招牌，召集起六百多位在外同鄉，還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一箭三雕。第二年的冰災，第三年的汶川地震，耒陽社區一次都沒有放過。

一枝獨秀的局面並未持續太久，很快冒出了七八家論壇，如“耒陽都市網”“耒陽生活網”，但幾乎都沒開多久便消失了。2009年5月，耒陽社區宣布其日均發帖量已經超過了2500帖，“成為名副其實的湘南第一大論壇”。

行業巨頭催生競爭對手，就在這一年，耒陽在線和耒陽城市論壇相繼誕生。耒陽社區隨即轉型，涉及嚴肅民生問題的網帖開始多了起來。最具代表性的是“最牛城管車”事件。2010年4月，一篇名叫《耒陽市最牛的霸王車》的網帖曝光了耒陽市城管大隊所屬一車輛從2005年起已違章五百多次，在衡陽市排名第一，並從未接受處罰。此事引發了多家媒體關註，耒陽社區頭一次吸引了全國目光。

此後，公共議題戰勝灌水帖，上升為主要議題。以耒陽社區的“紙都在線”為代表，三大論壇紛紛開設時事板塊，教育、城市建設、官員貪腐，任何人可以以匿名形式發帖，論壇成為市民議事的主要窗口。

我只是最小的那個蘿蔔頭

35歲的耒陽在線站長葉飛，在三家論壇掌門人中屬最年輕的一個。但他常年居住廣東，並不紮根耒陽，在本地網民里，他的人氣也就相對較低。

“一個地方絕對不能只有一家論壇。”葉飛稱，開辦耒陽在線的初衷，就是為了打破耒陽社區的壟斷。

和其他兩家論壇一樣，耒陽在線的人力成本為零，所有管理員、版主，都是不拿工資的“熱心人士”。“開一家論壇不需要什麽成本，就找個技術，租個服務器。”葉飛介紹，論壇每年的成本不超過兩萬，拉攏熟人投一兩個廣告，也就夠了，“反正也不指著它賺錢”。

而耒陽城市論壇的創立，則與耒陽社區有著更直接的關系。

徐望仁自稱是一個“讀了很多書的農民兒子”，他舉出的例子是：《毛澤東詩集》他看了好幾遍。他也曾是耒陽社區的活躍網友。

一次，他在耒陽社區上對“民間資本是否應該進入醫療行業”這一話題發表了看法，不久帖子被刪了。“我這人的性格，不爽，就自己搞一個。”徐望仁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耒陽社區走的是‘草根’路線，我們走的是‘精英’路線，‘中產階級’路線。”徐望仁總結說，谷任峰“有點邪門歪道”。

三家論壇所聲稱的註冊用戶數量，總和已接近100萬，其中既有本地用戶，也包含大量外地同鄉。已然形成如此民間輿論場的規模，不得不引起官方的重視。

有關部門開會，黨報、電視臺等傳統官方媒體與網絡論壇派來的人同席而坐，這讓耒陽當地一位官方媒體負責人相當憤怒。“開會憑什麽叫上他們？甚至有些官方通知都先發到網絡論壇，太沒道理了，搞得我們很沒有地位。”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耒陽市向來重視網絡輿情。谷任峰說，官方對耒陽社區最重視的時候，“假設有個小孩子掉井里，網上帖子一發，不超過3小時就有人來處理”。

至今，論壇上最熱門的帖子，往往是市民表達訴求所發，如《耒陽市住建局不作為。市長都批示了還要我們自己去問。這不是形同虛設嗎？》

2008年3月22日，中共耒陽市委宣傳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單位派專人“每天上網查詢本單位輿情，對涉及本單位輿情，報告單位主要領導，在網上作出相應的回複”。公安局局長的ID名叫“厚德載物”，曾多次親自跟帖，回答網友問題，且回複及時，博得不少好感。“哪個局長在耒陽社區沒有（賬號），只是有的不方便公開而已。”谷任峰稱。

耒陽社區與政府常年保持著合作關系，從論壇置頂帖《耒陽社區發展大事記》一文中可看出，“愛心助學”“聯歡晚會”等官方活動，經常交由耒陽社區承辦。同時，谷任峰還擔任耒陽紀委黨政幹部監督員、耒陽市檢察院黨政幹部監督員等官方授予的榮譽職務。借助論壇，他有自己的生意，有人說他一年賺幾百萬不成問題。

但谷任峰強調，這並不代表他有豁免權。

“一個大政治圈里，我只是最小的那個蘿蔔頭。”谷任峰說。掌握“蘿蔔頭”的政治智慧，是網絡論壇的生存之道。“和政府打交道，不能走得太近，也不能走得太遠。”

對比三家論壇的流量數據，耒陽社區的優勢顯而易見：耒陽在線與耒陽城市論壇每日更新帖子的數量幾乎維持在兩位數，而耒陽社區一小時之內就可以超過。

這家發不了可以去那家發

三家論壇因“拒不刪帖”而得罪人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於網民來說，任何的刪帖行為幾乎都與“自由開放”的論壇精神相違背。然而清理垃圾帖、廣告帖、人身攻擊貼，對於保障自由發言的秩序，又必不可少，由此構成網絡論壇最原始的悖論。

就在三個月前，耒陽某中學辦公室副主任谷成陸在耒陽社區上寫了一篇無關痛癢的帖子，緊接著卻出現四五篇攻擊帖，說他是“槍手、小人、敵人特務”。谷成陸要求刪帖，谷任峰拒絕。

“在這麽小的城市里面，所謂的網友，都跟論壇的人有微妙的關系。”出於這樣的理由，谷成陸堅信，攻擊帖就是出自谷任峰之手。他憤而去了另一個論壇，指責耒陽社區是低俗網站，對網友恐嚇辱罵。

更大的壓力來自有關部門的刪帖電話。

“刪還是不刪，這個問題是最難的。”谷任峰無奈地說，“如果一個領導在論壇上舉報了另一個領導，我刪帖吧，舉報的領導就會說我跟被舉報的勾結，不刪吧，被舉報的就會說我跟舉報的勾結。”

他的處理辦法是“任何大事都向主管單位、公安局網監匯報”，即使是刪掉的帖子，也會在後臺留存記錄。葉飛則表示，對任何刪帖，他都會要求對方出示相關公函、舉證和材料說明。

“用力過猛”則會帶來關門的風險。

2011年，媒體曾對耒陽社區這個拒不刪帖的“網絡論壇之死”做過公開報道。當年2月28日，耒陽市龍塘政府辦公樓發生縱火案，耒陽社區出現了不同版本的縱火案帖。有關部門第一次要求刪帖時，耒陽社區同意了，還主動將新聞通稿發在了論壇上。

可幾天後，當有關部門再次要求刪除包括通稿在內的全部相關帖子時，耒陽社區拒絕了。第二天，論壇被勒令關閉。費了好大力氣，雙方才握手言和。

此次“熊艾春事件”令耒陽在線、耒陽城市論壇也被波及。一番折騰之後，論壇才算清靜下來。

此事過後，徐望仁反倒認為，現在三大論壇達成了“歷史上最和平的時期”。像是落難兄弟，“大家都活得不容易”。而葉飛則希望，三家論壇無論誰大誰小，都能好好地活著。“我們都知道一言堂的危害，（論壇）多了總比少了好。”

無論三大論壇如何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對於普通網民來說，使用耒陽社區，不過是種習慣罷了；有幾家也好過有一家，“這家發不可以去那家發”。

十幾年，耒陽人見證了三大論壇的發展變化、明爭暗鬥。可是，許多人使用網絡的觀念卻幾乎沒有長進，還延續著十年前使用論壇的習慣，手機、平板、手提電腦，對他們來說，和當年的臺式機並無多大不同。這是耒陽三大論壇的“三國誌”能持續至今的原因之一。

習慣的力量在耒陽這座縣城顯得尤為強大。它是湖南省最大的縣級城市。耒水環繞著近5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近50萬人口聚集在這里，超過衡陽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幾乎等同於一個中等城市。而這里的文化圈子比如方言，與衡陽有極大差異，顯得卓爾不群。

“對智能終端的熟練使用，在縣城這個層面上，相對於大城市還是要慢了節拍，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與速度也有地域差別，促使了數字鴻溝的深化。”在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任孟山看來，縣城居民仍然習慣於通過論壇表達觀點。這也是論壇能保留其民間基礎與輿論影響的重要原因。

新媒體對論壇並不是毫無沖擊，三大論壇都感受到了流量的下滑，並在近兩年紛紛開辦了微信公號。而主戰場尚未轉移，各家微信只不過照搬了論壇熱帖，漲粉艱難。

而在這種態勢下，官方的追趕就更顯得步步落後。2014年，耒陽市委市政府主持開辦了“耒陽百姓論壇”，將之稱為“沒有圍墻的信訪局”“耒陽最大、最權威的政民互動網絡社區平臺，致力於打造耒陽百姓投訴舉報、建言獻策的在線網絡信訪社區”。而至今，論壇註冊會僅有4800余名。

7月18日起，“熊艾春事件”風波漸漸平息，谷任峰從深圳歸來，耒陽社區再次開放。某路段修路擾民、某地區拆遷遲遲不答複的帖子，像開了閘的洪水，奔湧而出。

一畝田創始人鄧錦宏：當農民在田里也能用手機上網，事情就成了

2013年年底，我發現一個很讓我興奮的數據：每天訪問一畝田的用戶里三成是通過手機登錄的，農民白天在田間地頭，也可以通過手機登錄一畝田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撮合農民和買家進行交易了。

假如今天全國有一萬個人要買白菜，以前是通過很複雜的多對多的關系完成交易，我們出現後，通過系統的算法，包括價格、品質、規格、距離、天氣和信譽等級等，實現雙方交易的精準匹配。

現在很多大的農場主已經在用無人飛機施肥，用攝像頭監控了。尤其是很多現代農業合作社的現代化程度，超出我們想象。最後就是冷鏈運輸行業和批發市場的建設，高速公路的修通和物聯網等投入應用，各方面的資源都在加碼這個市場。

三個月前，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走進一畝田的辦公室，那時公司只有1300人，正在大量招人。

大家擁擠在一個小辦公室里，甚至連洗手間門口，也放了個屏風，搭建出了個臨時工位。來拜訪和談合作的，只能在過道里放兩把椅子將就一下。公司唯一的會議室員工基本預定不上，每天都有一些縣考察團來這里參觀。

三個月後的今天，南方周末記者再次走進一畝田的時候，他們的辦公區域擴大了好幾倍，在隔壁一個大廈租了好幾層的新辦公室。員工突破3000人。

這就是互聯網速度。有圈內人士感慨，上一次互聯網行業出現如此高速增長的公司還是團購行業興起時候的美團網。

一畝田成立於2011年，是一個農產品大宗交易的B2B平臺。雖然過去4年里，這個公司實現了2000%的增長，但直到這句話在社交媒體上發酵，一畝田才第一次為互聯網圈熟知。

一畝田創始人兼CEO鄧錦宏1985年出生，大學畢業後，兩次創業失敗，兩度進入百度。最後創建了一畝田。7月10日，他在極客公園的一次演講里說：你們每天吃的食材有20%可能就是一畝田提供的。

試錯了五個方向

只有第六個方向是賺錢的，這就是農產品交易信息的“去哪兒”模式。

2009年，正好百度市場部在做一個鄉村信息化的項目，沒有人願意接手，我就接下來了，並把它做成了百度當時最成功的一個公益項目。

這個項目持續兩年，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大量了解和接觸農村社會後發現一個現象：我四歲之前在農村長大，但沒想到20年過去了，我兒時印象里的農村，跟現在的農村並沒有什麽大的變化。我記得小時候農村還是有很多青壯勞力，現在幾乎只剩老人和留守兒童，空巢現象嚴重，在中國70萬個自然村中，不少村莊甚至消失了。

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不應該是這樣的。城市里的人們在享受現代化的技術，以及越來越豐富的生活，農村卻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世界。

於是2011年我離開百度開始創辦一畝田，決定開始在農村市場創業。

之所以叫一畝田，是有一次在陽臺上仰望星空想出來的，很多人老是記成一畝地，其實田和地有很大區別。地讓人想到種植，但田，除了土地，還能讓人想到田園，更詩意一點。

當時創業就3個人，我們嘗試了六個方向，五個都失敗了。

第一個是幫農民團購飼料。現在有很多農資團購網站，當時我做得早了點，農民、經銷商和資本的意識沒到，大家合作積極性不高。

第二個方向是鼓勵農民在我們網站上填寫養殖檔案，我們給他發虛擬貨幣，有兩萬多個農戶填寫了檔案，但依然難以撼動當時的流通體系。

三是幫農民賣東西給販子；四是找大學生村官合作，每個村搞一個網站，讓村官來編輯內容，做農村社區；五是幫批發商把農產品賣給飯店的後廚。

這五個項目都失敗了，我們總結出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當時還沒有到來，很多農民都是在早上七點到九點上一畝田，然後就是晚上登錄，白天有12個小時農民基本不在網上。但買家恰恰是白天活躍在網上，兩批人像平行的軌道，永遠碰不到一起。

只有第六個方向是賺錢的，這就是農產品交易信息的“去哪兒”模式。當時我們這塊業務只有一個人在兼職維護，但每個月能帶來10萬元的收入，主要是會員費和廣告費。

2011年到2013年9月份，一畝田主要靠這個農產品的“去哪兒”模式生存，即提供信息服務，比如用戶搜索白菜價格，就能看到一些買家和賣家發布的白菜價格信息。做了幾個月之後，我發現每天有好幾萬人登錄我們網站，很多人還提出要委托我們銷售或者采購農產品。這就讓我們開始思考：除了信息平臺定位外，我們能否提供更多的服務？

當時也沒有國外的模式可以參考，國外不存在這種信息鴻溝。於是我就開著車去農村調研。

以前在百度，我們去鄉下出差都是當地市長、縣長接待，住在縣里最高級的酒店，吃最好的東西。自己創業後，我每天在農村都是跟農民就著花生米喝點小酒，跟農民吃住在一起，呆了兩三個月。每天教他們怎麽上網。農民真的都很好客，包吃包住，拎包入住的那種。

讓農業交易精準匹配

訂單農業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我需要什麽，告訴你，你再去種植。

2013年年底，我發現一個很讓我興奮的數據：每天訪問一畝田的用戶里三成是通過手機登錄的，農民白天在田間地頭，也可以通過手機登錄一畝田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撮合農民和買家進行交易了。

2014年6月，我們正式嘗試做線上+線下的交易撮合模式，直到今天，公司有3000員工，線下團隊就占了2500人，這些人八成是從本地招聘，過去他們都在當地賣房子和快消品，我們給他們遠高於當地工資水平的薪水。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下到田間地頭，教育農民、合作社的理事長和種植大戶去使用互聯網工具，教他們怎麽用我們的產品跟全國各地的買家聊天和交易。另外，就是當有買家來跟農民做生意的時候，我們的員工幫買家看貨，鎖定貨源。

現在中國大概有70萬個自然村，我們已經覆蓋了3萬多個村莊，未來我們希望線下團隊是1萬人，到時候將覆蓋10萬個村莊。我認為這是一個臨界點。覆蓋10萬個村子，一畝田的品牌就會讓種植大戶主動使用我的服務。未來，我們會加大從應屆畢業生里去招聘線下人員，國家現在鼓勵大學生回鄉創業，這恰好也是我們想要的。

去年7月，我們一個月只有50萬元的交易額，現在一個月已經達到100億元。日交易額突破3億元。目前活躍在我們平臺上的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供應方，包括散戶、大戶、合作社、經紀人、龍頭企業（如新希望），另一類是采購方，包括各種類型和層次的批發商、飯店、超市、深加工企業和出口型企業。

之前，這兩類人發生交易主要是通過很多中間人和經紀人來完成。很多時候甚至連中間人也找不到貨。我們的出現消除了所有人的信息不對稱，就連中間人和經紀人也是受益方，因為中國大部分農業生產都是散戶，都需要經紀人去做工作，才能實現大宗交易。

一畝田正在讓農業交易的所有環節變得更加高效。假如今天全國有一萬個人要買白菜，以前是通過很複雜的多對多的關系完成交易，我們出現後，通過系統的算法，包括價格、品質、規格、距離、天氣和信譽等級等，實現雙方交易的精準匹配。

以前投資人對我們不了解，後來找上門來，我們基本是被動融資，連PPT都沒有做過，只給他們看了後臺數據。當時很多投資公司在搶，打錢最快的是紅杉資本，連協議都沒簽，就給我打了幾百萬美元。那天我記得去香港開了個賬戶，早上過的羅湖，九點就回來了，安檢的人還說我怎麽那麽快。

紅杉之後，先後有六七家機構投資了我們，我們可以說不差錢了。很多機構錯過我們，因為每個月我們的價格都在漲，很多人接受不了。也有很多投資人不太了解農業，他們投資別的電商有代入感，因為自己就是消費者，但對於農產品沒有代入感，他們就算用我們的App，也提不出優化意見。

在撮合交易環節之後，我們還會做訂單農業和技術輸出。訂單農業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我需要什麽，告訴你，你再去種植。以前是生產之後找需求，以後是按需生產。這就要求我們更深入地介入農業生產，比如我們要幫助農民合理使用化肥農藥，以及提升供應鏈整合能力。

現在一些從臺灣進口農產品的貿易商也在使用我們的服務。過去這些貿易商要通過多個層次的中間商才能把臺灣的農產品賣到大陸。但他們缺乏一畝田這種瞬間把貨鋪到全國所有批發市場的速度優勢。要知道，速度就是農產品流通的生命，延遲一天損耗就很大。

挖掘農業大數據

它會告訴你未來幾天內會有多少黃瓜運到某個城市，又有多少東西運出這個城市。

8月底，我們會跟中國氣象局和農業部、農科院等機構合作，推出一個真正的農業大數據產品，主導這個產品的是我們從加拿大挖過來的一個技術團隊。這個產品買賣雙方甚至是記者都能用上。它會告訴你未來幾天內會有多少黃瓜運到某個城市，又有多少東西運出這個城市。這對政府的物價調控會有幫助，過去政府穩定本地菜價的菜籃子工程主要是靠補貼，未來不用補貼了，只需要調控好供給關系就行。

媒體也可以從中提前知道哪個城市可能某個農產品要脫銷，哪個地方的農產品滯銷。對於脫銷和滯銷都可以做出預警。

其實我們做的就是三件事，一是用大數據來建立一個信用體系，二是用互聯網來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三是用規模來制定行業規則。

目前公司還處在虧損狀態，最大的成本是人力。但公司每個月的收入都在增加，主要來自廣告、金融、大數據和物流。其中，廣告是賣家和買家投放的。金融是我們跟地方銀行比如一些地方郵政儲蓄合作，給信譽好的批發商做貸款，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大數據是跟地方政府做一些合作。物流是通過交易大數據解決貨車空跑的問題。未來我們還將在農產品的分級和行業標準制定上做許多嘗試。

我們不會去賺農產品差價，也不想賺這筆錢，這些收入應該屬於農民。我們的模式是C2C里的B2B，每個用戶都是個人，但交易額又非常大。淘寶的一筆交易都是幾十幾百，我們一單是幾萬元。

我們也不會去做B2C，這些生意讓給其他公司去做吧。實際上現在已經有很多餐飲企業、B2C網站、微店、超市和淘寶店從我們這里進貨。比如鄉村基，以前是從經銷商進貨，現在是從合作社產地發貨，一筆訂單就要省幾百萬元。

我們也不擔心巨頭進入，基因不對，模式也不同。別的電商進農村，走的工業品下鄉路線，目的是尋找原有模式的新市場。他們也嘗試做一些農產品上行的工作，但效果不明顯。一畝田只做一件事：就是農產品上行工作，我們只幫農民輕松買賣農產品，讓農民賺更多的錢，讓菜不要爛在田里，不要扔在溝里，不要花費過多的物流成本，也不要花費太多的交易時間。農民有了錢，他們才會去別的電商平臺購買工業品。

十年後才有回報

現在很多大的農場主已經在用無人飛機施肥，用攝像頭監控了。

這幾年農業電商市場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國家越來越重視農產品流通效率，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會提，但現在有互聯網和風險投資進入，國家突然有了抓力，政策有了附著點。其次是土地流轉政策的推行，小戶的土地流轉到大戶，我們只需要對接大戶就行了。

現在很多大的農場主已經在用無人飛機施肥，用攝像頭監控了。尤其是很多現代農業合作社的現代化程度，超出我們想象。最後就是冷鏈運輸行業和批發市場的建設，高速公路的修通和物聯網等投入應用，各方面的資源都在加碼這個市場。我們只是其中一股力量而已。

目前這個市場發展的最大阻力依然是用戶的習慣。很多農民還是不太相信我們，我們讓他們下載我們的App，他們覺得我們是騙他們流量，不相信能通過手機這個小屏幕把10畝地的產品賣掉。就跟15年前很多人不敢在網上買衣服一樣。

很多農民依然習慣找經紀人，習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過，一旦他通過一畝田賺錢後，他就會徹底成為我們的粉絲。我們的願景是創造新農業文明，簡單說就是讓流通更高效，讓生產更科學，讓食品更安全。所有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是最後一公里的問題，而是生產環節的問題。這些問題通過利誘機制和農業規則的重塑解決。比如訂單農業，就能讓食品安全更加可控和可追溯。

盡管國家提出鼓勵農業電商，推動互聯網改造農業，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理解這個事情還是需要時間。一些縣長希望我們去投資建個大樓，拉動下GDP和就業，然後產生稅收。他們更關心硬實力的提升，對於互聯網這種軟實力提升不感興趣。

我們很多員工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設計了一種比較大方的利益共享機制，我是大股東，全體公司員工加起來的股份占到了公司第三大股東。我希望這些從農村走出來的人，能比較迅速地在一畝田實現經濟自由，然後再去回報他們走出來的村莊。

現在圍繞農民、農民和農業的創業者很多，除了我們這種模式外，還有的創業者在農資產品、農業技術、農民服務和鄉村建設等方面做嘗試，甚至有一些很細分的創業項目出現，比如有的專門做穆斯林市場、東北市場和西藏市場的農產品電商。但要真正讓沙漠變成綠洲，就要看大家有沒有耐心了。我們已經走了四年，但我們覺得至少要過十年才會有回報。

開發遠東，普京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普京總統向中國展示的遠東是一幅誘人的情景：在伊爾庫茨克有俄羅斯最大的金礦產地——蘇霍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有龐大的鐵礦藏——烏道榮格斯克和下安哥拉斯克，以及石油產地——洛道奇諾伊；在圖瓦有很有價值的煤礦藏。

俄羅斯在制定“東傾”政策時，中國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因素。在普京總統的“東傾”決策進程中，隨著俄羅斯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發生、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斷強化之中，中國因素的分量越來越重、越來越關鍵。但是，我們也絕不能認為，俄羅斯把自己擺脫制裁造成的困境、把開發這一地區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了中國的身上。

2015年7月10日，在俄南部城市烏法總結金磚國家峰會和上合組織峰會成果的記者招待會上，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為促進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開發，俄羅斯政府采取了若幹措施，其中包括建立為投資者提供部分稅收優惠的跨越式開發區、為初創企業減稅、在遠東地區建立自由港，為那些決定在遠東地區投資的企業提供一系列優惠。

普京說，俄羅斯將很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舉辦首屆東方經濟論壇，他已邀請中國夥伴參與這一論壇。普京表示，中國企業可以參與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相信中國企業在開發這一地區方面可以做出重要貢獻。

此外，普京建議，俄羅斯要和中國夥伴討論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的合作問題。普京對俄羅斯國內因將遠東的土地出租給中國而出現的不安情緒作出了表態：“讓中國臨時利用外貝加爾湖地區的11.5萬公頃土地是很好的投資方案。”

普京究竟在想什麽

俄羅斯現在最迫切的是要一條通往太平洋的通道，避開被歐盟和美國封鎖住的西向之路。而能協助它打開這條通道的中國是最佳的、最可靠的夥伴。

普京的這一講話發出了3個實質性的信號。

首先，普京的講話表明，俄羅斯遠東開發政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俄羅斯國策的“東傾”意圖是從普京擔任第一屆總統時開始的，只是到了2007年才把對遠東的開發作為一個現實問題提出來。這一年，俄羅斯政府提出了《遠東和貝加爾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但直到兩年後，即在2009年離開總統職位擔任總理的普京才批準了《2025年前遠東和貝加爾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可以算是俄羅斯關於國策“東傾”的意向性階段，這一階段的實質就是“戰略”還停留在設計師們的紙筆上，因意見相左而蹣跚前行。

2012年應該是俄羅斯國策“東傾”發生實質性變化的一年。普京責成經濟發展部制定《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發展法》。俄羅斯試圖成立一個國家公司——“遠東和西伯利亞國家發展公司”，統管該地區的發展。這家公司的主要任務是“吸引投資來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領土並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它直屬總統，其他國家機構無權過問。

這一地區包括：阿爾泰、布里亞特、薩哈（雅庫特）、圖瓦、哈卡斯、外貝加爾湖、勘察加、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濱海區，哈巴羅夫斯克區，阿穆爾、伊爾庫茨克、馬格丹、薩哈林和猶太自治州以及楚科奇自治區。

2012年，普京就此法揭示了俄羅斯國策“東傾”的實質。他說：“俄羅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我們的空間我們不僅應該保存，免於外來的威脅，而且要安排好它，形成一個適合於人生活、適合於在我國各地區工作的現代環境。當然，我們應該特別要註意發展東西伯利亞和遠東。這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任務。”他還進一步強調：“我相信，俄羅斯向太平洋的轉向、我國東部全部領土日新月異的發展不僅能給我們提供經濟的新機遇，而且也為實施積極的外交政策增添了手段。”

為了實施開發遠東的戰略計劃，普京於2014年對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作出了重大調整。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由內務部內務軍的司令員來擔任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聯邦區的總統特命全權代表：西伯利亞聯邦區總統特命全權代表——內務部內務軍總司令尼古拉·羅戈什金；北高加索聯邦區——北高加索內務部軍隊聯合集團軍司令員謝爾蓋·梅利科夫。

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普京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內，打贏了車臣戰爭後，派往各聯邦區的總統全權代表都是大軍區司令員。現在，內務軍總司令掌管西伯利亞和遠東的事務，與其說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不如說是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決策。其指向性更為明顯：保障國土的安全和保證西伯利亞、遠東、北極地區在俄羅斯控制下。普京總統下令讓國防部建立一支北極地區集團軍，以保衛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利益。

其次，普京總統在講話中提出了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問題。普京強調了俄羅斯國策的一個主要基點——“歐亞經濟聯盟”，並且將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並列。

普京所透露的意思是：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和遠東開發政策是為俄羅斯的利益服務的。普京向中國展示遠東的潛力和商機，是有著特定前提的——那就是一切不得損害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現在最迫切的是要一條通往太平洋的通道，避開被歐盟和美國封鎖住的西向之路。而能協助它打開這條通道的中國是最佳的、最可靠的夥伴。

再次，出租遠東的土地。這一政策是作為遠東開發的實際措施提出來的。2015年1月19日，當時的遠東聯邦區總統全權代表特魯特涅夫向普京提出了出租的具體建議：“建議向遠東的每個居民或者想來到遠東的每個人提供1公頃土地，他可用來從事農業、經商、林業和狩獵業，用期為5年”。隨後，普京簽發總統令批準了這個建議。它標誌著“東傾”國策的深化。這一深化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遠東土地太多，二是居民卻太少。特魯特涅夫在給普京的報告中說：“今天在我們那里國有土地為6.14億公頃。”而遠東地區的面積為俄羅斯全部領土的36%。至於人口，那是另一番情景：該地區的總人口為640萬人，居民的密度在全俄羅斯是最低的：每平方公里為1.1人。

現在，普京總統把出租遠東的土地特別提出來，顯然是想解決那里的人口過少、資金太缺，而土地又太廣闊的問題。當然，還遠不止是這些問題，更讓普京關註的是：這些土地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所起的至關重大的作用。在特魯特涅夫匯報時，普京曾警覺地提問：“這6.14億公頃土地”是國防和安全用地嗎？"

從普京總統的一系列講話可以看出，俄羅斯的遠東開發政策具有對俄羅斯的利益須臾不可偏離的指向性。

俄羅斯最缺什麽？

俄羅斯國內的大公司、大的潛在資金來源尚處於觀望等待階段，而來自西方國家的投資卻是愈益收縮。所以，俄羅斯期望來自東方的投資。

在對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中，俄羅斯目前最需要的是投資和勞動力。俄羅斯國內的大公司、大的潛在資金來源尚處於觀望等待階段，而來自西方國家的投資卻是愈益收縮。所以，俄羅斯期望來自東方的投資。盡管俄羅斯政府鼓勵居民遷到這里來，但是習慣於大城市和現代生活的俄羅斯人卻不可能舍棄他們已經擁有的一切的，這也是俄羅斯開發這一地區難以解決的難題。

向遠東移民，甚至用強迫手段遷移居民，是俄羅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沈重一頁。當然，現在的俄羅斯政府不可能重走此路。但俄國的歷史因素顯然對普京“東傾”決策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在這個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對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國策的“東傾”都曾使處於激變甚至衰敗進程中的俄羅斯 “中興”起來。在沙俄，最突出的例子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東傾”政策。1855年，登基不久的亞歷山大二世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俄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威信嚴重受損，地位從一個強國淪落為二流的國家。此時的俄國面臨歐洲強國（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後來還有統一起來的德意誌帝國）的包圍、制裁和孤立。亞歷山大二世決定重振雄風，改變國策，給外交大臣提出了4點指示：一、擺脫俄國在國際舞臺上被孤立的狀態；二、恢複俄國作為一個大國強國的地位；三、取消巴黎和約的屈辱性條款（禁止俄國擁有艦隊和在黑海有軍事要塞）；四、鞏固俄國與鄰國，以及中亞和遠東國家的邊界。這大概是俄國歷史上最明顯的一次國策“東傾”。

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他的重臣斯托雷平為了挽救俄國的衰敗，也把目光轉向了遠東。其“土地改革”的重點就是鼓勵居民移民遠東，期望對這塊土地的開發能拯救奄奄一息的皇權。

在蘇聯時期，斯大林工業化時期的一個重大標誌就是向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大量遷移人口，采用各種手段（包括強迫的）全力高速開發荒涼的遠東地區，最終在那里形成了一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群集的地區。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蘇聯執政者在貝加爾湖的北端建造了橫貫東西的第二條大鐵路——貝阿鐵路。在東部濱海區修建了一系列海港。“東傾”國策所做出的成果在蘇聯解體後逐漸淡漠，有的甚至化為烏有。

普京總統非常崇拜斯托雷平，並且高度贊賞上世紀30年代的工業化決策。如今，俄羅斯的“東傾”國策除了一系列現實因素外，歷史的因素和影響顯而易見。

盡管如此，普京總統向中國展示的遠東是一幅誘人的情景。這一點，從幾個例子就可看出端倪：在伊爾庫茨克有俄羅斯最大的金礦產地——蘇霍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有龐大的鐵礦藏——烏道榮格斯克和下安哥拉斯克，以及石油產地——洛道奇諾伊；在圖瓦有很有價值的煤礦藏。

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確實是個寶地，那里無限的潛力孕育著無窮的商機，遠不是租種一些土地就能概括的。而那里的商機又是和現代科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僅僅靠手耕勞作不能挖掘那里的潛力。投資新產業、新技術、投資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投資勞動力的管理和使用，投資基礎建設，無疑會是有價值的商機選擇。

中國人要當心什麽

對於外來投資者，俄羅斯人一直懷有戒心，那種不信任感和生怕外來者拿走了俄羅斯利益的習慣勢力很強大。

但面對遠東的商機，投資者仍會碰到一系列潛在的不利因素。

首先，可能是俄羅斯的安全和利益問題。對於外來投資者，俄羅斯人一直懷有戒心，那種不信任感和生怕外來者拿走了俄羅斯利益的習慣勢力很強大（尤其是在東西伯利亞和遠東這些交通不便、人際交往不暢、現代生活影響淺的地區）。比如說，在俄羅斯上下兩院中，就有人擔心將土地出租給中國，會造成中國對這些土地的兼並。但也有清醒的頭腦，比如上院主席馬特維延科針對此議就表示：“在出租土地的協議中，我們會寫清下述問題：我們的利益應該得到嚴格的保障，我們出租多少土地，以什麽樣的條件出租，我們準備引進多少外國工人，要保證給當地人創造多少就業位置。”普京讓內務軍司令擔任在遠東的全權代表，加強這一地區的安全保衛工作並不是無的放矢。

其次，可能是各國在這一地區的競爭。有些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把普京總統示好的話語看成是唯一的標尺，把在俄羅斯受到制裁的困難時期我們所提供的幫助過分誇大了。

事實上，普京總統展示遠東的商機並不完全是針對中國的。在烏法峰會的同一次講話中，他還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將利用所有的手段來與所有國家——與美國，與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進行合作。但是，當然我們將積極地發展首先是那些想和我們合作的國家的關系。”

因此，這里我們要搞清兩個誤讀：一是，認為俄羅斯與美國是解不開的死對頭的觀念。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上，國與國的關系早就不是那種非友即敵的僵化狀態了，有時是友，有時是敵，全看自己國家的利益需要了。而在普京總統的眼中，俄羅斯利益卻是永恒不變的標準。二是，似乎中國是俄羅斯的唯一選擇。對俄羅斯來講，似乎並不完全是這樣。俄羅斯把中國看成是“想和我們合作的國家”，而想和俄羅斯合作的潛在國家有的是。面對遠東這塊大蛋糕，美國難道不想嗎？只不過是在等待合適的時機而已。事實上，即使因“烏克蘭危機”引發俄美對抗，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甚至軍事合作也並沒有完全中斷。

第三，可能是利用遠東商機者之間的不協作和不正規化操作。在新俄羅斯聯邦存在的近二十幾年中，這種情況時有出現，嚴重影響了中俄之間的正常合作。因此，在新時期，以公司、集團的力量、以新科技的手段開發遠東地區應成為中俄合作的主流。

此外，必須預防在中俄合作史上曾經出現過俄羅斯軍警肆意沒收華商財物的“莫斯科大市場事件”，或遠東地區“炮打中國船只”的事件。

總之，中國參與遠東的開發，將會引起整個東北亞格局的變化，對太平洋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戰略動向產生深刻的影響。俄羅斯在制定“東傾”政策時，中國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因素。在普京總統的“東傾”決策進程中，隨著俄羅斯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發生、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斷強化之中，中國因素的分量越來越重、越來越關鍵。但是，我們也絕不能認為，俄羅斯把自己擺脫制裁造成的困境、把開發這一地區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了中國的身上。

【將校點兵】“還原真實的抗戰，是對戰爭最好的紀念”

抗戰勝利70周年臨近，屏幕之上，無處不在“打鬼子”。自電影《鬥牛》走上銀幕，日本演員冢越博隆就成了“鬼子專業戶”，備受中國觀眾“憎惡”。

許多抗日劇中的主人公都身懷絕技。手撕鬼子、氣功打鬼子、用手榴彈炸下天空中盤旋的飛機……直到2015年春天，《一起打鬼子》的女演員從褲襠中摸出了手雷。自此，抗日神劇徹底走向惡俗。

抗日戰爭是一段充滿血與火的歷史，娛樂化的方式來表現殘酷的戰爭，是對歷史的褻瀆。為什麽會出現情節誇張化、娛樂化的抗戰神劇？這種文化現象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歷史？

消滅一個“鬼子”有多難

“抗戰中，中國軍隊受傷最多的部位是哪？”

多年前，一位黃埔老將軍告訴筆者，“是在腳後跟。”戰場上，中國士兵臥倒時倘若不小心把腳後跟“翹出來”，抓住這瞬間，日本士兵會趁機射傷中國軍人。

“打鬼子”，遠沒有神劇渲染的那麽容易，否則，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9月日本戰敗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何至於血戰14年？中國何至於付出3500萬人傷亡的代價，包括380余萬軍人？

抗戰初期，不少國民黨參戰部隊幾乎是清一色的德式裝備，這同日軍甲種師團比存在優勢，人數比是2∶1，火炮比大約是3∶1。按理說，3個師（一個軍的編制）也可以對付日軍1個師團。然而，打起來卻往往是10個國民黨德式裝備師，才能敵得過日軍1個甲種師。恰恰相反，日軍一個大隊往往可以對付國民黨軍一個師。

兩軍的差距，遠不是武器裝備造成，更多的是訓練水平、戰術水平、戰鬥精神等方面的因素。當前，這段真實的歷史，正被神劇中“手撕鬼子、氣功打鬼子、手榴彈炸飛機”等情節所掩蓋。

還原真實的抗戰，是對戰爭最好的紀念。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2個旅團22萬余人，中國軍隊投入最精銳的中央教導總隊及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三十六師等部148個師和62個旅，總計70余萬人（據《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淞滬會戰詞條），其中不乏德式裝備部隊。

最終，上海淪陷，日軍宣布死傷4萬余，而國民黨統計說死傷30萬人。日軍以22萬人打敗了中國軍隊70萬人，以至於國民黨軍副總長“小諸葛”白崇禧感慨：我軍訓練遠不如敵，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遠遜於敵人，並對輕重武器因訓練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發揮較大之威力。（見《白崇禧回憶錄》）

這源於日軍優良的兵源與嚴苛的訓練。1907年，日本小學就學率已達97.83%。良好的兵源基礎之上，日軍的訓練也相當嚴格。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軍頒發的《步兵操典》規定，步兵單兵及大隊以下步兵分隊訓練包括單兵教練、中隊教練和大隊教練；新兵入伍以後，每月用於實彈射擊訓練的子彈，步槍不得低於150發，機槍不得低於300發，每年用於訓練的步兵子彈則為1800發。

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日軍士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人形目標，對重炮等技術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於中國士兵。

敵後戰場決非“遊而不擊”

一部分盛行的抗戰神劇，不僅沒有反映出抗日戰爭的艱難，也沒有把“打鬼子”的精彩之處反映出來。當前，抗戰神劇和各種段子，正誤導著公眾的歷史觀。

“六十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人知道，李向陽完全是虛構的；而在南京雨花臺，委員長衛隊的兩個營，獨自阻擊日軍一個甲種師團，平均每個士兵要堅守25米長的陣地、面對50名日軍精銳部隊的士兵，但勝利者依然是中國人。”這段來自網絡的流言，已無從考證源於哪部文學作品，顯然，這都不是真實的抗戰史。防守南京雨花臺的88師，前身確是蔣介石的警衛部隊，88師守衛南京也的確英勇頑強面對日軍飛機、大炮、坦克的瘋狂進攻，全師官兵前赴後繼，六千余人壯烈殉國。

彈盡援絕後，88師僅剩下兩千余人退入城中。雨花臺的失守導致南京城防缺口打開，南京保衛戰僅打了5天就土崩瓦解，僅少部突圍成功，但“委員長的衛隊”遠沒有吹噓那般神勇無敵。否則，哪還會有南京的陷落，以及隨之而來的南京大屠殺？

流言中提到的八路軍遊擊隊隊長“李向陽”，的確是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人物。然而，其原型卻是貨真價實的抗日英雄，是節振國、包森、李運昌等諸多英雄的集合：包森曾活捉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在盤山戰鬥中，率部全殲日軍一個騎兵中隊。抗戰勝利後，曾克林出關，攻下山海關，率領五千多人作為先鋒挺進東北，曾克林帶的部隊就是包森打下的基礎。

遠不止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打了不少的大仗惡仗。除著名的平型關、百團大戰之外，還有不少大仗沒有得到宣傳。敵後戰場上，對日偽1萬至7萬的大規模反“掃蕩”作戰有59次，僅僅在長樂村戰鬥一仗中就消滅日軍2200人；1943年7－8月，以衛南戰役和林南戰役為起點，開始了一系列的進攻性戰役，殲滅日偽軍規模越來越大，動輒在三五千以上。1945年8月前，一場戰役消滅日偽軍一萬人以上。

“據日軍統計，整個八年抗戰，敵後戰場殲滅日軍才800多人。”網絡上流行的這段帖子，明顯站不住腳：八路軍、新四軍僅俘虜的日軍就有6200多人，其中的1000多人被改造成了“日本八路”“日本新四軍”。

這讓所謂“抗戰八年中共武裝消滅日軍不到1000人”的說法不攻自破。筆者對照日本防衛廳寫的戰史書發現，“據日軍統計，整個八年抗戰，敵後戰場殲滅日軍才800多人”，這一說法的所謂來源的累加似乎嚴謹，但對照日本防衛廳寫的這些戰史書，如《華北治安戰》《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大本營陸軍部》《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等，就不難發現這些數據根本就沒記載，數據是別有用心的人造的假。

正面戰場也不是“一觸即潰”

由於種種原因，國民黨正面抗戰的歷史被淡化遺忘。影視劇中對正面戰場的描述，往往是“一觸即潰、一潰千里”。

這也有失偏頗。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二十多個會戰之中，勝仗也不少，至少是勝敗參半，遠不止是只有臺兒莊大戰。萬家嶺大捷、三次長沙會戰、上高大捷、昆侖關大捷、滇西攻勢、第二次赴緬作戰、湘西會戰等都是大勝仗。尤其是1945年春，湘西會戰消滅日軍2.6萬，被譽為抗戰的巔峰之作，日軍也被打得口服心服。這一仗後，正面戰場相繼轉入了反攻。

按照過去中國人書寫的抗戰史，殲敵超過1萬人的戰役，至少有二十多個。其中，有些戰役是難免國民黨為宣傳激發士氣的需要，或為邀功有虛報的成分。盡管如此，翻開日本防衛廳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大本營陸軍部》等檔案材料可知，即便日本戰史的統計數字再縮水，也可窺見正面戰場的歷史功績。

據日方統計，在淞滬會戰中，日軍傷亡40672人，僅101師團就陣亡1萬多。這相當於一個半師團的兵力；武漢會戰，日軍承認傷亡3.5萬，萬家嶺戰役消滅日軍106師團等部。僅以《岡村寧次回憶錄》為證，第106師團“受到全軍覆滅的嚴重打擊”，補充新兵後，“成了日本第一的軟弱師團”；浙贛會戰中，日本戰史承認傷亡28955人；長衡會戰，日本戰史承認傷亡達6萬多人；湘西會戰，日本戰史承認傷亡總數為26516人。

對損失慘烈的戰役，日軍往往死硬地咬著牙不願意承認自己遭到了大失敗，對戰損統計大加掩飾，但仍然不得不承認遭到巨大的打擊。

如何全面認識國民黨正面抗戰？

2005年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同誌代表黨中央所作的講話，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新的抗戰史觀的確立：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整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贊揚國民黨抗戰將士的愛國精神，一改過去對國民黨正面戰場只字不提的做法。習近平同誌在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後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是全體中華兒女的榮光！”

新抗戰史觀的確立，卻沒有及時反映到影視題材中。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統計，在2013年出產的超過200部電視劇中，戰爭題材和間諜題材的電視劇超過70部，涉及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電視劇不超過3部。

早在2011年，國家廣電總局就下發《關於2011年5月全國拍攝制作電視劇備案公示的通知》，批評個別備案劇目“在表現抗戰和對敵鬥爭等內容時，沒有邊際地胡編亂造，將嚴肅的抗戰和對敵鬥爭娛樂化”。雖然以行政手段強力幹預，抗戰神劇依舊不經意地出現在熒屏上。

中移動回應“高管降薪”：適度向一線人員傾斜

7月23日，中國移動對近日的降薪傳聞終於有了官方回應。

據中國新聞網消息，中國移動發言人表示，目前，中國移動正積極研究制定全集團整體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不會層層降薪，本著薪酬與效益掛鉤的原則，薪酬將適度向一線人員傾斜。

發言人並沒有回應具體降薪幅度真實與否，只是稱“薪酬改革是中央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中國移動認真貫徹《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前期已經完成集團公司負責人薪酬改革”。

但有中國移動的工作人員表示，“降薪消息是肯定的，但是怎麽降還沒收到通知。”

此前，據財經網消息，中國移動在7月22日的年中總結會上公布了降薪方案。方案顯示，中國移動二級正以上官員年薪將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員薪酬降40%，處長一級管理人員降20%。報道稱，中國移動的本輪降薪範圍在處長以上層級，並非之前所傳的各級同等比例降薪。

據南方周末網消息，《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於今年1月正式實施，方案明確將企業各項業績指標與企業考核等級以及工資總額掛鉤，企業工資總額增幅不得超過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業工資總額必須下降。

其中首輪薪酬改革涵括了72家央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組織部門任命負責人的53家央企，以及金融、鐵路等19家企業。改革後，央企負責人薪酬結構將從基本年薪加績效改為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加任期激勵收入，總收入不超過在職員工平均工資的7－8倍。

據了解，中移動2014年凈利潤為1093億元，同比下降10%；今年一季度，該公司實現凈利潤238.3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5.6%。

對於降薪可能引起業務骨幹離職的說法，資深電信觀察家項立剛對北京晨報分析稱，運營商高管的薪酬要遠低於互聯網、設備商甚至手機商。比如同樣北郵畢業，進運營商的年薪能拿到60萬已經是極致，而在華為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加上外界更優厚的待遇和更自由的發展空間，這些中堅力量可能會想著“走出去”。

某運營商人士表示，近一年來公司不少中層離開。近期，擔任中國移動研究院院長的黃曉慶、以及市場部副總經理徐剛、中國移動終端公司總經理何寧等已提出離職。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表示，雖然降薪會導致一部分員工離開，但這有利於降低整體運營成本，讓運營商擺脫大企業病，規範高管不合理的高薪問題。且目前三大運營商都有內部創業計劃，鼓勵員工創業，部分員工甚至可以在創業失敗後重申進入原來崗位。

值得一提的是，據第一財經日報消息，此輪央企降薪中，三大運營商副處級以上幹部可能都涉及，保守估計人數均在4000人以上。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僅中國移動員工（包括正式員工和派遣工）數就達到57萬，兩年多來這一數據或已近60萬。如果從副處級以上幹部實施降薪，雖然三大運營商副處級以上員工具體數量未公開披露，但無疑將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字。

中金公司赴港IPO

（東方IC/圖）

經過多年籌備，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金公司”）終於在7月22日向港交所遞交了IPO招股說明書，也證實了它選擇在H股而非A股上市的傳聞。

中金公司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據《華爾街日報》消息，該公司向港交所提交了10億美元IPO申請，預計最快於9月份上市。

招股書顯示，該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實現收入17.0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2.7%，其中10.25億元為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凈利潤達3.57億元，同比增長100.6%。而在2014年全年，該公司實現收入61.56億元，凈利潤11.19億元。

內地暫停IPO影響投行業務

卡住風險，跑路更難十部委力推互聯網金融“基本法”

一紙公文，20條意見，結束了互聯網金融兩年多無監管的“野蠻”狀態。

從此，客戶的資金安全更有保障，互聯網金融企業發展更接地氣。

業內人士預計，可能會出現“爆發性增長”，誕生一些巨頭，但也可能90%的P2P公司都會“死掉”。

“基本法”來了

央行的政策框架，就是“卡住”最核心的風險點。

2015年7月18日，業內期待已久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終於出臺。這部由央行、銀監會、證監會等十部委聯合印發的《意見》，在行業內被視為互聯網金融層面的“基本法”。

此份《意見》可謂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從2013年開始，央行等部門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意見就在討論，而業內普遍預計將在2014年底就出臺的《意見》，遲遲未露面。直到2015年7月12日，央行條法司司長張濤在上海的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傳遞出“即將公布”的重要信號。於是，在一周後，“基本法”終於落地。

在“互聯網＋”還沒浸潤到各個行業時，互聯網＋金融便已然瘋狂生長。但直到7月18日《意見》出臺前，對於“什麽是互聯網金融”，業內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

《意見》由20條內容組成，首先為互聯網金融劃定了“邊界”：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實現資金融通、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主要包括互聯網支付、網絡借貸、股權眾籌融資、互聯網基金銷售、互聯網保險、互聯網信托和互聯網消費金融等。

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均認為，該《意見》的出臺，讓互聯網金融領域第一次有了“基本法”，是互聯網金融的“憲法”。

業內人士、積木盒子聯合創始人魏偉稱，“不能不說，互聯網金融往前走了一大步”，是“值得歡呼的”。

這是監管層首次從中央層面“肯定”了互聯網金融，並且讓各個業務都找到了對應的主管單位。“有人管很多事情就好辦了，原來遇到問題都不知道要找哪個監管部門。”人人貸原首席運營官、人人操盤創始人顧崇倫說。

根據《意見》規定，互聯網支付將歸人民銀行管，網絡借貸、互聯網信托業務、消費金融歸銀監會，股權眾籌、互聯網基金歸證監會，互聯網保險則由保監會監管。

互聯網金融的提法最早出現在2013年，但伴隨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各種風險也在不斷暴露出來，尤其是近兩年間P2P平臺的老板“隔三差五”地“跑路”，成為社會關註的焦點。因此，關於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也隨之提上重要議事日程。

與之前的預期相比，出臺的《意見》也比P2P平臺公司人人聚財CEO許建文之前預想的“要寬松”，“央行定了一個大框架，很多地方沒有明確化。比如出借人主體、資本金等方面”。

不過這也為未來各個監管部門制定細則，留出了可操作的空間。

根據《意見》，央行的政策框架，就是“卡住”最核心的風險點，“把最核心的問題比如非法集資、龐氏騙局、資金挪用，這些風險口卡住，其他的還是留有空間的。”許建文說。

而“卡住”這些風險口的主要措施就是《意見》十四條規定的，“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制度”。P2P平臺要選擇“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資金存管機構”。這意味著，今後客戶的資金將不再存放在P2P平臺上，而是放在銀行托管的資金賬戶上，與證券股票交易中的資金賬戶單獨托管類似。

相對於其他業務形態，《意見》對網絡借貸的影響是“比較大的”。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誌武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基本規則和框架確定了，這是規則出臺的最大意義所在。”

互聯網金融經歷了兩年“無監管”期後，如今大的指導方向終於明確。業內人士預計，行業可能會出現“爆發性增長”，出現一些巨頭，但是也可能90%的P2P公司都會“死掉”。

P2P公司老板難“跑路”

銀行的資金存管真正讓客戶資金與P2P平臺“絕緣”，讓P2P回歸信息平臺。

7月11、12日，在上海召開的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雖然聚集了來自監管層、傳統銀行、支付機構的高層們，但在這里，人數最多的卻是眾多P2P平臺的老總們。

兩天的會上，受關註最多的也是互聯網金融領域的P2P業務。毫無疑問，P2P是過去兩年“彌漫”在國內各個省市縣最多的行業之一，一下子受熱捧，一下子又“人人喊打”，唯恐避之不及。

而如今，《意見》承認了網絡借貸的合法身份。網絡借貸包括個體網絡借貸（即P2P網絡借貸）和網絡小額貸款。而P2P網絡借貸要堅持“平臺功能”，為投、融資雙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資信評估等中介服務。

這就是說，P2P平臺的定位應是“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所以不得提供增信服務，更不得非法集資。

“原來大部分的P2P平臺做的業務和工行沒有區別，都是一邊吸收存款，一邊放貸。”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總結，這種業務模式等同於商業銀行的資金池業務，投資人的錢進入到公司的資金池，貸出去的錢從資金池中出，P2P平臺對每筆資金的期限和信用都進行轉換，這樣自然產生了跑路風險，平臺有機會把客戶的錢卷走。

過去兩年間，包括南方周末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了發生在河南、四川、山東、浙江等地的P2P老板“跑路”的情況，而現在仍有諸多P2P平臺仍在“非法集資”，隨時會發生“跑路”風險。

根據網貸之家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15年6月底，中國P2P網貸正常運營平臺數量共計2028家，相對2014年年底增加了28.76%。上半年出現問題的平臺約為419家，占比20%，其中近一半問題平臺是發生“跑路”問題而被曝光。

所以，要防止P2P老板“跑路”，首先要做的是，讓客戶資金不再放在P2P平臺上，所以就必須進行第三方存管。目前，P2P公司主要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行資金托管，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匯付天下托管系統，其P2P賬戶托管業務已經接入七百多家平臺。

《意見》明確規定了，未來將由銀行來進行資金存管。而第三方支付機構是否真的就告別存管業務，還有待於監管細則的進一步明確，畢竟，《意見》中的規定還有一個“除特別規定外”。魏偉認為，未來第三方支付機構和銀行達成合作，共同為P2P平臺提供資金存管也並不是不可以的。

但事實上，還有很多P2P平臺並未實行第三方資金存管，仍在建“資金池”。而一些號稱建立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資金存管模式，也只是在進行“名義”上的資金托管。

魏偉說，這就好比“一家銀行號稱要幫大家管錢了”，那每個人就要去銀行開戶，但是銀行門口突然站著一個“大媽”說，“你們把錢先都給我，我來存到銀行里面去”。在銀行眼里，只有“大媽”這一個賬戶，如果“大媽”說往張三或李四賬戶上轉200，銀行只能照辦。

第三方支付機構在資金托管中就相當於“大媽”的角色。所以，看一個P2P平臺到底有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資金托管，標準答案就是“看用戶有沒有跑到托管方那邊再開一個賬戶”，魏偉分析。

對此，一位業內人士評價，目前大部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托管方案並不是實質性的資金托管，而是“虛擬賬戶”層面的托管，即托管的僅僅是“資金的信息”。而如果銀行進行資金托管，即真正實現的是“錢的托管”。

由銀行進行資金托管，意味著客戶的資金將更“安全”。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在監管要求上會更嚴格，因此會比一些第三方支付機構要“好一些”，而第三方支付機構作為一個企業，也有可能會發生“跑路”或者挪用P2P平臺資金的風險，中金支付的一位市場部人士分析。

所以，銀行的資金存管真正讓客戶資金與P2P平臺“絕緣”，從而使P2P平臺回歸信息中介的性質。未來，P2P公司只能依據規則提取相應的服務費，對於客戶的資金與其無關。

在第三方托管體系下，嚴格的紅線是“只要用戶不授權，任何人都沒有資格移動客戶資金”，“這是非常鐵的一條紅線。”魏偉說。這樣，P2P老板就很難接觸到客戶資金，難以“跑路”。

銀行的尷尬選擇

“就像信托，賺小錢，出了問題吃大虧。”

央行要求銀行作為P2P的資金存管方，但是這對於銀行來說，是否就意味著多了一塊“肉”呢？然而，對於銀行來說，這塊業務形同雞肋。

7月初，P2P平臺積木盒子宣布與匯付天下正式解除資金托管關系，而轉投民生銀行“懷抱”。在現在開戶的頁面上，也清楚地看到與過去的不同，只要在積木盒子上新開戶，便會自動跳轉到民生銀行頁面，重新開一個資金賬戶。這是業內第一家真正實現完全意義上銀行資金托管的P2P平臺。

據積木盒子的魏偉稱，從2014年7月份就開始和浦發、民生等多家銀行談合作，最終敲定了民生銀行。但從開始設計研發到真正上線，用了將近8個月的時間，現在仍處於試運行階段。

而對民生來講，這也是第一次與P2P平臺進行合作。多位業內人士均分析，雖然與銀行合作，資金能夠確保與平臺隔離，但是資金托管是基於“P2P平臺提供的是真實信息”這樣一種基本的假設之下。

而如果P2P平臺制造了虛假標的或者交易信息等，“銀行是無法識別其中的風險的”，所以，這時一旦發生風險，“銀行是不承擔責任的。”魏偉說。

但若真發生風險之後，因為銀行都有每個客戶的賬戶信息，所以可以做到“事後追責”。

正是考慮到這樣的風險，“現在是要求銀行進行資金存管，在調研的時候，討論稿里面是資金監管。”紅嶺創投董事長周世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只是存放資金，沒有監管的責任，“也有可能是因為目前條件不太成熟。”他說。

毫無疑問，如果做資金存管，肯定會為銀行創造一個新的收入來源。但這部分收入來源對傳統銀行這類“大象”來說，實際上是很小的一部分。

一位業內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P2P公司在銀行進行資金托管，銀行收取的服務費基數很大，但針對每一筆業務收取的費用相對較低。而P2P目前跟第三方支付機構合作，正好相反，第三方支付機構每年收取的服務費基數很低，但按業務量收取的費用較高。

因此，對於年成交量比較大的P2P公司來說，選擇兩種方式真正的成本差別不大，而對於規模較小的P2P公司，選擇第三方支付機構毫無疑問成本更低。

不僅僅是P2P選擇銀行的過程，同時還要考慮“銀行願不願意跟P2P公司合作”。

據周世平了解，大部分銀行不願意做監管，但對於資金存管他們還是願意的。如果做監管，“一是增加工作量，增加資金成本。另外，目前由銀行對資金監管也不太現實”。

但一位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高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現在銀行還在研究中，“也怕有風險”。只要涉及P2P，“不管是存管還是托管，都是有風險的。”萬一出現問題，銀行總是“逃不了幹系”。他說，“就像信托，賺小錢，出了問題吃大虧。”

他說，理論上，如果和P2P合作，銀行並沒有責任去監管客戶的資金，出了問題也不用承擔責任，但是投資者只要虧損了，“天然地會去找銀行鬧”。大家就認為存在銀行就是安全的，但P2P資金的存管或者托管，銀行其實是無法為資金安全負責的。“銀行自己的貸款都有不良，何況存管的資金呢？”

不管銀行願不願意，根據《意見》，這趟“水”，銀行是趟定了，但是從民生銀行與積木盒子目前合作的進度來看，銀行和P2P公司都還需要一段時間來重新研發適合彼此的系統。

未來的方向

“邊角料也可以吃，也是有油水的，大的就別想了，那是銀行的。”

《意見》為互聯網金融已經定了調，未來將“積極鼓勵”互聯網金融創新，鼓勵從業機構相互合作。未來，著重於“小微企業”和個人投融資需求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可相互“抱團取暖”，拓展普惠金融。

在7月11日的互聯網外灘峰會上，來自傳統銀行機構和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大佬們坐在一起，興業銀行行長李仁傑說，互聯網金融對銀行沖擊比較大的是零售業務。

零售方面，恰恰是互聯網金融的優勢所在，也是目標。許建文認為，《意見》的出臺已經明確了，互聯網金融要做所有非銀行的差異化的業務產品，核心是“解決銀行不願意做的事情”。

互聯網支付領域，要求“小額”“快捷”“便民”；對P2P的要求，“小微”“普惠”，這都是“做銀行不願意做的”。許建文說，“這也是塊肉，雖然不那麽好吃。”當然對銀行來說，銀行也可以“吃”。

但《意見》的基本原則和態度就是，“邊角料也可以吃，也是有油水的，只是油水少一點，大的就別想了，那是銀行的。”許建文認為，起碼這相當於給了互聯網金融生存的空間。

雖然傳統銀行也在加大對互聯網金融的布局，但借助於大數據、靈活的機制和商業模式，不管是國內大型互聯網公司，還是中小型的互聯網金融機構，都在大踏步地朝互聯網金融集團的方向前進。

快錢的相關負責人稱，未來互聯網金融肯定是要走混業發展的模式，包括BAT、快錢都在往這方面走。過去單一的業務模式，未來在整個互聯網金融的框架下，不再是主要的趨勢。未來，如何在金融存貸匯各個方向上實現多元化的發展，為用戶提供綜合性的服務，才是互聯網金融更大的價值。

雖然《意見》作為“基本法”為互聯網金融描繪了大致的發展思路和監管框架，但具體到每個行業，仍無法根據其開展具體的業務。所以，業內人士期待更多的監管細則盡快出臺。

目前受關註最多的P2P行業，據許建文透露，銀監會已經新成立了普惠金融部。他們將原來一部分小貸、擔保等業務人員從過去的部門里抽調出來，組合在一起，這種合並的邏輯還是很有道理的。

至於監管細則將何時出臺，許建文說，P2P領域的可能三到六個月的時間就會出來。

但魏偉稱，不同的監管部門對不同的行業掌握的情況都不同，有些波及面比較小的，可能很快就會出來。而在P2P行業里，有兩千多家公司，至少有上百種不同的模式，如果把這些模式全部摸清楚之後，可能前面的模式又發生變化，所以很難說短時間內會出臺具體的細則。

但在他看來，雖然監管細則沒出，但是監管思路在兩年前就說清楚了，不能建“資金池”，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未來細則要解決的問題是具體到每個業務形態領域，該怎樣操作。但《意見》留給監管部門可操作的空間，還需要看市場的反應，需要時間來期待。

操縱股市為何難入罪

經濟活動慎用刑事手段 違法與犯罪的界分模糊 操縱行為取證較為困難

2015年7月9日，履新公安部副部長13天的孟慶豐，帶隊赴證監會，會同證監會排查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的線索。

7月13日，上海警方透露：“我們確實正調查在上海的貿易公司惡意做空A股的犯罪線索，已經確定了對象。”

6月的這次大股災，被懷疑有個別貿易公司在背後操縱交易。公安部罕見的介入，則意味著一些公司或個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什麽叫“操縱股市”，什麽情況下構成犯罪，如何量刑？

199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新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首次將操縱證券價格的行為界定為犯罪。手段主要有4種：連續交易操縱、約定交易操縱、洗售操縱（自買自賣）和其他方法操縱。而這些行為，只有在“情節嚴重”時才構成犯罪。次年通過的證券法，在第七十七條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基於公開的司法文書和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僅找到了十多個相關的刑事判決案例。而從1996年至今近二十年里，中國證監會官網公布的55起股票市場操縱行政處罰案件，也僅有個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研究者認為，我國傳統慣例上對經濟活動的入刑慎重，股市具體操縱行為的細節取證困難，和法律本身對其經濟行為合法與否的標準較為模糊，這使得法官在判定是否應該入罪時較難把握。

“第一案”：莊家操縱

根據媒體報道和學者研究，1997年確立的操縱證劵市場罪（早期都叫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第一次適用，是在2003年的“中科創業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此案也被稱作中國股市第一案。

2003年4月1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對深圳市中科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科創業”）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一審公開宣判，以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判處上海華亞實業發展公司罰金人民幣2300萬元；以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分別判處丁福根、董沛霖、何寧一、李蕓、邊軍勇、龐博等6名被告人4年至2年零2個月有期徒刑，並對其中三人分別判處罰金50萬元至10萬元。

而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是大莊家呂新建與朱煥良，因外逃缺席了審判，只能另案處理。南方周末記者未能查詢到有關這二人的後續消息。

一審法院查明，在1998年11月至2001年1月間，呂新建與朱煥良合謀操縱康達爾流通股，二人簽定了合作協議，按約定比例持有康達爾股票。深圳康達爾公司是中科創業的前身，主要業務為養雞和飼料生產，1994年在深交所掛牌上市（股票名稱為康達爾）。

呂新建利用海南燕園等幾家公司，大量收購康達爾公司法人股，進而控制該公司董事會，將將康達爾公司更名為深圳市中科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稱為“中科創業”。

在呂新建指使下，被告人丁福根、董沛霖、何寧一、李蕓、邊軍勇等人，在北京、上海、浙江等20余個省區市，以單位或個人名義先後在120余家證券營業部開設股東帳戶1500余個，並通過相關證券營業部等機構，以委托理財等方法向出資單位或個人融資人民幣50余億元。

在此期間，別名“呂梁”的呂新建更發揮了自己當過“記者”的特長。他通過發布開發高科技產品及企業重組等“利好”消息拉擡股價，20多個交易日下來，“中科創業”的股票價格就從13元被擡升到了84元。

不過到了2000年年底，同時坐莊的呂新建與朱煥良發生內訌，朱不斷拋盤。2001年1月，中科系股票連續跳水，中科創業連續十個跌停板，創下了當時中國股市最大跌幅紀錄，並殃及為其融資的金融機構甚至其他上市公司股價。此後，中國證監會和司法機關相繼介入調查。

據當時媒體報道，由於案情複雜，公檢法系統挑選的都是精兵強將來辦案，“僅法庭調查階段就用了三天時間”。

兩個大莊家逃之夭夭，其余人員被抓。法院認定，他們按照兩個大莊家的指令，指使他人或直接參與操縱股票價格，且達到“情節嚴重”程度——嚴重影響了0048股票的交易價格和交易量，侵害了國家對證券交易的管理制度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因此構成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

判得最重的：7年

上海市高級法院一位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刑法中明文規定的前三種操縱形式認定較為容易，而對於兜底的“其他方法”條款的認定爭議較大，法院裁量時也相當謹慎。

哪些是“其他操縱方法”？中國證監會2006年發布的《證券市場操縱行為認定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列舉了五種：蠱惑交易、搶帽子交易、虛假申報、特定時間的價格或價值操縱、尾市交易操縱。

2011年8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對“汪建中搶帽子案”進行宣判，這是中國首個以“其他方法”操縱股市獲刑的案例。

按照《指引》的解釋，“搶帽子交易”是指證券公司、證券咨詢機構、專業中介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買賣或者持有相關證券，並對該證券或其發行人、上市公司公開作出評價、預測或者投資建議，以便通過期待的市場波動取得經濟利益的行為。

汪建中是北京首放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是央視《中國證券》欄目的特約嘉賓，因其經常推薦股票被譽為“股市名嘴”。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間，汪建中采取先買入工商銀行、中國聯通等38只股票，後利用首放公司名義通過新浪網、上海證券報等媒介對外推薦其先期買入的股票，並在股票交易時搶先賣出相關股票，人為影響上述股票的交易價格，獲利1.25億余元。

法院認定其行為“情節特別嚴重”——為獲取不正當利益，操縱證券市場，侵害了國家對證券交易的管理制度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已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

汪建中的代理律師為其做了無罪辯護，認為搶帽子交易不屬於犯罪。認同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基於刑法定原則，認為在刑法及證券法均無明確規定情況下，“其他方法”的行為不應輕易定罪。

法院最終沒有采納律師的辯護意見。法院認為，汪建中采取先行買入相關證券，後利用公司名義在媒體上對外推薦其先行買入的相關證券，人為影響了證券交易價格，理應屬於廣義的操縱證券市場的行為。

此案的審判長同樣是審理“中科創業”案的法官白波。白波當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汪建中通過55次操縱證券市場的行為，非法獲利數額高達1.25億余元，當屬‘情節特別嚴重’”。

按照刑法規定，操縱證劵市場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汪建中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上訴後，北京市高院維持了原判。這是南方周末記者可查閱到的處罰最重的案例。

此案之後，國內又出現幾起搶帽子交易獲刑案例。2012年5月，武漢新蘭德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的部門經理余凱用同樣的手段獲利七千萬元，被判處3年刑期。

入罪率極低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在證監會公布的55起操縱股市的行政處罰案件中，自買自賣的有19例、虛假申報有13例、搶帽子的有11例。雖然有的涉案金額已經過億，但僅有個別案子進入司法程序。

上海市普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吳波曾從全國不同地區抽樣調查了10個操縱證券市場罪的案例。其中自買自賣占9件，連續交易操縱的有4件，以其他方法操縱的僅有1件（這些手段在不同案件中有交叉）。

吳波認為，法律明文規定的前三種操縱形式認定上並無多大障礙，而對於其他方法操縱的認定爭議較大。

上述10個樣本，涉案金額一般都比較高。累計集中資金數額最大的達到54.84億余元，融資數額最小的也達到14.86億元；在以自買自賣方法進行操縱證券市場犯罪中，自買自賣股票數量占當日成交量比例最大的達100％，占當日成交量比例最小的也達到60.5％；在以集中資金優勢聯合連續買賣方法操縱證券市場犯罪中，最多持股比例達到91.5％，最少持股比例也達到52.348％。

不過，這10起案件共涉及的42名被告人，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的有9人，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適用緩刑的也有9人，免罰、緩刑適用比例達42.9％。

“這反映出操縱證券市場犯罪的處罰強度總體偏低，司法機關基於辦案效率與懲治操縱證券市場犯罪的實際需要，在刑罰適用上存在著輕緩化的傾向，”吳波說。

操縱股市為什麽入罪難？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趙萬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操縱證券市場行為的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對其他受害者造成的個人經濟損失、財產損失等方面，當其出現操縱證券市場的違法行為時，其對受害者造成的損失可以通過經濟賠償等方法來彌補，一定程度上其社會危害性已經大大降低，因而大多操縱證券市場行為只是處以行政處罰，刑事判決較少。

取證難和立法相對割裂也是入罪率低的原因。趙萬一說，我國傳統慣例就是對經濟活動的入刑慎重，經濟活動入罪同時也存在較大難度，“尤其是經濟活動本身投機性較大，資金、信息、技術等因素綜合參與，其具體操縱行為的細節取證等也較為困難”。而另一方面，刑法與證券法的立法協調性差，缺乏綜合性考量，也會為法官的自由裁量造成幹擾。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偉解釋說，操縱股市情節嚴重與否的標準主要是由涉案數額來決定的，實踐中也是據此來決定立案標準、入罪標準與量刑幅度的，“但由於經濟犯罪中罪與非罪標準本身存在違法與犯罪的界分模糊問題，造成諸多行為都是以違反證券法予以對待，而不是上升到犯罪程度”。

不過這一次，司法機關已經表明了嚴打的態度。

7月20日，上海市高院副院長盛永強說，公安部調查的股市操縱案還在刑事偵查階段，“如果將來刑事偵查出來一定的結果後遞交到法院，法院一定會按照刑法、證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嚴厲打擊證券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