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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會見歐萊雅集團全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一行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今天上午會見了法國歐萊雅集團全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讓·保羅·安鞏一行。

韓正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我們致力於為中外企業創造更加開放、便利、法治的營商環境，各項改革舉措一直朝著這個目標推進。上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力度會進一步加大，這座城市會越來越開放，越來越有創新的活力。歐萊雅集團在上海發展近20年取得了良好成績，已是家喻戶曉的品牌，我們贊賞歐萊雅集團在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努力付出。上海將一如既往為中外企業創造更好發展環境，實現合作共贏。

讓·保羅·安鞏說，歐萊雅與上海之間的良好合作，證明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良好合作可以實現真正的雙贏。我們十分贊同中國追求的創新、可持續、高質量的發展理念，非常非常期待與中國、與上海深化合作，加大創新投入，引領歐萊雅面向未來的發展。

那些年IMF走出來的首席們

首席是每家投行最招牌的招牌，盡管他們觀點、性格迥異，但仔細翻看他們的簡歷，一大共同點就是Made in IMF。

作為二戰後重建計劃的一部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47年3月1日正式運作，與世界銀行都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盡管因為美元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宣告結束，但IMF和世界銀行仍得以存在，繼續發揮作用。

IMF的主要工作是記錄各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債務，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逆差提供信貸支持；世界銀行則主要提供長期貸款，向公司、個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

簡單說，世界銀行像投行，多做項目；IMF更像核數師，因為是對國家做宏觀咨詢，雖不是每個國家都會伸手向IMF借錢，可一旦有個危機，求助的金額可都是以億為單位的，還是美元計價的。

這也是IMF能並且需要培養出大量經濟學家的原因，因為他們需要評估需要貸款國家的真實經濟狀況，才能制定政策。而國際經濟學界也有這樣的說法，還沒有政府因為借錢給IMF而出現過損失，IMF的研究實力可見一斑。不過擅長寫神話的希臘人民可能不太服氣。

作為經濟學家的黃埔軍校，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一種什麽感受呢？

IMF培養經濟學家最精英的項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進得了EP，不亞於本科拿到哈佛的錄取通知書，剛畢業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繼銘、汪濤等等都是這個項目培養出來的。世界銀行的對應項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來的代表財經名人是許小年、謝國忠。

EP可謂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個申請者，最後錄取的經濟學家也只有20-40個，招人標準非常嚴格：學術過關，34歲以下，博士畢業一年內，英文口語和寫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實踐和研究，還得有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不能怕出差，188個成員國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國家內部的不同行業及內部聯系等等。

如果沒進入EP，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進入IMF。IMF歡迎有一定事業基礎（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擁有經濟、金融相關的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因為央行、IMF所從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為什麽定在這個數字，做的是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經濟研究部門所從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經濟政策已定的基礎上，告訴市場未來政府會做什麽，分析影響，並不參與及影響既定政策。

雖然能進去IMF的經濟學家都是學霸中的戰鬥機，但要怎樣完成從象牙塔到政策影響者的轉變，就要再來說說IMF的系統性培養。

以三年的EP項目舉例，經濟學家要首先在功能組別或國家組別工作一年，第三年開始在IMF內部嘗試找到最終定崗的工作。

功能組別分以下幾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外部經濟，實體經濟。試想剛畢業的博士們，在學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進入IMF的任何一個功能組別後，就需將理論結合實踐：國家報上來的數據，是需要檢視的，貨幣增速M0、M1、M2的計算，是比想象中難的，儲蓄投資缺口也要切切實實做出來，項項皆清楚。

而188個成員國，就把國家組別分為撒哈拉以南非洲、亞太區、歐洲區、中東中亞區、西半球。

沒跟IMF借錢的，屬於Surveillance country，IMF對他們沒有約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國家相關部門檢討下政策，寫份報告，了解國家的經濟發生了什麽，未來的焦點是什麽，IMF應該做什麽，又能對政府政策提出什麽建議。

如果國家陷入了危機，向IMF借了錢，那麽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內部乃至全球的焦點國家（比如希臘）。IMF對這些國家有巨大的約束力，央行、財政部等政府機構，是有義務第一時間向IMF提交數據的。如果危急時刻被任用，是經濟學家真正影響政策時候，因為貸出去的款項，必須有借有還。

假設兩年內批準了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那經濟學家每隔三個月就要去檢查一次，此前提出的財政、貨幣政策等目標有無完成，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筆貸款，並給出下季度的目標，直至國家走出危機。

所以和平時期，經濟學家們需要磨練內功，了解國家的經濟運行狀況，一旦危機時刻被委任，才能真正影響政策，幫助一方民眾走出困境，做出自己的貢獻，也更容易獲得晉升職位。

是的，IMF內部的經濟學家也是有職位高低的。一般EP進去從A11開始做起，兩年一升，到A15是最高；然後B1-2便進階到處長級，B3是助理局長，B4是副局長（如重返IMF的何東），B5就是局長了。再往上就是副總經理（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如中國的朱民），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

MD只有一個，DMD也只有四個，IMF並不是一個當官的地方，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接受系統訓練的地方。不論你想研究什麽，內部有同事專家請教討論，間中還有美聯儲等外部機構互訪；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實際的結合，其次也是通過很多輪的思考、討論、甚至挑戰才錘煉出來的，因此結論很紮實，經得起推敲。

IMF對經濟學家的培養，是對他們數據分析方法的培養，不管以後從事什麽，套路不會差太遠，只是個人在分析後的觀點不同。

離開IMF後，經濟學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身份的轉變是：從告訴政府你應該做什麽（幫助國家擺脫經濟危機等任務），轉變為告訴投資者政府今後會做什麽（幫助客戶賺錢是主要任務）。

他們的優勢在於，更能體會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候的制約，會更加務實、有全局觀；雖然市場的喜好肯定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次優選擇的結果，這不一定是市場能考慮到的方面。

那麽過去幾十年中，IMF又培養出了哪些中國經濟學家呢？（以下排名按進入IMF的時間順序）

胡祖六

清華碩士，公派至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拉里•薩默斯。1991年博士畢業後，在薩默斯建議下，年僅28歲便進入IMF工作，先後任職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1996年離開IMF，成為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加入高盛，2010年從高盛退休時，職位是高盛集團合夥人及大中華主席。之後創立春華資本。

林建海

喬治華盛頓國際金融博士，1989年進入IMF後，先後任亞洲部經濟學家，政策發展與檢查部高級經濟學家，融資財務部局級官員，2009年被提升為高級顧問，2012年3月起擔任IMF秘書長。

林壽康

布朗大學貨幣經濟學博士，擔任過IMF國際部經濟學家，之後成為香港金管局貨幣管理部高級經理、德意誌摩根建富公司新興市場部經濟學家、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國際部副主任。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是朱雲來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朱雲來離開後，代為履行中金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哈繼銘

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經濟學博士生，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成為IMF經濟師，1999年起成為IMF駐印度尼西亞代表，2001年至2003年成為香港金管局經濟研究部高級經理，之後回歸IMF任高級經濟師。2004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0年加入高盛，現為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

彭文生

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碩士，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進入IMF，任亞太部經濟學家，負責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研究和政策咨詢事務。1998年就職香港金管局，任經濟研究處和中國內地事務處主管，2008年成為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學家，2010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4年出任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蔣國榮

邁阿密大學碩士，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2003年加入IMF，之後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級經理，國際結算銀行亞太區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加入中金，屬於市場少見的經濟學家型投行家，秉承中金的風格，非常低調。2014年加入瑞銀，負責中國投行業務。

馬駿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1994年獲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2年至2000年先後於世界銀行及IMF擔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隨後加入德意誌銀行，任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策略師，2014年4月，終於回歸體制內，成為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汪濤

紐約大學博士，1997年加入IMF至2006年，隨後成為BP亞洲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至今，擔任UBS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黃海洲

印第安納大學商業經濟學與金融學博士，1998年至2005年間，任IMF貨幣匯兌部、歐洲部和研究部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2006年成為巴克萊大中華區研究主管兼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師。

梁紅

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其供職於IMF若幹個亞洲國家代表處。2003年加入高盛成為經濟學家，2008年加入中金，曾任資本市場部董事總經理及研究部負責人，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為首席經濟學家。

何東

劍橋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於世界銀行供職，1998年成為IMF高級經濟學家，直至2004年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並在2009年8月成為助理總裁，負責有關貨幣及金融穩定研究事物。2014年10月重回IMF，成為貨幣及資本市場局副局長。

王慶

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1999年至2005年在IMF，分析亞洲、東歐以至中東地區成員國的經濟情況，2005年成為美國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2007年接替謝國忠擔任摩根史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2011年加入中金成為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直至2013年4月加盟重陽投資，成為公司總裁及合夥人。

崔歷

西北大學經濟學博士，2000至2008年間任IMF中國市場資深經濟學家，之後兩年擔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2011年成為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2012年領導高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現已離開高盛。

姚余棟

赴劍橋攻讀經濟學博士前，是國家經貿委企業司科員，2000年博士畢業後先成為世界銀行咨詢顧問，2001年加入IMF，直至2005年回國擔任黑龍江招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2009年成為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巡視員，2015年1月起成為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正司局級）。

丁爽

人大碩士及約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碩士，1993年至1997年任職於人民銀行國際部，1997年8月由人行借調至IMF，2001年後正式成為IMF資深經濟學家，參與跨國經濟研究、政策制定和貸款計劃。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擔任中國高級經濟學家，2015年4月加入渣打銀行，成為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

張智威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經濟學博士，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後，於2002年加入IMF，2008年任職於香港金管局，2010年成為中金經濟學家，2011年7月任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2014年10月，接替馬駿，成為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鄧敏強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圖右），2005年起成為IMF經濟學家，先後在歐洲、英國、墨西哥從事經濟研究，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次年加入高盛香港，任資深中國經濟學家。

沈建光

赫爾辛基大學博士，麻省理工經濟系博士後，1999年成為芬蘭央行經濟學家，2003年起擔任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2006年至2007年10月成為IMF的經濟學家，隨後加入中金香港，負責發達國家宏觀經濟研究，2010年5月起任瑞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楊婕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2007年成為IMF經濟學家，2011年來港成為未來資產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此後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令其成為80後最紅經濟學家，一時間紅遍媒體。2013年5月，加入對沖基金Brevan Howard，負責亞洲市場研究，由於公司合規原因，不再接受媒體訪問，淡出公眾視野。

朱民

約翰霍普金斯經濟學博士，1990年任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顧問），1996年起先後任中國銀行行長經濟顧問、中銀國際控股公司董事、中銀國際金融研究所總經理、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2009年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10年擔任IMF時任總裁卡恩的特別顧問，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總裁，也是史上首位進入IMF高級管理層的中國人。

從這些經濟學家離開IMF之後的職業生涯不難看出，多數回到香港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繼銘年代，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時，他們海歸之時，市場上仍是外國人占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有全球視角的中國經濟學家可謂是零供給。

他們開啟的，是中國經濟學家最黃金的時期。世界經濟平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紅火，中國背景的經濟學家求小於供，彭文生、汪濤、馬駿、黃海洲等，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們。

而新生代的經濟學家的登場時間，恰逢次貸危機前後，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和市場都開始走下坡路，市場上的經濟學家也出現了供大於求的情況，不難看出張智威等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看法也比前輩悲觀。

撇去大時代背景，這些履歷極其優秀的經濟學家，仍有難以突破的天花板。最為典型的要數胡祖六。當年加入高盛之時，被世界銀行研究員鄒恒甫批評，“胡祖六不搞學術進投行，是對經濟學的背叛。”而當他47歲從高盛退休之時，關於他進入國有銀行、監管機構乃至決策部門的猜測不絕於耳，雖然傳言被其本人親口否認，但還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甚至有網友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胡祖六四宗大罪》，認為與高盛“藕斷絲連”的他，不能回到體制內。

事實上，海歸回歸體制內、擔任高層的事例屈指可數。一是2010年2月，PIMCO董事總經理朱長虹回國，任外管局首席投資官，協助管理2.3萬億美元的外儲；二是2010年4月，前德銀亞洲區總裁張紅力，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三是2014年4月，德銀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出任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四年後，朱長虹離職，本人和官方都未給出解釋；張紅力則被老東家德銀告上法庭，向其索賠630萬美元。

而馬駿之前，還沒有一位市場經濟學家回歸體制內的。原因也許很複雜，比如人行是否欣賞這樣的經濟學家？是否有這個需求？領導一旦開了海歸的口子，要怎麽穩定體制內慢慢往上爬的人？海內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無矛盾？最終給的職位，是否真的有政策影響力？

但IMF所展現的情況也說明，和平時期需要經濟學家了解國家經濟運行狀況，一旦有了危機，才能用兵一時，發揮真正的政策影響力，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什麽感受不重要，重要的這些感受、經驗，能被真正用去哪里，能否有所作為。

慎海雄会见彭博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471

10月26日下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在广州会见了彭博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史哲庭一行。

慎海雄首先预祝彭博与即将运行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合作成功，对史哲庭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近年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慎海雄说，广东的经济总量位居中国第一，市场潜力巨大，并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与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市场联系紧密。彭博集团在金融资讯、交易软件、管理运营等方面经验丰富，发展富有朝气，值得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在发展中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史哲庭表示，广东的建设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期待未来双方开展更多的交流互访，找到共同的兴趣点和潜在合作领域，建立更紧密和广泛的合作关系。

今年9月，慎海雄率领广东省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纽约访问了彭博总部，并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471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並購重組才是實質性去產能

在經過前三個季度連續保持GDP6.7%的增長後，很多人關註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

“如果中國經濟要可持續發展，核心就是去產能的問題。”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在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發表上述觀點。

曹遠征表示，在宏觀上，因為經濟基本企穩，所以不需要大規模地刺激，但是必須要在平穩中創造一個環境，宏觀上杠桿要穩住，貨幣政策不應該寬松也不能收緊。與此同時在微觀上加快，通過去產能來去杠桿。只有企業的盈利和還款能力提高，才能為今後的全面去杠桿創造條件。

去產能怎麽去

“所謂的產能過剩的部門都是高杠桿的部門，這時候產能過剩嚴重都是高杠桿、高負債。”曹遠征表示。

去產能的核心含義是通過去掉一些富余的產能，使剩下的產能能夠持續經營、持續穩定，使杠桿穩步，才能夠為去杠桿創造一個條件。

曹遠征認為，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去產能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在去產能之後，鋼鐵的價格穩住了，於是鋼鐵產業出現了一些盈利，但是這些產能是關停了沒有退出市場。當鋼鐵的價格一上升，企業一盈利，產業重新投入，鋼價又下調，產業又困難，這是今年反複的情況。

所以，曹遠征認為，去產能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個是物理層面的產能的消失，二是在資產負債表上產能的消失。這兩者之間一個結合點就是戰略重組。從市場上來看，最方便的辦法就是通過並購來去產能。 寶鋼收購武鋼，武鋼的產能退出市場，這就是實質性的去產能。

中國鋼鐵產能8億噸可盈利

曹遠征說，中國的鋼鐵產業是有競爭力的，所以，去產能並不是說一定要把鋼鐵產業毀掉。因為測算中國鋼鐵產業的成本，除了生鐵成本高於全球外，其他的成本都在全球的平均線，包括長材、線材、板材等。

同時，考慮到中國仍在城市化進程中，鋼鐵的需要還在增長。曹遠征表示，中國目前人均的鋼鐵6噸多，日本41噸，美國、英國都是20多噸。中國現在城鎮化率只有57%，今後要達到一個城鎮化的水平大概要75%以上，每年去掉1%的城鎮化率，也就是說鋼鐵的需要還是在增長。如果說人均鋼鐵達到美國和英美的一半左右，我們測算大概需要上百億的鋼鐵產能，所以中國鋼鐵產業在這一基礎上是可持續的，只要去掉部分富余的產能，比如說1—2億噸，然後產能保持在10億噸左右，開工率在80%，8億噸產量上中國鋼鐵是可以盈利的。

曹遠征舉了日本的例子。日本現在還是第二大的產鋼國，年產1億噸左右，這個產量是在1973年開始出現，至今四十年未見衰竭。換言之，如果中國的鋼鐵產能維持在8億噸，再維持10—20年應該是有希望的。

“接下來，可能要實質性地推進改革，然後通過改革來去產能，然後為今後的去杠桿創造條件。”曹遠征說。

首席經濟學家集體預測：人民幣短期繼續貶值長期波動

近一個月內，新一輪人民幣匯率貶值來勢洶洶。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中間價二者均創下八年以來新低。日前依舊 “跌跌不休”，截止上周末，在岸人民幣收報6.88，周內累計跌超750點。

隨著特朗普即將上臺，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美元指數再次破百站上新高。此輪人民幣貶值是否應該全部歸咎於美元的升值?強美元還能持續多久?如何在不確定中把握趨勢？就此，在11月19日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等多位中外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進行了充分討論。圓桌由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主持。

首席經濟學家們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短期內仍將繼續貶值，未來將呈現上下波動的拉鋸走勢。而對於國內流動性拐點，大多數專家傾向於認為明年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方向仍將保持不變，但也有首席經濟學家指出，2017年中國流動性將有深刻變化。此外，首席經濟學家們集體展望了2017年全球、中國的投資機會。

人民幣或短期貶值長期波動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人民幣貶值並非由美元升值引起，更多還是人民幣自身的問題。

他指出，回顧歷史，從2005年起人民幣進入升值階段，此後三四年內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與此同時美元也走強，可謂人民幣美元同時走強，顯然人民幣走強不是由美元升值引起的。關鍵的問題還在於人民幣自身。

近年來中國投資回報率下降，中國在經濟增速持續回落的情況下，跟美國之間的利差也收窄。此外，中國資本輸出已經到了一個非常明確的階段，企業在不斷地加大對外投資，在全球範圍配置資產。連平認為，需要穩定中國經濟增速，開放國內投資領域，否則人民幣貶值趨勢短期難以逆轉。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指出，就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看，從去年接近3%到今年2%左右，一直往下走，明年如果說特朗普上臺在貿易上有一些沖突的話，我們的貿易順差還是會往下走。

而資本賬戶的流出已經超過了經常賬戶順差。朱海斌指出，美國GDP增速穩定在2%，中國經濟增速在6.7%，雖然快於美國，但是增速差在收窄。此外美國實際利率已經上升到2.23%，中國的在2.8%左右，利差非常小了，任何比較小的匯率波動就完全可以把利差抹平。此外，國內投資者對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大，國內在政策與市場溝通上存在不足。

朱海斌表示，從短期來看，人民幣還會繼續貶值。從長期來看的話，如果說人民幣要趨穩，一方面取決於改革是否能夠再進一步推動，另外一方面取決於經濟增長在未來的一兩年是否能夠徹底回穩。

渣打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認為，從資本流出背後的原因看，第一輪的資本流出是公司部門還外債，但這一部分已經走得差不多了。第二輪就是增加海外資產，進一步增加海外資產取決於預期，而很多企業覺得人民幣在貶值。總體而言，在資本賬戶開放進程下哦那個，資本流出會暫時減慢。

丁爽認為，也要考慮資本流入的因素。人民幣納入到SDR（特別提款權）後，主要是國外央行現在開始配置人民幣資產，人民幣的債券市場很有可能納入到國際債券指數之中。假如中央銀行國外的債券基金有5%配置到人民幣資產，可以緩解資本的流出。外加中國經常賬戶是順差，所以特定時期人民幣匯率可能會有拉鋸的現象，出現雙向波動的情況。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宗良指出，短期來看，人民幣面臨較大壓力，但長期人民幣匯率走勢要從周期的角度看。未來全球一定是走向多元化的貨幣體系，比如說以美元、歐元和人民幣3個貨幣為主導的體系相對穩定，這時候整個市場將發生巨大變化，人民幣在不同的時間有可能貶值也有可能升值。

流行性拐點何時到來？

就國內流動性拐點的爭論，連平指出，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如果說貨幣政策不發生重大的轉變，流動性是不會發生變化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里面談到，要抑制資產價格的泡沫，有一種解讀就是國內流動性拐點要來了，但我認為為時尚早。

從目前經濟增長的情況來看，雖然有不少數據表明，經濟增長有企穩的跡象。但是與此同時還存在著許多令人擔憂的方面，比如民間投資快速回落，房地產投資在未來也有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要馬上縮緊非常困難。從目前到明年初，恐怕還很難看到這樣的變化。

但連平認為，需要關註流動性會不會出現一定程度或階段性調整。重點關註房價上漲會不會在更多城市擴散，以及PPI（生產者物價指數）上漲的幅度。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峰則認為，國內流動性拐點很快將會到來。他指出，從過去幾年央行的實際行動看，貨幣政策有三個目標，一是穩匯率，二是穩經濟增長，三是穩房價。簡稱“三穩論”，並且三個目標只能同時追求兩個。

“追求了穩定匯率又追求穩定增長，這個時候房價就會飆漲。要穩定匯率的話，央行的外債減少，同時為了穩增長，負債方的基礎貨幣要擴張，結果就是房價的飆漲。”殷劍峰說。

他指出，從今年的情況看，匯率已經成為次穩目標，而穩增長在今年保6.5%的經濟增速不成問題。重點就是穩房價，實際上是控制風險。

在今年上半年，地方債務已經相當於地方政府本期財政收入的6倍。此外，非信貸信用擴張速度加快。目前央行已經關註非信貸的信用擴張，比如說非標理財要納入到廣義的理財，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宏觀審慎(MPA)考核等。隨著央行對非信貸和非標理財監管的拐點到來，整個信用擴張的規模就會受到明顯的抑制，2017年國內流動性會發生深刻變化。

而美銀美林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喬虹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有下行風險，整體來說貨幣政策並不會轉向。

她表示，從國際上來看，未來各國央行在貨幣政策的取向上將面臨艱難的抉擇，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美元大漲的背景下，中國央行會不會像以前一樣重新盯住匯率值得關註。在這樣的結果下，就需要央行一定程度增加資本賬戶的管控，同時還要放棄盯住整個收益率曲線。在市場匯率和市場利率之間，我們看到央行能選擇的空間有限，只能夠在穩住匯率的基礎上，讓人民幣盡量貶值得慢一點，讓大家的心理接受能力堅強一些。

2017年投資機會

建銀國際宏觀研究主管崔歷認為，2017年全球總體的增長勢頭比今年將要略微差一點。未來如果從估值來看，發達國家的股市估值已經比較高了，在去全球化的政策環境里面，經濟能否有一個長足的增長？短期還不是太樂觀。

崔歷指出，所以有一些結構性的機會。比如說特朗普上臺可能會推某一些行業的改革，包括金融、能源等行業可能會受到提振。另外，在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中，有一些國家利率雖然走高，但是總體來講還比較處於低位。比如印度、印尼，由於比較依賴內需，不太依賴國際市場，即便去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但是對它們而言相對來講比較安全一點。

德意誌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認為，最近兩個月國內通脹已經往上走，這會使得央行貨幣政策放松空間變小。所以，國內的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已經漲得很高了，明年比較擔心大宗商品價格回落。

宗良預測，明年國內出口可能有所好轉但不會太好，投資在未來仍然將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供給側的改革今年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也推動了煤鋼價格的上漲，價格的上漲又給供給側改革下一步的推進提供了一個比較良好的條件。此外，“一帶一路”推進兩三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未來應當關註“一帶一路”國家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

李迅雷去職海通證券  任齊魯資管首席經濟學家

海通證券港股公司在2016年12月1日公告，公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因個人原因提交了書面辭職報告。同時，齊魯資管相關負責人證實，齊魯資管擬聘任李迅雷為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此前關於李迅雷將離職的傳言興起已久，傳言中其新去向多指向中泰證券(原齊魯證券)。在海通證券港股公司上述公告中，證實了李迅雷的辭職消息。

公告還稱，李迅雷2011年10月加入海通證券，2012年3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在李迅雷先生任職期間公司建立了完善、科學的研究體系， 吸引並留住了一大批具有較高水平和影響力的分析師。

截至發稿，本報並未聯系上李迅雷本人。而齊魯資管相關負責人隨後向媒體證實，齊魯資管擬聘任李迅雷為首席經濟學家。

海通證券：李迅雷辭去副總經理及首席經濟學家職務

海通證券12月2日晚在港交所發布公告，公司董事會於12月1日收到公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的書面辭職報告，李迅雷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副總經理及首席經濟學家職務。

李迅雷先生於2011年10月加入公司，於2012年3月至今擔任公司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

密歇根首席檢察官怒斥重計選票違反法律公正，將向最高院提出訴訟

密歇根州首席檢察官周五宣布，將會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反駁Jill Stein提出重計選票的要求。

密歇根首席檢察官Bill Schuette在推特上寫道：“今日，我將提起訴訟阻止Jill Stein無聊而耗費人力物力的重計選票的要求”。 Schuette將會繞過上訴法院直接向密歇根最高法院提出訴訟，以保證案件得到及時的處理。

Schuette的團隊隨後發布聲明解釋此次訴訟的原因：密歇根選民否認Stein通過金錢獲得的候任資格，同時，她拒絕接受民眾選出總統的結果並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和人力去牟取自己的利益，這是對州法律的藐視。Schuette的團隊已經向最高院提出訴訟，要求Stein停止重計選票以維持大選的公正性，並批評Stein將浪費密歇根民眾數百萬美元的稅金。

專訪菲仕蘭全球首席執行官魯樂夫：中國三到六線城市高端奶粉供應不足

在空缺2個月後，印度人高瑞宏(Rahul Colaco)將在2017年元旦出任菲仕蘭中國董事長。世界第六大乳企——荷蘭皇家菲仕蘭全球首席執行官魯樂夫(Roelof Joosten)12月6日宣布上述任命。

魯樂夫當天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換帥不會影響中國業務，目前中國本土化正加速落地，菲仕蘭將其在荷蘭的管理模式整體複制到與輝山乳業(06863.HK)成立的合資公司，已推出首款“中國版”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未來將進一步加強中國業務，在深耕三到六線市場的同時，將進一步拓展非奶粉業務。

2014年10月，菲仕蘭公司宣布與輝山乳業簽訂協議，成立合營企業為菲仕蘭中國生產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及經雙方同意的其他產品，雙方各占有合資公司50%的股份。而這也被認為是菲仕蘭公司在中國本土化戰略的開始，但此後2年，雙方一直未有進一步的動作。

魯樂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前期的考察花了更多的時間，作為本土化戰略的第一步，今年9月份開始，合資公司已經推出了首款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雖然沿用了菲仕蘭的子母(dutch lady)品牌，但采用了中國本地奶源生產，管理制度則完全複制荷蘭全產業鏈管理體系。根據分工，輝山乳業按照荷蘭的質量控制體系和標準生產原奶，並提供給合資公司生產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合資公司再將產品進行銷售。

在魯樂夫看來，聯手輝山乳業推出子母品牌，一方面希望通過和輝山乳業合作，從本土乳企的市場份額競爭中占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意在借助荷蘭管理，幫助重塑國內消費者對本土品牌的信心，畢竟信心的恢複也有利於國內奶粉市場的擴容式增長。

乳業高級分析師宋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菲仕蘭和輝山乳業都屬於全產業鏈型乳企，不同於傳統外資乳企如惠氏、美贊臣等在華建廠的本土化模式，雙方共同成立合資公司。一方面菲仕蘭可以利用輝山乳業的奶源優勢，同時規避貿易帶來的不確定性;而另一方面，輝山乳業也可以學習菲仕蘭先進的管理經驗。

據了解，子母牌奶粉已首先在湖南、四川和重慶三個省市進行銷售。魯樂夫告訴記者，預計明年將把鋪貨範圍擴大至華東和華南。

區別於菲仕蘭旗下美素佳兒系列，子母品牌定位則針對三到六線市場的高端消費者。今年6月，菲仕蘭宣布牽手蘇寧易購，借助其電商渠道拓展至農村市場。

對此，菲仕蘭大中華區高級副總裁楊國超解釋稱，菲仕蘭現有的兩款核心產品都以一、二線城市為中心，進而借助電商和母嬰渠道向周邊三到六線市場輻射。菲仕蘭市場調研顯示，三到六線城市對高端進口奶粉並非沒有需求，而是由於多數進口品牌渠道未能下沈到這一市場，導致市場供給存在問題。

與此同時，在三到六線市場，大量進口的代工品牌和中小品牌或無法獲得配方註冊許可，面臨淘汰。對於目前整體增速只有5%左右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市場而言，這也意味著新的增量市場。

魯樂夫表示，由於配方註冊制新政，2017年將是充滿變化的一年，很多品牌可能會抓緊時間清庫存，對市場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本土和國際的優秀品牌都會去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而二孩政策的利好會在2018年顯現，屆時中國的配方奶粉市場會迎來快速增長。

宋亮表示，目前菲仕蘭的核心產品主打是一、二線市場，如果子母品牌能將三到六線市場培育成熟，將會給更多產品進入創造機會。

過去三年中，菲仕蘭在中國嬰幼兒配方奶粉市場攻城略地，從市場的後入者到排名市場占有率前三。尼爾森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份，美素佳兒在中國市場份額達到8.2%，排名惠氏和美贊臣之後。

接替大中華區前任董事長邱肇祥的高瑞宏，是現任菲仕蘭尼日利亞董事總經理，曾擔任菲仕蘭馬來西亞董事總經理職務，在快銷行業有豐富的經歷。高瑞宏在馬來西亞和尼日利亞擔任總經理期間，公司業績出色。更重要的是，高瑞宏曾負責過多種乳制品和食品業務，而這也符合菲仕蘭在中國的發展策略。

記者了解到，奶粉之外，魯樂夫對於中國市場還有更大的計劃，根據安排，除了做好嬰幼兒配方奶粉業務外，高瑞宏還將負責餐飲渠道，常溫奶、奶酪等新業務，並管理和輝山乳業的合資公司。

中國市場已經成為菲仕蘭公司增速最快的市場。魯樂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5年，中國市場為菲仕蘭貢獻了10億歐元的銷售收入。2016年初，為了專心推進消費品業務的擴張，菲仕蘭成立了中國業務集團，剝離了傳統的乳清粉等配料業務，而今年包括奶粉、液奶在內的業務也獲得兩位數的增長。目前中國業務中，95%來自於嬰幼兒配方奶粉，常溫奶和奶酪、煉乳等品類所占的比例並不高，不過魯樂夫認為，相比增速，更看重附加值的增長。

首席對策|專訪時建龍：一級半市場成避風港，打通一二級市場靠什麽獲利豐厚?

本期《首席對策》專訪的嘉賓是海通創新證券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時建龍，他曾任海通證券投資部總經理，2006年至2011年(6年)，部門累計盈利59.3億元，年平均盈利9.88億元。無論大盤漲跌，每年均實現正收益，特別是08年和11年。2012年至2015年(4年)，主要從事另類投資業務及定向增發，公司稅後凈利潤每年增加1億多。同時，他作為經濟學博士，曾在《金融研究》等發表論文60多篇，出版專著《國債市場論》，主編全國高校統編教材《稅收學》，也是多所商學院的兼職教授。可以說，本期專訪對象在投資實踐和經濟理論層面，都頗有建樹。

數據顯示，2006年至今發行定向增發項目，一年期定增投資平均項目收益為85.49%，在上述任何年份發行的三年期定增項目均獲得了正收益，持有期平均收益高達183.76%。在非熊非牛的震蕩市，二級市場難覓交易機會之時，公私募基金經理紛紛將目光投向上市公司定增這一“一級半市場”。

不過，在公私募紛紛掘金定增市場之際，也有不少業內人士提醒，掘金定增市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不慎也會遭遇定增陷阱。如何甄選那些折價合理，同時基本面紮實、成長性可確定的行業和公司，其實大有學問。

時建龍先生向《首席對策》透露了他的投資理念：做一級半市場更安全、更平穩，同時也可以平滑二級市場的波動，是這幾年來能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通過這樣的投資，跨一級半市場跟二級市場，從而平滑了指數波動的影響，使得公司每年的利潤都會有增長，這也就是考慮到我們是要保持每年首先資產安全，第二要有流動性，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追求它的收益性，這是我們的投資理念。首先是考慮安全性，其次是流動性，最後才是收益性。

值得註意的是，他認為投資標的要選擇具有成長性的好公司，此類公司具有以下四大特點：一個就是消費品，就是抗周期性的行業在持續成長，消費品。第二個就是百年老店，過去已經活了一百年，未來還是能成長的公司。第三個就是民族品牌，外國人也打不過的民族品牌。第四個就是核心競爭力，就是在中國自己國內的同行比較起來，他們也是第一流的，這樣的公司，我覺得是投資人能夠長期投資的。

未來創業板里的投資機會，他看好：高科技、醫療、互聯網金融和環境保護這些行業。

以下為專訪實錄：

一財李策：我們都知道在選擇投資標的的時候要選擇有成長性的好公司，您帶領的團隊曾連續六年部門累計盈利59.3億元，年平均盈利9.88億元。無論大盤漲跌，每年均實現正收益，如何選擇高成長性的中國公司，有什麽秘訣?

時建龍：我總結了一下我們在中國能夠值得長期投資的那些好的公司，它有一些特點，我總結了四大特點，就是能夠持續保持在中國長期成長的公司，股價也在長期成長的公司，一般具有這樣四個特點：一個就是消費品，就是抗周期性的行業在持續成長，消費品。第二個就是百年老店，過去已經活了一百年，未來還是能成長的公司。第三個就是民族品牌，外國人也打不過的民族品牌。第四個就是核心競爭力，就是在中國自己國內的同行比較起來，他們也是第一流的，這樣的公司，我覺得是投資人能夠長期投資的。

一財李策：新三板是培育未來偉大公司的搖籃，可謂一個大寶藏，但其中魚龍混雜，需要對行業和標的深入的研究和甄選。您是否能夠給我們分享一下新三板選擇投資行業和標的心得和原則?

時建龍：新三板企業確實很多，如果讓我來看看新三板哪些是好公司的話，首先看行業，行業是個大的路徑，如果這些行業是成長的、看好的，那麽這個行業里的公司相對來講就好一些，如果這個行業是要淘汰的，或者增速是往下走的，這個行業的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先選比較好的行業很重要。在選好成長性的行業里面，然後再來看好的公司，那麽這個好的公司，我們投資的時候，簡單的時候就看研究員的研究報告，他們會找到好公司，如果我們自己比較的話也可以，主要是看它的市場占有率是不是在擴大，或者它的毛利率、利潤率是不是增加，還有一個就是看它每年的利潤環比是不是在增加。

一財李策：分析它公司的財務報表?

時建龍：對，如果從這些方面來判斷的話，就可以看出這家公司是處於一個上升周期，那麽這樣的公司就值得投資。

一財李策：新三板市場目前每天交易量並不大。有人認為要增強新三板的流動性，應降低新三板市場的準入門檻，您如何看待這個提議?

時建龍：適當降低一下準入門檻是可以的，當然也不能沒有門檻，因為這個市場如果讓所有投資者進來的話，普通的投資者沒有鑒別能力，他會覺得很便宜，所以要降，但是還是要有門檻，但是真正放開的，我認為應該機構投資者進來，就是讓券商、銀行、保險公司、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那些私募股權投資，做PE、做VC的，這些基金進來，這些人資金量大，可以持有周期比較長，還有一個，它比較理性，真正讓機構投資者進來的話，這個市場才能真正壯大起來，這個市場才有成交量，價格才不至於失真。

一財李策：也就是說您認為是創業板的股票，有一些科技股、成長股比較好，具體來說，有沒有什麽更聚焦的建議?

時建龍：未來創業板里面真正能成長起來的就是一些高科技，還有一些醫療，還有一些互聯網金融，就這樣的公司，還有一些環境保護，這樣一些行業的公司將來會脫穎而出，不排除將來會成為偉大的公司。

一財李策：互聯網金融雖然以其創新性代表了普惠金融的趨勢，但不乏跑路都違規現象，我們是不是要以保守的眼光來看待?

時建龍：互聯網金融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我覺得還是要發展的，發展的前提當然就是要合規合法，這是在金融運用互聯網，從而把金融更上一個臺階，這是對社會、對金融本身都是有利的事，而不是一個壞事。如何把風險控制好，如何合規合法地來發展互聯網金融，這是我們未來主要考慮的問題，但不能說它不能發展，或者說限制它發展。

一財李策：海通創新證券投資的業績一直非常好，那麽您的投資理念是怎麽樣的?怎麽樣打通一二級市場的?

時建龍：對，我們原來是做二級市場的，後來發現做一級半市場更安全、更平穩，同時也可以平滑二級市場的波動，所以我們現在主要大量的在做一級半市場，這也是我們這個公司這幾年來能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通過這樣的投資，跨一級半市場跟二級市場，從而平滑了指數波動的影響，使得公司每年的利潤都會有增長，這也就是考慮到我們是要保持每年首先資產安全，第二要有流動性，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追求它的收益性，這是我們的投資理念。首先是考慮安全性，其次是流動性，最後才是收益性。

一財李策：先防風險然後再追求穩增長?

時建龍：對，這樣就避開了大家有一半都認為投資類的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確定，就是利潤波動大，我們通過這樣的投資從而使得我們的利潤每年保持平穩的增長，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一財李策：去年很多投資者都比較熱衷於互聯網+，虛擬現實、VR、AR這種產業，但是也存在很普遍的講故事和畫餅的現象，您認為在今年的資本市場，這種現象還嚴重嗎，普遍嗎?

時建龍：我們說今年投資者標的跟去年的選擇是不太一樣，牛市中，大家只要仰望天空就行了，就可以講故事，說豬也能飛，但是在平衡市中，或者在震蕩市中，大家就要回歸現實，所以我們要腳踏實地，所以今年我們投資，應該既要腳踏實地，又要仰望天空，要同時具備這樣兩個條件的公司，才是值得投資的。

一財李策：也就是說您認為接下來還是一個非熊非牛的震蕩市?

時建龍：應該是個結構性的調整市。

一財李策：大盤股還是小盤股，您更傾向於讓我們普通投資者在什麽樣的領域去挖掘?

時建龍：我倒不是太看重大盤跟小盤，還有市值的，主要還是看公司的基本面，有沒有成長性，有成長性，就是大公司，它也值得投資，沒有成長性，小公司也不值得投資。所以從價值投資理念來講，還真正要從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出發來選。而市值大小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是我們投資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

一財李策：您認為在我們A股市場里面存在價值投資嗎?散戶占百分之八十幾，而且我們的機構投資者也是以短線投機為主，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好多人就想我永遠要跟大資金在一起，而且還要考慮到國家隊，在這種情況下怎麽樣能夠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時建龍：中小投資者跟大機構一樣，都是要投資，要有回報，要有收益，中小投資者要跟機構投資者投資一樣出色的話，只有堅持價值投資才能贏。

一財李策：也就是說您建議要做長線?

時建龍：要選好公司長期持有，往往才能贏，那種聽消息、炒短線，最後結果基本上都是虧錢的。所以散戶要想戰勝機構，不叫戰勝機構了，散戶要想盈利，要想跟機構一樣出色，只有選好的公司買入，並長期持有，才能取得盈利。

一財李策：你有沒有比較過辛辛苦苦炒股票和炒房之間投資的收益差距?很多人認為炒股再怎麽樣都不如炒房收益高。

時建龍：我並不這樣認為，因為房地產的投資在中國這幾年是牛市，它是一個特定情況下產生的牛市，但是房地產有最大的缺陷就是流動性差，它只有在漲的時候才能賣得掉，在調整的時候，沒有流動性是賣不掉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它的價格是失真的。第二個就是說房子是炒新房，新房漲的，老房子就不漲，也有人說，我們上海翠湖天地的房子也就是十二三萬，但是閘北的地已經拍到八萬多，建起來也要十二三萬，那你說你是買閘北那里的新靜安，還是買新天地這里的翠湖天地?所以老房子是要折舊的，就是在市中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房齡增加，它這個房價就上不去了，老房子是要打折的，要折舊的，所以房子長期持有，有時候會遇到折舊的問題。同時房子賣周期長，第二，還要交稅，股票投資收益是不用交稅的，流動性還好，股票好的公司過去有10年翻10倍的，不比房子漲的低，甚至在上海。

一財李策：我們現在還是處在一個城鎮化的進程當中，從資產配置的角度，除了像您認為的穩健的投資者拿長期持有的好股票，還有沒有您推薦的?

時建龍：除了股票以外，投資債券也可以。

一財李策：展望一下2017年的資本市場，您認為有什麽樣的機遇和挑戰?

時建龍：2017年，我覺得要比今年更好，今年是穩定，2016年的資本市場主要是穩定，我覺得2017年可能就是要增長，所以對2017年來講，盡管我們有好多不確定因素，境內境外的，但是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企穩，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增長，所以我覺得整個資本市場應該是越來越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