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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遴選風暴中出線的中研院新科院長 廖俊智有科學家的敏銳、王建民的耐挫力

華大基因創建孵化器 培育生命科學“BAT”

“生命科學”這個詞聽上去高深莫測，實際上離我們的生活並不遙遠。為了生命科學進一步產業化，更貼近人們日常生活，6月19日，華大基因旗下藍色彩虹孵化器在深圳開業。這是目前國內首個針對生命健康項目的孵化器。

依托華大基因平臺，入駐藍色彩虹的項目除了能夠對接到各路資本方，還能享受到華大在知識產權、生命大數據方面的的幫助。

同時，華大基因成立基因應用聯盟，將技術、資本等資源進行整合對接。

隨著基因測序成本下降，未來生命科學將迎來上百億市場。華大基因認為這一領域將出現“BAT”級別的企業。藍色彩虹CEO、基因應用聯盟執行秘書長劉靚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以基因測序為主的生命健康產業還在發展初期，可以把它看作是2000年的互聯網，發展很快，但都不掙錢，突然出現了遊戲電商，互聯網行業才開始掙錢，我們現在正在尋找這種'殺手級'應用。”

藍色彩虹孵化器項目開始於2015年4月1日，其名字來源於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所拍的單色彩虹照片，寓意生命的神奇。經過一年時間，藍色彩虹首期孵化了8個項目，這些項目都來自於華大基因，進行產業化運營，其中包括華大精準營養項目。

“我們是一個資源開放共享的心態，所以創立藍色彩虹。資本、知識產權、人才都能通過藍色彩虹對接。”劉靚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目前，依托華大基因平臺，藍色彩虹入孵項目能夠享受現有生命科學前沿技術資源和知識產權服務。華大與全世界千所生命科學前沿研究機構合作，走在生命科學知識產權最前沿，將有助初創團隊技術更新。

同時，華大基因將自身的基因測序技術以及其下在農業、醫學等方面大數據資源與初創團隊有序共享。而在資本方面，藍色彩虹目前引入松禾資本、同創偉業等深圳本地創投為孵化項目提供啟動資金。“華大現有的私募股權平臺以及未來上市後作為上市公司的平臺都可以為這些團隊提供幫助。”劉靚說道。

目前，除了深圳總部，藍色彩虹孵化器還將落戶北京、貴陽、蘇州和成都。

借由藍色彩虹開放平臺，華大基因計劃紮根上中遊產業，而下遊產業交給合作夥伴。在孵化項目的基礎上將現有的平臺資源轉化為產業化內容。

目前，華大基因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布點，在國內許多地區都有分支機構。“華大的商務平臺能為初創團隊產品推廣提供很好的渠道。”劉靚介紹道。

作為華大基因目前下設的經營性項目之一，產前基因檢測(NIPT)為華大醫學業務帶來部分收入。華大基因在今年3月份宣布完成了100萬例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劉靚認為會有更大體量的項目產生。“我們要發掘經濟體量更大的公司，前幾年可能是辛苦打基礎，要培養產業人才。”

而人們對於健康的重視程度的不斷提升，促使生命科學領域呈現爆發式的增長。“我們預計未來十到十五年行業可以出現類似BAT這樣市值過萬億的企業，所以現在兩三年是打基礎，三年後發力，八年到十年可以看出有王者相的企業。”劉靚說道。

【夏季達沃斯】新興的神經科學：研究和商業化嘗試並進

用意念控制物體的移動?不要再感慨“這不科學”，這已經是科技可以實現的範疇了!

Emotiv公司研發的腦電波遊戲，就可以讓你體驗在集中註意力的情況下把小球移動到賽道的另一端。

在意念控制下，小球緩緩移動

通過腦電波，Emotiv的頭盔可以通過額前、耳後的位置收集信號，然後通過藍牙與小球連接。當你的註意力足夠集中時，就可以看到小球緩緩前行直至賽道的終點。這只是腦神經科學的一小部分成果展示。在2016年新領軍者年會上，除了有創意產品的展示，還有一場名為《大神經科學時代》的論壇引領並探討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意義和方法。

毫無疑問，腦神經科學的發展相對較晚，但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時期。用美國艾倫研究所首席執行官Allan Jones的話說，就是“對腦神經科學的研究就像在18世紀50年代的化學發展階段”。就像人類的基因工程一樣，腦神經科學需要引起廣泛的關註，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這個探索過程中，敏感的投資者和企業家已經開始了先行的腳步。

在西雅圖，微軟的創始人之一保羅·艾倫就在2014年投資成立了艾倫研究所，一家專門研究人工智能的公司。自從2015年能夠解開美國11年級學生要做的幾何題目後，Allan表示現在致力於研究一些底層技術和人工智能分級的標準，“數字化是開始建立標準化的過程”。

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提出，對於腦神經科學研究者來說，確定大腦各部分的功能，並且找到各區域之間的內在聯系顯然更為重要。這一點得到了與會者的廣泛認同。

以阿爾茨海默癥為例，得這類疾病的時候目前尚無法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比如關於記憶的消逝和缺失是如何造成的。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教授P.Mruali Doraiswamy提出了當下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招募大量的病人”。

盡管基礎研究還在一系列摸索中，像Emotiv這樣的公司也開始進行了商業化嘗試。公司最早在Kickstarter上做眾籌，研發腦電波相關產品，並對其顧客開放SDK以豐富配套的軟件內容。“現在我們每周的出貨量在40~50臺。”Emotiv公司的Sheffie Cocnran Robinson這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聽起來頗為驚人，畢竟，產品研發還是從去年春天開始的。

圖為Emotiv工作人員講解測試結果

盡管目前腦電波的應用還是主要用於零售調查分析時了解人們在買不同的產品時的感覺，以及遊戲。但是未來，數字化科技將對腦神經科學帶來非凡的影響。比如監測醫生診斷和診斷病人的情緒， 用一個程序（類似遊戲）來檢測，而不僅僅是做問卷。

“醫生會測量你的身高、體重，這些都是身體健康的重要指標，但是與焦慮、壓抑、註意力相關，這樣的指標無法給出答案，也無法告你大腦的狀態如何，我們為此研發了這款產品。”Sheffie說。通過回答18道題的問卷以及遊戲測試，就可以最終確認你的大腦活力如何。

她同時表示，“我們也在考慮與Oculus這樣的公司尋找與VR結合的可能。”

超越矽谷，被評為美國新創最強城市 波士頓做生技 讓科學家無痛創業！

生態資源到底值多少錢？科學家給三江源算了一筆賬

只用口號來提倡人們保護生態資源，可能還遠不夠有說服力。在綠色發展的新階段，我們到底需要犧牲多少成本來保護生態資源，生態資源又到底值多少錢，從經濟角度來看值得嗎?

對於這些問題，給你看一個案例。

7月9日，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市場化”分論壇上，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員舒儉民分享了他們做的項目：通過核算摸清三江源區生態資源資產的家底，並估算了發展機會成本，測算了生態保護恢複的成本，從而為三江源區的生態文明提出具體建議。

在公布核算結果之前，舒儉民提出，生態資源資產核算和生態補償制度是建設生態文明制度的核心。而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設框架應該包括源頭嚴防制度體系、過程嚴管制度體系和後果嚴懲制度體系。但規範化核算方法的缺失嚴重制約了生態資源資產業務化的應用與實踐。這也是中國環境科學院對三江源區進行核算項目的背景和嘗試原因。

生態價值是GDP的3.6倍

三江源區位於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生態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是重要的生態功能調節區、氣候變化敏感區和生物多樣性高度集中區。

舒儉民和他的項目組通過核算包括黃南、海南、果洛、玉樹4個藏族自治州的21個縣和格爾木市的唐古拉山鄉在哪的三江源國家生態保護綜合試驗區，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2010年三江源區生態資源存量價值總估值約為14萬億元，可核算的主導生態服務和主要生態產品價值近5000億元/年。

生態存量是指生態家底，即自然生態系統歷史累計量;生態流量則指生態效益，即生態存量在一段時間內向人類或自然提供的服務與產品。

更直觀的數據對比是，2010年三江源區的生態資源資產流量價值是同期國民生產總值(GDP)的3.6倍。

以典型的生態系統高寒草甸為例，單位面積生態流量資產的價值為1592.5元/畝，而發展畜牧生產可以獲得的經濟收益僅為17.6元/畝左右。

由此可見，生態資源資產作為三江園區最重要的資產，其生態價值遠遠超過經濟生產價值。

機會成本和投入僅為生態價值的10%

通過類比其他具有相似資源稟賦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上述項目組測算出三江源區每年開發礦產資源、水電資源、工業發展以及減牧壓畜的機會成本共計369.7億元。

與此同時，按照讓三江源區的牧民達到全國農牧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來計算，適宜牧業的人口數量為31.8萬人，但目前當地牧業人口約為65萬人，也就是需要轉產的牧業人口約為34萬人。

為了實現生態資源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三江源區需要開展生態保護與建設、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的條件以及提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這也意味著，2010年～2030年期間，三江源區需要國家投入的生態保護恢複總成本約為2771.8億元，年均投入129.72億元。

綜合上述數據，三江源區為了保護國家重要的生態資源資產，每年不得不放棄大約370億元的發展機會成本。與此同時，為了實現生態資源資產的保值增值，三江源區每年還要投入大約130億元進行生態保護恢複。

姑且不論2010年三江源區生態資源存量價值總估值的14萬億元，僅和該區每年近5000億元的生態資源資產流量價值相比，這個成本和投入總和也不過十分之一。

建議把生態產品生產作為第四產業

基於這一核算的結果，舒儉民和他的研究團隊提出了5點建議。

首先，建議創新西部發展的模式，建設生態資源資產協調發展的先行示範區。比如，將生態產品生產作為“第四產業”列入國民經濟的統計核算體系。

第二，創新管理機制，建立三江源區的生態補償專項資金;改變原有生態補償投入多頭實施、分頭管理的現狀，推進一體化的補償方式，提高生態補償資金的使用效率。

第三，創新生態補償模式，建立政府購買生態產品的機制;調整生態生產關系，以生態資源資產為依據，制定與草地質量掛鉤的補償方案。

第四，創新激勵約束機制，實施生態文明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將生態資源資產作為重要內容實施幹部離任審計。

最後，創新生態扶貧模式，以生態資源資產保護促進農牧民的增收。

科學家戴文淵：人工智能是個高門檻行業

AlphaGo和李世石下了幾盤棋之後，對於從事人工智能領域創業的第四範式創始人兼CEO戴文淵而言，最大的利好是以後出去見客戶再也不用因為擔心用戶看不上或者看不懂人工智能而把自己公司的業務解讀為大數據公司，在AlphaGo成功引爆了公眾對於人工智能的熱情之後，戴文淵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客戶解釋自己創立的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而這背後，作為遷移學習全球領軍學者，曾經的百度廣告變現算法核心負責人、百度鳳巢的總架構師、華為諾亞方舟實驗室主任科學家戴文淵感受到的人工智能熱度從2010年、2011年已經開始燃起。

“2009年我加入百度時做鳳巢系統，2010、2011年我們成功展示了機器學習能夠帶來價值之後就開始感覺到團隊流失的壓力。因為兄弟公司都會盯著我們的團隊，那個時間點人工智能人才的爭奪就已經開始，如今是愈演愈烈。”戴文淵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這樣解釋道。

在戴文淵看來，他從高校到百度、華為，再出來創業的這十年來，親身經歷了人工智能從冷到熱的全過程。

“剛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我們是坐冷板凳的，但是行業還在爭議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創造一些價值。”戴文淵覺得自己挺幸運的，隨著計算資源等條件的成熟，這一領域的進入門檻開始降低，這也是他從高校轉戰百度的重要原因。

但這個門檻只是針對BAT等大型互聯網企業，如今對於大多數中國的企業而言，人工智能依然“深不可測”。

成本依然是橫在眾多對人工智能充滿興趣的公司面前的一個重要阻礙。

據戴文淵透露，2009年百度的技術去完成一個AI的系統可能需要200~300人的頂尖科學家團隊忙上一年，而這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是無法承受的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

除了工作量太大，目前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對於專業人才的依賴程度太高。“我自己從什麽都不會，學到今天這個水平可能花了10年的時間。按照現在的標準，今天我們可能還要學6~10年的時間才能成為頂尖的數據科學家，但這樣費時費力的培訓是否必要呢?”戴文淵的想法是，如果技術足夠好，通過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技術革新，大幅地用機器替代人工，可以讓一個普通的業務人員培訓1~2個月就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

而除了人力成本，公眾對於人工智能還存在著一定的認識成本。

“我發現其實現在大家都會對人工智能感興趣，遇到一個困難自己搞不定，有時候會想是不是人工智能能幫忙解決。”但在戴文淵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公眾要去定義這些問題，在這個時候，需要把自然界的一些用自然語言描述的問題能轉化成用數學去描述的一個問題，因為計算機只能讀懂數學的描述，但是會造成有些人會做、有些人不會做。

科學家楊強：談機器思維早了點兒

人工智能會產生自主意識嗎?

“這就是科學和科幻的區別。”人工智能協會首位華人會員、第四範式首席科學家、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系主任楊強教授20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和霍金等科學家的擔憂不同，所謂人工智能產生意識、“奇點臨近”，在楊強看來並不存在。

但人工智能的確會對人類工作和生活創造便利。“比如說未來的智能機器人，它可以看你怎麽工作、模仿你，你覺得重複性的工作都可以被它取代，而你只需專註作一些創造性的工作。”楊強說。

人工智能做了什麽？

20世紀60年代，人工智能先驅圖靈提出著名的問題：“機器可以有思維嗎?”圍繞這個問題，人工智能的先驅開展了諸多探索。

他們有一個假設：智能包括計算機可能賦予的智能，來自於計算物理符號的排列組合，只要能很聰明地把這些物理符號排列組合，人類可以從一系列的零和一的組合來得到“智能”。前三十年，眾多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家研究圍繞符號搜索展開。

“前三十年圍繞符號搜索領域開展人工智能研究的顯著成果，就是深藍計算機，”楊強說，“包括這次的AlphaGo，一半算法都是搜索算法，另一半算法是機器學習。”機器學習，正是人工智能研究後三十年的主要成果，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以“神經網絡”為代表的機器學習技術不斷獲得突破。

一些人工智能技術已應用於多個領域，例如廣告、智能客服。同時也可應用於金融領域，幫助人們更好地做出金融決策。

不過，盡管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取得了許多里程碑，但依然面臨“瓶頸”。

在楊強看來，人工智能當前面臨的一項瓶頸是過於依賴大數據，“現在的AI只是很初級的AI，因為它利用大數據來補足算法的不足，只要數據足夠大的話，很多算法上補丁都不用打了。如何在小數據情況下也能發展人工智能，這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關註焦點。”

“遷移學習”，就是解決大數據對人工智能制約問題的一項關鍵技術。

未來還能做什麽？

什麽是“遷移學習”?“比方說你建了一個薦書網站，又建了一個推薦食品的網站，那麽我們可以拿薦書網站模型遷移到新場景下應用。如果不用遷移學習，就得等很長時間獲得足夠多的數據來做智能推薦。”楊強向記者舉例說。

除了“遷移學習”，科學家還試圖賦予人工智能更多能力，例如“終身學習”。

未來，人類和人工智能的關系就像是“長機”和“僚機”，僚機會跟隨長機做一些動作。比如說未來的智能機器人，它可以觀察人類如何工作，並模仿人類的工作。“你覺得重複性的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你只需專註做一些創造性的工作。”楊強說。

“總的來說，人有哪些能力，未來都會對應著一個人工智能。”展望未來，楊強說。不過，人工智能在不同領域的應用，需要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突破。

習近平：科學確定脫貧時間 不搞層層加碼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日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的大戰略，是加強區域合作、優化產業布局、拓展對內對外開放新空間的大布局，是實現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必須認清形勢、聚焦精準、深化幫扶、確保實效，切實提高工作水平，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

習近平在寧夏調研期間專門召開這次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大連、蘇州、杭州、寧波、廈門、青島、廣州、深圳、珠海等有幫扶任務的東部9個省市和9個城市的黨委書記，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接受幫扶的西部12個省區市的黨委書記，京津冀協同發展對口幫扶的河北省委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誌。

座談會上，福建省委書記尤權、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建華介紹閩寧扶貧協作情況，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先後發言。他們結合實際，就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介紹了情況，談了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邊聽邊記，不時同他們討論交流。在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組織東部地區支援西部地區20年來，黨中央不斷加大工作力度，形成了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格局，使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逐步扭轉，西部貧困地區、革命老區扶貧開發取得重大進展。在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基礎設施顯著改善、綜合實力明顯增強的同時，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得到有效實施，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開創了優勢互補、長期合作、聚焦扶貧、實現共贏的良好局面。這在世界上只有我們黨和國家能夠做到，充分彰顯了我們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必須長期堅持下去。

習近平強調，西部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程度深、扶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是脫貧攻堅的短板，進一步做好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工作，必須采取系統的政策和措施。他為此提出4點要求。

第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西部地區要增強緊迫感和主動性，不以事艱而不為，不以任重而畏縮，倒排工期、落實責任，抓緊施工、強力推進。東部地區要增強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下更大氣力幫助西部地區打贏脫貧攻堅戰。雙方黨政主要負責同誌要親力親為推動工作，把實現西部地區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作為主要目標，加大組織實施力度。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把幫扶資金和項目重點向貧困村、貧困群眾傾斜，扶到點上、扶到根上。要加大投入力度，東部地區根據財力增長情況，逐步增加對口幫扶財政投入;西部地區整合用好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等各類資源，聚焦脫貧攻堅。

第二，完善結對，深化幫扶。要著眼於任務的適當平衡，完善省際結對關系。在此基礎上，實施“攜手奔小康”行動，著力推動縣與縣精準對接，還可以探索鄉鎮、行政村之間結對幫扶。要動員東部地區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各界人士等積極參與脫貧攻堅工作。要加大產業帶動扶貧工作力度，著力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推進東部產業向西部梯度轉移，要把握好供需關系，讓市場說話，實現互利雙贏、共同發展。要把東西部產業合作、優勢互補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課題，大膽探索新路。在科技創新上，西部地區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東部地區要舍得拿出真技術支持西部地區。

第三，明確重點，精準聚焦。產業合作、勞務協作、人才支援、資金支持都要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脫貧精準發力。要著眼於增加就業，建立和完善勞務輸出對接機制，提高勞務輸出脫貧的組織化程度。要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向教育、文化、衛生、科技等領域合作拓展。要繼續發揮互派幹部等方面的好經驗、好做法，促進觀念互通、思路互動、技術互學、作風互鑒。要加大對西部地區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貧困村致富帶頭人的培訓力度，打造一支留得住、能戰鬥、帶不走的人才隊伍。

第四，加強考核，確保成效。要用嚴格的制度來要求和監督，抓緊制定考核評價指標。要突出目標導向、結果導向，不僅要看出了多少錢、派了多少人、給了多少支持，更要看脫貧的實際成效。西部地區是脫貧攻堅的責任主體，也要納入考核範圍。

習近平指出，扶貧開發到了攻克最後堡壘的階段，所面對的多數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抓工作。要堅持時間服從質量，科學確定脫貧時間，不搞層層加碼。要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

習近平強調，抓工作，要有雄心壯誌，更要有科學態度。一是領導工作要實，做到謀劃實、推進實、作風實，求真務實，真抓實幹。二是任務責任要實，做到分工實、責任實、追責實，分工明確，責任明確，履責激勵，失責追究。三是資金保障要實，做到投入實、資金實、到位實，精打細算，用活用好，用在關鍵，用出效益。四是督查驗收要實，做到制度實、規則實、監督實，加強檢查，嚴格驗收，既不拖延，也不虛報。

習近平指出，脫貧攻堅是幹出來的，靠的是廣大幹部群眾齊心幹。貧困地區要激發走出貧困的誌向和內生動力，以更加振奮的精神狀態、更加紮實的工作作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凝聚起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大力量。要組織和動員有誌於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做一番作為的幹部到西部地區來，努力在艱苦條件下、在攻堅克難中使自己成長為可以擔當重任、能打硬仗的高素質幹部。

會前，與會同誌分組現場考察了閩寧扶貧協作的情況。1996年，中央確定福建對口幫扶寧夏。20年來，閩寧雙方建立聯席推進、結對幫扶、產業帶動、互學互助、社會參與的扶貧協作機制。雙方堅持把扶貧開發作為重心，把產業協作扶貧作為關鍵，把生態環境改造作為基礎，把激發內生動力作為根本，一年一度的對口扶貧協作聯席會議從未間斷，一批又一批援寧幹部真心奉獻，數以萬計的閩商在寧創新創業，幾萬寧夏貧困群眾在福建穩定就業，為推動寧夏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滬寧、汪洋、栗戰書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參加座談會。

全國首例大氣汙染訴訟案宣判 環保專家質疑科學性

20日上午，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中華環保聯合會與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大氣環境汙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一案，公開作出一審宣判。

判決被告振華公司賠償因超標排放汙染物造成的損失2198.36萬元人民幣，用於德州市大氣環境質量修複，並在省級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駁回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其他訴訟請求。該案是新環保法實施後，全國首起針對大氣汙染行為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

但對於上述判決結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剛剛獲得“2014-2015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的常紀文公開表示質疑，認為判決結果有違科學性。

據稱，被告振華公司成立於2000年，位於德州市德城區市區內，周圍多為居民小區。經審理查明，該公司經營範圍包括電力生產、平板玻璃、玻璃空心磚、玻璃深加工、玻璃制品制造等。

根據德州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的監測，2013年11月，2014年1月、5月、6月、11月，2015年2月，振華公司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煙粉塵存在超標排放情況。此期間，德州市環境保護局和山東省環境保護廳曾五次對振華公司進行行政處罰。2015年3月23日，德州市環境保護局責令振華公司全部停產整治、停止超標排放廢氣汙染物。同年3月27日，即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起訴之後，振華公司生產線全部放水停產，並另外新選廠址，原廠區準備搬遷。

2016年5月，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環境風險與損害鑒定評估研究中心根據已經雙方質證的法院調取的證據作出評估意見。鑒定結論為：被告企業在鑒定期間超標向空氣排放二氧化硫共計255噸、氮氧化物共計589噸、煙粉塵共計19噸。單位治理成本分別按0.56萬元/噸、0.68萬元/噸、0.33萬元/噸計算。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虛擬治理成本的3-5倍，取參數5，虛擬治理成本分別為713萬元、2002萬元、31萬元，共計2746萬元。

據悉，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經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申請、法院予以準許，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有專家出庭，並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粉塵超標排放給大氣造成的損害、汙染物排放時間、汙染物排放量、單位治理成本、虛擬治理成本、生態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以及被告投入運營設備是否會對虛擬治理成本產生影響提出專家意見。

法院審理認為，被告振華公司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可以請求其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複原狀、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

根據有關規定，利用虛擬治理成本法計算得到的環境損害可以作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依據。按照規定，被告振華公司所在的環境空氣二類區生態損害數額為虛擬治理成本的3-5倍，法院認定按虛擬治理成本的4倍計算生態損害數額，即2198.36萬元。

20日晚，常紀文通過微信群公開表示，“判決被告振華公司賠償因超標排放汙染物造成的損失2198.36萬元人民幣，用於德州市大氣環境質量修複。這個判決科學嗎?”他分析說，大氣汙染物肯定擴散至德州以外，如北京，賠償卻用於德州市大氣環境修複，合理嗎?

“以前的大氣汙染，風一吹，早走了，修複個什麽?修複地面沈降的汙染?”常紀文說，“大氣與水、土不一樣，它無主，憑啥有人代表去要求修複?實話實話，我建議可提起禁止利用大氣進行汙染侵權之訴。”

常紀文還表示，國外公益訴訟側重於行為禁限，“沒聽說索賠的”。

【人物】周健：一位發明了宮頸癌疫苗的中國科學家

7月18日，由葛蘭素史克生產的希瑞適宮頸癌疫苗獲批，這是首類可以在華銷售的宮頸癌疫苗。在無數國人為這支遲到了十年的救命疫苗而感嘆、唏噓的同時，有一位中國科學家的名字也不斷被提起，他叫周健。

十多年前，正是周健和澳大利亞科學家伊恩·弗雷澤(Ian Frazer)博士一起，為發明宮頸癌疫苗，也是全球第一種癌癥疫苗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可惜的是，未能等到第一支疫苗問世的周健，1999年就因為積勞成疾突然去世。

“1999年2月底，周健正沒日沒夜地趕他的科研基金申請，他說有點累，但怎麽也想不到3月初回國他就突然離開我們了。死亡證書上寫著感染性休克，從此我們家的頂梁柱倒了……”時隔17年，周健的遺孀，也是曾經的科研助手孫小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依然難掩悲痛，“對不起，我不能再說了，因為我的心在流血。”

周健和澳大利亞科學家伊恩·弗雷澤(Ian Frazer)

妻子深愛的丈夫

“你無法想象，她懷念和講述的是一個已經離開了她17年的人。”一位曾被孫小依的演講深深打動的友人這樣說。事實上，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過程中，孫小依的語音也是幾度哽咽。

“全世界132個國家都在用的疫苗，中國卻用不了，如果周健還在，也許中國的女性就不用等這麽久。”每每提起宮頸癌疫苗在國內的推廣、使用現狀，孫小依總會這樣感嘆。

根據統計，中國女性宮頸癌患者感染HPV16型和HPV18型的感染率為84.5%，遠高於全球女性患者平均70%的感染概率，而無論是默沙東的佳達修疫苗還是GSK研發的卉妍康(即明年將在國內上市的希瑞適)都主要覆蓋了這兩種病毒類型。理論上說，宮頸癌疫苗對中國女性應當更加有效。

周健去世後，孫小依和很多周健的友人、支持者一起致力於繼續推動宮頸癌疫苗的推廣、革新已經整整17年。

“他坦蕩、正直、誠實、幽默、孝順，是一個有生活情趣的普通人，非常喜愛他自己的專業，有毅力、有恒心，帶點調皮，思維跳躍性、不按常理出牌思考問題。”提起丈夫，孫小依恨不得要用盡這世界上最好的形容詞。

孫小依和周健是溫州醫科大學的本科同學，兩人相戀後，周健又繼續在國內攻讀了研究生、博士、博士後，直到1988年在北京博士後出站再赴英國劍橋大學Lionel Crawford教授的實驗室工作，妻子孫小依也前往英國陪伴並擔任他的科研助手。

對於孫小依來說，普通男人有的“特點”似乎周健也都有，“他做的飯很好吃，不過每次做飯我都得幫他洗好、切好，他只負責炒菜，炒完菜後所有調料的瓶蓋都不翼而飛。”曾經生活中的這些小細節，如今在孫小依的腦海里依舊歷歷在目。

周健和弗雷澤在溫州醫大做臨床醫學交流

瘋狂的研究者

不過對孫小依而言，印象更深的是自己在給周健做助手的日子。

“那時周健的研究剛起步，我專心做他的助手。我們性格互補，他很有創造性、主意多，我比較有條理性、手巧，做細胞培養從未汙染過，給我的任務我都能細心完成。我們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在實驗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麽東西，同事都說我們倆配合得天衣無縫。”回憶起和丈夫的過往，孫小依說道。

在她和很多同事的眼里，周健的勤奮已經到了一種對自己“苛刻”的地步，為了做一個實驗，他可以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十天不出門，只用方便面和白菜來填飽肚子。

劍橋的這段經歷，對於周健來說，更大的影響在於遇到了在當時已經小有名望、正在劍橋休假的弗雷澤。或者說，作為宮頸癌疫苗共同的發明者，他們倆是彼此的伯樂。

“我很幸運地在那里遇到了改變我一生的人。”時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免疫與癌癥研究中心主任的弗雷澤在後來與外界談起周健時如此表述，吃驚於周健夫婦的勤奮，在回國前，他熱情邀請周健夫婦去澳大利亞工作，這為後來二人共同研發宮頸癌疫苗埋下了伏筆。

去了澳大利亞以後，周健有了更好的科研條件可以致力於HPV病毒的研究。孫小依清楚地記得合成HPV病毒想法誕生的那一刻。

1990年年底的一個夜晚，周健在和孫小依散步時突然說：“我們已經有表達和純化了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殼膜的主要構成)蛋白，何不把這兩個蛋白放在組織液里，看看它們能否合成病毒樣顆粒?”

散步時的想法被周健立即應用到了試驗中，大約兩個星期後，兩人將合成好的東西拿到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沒想到，真的合成了一個病毒樣顆粒!

“我清楚地記得1990年年底那個特別的日子，我們第一次看見了這張病毒樣顆粒的圖片，當時我們就知道，如果有某種東西可以制成疫苗，那麽就應該是它!”後來接受采訪時弗雷澤說。

在國際上，周健和弗雷澤被認為是HPV疫苗的共同發明者，直到現在，HPV疫苗專利上寫的依然是周健和弗雷澤共同的名字。後來，他們為了獲取研究經費而把部分專利權賣給了默沙東，之後才有了在2006年推出的首個HPV疫苗佳達修。

周健遺孀孫小依與弗雷澤

如果周健還活著

2006年8月28日下午，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亞歷山大醫院，一對少年姐妹接種了世界上第一支宮頸癌疫苗。孫小依與周健的兒子周子晞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周子晞說：“這是一個幸福的時刻，人們終於接受了這種疫苗，但這也是一個悲傷的時刻，因為我的父親今天不能夠和我們在一起。”

同年，默克和葛蘭素史克生產的兩種宮頸癌疫苗相繼面世。一年之內，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0個國家先後批準了這種疫苗的使用。從那時起,全世界千百萬女性得以擺脫宮頸癌的威脅。

在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宮頸癌疫苗也早就上市。2015年，中國內地僅赴港去接種宮頸癌疫苗的人數就達到了200萬人，內地甚至有一些民營醫院提供高價私下接種宮頸癌疫苗的服務。由此可見，對於多數女性來說，稱這款疫苗為“救命疫苗”一點也不為過。

但可惜的是，周健未能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在孫小依的心里，一直認為如果周健沒有英年早逝，繼續加強與國內臨床醫學領域的合作交流，中國的女性很可能是可以提早用上宮頸癌疫苗的。

事實上，早在2010年4月，默沙東中國疫苗部原總監武阿妹就曾表示，最快2012年拿到在中國內地宮頸癌上市許可。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因為按照中國現行規定，所有進口疫苗被批準在國內上市以前，必須在國內重新開展臨床試驗，然而在當時這兩種宮頸癌疫苗的臨床實驗的樣本量和癌變指標都遠遠不夠。以致拖了十年這款疫苗在國內才拿到上市許可。

眾所周知，葛蘭素史克以及默克的宮頸癌疫苗之所以遲遲在中國難以上市，很大的原因在於臨床試驗在國內難以推進。這讓人忍不住假設如果周健還在世，這樣的臨床試驗完全有可能提早很多年就進行，甚至不排除和國外同步的情況，那麽，中國的宮頸癌疫苗拿到上市許可是不是就能大大提早?

要知道，如果今年再拿不到上市許可，這款解救了全世界女性的疫苗就會在中國錯過十年，整整一代中國女性將因此耽誤了最佳註射時間。

“在我們出國的這段時間里，他一直盡心地做國內外科研的橋梁。用他的原話，就是要把‘軟件’帶回國。”孫小依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1996年開始，周健就一直致力於促成昆士蘭大學和母校溫州醫科大學免疫與癌癥研究所的合作。如今，漫步在溫醫大茶山校園時，還能找到周健的銅像，這也是溫醫大校史上第一次為校友設置銅像，以紀念他的學術成就。

“那時周健一年要去好幾次溫醫大，1999年2月底，他還在沒日沒夜地趕他的科研基金申請。”孫小依說。

1999年3月9日，周健因為感染性休克病重。第二天，積勞成疾的周健離開了人世，年僅42歲。

不過，宮頸癌疫苗的臨床試驗仍在繼續，周健之前提出的關於癌癥疫苗的理論也在不斷得到驗證。

“當時他正好在做這個試驗，也是事業最高峰的時候，(1999年)3月初回到中國，3月8日他給我打通了電話，就告訴我怎麽那麽累啊，這是我跟他最後一次通話，沒想到他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我們。”孫小依回憶道，周健出國的這麽多年里沒請過一天病假，經常一周工作七天。就在去世前幾日，周健又回到了溫醫大，還在查看疫苗臨床試驗的情況。

2008年，為了紀念周健對於人類歷史上首支癌癥疫苗的重大貢獻，昆士蘭政府委托孫小依出版了一本有關周健生平的紀念文集《英才濟蒼生》，這本回憶錄式的傳記當年獲得了來自澳大利亞政府最高級別的肯定：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親自為這本書作了序。

“周健是一位無私奉獻、才華出眾的科學家。他和2006年度榮獲澳大利亞傑出人物稱號的伊恩·弗雷澤教授一起，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支預防宮頸癌的疫苗。感謝周健博士的研究成果，使全世界千百萬婦女包括200萬以上的澳大利亞婦女得以受益。因為她們接種了疫苗以預防宮頸癌——全世界婦女第二種最常見的癌癥。”陸克文這樣寫道。

經過十年掙紮，宮頸癌疫苗終於獲準將在中國上市，對於周健和他的家人來說，17年前的願望終於達成。而我們，也應當銘記這位為了全世界婦女的健康苦心研究20載並作出了傑出貢獻的中國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