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就是生產力
http://www.infzm.com/content/89584在信息社會，數據將成為核心資源，就像農業時代的土地、工業時代的能源。
中國正在朝著那個時代奔跑，但還有些距離。
《紙牌屋》背後的秘密
在這個網站上，用戶每天產生高達三千多萬個行為，如收藏、推薦、回放、暫停等。隨著數據挖掘技術日漸成熟，Netflix開始用這些數據倒推來生產影片。
時下最火的一部美劇，毫無疑問當數《紙牌屋》。
這部被中國網友們戲稱為「白宮甄嬛傳」的美國政治懸疑劇，正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熱播。嚴肅媒體們——無論是《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還是最近一期的《經濟學人》，都在重要版面研究它的成功之道。
該劇的製作方，既不是電視台，也不是傳統的電影公司，而是一家類似於中國的土豆和優酷的在線視頻播放網站Netflix。
早期，Netflix是北美家喻戶曉的在線影片租賃提供商，主營業務是通過郵寄方式租賃DVD來賺錢。然而，在互聯網時代，這個盈利模式逐漸式微。於是，Netflix轉向在線流媒體播放，但轉型並不成功，一直被資本市場唱空。
和中國視頻網站一樣，Netflix也在尋求突圍之道，2012年開始向上游進軍，準備推出自己的自制劇。
不過，在決定拍什麼、怎麼拍上，Netflix卻一反常規，祭出自己的秘密武器——大數據。
原來，Netflix從創立開始，就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在這個網站上，用戶每天產生高達三千多萬個行為，如收藏、推薦、回放、暫停等；Netflix的訂閱用戶每天還會給出400萬個評分，300萬次搜索請求，詢問劇集播放時間和設備等。這些都被Netflix轉化成代碼，當作內容生產的元素記錄下來。早些年，這些數據被Netflix用來進行精準推薦，隨著數據挖掘技術的日漸成熟，Netflix開始將其用於倒推前台的影片生產。
這次，Netflix的工程師們發現，喜歡BBC劇、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和老戲骨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的用戶存在交集，一部影片如果同時滿足這幾個要素，就可能大賣。
Netflix決定賭一把，他們花1億美元買下了一部早在1990年就播出的BBC電視劇《紙牌屋》的版權（幾乎是美國一般電視劇價錢的兩倍），並請來大衛·芬奇擔任導演，凱文·史派西擔當男主角。
事實證明，他們賭對了——《紙牌屋》不僅是Netflix網站上有史以來觀看量最高的劇集，也在美國及四十多個國家大熱。嘗到甜頭的Netflix，2013年將繼續推出4部自制劇。
聆聽數據的聲音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的「隻言片語」，從某種程度上也是數據的聲音——社交媒體上數據的聲音。
Netflix只是掘金數據的先行者之一，中國的跟隨者們正在紛紛出現。
2013年3月，搜狐買下《紙牌屋》的中國獨家網絡播放權。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覺醒的故事。
據負責採購的搜狐視頻版權影視中心高級總監馬可對媒體透露，早在2012年5月份，他們就在美國的一個看片會上看到了《紙牌屋》的信息，當時只有這部劇的題材和陣容，並沒有確定播出平台。搜狐當時也沒有拍板要買，只是留下了一個印象。
到2013年春節前，看完樣片，馬可們猶豫了：這麼高端的片子，市場會不會不接受？他有一個感性理由：一些內部高管說，自己很喜歡看，但他太太完全看不下去。
但春節期間，馬可就發現，這部劇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的一些相對有話語權的圈子裡口碑不錯，而且開始發酵了。他還注意到，一些字幕組甚至加班加點啟動了盜版。
一些網絡上的主流精英人群為這部片子背書，增加了搜狐的信心。馬可判斷，這部劇的用戶群特徵應該是：有閱歷和話語權，高收入。
在諸多視頻網站裡，搜狐視頻一直力推的自我定位是優質美劇引進平台。如果引進這部劇，一方面會給搜狐「優質美劇品牌」定位加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吸引廣告主以更高價格為貼片廣告埋單。
權衡之下，搜狐決定立即引進。春節之後，他們就決定新增一個臨時性採購，只用了兩週時間，便完成了全部流程。
2013年3月2日，《紙牌屋》在搜狐上線，接下來的10天裡，這部劇便不負眾望，迅速衝到了排行榜前幾名。
馬可們也賭贏了。他們的決策並不像Netflix一樣依靠的是多年來的數據挖掘成果，而僅僅只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的「隻言片語」，但從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聆聽數據的聲音——社交媒體上數據的聲音。
聚焦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上留下了海量的數據，這些痕跡的拼圖，顯影出不同事物之間隱秘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聯繫，比如羅大佑演唱會和大眾車之間的關係。
社交媒體上的數據，正是目前許多中國的數據公司致力挖掘的領域。
清華大學畢業的鄂威從事廣告精準營銷已經有6年的時間，他觀察到，社會化媒體對用戶行為改變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增加。不管是買車買房等大宗消費，還是吃飯喝茶等日常消費，消費者更傾向於在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上尋求朋友的建議。鄂威判斷，企業在社會化媒體上的傳播，將來有可能成為跟搜索一樣大的市場。於是，在2009年一次北京地下車庫的聊天當中，鄂威與朋友一拍即合，創建了孔明社交管理。
鄂威提供的，是一個類似於「社交管家」的軟件，幫助企業對微博、人人網等社會化媒體進行管理。比如說，在孔明社交的後台，粉絲們一旦評論、轉發，信息都會分類顯示，管理員可以根據不同的級別回覆和處理，提升效率。如果有負面評論，其負面關鍵詞抓取和監控的技術便會發揮作用，提醒管理員優先回覆處理，進行引導。對一些企業大號來說，這項技術非常實用，因為如果單純靠人力來做此種監控，成本高不說，反應也很可能不及時，讓負面輿論發酵從而影響企業品牌。
不過，這些都只是低層次的應用。「我們最終的工作，是希望能幫企業去找到他潛在的客戶，分析他們有什麼樣的特點，什麼樣的喜好和生活方式，根據這些再去做針對性的營銷方案，促進實質交易。」鄂威說。
鄂威給南方週末記者舉了個例子，比如說買車，有的人可能會在微博上直接發個信息，說要買車，抓取這個數據之後，就可以直接給對方推送汽車廣告。但大多數人可能不會直接說，那就要去找，「信息實際上有很多維度，我們要知道的，是什麼樣的維度跟我們想明確的問題——比如買車——是有關的」。
鄂威透露，他們在做數據挖掘時就有一個驚奇的發現：去聽過羅大佑現場演唱會的人，對上海大眾的車興趣度會提高30%，「為什麼這樣？分析起來也是有道理的，比如這款車的受眾是35歲左右的，居家型的，希望提高生活品質的男性，和羅大佑的受眾非常一致。」
不過，這並不一定是真的原因，真的原因其實也不那麼重要。在風靡業界的《大數據時代》一書中，被稱為「大數據時代預言家」的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提出的一個重要洞見就是，放棄對因果關係的渴求而關注相關關係。也就是說，很多時候，只要知道「是什麼」，而不需要知道「為什麼」，只要知道某些事物之間有關係就夠了。
谷歌有一個名為「谷歌流感趨勢」的工具，它通過跟蹤搜索詞相關數據來判斷全美地區的流感情況。如果有大量人搜索一些關鍵詞，比如溫度計、流感症狀、胸悶 等，系統就會進行跟蹤分析，創建地區流感地圖（灰線）。其結果與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報告（虛線）大體一致。資料來源：谷歌網站 美國：流感樣疾病（ILI）數據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提供。 （曾子穎/圖）
「影響力」即貨幣
想想看吧，同樣買個冰淇淋，你花的5美元和奧巴馬花的5美元就是不一樣——「美國總統之選」的招牌就是招財利器！
基於微博等社會化媒體而誕生的公司，目前已經非常多。這些社交化媒體管理工具，針對的用戶既有企業的，也有個人的。甚至還有一些應用，正在試圖將個人的影響力進行量化打分，從而實現「商用」。
在這方面，目前走在最前面的當屬Klout，它主要是通過排名算法和語意分析對用戶在 Twitter、Facebook 和 LinkedIn 等社交網絡上的活動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一個可以具體量化你影響力的分數。影響分數高低的因素包括——活躍粉絲數量，你發的消息的轉發率、原創率與粉絲的互動等等。
別小看了這些分數。Klout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影響力即貨幣。想想看吧，同樣吃個冰淇淋，你花的5美元和奧巴馬花的5美元就是不一樣——「美國總統之選」的招牌就是招財利器！
基於這樣的判斷，一些商家開始身體力行。2012年2月份，企業軟件巨頭 Salesforce 引入了一個服務：讓客戶公司可以根據投訴客戶的 Klout 打分來靈活處理投訴，Klout值越高的客戶的投訴事件將得到越快處理，而且公司的態度和服務也會更加周到。奢侈品購物網站Gilt Groupe也開始根據顧客的Klout 的打分為其提供不同的折扣。
根據Klout的平台經理預測，未來，那些有影響力的人將可以免費使用機場的貴賓休息室，住更好的酒店客房，並從各大品牌活動中獲得更高的折扣。
這些企業為何這麼「勢利眼」呢？理由其實很簡單：一定程度上，那些更有影響力的人往往在事業上更加成功，也更有購買力。就算這些人既沒錢又沒權，起碼他們還有很多「粉絲」。假如企業得罪了這些客戶，一個負面評論可能會傳達給更多的人，對公司品牌的影響也更大。
目前，Klout已經是明星級的創業公司，員工不到百人，已經獲得了4000萬美元的投資，估值也早已經超過了2億美元。
任重道遠
「大數據其實最核心的不在於『數』，而在於『大』和『據』，所謂的『大』，是指數據積累到一定的量級；而『據』，就是找出論據，為企業決策做參考。」
不過，如果僅僅將「大數據」的概念侷限在社交媒體上，就顯得太窄了。在中國，大數據的商業化，依然任重而道遠。
生於1981年的洪倍算得上是中國數據行業發展歷程的親歷者之一。2006年，他和同齡人閆曌一起創立了一家名為AdMaster（中文名為精碩科技）的公司，主要業務是經營網絡廣告投放。彼時，正值網絡廣告興起，在廣告主與互聯網媒體之間迫切需要一個有效的通道，因而精碩科技的模式也很簡單，事先購買很多網站的廣告位置，然後再把它們打包賣給廣告主。洪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時他們在金融和快消領域，做到了行業領先的位置，不過，很快他們就開始了轉型。
大概在2009年左右，隨著網絡廣告在企業廣告的支出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企業主們開始越來越重視廣告效果，一個新的市場——廣告效果監測開始出現。
精碩科技的第一次轉型從這時開始，他們將自己定位為獨立於廣告主和媒體的第三方廣告監測機構。
兩年前，隨著大數據的概念越來越熱，精碩科技又開始了第三次轉型——進軍大數據領域。「這才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想做的事業。」洪倍說，這麼多年的技術積累，他們現在終於等來了機會。截至目前，精碩科技已經完成了前後兩輪共計2000萬美元的融資。
實際上，從做廣告效果監測開始，洪倍就一直在和數據打交道。
「我們說的大數據，其實最核心的不在於『數』，而在於『大』和『據』，所謂的『大』，是指數據積累到一定的量級；而『據』，就是找出論據，為企業決策做參考。」在洪倍看來，互聯網發展這麼多年，數據的量級已經不是問題，問題在怎麼找出這個「據」上，「現在狀態是，大多停留在『有數據，無認知』上。」
據洪倍介紹，五年前，一個數據分析公司挖掘一個數據可能需要三個月，但是現在，3秒鐘或者0.3秒鐘就夠了。數據的挖掘速度已大大提高，但這並不代表人們對數據的認知已經提高。洪倍說，在他們合作的客戶中，其實很多手上都有大量數據，但許多人卻並不知道怎麼去看這些數據，也不知道它的價值在哪裡。「我們得首先從客戶教育開始。」
不過，隨著大數據價值的凸顯，一些企業也認識到其中的機會。各大互聯網公司，如騰訊、阿里巴巴等，都組建了自己的數據挖掘團隊。而銀行、保險、電網等擁有大量行業數據的公司，也紛紛在這方面開始佈局。
「AdMaster將來要做的，是營銷數據處理公司。」洪倍說，「這個營銷，不僅僅是廣告，而是真正地為『運營』服務。」洪倍解釋說，原來他們的廣告效果監測，大多是事後的或者是實時的，而未來的大數據，則是在企業決策之前就提供意見和參考——就如同Netflix用數據來倒推影片生產一樣。
洪倍預估，這個過程，在中國至少還需要3-5年。
牛文文：巨頭的恐懼就是小人物的機會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0128.html來源：i黑馬
口述：牛文文
整理：王根旺
【導讀】「一夜之間巨頭就有了恐懼，他們怕的是從PC互聯網轉變到移動互聯網過程中，他們帝國突然之間就沒有了，而巨頭的這種恐懼就是小人物的機會。」在今日(5月10日)的黑馬大賽上，《創業家》雜誌社社長牛文文做出了如此判斷。在他看來，巨頭的這種恐懼源自移動互聯網帶來了技術變革，因為變革將由小企業、小創業者和普通老百姓來決定。以下為牛文文口述。
開場我想跟大家說點自己最近在干的事——密集拜訪大企業。從2008年創辦《創業家》雜誌開始，我就「棄明投暗」，一頭紮在創業者中，紮在地裡去，想發出芽來。去年下半年我抬頭看了看這些中國的大企業，我被嚇了一跳，原先我服務的這些大企業最近一兩年變革地很快，我認為這裡面有一些「道」值得大家來學習。
一、巨頭們的變革
大企業家開始退休
首先，很多的大企業家開始退休。從柳傳志開始，到馬云，再到史玉柱，還有任正非，大企業家開始集中宣稱自己退休的事，這已經是一個趨勢了。我最近也問了一些目前不是很偉大企業家們的動向，他們有的公司已經做到了三四十億元。他們也開始學習馬云和史玉柱的選擇，選擇一個接班群體，而不是一個人接班，自己慢慢退到董事長的席位上。而全球華人企業家，不管是台灣、新加坡還是香港，都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很少有人不到50歲就宣佈退休，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大企業瘋狂買企業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這些大企業在瘋狂的買企業。不僅是BAT(註：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幾家，現在每天晚上美股開市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奇怪現象發生，大公司的併購非常快。上市公司和大公司的投資部在進行戰略佈局，很快買公司，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大買家」。以前主要是天使投資和VC/PE幫助我們的創業者，從去年開始，這些大的公司都集中開始佈局，所以這也是很大的一個現象，像華為這樣的公司也開始做這方面的安排。
大企業都在拆小公司
第三個變化，現在巨頭們都在把公司拆小，我在《創業家》雜誌上寫了一篇小文章，講創業者都想把公司做大，變成巨頭，從零開始做到一做到十，但是做到一百的大公司卻在把公司變小。我們最近舉辦了華為的黑馬特訓營，每月都會帶一批創業者到華為去學習，上次任正非就有一個發言，他說華為未來三到五年裡要做一個改革——改變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他說的比較官方，實際上他就是在醞釀把公司變小，把決策權下放到基層去。不僅華為，阿里巴巴也在這樣做，馬云在做一件影響企業界的管理變革——大變小，這很難的，正如「散功」比練功難，散不好就廢人了。
二、巨頭們的恐懼
中國大企業都面臨著電子商務和移動互聯網的挑戰，不管在哪個領域，所以你公司變成了像13億人民養的寵物，不管你幹什麼，你的公司突然就C2B了，由移動終端的人掌控你的產品。而這種現象在美國都還沒有開始，我昨天跟美國福布斯雜誌的編輯聊天，他們認為中國在移動互聯網的嘗試甚至比美國還快一點。的確，我們很快的把13億人都變成了移動終端。
不管是變小，還是收購，還是拆公司，這些都是我預見的2013年趨勢，而背後都有一些大的因素在發生——技術變革導致的顛覆性機會來臨，所以大公司害怕小公司。如果前幾年說大公司害怕小公司可能還是一個假話，因為那時我們小企業怕他們，怕騰訊。最近，我感覺，實際上是巨頭是怕我們的，三星公司的上一任社長在離任的時候就說，現在韓國最怕的不是已經知道的人，怕的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突然冒出來的那些企業，那些企業很可怕，我覺得他的說這句話是有一定道理。
今天，我們小企業怕巨頭，巨頭也怕我們，因為在變革的當頭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現在的客戶正在被手機等移動終端分散，當大家都低著頭看手機，這就危險了，因為變革將由小企業、小創業者和普通老百姓來決定。所以，一夜之間巨頭就有了恐懼，他們怕的是從PC互聯網轉變到移動互聯網過程中，他們的帝國突然之間就沒有了，而巨頭的這種恐懼就是小人物的機會！
「這就是個黑匣子」 食品行業內鬥潛規則
http://www.infzm.com/content/90696「希望號召全體將士借助網絡平台，貓撲、天涯、開心網、微博、校內網等諸多網上平台，對K進行空中打擊。注意：切記不要用官方微博進行發帖，不要涉及公司標識，不要實名註冊用戶名。」
太多的「門」為食品行業而設。
最近的是農夫山泉被指質量不如自來水的「標準門」，2008年康師傅爆出「水源門」、2009年農夫山泉與統一激戰「砒霜門」、2010年金龍魚食用油身陷「致癌門」、聖元奶粉遭遇「性早熟門」……
這些在商業世界裡以「門」命名的危機事件，事後都或隱或明地指向著行業惡性競爭。「這就是一個黑匣子，一打開就不可收拾了。」康師傅控股集團一位高管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感慨。
儘管太多的當事公司選擇了沉默，但食品行業內企業互掐的秘密，卻已昭然若揭。
食品行業的微利屬性和充分競爭態勢，讓輿論惡鬥正成為慣常的營銷手段。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單價越低的品類，比如瓶裝水和液態奶，惡鬥現象越普遍。「行業利潤率很低。要成長，只能是從最大的競爭對手裡搶。」康師傅公關部主管陳功儒分析，一旦從一次操作中取得了此長彼消的預期成果，再次操作成為必然。
同樣，越是依賴消費者終端選擇的食品品類，比如食用油，也越是重災區。中央電視台廣告策略顧問葉茂中認為在傳播中，有「認知大於事實」一說。最終，由消費者的認知決定企業競爭的勝敗。「一旦有人講你不好，即使你事實好也沒有用」。
2010年，金龍魚被網友攻擊大量使用轉基因大豆，影響生育能力，儘管事後查實系競爭對手魯花授意，且使用轉基因大豆為國內食用油常態，但一條「禍國殃民的魚」的形象困擾至今。
更為重要的是，國內諸多食品品類向來不注重差異化和實質性的創新，一味模仿競爭對手，依賴打「概念」牌已成慣例。
「在產品高度同質化的前提下，功能與質量的差異誰也無法評判，同類產品的口感很難說清。最後只能在概念高下上進行眼球爭奪。這實際上是一種玩家手段和文字遊戲。」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院長黃升民批評道。
默契也隱然其中，際恆公關第二事業部的總經理譚凱分析，兩個食品企業一般不會互相攻擊其最致命的一點，比如水源、奶源等。因為「致命點都是一樣的」，「而概念往往是最經不起打擊的」。
攻擊者奉行瞅準合適時機，先下手為強的邏輯。據北京李志起品牌營銷機構董事長分析，2009年，農夫山泉和統一爆出「砒霜門」時正值年末，按照飲料行業的規律，正是飲料企業與經銷商合作、洽談訂貨的關鍵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也是全國各大飲料廠商集中發佈第二年新品之時，儘管最終農夫山泉複檢合格，但對企業品牌的衝擊依然嚴重。
「食品行業內鬥已經是明規則了。」前燕京啤酒大區經理、現任深圳採納品牌營銷顧問公司事業部總經理的蔣軍有些憤怒。在他看來，「互掐」在基礎層面表現為價格戰、虛假宣傳、山寨模仿、商業賄賂，仿冒商標；而高級層面則會進展到網絡水軍誤導輿論、大眾媒體站台攻擊，詆毀商業信譽等。
門裡門外，公關界則是隱秘在「窩裡鬥」和「羅生門」背後的隱形人。
一名公關公司的資深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承擔攻擊性策劃的人或公司，業內稱為「黑公關」。三年前，一家乳業公司企圖製造類似事件，出價一百萬元，但因為「領導評估後覺得風險太高」，回絕了。
2010年，一乳業品牌涉嫌策劃攻擊競爭對手的QQ星兒童奶容易導致兒童「性早熟」。據警方事後通報，該公司品牌經理為這起商業誹謗案的始作俑者。他與一家名為博思智奇的公關公司商定策劃案，有著一個專業化的外衣「借勢傳播」，實際發生費用28萬元。
關鍵點傳播集團的董事長游昌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2009年開始，傳播營銷類的企業在新媒體的投入呈幾何倍數增長，「論壇、微博、微信，網絡廣告都非常重要」。
「這些規模宏大的公關稿裡往往隱藏著合法傷害對手的利器。」一位財經媒體人評論道。這印證著學者吳思在《血酬定律》提到的「合法傷害權」：造就潛規則的力量，是一種低成本傷害能力。
「黑公關」的操作路數並不複雜，甚至缺乏技術含量，先是和企業共同商量文案寫作方向，再由公關公司執筆，企業審定發佈。之後各大論壇裡會競相爆出某企業產品的驚天內幕，圖文配合詳盡。同時，百度知道、搜搜問問、天涯問答、新浪愛問、雅虎知識堂裡都會有第一時間的回覆，從某奶粉是否有毒，到與其他品牌對比，甚至內幕究竟如何，應有盡有。危機事件發生初期，也是大眾最渴求內幕的時機，這些預先寫好的問答帖恰好滿足了讀者需求。緊接著，所謂「內幕」會迅速傳播至微博、微信等公眾平台。
南方週末記者曾獲得一份帶有某食品公司logo的內部PPT，內容顯示：「希望號召全體將士借助網絡平台，貓撲、天涯、開心網、微博、校內網等諸多網上平台，對K進行空中打擊。注意：切記不要用官方微博進行發帖，不要涉及公司標識，不要實名註冊用戶名。」
繼而，某些傳統媒體被授意高調介入，佔領戰略輿論高地，並根據新聞做出引導性評論解讀。譬如2010年7月就曾發生過多家媒體，一夜之間採用新聞、軟文和廣告形式對深海魚油產品全方位的密集報導，直指EPA存在巨大隱患。多名公關人士確認，黑公關通常會視媒體的經營程度來選擇合作，一些媒體把部分版面完全外包給廣告公司，並不在乎內容真假，給錢就發。
而另一些策劃則會延伸到線下，以期呼應，比如消費者會在某著名食品品牌的貨架上發現攻擊另一競品的紙條，等等。
黑公關依賴的最大群體則是網絡水軍。他們之間往往有著長期合作，有組織的水軍內部有著明確分工：策劃方案、媒體客戶公關、技術支持這3項缺一不可。「也許是某網站的編輯，也許是某論壇的版主。」蔣軍說。
2009年後，水軍開始規模化，生意價碼也日漸成熟。一位資深網絡營銷人員熟練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最新報價：「一般炒作軟文撰寫是100-300元/篇，投放論壇一般是八九毛/次，水軍頂是5毛/次，網站影響越大，置頂的費用就越高。投放新聞網站，價格是50-300元/篇，投放一個就算一次錢。網絡問答一般就是4元一套，投放多少次就收多少套的錢。」
若稍留意，即會發現在每一場風波之後，百度百科等問答區便第一時間會出現攻擊某一方的問答。2012年康師傅日資門事件至今，百科中仍有人問：「康師傅是日企嗎？」答者言之鑿鑿。
網絡炒作對於食品企業來說，稱得上「物美價廉」。按捧紅「芙蓉姐姐」的資深網絡營銷人陳墨的說法，一單輿論攻擊的運作費用往往在5萬-10萬之間，最多不超過60萬元。「不要說在央視，就算在知名雜誌上做幾期廣告都不夠，」蔣軍感嘆。
這個行業作惡土壤豐厚，懲處力度太低，只需要催化劑，便會一再上演。食品行業為何內鬥，已成為了一道乏味的填空題。
這也是一條高風險之路。在每一次的內鬥之後，消費者都會加深一層厭惡，乳業內鬥之後帶來全行業的巨大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惡意循環，也正愈演愈烈，寄身於這個行業的公關、營銷、媒體、推手們，也將永遠處於風暴來臨前的不安與恐懼中。最終不會有任何贏家。
3G門戶總裁：當今真正的革命領袖，就是程序員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2097.html【導讀】3G門戶總裁張向東從谷歌I/O大會回來之後，感受到當今真正的革命領袖，就是程序員。
來源：i黑馬 作者：3G門戶總裁 張向東
相信我，我不是那麼容易被言辭矇蔽的人——那些宏大的名詞仍然在我的詞典裡，卻已有我自己的註釋。
相信我，我厭惡狂熱，萬眾高呼的場面讓我噁心，我希望自己擁有的是冷靜的激情。
2013年5月15日，當我站在舊金山Google I/O大會的門口，已經36歲。
就在這樣的年紀，我相信Google。
我不是相信一個品牌，我是相信有那麼一些人，在做同一個方向的事。
「我看到很多關於Google的報導，都是講我們和其他公司如何競爭的。我並不覺得這些報導有什麼有趣。我們應該去創造那些未知的東西，並不是每個技術都是零和博弈，悲觀不是我們進步的方式。」Larry在台上面對5000開發者的講話，早已被全球開發者點擊瀏覽，不必贅述。只是我覺得他講這段話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鼓掌，而是應該和Larry一起大笑，笑那些天天在關心我們錢包的旁觀者。
前一陣翻一本書，讀到一個曾經追隨切格瓦拉打游擊戰的人寫下這樣的話：「歸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般的循環運轉意義之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雖然工程師總是被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所忽視，但只有技術革命才不是循環往復的。有了電流後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這才是真正推動歷史的火車頭，它帶來了不可否認的和不可逆轉的進步。最有顛覆性的革命是沒有人鼓吹、沒有人策劃、甚至沒有人宣佈過的，既沒有領袖也沒有旗幟，悄悄地踮著腳尖，默默無聞地往前走：活塞，電流，數字化。是誰發明了電？也許這是一個安靜的父親，一個和顏悅色的保守派，但最終引起了巨大的動盪！這應該促使我們變得更加謙虛，甚至提醒我們，理想話語畢竟改變不了太多事情。」
是的，今天真正的革命領袖，就是程序員。
會後，中國開發者聚會。
一個中國開發者說：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開發者大會，第一次來美國，第一次坐飛機。我現在只是在開發一些遊戲，但我要在我的名片後面印上：Creating the Future.」
另外一個開發者說：「一個外國開發者對我講，你們中國人的Open不是開放，是公開，什麼都可以複製。我沒有拿鞋子砸他。我們這些開發者，盡自己的力量去努力，讓我們的產品成長起來，和Larry一樣，為人類做出貢獻，這才是最重要的。」
Google負責亞太區開發者關係的Tony說：「因為相信Google所做的事，他才離開美國，來協助更多開發者來加入Google的平台。」
我說：「作為開發者，我要問問自己，是什麼讓一個站立在地球上的人，開發出仰望宇宙之美的產品？是什麼讓一個人努力開放，願意讓萬千人的產品共同分享利益？是什麼讓一個人有勇氣，始終願意去探索未知的領域？」
1999年我大學畢業不到半年，和兩個熱愛Open Source的程序員在PC互聯網上開始第一次創業，一年後失敗。
2004年開始，我和鄧裕強在手機上摺騰，折騰出的主要是3G門戶和GO桌面。到今天，已經折騰了9年。
這些年，我也走過幾十個國家，讀過一點書，認識了一些人。見識的東西並不多麼稀奇，人性的光輝和醜陋，個人的偉大和脆弱，利益的魅力和骯髒，卻也大體瞭解。我還是不斷努力去理解這個世界為什麼這樣，要變成什麼樣，以及，自己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
——我說這些，只是想證明，我不那麼容易被欺騙，不那麼容易相信空洞的口號。
信息革命和其他的革命不同，它是在真正的潮流中前進，而非利益團體決鬥後的勝者決定方向。誰最符合信息世界本身的規律，誰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Google不是一家公司，它是方向。而Apple作為一個品牌的勝利，只是階段性的。
《失控》的封面上，是一群蜜蜂飛出蜂巢去採蜜。KK是想說，信息網絡中，個體總是盲目的，但群體最後總有智慧去找到最後該走的路。我問他，那在花蜜被采完後，哪只蜜蜂發現了新的蜜源？是最聰明的那隻嗎？他笑笑說：總會有那麼幾隻。
週末，我在這裡寫下這些字，並不是激動得不能自已，要去遊行吶喊，我只是想和同類有一個擊掌：總有一些人被命運選擇，去發現，去創造，去改變。
我們這些程序員，就是那幾隻離群的蜜蜂。